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专题 |【教育社会学】向党靠拢，被党接纳：大学生入党问题研究
编者按：
《社会》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稿件，其中部分论文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实施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的数据。本微信公众号特设置“教育社会学”专题，陆续刊登以该数据库为基础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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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靠拢，被党接纳：大学生入党问题研究
本文作者：
谢桂华（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张阳阳（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16第3期
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青年学生的动向，重视从大学生中培养发展新党员，在2004年更是明确提出：“加大工作力度，把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通过几年努力，使在校大学生党员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在整体上有较大幅度提高。”正是因此，大学生中党员的比例从1990年的0.8%上升至1995年的2.5%和2009年的8%。2010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学生中，党员占比更是超过27%，同年发展的新党员中，超过40%为在校大学生。
在大学生党员数量翻番的同时（见表1），全国党员的数量也从2002年的6635.5万上升到了2012年的8512.7万人，十年间人数上升了28.3%。规模庞大的党员队伍带来了管治问题。由此，中央提出了“从严治党”的要求，发展党员的重点转向控制党员规模，提高党员质量，每年新发展的党员数量从2012年的323.3万（最高峰）下降到2014年的205.7万（见表1）。大学生党员队伍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在规模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如何提升质量的问题。学生党员的质量不仅关系到目前整个党员队伍的平均素质，也关系着未来党员队伍的质量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对于“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高校党组织一方面需要加强党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自新生入学开始，“坚持早教育、早发现、早培养……引导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另一方面，也要“严格坚持标准，提高发展学生党员的质量”。那么，受党吸引、向党组织靠拢的大学生都具有哪些特征，大学生中党员的选拔是否达到了党组织所期望的质量？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表1：历年党员数量统计
本研究将使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重点从大学生的政治理念和心理特质等方面分析影响大学生入党意愿和最终入党成败的因素。换句话说，本文考察的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从大学生自我选择性的角度入手，探讨“谁”在大学期间选择向党靠拢；随后，从党组织的选拔入手，探讨“谁”在大学期间获得了党的接纳，成为党员。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的政党，因此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党员的选拔上强调理念相合、政治忠诚，并用一套严格的组织程序（比如，本人必须提出申请，入党需要有介绍人，有一定时长的考察期，需要接受党组织对其各个方面的考察等）来保证备选人的可靠性，尤其强调申请人对党组织的政治忠诚（王传棨，2012）。当然，由于革命斗争和战争的残酷性，志愿申请入党的人也确实需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牺牲精神。正是因为这些早期共产党员的“勇气、牺牲和奉献”，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了政权（Esherick，1995：59）。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逐渐从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发展新党员的考察重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虽然政治审查依然被强调，但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越来越成为党员选拔的重要标准（Bian，et al.，2001；Dickson，2000；Walder,et al.，2000）。特别是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发展路线，站在知识和技术发展前沿的青年大学生作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逐渐成为党的重要蓄水池。自2003年开始，大学生中新党员的数量猛增，每年发展的新党员中大学生所占的比重也快速提高（见表1）。
大学生党员数量和比重的快速增长，引发了两方面的质疑：一是对于大学生入党动机的质疑，即，大学生是否出于投机或者说实用主义的目的（比如增加未来求职的资本和机会等），而非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向往，提出入党申请（Dickson and Rublee,2000；Guo，2005；潘荣新，2008）。二是对党员筛选成效的质疑，即高校党组织能否严格把关，在考察申请者的过程中有效地过滤掉不合格者（吴刚，2009）。同样的担忧也出现在中央文件里。2013年，中央发文提到：“个别学生入党动机不够端正，少数党员政治素养不高、组织纪律不强……有的高校党组织对发展学生党员把关不严，发展党员质量需要提高。”这两方面的质疑恰好对应党员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申请与接纳。
入党可以说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首先开始于个体的自我选择，有入党意愿的个体需要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其次是党的选择，党组织会通过各种程序和方法从各个方面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和考核，筛选出符合标准的申请人予以接纳。基于这个过程，有关党员发展的研究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考察：一是申请者。什么样的人更有可能提出申请？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这个问题被转化成了申请入党的动机问题。二是加入者（党员）。什么样的申请者更有可能通过筛选，最终获准加入党组织？这涉及党的选择标准以及标准的变化问题。
