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丨【张帆、吴愈晓】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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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辈同住：当代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照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本文作者：张帆（左）、吴愈晓（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0年第3期

摘 要：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引言

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家庭结构及其亲属网络对个体生活际遇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核心家庭将取代大家庭成为主流的家庭模式，家庭亲属网络间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弱，家庭日益成为私人生活的场所（古德, 1986）。按照这个理论逻辑，家庭背景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塑造将仅体现在核心家庭中父代和子代之间的关联上，家庭亲属网络的影响微乎其微（Becker and Tomes, 1986）。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工业化与家庭模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核心家庭虽然成为主流的家庭模式，但主干家庭仍然在社会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并且家庭亲属网络之间的联系也并未如现代化理论所预想的那样变弱（唐灿, 2010）。事实上，在一些西方国家，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以及离婚率的上升，祖辈在青少年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Bengtson, 2001；Bengtson，et al., 2002；Swartz, 2009）。因此，仅仅基于核心家庭（父子两代）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研究可能会忽视了家庭世系在生产和维持社会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学者们呼吁应当对多代流动，特别是三代之间的流动投入更多的关注，以便能更深入地理解家庭在社会分层和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微观机制（Mare, 2011, 2014；Pfeffer, 2014）。关于三代家庭亲属网络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是考察祖辈对孙辈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国外一些早期的研究发现，祖辈、父辈和孙辈之间是一种关系链模式，祖辈通过影响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而最终影响孙辈的地位获得（Warren and Hauser, 1997；Erola and Moisio, 2007；Jæger, 2012）。也就是说，当控制了父辈的因素之后，祖辈并不直接作用于孙辈的地位获得。根据这些发现，地位获得或代际流动并没有超出核心家庭（两代之间）的资源积累模式。但是，近年来一系列国内外的经验研究显示，即使控制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特征后，祖辈对孙辈的教育获得或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仍然存在直接的作用（Chan and Boliver, 2013；Hällsten, 2014；Lindahl，et al., 2015；Dribe and Helgertz, 2016；Knigge, 2016；张桂金等, 2016；Song and Mare, 2017；Zhang and Li, 2019）。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流动已经突破了原来的两代间资源传递的模式，扩展到三代之间的再生产模式。关于三代家庭的代际流动机制，当前学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祖辈通过对孙辈直接的经济或人力资本传递，或祖孙辈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在发挥作用。然而，大多数已有研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三代之间的居住安排模式，或更直接地说，祖辈是否与核心家庭的成员共同居住。事实上，无论是经济或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在祖孙两代之间的传递或产生，都会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当祖辈与孙辈共同居住时，经济或人力资本的传递会更加快速、直接和高效。另一方面，在同一空间下，祖辈和孙辈之间互动可能会更加频繁，而频繁的互动所产生的家庭社会资本不仅直接有利于孙辈的发展，还可能会加强祖辈和孙辈间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传递。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祖辈的存在，父辈和孙辈间的互动模式可能也会发生改变（Chen, 2016）。这也意味着，除祖辈与孙辈间的资源传递外，同住的祖辈还可能通过影响父辈和孙辈间的家庭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孙辈的社会发展。遗憾的是，尽管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居住安排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Zeng and Xie, 2014），但他们并未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而且对于同住的祖辈如何影响父辈和孙辈间家庭社会资本这一问题也缺乏深入的考察。中国悠久的扩大家庭同住传统以及近代以来深刻的社会变迁为检验这一假设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研究表明，最近几十年来，尽管核心家庭已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家庭模式，但由于代际关系模式、居住习惯和家庭需要以及国家政策缺失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子代与父代组成长期性或临时性的主干家庭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Chen，et al., 2011；马春华等, 2011；王跃生, 2013；石金群, 2016）。