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胜利|大话JPM
撰文 杨青
作者介绍:杨青现任药明康德首席运营官
在美国加州硅谷门罗公园市,斯坦福大学校园的西面,靠近280高速公路的山丘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橡树林。在参天的橡树之下,零星地散落着几群别墅式样的低矮建筑。这些建筑从外表上看十分简朴不起眼,有些是木结构,两三层楼,依坡而建,掩映在灌木丛中。山坡的对面隐约可以看见斯坦福线性加速器笔直的管道。上世纪60年代,这座直线粒子加速器是全球最长最直的建筑,长达两英里。一条双车道公路从加速器和小山坡中穿过,连接斯坦福大学校园与280高速公路。
这条路就是沙山路,路旁的山坡上是全球风险投资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球办公室租金最高的地方。这条路被称为美国西部的华尔街,云集了全球大多数顶尖的风险投资公司,如KPCB、红杉资本、NEA、安霍风投等等。自20世纪70年代来,沙山路上的风险投资家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包括苹果、思科、甲骨文、亚马逊、雅虎、谷歌、Facebook和第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基因泰克。在这些外表平实的小楼里,风险投资家们与创业者、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为一个又一个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绞尽脑汁,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兴企业,对全球高科技行业包括半导体、计算机硬件、软件、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生物科技都有深远影响。
近20年前,我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沙山路,在一家小型战略咨询公司担任战略管理咨询顾问。繁忙的会议之余,我和同事、客户们经常会在橡木林中漫步,感受硅谷风险投资的脉搏。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受到硅谷创业文化的熏陶。两年后我也加入了附近一家生物科技创业公司,并参与支持公司随后在纳斯达克上市,经历了生物科技行业的跌宕起伏。
(沙山路2440号,我初入职场工作地址)
这段历程,促使我不断思索创新的来源和演进。我渐渐形成了一个观点:创新往往来自体系的边缘,来自非核心边界地带。这里有更宽松的环境、资源的限制,和思想开放另类的探索者。如果机缘巧合,创新的火花没准会迸发,让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当然,这个观点绝非原创。许多创新专家,学者都阐述过类似的观点。著名咨询公司德勤在硅谷设立了“边缘研究中心”,专门关注来自边缘的创新。
沙山路的出现是边缘创新的一个实例。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以及基金都集中在东海岸,风险投资作为一个行业仍处于萌芽阶段。东海岸的投资银行家的主业是服务IBM、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这样的500强企业进行融资并购,创业型公司还不在他们的视野中。早期的风险投资基金人数少、资金量单薄,他们就像西部片中的牛仔,来到硅谷拓荒,在主流金融圈之外,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蓝海和快速成长的机会。经过几十年的耕耘,沙丘路上的风险投资者才建立起了全球领先的风险投资产业集群,使沙山路上这片不起眼的小楼成为全球新技术革新的策源地和投资引擎。
硅谷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同时催生了另外一个相关的下游产业——专门为新兴创业公司服务的精品投资银行。上世纪60年代末在旧金山涌现了4家独立的本地的精品投行,它们专注于为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上市、融资、并购业务,找到了一个投资银行界的利基市场。这4家银行是H&Q、Montgomery、Alex Brown、Robertson Stephens,他们被东海岸的同行们冠以简称为HARM,又被称为“四骑士”。 其中的一家投资银行Hambrecht & Quist (H&Q)在高科技和生物科技行业十分活跃,曾负责苹果、基因泰克、亚马逊等公司的上市。80年代初在旧金山创办了生物科技投资年会,一直深受行业欢迎,这场年会就一直被称为H&Q健康产业年会。
世易时移,当年硅谷一批最早的创业公司逐渐成为全球高科技行业的巨头。追随着英特尔、苹果、基因泰克、思科的足迹的,是千百个科技创业公司,为四骑士投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业绩成长。同时,高科技行业终于不再是一个曲高和寡的小领域,开始吸引了总部在纽约的各大投资银行的觊觎。90年代末期,四骑士银行先后分别被来自东海岸的同行们所收购。H&Q先被Chase Manhattan银行收购,随之Chase又被JP Morgan银行所收购。所以,这个在旧金山每年一月召开的健康产业大会的冠名一再变化,从H&Q变成Chase H&Q 最终演变成JP Morgan (JPM)。时至今日,JPM健康年会依然是行业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行业盛会。只是新一代年轻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恐怕已经不再记得当年H&Q的风采和先驱故事了。
