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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书棋 朱浒 | “修德”与“承天”——汉画像石中的赵世家故事及其意义

岳书棋 ˉ 朱 浒 美术大观杂志 2022-05-17


岳书棋 朱浒 | “修德”与“承天”——汉画像石中的赵世家故事及其意义


文 ˉ 岳书棋 ˉ 朱 浒


【内容摘要】历史故事图像是汉画中的重要内容,其中,表现赵世家的历史故事主要有《桑下饿人》《狗咬赵盾》《赵氏孤儿》《豫让刺赵襄子》《蔺相如完璧归赵》等。汉画中赵世家正面形象的建构受到多方面影响,《左传》《史记》等经史著作对赵国多采取同情态度,赵氏因仁德而代晋是顺应天意,符合儒家的价值观;赵国君臣体现出来的对抗暴秦的反抗意识、勇武侠义的精神激起了汉人的历史认同。


【关 键 词汉朝  汉画像  汉画故事  赵世家  赵盾





在汉画像表现的历史故事中,春秋战国时期的赵世家形象具有正面性,与之相反,汉画像中的晋国与秦国(朝)形象则通常具有负面性。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等经史文献中,已经初步展现了赵世家的正面性倾向,此或与儒家思想中重“德”的观念密切相关。汉朝更加重视“德”在历史发展与国家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东汉时期,以贾逵为代表的儒生推崇《左传》等经史文献,汉画像中的经史故事大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赵国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汉画中赵世家的正面形象又与赵盾形象密切相关。赵盾作为赵世家的核心成员,充分展现了贤良有德的品格。天命与德行互为表里,有德就有天命,有天命则得国,失德则失国。在汉人心中,赵国与汉朝是“有德”的象征,晋国与秦国(朝)则是“失德”的象征。因此,刘氏代秦就如同赵氏代晋一样,是历史的必然。这既是对汉朝正统性做出的有力辩护,也体现了汉人对于历史运行规律的价值建构。

一、汉画像中的赵世家历史故事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汉画像中有关赵世家的历史故事有《桑下饿人》《狗咬赵盾》《赵氏孤儿》《豫让刺赵襄子》《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五种,本文搜集了赵世家汉画像材料十七例。其中,与赵盾相关的故事有三种,数量为八例,占赵世家故事的一半左右。

(一)《桑下饿人》

赵盾,谥号宣,又称赵宣子、赵宣孟。《桑下饿人》描绘了晋卿赵盾路遇饿人灵辄,施舍其食物的故事,“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1]。被追回的曹操高陵失窃画像石有“赵宣车马”“义人赵宣”“饿人灵辄”的榜题。[2]图中展现了赵盾递食物给灵辄的瞬间,充分展现了赵盾乐善好施的品德(图1)。图中赵宣车马迎面对人,赵盾下车俯身伸右手,将食物递送灵辄。跪于桑下的灵辄右手前伸,接取赵盾馈赠的食物。类似的图像还见于武氏祠画像中(图2),车马、食物、桑下跪人、舍饭之人等元素均与高陵桑下饿人图相同,根据邢义田先生的“格套法”可判断其为《桑下饿人》。图中车马向左行进,赵盾于车尾左手执汤匙、右手持盒给食灵辄,灵辄于桑下双膝跪地,头部靠近赵盾所持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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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ˉ 桑下饿人 ˉ 安阳曹操高陵画像(采自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院:《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 233 页,图一五二)

图 2 ˉ 桑下饿人 ˉ 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后壁小龛东侧画像(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八一)

(二)《狗咬赵盾》

狗咬赵盾故事发生的时间应为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左右[3],晋灵公对赵盾不满,于是纵犬伏甲欲杀盾。综合文献、武斑祠榜题及图像,灵公纵犬咬赵盾时,车右提弥明(也作示眯明)挡犬,灵辄则从埋伏的甲士中将赵盾救出。《狗咬赵盾》既表现了灵公擅杀大臣的残暴,也显示赵盾得道多助,即“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捍救盾,盾以得亡”。[4]