而且，在当前经济风险和婚姻风险日益增大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亲属网络已经成为个体改善自身生活际遇的重要资源（刘汶蓉, 2016）。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代际关联程度的上升（李路路等, 2018）以及住房和工作压力的增加，个体也更加依赖家庭亲属网络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将核心家庭之外的亲属网络纳入社会分层的研究，分析家庭亲属网络，特别是祖辈对青少年生活际遇的影响具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聚焦于分析三代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的教育发展的效应，并检验祖辈影响孙辈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的数据，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当前中国什么样的家庭更可能是三代同住？与祖辈同住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与祖辈同住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机制发挥作用？
当代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一）当代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及其影响因素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深刻改变了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及其居住模式。大量研究显示，作为代际互动表现形式的家庭居住安排是一个充满动态性的灵活的过程，其中既包含了文化传统中代际互助的成分，也蕴含了个体主义的倾向和理性的计算（姚俊, 2012；刘汶蓉, 2016；石金群, 2016；Ma and Wen, 2016）。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其实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除了受文化传统的规制外，三代居住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决策过程，它取决于核心家庭功能上的依赖，是核心家庭满足自身需求以及应对社会风险的策略。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家庭被视为一个由男女分工合作而形成的双系抚育的团体，它以抚育后代作为基本功能（费孝通, 1998）。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已经被打破，大多数女性（特别是高学历的女性）走出家庭并参与到劳动生产过程之中（马春华等, 2011；Wu and Zhou, 2015）。但是，由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存在，子女照料等生理性抚育仍然被视为女性的主要家庭责任，使得她们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姜佳将, 2015）。因此，调动上一代的资源来缓解家庭的负担和工作家庭冲突，组建临时或长期的主干家庭成为已婚夫妇常用的策略。也就是说，已婚夫妇是否与上一代同住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密切相关。在职女性的家庭由于更依赖上一代在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等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因而更有可能三代共同居住（Chen，et al., 2011；许琪, 2013）。除了通过求助于上一代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之外，在职女性家庭还可以购买社会机构的服务来达到相同的目标。然而，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在快速从私有领域退出的同时，并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家务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多数双薪家庭来说，由祖辈照顾孙辈成为理性计算后的最佳策略（刘汶蓉, 2016）。同时，不发达的家务市场也意味着高质量的家务服务作为一种“奢侈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低阶层家庭的消费能力，享有者只能是较高阶层的家庭。另外，近年来房价的高涨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低收入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难购买独立住房，而不得不与上一代共同居住。有经验研究也显示，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是否和父母同住呈现负相关关系，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有可能选择与父母同住（陈皆明、陈奇, 2016）。因此，我们预期，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经济和子女照料等问题上对祖辈的依赖更为严重，因而更可能会选择三代共同居住。已有研究指出，家庭结构是塑造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动力之一，并且父母缺位的家庭往往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Mclanahan and Percheski, 2008；吴愈晓等, 2018）。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观念的变迁等原因，婚姻不稳定性因素日益增加，中国离婚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户籍制度以及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往往将子女留在农村，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使得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儿童抚育过程中的缺位日益凸显，家庭双系抚育结构面临严重的危机。特别是当家庭中母亲的缺位时，由于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承担家庭功能的差异（费孝通, 1998），往往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子女抚育问题。