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国步、吊民残，大将坛有孤臣泪

来源：毛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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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和个人魅力的晚清重臣。

24岁中进士，后以合肥地区的团练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淮军，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庞大的淮系政治集团。

1860年代初，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南京）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

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开始进入权力中枢，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其任内，兴建了大批近代企业，创办北洋海军，派遣留学生等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首轮浪潮。对外奉行“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但由于国力限制以及自身认识的局限，使得“和戎”外交大多以失败告终，李鸿章被迫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历史书里，他是丧权辱国的罪人，是卖国求荣的权臣。

梁启超却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今天，我们不读李鸿章，不知爱国为何物，更不会知道，在历史洪荒中，一个渺小的人负重奋力前行时需要多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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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20岁的李鸿章北上乡试，乳虎出山，意气风发，挥笔一首诗：

丈夫只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觅封侯。

这诗写得豪气冲天，壮志凌云。马关时日相伊藤博文曾背诵了后两句，向面前这位坚韧的对手表达敬意。这首诗预示着李氏事业之起点，与他临终的绝命诗可以说相映成趣，令人叹息。

李鸿章自己的说法，他一生功业，“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文才武功，内政外交，政绩之隆，位列同治中兴“曾左李胡”四大名臣，后来活得最长，硕果仅存的晚清第一大政治家（梁启超语）。李晚年办洋务、办外交，是当时中国最了解西方世界、也最为西方世界所知的人物，当时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内战名将格兰特、大清中兴名臣李鸿章，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李还有一个称号“东方俾斯麦”。

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并不夸张，李鸿章一生发迹于铁血军功，得提携于恩师曾国藩。太平天国11年的内战，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各路大神在这场历史大戏中相继登台，精彩亮相。江南半壁江山糜烂，满清八旗绿营折戟，晚清第一大神曾国藩，以一个丁忧守孝的在野侍郎之身，振臂一呼，邪魔乱舞，保我儒教，一时间天下英杰云集。李鸿章进入曾氏幕府，掌文案，成为曾国藩的机要秘书，首席幕僚，负责最重要的文件工作，帮领导处理奏折。其中写的最著名一道奏折，就是弹劾翁同龢的兄长安徽巡抚翁同书。

翁同书作为地方长官守土有责，结果在战争中不战而逃。但翁同书是官二代，年纪轻轻就是省级干部，翁家可是当时没人敢动的政治望族，树大根深，从他爹翁心存开始，翁家就当翰林，当帝师，当大学士，“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在曾国藩的奏折中，李鸿章画龙点睛地加了24个字：“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两句话，就是将了中央一军，占据道德制高点，挑明背后的人脉背景，你看着办？结果朝廷不得不严办，翁同书充军边疆（本来是死刑，还是徇情从宽了），翁心存被活活的气病而死。

斗倒政敌，李鸿章成为曾国藩心腹，后来进一步发展成衣钵传人，同时由此与帝师翁同龢结下梁子，这一箭之仇，报在了甲午之战，小人误国，给李鸿章铸就了一口天大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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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世名节，毁于甲午、马关、辛丑。

一、甲午

甲午之败，罪魁并非李鸿章，实乃翁同龢误国。翁同龢执掌户部之后，掌握清廷的钱袋子，对于财政窘迫的北洋水师百般刁难。当时海军舰艇正值技术更新、战法革新，速射炮逐渐兴起，翁同龢六年没给北洋舰队拨款增置新舰，还讽刺李鸿章“深信夷人，动效夷法，广作机器，久糜巨资”。

而同时期的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公务员，勒紧裤腰带攒钱建海军，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节衣缩食饿得营养不良。战争之前，李鸿章加强备战，听从英国人建议采购新式军舰，还是因翁同龢故意拖延致使军舰被日本人抢先买去，改变了战前双方海军的实力对比。问题是真没钱吗？海军衙门干脆挪用海防经费为慈禧修三海及颐和园工程去了。

在19世纪后期由于外部刺激，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发生了两次自强运动，中国实现了同光中兴，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

作为洋务运动的成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表面上不输于日本，GDP远高于日本，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结果一败涂地。中国之败，败于体制之腐朽。北洋舰队由李鸿章以一人之力筹资经营，被视为李的私人武装，四处掣肘，八方牵绊。堂堂大清，竟然没有一支国家海军，各舰队属于地方统辖，各自为战。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告急之时，南洋舰队却坐视不救；刘公岛投降，竟有当事者致信日军，请求放还广丙一舰，说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整个甲午战争，梁启超公允之论，说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李鸿章以直隶一省之力与日本全国作战，焉能不败？

李鸿章作为一线主事人，是知晓内情的，自谓“裱糊匠”，他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唬唬人还行，真打就露馅了。所以他在中日矛盾激化之际，说服慈禧，消极避战，尽最大可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是知己知彼、老成谋国之举。战后也是李鸿章通过巧妙外交手段，以夷制夷，借力打力，引入俄、德、法三国干涉“赎辽”，迫使日本吐出了吞掉的肥肉辽东半岛，算是补救。战前跳的最高、叫的最欢的是谁呢？自然就是翁同龢，主战派，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贼”。他利用帝师关系，挑唆动年轻的光绪帝主战，树立权威，当时局面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主战派占据道德制高点，架不住光绪一天几个圣旨催李鸿章开打，打，打，打……

惨败之后，李鸿章说翁同龢你能你去和日本人谈吧，翁又推说自己不懂外交，当缩头乌龟，朝廷只好征召德高望重的李鸿章赴日背锅。

二、马关

李出马之前，清廷已求和三次，两次所派代表被日本拒绝，见都不见，极尽羞辱。其实没啥可谈的，因为李鸿章手里根本没有任何筹码。当时的局面是不可收拾，陆军、海军均全军覆没，相比来说，李主持的北洋舰队打的还算争气，黄海虽败但重创了联合舰队，真正在战场上一溃千里的是陆军，这也是战后军事改革编练新陆军的由来，小站练兵导致袁项城崛起，袁作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一手终结了满清三百年的气数。