山东嘉祥武斑祠画像中亦有此故事(图3)。原石残损,已流失海外,有榜题“赵宣孟”“灵公”“宣孟晋卿,辄翳桑。灵公凭怒,伏甲嗾獒。车右提明,趋犬绝颃。灵辄乘盾,爰发甲中”。[5]图中,灵公坐于亭下,右手前挥,似在纵犬伤人,左侧一人抬足正对犬颈,应为提明,正是“趋犬绝颃”。有学者认为踢犬者为赵盾[6],不确。此幅图中赵盾应为最左之人,图中只露出半截身子,呈向左奔跑状。沂南汉墓中室东壁南侧画像(图4)有榜题“晋灵公”“獒也”,也在表现狗咬赵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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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ˉ 狗咬赵盾 ˉ 嘉祥武斑祠画像(采自傅惜华、陈志农:《山东汉画像石汇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第 454 页)

图 4 ˉ 狗咬赵盾 ˉ 沂南汉墓中室东壁南侧画像(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二一六)

(三)《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故事发生的时间约在晋景公三年[7],赵氏孤儿即赵武,为赵盾之孙、赵朔之子。时权臣屠岸贾灭赵氏一族,为报赵家厚恩,赵氏门客公孙杵臼以死换取赵武一线生机,“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8]同为赵氏门客的程婴抚养赵武至成年,助其报仇后从容赴死,“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9]赵武苦劝程婴,愿竭己力为其养老送终,程婴表示公孙杵臼等人之所以先死,是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现在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如果不去向逝者禀报,他们还在担心事情进展不顺利呢!于是程婴毅然自杀,赵武为婴守丧三年,世世祭祀。故事表现了程婴、公孙杵臼的侠义之气,也昭示赵氏一门有此忠节死义之士,其家断不会亡的历史轨迹。

武氏祠画像(图5)有榜题:“程婴杵臼,赵朔家臣,下宫之难,赵武始娠,屠颜购孤,诈抱他人,臼与并殪,婴辅武存。”中间榜题为“杵臼”,可知右侧跪坐男子为公孙杵臼,左侧为妇人抱婴,应为赵朔之妻怀抱赵武。《中国汉画像石全集》认为南阳杨官寺画像(图6)为《赵氏孤儿》,中间婴儿应为赵武,左右两侧成人为程婴与公孙杵臼;武氏祠左石室后壁小龛西壁画像中(图7)一女子抱婴儿,应为赵朔之妻怀抱赵武,右侧跪坐之人为程婴及公孙杵臼;徐州贾汪白集汉墓图像(图8)为笔者新考证出的《赵氏孤儿》图像,根据格套及图文关系的探讨,画面右侧表现下宫之难,屠岸贾攻打赵家的场景,左侧有两位妇人抱子,应为交换婴儿的情节。[10]

图 5 ˉ 赵氏孤儿 ˉ 嘉祥武氏祠画像(采自王子今:《汉代“襁褓”“负子”与“襁负”考》,《四川文物》2019 年第 6 期)

图 6 ˉ 赵氏孤儿 ˉ 南阳杨官寺画像(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6:河南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图一,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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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ˉ 赵氏孤儿 ˉ 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后壁小龛西壁画像(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八二)

图 8 ˉ 赵氏孤儿 ˉ 白集汉墓画像(笔者摄于徐州白集汉墓博物馆,原址保存)

(四)《豫让刺赵襄子》

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约发生在周定王十六年[11],赵襄子为赵武曾孙,豫让事晋国权臣智伯,智伯待豫让以国士之礼。智伯被赵襄子所灭后,豫让悲愤不已,认为“士为知己者死”,必须刺杀赵襄子方能无愧于心。首次刺杀失败后,赵襄子感念其重义,认为“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12],于是将其释放。豫让为继续报仇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再行刺杀又未果,于是恳请赵襄子脱下衣服让其刺杀,以谢智伯之恩,襄子则答应了豫让的请求,“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13]故事显示了豫让的重义,也凸显了赵襄子的贤明仁慈,司马迁借豫让之言“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天下莫不称君之贤”来褒扬赵襄子。

武梁祠东壁画像(图9)中,有榜题“赵襄子”“豫让文身以报知己”,文身即“漆身为厉”。

图 9 ˉ 豫让刺赵襄子 ˉ 武梁祠东壁画像(采自冯云鹏、冯云鹓辑《金石索》,清道光 16 年跋刊本;亦见于《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五〇)

