思考赋予人生一种格调
思考本身给了人生一种格调，使你不会太在乎琐碎的问题。——周国平
郭世英对我一生影响最大
人物周刊：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写自传的想法？
周国平：一方面是因为一家很有实力的出版社主动来找到我，他们认为我的书在市场上没有做够，应该有更广泛的需求，希望与我合作。另一方面，我写自传的想法由来已久。
我从初中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到了大学，正是文革，由于政治形势非常危险——日记里有小资有怀疑，另一个原因是我日记的主角——对我的大学甚至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郭世英的去世，使我非常绝望，所以我把一大纸箱日记都烧了。后来，在广西工作期间，我又开始对那段时间做了断断续续的回忆——并有幸保留至今，成为我自传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是喜欢把日子过得明白一点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地回顾自己。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应当可以回顾一生了，也算是送给自己的退休礼物吧。
人物周刊：您在这个写作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如何？是否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周国平：我归纳自己的人生态度，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就是真性情。功利的，外在的东西并不重要，我更重视自己的内心生活，包括知性和情感生活。这样的生活态度——通过系统的回忆和反思，我发觉是和我小时侯的身心状况有关系的。
我小时侯就很敏感，身体上的、神经上的。比如手上划了一个很小的口子，盯着它看，看着看着，我就想，血啊，我也许就要死了，然后就真的昏过去——一般的垂危的场面都非常容易让我昏过去。我真的非常敏感，比较关注自己的感受，关注得比较细。这一点，使我在与外界交往上有障碍。我在初中是一直受同学欺负的，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女同学来我们男生的学习小组教我们做纸花，别人不给她开门，我开了，后来女同学走了，他们就把我的手背过去，按倒。所以，几乎每次从学习小组出来，我都是哭着回家的。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很难受很伤心的。
这一点，这些年都没变，不过是比以前更坚强了。比如现在，我成了点名，好像比较老练了，但其实在心里，还是对人际交往很怵的，很怕别人让我做讲座，能推的尽量推。
人物周刊：您的年轻时代的精神成长环境如何？
周国平：大学期间与郭世英交往那一段，占很大比重。他确实是影响我一生的人，我的精神追求的方向都是他奠定的。
进大学之前，很懵懂。从童年到少年，我的生活中没有导师，没有一个震住我的人——让我觉得就应当这样做人。我也不知道读什么书，尽管那时候是很爱读书的：家境贫寒，初中每天上学5站地我一小时步行，省下4分钱的路费，去中国书店买旧书，如果看到一本心仪的，就天天去盯着，直到自己的钱攒够了。那时候就是觉得读书是有意思的，自己是要一辈子做学问的，直到大学认识郭世英——认识他，让我认识到：学问、知识本身不是第一位的，生活、精神追求才是。
我是1962年进北大，正是文化专制严重时期，阶级斗争，反修，都开始了。大学课程非常教条，虽然是哲学系，但是哲学内涵非常少，也不是马列，是教条化的简单化的马列。统一的教材，是我们第一号的官方哲学家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读哲学系的人，基本都是中学的学生干部，要走仕途的。我当时的报考是出于求知，以为哲学横跨文理。
但入学不久，就发现在这样的大学学不到什么。认识郭世英，让我豁然开朗。郭在那个环境里完全是异类，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人的类型。高大英俊，幽默成熟，非常有人性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对真理认真的态度。印象非常深的是，入学教育讨论上，他反省自己，如何从一个“好学生”到开始问“为什么”，甚至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他读了大量我们无从接触的书，视野和我们非常不一样。他常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
人物周刊：这之后的思想成长历程又是怎样的？
周国平：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烙印深的还有在广西的8年半时间。我当时是县委小干事，后来是党校教员。主要工作是给农村干部读报，配合中央的宣传中心。这在农村已经是思想理论工作，但其实没有任何精神内涵，没有独立思考。我工作起来还是仔细认真的，比如批林批孔的时候，我非常认真地读了《论语》、《孟子》、《韩非子》，把儒家、法家比较一番，课讲的还是很有内容的，但怎么也不是创造性工作。有的人是有很强的精神本能的，我就是这种。当时突然发现人类的广阔的精神世界和这里没有任何关系，觉得非常可怜可怕。在那样年复一年的贫乏的环境里，看不到前途，异常压抑寂寞。
人物周刊：精神生活的来源呢？