根据程序，党员只能从提出申请的人之中产生，因此申请人群体界定了党选择成员的范围。就申请人方面来看，党所希望吸引的是与党的理念相合、品行突出的人，即主观上认同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客观上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表现均比较出色的人。那么，提出入党申请的人是否满足这样的条件？现有的研究较少能够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数据，针对入党申请人的研究很少，大多数研究只能通过对党员（成功的申请者）各种资料的挖掘来间接地回溯其入党时的状况——主要是思想状况而非客观表现（Gerber，2001；甘桂阳、谢凌凌，2009；向大顺等，2012；Dickson，2014；Titma, et al.，2004）。另一方面，仅有的关注到了入党申请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国内高校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研究，这些研究同样采取间接方式，并且关注的主要是积极分子的思想状况，其客观表现同样因缺乏资料而难以涉及（郑廷友等，2007；赵永飞等，2011；潘荣新，2008）。
通过对被访党员访谈资料的分析或者比较党员与非党员的历史与现实境遇，研究者们基本上都同意，在前苏联或者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党员的入党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或者物质回报等）大于意识形态信仰（Gerber，2001；Titma，et al.，2004）。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结论：一方面，相较于老一代，年轻世代更有可能是出于自利的目的申请入党，但另一方面，即使在年轻世代中，绝大多数人也将“为人民服务”列为自己入党的主要动机之一（Dickson，2014）。总的来说，囿于资料所限，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对已入党人士过去之行为和动机的推测，一方面忽略了更大一部分提出了申请但未能入党的人士（所以不能准确全面地描述入党申请人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实时资料，这些推测很难证实或者证伪。
对于入党申请者的实时调查基本上限于国内的高校，大多是研究者在自己所属高校进行的小规模调查，样本通常是通过非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并且只是涵盖了学生中的入党积极分子（或者党员和非党员），尚未见到对广大申请者的研究。通过这些众多的调查，我们发现，近年来，大学生申请入党的比例极高（Guo，2005）。申请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学生在学业和学校事务中表现都比较出色，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比例很高，在实践能力、学业成绩、专业技能、个人品质等方面也都有突出的表现（潘荣新，2008）。但在入党动机方面，研究者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认为大学生更多地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比如增加求职资本等）提出入党申请（Guo，2005；蒋荣、代礼忠，2011），但也有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入党积极分子或者大学生党员强调自己是因为认同党的理念而提出入党申请，并且申请（倾向）入党的人对党的理念的认同度也确实高于非申请者（刘涵慧，2013；赵永飞等，2011）。但是总的来看，囿于数据限制，这些研究都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来推测大学生是否出于实用主义动机入党，却无法使用任何客观的行为指标证实在大学生入党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实用主义倾向。
那么，在众多的申请人中间，哪些人最终可以通过党的考察成为党员，或者说，党是否选择到了它所期望的人呢？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研究也都存在着资料的局限性和回溯性问题。局限性使得这些研究只能通过对调查时的党员和非党员（而非申请者群体内的被接纳者和被拒者）的比较来揭示党的选择结果，但由于党员只能从申请者之中确定，因此，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样本偏差。回溯性是指，由于入党时的资料不可得，相关研究多是通过回顾的方式来考察党员当初入党时的各种影响因素。
这些研究发现，党在不同时期对新党员有不同的选择标准，因此党员的群体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革命时期或者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比如“文革”时期），政治忠诚是党选择党员的最重要标准，出生于“红色”工农家庭的人（主要包括那些父亲的职业为工农和革命干部的人）（Bian，et al.，2001）和个人职业为工农的人更有可能加入党组织。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之后，教育成为预测个体能否入党的重要因素，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入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Bian, et al.，2001；Hanley，2003）。
与此同时，高校之内的党员选拔也存在着标准问题。虽然中央提出，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着重看发展对象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良好的道德品行，是否自觉为党的纲领而努力奋斗，是否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特别强调，要“防止把学习成绩作为发展党员的主要条件”,但不可否认，学习成绩是最易于测量的指标，也因此，个别高校出现了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过度重视学业成绩的情况（朱勤文等，2010；甘桂阳、谢凌凌，2009）。还有一些高校正在摸索建立各种指标体系，以期能够全面考核入党申请人的综合素质，选拔出符合标准的党员（刘治军、刘应文，2009；贝淳等，2008），但成效如何，还没有研究进行过系统的评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由于资料所限，所有对入党申请人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对入党积极分子或者对成功入党人士的研究，无法帮助我们了解申请者群体（可供党组织选拔成员的群体）的特征；而所有对党组织选拔成员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所有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比较，而非申请者中的党员与非党员（申请但没有成功入党），因此很难精确地回答党的选择标准及其有效性问题。此外，由于相关研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横截面数据，对入党的研究只能用回溯性的方法，很多历史性的变量不可得，使得一些论断无法直接证实，比如，葛柏（Gerber，2000，2001）提出的“自我选择效应”。
