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同时存在，我们如何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
无论是悬疑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在对异常人类心理进行不同角度的挖掘。各路创作者也将精神疾病描绘得“神乎其神”：有电影《致命ID》那样的恐怖的多重人格，还有畅销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里夸夸而谈四维空间的“奇人”。
不过，究竟怎样才算是精神病？有史料记载以来，人类就一直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其产生的原因却知之甚少。
直到现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个无法完全解析的医学和哲学谜题，不过总有人，想要一探究竟。
01
精神病人的过去：一场人性的浩劫
历史上对精神疾病做出的解释主要围绕三个要素展开，即精神（灵魂）、大脑和环境。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是神灵或魔鬼操纵的直接结果。不过，根据公元前 5000 年出土的头盖骨，我们知道，对其最古老的治疗方式之一是在颅骨上钻孔，释放人们认为藏在里面的恶魔。
这种做法被称为“钻环术”。
另一种消除内心恶魔的办法是拿孩子或动物来祭祀，与恶魔做交易。早期的印度教徒认为，癫痫就是恶魔加罗希在作怪，“加罗希”的字面意思是指“抓你之人”。古希腊人认为，人们发疯是因为众神发怒或报复。
驱魔、仪式性的折磨，甚至绑在火刑柱上焚烧，这些都是驱赶精神病患者内心魔鬼的方法。那些自杀未遂者被认为受到了恶魔的挑唆，会被游街示众，处以绞刑。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摈弃了恶魔附身说，认为精神病是非理性的表现，是理智出现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副作用。
1808 年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创造了一个词，这类研究才有了命名——“精神病学”。
这门新的医学专业将会治疗精神和大脑、身体和灵魂等方面的疾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整体疗法”。
他当时提出的原则对今天依然有用。比如：“从精神疾病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应该用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从业者应该是精神医师，而不是哲学家或神学家”。
赖尔提出的精神病学理念并没有阻止很多医生放弃继续探索“精神病病灶”。他们想知道：精神病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只有一方面还是多方面的原因？会不会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还是只和我们头骨中的器官有关系？
异化者（精神病学家）开始把身体当成治疗的对象，希望精神病能被分离出来针对性地治疗，由此创立了一些十分恐怖的治疗方式，比如旋转椅会让患者头晕目眩、呕吐不止，甚至陷入昏迷。还有“惊澡”，即地板突然下沉，把患者扔进冷水中，把精神病“惊出人体”。
精神病人不只是被人们忽略了，他们还被折磨和虐待。精神病被看作异类，他们自然也会成为被公然虐待的对象。
最大的突破来自对梅毒的研究。据估计，这群注定病死的病人占了20世纪初期所有男性精神病人的 20%。这些病人踉踉跄跄走进医院，躁动不安，身体无法保持平衡。他们说起话来口齿不清、吞吞吐吐。数月或数年之后，他们会日渐消瘦，失去个性、记忆以及说话和行走的能力，最后被隔离，关在精神病院直到死亡。
后来两位研究人员对患有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的病人的大脑进行了解剖，发现了一种螺旋形的病菌，也就是梅毒螺旋体，他们这才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梅毒蛰伏多年，后来侵入大脑，引发多种症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三期梅毒。正如当代心理学家克里斯·弗里思所说，这是“一种剥洋葱式的诊断”。我们对我们一般归为“精神错乱”的疾病进行剥析，找到其生理成因。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较早发现原因，最终肯定能将其治愈。 但很显然，梅毒并不是精神病的唯一病因。
要想找到其他病因和根治方法（如果能找到的话），精神病学家还需要发明一种诊疗语言，以协助划分不同类型（希望借此分清各种不同的病因）的精神疾病。
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珀林从 19 世纪晚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但他的专著对今天精神病学的影响远远大于与他同年出生的著名德国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他提出的疾病分类或诊断体系促使一个新的领域开始萌芽，后来他将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本书今天依然被奉为精神病学的《圣经》。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精神分析法从欧洲传到了美国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并治疗精神创伤的新观点。当时饱受战争摧残的士兵从战场上归来，所有的身体生理评估指标都显示他们很健康，但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很难参加工作或参与正常的家庭生活。
记录显示，当时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因精神病死亡的人数多于因身体疾病死亡人数。人们不禁开始思考：如果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身体生理问题就可以被简单诊断为得了一种可怕的、歇斯底里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得这样的疾病？
1962 年，有人在美国的曼哈顿中城做过一项名声不佳的研究。在 2 个小时时间里，研究者在市中心采访了 1600 人，研究结果显示，精神“正常”的只有 5%——全世界的人突然都疯了，精神病学家成了拯救他们的英雄。
