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高田时雄 | 伯希和与内藤湖南
伯希和与内藤湖南
文 ˉ [日] 高田时雄 ˉ 译 ˉ 范丽雅
【内容摘要】伯希和与内藤湖南是两位在20世纪东洋史研究中留下诸多业绩的汉学界泰斗，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尤为卓著。从很早开始，他们便对彼此有所耳闻，但直到1924年夏，内藤赴欧视察访书之际，两人才终于碰面，并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本文依据法、日两国收藏的第一手史料及大量珍贵照片，在追寻连接两位学者共同点的同时，亦考察围绕敦煌古文献的研究，他们之间所展开的互动关系。
【关 键 词】敦煌学 古文献 汉学家 访日 访华 学术交流
前言
法国汉学家保罗·欧仁·佩利奥(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中文名伯希和)与日本近代“东洋史”学泰斗内藤湖南(1866—1934)是两位在20世纪近代“东洋史”，尤其是敦煌学史上的著名学者。毋庸赘言，伯希和比奥莱尔·斯坦因晚一年,在1908年2月来到敦煌莫高窟，接下来他在藏经洞内鉴别和精选写本，带走了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精品。至于内藤湖南，他从很早就开始关注大谷探险队携回的物品，并致力于新出土资料的价值阐释，故对敦煌古文书发现者伯希和的名字早有耳闻。本文在追寻连接这两位学者交接点的同时，也检证一下他们交游的足迹。
一
内藤湖南第一次见到伯希和是在大正十三年(1924)的夏天，即他与石滨纯太郎(1888—1968)、儿子乾吉、女婿鸳渊一等一起赴欧访书之时。虽然在这之前，他们互相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湖南知晓伯希和的名字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当是罗振玉(1866—1940)告知他发现敦煌文书之际。同年11月12日，湖南立即给《大阪朝日新闻》寄去了题为《敦煌石室内发现的文物》的文章，文中写道：“光绪三十三年[明治四十年（1907）]冬，居住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伯希和氏在清国的西北边陲新疆省旅行，至迪化府之际，伊犁将军长庚惠赠其右石室书一卷。”[1]从把伯希和说成是“法国传教士”这点来看，内藤此时似乎对伯希和不太了解。撰写这篇报道文章时，湖南依据的是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但这篇文章上头也只有“法人伯君希和”[2]，并没有“传教士”这一说法，因此所谓的传教士乃是出自内藤错误的推测。笔者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湖南并没有掌握有关伯希和个人的准确信息。不过，从十几天后的11月24日开始连载四次的《敦煌发掘的古书》[3]一文中，湖南准确无误地介绍了伯希和：“这次参与发掘的据说是一个叫保罗·伯希和的法国人，他是法属东京的河内东方考古学教授，今年才31岁。”这或许是经由湖南的大学同事，即对欧洲汉学动向极其熟悉的桑原骘藏(1871—1931)或羽田亨(1882—1955)的提醒，才订正的。[4]不过，在这之前，湖南认识伯希和的机会也不是没有。明治三十六年(1903)出版的《法属印度支那》[5]一书上，有关于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的详细介绍，该书好几处都提到伯希和，湖南极有可能过目过，因为受该书的编辑泽井常四郎委托，湖南协助他编纂了参考书目。[6]笔者认为现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的湖南旧藏本，无疑就是编辑者惠赠的书。翻阅一下该书，发现湖南似乎仔细阅读过，书籍装订亦变得相当松散。湖南应该知道远东学院有一位叫伯希和的青年学者，但这些似乎没有明确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即便湖南记住了伯希和这个名字，也不会想到河内的伯希和与从敦煌带走大量写本的伯希和是同一人物。