葛柏（Gerber,2000,2001）试图从心理层面建构入党申请人和党员的特质。他发现，前苏共党员不仅在社会转型前的收入高于非党员，而且在转型之后，在各种有利于党员的制度条件都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收入依然高于非党员。这种优势的保持很难用精英再生产理论解释，因为精英群体在人口中占比很小，而前苏共党员人数众多，在总人口中占比不低（10%）。为此他提出，在解释社会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时，除了考察制度层面的影响，也不应该忽视人对制度的适应能力，而前苏共党员正是拥有这种能力或者说一些独特个人特质的一群人。正是这些个人特质导致了他们的自我选择行为，促使他们主动向党靠拢,提出入党申请。这种特质同时也有利于他们被党看重、被吸纳入党，并且继续帮助他们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取得成功。葛柏称这些特质为“未观察到的个人特质”，主要指雄心、事业心、机会主义，为了事业成功而愿意牺牲时间、精力甚至原则（如果必要的话），擅长组织和管理活动（Gerber，2000：32、41）。但是，由于数据无法提供关于这些特质的直接信息，葛柏只能通过统计模型来间接地证明这些特质的存在。就他的研究来看，这些特质可以被理解成任何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变量，因此他的结论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质疑（Rona-Tas and Guseva，2001）。
幸运的是，“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2009—2012年）可以帮助我们检验这种个人特质是否存在，考察大学生是否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提出入党申请以及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否与党吻合。该调查收集到了北京数所大学的学生从入学到本科毕业的年度数据，获得了他们四年大学生活的动态信息，既包括他们入党的整个过程，也包括他们的心理特征测量、学业与社会实践活动信息。使用这个数据，我们能够清晰地辨别出入党申请人，跟踪他们的入党历程，考察影响他们提出入党申请和最终被党接受（拒绝）的各种因素，并以此探讨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以及对学生党员的筛选问题。
本文的第一部分探讨影响大学生提出入党申请的因素。党所期望吸引的是认同党的理念、品学兼优、具有模范带头作用的优秀大学生，而葛柏（Gerber,2000,2001）的自我选择理论则提出,申请入党的人更有可能拥有机会主义、雄心、事业心、乐于从事组织和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愿意遵从组织纪律等心理特质。那么，申请入党的大学生是更符合党的期望还是更有可能与葛柏的描述吻合，抑或属于二者之间的交集，这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1a：与党的政治理念相契合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申请入党。
政治忠诚和政治理念上的契合是党组织在吸纳新成员时极为重视的要素，也有可能是激发人们向党靠拢的重要因素。因此,那些认同党的理念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递交入党申请。
假设1b：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大学生更有可能申请入党。
我们把葛柏（Gerber,2000,2001）提出的机会主义操作化为实用主义。许多研究者也指出，目前众多的大学生在入党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入党是为了增加未来求职和就业的砝码，而非出于对党的政治理念的认同（甘桂阳，谢凌凌，2009；向大顺等，2012；Guo，2005）。基于此，本文提出，越是具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倾向的学生，越看重入党的实用价值，越有可能申请入党。
假设1c：自尊或者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递交入党申请。
假设1d：愿意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递交入党申请，更看重个人原则的大学生则更不可能递交入党申请。
假设1c将葛柏所说的雄心和事业心等心理特征概括为个人的自尊程度和自我效能感。诸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高自尊水平和高效能感的人更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也更倾向于确立较高的追求目标和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王小新、苗晶磊，2012；黄忆春、张燕燕，2009；周文霞、郭桂萍，2006）。
假设1d则从服从组织和服从自我两个方面提出了对个人服从性的假设。葛柏（Gerber,2000,2001）指出，申请入党的人更愿意服从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强调党的规章制度，个体要服从组织的利益和决定。因此,只有那些愿意服从中央精神,更看重组织利益的大学生才会积极要求入党。
本文的第二部分涉及党组织的选择，主要探讨影响大学生入党的重要因素。同理，根据党的章程和葛柏（Gerber,2000,2001）提出的党员心理特质，本文依旧从政治理念、个人的实用主义倾向、自尊与自我效能感和服从性四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2a：大学生的政治理念与党组织越契合，入党的可能性越高。
党组织所要选拔的党员不仅要最优秀，而且要是党的纲领的支持者和践行者，因此，那些政治理念与党契合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被吸纳入党。
假设2b：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大学生更不可能入党。
虽然葛柏（Gerber,2000，2001）认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更有可能申请入党，同时也容易被党接纳，但从党组织的角度出发，党却并不希望吸纳这样的人加入，党所希望吸收到的是那些真正认同自己理念的大学生。在实际的筛选过程中，高校党组织能否过滤出那些出于实用主义态度申请入党的大学生，而把那些真正认同党的理念的学生纳入党内，这是本研究所希望检验的。
假设2c：自尊和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大学生，被党接纳的几率越高。
党组织非常强调自己的先锋队性质，而那些自尊和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大学生往往更具有主动性和自我激励性，因此更有可能被党组织看重并吸纳入党。
假设2d：愿意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被党接纳，更看重个人原则的大学生则更不可能入党。