周国平：想办法读书啊，宣传部书架里39卷的《马恩全集》和39卷的《列宁全集》，我通读了。然后发现县中学图书馆有一套解放前商务出版的万有文库，也想办法读到了。后来批林批孔，就可以看到古籍了，《史记》、《三国》都是那时候读的。我还写点东西，比如韩非的法制理论，还有一篇很长的研究列宁的一个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在落后国家发生，但很难完成，它反而更容易在先进国家完成，在落后国家是很容易复辟的……等等。我也没想发表，就是想尽量弄明白这些问题。
人物周刊：这一阶段您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周国平：我的人生态度是在这时候确立并牢固起来的。当时和我同去的有60多个大学生，基本是两种出路，要么是完全被同化了，没什么精神追求了；要么就是走仕途。论世俗的功利，我是有机会的——60来个人里，只有我一个一开始就分在县机关，但我不珍惜、不争气，就知道看书，也不会坐办公室。
后来我的一些同学相继到省城了，我却被调到偏僻的党校。我也不是不羡慕。但有次出差去看他们，回来我就坚定了——我不要那样的生活。他们劝我，搞什么理论问题啊，那是有人定下来的，不是你的事，你就搞好人际关系得了。我一没这个能力二也厌恶，所以也就算了。忽视外在功利，更注重内心，这个基本方向，也就定下来了。
人物周刊：现在的自己和那时候的自己有什么区别？
周国平：大的方向没有变，只是人变平和了，更看重普通生活的乐趣——比如与家人，与朋友在一起——年轻时候是很不屑的。
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
人物周刊：您是否介意被称为“畅销书作家”？
周国平：不介意。要看你怎么定义了。首先我不是特别畅销——当然在研究哲学的人里还算是畅销的。作家的畅销有两种，一种是为市场而写，就是盯着畅销去的，写手一类；另一种是“恰好”畅销。我算后一种吧。而且我的书也是长销的，至今前几本书还在重印。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读者的定位是什么？或者您只是写您心中所想？您希望读者从您的书中收获什么？
周国平：没有读者定位。读者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抽象的。而且我向来不是胸有大志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我更多的是关注自己。我希望读者通过我对问题的思考，学会面对自己的困惑，而不是沉溺或逃避。想清楚，会好受些。
人物周刊：您长期以来以写作哲理散文、性灵小品著称，您的哲学专业研究进度如何？这两种工作冲突吗？
周国平：我的哲学研究项目，主要有：1990年代初以前是尼采，1990年代中后期与徐友渔合作研究“当代语言哲学的比较”，之后，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有关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接受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就有兴趣了。长期以来，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态度，一直是简单化的，不把哲学当哲学，而是当思想武器，要解决问题的，非常功利地为我所用。比如尼采之于鲁迅，主要引进的是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要做主人不做奴隶，还有严复引进英国自由主义、进化论，都是如此态度。
之所以在尼采之后我没有做更长期的专项研究，是因为我个人生活的很多突变，失去女儿妞妞，离婚，等等，使我不能长时间集中精神从事那种类型的工作——那是非常枯燥、系统、严密的工作。
人物周刊：您能不能给哲学家做一个界定？哲学家应该有哪些必需素质？
周国平：每一个人对哲学工作者定义都不一样，差不多都是以自己的形象为标准的，都是自我辩护，我也难免啊。也许有两条标准：一个关注根本问题，以理性和感性方式，关注人生社会自我和他人的根本问题；二是凭独立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哲学家应有宗教家的灵魂和科学家的头脑。
人物周刊：在目前中国，哲学家这种身份有什么象征意义？
周国平：落伍过时的人。
人物周刊：当代中国，可以称为哲学家的有谁呢？哲学家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如何？
周国平：“哲学家”这三个字一般被用在三类人身上。一是哲学天才，真的能创造新的哲学思想，有一套可以为后人发展继承的理论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下一个哲学家也没有；二是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那就多了；第三，有哲学家的灵魂的人，为那些根本问题苦恼，以此为头等大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其他职业中的分布甚至比在哲学工作者中更多些。我就认识一个安徽农民。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哲学的真理，非常执着投入，找到北京，一定要发表他的论文，似乎不这样，真理就会和他一起死去。所以说，我们有的基本只是哲学工作者和哲学疯子。真正热爱这门学问的，勤奋踏实，学术上有贡献的不多。很多人，也就当个职业，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哲学本意上来说，都没热情，也就没有什么真成就——当然他可能会有很大的工作量，也可以评上职称。
人物周刊：您自己呢？您认同的自己的第一重身份是什么？哲学之于您呢？以哲学为专业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什么？