因此，我们预期，与双亲家庭相比，父母缺位的家庭更加需要通过家庭网络来缓解由于家庭解体或父母缺位所带来家庭危机，对祖辈资源也相对更加依赖，因而更可能会三代共同居住（Pilkauskas, 2012；Dunifon，et al., 2014）。（二）祖辈作用机制、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关于祖辈通过何种机制直接作用于孙辈的教育和地位获得，学界目前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祖辈与孙辈间直接的资源传递和祖辈与孙辈间的互动（Knigge, 2016）。前者认为，祖辈之所以会对孙辈产生影响，是因为祖辈拥有的声望、权力、社会地位以及经济财富会对其后代产生庇护。祖辈所拥有的资源越多，对后代的庇护性就越强，即使祖辈已经离世，这种效应仍然存在（Knigge, 2016；Sheppard and Monden, 2018）。梅尔（Mare, 2011）指出，祖辈所拥有的金融财富、土地等持续性资源可以跨越数代产生影响，尤其是高阶层和低阶层的群体，并且其传递过程不受父辈教育程度的影响。霍丝顿和费弗（Hällsten and Pfeffer, 2017）也认为，祖辈拥有的财富对孙辈的教育获得具有积极影响，因为祖辈拥有的财富不仅可以为孙辈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还为孙辈的教育提供了担保和后盾。另外，还有一些证据显示祖辈会直接对孙辈进行经济资源传递。既有研究表明，祖辈通常会认为他们对家族负有物质资源保障的责任，并因此会对已婚子女和孙辈提供物质上的援助（Hoff, 2007；Tan，et al., 2010）。另外，还有学者指出，祖辈之所以会直接影响孙辈的地位获得和教育发展，是因为当今社会祖辈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孙辈的抚育过程，导致祖辈和孙辈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直接的互动和沟通（Bengtson, 2001；Zeng and Xie, 2014；Zhang and Li, 2019）。许多研究显示，除日常生活照料外，祖辈还承担了青少年学业功课辅导等诸多事务，并在青少年需要作出重要决定时通常也会给予建议（Griggs，et al., 2010；Tan，et al., 2010）。因此，祖辈和孙辈间的这种频繁的直接互动有助于提高祖辈对孙辈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价值观念等）传递的效率，进而对孙辈的地位获得和教育发展产生影响。按照这两种观点的理论逻辑，选择与祖辈同住都将有利于青少年的教育发展。首先，当与祖辈同住时，祖辈更可能参与青少年的抚育过程，因而祖辈与孙辈间的互动也会更加频繁（Tan，et al., 2010；Thomese and Liefbroer, 2013；Raymo，et al., 2014；Zeng and Xie, 2014；Knigge, 2016）。其次，共同居住意味着多代间经济资源的共享，它不仅有利于老年人，子代及孙代同时也是受益者（陈皆明、陈奇, 2016）。而且，由于空间距离的缩小，同住的祖辈也更有可能对子女家庭和孙辈给予直接的经济援助和投资。雷莫等（Raymo，et al., 2014）的研究显示，在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祖辈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更高。另外，还有研究表明，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单亲母亲报告家庭经济困难的可能性会更低（Raymo and Zhou, 2012），并与祖辈同住的单亲母亲家庭中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可能性也要明显低于未与祖辈同住的单亲家庭中的孩子（Mutchler and Baker, 2009；Shirahase and Raymo, 2014）。因此，我们预期，当其他条件一致时，与祖辈同住会对青少年的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与祖辈同住的积极作用可能会存在群体异质性。例如，与祖辈同住可能对低阶层家庭中的孩子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低阶层家庭中，由于孙辈能够从父辈处可获得的经济资源较少，因而祖辈所提供的经济资源就显得更有意义（Deindl and Tieben, 2017）。而且，当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祖辈也更可能提供经济支持和经济援助（马春华等, 2011）。所以，我们预期祖辈的效应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调节。具体而言，如果其他因素不变，与祖辈同住对于较低阶层的孩子的学业发展的正面作用要高于来自较高阶层家庭的孩子。与祖辈同住的积极作用也可能会因家庭结构的差异而不同。有研究指出，在双亲家庭中，由于与祖辈同住通常与祖辈一代的问题有关，如经济困难和健康状况差等，儿童从同住的祖辈处可获得的社会经济资源可能较少（Monserud and Elder, 2011）。而且，与单亲家庭相比，双亲家庭中祖辈参与儿童抚育的可能性也会较低（Raymo，et al., 2014）。这就使得同住的祖辈在双亲家庭中的所起到的作用要小于单亲家庭。国外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与祖辈同住对单亲母亲家庭的青少年的教育获得和学业发展有显著的补偿作用（DeLeire and Kalil, 2002；Dunifon and Kowaleski-Jones, 2007；Monserud and Elder, 2011），但与祖辈同住对双亲家庭的青少年的作用并不明显（Monserud and Elder, 2011）。基于东亚社会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Chen, 2016）。因此，我们假设与祖辈同住对非双亲家庭中的孩子的教育发展更为有利。
家庭社会资本——与祖辈同住的间接机制如前所述，已有的文献主要强调祖辈对孙辈的直接效应，即祖辈将自己的资源直接传递给孙辈，或祖辈直接参与对孙辈的养育和辅导的过程，从而正面作用于孙辈的学业表现或教育成就。我们也提出，与祖辈同住（时空距离的缩小）会强化上述直接效应。我们还认为，除了探讨与祖辈同住的直接机制之外，其间接机制也不可忽视。实际上，已经有研究开始关注这种间接机制，例如，罗克莎和波特（Roksa and Potter, 2011）指出，祖辈的社会阶层会通过影响父辈的育儿实践对青少年（孙辈）的学业发展发生作用。在本研究，我们强调社会资本的机制，认为与两代的核心家庭相比，祖辈的加入不仅会增加家庭社会资本的总量，更为重要的是，祖辈的存在可能会通过改善父辈与孙辈之间的社会资本间接地作用于孙辈的学业成就。社会资本是教育和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工具。