入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入党申请到参加党校学习、通过党校考核，一次次地向党组织写学习总结与思想汇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那些不服从、不合作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很可能首先自我筛选了出去。
同时，假定党组织能够有效地对申请者进行筛选，那么，它必定会筛选出那些将党组织的利益和原则置于个人原则之上的学生，也因此，那些更愿意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的学生被党接纳的可能性更高，而那些更强调个人意志的学生被党接纳的可能性更低。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法（PPS），从首都15所高校中抽取了4771名本科生进行调查，其中2006级2298名，2008级2473名，自2009年至2013年共实施了5轮追踪调查。调查一般在每年的6月份进行，收集的信息包括：被访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心理状况、学业成绩、社会活动、政治参与、经济来源、职业意向、观念行为以及基本的家庭背景等，数据充实而全面。
由于本文考察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从申请至入党的全过程，因此我们仅使用了2008级本科生自2009年（大学一年级下学期）至2012年（大学四年级下学期）的信息（2006级学生仅收集了大三和大四时期的数据）。在删除了高中时期入党以及中途退出调查（期间未申请入党）的学生之后，2473名2008级被访学生中有2223名（89.9%）进入分析样本。
（二）变量
1. 因变量
从事件史的分析方法出发，本文探讨的因变量包括两个事件：“是否递交入党申请”和“是否被党接纳（入党）”。“递交申请”以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时间作为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入党”以成为预备党员的时间作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在高中时期入党的学生视为左删失，从样本中去除（144名学生）。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包括政治理念、实用主义倾向、心理特质以及服从感。这四个变量都是时变变量，每一轮调查都搜集了这些方面的信息。
（1）政治理念 大学生的政治理念是党组织在吸纳新党员的过程中最看重的方面。问卷并没有直接询问大学生对党的态度和看法，而是从侧面询问了大学生对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看法。我们选取了其中涉及对穷人看法的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为工农谋福利的党。1949年以前，党领导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放被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工人（Bian, et al.，2001）。1949年之后直到现在，党仍在始终不断地为改善社会底层的生活而努力。因此，对穷人（或者弱势群体）的看法能检验出被访者与党的理念的契合度。越同情穷人，越倾向于通过社会分配的方法帮助穷人的人与党的理念的契合度越高。
（2）实用主义倾向 本文建构了一个指标来测量大学生的实用主义倾向。问卷询问了在校大学生的逃课情况（公共课与专业课），根据问卷提供的逃课信息，我们将学生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从来不逃课（包括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学生，他们被视为遵守纪律、自觉性比较高的学生；第二类为两门课的逃课频率一样的学生，其逃课行为不取决于课程对自己未来的价值，也即行为选择不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第三类为逃公共课的频率高于专业课的学生，他们被视为具有一定实用主义倾向；第四类为“不适用”，即被访者回答“上学期没有开设公共课/专业课”的学生。
（3）心理特质 从学生的自尊程度和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效能感）两方面测量。调查使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测量了大学生的自尊程度。我们将各题目的得分汇总后的均值作为对大学生自尊水平的衡量，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
问卷采用了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来测量个体在应对不同环境挑战时的自信心。由于被访者是大学生，所以我们又使用了学业效能感量表测量他们面对学业挑战时的反应。我们将这两个量表中所有题目上的得分各自汇总后计算均值，作为被访者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效能感上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自我效能感越高。
（4）个人的服从性 问卷采用假设性的问题从正反两个方面测量个人的服从性。学生首先被问到：“学生会干部小王认为校团委的指示不符合中央精神而拒绝执行，您同意小王的做法吗？”之后是另一个假设性问题：“学生会干部小王认为校团委的指示不符合自己做人的原则/自己的价值观而拒绝执行，您同意小王的做法吗？”1到10分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越倾向于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对党组织的服从程度越高；对于第二个问题，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在面对组织决定与个人原则冲突时，越倾向于从自我出发，遵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因此对组织的服从程度越低。
3. 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可以分为两类：时变变量和非时变变量。前者主要包括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根据大学生自报的班内排名和班级人数计算出其在整个班级中的位置，数值越大表示成绩越好）、社会活动积极程度（通过每周用于社团活动的时间来测量）、担任学生干部情况（虚拟变量，“担任过”赋值为1）和人际关系情况（大学生自评与本班同学的密切程度，分值从1到5，得分越高表示关系越密切）。
非时变变量主要包括被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性别、民族、入学前户口类型和家庭所在地的城乡性质；其次是家庭背景变量，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身份。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从教育和职业两个方面测量。教育程度取父母之中的最高一个，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含高职）、大专及以上。父母职业的测量以父亲为主，如果单亲家庭或者父亲无业或者职业缺失，则用母亲的职业填补。职业分为农民、工人、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个体与私营六类。