周国平：人，影响是不易察觉的，潜在的。可能看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主要是好的影响。哲学是一种分身术，有哲学思考习惯的人，就容易把自己分离，把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生活着的受苦的自我分开，站在上面看。有这样的习惯，可以活得明白点，可以度过难关。
人物周刊：您似乎很强调“认真”一词。
周国平：认真，是西方人文思想的关键。如果把人性分三个层次，生物的、社会的、精神的，那最高级的精神性的，就应当包涵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绝不糊里糊涂。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这个传统的。科学精神和严肃宗教的缺失，很大程度因为这个。
人物周刊：您看新闻吗？关心时政吗？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关系，譬如中美、台湾、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又是什么？
周国平：我基本不看电视，偶尔经过时看一眼。报纸翻一下，看看国际部分。我觉得基本是在浪费时间，那些信息绝大部分毫无意义。我不操心日常生活。至于改革、国际关系，我认为在报纸上看不到实质。我也没有去专门思考，因为那需要占有大量时间，我不可能花时间在上面，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比较关心伊拉克，恐怖主义是大问题。
人物周刊：那您怎么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您认同自己的这重身份吗？您怎样评价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周国平：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这样的定位。当然知识分子是有社会责任的，包括我本人也应当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不是社会责任，而是对神圣价值绝对价值的责任，没有这个就不宜谈社会责任。要清楚的一点是，在社会责任之上，还有对上帝（普遍意义上）的责任。谈到这个问题，我经常会有些偏激，我反对仅仅强调社会责任，因为我看到太多没有灵魂生活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内心是很糟糕的，很污浊的，与他们的公众形象是不吻合的。
人物周刊：您有什么社会兼职吗？每天的工作日程是怎么安排的？您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吗？娱乐生活有哪些内容？
周国平：我的生活很单调。早上跑步，9点开始工作到下午5点。晚上看看书、陪陪孩子。偶尔外出讲座，朋友圈子基本是学界的，也有艺术家朋友，我喜欢和他们玩，喜欢他们生命的奔放，我自己是很木讷的。喜欢看看意大利电影。
人物周刊：回顾往事，您最骄傲的事是什么？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周国平：骄傲的是有啾啾，后悔的是失去妞妞。
人物周刊：您最爱做的事是什么？最讨厌做的事是什么？
周国平：爱做的是读书写作。讨厌的是搞人际关系——很害怕，不舒服。现在情况好多了。写作让我经济上宽松了很多，使我可以不必为利益（可能是应得的）在权力人士间走动。诉说自己的需要这是难免的，比如为了房子。虽然要求是合理的，但我还是觉得那样做有些屈辱。现在自由了点，给就给，不给就算了。
人物周刊：您偏爱哪些作家、思想家？最近在读什么书？
周国平：哲学家里，尼采、叔本华——他们激情关注人生，柏拉图、康德——他们深刻，有创建，休谟、蒙田——平易亲切。文学家里，永远的最爱还是托尔斯泰，从他的日记和小说里，我看到一个真正关注灵魂、不停地反省和诘问自己的、苦恼真诚的人，他对人对生活的观察异常朴素，让我望尘莫及。
最近在读一本《娱乐至死》，批判图像文化取代文字文化的，不错。另有一本《哲学的慰藉》，一般，实用主义倾向严重，把哲学的灵魂去掉了。还有一本博尔赫斯的《80忆旧》，非常好。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的父母对您有什么影响？
周国平：我父母都是很普通的人，父亲是小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对我的影响是：老实做人，过简朴的生活。
人物周刊：您最想您的孩子明白的道理是什么？
周国平：一，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并做到尽善尽美。二，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前者是幸福所在，后一个是尊严所在。
人物周刊：您觉得做人首先要对什么负责？
周国平：自己，人的生命最可贵，没有人能让你再活一次，如果你虚度，也没有人能真正安慰你。
人物周刊：您曾经感到孤独吗？
周国平：经常会。这个挺好。比较不好的是，现在孤独的机会少了。家里热闹了，独处的时间少了，很遗憾。
人物周刊：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周国平：就是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早就发现了，没有答案的。但思考本身给了人生一种格调，使你不会太在乎琐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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