(五)《蔺相如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故事发生于秦昭襄王二十四年。[14]和氏璧为赵国之宝,蔺相如为赵国宦臣缪贤的舍人,在秦国向赵国提出以地换璧的要求后,赵王听从缪贤的建议,派遣蔺相如带璧赴秦。在秦国,蔺相如看出秦王并无以地换璧的诚意,以手持璧胁迫秦王就范,“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15]然秦国终无诚意,相如亦不辱使命,将和氏璧完整送回赵国,最终“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16]。汉画像中展现的是蔺相如以手持璧胁迫秦王的瞬间,故事既突出了抗秦的主旨,也歌颂了蔺相如的勇武精神,“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17]。

《完璧归赵》故事在汉画像中有较多出现,其中带榜题的有山东沂南汉墓“蔺相如”(图10)、武梁祠“蔺相如赵臣也,奉璧于秦”(图11),其格套为蔺相如单手持璧,秦王伸手劝阻,在秦王与蔺相如之间多出现柱子,似呈现“以璧击柱”的情景。陕西神木大保当墓(图12)、绥德汉墓(图13~图16)中的完璧归赵画像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蔺相如左手持璧、右手前伸、双膝跪地,秦王亦跽坐、双手向前,似在劝阻蔺相如不要击璧。此双膝着地的蔺相如形象既不同于《史记》中记载的“持璧却立”,也不同于山东汉画像中的站立形象,可能另有来源;四川合川汉墓中的同类图像则夸大了蔺相如的持璧特征,身体也体现出较强的动态。蔺相如与秦王都被赋予了山形冠(图17)。

图 10 ˉ 蔺相如 ˉ 山东沂南汉墓(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二一三)

图 11 ˉ 完璧归赵 ˉ 武氏祠(采自冯云鹏、冯云鹓辑《金石索》,清道光 16 年跋刊本)

图 12 ˉ 完璧归赵 ˉ 陕西神木大保当墓(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二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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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ˉ 完璧归赵 ˉ 陕西绥德墓(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一六一)

图 14 ˉ 完璧归赵 ˉ 陕西绥德墓画像 18(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一二二)

图 15 ˉ 完璧归赵 ˉ 陕西绥德墓画像(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一五六)

图 16 ˉ 完璧归赵 ˉ 陕西绥德墓画像(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一五一)

图 17 ˉ 完璧归赵 ˉ 四川合川汉墓(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7:四川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六一)

汉画中的赵世家故事详见表1。


二、汉画像赵世家故事与汉人之褒贬

经过上述图像分析,我们发现汉画像赵世家故事中的相关历史人物形象是汉代工匠或艺术家歌颂与赞扬的对象,具有正面性。

《桑下饿人》中,义人赵盾施食灵辄;而后在《狗咬赵盾》的故事中,赵盾被桑下饿人搭救。二者看似是两个故事,其实是同一故事的前因与后果。在《赵氏孤儿》中,程婴、公孙杵臼相继为赵家赴死,一方面凸显了赵氏有“德”;另一方面凸显程婴、公孙杵臼的侠义;而赵武则在程婴赴死后为其守丧,凸显其情义。《豫让刺杀赵襄子》中,赵襄子首次被豫让刺杀时,因为豫让之义而予以释放,再次被刺后脱衣让豫让行刺,以完成豫让心愿,表现出对其刺客精神的敬佩,反衬出赵襄子的理想人格;《完璧归赵》中,蔺相如不畏强秦、机智果敢的品格更为人所称道,该图像也成为汉画像故事中表现最多、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

上述赵世家故事中,前三种均与赵盾有关,共同对赵盾的人格形象进行了塑造。《赵氏孤儿》的主人公虽然并非赵盾,但下宫之难是因赵盾而起。在《史记·赵世家》中,赵盾之梦对此有所暗示,赵氏孤儿赵武是赵盾之孙,程婴和公孙杵臼作为赵氏家臣,之所以舍身救赵武,也是为报赵盾之恩。程婴在自杀前就跟赵武说“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三种故事题材占已知赵世家故事主题的一半以上,可见赵盾在赵世家形象构建中占有核心位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画像中的晋国与秦国(朝)故事中,其主要人物形象几乎都是负面的。如《骊姬置毒》(图18)中的晋献公、骊姬,体现了晋献公听信谗言而杀自己的亲生儿子、骊姬阴谋陷害申生的阴险毒辣。《狗咬赵盾》故事表现了晋灵公的昏庸无道。因晋国无德,故《史记·晋世家》认为:“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衰……”[19]与晋公室衰微相对应的则是赵世家的蒸蒸日上。赵氏虽惨遭灭门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又重新获得权位,其曾孙赵襄子成为赵国的开国君主,三家分晋。秦国(朝)历史故事学术界研究较多,如《荆轲刺秦王》(图19)、《泗水捞鼎》(图20)、《完璧归赵》等,反映了秦始皇不得天命、贪得无厌、民众不附的失“德”形象,最终秦享天下不到二十年即被汉朝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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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ˉ 骊姬置毒(采自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院:《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 233 页,图一五二)