JP Morgan健康产业年会的演进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在金融行业里投资服务创新怎样从非主流边缘地带逐渐成为行业主流之一。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偶然和机遇,也显示了硅谷的创业者、投资者、律师及其他行业专家一起共同塑造并不断迭代的创新生态系统。
如果说对创新的投资是从金融产业边缘地带开始,那么,创新技术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呢?1976年全球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泰克在南旧金山市成立。共同创始人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Herbert Boyer 教授和年轻的KPCB投资人Bob Swanson。那时,美国医药行业的中心,无论人才、技术以及资金,都汇聚在东海岸和中西部。生物科技行业就是在这样从加州,一个行业边缘地带,由一批没有工业经验的科学家和投资人摸索而催生的一个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远离东海岸行业的传统和固化的思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重组蛋白技术能够在旧金山湾区这样一个宽松的不受到主流行业思想压制和挑战的环境下发展,这个边缘地带为生物科技行业的早期成长争取到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
(基因泰克公司两位共同创始人的铜像)
H&Q健康产业年会在这种环境下举行,一开始也是一个非主流的聚会,它主要吸引各个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高管与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使他们的商务发展、合作交流以及投资,融资,并购更加便利。H&Q年会对行业另外一个贡献,是它为大药厂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以及许可证转让交易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场所和机会。这是对行业的主流研发模式的变革创新。传统医药行业的研发流程高度垂直整合,基本上端到端的研发工作都是在公司内部进行。随着新药研发生产力的日益下降,大型药企越来越被迫地需要改变封闭的心态,与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并引进高风险的新项目和新技术。
今天,外部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医药行业研发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跨国药企研发管线一半以上的新药来自于外部的各种合作。合作方包括了大学、科研院所、研发外包企业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美国著名的生物科技风险投资家布鲁斯•布斯博士曾经在今年夏天发表过一篇博文,回溯了这段历程。他并且指出外部合作正在转化它的角色——从新药研发组织的边缘反客为主成为它的核心(见研发客彼岸专栏文章:创新的未来是内与外,虚与实的融合)。
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之下,JPM健康产业年会被赋予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意义。以前这是一个商务发展人士和机构及风险投资人专门参加的年会。现在所有跨国药企以及生物科技公司的最高领导都会出席年会。要么发表公开演讲,要么利用这个时间和不同的合作伙伴进行洽谈,使年会的规格和参会人数日益增加。有一些非正式的指标反映JPM人气的日益高涨,一个当然是旧金山联合广场周围酒店在年会几天内的平均每天房价已经超过500美金,而且必须提前半年预定。而那周从全球各地飞来旧金山国际机场的私人商务机数目剧增。
JPM健康产业年会有一个广为人知,但让初来者极其困惑不解的现象。通常说来,如果大家去参会,主会场肯定是人气是最旺的。JPM健康年会是正好相反。绝大多数的参会者既不会也没有机会参与JPM所组织的上市与私有企业宣讲会。相反,他们都利用行业高管、投资人齐聚旧金山的机会在主会场周围安排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会议,从清晨到深夜。这些在酒店里、咖啡馆里、餐厅里的交谈和会议,甚至是在人行道上寒暄才是JPM一周真正的魅力和精华所在。
这样的反客为主也揭示了边缘创新的另一个层面。那些在JPM官方年会上宣讲的报告固然重要,但许多内容公司会同步在网上以音频或视频向所有投资人发布。反而是会场之外的窃窃私语和圈内人士在酒会上的交流更能让人捕捉猜测到尚在萌芽酝酿的新趋势,新热点。打一个比方,这种形式很像是我们所用的智能手机开源的操作系统之一的安卓系统。JPM官方会议一旦把时间确定,为行业人士提供了一个时间地点的基础平台架构。剩下的大大小小的会议自然会围绕着主会场发生,以更加多样化的内容和方式,形成全球医药行业投资、研发、合作的一道奇特的风景。