父母的政治身份指是否中共党员，父母中任何一方为党员则取值为1，否则为0。
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大学生就读的学校的等级和专业。学校等级分为：非“211”学校，“211”学校，“985”学校和清华、北大四类。所学专业以入学时的专业为准，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工农医三类。
（三）模型
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影响大学生申请入党和最终得以入党的各个因素做出统计估计。本文使用的模型包括两个系列：一个以是否递交入党申请为因变量，另一个以是否入党为因变量。两个模型使用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相同，但在数据结构上有所不同。
本文使用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以学年为单位进行调查，属于离散时间型数据。调查基本上是在每个学年末进行，时变变量收集过去一学年（比如，过去一年担任班干部的状况）或者调查时刻的状况（比如心理测量指标），个别为上学期的状况（比如逃课情况）。我们将时变变量的取值视为本学年内不变。
就申请入党而言，大学生可以自主决定在学年内的任意一个月递交入党申请书。我们以“学年”为时间单位，被访者在一学年内的任何时刻递交入党申请，均被视为事件发生。所有被访者在进入大学之初构成了“是否递交入党申请”的风险集，在本学年内递交了申请的视为事件发生，终止观察。那些尚未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样本仍处于“递交入党申请”的发生风险当中，进入第二轮观察。以此类推，直至本科毕业。那些直到本科毕业也未递交入党申请的人被右删失。
就入党而言，学生入党是以学期为单位的，大多发生在每个学期的期末。因此，为了更准确地估计入党的时间风险，我们将人/学年记录转换为人/学期，每学年包括上下两个学期，共有八个学期，将自变量在每个学期内的取值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并且认为事件的风险在一个学期之内是恒定的。由于入党通常需要经历一定时期的考察，因此，我们将入党的发生视为是前一个时期（学期）的自变量影响的结果。
由于党组织的选拔只能在提出申请的人中间进行，因此，那些已经递交入党申请的人构成了事件发生的风险集，以入党的时间作为事件发生的标记。对那些已经入党的人来说，“入党时间”即是观察的终点，否则会持续观察到本科毕业。那些直到大学毕业仍未入党的人则被右删失。
另外，为了了解党组织是否在广大的学生群体中选拔到了相对优秀的、符合自己标准的人，我们又构建了一个以全体学生为总体的入党模型，所有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初即构成入党的风险集，持续观察到他们在大学期间入党或者大学毕业为止。
一般来说，离散时间下的风险率可以通过以下函数公式来定义：
Y代表事件（递交申请或者入党），赋值“1”表明事件发生，“0”表明事件未发生。对学生i来说，在第t个学年（t=1,2,3,4）递交申请或者第t个学期（t=1,2,3…）入党的概率/风险等于Pit（Yi,t-1=0表明在第t个学年/学期之前从未递交过申请/入党）。
此外，由于学生递交申请或者入党的时间分布比较密集，往往集中在其中的几个学年/学期，因此,本文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
Dit代表一系列区间变量，我们假定它服从阶梯分布，αDit=α2D2+α3D3+…+α8D8（D2,…,Dt代表各个学年/学期）。Xit代表系列自变量，包括时变变量和非时变变量。Zit代表系列控制变量。模型左边为事件发生风险的对数几率（log-odds）。对于第一个事件“是否递交入党申请”来说，进入大学即意味着面临递交入党申请的风险，截止时间为递交入党申请的时间，直到大学毕业仍未递交入党申请的样本则被右删失。对于第二个事件“是否入党”来说，递交入党申请即意味着面临是否被党接纳的风险，截止时间为入党时间，直到大学毕业仍未被党接纳的样本被右删失。
调查发现，北京高校大学生入党积极性非常高（见表2），表现在被访大学生中不仅递交入党申请的比例高，而且递交的时间普遍非常早。高达75%（1666人）的学生在本科期间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85.4%）又是在大学的第一年就递交了申请，之后递交申请的可能性随年级的增高而迅速降低，在大四时期递交入党申请的人占所有申请者的比例不到1%（15人）。从事件史的角度看，事件发生的风险率从大学一年级的64%迅速下降到大二时的23.7%，之后进一步降到大三时的6.4%和大四时的2.6%。
表2：申请入党的时间分布
这很可能是因为根据党组织的程序，从递出申请到入党之间，即使过程顺利，通常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参加党校学习和通过考察期（一年）。因此，那些想要在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就需要尽快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这样才能更早地进入党组织的视野，提高入党的可能性。
从大学生的角度看，由于申请入党的发生率很高，并且发生的时间比较集中，因此在申请入党方面，大学生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自我选择性；但是从党组织的角度看，申请者众多就可以扩大党的选择范围，增加党的选择性。在1644名申请者中，最终有644人（约39%）被发展为党员。至本科毕业时，被访的2008级学生中，接近1/3为中共党员，其中80%以上是在大学期间入的党。
入党事件的时间分布表现出与申请入党相反的趋势。入党在大一下学期发生的风险最低，随着时间推移，该事件的发生风险逐步提高，并且在大三下学期达到最高值。如果以所有申请者作为风险集，数据显示，在大一下学期该事件的发生风险仅为1.8%，到大二下学期风险提高到了7.2%，到大三下学期则达到了最高点11.6%，之后在大四又下降到8%（见表3）。这可能是由于党组织的考核通常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申请者通过党的审核，因此，大二之后大学生入党的风险逐步提高。
表3：大学生入党事件的时间分布
本文使用的自变量包括时变变量和非时变变量，下面将分别对其进行统计描述。对于时变变量，由于对每个被访者的观察时间长度不一，难以进行精确比较，因而我们只能使用第一学年的数据对全体学生和申请者之间的群体差异（85%的申请者在第一学年提出了申请）进行粗略的比较。对于党员群体，我们则使用了他们最后一个观察期（入党当期）的数据，只是展示他们可能具有的特征，而非出于与其他群体比较的目的。由于他们并非在同一学期入党，因此这是一个跨学期的统计。对于非时变变量，我们简单比较了全体学生、申请者和党员大学生的样本分布，从描述统计的角度展示了这些因素对提出申请或者入党的影响作用。
时变变量的描述统计显示（见表4），在政治理念方面，申请者更倾向于对穷人抱持同情和扶助的态度，但是与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差异极小；在入党的当时学期，党员表现出较高的关怀与支持穷人的态度——这可能与大学四年的整体变化有关。大学生的政治理念在大学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渐上升而后下降的过程。
在逃课方面，相较于全体学生，申请者群体中“从不逃课”的学生比例更高，“更常逃公共课”的学生比例更低。换句话说，申请入党的人更可能是遵守学校纪律的好学生，更不可能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选择逃公共课的学生。而从党员群体来看，至少在其入党的学期，“更经常逃公共课”的学生比例远低于全体学生和申请者群体中的相应比例。