图 19 ˉ 荆轲刺秦王(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四九)

图 20 ˉ 泗水捞鼎(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图七七)

汉画中反映晋国、秦国(朝)的故事可见表2。

三、汉画像赵世家故事的意义探讨

汉画像中呈现的赵世家的正面形象,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渊源,可以客观反映汉人对赵世家的褒扬态度,对赵国的同情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共识。本文认为,赵世家故事与《左传》等史籍相契合,符合儒家价值观。赵世家故事中的抗秦主旨和勇武的侠义精神,以及赵世家故事隐含的历史意志及其历史隐喻在汉人心中产生共鸣,共同促成了这一现象的诞生。

(一)赵世家故事与史籍的契合

汉代高度重视以礼义道德教化人心、安定天下的作用,汉人认为运用礼义道德去治理天下,人民就会和乐,民风和乐则社会稳定,如果只是用严酷的法令去对待人民,民风就会哀怨,民风哀怨则社会动荡,这既是对秦朝灭亡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涉及统治者如何选择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所谓“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20]

汉人认识到了经史著作对于道德引导的重要性,诸经史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了汉画像历史故事的构建。《历代名画记》载:“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21]而班固与贾逵皆是博洽淹贯之儒,班固作《汉书》,“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22]。贾逵精通《左传》,“尤明左氏传”[23],“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理上安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24],认为《左传》体现先王之道,具有稳定社会、安定人民、匡扶社稷的独特作用。贾逵对于《左传》的解说也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同:“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25]跟从贾逵学经的弟子门生均被授官,令当时的学者们都很羡慕,“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26]。《左传》等经史文献通行于世,自皇帝至群臣、学者们都比较重视。班固、贾逵取诸经史而让画工绘制的图画,无疑应受到《左传》等经史故事的影响。

经史故事是如何参与赵世家正面形象的构建呢?我们认为,赵世家历史故事与儒家思想相契合。《左传》《公羊传》《史记》等经史文献中,赵盾形象已经具有正面性的特点。众所周知,赵盾因弑君的缘故而蒙受恶名。此说法始于晋史董狐,“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27]。《春秋》有“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28]的记载。但是,无论今文学派所重的《公羊传》,还是古文学派所重的《左传》,抑或司马迁的《史记》,对于赵盾的描述均为正面(表3),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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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灵公“不君”“无道”“侈”。《左传》甚至借用孔子的话为赵盾辩护,说他是“古之良大夫”,只是因为当时的法度而蒙上了恶名,这是非常惋惜的,如赵盾逃出晋国就可以免除这样的恶名。一言以蔽之,灵公因无德而死,而赵盾则不仅本人蒙受恶名,还累及子孙,惨遭灭族之祸。

其二,则为赵盾开脱,认为弑君的是赵穿,与赵盾无关。《公羊传》和《史记》都秉持这种看法,即“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29],《公羊传》进一步认为,赵穿弑君是“缘民众不说(悦)”[30]。可以说,赵盾形象的嬗变体现了儒家视角下的著书者对历史进程的阐释,为后世的汉人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依据,为汉画像中赵盾和赵世家形象的正面性构建奠定了基础。