后来，1969 年 2 月，一名叫“戴维·卢里”的“患者”走进了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医院的初诊室，这件事就像引爆了炸弹一样引起了极大轰动。
02
罗汉森实验：一把插入精神病学心脏的匕首
1973年1月，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文章，长达9页，文章主要的观点是精神病学基本上没有可靠方法来区分。
“事实是，我们早就知道诊断常常不是没用就是不可靠，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使用它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
这就是罗森汉得出地惊人结论。
他的这一观点第一次有了翔实的数据支持，并得以发表在重磅的科学类期刊《科学》上。
罗森汉和其他 7 个人组成的 8 人团队当中有 3 位女性和 5 位男性。从身份来说，有 1 名研究生、3 名心理学家、2 名医生、 1 名画家和 1 位家庭主妇。
所有成员都是自愿在美国东西海岸 5 个州 12 家机构当卧底，都伪装同样的症状。他们会告诉医生自己听到了有人说“砰、空虚、空洞”。（罗森汉对数据收集要求很严格，还从研究中删除了一位不符合要求的假病人的信息，并在补充说明中进行了相关解释。）
基于标准化结构，研究检测了机构是否收治了精神正常的人。仅就这些症状本身，精神病机构诊断出所有的“假病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除了一个被诊断为得了躁狂抑郁症之外，其他人无一例外被确诊得了精神分裂症。
这些“病人”在医院住院的时间为 7 到 52 天不等，平均住院时间为 19 天。在住院期间，医生给这些健康的人开出的处方药有 2100 片，都是重型精神病药物。（假病人接受过训练，知道如何“把药含嘴里”或装到口袋里，这样就可以把药吐到厕所或扔掉。）
除了出于隐私考虑对几个人的生平信息进行了调整，假病人使用的基本都是真实的个人信息。一旦进入指定的医院，他们就要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离开医院。罗森汉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告诉每个人，他 / 她要自己想办法，主要是让护理人员相信他 / 她是正常人，设法自己脱身医院。”
他们一住院就丢掉了幻觉，举止“正常”，或在不可思议的条件下做出尽可能正常的行为。但是，从他们入院的那一刻开始，假病人就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了，临床医生会通过“精神病”这个棱镜来观察他们的所有行为。没有一个假病人被护理人员发现他 / 她其实是正常人，不过在前 3 个病人住院期间，有 30% 的其他病人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有一次还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你没有疯。你是一个记者或教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就是罗森汉的文章发表十多年之后，将近80%的心理学入门教科书都收录了他的研究。直到今天，《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依然是心理学入门课程中大部分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这足以说明这项研究在40年里产生的巨大影响。
它的影响来自它的科学依据。很多记者、作家甚至精神病学家在罗森汉之前也潜伏到精神病患者生活的世界，曝光过那里的恐怖生活，但他们都没有像罗森汉那样严谨细致，数据样本收集广泛，广征博引。
这个研究触动了大家的神经，《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是在1月出版的，紧随其后在4月的一期《科学》杂志上，致编辑的愤怒信件就有整整12页。
一位耶鲁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给《科学》的信中这样写道：“众人被他的方法所吸引，通过广泛宣传，罗森汉可能给社会又找到了一个借口来继续追随潮流，诋毁精神治疗，忽视精神治疗的潜在受益者。”
另一位精神病学家在信中写道：“这只会在那些需要精神治疗的人中间制造无端的恐惧和不信任，让那些努力传递和教授优质护理知识的人更难做工作。”
精神病学领域为何要如此为自己辩护？关于这个实验，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容？一个叫苏珊娜·卡哈兰的记者，决定开始她的追问之路。
03
寻找神秘的罗森汉
苏珊娜·卡哈兰，本该是个平凡的报社记者，但是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向她开了一个玩笑。
她突然开始无法专心工作，睡不着觉，在人群中总是心神不宁。即使躲在公寓，她也会看到和听到很多不存在的事情，比如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发出的声音总是令她产生怀疑、恐惧和愤怒的情绪。
她的家人对她越来越担心。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她和现实越来越脱节。疲惫的医护人员不仅限制了她的行动，还对她使用了镇静剂。她开始出现一些“症状”，比如不由自主地挥动双臂，浑身发抖。
医生都惊呆了，但找不出原因，只好加大抗精神病药物的剂量。
她逐渐失去了读写能力，也不开口说话了，常常好几个小时对着电视机屏幕发呆。有时她会烦躁不安，双腿打弯抽筋。医生最后认为他们无法对她继续进行治疗，于是就在她的病历上写了“转到精神科”几个字。
医生在她的表上写的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
24 岁的她要不是有一位医生的帮助，恐怕早就成了她的样子。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医生，幸运地猜对了她的病情，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指出她的身体症状只是脑部发炎，才让她免于误诊，没有被转移到精神科病房。
要不是这个小小的命运转折，她原本可自愈的自动免疫疾病就会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偶然的机会，她知道了“罗森汉实验”，但网络搜索和基本的调查并没有让她对罗森汉写的《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初衷有更多的了解，新闻剪辑搜索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似乎除了最初的前提（8个匿名假病人，12家医院，“砰、空虚、空洞”）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信息。没有一位假病人的信息被公开过，他们的名字也从未公布过。也没有人透露过他们潜伏的到底是哪家医院。