谁都知道此时当代表签字割地赔款是吃力不讨好的千古大坑，谈成，谈不成，对当事人个人来说注定只有一个结局：身败名裂，千秋骂名。事总得有人办，锅总得有人背，梁书说，“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连作为对手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评价说：“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则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

在日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攻下帝都的情形下，日方气焰嚣张，谈无可谈，伊藤博文见面就对李鸿章说，“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不是李鸿章卖国，而是这个国不争气。堂堂一代名臣李鸿章，此时只能靠耍流氓、痞子气、碰瓷儿、博同情这些小聪明来与凶残的日本人竭力周旋，锱铢必较，斤斤计较。

转机发生在3月24日下午，第三轮结束，李鸿章走出春帆楼，回驿馆路上，遭遇日本爱国愤青山丰太郎枪击（这一枪之贵直接干掉日本1亿两白银），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袍，倒在血泊之中，随从慌成一团。李鸿章醒来第一句话是：“此血可以报国矣！”痞子气上来了，他不准医生动手术，只将伤口简单缝合，头裹白纱布，顽强的坐回到谈判桌前。世界舆论哗然，纷纷谴责日本，枪击李鸿章事件让日本气焰锐减，极为狼狈，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李鸿章用自己的一把老骨头和一张老脸为大清赢得了一点主动，一点同情，迫使日方让步减少1亿两白银的赔款。

当时，李鸿章已经是一个72岁的白发老人。每读及此，令人扼腕，令人心酸！ 

三、辛丑

从日本回来后的李鸿章名声就臭了，成了人皆可杀的国贼，被那些放嘴炮不干事的同僚撕咬，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唾骂，完美的成为背锅侠。

李鸿章的际遇，连外国人都心疼，李鸿章晚年访欧时俾斯麦曾亲口对他说：“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意思是：哥们儿，我是铁血宰相，威廉大君绝对信任，故能大权在握，扫平各邦一统德意志；你老弟大才谋国，但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娘们儿干活，底下又是一群脑残的庸官愚民，注定你无能为力，洗洗睡吧） 

然而，命运是残酷的，更惨烈的还在后面。1900年庚子之变爆发，在“爱国”群众们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激励下，慈禧老太太悍然对世界11国宣战，帝后西巡，逃出北京，留下一个魔幻、荒诞、更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庚子乱局与李鸿章实在没半毛钱关系，李此时是两广总督，正坐镇广州，南方通商日久，物阜民丰，民智开化，封疆大吏们接到圣旨之后，认为是“乱命”，拒不服从，北方胡闹！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东南几个省在搞“东南互保”，拒绝参战，暗通款曲，联省自治，张之洞、刘坤一几大督抚还准备推选李鸿章做“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如果历史顺着这条线发展下去，就不用辛亥革命了，李鸿章可能就是华夏第一届共和国“伯理玺天德（President）”。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李鸿章就是大清的救火队长，继续谈，继续背，签了更臭的辛丑。 

4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中肯，要论此人，必先捋清大时代之背景。李氏所处之时代：

一是满清为封建皇权发展之巅峰。几乎杜绝了权斗史上的权臣、外戚、太监、藩镇、边患等所有威胁，且满汉分殊，大权掌握在极少数满洲权贵手里，满人才是真姓“赵”。清朝真正的权力中枢是军机处，军机大臣才是真宰相，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名臣，虽然功盖社稷，名动天下，其实都没有入军机，终其一生都是地方督抚，一直被满清中枢宗室觉罗们警惕猜忌牵制抹黑。晚清名臣谈不上是商鞅霍光曹操张居正这种权臣，只能在极为狭小的约束条件之内搞搞洋务运动，说白了没啥权。

二是晚清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碰撞，文明冲突，史无前例，天翻地覆，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里，19世纪的天朝古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西方文明时，完全是盲目无知的，从傲慢自大到张皇失措，双方基本不在一个文明维度和话语体系，鸡同鸭讲，驴唇不对马嘴，就像是地球人与三体人之间的交流和对决。李鸿章的成长及所受教育，底子还是农耕文明下的儒家士大夫，机缘巧合先人一步接触到工业文明的黑科技、价值观、典章制度、游戏规则，他也是半瓶子醋，边看边做边学。所以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最大的弱项是四个字“不学无术”，看不清时代潮流、世界大势。

理解了这两条，就理解李鸿章。第一，他不是权臣，没有足够的Power，受到帝后、翁同龢、清流党、黄带子等各方势力的牵绊；第二，他面对的是远远超出他知识的复杂情势，虽然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最具现代意识最有能力的中国官员。

故此，他深感自己命运的无奈，这个救火队长其实是个裱糊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能负其责？” 

1901年，这位大清帝国的裱糊匠在收拾庚子残局时死于任上，享年78岁，临死前还有俄国公使在床头逼他签字。

李鸿章，谥号“文忠”，是仅次于他老师曾文正的第二美谥，朝廷颁给他这个“忠”，算是对他一生背锅的回报。李鸿章平生所受之委屈，所忍之羞辱，所负之重任，所扶之危局，忍辱负重，负重前行，实乃三百年来少有，其际遇唯后来另一位大人物可堪比拟。临终的李鸿章留下一首绝命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真正值得尊重的，不仅是英勇壮烈的死去，还有忍辱负重的活着。为那些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不惜付出身家性命千秋名节的另类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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