那么，另一方的伯希和知道内藤湖南这个名字是始于何时呢？湖南在中国的文人学者中拥有广泛人脉，伯希和亦一样，因此出于某种机缘，伯希和有可能从中国学者那里，闻知日本有一位叫内藤湖南的人物。不过，能敲定两人相识的准确时间点应是1912年，此时，伯希和为湖南出版的有关日本古写本《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冥报记》《王勃集残卷》撰写了长篇书评，并刊载到《通报》(T’oung Pao)上。伯希和的这篇书评题为《由内藤虎次郎氏出版的日本近刊唐代写本三种》(Trois manuscrits de l’époque des T’ang récemment publiés au Japon par M. Naitō Torajirō)。[7]伯希和撰写这篇书评实际是来自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的怂恿，估计湖南的书籍也应是沙畹提供的。内藤文库保存的沙畹致湖南的书信[8]透露了其中内幕。沙畹在这封信中，告知了湖南以下事宜：首先，对经由榊亮三郎(1872—1946)转寄给他的上述三种出版物表示感谢，说所有汉学家都会对这些书籍抱有强烈兴趣；还说将由伯希和撰写书评，这篇书评将会刊载到正在印刷中的《通报》杂志上等。印度学学者榊亮三郎也是湖南京都大学的同事，他自明治四十年(1907)3月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4月旅居法国，与沙畹关系密切。[9]湖南托榊亮三郎把自己编辑的三本书赠给具法国汉学骁将之大名的沙畹。[10]鉴于湖南在《冥报记》的跋文中提到伯希和带走的写本，当时作为《通报》主编之一的沙畹考虑到书评或许由伯希和撰写更适合，因此，这亦成了伯希和知晓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内藤湖南的机缘。
此后10多年漫长岁月匆匆而过，这期间内藤湖南与伯希和之间不曾有过交流的痕迹。到了大正十三年(1924)夏，湖南终于踏上了欧洲访书之旅。如前所言，这次欧洲之行是他引率石滨纯太郎、内藤乾吉、鸳渊一等人的团体之旅，其主要目标就是英法所藏敦煌古文书。敦煌古文书自被发现以来，对其价值的认可和评价，日本学界最为积极，而展开积极宣传活动的就是内藤湖南，但他始终没有得遇亲自赴欧调查写本的机会。另外，在湖南的京都大学两个同事中，狩野直喜(1868—1947)早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至大正二年(1913)赴欧，羽田亨则从大正八年(1919)开始在欧洲滞留了两年。因此可想而知，对此次的访书之旅，湖南期待良多，为此还事先做好了周全的准备工作，这从他为了追求调查活动的效率和彻底而带亲友一起去中可窥一斑。[11]
二
经由马赛进入巴黎的湖南由当时定居在巴黎的流亡俄裔学者谢尔盖·叶利塞耶夫(Serge Elisseeff，中文名叶理绥，1889—1975)做向导，先参观了吉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8月22日，他们在雅各布大街13号的古德纳书店(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偶然遇见了伯希和。[12]第二天，即23日，还是在叶理绥陪同下，湖南拜访了伯希和宅邸。这年伯希和46岁，湖南58岁，此时，两位学者才算第一次见了面。
依照湖南原先的调查计划，他们打算先去伦敦大英图书馆调查，之后返回巴黎，调查法国所藏写本，因此其在25日便离开了巴黎前往伦敦。在伦敦滞留一个多月后，9月29日夜，湖南从伦敦给伯希和寄了一封信，曰：“伯希和翰林大人阁下：夙诵高著，久企盛名，前月奉教，顿慰渴想……惜此地弟未获良朋，如此快事，无可与语者，甚欲与阁下畅谈古今，日内拟再图良觌，幸勿悦指诲，岛地多雾，木叶早落，老躯怯寒，未堪久留。遥料上邦尚暖，起居佳胜，先发肃泐，顺请文安。”(图1)[13]虽措辞多少有点夸张，但因为巴黎的调查活动需要伯希和的协助，或许是必要的外交辞令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湖南在大英图书馆的调查活动被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所阻扰，未能取得充分的成果，因此，他可能抱有把在英调查的不顺尽可能在法国补回来的念头。