科尔曼（Coleman, 1988）首先将其用于青少年研究，并认为家庭社会资本是父母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本等转化为子代的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根据科尔曼（Coleman, 1988）的观点，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和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其中，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来源于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及亲子间的承诺、互惠和信任，而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则是指父母与社区内其他成员的社会关系以及父母与社会机构的联系。科尔曼进而指出，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的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理论（Coleman, 1988；Astone and McLanahan, 1991；Sandefur，et al., 2006；吴愈晓等, 2018）。那么，与祖辈同住将会对家庭社会资本产生何种影响？首先，当与祖辈同住时，由于家庭中成年人的增多，代际间的互动将由核心家庭中父子两代间的互动（如图1a所示）扩大至祖辈、父辈和孙辈三代间的互动（如图1b所示）。这就意味着，在三代同住家庭中，除父子互动所产生的家庭社会资本外，还包括祖辈和父辈以及祖辈和孙辈间的家庭社会姿本。因此，在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可被孙辈使用的家庭社会资本的总量会更多，而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也有利于孙辈的教育发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与祖辈同住还可能会通过提高父辈和孙辈的家庭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到孙辈的教育发展（如图1b所示）。有研究指出，父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与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和养育实践密切相关，当父辈的经济压力较大或者健康状况较差时，他们对孩子的期待往往也较低，父子间的沟通互动也相对较少（Mcloyd, 1990；Carlson and Corcoran, 2001）。而与祖辈同住时，祖辈所提供的家务劳动、儿童抚育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将有助于缓解父辈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健康状况（Raymo and Zhou, 2012）。因此，当与祖辈同住时，父辈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这增加了父辈和孙辈的互动频次、期望以及对孩子的监管，父辈也更有可能与学校等社会机构联系，改善孙辈的成长环境和养育质量，进而对孙辈的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Monserud and Elder, 2011；Chen, 2016）。祖辈和父辈在儿童抚育等方面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关系也可能会影响父辈在家庭社会资本上的投入。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相关研究显示，当多代居住安排作为家庭应对自身需求策略时，新组成的生活单位是年轻夫妇家庭的延展，年轻夫妇和父母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界限和分工（肖索未, 2014；肖索未、关聪, 2018）。具体而言，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育儿实践过程中，母亲掌握孩子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并承担了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而祖辈则以“帮忙者”的身份进入子女家庭，承担了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日常生活照料工作，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边缘地位（肖索未, 2014）。那么，在这种分工体系下，由于祖辈对父辈所承担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功能的替代，父辈可以更加专注于孙辈的教育，他们之间的互动因而更加有针对性，也更加高效和深入，这有利于父辈和孙辈之间社会资本质量的提高。另外，在这个分工体系下，父辈和祖辈间关系的相互调整也有利于提高父辈和孙辈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肖索未等指出，在这种弹性的非制度权力关系中，父辈往往会主动协调与祖辈的关系，形成多种协调内部关系冲突的机制，以达到权力的平衡，满足祖辈亲密关系的期待，维持多代合作抚育的格局（肖索未, 2014；肖索未、关聪, 2018）。这意味着，在维系这种“以下一代为重”的多代合作抚育格局的目标下，父辈更可能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教养方式，表现出对孩子发展更为负责的形象，以满足祖辈对亲密关系的期待。而祖辈也可能会充当父辈的“传声筒”，将父辈的期待和要求传递给孩子（Kuan and Yang, 2004），同时将孩子的相关表现反馈给父辈。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父辈和孙辈间的相互期待和一致性以及父辈对孩子的监管。此外，这种相互的调整本身也会带来父辈与孙辈互动关系的改善。伊庆春等（Yi，et al., 2006）的研究发现，共同居住有利于提高祖辈和孙辈间的亲密关系，而且，这种亲密关系以及祖辈与父代之间的互动进而会对父子关系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因为增加了一个家庭主体，所以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总量会大幅度增加（如图1所示）。不仅如此，祖辈的加入还可以改善或增强原来的父辈与孙辈之间的互动模式，包括父子两代之间可能更高的互动频率和更佳的互动效果，从而改善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另外，祖辈加入后，其承担的家庭功能可以帮助父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扩展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如增强与孩子就读学校或其他社会结构的联结）。根据科尔曼（Coleman, 1988）的观点，这些增加的社会资本不仅直接有利于孙辈的综合发展，还可以提高家庭中的经济或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效率，进一步作用于孙辈的发展。