上述经史文献中均有桑下饿人、狗咬赵盾的故事情节,并对赵盾的行为有所辩护。虽然诸文献对具体事件的细节描述中有相抵牾之处,但都充分展现了赵盾因仁爱得到民众附和、灵公不仁而民不附的价值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桑下饿人》故事,以《左传》的叙述最为详细。曹操墓出土画像石有榜题“饿人灵辄”,上述三书中仅《左传》提到“灵辄”,《史记》中的记载为“示眯明”,《公羊传》无载,采纳“灵辄”,而不用“示眯明”,可见《左传》在汉画图像中的特殊地位。无独有偶,武氏祠画像也有“车右提明,趋犬绝颃。灵辄乘盾,爰发甲中”的榜题,“灵辄”之名再次出现。“车右提明”即《左传》中的“其右提弥明”,而《公羊传》为“祁弥明”,《史记》为“示眯明”。此处榜题与《左传》的记载最相符合。但“趋犬绝颃”“灵辄乘盾,爰发甲中”的记载与《公羊传》记载类似,即“祁弥明逆而踆之,绝其颔”“然而宫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赵盾而乘之。赵盾顾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时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此事在《公羊传》中叙述颇丰。而《公羊传》的内容在武氏祠画像中也有体现,只是《公羊传》中只是点出救赵盾的是桑下饿人,并未出现人物姓名,武氏祠榜题则直指灵辄,犹可见《左传》之影响。这样的情况正合前述贾逵“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可证贾逵、班固等人取诸经史事参与汉画像构建的史实。从榜题识别的赵盾故事可知,《左传》对于汉画像的影响很大,而《公羊传》《史记》等文献与《左传》共同参与了汉画像故事的体系建构,且在汉画像中有相互融合的趋势,这对于我们了解汉画故事与汉代史学著作的关系有重要的作用。

(二)赵世家故事中凸显的抗秦主旨与勇武侠义精神

出于汉朝夺取天下正当性的考虑,秦朝遭到了汉帝国的极力贬斥,对此姜生先生已有宏论。[50]在《泗水捞鼎》《荆轲刺秦王》等汉画图像中,汉人对秦国极尽嘲弄,目的就是凸显抗秦的主题,为汉朝的正统性做辩护。

审视汉画像中的赵世家故事,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战国末年,秦国被六国视为“虎狼之国”,而赵国是少数能与强秦相抗衡的国家,其抗争也最为惨烈。长平之战中,四十万赵国将士被秦国坑杀。汉人对于同样与秦为敌的赵国,自然增加了诸多同情。汉画故事《完璧归赵》中,蔺相如的表现深化了对抗秦主旨的渲染,汉人认为其人“能信意强秦”,于敌国朝廷之上引璧叱咤、挥洒自若,以一人之力胁秦王及其群臣,使得秦国君臣失色却莫能奈之。对于代秦而立的汉朝而言,蔺相如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在汉画中,蔺相如多以勇武形象示人,有时直接表现为武士,例如在山东沂南汉墓的画像中,蔺相如与著名的大力士孟贲放置在一起,愈加凸显其勇武精神。《史记》中,缪贤评价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谋”[51],司马迁则认为,一个人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必定会极其勇敢。但是困难的事情并不在于死本身,而在于一个人可以在生的情况下主动选择舍身赴死。蔺相如在秦国举璧睨柱、怒斥秦王左右,胁迫秦国君臣,在强秦乃至诸侯之中树立了赵国的威严,但是如此勇武之人却避让远不如秦国强大的廉颇,更显智勇兼备。[52]从中可以看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史官对蔺相如的崇敬之情。

汉人对于勇武侠义之士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司马迁认为“豫让义不为二心”,“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53]蔺相如“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54]侠客则“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55]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6]

在表现赵世家的汉画故事中,深具侠肝义胆之士并不在少数,除蔺相如外,还有《狗咬赵盾》中的示眯明、灵辄,《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的勇者形象,勇于承担自己的职责,对死者仍然讲求信用,在生死抉择的关头舍生取义,无疑具有墨家的侠客精神,从而和荆轲一样留名青史,被汉人垂青。

(三)赵世家故事隐含的历史意志及其历史隐喻

在曹操墓出土画像石中,有“义人赵盾”的榜题,在上述经史故事中,均对赵盾其人极为推崇。《吕氏春秋》认为,晋灵公欲杀赵盾,却被桑下饿人所救,从而指出“德几无小”。赵盾对一人有德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么对万人有德又是什么结果呢?[57]以此说明赵盾实为有“德”之人。赵盾其人其行正是“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礼义积而民和亲……德教洽而民气乐”[58]的现实典范。

汉人认为赵氏开国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有学者认为:“春秋霸权进入衰微期之后,各国大权逐渐落在卿大夫阶层之手。于是一个新的说法开始在卿大夫社群中流行:‘德’是权利的真正源头,卿大夫执政而取得辉煌的成绩是他们‘修德’的结果。”[59]《左传》等经典著作推崇赵盾的德行,并为“赵盾弑君”做辩护。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更为推崇德行,赵盾行善立德,则得人之助,逃殒身之祸,后代得以享国,这就构筑了汉人心目中的历史运行逻辑。在《史记·赵世家》中,即以“四梦”串联起了赵家的兴衰浮沉,这与汉朝盛行“天人感应”及谶纬之学也有脱不开的联系。