图 1 ˉ 内藤湖南致伯希和书信 : 《与伯希和翰林》
湖南一行从伦敦返回之后，先去了一趟德国，然后才终于开始在巴黎的调查活动，而巴黎的调查如湖南所期待，进展顺利。除了在国立图书馆的调查之外，湖南甚至还被伯希和准许阅览存放在他私邸的古文献，湖南他们得以拍摄了许多照片。照片的拍摄得力于当时来自庆应大学的留学生松本信广(1897—1981)的无私帮忙。松本周旋于国立图书馆、伯希和、照相馆三者之间，充当中介人，居中斡旋。在湖南一行归国后，松本也继续为其处理后续工作。在伯希和私邸的调查分别是在1924年12月4日、12月5日、12月10日的三次。11日晚，湖南出于感谢之意，在日本料理店宴请了伯希和与叶理绥，石滨、松本、鸳渊、乾吉当然也作陪出席了宴会。关于湖南的欧洲访书之旅，笔者曾草就过一篇小文论述过，这里略去详细。[14]伯希和把他本人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收集的四个回鹘文木活字作为纪念，赠给了湖南。这个纪念品至今还保留在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15]伯希和在拜访外国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时，以这四个回鹘文木活字相赠是他的惯例[16]，赠给个人却极其罕见，可谓是他厚遇湖南的表现。伯希和与内藤湖南不仅在学问上彼此互相敬佩对方，而且两人脾性看起来亦相投。安藤德器介绍了如下一则从与湖南一起赴欧的湖南之子乾吉那里听到的趣谈：“伯希和原本军人出身，为人粗线条，这点和我父亲一脉相通。他居然穿着睡衣接待我父亲，可见他们俩关系到了肝胆相照的程度。”[17]穿着睡衣接待来客原本对于伯希和来说，似乎是他惯常待客之道。[18]当然，伯希和也是一个异常神经质，且与人交往时，好恶明显表露在外的人，但他却例外地喜欢湖南，这点确凿无疑。估计伯希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稀客，也是学问渊博的老者抱有好感。[19]
至于存放于伯希和私邸的写本的拍摄工作，每次，松本信广都得先从伯希和家把写本取出来，拿到照相馆去拍摄，这样来回好几次，渐渐地，伯希和变得不耐烦起来。不过，松本信广后来向湖南报告说：“他拿到先生的汉诗之后，心情变好了。”[20]或许这件事给松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后来给石滨纯太郎也寄去了同样的报告。[21]在湖南七律诗的尾联中，有“学术如今泯畛域，大师中外独推君”(图2)[22]一句，或许这句诗让伯希和感到分外喜悦。
图 2 ˉ 内藤湖南致伯希和汉诗 : 《奉呈伯希和翰林先生七律》
三
与伯希和加深了亲密交流关系的湖南归国后，每当后辈和学生赴法做海外进修时，必以介绍信形式援助他们的在外研究。1930年京城大学(1924年在日本统治时期的朝鲜汉城设立的京城帝国大学，1946年废止—译者注)的玉井是博(1897—1940)，1931年京都大学的那波利贞(1890—1970)，1932年姬路高等学校的丹羽正义分别因海外研究而赴欧时，湖南都不辞劳苦地将他们介绍给了伯希和。这些介绍信都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的《湖南文存》[23]中，还有一部分原件保存在吉美博物馆。笔者把丹羽正义所持的湖南介绍信收录于此，供读者参考(图3)。[24]介绍信的日期是1932年6月12日，信中“如闻今岁文旆将临下国，此间士子翘企非一日矣。若得比及清秋迎驾三山，把臂谈往，乐当如何”的内容值得注目。当时的日本似乎流传着伯希和要访日的小道消息。熟稔欧美学界的石田干之助(1891—1974)还以《汉学家伯希和》为题，撰写了三人对谈形式的游戏文章，称对伯希和访日有九分的把握。此外，还有一位似乎同样是石田本人的作者更是大张旗鼓地宣称：“对于我们，这可是比卓别林访日超出数倍的大新闻。”[25]或许湖南看到了这则消息。原本伯希和在这之前确实表示过访日意愿，湖南是从当时在巴黎的那波利贞那里获取到这个信息的。虽然信件有点长，我们还是披阅一下那波1931年11月15日书信的相关内容。[26]
图 3 ˉ《与伯希和翰林》[ 昭和七年（1932）] 信封和正文