表4: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时变变量）
在心理特质方面，总的来看，全体学生、申请者和党员之间的差异极小。具体数据显示，申请者的平均自尊水平和学业效能感略高于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但其一般自我效能感略低。党员在入党当期的效能感水平高于申请者和样本平均水平，但自尊水平略低。但这并不能说明党员的自尊水平更低，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被访大学生的平均自尊水平在大学四年期间是逐渐降低的，而大学生入党普遍集中在大学高年级的几个学期，因此得到的自尊水平也较低。
个人的服从性方面，申请入党的往往是愿意服从中央精神和组织命令的一批人。这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他们更倾向于服从中央精神；另一方面，在组织命令与个人原则冲突时，他们更不倾向于坚持个人原则。此外，从整体趋势上看，大学生对中央精神的服从感随年级增高而下降，对本人价值观和行事原则的遵从的得分则快速上升，这一变化趋势影响了党员群体的得分，使得党员看起来似乎更不倾向于坚持中央精神而更坚持个人原则。
就大学生的校园表现来看，申请者和党员是大学生当中学习成绩优异，担任过学生干部，乐于参加社团活动，与同班同学关系密切的一批人。党员群体的学习成绩明显优于申请者群体和样本平均水平，可以说，党在大学校园发展党员的过程中的确成功吸引并准确筛选到了成绩优良的大学生；其次，党员群体中学生干部的比例明显高于申请者和样本平均水平，申请者和党员在参与社团活动方面更加积极，与同班同学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非时变变量方面（见表5），从在校大学生的个人特征上看，女生申请入党的积极性高于男生，并且入党的可能性也高于男生；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入党申请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但汉族大学生入党的可能性更高；入校前为非农户口的大学生以及来自于城市家庭（居住地）的大学生更不倾向于申请入党。
从学生的家庭背景看，与父辈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学生相比，父辈教育程度是大专及以上的大学生提出申请的可能性稍低，但是他们一旦申请，被接纳成为党员的可能性更高（全体学生中，父辈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占41.8%，而申请者和党员大学生中，相应的比例为37.8%和38.1%）。
从父母的职业看，工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入党环节的处境非常不同：来自于农民家庭的大学生提出申请的可能性高，被党接纳的可能性也更高；来自于工人家庭的大学生虽然提出申请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但被接纳的可能性却相对降低。来自于管理人员和个体私营家庭的大学生则相反，他们提出申请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一旦申请，被党接纳的可能性反倒较高。此外，来自于党员家庭的大学生亦如此，他们更不倾向于申请入党，但是一旦申请，党组织更倾向于接纳他们成为党员。
表5：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非时变变量）
最后，从描述统计方面看，大学生就读的学校和专业对其申请和入党也有比较明显的影响。“985”高校（包括清华、北大）的学生申请入党的积极性稍低于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但他们在入党方面却具有较大的优势。相反，非“211”高校的学生在申请入党方面积极性较高，但是在最终的筛选环节，他们却并不具有优势。就读于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申请入党，但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在入党时更有优势；理工农医的大学生相对来说申请入党的积极性稍低，入党的可能性也稍低。
当然，描述统计方面反映出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还需要进一步检验。表6给出了离散时间logit模型的统计估计结果。
表6:对申请和入党的事件史分析（Discrete-Time Logit Model）
是否递交入党申请书是大学生的一种自我选择，但因为递交者众多（超过75%），申请入党变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自我选择的程度大大降低。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申请者众多会增加党组织的选择性，其选择的结果（入党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反映了各高校党组织的选拔标准或者选拔能力。表6的模型A探讨了影响大学生申请入党的因素，模型B1和模型B2探讨了影响大学生入党的因素，但针对的是不同的总体。模型B1将所有的申请者作为总体，探讨影响大学生从申请者成为党员的因素，反映高校党组织的选拔标准和选拔能力；模型B2则将所有的大学生作为总体，探讨什么样的大学生能够成为党员，或者说，党组织是否从大学生群体中吸纳到了它所期望的人。由于其他有关党员的研究基本上都采纳了类似模型B2的样本结构（党员与全体非党员），因此我们可以将模型B2的统计结果与其他研究者的发现进行比较。但我们想强调的是，模型B2本身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党组织的选拔标准，因为党组织只能从申请者中选拔党员（即使党组织有目标人选，也需要首先动员他/她递交申请书）。
我们首先检视了政治理念与提出申请和入党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提出入党申请的大学生显示出一定的自我选择性。那些对穷人越同情、越赞成用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帮助穷人的大学生越有可能提出入党申请。然而，党组织在选拔党员的时候，这些与党的传统理念比较吻合的学生并不具备显著的优势。其次，从全体大学生的角度看，最终成为党员的大学生与所有未入党的大学生相比，在与穷人问题相关的政治理念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如前所述，我们用公共课和专业课的逃课行为进行交互，构建了一个测量实用主义的指标，将那些更经常逃公共课的学生视为具有更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统计显示，从不逃课的学生（对照组）与逃课频率一样的学生无论在申请（模型A）还是入党（模型B1、B2）方面都没有显著差异，但更经常逃公共课的学生（视为是实用主义倾向较强）申请入党的几率显著低于从不逃课的学生。然而，高校党组织在从申请者中选拔党员的时候（模型B1），各逃课模式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老老实实、从不逃课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全体学生中占比不到16%）也没有获得党组织的特别青睐。