如果遵循以上的边缘创新反客为主的思路,我们会问,中国的医药企业管理者、研发者、创业者、和投资者怎样利用JPM健康年会呢?我建议我们不妨将中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看作是全球医药行业的新的边缘和前沿,我们面临历史的机遇和创新的潜力。
在过去十年间,海外以及大陆的华人对JPM年会参与的程度不断加深。2004年百华协会第一次利用JPM年会的前一天举行小型聚会时,会议是在余国良博士家里进行,当时他是艾必通生物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那年参会人不多,议题注重于商务发展和合作。2016年旧金山百华年会无论是规模与话题,和12年前相比自然大不相同。我们有机会听到来自国内行业领袖的声音,期待来自全球的上百位百华会员及其他来宾讨论跨境投资的机会,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来自国内的投资人、创业者和管理者加入JPM年会的大军。我相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与全球医药健康行业接轨的大好机会。
药明康德在3年前第一次在JPM期间举办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到2016年已经是第四届。在过去3年里,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吸引了行业顶尖的研发负责人,创业公司高管和风险投资人作为演讲嘉宾,分享他们对行业趋势、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的展望,也让JPM的参会者接收到来自中国本土的企业的声音。2015年参加论坛的人数超过六百人,2016年论坛报名人数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越来越多行业人士希望了解药明康德全球化开放式研发生产技术能力平台的机会和潜力。
美国高科技行业以及生物科技行业在硅谷的飞速发展印证了边缘创新的巨大潜力。2015年12月21日,SpaceX 成功发射了猎鹰9号火箭并成功完成第一级火箭回收。埃隆·马斯克以边缘人的身份,带领SpaceX 团队颠覆了航天产业。在此之前,他的特斯拉电动车对汽车行业也是一场颠覆。马斯克远离底特律,远离休斯敦,在这两个行业的边缘地带另辟蹊径,重新定义行业的规则。
其实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枚不胜举。我们目睹深圳、杭州随着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发展成为与北京比肩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核心热点。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给来自边缘地带的创业者弯道超车的机遇,草根逆袭成了新一代励志故事的主旋律。
1999年春,在沙山路上,我还是一个入行两年的战略咨询顾问。一次机缘巧合,我与几位同事接待了一个来自中国企业的高管代表团,他们希望了解美国高科技企业怎样进行研发决策和风险管理。他们整个团队都很年轻,领队的是一位女士,当时担任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她问了许多有见地的问题。他们的虚心好学及自信执着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几年后我回国,从媒体上重新认识了这家企业和这几位访客,对他们当年的见解依然敬佩不已。这家企业就是华为,那位领队的女士后来成为华为公司董事长,她是孙亚芳。华为可谓从边缘创新一步步走到世界领先企业的典型案例。他们的成功对中国医药行业的企业是鼓舞,也是启迪。
1999年12月,我离开沙山路,加入了生物科技创业的大潮。我去的这家小生物科技公司,研发产品线几经浮沉转向,公司管理层三度大换血。最后在困境中与南加州另一家挣扎的小公司合并,抱团取暖。 随后公司在一个早期临床试验项目lesinurad上凭偶然的机遇发现了新的适应症的潜力,对研发战略和疾病领域再次作出重大调整,成功将该项目完成二期临床。公司于2012年被阿斯利康以12亿6千万美金收购,主要的价值就来自lesinurad项目。昨天,2015年12月22日,美国FDA批准了阿斯利康的Zurampic (lesinurad)以联合用药方式使用,治疗与痛风相关的高尿酸血症。
回首16年前的抉择,我感慨不已。来自边缘的创新,让全球高科技和生物科技行业充满了活力。在2015年即将结束之际,我衷心祝愿2016年的JPM健康产业年会给更多的来自中国医药行业的同行们崭新的体验和机会,更希望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医药行业新的边缘和创新的前沿!
参考书目与文章:
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
彼岸布氏心法系列文章之八:创新的未来是内与外,虚与实的融合
百华协会第13届年会计划于2016年1月10日(周日)下午1:30 ~ 6:30 在旧金山举行,这也是唯一一个在JPM医疗健康年会期间举行的华人医药商会活动。报名和详细日程请点击阅读原文。
往期大话JPM专栏文章链接:
杨青回顾百华社区如何建立信任
>>>JPM百华协会2016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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