上次先生关照我拜会伯希和博士之事，由于博士太忙，过了一段时间，才在昨天11月14日给我回信，我才与他见了面。一递上先生赐给我的介绍用名片，伯希和博士便似乎非常怀旧地询问先生近况及健康如何。另外，我把出发时先生交代下来的话传达给他时，博士说眼下很忙，但实际忙于日本和朝鲜之旅的准备。或许是正在准备旅行之故，博士谈到了在日本参观正仓院是他唯一的乐趣。不过，我告诉博士，参观正仓院，若不是趁在11月举行晾晒宝物(曝凉)之际，恐怕无法参观。博士说知晓此事，说遗憾不能提早出发，因此抵达日本的预定日期当然也无法确定，甚至连何时出发都还没确定。只是告诉我说希望能于近日出发，但能否实现访日计划，目前尚不能确定。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伯希和甚至连出发的日子都还没完全确定，那是因为伯希和访华的日期最终定在了一年后的1932年11月的缘故。同样，在那波利贞的书信中，也有“伯希和博士出发之前，我再三告诉他老师久候”的记述[27]，由此可知，此时伯希和已离开了法国。
这年，伯希和于12月抵达上海，15日晚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8]做了演讲。[29]其后，他在1933年年初抵达北平，1月10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30]为伯希和举办了欢迎宴会。[31]除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外，估计伯希和在中国其他各机构也演讲过，但笔者无法知其详情。[32]总之，此时伯希和并没有顺道来日本。湖南得知伯希和到了北平，遂作《寄伯希和在燕》七绝一首，遥寄伯希和。[33]诗云：“怅望西天眼欲穿，落花啼鸟惜韶年。江河日夜东流水，不为吾侬送客船。”这首七绝传递出湖南望眼欲穿地期待伯希和来访的焦急心情。寄给伯希和的这首诗的原件现藏吉美博物馆(图4)，上有湖南题写的“待伯希和翰林两月不至，赋此奉寄以促其速发”字句。结果是伯希和此次旅行未能访日，石田干之助所谓伯希和能来有九分之把握的预测内容亦没能实现。但伯希和离开法国的时候，似乎抱有顺道来日一趟的打算，可能是旅行途中发生了使他必须马上回国的大事。不过，湖南最终没能实现与伯希和再见面的愿望，于昭和九年(1934)6月26日在恭仁山庄逝世，享年67岁。
图 4 ˉ 内藤湖南的七绝 : 《寄伯希和在燕》
四
湖南去世后第二年的1935年，刚好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即位二十五周年，英国筹划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东方美术品展，作为纪念乔治五世即位二十五周年的文化活动。伯希和被选为展品征集使节(正确名称应为英方展品选件委员会委员——译者注)之一，为此赴中国和日本。[34]这次伯希和于5月先赴北平，和该地学者开展交流，6月在上海负责挑选展品。除此之外，6月6日，伯希和还赴法租界公董会(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à Shanghai)[35]，出席法国政府捐赠给东方图书馆1600册法文书籍的捐赠典礼。[36]东方图书馆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化为灰烬。
伯希和仓促中离开了上海，乘坐的是日本邮船“秩父丸”[37]，于6月12日下午抵达横滨。《史学杂志》汇报栏上，有“伯希和氏6月12日抵达横滨，立即赴东京，在国际文化振兴会石田干之助氏陪同下，参观了宫内省图书寮、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库等，16日出席了由各界有志人士为他在丸之内的‘中央亭’举办的欢迎宴会，和我国(日本)的汉学家及佛教学者展开交流，就这样，伯希和氏结束了其在东京的匆忙日程，亦在石田氏的陪同下，赴京都”的记载[38]，依据这则报道，大致可知伯希和在东京的行程。[39]至于伯希和在京都的行程还是从《史林》等刊的报道文章[40]中，略知一二。依据一篇名为《伯希和博士抵京都》的报道文章，其大致行程如下：
把京都视作东方学中心的伯希和博士终于实现了积年夙愿，于6月19日抵洛(京都)，高兴地会晤了以狩野博士、羽田博士为首的素有亲密交流关系的诸位先生，并参观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住友(家)、藤井(家)、富冈(铁斋)、守屋(家)、内藤(家)、山中(家)诸氏收集的收藏，还受到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帝国大学、日法学馆等机构的欢迎。25日，伯希和博士参加完湖南先生一周忌法要之后，于当日晚上10时在神户港解缆，踏上归国之途。