但如果将党员大学生放在全体学生的背景之下考察的话（模型B2），与那些从来不逃课的学生相比，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大学生成为党员的几率低大约25%。换句话说，一方面，实用主义倾向相对较强的大学生更不倾向于递交入党申请书；另一方面，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并没有把实用主义倾向较强的学生过滤出去，虽然最终从全体大学生的角度看，实用主义倾向相对较强的学生成为党员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无论是在申请模型（模型A）中还是在入党模型（模型B1和B2）中，测量心理特质的一组变量（自尊程度、自我效能感、学业效能感）都不具备统计显著性，即无论是申请入党的大学生还是最终被党接纳的大学生，与对照群体（非申请者/未能入党的申请者/所有非党员大学生）相比，并未显示出自尊程度更高（低）或者自我效能感更高（低）。所以，就此来看，申请入党的学生在心理特质方面并不存在自我选择性，党组织在选拔党员的时候也没有更加看重那些自尊程度更高或者自我效能感更高的学生，而党员在自尊与自我效能水平上与非党员学生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服从性方面，大学生是否申请入党以及最终能否入党与他们是否勇于坚持中央精神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也即是说,申请入党的大学生在此方面与未提交申请者没有显著差异，党组织在筛选党员的时候，也没有刻意挑选出更有可能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的学生。最终，党员大学生与所有非党员大学生在此方面也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但是，当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测量个人的服从感时，结果非常不一样。我们把这个维度称之为坚守个人原则，即可以因为个人的原则而拒绝组织的决议，这实际上属于一种不服从感。这种不服从感既会显著地影响到一个人是否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也会影响到他/她是否被党组织接纳。统计显示，那些更愿意服从个人的价值观或者办事原则的人申请入党的几率更低，他们在这方面的得分每增加1分，其申请入党的几率降低6%（模型A），其成为党员的几率降低5%（模型B1）或者7%（模型B2）。换句话说，党组织虽然没有正向选拔出那些更愿意坚守中央精神的大学生，但却可以有效地淘汰掉那些有可能不服从组织规定和命令的人。
在控制变量中，那些传统地影响到大学生入党的因素，诸如学习成绩、社会服务和人际关系，依然在显著地影响着他们的申请行为和入党结果。总的来看，大学生中倾向于申请入党的是那些学习成绩优异，担任过班干部，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人际关系和谐的大学生（模型A）。同时，高校党组织在考察申请者时（模型B1），这些因素（除了社团活动）也都会显著地提高他们入党的几率。最终，当以所有大学生为总体，考察什么样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党员时，这样的趋势重现，即大学生党员是大学生群体中成绩更加优异，担任过学生干部，参与社团活动积极，与同学关系更加密切的一批人。
总的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申请入党和最终入党的影响不是非常突出。首先，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不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申请入党的行为（模型A）；父辈的职业对大学生申请入党的影响也不显著，除了来自于个体/私营家庭的学生提出申请的可能性显著地低于工人家庭或者农民家庭的大学生（参照群体）以外。
在党组织的筛选环节（模型B1），父辈教育程度的作用依然不显著。父辈职业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参照群体）入党的几率最高，二是工人家庭的孩子入党的几率最低。二者之间的差异达到了39%。即使以全体大学生为总体考察入党的影响因素（模型B2），这个模式也依然不变。不过，工农家庭的大学生与来自于其他家庭的大学生在入党几率方面的差异虽然有高有低，但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除了个体/私营家庭）。
父母的政治身份略微显著地影响到大学生是否申请入党。与来自于非党员家庭的大学生相比，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党员大约能将大学生的申请几率提高18%（模型A）；但是，来自于党员家庭并不能帮助申请者通过党组织的筛查成功入党（模型B1）。不过，就全体大学生来说，父母至少一方是党员的大学生入党的几率比非党员家庭的大学生高约21%。
此外，大学生的学校与专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申请或者入党。如果将“211”或者“985”视作对大学质量的分类的话，学校质量越高，大学生越不倾向于递交入党申请，但却越受到党组织的青睐，入党的可能性越高。与非“211”高校的大学生相比，“211”高校和“985”高校（不包括北大、清华）的大学生申请入党的几率低约20%，清华、北大的学生申请入党的几率更是低了57%。然而，“985”高校的学生一旦递交了申请，他们入党的几率比非“211”高校申请者高出了一倍左右。
从大学生的专业背景看，社会科学的大学生申请入党的几率显著地高于人文学科（参照群体）和理工农医专业的大学生，然而三者在入党的几率方面却没有显著差异。
总的来看，我们有关申请与入党的几个假设只是被部分证实。首先，如果用对穷人的态度作为指标测量与党的理念的吻合度的话，我们发现，与党的理念越吻合的学生越有可能申请入党，但它对最终能否入党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与其他研究者的看法不同，用我们设计的测量指标研究后发现，并非是实用主义者更有可能申请入党或者成为党员，实用主义倾向相对较强的大学生更不可能申请入党。在递交申请后，能否通过党组织的筛选也并不受申请者本人实用主义倾向的影响。如果从全体大学生出发分析入党的风险的话，实用主义倾向较强的大学生更不可能成为党员。
就葛柏（Gerber,2000,2001）强调的与“未观察到的心理特质”相关的自我选择性，即有某种心理特质的人更有可能申请入党，也更有可能被党接纳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未能从正面证实这一点。首先，如果用自尊程度和自我效能感作为雄心和事业心的测量指标的话，我们未发现它们对申请或者入党的显著影响；其次，如果用是否坚持中央精神作为服从组织的测量指标的话，我们亦未发现它与申请或者被接纳之间的显著关系；然而，如果用坚守自己的原则作为不服从的测量指标的话，我们却发现，不服从组织的人更不可能递交入党申请，也更不可能被党接纳。
就本文的发现来看，提出入党申请的大学生以及最终能通过党组织筛选的申请者依然具有一些比较经典的特征：他们学习成绩相对较优异，更有可能担任班干部，更热心于社团活动，并且与同学相处较好，等等。
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会部分影响到他们的申请与入党。来自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在递交入党申请方面没有显著区别，不过党组织更青睐来自于农民家庭的大学生申请者。另外，来自于党员家庭的大学生更有可能递交入党申请，虽然看似他们更有可能入党（与非党员大学生相比），但其实父母的政治身份并不会影响到党组织的筛选过程，申请者最终能否入党并不受父母政治身份的影响。这也说明，如果通过比较全体非党员（而非申请者）与党员的差异来揭示党的选择标准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误。