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关于这个实验的很大一部分依然是个谜。
有一次，苏珊娜·卡哈兰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报道：罗森汉的个人文件都由他的挚友和同事李·罗斯——斯坦福大学一位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教授保管。
李·罗斯撰写了100多篇研究论文，出了3本书，编辑了5本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此外，他还与阿莫斯·特沃斯基等其他心理学家一起创建了斯坦福国际冲突和谈判中心。
当苏珊娜·卡哈兰找到他，并且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后，李给卡哈兰整理了一堆罗森汉曾经收藏的书，其中包括托马斯·沙茨的《精神病之谜》，R.D.莱恩的《自我和他者》，欧文·戈夫曼的《疯人院》。李认为这些书对了解罗森汉的思想十分重要，所有作品都和反精神病学运动有关。
李还向卡哈兰展示了他宝贵藏品——一个装满了很多纸的大文件夹，里面全是罗森汉留下的文件，并且，从未发表过。
一个文件夹上标的是“正常人”，另一个文件夹上标的是“假病人”。
罗森汉把《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的手稿剪成了几部分，然后又像拼复杂的拼图一样把它们粘在了一起。其中还有他进入精神病院起就积累下来的十多页手写日记记录。
在这些资料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他曾经准备出版但是最终放弃出版的书稿，有200多页。
这就是苏珊娜·卡哈兰揭开谜底的罗萨塔石碑。
这里面包括8位潜入精神病院卧底的人所用的假名字及信息。
而一个让卡哈兰更意想不到的是，罗森汉的研究目的并不是现在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即有计划地挑战精神病学，也不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了解精神病院的生活。而是为了满足1969年他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给变态心理学荣誉班学生上课时提出的要求。
“开端就是个试胆挑战，”罗森汉对当地的报纸说，“我当时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教心理学，我的学生对我说，这门课概念太多，太抽象。所以我说：‘好吧。如果你们想知道精神病人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自己最好先成为精神病人。’”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没有哪一本书能像肯·克西的迷幻小说《飞跃疯人院》那样引发公众对精神病学的愤慨（1975年由杰克·尼科尔森主演的同名改编电影再次引发观众的愤怒）。克西的故事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如果有人请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正常人”被精神病院逼迫承认自己有精神病的状况，你也许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飞越疯人院》。
这本书原本是想批判从众心理，没想到竟然与精神病学的罪恶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正如一位精神病学家所说：“这本书让人们对精神病学产生了不信任感，因为精神病学不仅没有治疗精神病患者，反而被用来服务社会。”
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期，精神病院的名声并不好。
当时，精神病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日渐高涨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参与者对精神病学提出了批评。其中以苏格兰精神病学家R.D.莱恩提出的观点最受反主流人士的欢迎。
莱恩在书里写到“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们所说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无比正常的行为表现。通过它们，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我们过于僵化封闭的思想。”他在1960和1967年出版的《分裂的自我》和《经验政治学》是他最受欢迎和最具创新性的研究。
根据罗森汉的私人笔记记载，正是莱恩激励他完成了那项著名的研究。
反精神病学运动与民权运动结盟并不奇怪，两者联合起来是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精神病院的权利，因为精神病院有权决定什么是“正常的”或“可接受的”社会行为。
这种精神当时完全渗透到了罗森汉所在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各种发展动向促使戴维·罗森汉变态心理学研讨班的几位学生以班代表的身份走进他的实验室。
1969年春季学期开始，研讨班的学生到斯沃斯莫尔学院马丁大厅地下室烟雾缭绕的实验室找到了罗森汉，他们在那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开始制定“卧底计划”……
结尾：
如今，距离“罗森汉实验”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精神病诊断标准也在进行不断地更新，精神病院的收容和治疗都更加人性化，部分精神疾病像焦虑症、抑郁症，已经有了很完善的治疗方案，也有很大的治愈可能，在《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这本书中，左灯笔下的精神病院也充满了温情，病友之间还有令人难忘的病友情。
而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罗森汉实验”，就像《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里所引用的一句话：只有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