以下，笔者依据《史林》杂志更为详细的记述，并适当地参考其他资料，追寻伯希和较为详细的在日足迹。
伯希和由东京抵达京都是在6月19日夜里10点45分[41]，时间相当晚了。在巴黎和他有一面之缘的鸳渊一、那波利贞、岩井武俊等到车站来迎接。依据当日的岩井武俊日记，行程如下：
前往京都站去迎接乘坐10时45分的列车，由东京来京都的法兰西公学院教授伯希和博士(东方学家，前年在巴黎认识的旧知)夫妻。石田干之助氏(国际文化振兴会)为东道主。日法学馆的马尔尚氏夫妻、那波利贞、鸳渊君等出迎(图5)。[42]
图 5 ˉ 1935年伯希和抵达京都车站后的纪念照
伯希和在京都的住处似乎是位于山科九条山的日法学馆。[43]第二天，即20日，他拜访了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拜见了狩野所长，还参观了所内设备及陈列品。[44]第三天，即21日的行程无法知晓，但笔者推测恐怕也是赴收藏家宅邸参观他们的收藏品。22日正式拜访京都帝国大学，会见了总长等人之后，在文学部陈列馆鉴赏了数十册东洋史研究室以及附属图书馆所藏的珍稀善本书籍。现存有可能是伯希和在此时应羽田亨之邀而留下的签名，他的签名刚好就在5年前访日的斯坦因签名底下，笔者把这个签名作为图6附在本文中。[45]该签名上明确写着“22.VI.35”的日期。依据《史林》杂志，当日晚，京都帝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一起在“都”饭店举办了欢迎宴会，中国研究方面的教授和副教授以及讲师等约40位出席了宴会。宴会上，伯希和致辞追悼湖南，遗憾的是他的悼词没有遗留至今。
图 6 ˉ 羽田亨芳名录所见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签名
另外，此次伯希和访日的目的之一就是去拜访湖南的恭仁山庄，这个目的在访问京大后的第二天（即23日）终于得以实现，他见到了湖南的遗孀郁子夫人，同行者是内藤家嗣子乾吉、羽田亨、石滨纯太郎以及石田干之助等。现存有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图7)。[46]伯希和当时以简短的留言代替了署名(图8)。[47]
图 7 ˉ 1935年伯希和拜访内藤湖南故居恭仁山庄纪念照
图 8 ˉ 恭仁山庄的伯希和亲笔留言
En souvenir de ma visite à la bibliothèque du professeur Naito où je suis venu comme un pélerinage. 23 juin 1935. Paul Pelliot（我朝圣般地拜访了内藤教授的文库。1935年6月23日，保罗·伯希和谨题）。
这天，石滨纯太郎特意抽出时间，从大阪赶来了。石滨原本在6月20日就给住在九条山日法学馆的伯希和寄去了明信片(图9)[48]，信中记述道：“硕儒远来，难禁旧雨之情，当即星驰，敬领高教，奈何世务匆忙，人事牵连，握手言欢，或恐难期，乃搜于筐中，索得旧稿四篇。附邮赠呈座右，以述倾葵之意。”言下之意因公务繁忙，他或许来不了。不过，这天石滨终于还是挤出时间，赶到了恭仁山庄。
图 9 ˉ 石滨纯太郎寄给伯希和的明信片
伯希和25日参加了在鹿谷法然院举行的湖南一周忌法要。关于这天的情形，依据岩井日记，可知大致情形如下：
鹿谷法然院举行内藤湖南先生一周忌法要。上午九时开始参拜，过十时法要开启。狩野、松本、小川、中西、小西、滨田、羽田、新村、铃木、小岛、清野、鸟泻、矢野各位博士及其弟子等约百名参列。滞留京都的伯希和博士、增上寺贯首大岛彻水师、犬养健氏等各位也来参拜。法要过十一时完毕，供上净斋。
现存有被认为是在当日于法然院拍摄的照片(图10)。照片上，站在伯希和左边的是羽田亨，右侧是内藤乾吉、宫崎市定。有关这张照片，《东方学》上的图片说明是“昭和十年（1935），京都瓶原的恭仁山庄，拜访已故内藤湖南邸的伯希和教授。左边起，羽田亨、伯希和、内藤乾吉、宫崎市定等诸氏”[49]。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明确是在恭仁山庄拍摄的照片另有图7一张，在那张照片上，旅行中的伯希和穿着和上述图10照片一样的西服，但羽田亨却不是身着礼服，而是西服，乾吉也不是身穿有家纹的传统和服，而是着西装。因此与法然院举行的一周忌法要服装相匹配的当然是图10照片。笔者认为这张才是在法然院拍摄的照片。尽管这只是琐碎小事，但笔者认为也是值得填写的一笔。