近年来高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重要蓄水池。大学生申请入党的积极性高涨，学生党员的数量快速增长，每年发展的新党员中大学生占比达到甚至超过了1/3。有鉴于此，对大学生的入党行为和入党过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挑选基本上只限于申请者群体，因此，申请者的特征既可以反映党组织对潜在目标群体的吸引力，也同时限定了党组织挑选的范围，而对申请者的筛选过程和筛选结果则体现了党组织的筛选标准与能力。但在过往与入党相关的研究中，由于缺乏实时的动态跟踪数据，它们或者只能覆盖部分入党申请人（积极分子）（潘荣新，2008），或者只是对成功入党者的回顾性研究（甘桂阳、谢凌凌，2009；Gerber，2000；Bian, et al.，2001；Hanley，2003；Dickson，2014；Dickson and Rublee,2000），因而不能准确地反映党组织对其成员的选拔过程、选拔标准与选拔成效。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一项追踪调查，虽然样本只能覆盖首都高校的大学生，但却可以完整地追溯从申请到入党的整个过程，至少能够检验首都高校大学生中申请与入党过程中各影响因素的有效性。
就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即申请人或者最终入党的人是否在政治理念方面与党更加相合，抑或他们更符合葛柏（Gerber,2000，2001）提出的“自我选择性”特征，即他们的上进心更强、实用主义倾向更强并且更愿意服从和遵守规则，我们的研究发现显得有些不是那么系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党所吸引的群体以及党所接纳的群体在此类特征方面不是很突出。
首先，入党申请人在政治理念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自我选择性。那些更同情穷人、期望社会政策更向穷人倾斜的大学生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可能性更高。然而这一点并没有成为党组织选拔成员的标准，或者说，最终选拔出的党员在对穷人的态度与政策倾向上与其他人（包括未能入党的申请人）并没有显著差异。
另外，申请者和大学生党员中也基本上不存在葛柏所提出的“自我选择性”特征。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入党积极性高涨，但这种热情表现得比较早，比较集中——申请入党成为绝大多数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必选项（64%的大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降低了申请者的自我选择性，因此，他们并不比未递交申请的同学自尊心更强或者事业心更盛。甚至有研究者指出，一些大学生提出入党申请是从众行为或者是屈从于父母的压力，等等（甘桂阳，谢凌凌，2009；赵永飞等，2011）。此外，也没有证据显示个体的心理特质会影响到党组织的筛选过程与筛选结果。无论是与未能入党的申请者相比，还是与非党员大学生相比，大学生党员在心理特质方面都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特征。
当然，至于自我选择性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众多研究大学生入党的学者亦有类似的怀疑（吴刚，2009；蒋荣、代礼忠，2011；Guo，2005），但本研究并没有证实它的存在。当然，这可能与本研究所设计的测量指标的效度有关。需要说明的是，其他的研究亦未能准确揭示实用主义与入党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是直接询问党员的入党动机（向大顺等，2012；赵永飞等，2011；李孟卿，2008），或者通过迂回的方式询问被访者对其他入党人士或者申请入党人士的动机的看法（郑廷友等，2007；潘荣新，2008）。这样的结果即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入党行为中存在实用主义的动机，也并不表明申请者或者党员比其他人更加实用主义。本研究甚至发现，在实用主义倾向方面，申请入党的大学生显著地低于非申请者，或者党员大学生显著地低于非党员大学生。
在服从组织原则方面，一方面，申请者并不比其他人更可能坚持中央精神，党组织也未能选拔到那些更有意愿或者勇气坚持中央精神的人，就此来看，无论申请人还是最终的党员在服从性方面都没有显著表现；但另一方面，那些更执着于自我价值观的人确实既不可能申请入党，也不可能被党选中。从这个角度说，党员的自我选择性表现为他们的配合性而非对组织原则的坚守性。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与其他相关研究比较一致，即首都高校中无论是申请入党的大学生还是最终入党的大学生，都符合大学生党员选拔的一些常规标准，包括能力素养突出、社会活动积极、人际关系良好，等等（鲁静，2011；潘荣新，2008）。
此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或者职业，基本不会影响到大学生的申请行为（除了个体和私营企业主子女）。曾经强调人的家庭出身（阶级）决定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理论（Bian，et al.,2001）至少在目前的大学生入党申请方面已经基本无效。党组织的选拔也几乎不再看重家庭背景，工人家庭出生的大学生入党的可能性几乎是最低的（此发现是否稳定以及可能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前的社会调查曾经发现，个体入党的可能性并不受父母是否为党员的影响（Bian，et al.,2001）。本文对大学生的研究与此发现不太一致。我们发现，来自于党员家庭的大学生提交入党申请的概率以及最终入党的概率都要略微显著地高于非党员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在入党方面有优势，因为就申请者群体来看，是否出生于党员家庭在入党的几率方面没有差别。
总而言之，大学生入党申请人和入党的大学生确实是大学生中相对比较优秀的群体，表现在一些可见的、也是常用于评判学生的特征上，比如学习成绩、社会工作和同学关系，他们对弱势群体也更富有同情心，更有可能服从组织的决策；但从个体心理特征上看，他们并不具有特殊之处，他们并不比非申请者的自尊水平更高、更加自信或者更能自我激励。
另一方面，如果从党组织的选择角度来看，高校党组织在从申请者中筛选出合格成员的时候，基本上依靠的还是学生自身的“硬指标”，比如高校层次（是否“985”等）、学习成绩、社会工作、同学关系。虽然党组织可以比较有效地筛选掉强调自我价值和原则的大学生，但并不能有效地筛选出更愿意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的人以及理念上与党组织更吻合的人（或者并未将其看作是筛选标准），也未能筛选出心理特质上更自尊、更自信与更能自我激励的人。
当然，党是否选择了大学生中最先进、最优秀的一群人，判断标准多样，并且只用大学期间的表现恐怕还不足以说明，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更多年的追踪与比较研究。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田青 王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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