如果说赵盾为赵世家的正面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世家的开国则更具神秘色彩。在汉人心目中,赵世家实因贤德而承天命。在《史记·赵世家》中,天帝提前告诉赵简子,晋国将要衰乱,而赵将灭二卿、立毋恤为太子、得代地,甚至寓言了赵武灵王胡服改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此外,还提出了贤贱以天授为贵、贤则贵的思想,以此表明尊贵与否并不因血统而确定,而是因贤德决定,有天命则尊贵,这些论断为赵开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太子毋恤即赵襄子,其本人出身并不高贵,所谓“其母贱,翟婢也”,却因其贤德而成为赵国的开创者。同时,赵襄子得到了上天的授权,受“三神之令”,寓言了赵即将打败智伯、得林胡之地等事件,最终三家分晋,赵与韩魏并列。可见在汉人心目中,赵世家的开国是因赵氏族人贤德而得天命的结果(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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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赵国取代晋国是因为赵氏族人有“德”,而得到了天命的认可,那么,汉朝代替秦朝是否遵循同样的道理?如同赵国代晋一般,汉代秦遵循的是相同的历史逻辑,因为秦政苛刻无德而失天下,汉朝得天命而有天下。姜生认为:“汉墓画像作为原始可靠的汉代图像文献,沉淀着传世文献所不见的思想历史,保存着两汉信仰中基于儒家思想、特别是《春秋》史观对历史人物的等级化拣选和批判。”[63]赵世家有德而裂地称王,秦朝失德而失天下,赵世家作为赵盾等人德行的历史逻辑结果,汉人自然对其少有贬斥,因为在汉人心中,汉朝取代秦朝可能也是相同的逻辑。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1674页。

[2]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院:《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33页。

[3]“晋灵公十四年,赵穿杀灵公。”见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612页。

[4]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1782页。

[5]张倩倩:《嘉祥武氏祠历史故事类画像石:题记、画像及文献叙事考论》,《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第131页。

[6]蔡奇玲:《从图像学论经学——山东画像石故事的春秋大义》,《形象史学》2020年上半年(总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7]“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见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1783页。

[8]同上书,第1784页。

[9]同上书,第1783-1785页。

[10]2017年,笔者在第五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徐州白集汉墓“赵氏孤儿”内容画像石的甄别及其意义》,将该画像石解读为赵氏孤儿故事。

[11]“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58页。

[12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19-2521页。

[13]同上。

[14]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39页。

[15]同上书,第2440页。

[16]同上书,第2441页。

[17]同上书,第2440页。

[18]张道一先生在《汉画故事》中认为此图是窃符救赵,不确。

[19]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1687-1688页。

[20]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53页。

[2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三·述古之秘画珍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第69页。

[2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1373页。

[23]同上。

[24]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1237页。

[25]同上,第1236页。

[26]同上,第1239页。

[27]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十·宣公二年》,第399页。

[28]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三·春秋经三·宣公二年》,第83页。

[29]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1675页。

[30]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第343-344页。

[31]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十·宣公·二年》,第397页。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35]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第343-344页。

[36]同上。

[37]同上。

[38]同上。

[39]同上。

[40]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1782页。

[41]同上。

[42]同上。

[43]同上。

[44]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1675页。

[45]同上。

[46]同上。

[47]同上。

[48]同上。

[49]同上。

[50]姜生:《“秦人不得真道”考》,《文史哲》2021年第1期。

[51]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0页。

[52]同上书,第2451-2452页。

[53]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38页。

[5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314页。

[55]同上书,第3318页。

[5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3181页。

[57]吕不韦:《元刊吕氏春秋校订·卷第十五·慎大览第三·报更》,凤凰出版社,2016,第215页。

[58]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53页。

[59]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245页。

[60]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1788页。

[61]同上书,第1789页。

[62]同上书,第1794-1795页。

[63]姜生:《“秦人不得真道”考》,《文史哲》2021年第1期。

 

(岳书棋,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朱浒,美术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3期第47页~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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