图 10 ˉ 1935年伯希和与日本汉学家在法然院内藤湖南去世后的一周忌上
结语
就这样，结束了短暂京都之旅的伯希和于1935年6月25日下午两点从京都车站乘车赴神户，于当夜十点半从神户坐船归国。伯希和终于没能和多年来一直望眼欲穿地期待与他促膝交谈的湖南重续旧谊，不过他拜访了湖南的恭仁山庄书斋，又参加了在法然院举办的湖南一周忌法要，至少这些能成为对他的一丝安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伯希和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和众多法国人一样，不得不过着不自由的生活。伯希和因其奔放不羁的言行自然成为德国占领当局的眼中钉。1942年4月，他被纳粹德国投进了福雷纳监狱，关押了数日。[50]巴黎解放后，伯希和接受戴高乐将军的劝说，作为保罗·埃米尔·那齐雅（Paul-émile Naggiar，1883—1961，原法国驻华大使）的随员，于1945年1月出席了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城举行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大会。会议结束后，伯希和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各地演讲，仍然给人们一种不知疲倦的印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回到法国几个月后的1945年10月26日，伯希和就突然逝世，享年67岁，稀奇的是伯希和去世时的年龄居然和湖南去世时的享年一样。
编注：本文译自作者收录于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の人脈と影響：関西大学内藤文庫所蔵還暦祝賀及び葬祭関連資料に見る》(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50，关西大学出版部，2022年3月)的特约论文，征得原作者同意，对正文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生卒年做了补充和适当调整，译成中文。
注释：
[1]同样标题的报道文章也在前一天，即11月11日《東京朝日新闻》上刊载，基本上是内容相同的文章，但有一点不同，且非常重要。关于这点，参照笔者《藤田豊八と草創期敦煌學》(《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6期，2022年3月)。
[2]《董氏诵芬室铅印本》。在内藤文库所藏罗振玉手稿本上，有“法人伯君希和”的记载。
[3]《大阪朝日新聞》明治四十二年（1909）11月24日～27日。
[4]顺便提一下，桑原于这年的4月就任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羽田于9月就任该讲座讲师，而羽田在就任讲师的两年前还是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就居住在京都。
[5]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述，澤井常四郎编，明治三十六年（1903），文明堂刊。
[6]关于这点，神田喜一郎在“先學を語る”座谈会(《東方學》第47辑，1974年1月)中提供了证言，本文参照的是《東方學回想·Ｉ》(刀水書房刊，2000，第92页)。
[7]T’oung Pao, Vol. 13, No.3(1912), pp.482-507。不过，京都大学的狩野直喜1912年9月离开日本，经由俄国，大概在11月才抵达巴黎，他似乎立即预读了伯希和书评的校对印刷稿，指出了几个日语固有名词的读法错误。伯希和依据他的指点，进行了订正，于11月21日将订正作为《通报》编辑部的“通讯”(correspondance)寄给了该报编辑部，刊载在《通报》第13卷第674页上。
[8]1912年9月2日发信（内藤文库，鹿角关系9-110-5）。关于这封书信，拙文《舊鈔本古文尚書と内藤湖南》(《中国典籍日本古寫本の研究Newsletter》第6号，2012年11月)中有所提及，请参照该文。
[9]关于榊亮三郎和沙畹的关系，参照榊亮三郎《シャヴァンヌ教授の長逝を悼みて》(《藝文》第9年第5号，1918年5月，第58—64页)。
[10]沙畹依据《顺天时报》的报道文章，就湖南等人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北京学部敦煌古文献的调查，在《通报》上做了概括性的介绍(参照该杂志第12卷，第286页以下内容)。湖南赠给沙畹书籍亦或许包含对沙畹此次的介绍表示感谢之意。
[11]参照拙文《内藤湖南のヨーロッパ調査行》(载玄幸子、高田时雄编《内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査記録続編——英佛調査ノート》，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41，关西大学出版部，2017年3月，第7—14页)。
[12]内藤湖南《航欧日記》(载《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筑摩书房，1972年11月，第479页)。
[13]内藤湖南《与伯希和翰林》(甲子九月廿八日在伦敦作)(载《航欧集》，1926，内藤氏私家版；后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中的《湖南文存》卷16，筑摩书房，1976年7月，第261页)。这封信的原件现存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档案，但字句与收入《航欧集》的那封有相当大的差异。《航欧集》所收的信件是湖南归国后修改过的文本。为供读者参考，笔者把现存的书信原件作为图1载于本文的同时，也把其中一部分文字摘录于下：“伯希和翰林大人阁下，夙诵高著，久企盛名，前月奉教，顿慰渴想，从来貌都，专阅鸣沙遗篇，喜翻外典，未观梵荚藏经，故所见不过一百四十余种，然往往覯佚书善本，唐初写《毛诗·终风》：‘愿言则嚏’。郑笺：‘今俗人言嚏云：“人道我，我则嚏”。古之遗语。’今本脱‘我则嚏’句，古本佳处有如此者。唐魏徵《群书治要》一书，已佚于宋代，而独存于我邦。清儒或疑其伪作，斯塔因所获本乃有此书断简二通。一系襄公九年至廿五年，尽与今本合，一系左传僖公文，乃今本所缺，知书藏石室时独有此书也。兹已简选石室各书四十余种，属英馆员照相，不日当成，惜此地弟未获良朋，如此快事，无可与语者，甚欲与阁下畅谈古今，日内拟再图良觌，幸勿悦指诲，岛地多雾，木叶早落，老躯怯寒，未堪久留。遥料上邦尚暖，起居佳胜，先发肃泐，顺请文安。内藤虎顿首 九月廿八日夜。”(图1)另外，吉美博物馆所藏相关照片出处，若无特别注明，皆由史睿和王楠夫妇提供。
[14]除了注释[11]中的拙文以外，亦参照玄幸子《ノートから見る内藤湖南敦煌遺書英佛調査の実態》(载注释[11]《内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査記録続編》，第15—35页)。
[15]参照拙文《内藤文庫から新たに発見されたウイグル文木活字》(《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50辑，2017年4月，第367—378页)。
[16]如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的东洋文库等。也请参照注释15的拙文。此外，笔者最近了解到克利夫兰美术馆亦收藏了同样四个回鹘文木活字。顺便提一下，剩余的回鹘文活字现存960个，皆收藏于吉美博物馆，藏品号是GM25507。
[17]安藤徳器《西園寺公望と湖南先生》(言海書房，1936，第174页)。
[18]Denis Sinor,“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in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A Bibliography, comp. Hartmut Walrave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1), p.XXVI.
[19]据说伯希和未必总是那么厚待远方来客，通常情况下倒是相当不友善。对待1926年赴巴黎的小岛祐马就是如此。在岩井武俊1926年12月26日给湖南的书信中，有“伯希和氏对待小岛氏，似乎不太善意，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没有向小岛氏出示全部古文献，感觉小岛氏多少有点不满足”的记述。参照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致湖南书信第5763号。
[20]参照注释11拙文《内藤湖南のヨーロッパ調査行》，第12页。
[21]在松本信广1925年2月26日致石滨纯太郎书信(大阪大学石滨文库所藏致石滨纯太郎书信第1979号)中，有“伯希和氏刚开始对古文献外借不太乐意，但接到先生的书信，亦即汉诗之后，心情一下子变好了，吃惊先生的汉诗居然有这么大的效果”的记述。
[22]《湖南诗存》，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293页。吉美博物馆收藏有致伯希和书信的原件。
[23]《湖南文存》，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263页、第266页。但在那波利贞的场合，似乎出现了特殊情况，伯希和似乎没有认可湖南出具的介绍信，湖南只好在他自己的名片上，手写了“兹介绍京都帝国大学副教授那波利贞君”一行字，才算过关。这个名片现在也保存在吉美博物馆。
[24]对于图3揭示的介绍信正文，本文使用了祖艳馥女士提供的照片，信封则另当别论。
[25]《セルパン》昭和七年(1932)6月号，第9—11页。查尔斯·卓别林于当年5月到访日本，在日本社会兴起一股热潮。
[26]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致湖南书信第2988号。
[27]那波利贞于1932年11月20日致湖南的明信片。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致湖南书信第2954号。
[28]1932年其五层高的新建筑竣工，这年也正是伯希和访华之年。该建筑物仍然屹立在上海虎丘路20号，现被用作上海外滩美术馆。
[29]《華年》第1卷第37期(1932年12月24日刊)，第722页。
[3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办公地点当时还在北平的北海静心斋。
[31]《法国著名中国学者伯希和来华》，载《浙江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1期(1933年2月28日刊)，第149页。
[32]据知伯希和只拜访了天津工商学院。《天津工商学院欢迎汉学家伯希和来华》，载《浙江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2期(1933年4月30日刊)，第179页。
[33]《湖南诗存》，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311页。
[34]《読売新聞》昭和十年(1935)3月25日，有以下标题的报道文章《国宝级艺术品欲出展给东方美术大展，但感到为难的是跨越了印度洋、来自英国的五使节，有关当局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这篇文章报道伯希和负责选定从同年9月至翌年春，将于伦敦举办的长达16周的展览会出展的艺术品，并传递出有关当局苦思焦虑的信息。依据这则报道，除伯希和以外的其他4名选件委员会成员分别是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部长霍布逊(Robert Lockhart Hobson)[原作者有误，霍布逊当时是该馆瓷器及人类学部长兼策展人(Keeper of the Department of Ceramics and Ethnography)——译者注]，东方艺术权威拉斐尔(Oscar Raphael)，世界著名东方艺术品收藏家尤墨福普罗斯(George Eumorfopoulos)以及中国古陶瓷器收藏大家大卫(Percival David)爵士，都是英国人。
[35]公董会会址位于上海法租界内的环龙路(即现在的南昌路)上。
[36]《法赠东方图书馆书籍，昨举行赠受典礼》，《申报》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6月7日。
[37]依据1935年6月13日《时事新报》和《帝都日日新闻》的报道。
[38]《史學雑誌》第46编(1935年)，第1023页以下的《保罗·伯希和氏来访》。
[39]在东洋文库，伯希和也寄赠了与以前曾赠给内藤湖南一样的四个回鹘文活字。参照注15。
[40]《伯希和博士抵京都》，《中国学》1935年第8卷第1号，第144—145页；《Paul Pelliot教授来访本校》，《史林》1935年第20卷第4号，第876—877页。
[41]在《史林》报道中是11点，但笔者依照岩井日记。
[42]岩井武俊的日记由令孙岩井章氏提供，在此深表谢意。这张照片中的人和说明文中的一致，现藏于吉美博物馆的档案资料中，因此本文以图5刊载于此，笔者认为这张照片可能是在京都车站贵宾室等场所拍摄的。
[43]依据《史林》汇报。正因为抵达时间很晚，馆长马尔尚夫妻才亲自出迎。
[44]依据《東方學·京都》第6册(1936年2月)的汇报栏，第376页。
[45]笔者所藏羽田亨芳名录。
[46]注释17安藤德器书中所见图版。
[47]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三〇湖南葬仪相关文献三八：《色紙帖》中的一页，上方有伯希和用铅笔手写的留言，下方有羽田亨、石滨纯太郎、石田干之助的墨书署名。该《色紙帖》最近由陶德民发现。照片上字迹颜色模糊，较难判读，而作为图7的照片多少加了修正。
[48]吉美博物馆伯希和相关资料。
[49]《先學を語る座談會·羽田亨博士(第二回)》，《東方學》第51辑，1976年1月刊；现收入《東方學回想：IV》，刀水書房，2000，第146页。
[50]Philippe Flandrin, Les sept vies du mandarin français（Paris: Editions du Rocher. 2008), p.242.
（高田时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名誉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日本文献学及敦煌学研究权威。范丽雅，东京大学博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班员。）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9期第42页~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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