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一）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组于2014—2015学年收集的追踪数据。本轮追踪调查对基线调查（2013—2014学年）中的所有七年级样本进行了追踪调查，成功追访学生人数9449人，新入样学生人数471人，失访学生人数830人，共获取有效样本9920个。为确保可以测量亲子间的社会互动，我们剔除了目前父母均不在家中的个案和部分缺失个案，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总数为8879个。（二）变量测量1.学业表现“学业表现”变量通过“认知能力测试得分”“考试成绩”和“自评学习能力”三个变量构建。其中，认知能力得分为追踪调查中学生认知能力测试的原始分数。考试成绩为2014年秋季期中考试语文、数学和英语的平均成绩。为了使不同学校的学生的考试成绩可比较，我们将不同科目的成绩根据科目的总分进行了标准化。自评学习能力是由学生学习语文、数学和英语感觉的困难程度三个变量的得分加总所得。最后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并通过0—1标准化将上述三个变量合成为取值范围在0—100的“学业表现”变量。2.“是否与祖辈同住”和家庭结构“是否与祖辈同住”变量和“家庭结构”变量通过学生与祖辈和父母的居住安排形式构建。若学生“与祖辈同住”即赋值为1，“不与祖辈同住”则赋值为0。根据学生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将家庭结构分为三类：双亲家庭、单亲父亲家庭和单亲母亲家庭。囿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未对外祖辈和祖辈以及继父母和亲生父母作出区分。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通过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地位来测量。其中，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为父亲和母亲的最高受教育年限，通过赋值将其转换为取值范围为0—19的连续变量。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地位根据父亲和母亲的工作情况分为三类，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普通劳动者”和“无业或其他”。在考察与祖辈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影响时，为了模型的简洁，我们使用“父母的职业地位得分”“受教育年限”“自评经济地位”“党员身份”四个变量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重构。其中，父母职业地位得分和受教育年限都是父母较高一方的取值，缺失值通过基线调查中的数据进行填补。自评经济地位是家长对家庭当前经济条件的主观评估，为从“非常困难”到“很富裕”五分类的定序变量。“党员身份”是二分变量，父亲或母亲任意一方为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就被认为具有党员身份，并赋值为1，其余情况赋值为0。最后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并通过0—1标准化将上述变量合成为取值范围在0—100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4.家庭社会资本根据科尔曼（Coleman, 1988）的论述，我们将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和家庭外部社会资本两类。其中，家庭内部社会资本通过亲子互动频率、父母的教育期望、学生的教育期望、亲子教育期望差异和父母对孩子未来有信心程度五个变量来测量。亲子互动频率根据问卷中家长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和“孩子的心事或烦恼”四个方面的频率构建。每个方面均有三个选项，分别是“从不”“偶尔”和“经常”，加总后获得取值范围为4—12的“亲子互动频率”变量。父母和学生的教育期望根据“家长希望孩子读到什么程度”和“学生希望读到什么程度”构建，通过赋值将其转换为取值范围为8—22的连续变量。亲子教育期望差异为父母教育期望和学生教育期望之差的绝对值，数值越大，说明亲子间教育期望越不一致。父母对孩子未来有信心程度为从“根本没有信心”到“非常有信心”四分类的定序变量，分别赋值为1—4。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由学生自身的社会资本和家长社会资本构成。与科尔曼通过教会学校来测量学生的家庭外部社会资本不同，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根据美国的研究发现，教会学校的学生通常相对优秀，并且实际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活动的参与、学生应该学什么的共同信念、正确的教学规范，以及个体如何与他人相处等内容（Bryk，et al., 1993）。那么，以教会学校作为家庭外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实际上反映了学校同辈群体质量、学生的集体融入和学生的人际关系三方面的内容。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测量学生的社会资本。同辈群体质量是学生朋友中积极同辈数量与消极同辈数量的比值（取值范围在0.3—3），数值越大，表示同辈群体质量越高。学生的集体融入情况由五道相关的题目组成，分别是是否喜欢“班主任”“老师”“同学”、是否“在这个学校感到无聊”和是否“希望能去另外一所学校”，每个题目均有四个选项，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加总后取平均值得到取值在1—4分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说明学生的集体融入情况越好。学生的人际关系也通过五个相关题目得到，分别是 “班里同学对我很友好”“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和“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每个题目均有四个选项，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同样加总取平均值后得到1—4分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说明学生的人际关系越好。家长社会资本通过家长“是否认识孩子朋友的父母”“是否参加家长会”和“是否主动与老师联系”的频率来测量。其中，家长“是否认识孩子朋友的父母”反映了家长与孩子之间代际的闭合程度，它测量了家长对孩子提供社会控制和监管的能力。如果家长“至少认识一个孩子朋友的父母”则赋值为1，“一个都不认识”则赋值为0。参与家长会和主动与老师联系的频率反映了对孩子学业的介入情况，其中，若家长“参加过或有意参加家长会”赋值为1，“未参加过或无意参加”则赋值为0。主动与老师联系为从“从来没有”到“五次及以上”四分类的定序变量，分别赋值为1—4。5.其他变量本研究的其他变量包括性别（“男生”=1，“女生”=0）、户口（“农业”=1，“城镇”=0）、移民流动经历（“是”=1，“否”=0）、兄弟姐妹数量、自评健康、家庭房间数量、家庭中是否有病人需要照顾（“是”=1，“否”=0）、是否在学校住宿（“是”=1，“否”=0）、父母关系，以及父亲和母亲的年龄。其中，兄弟姐妹数量和家庭房间数量对数据进行了截断。若兄弟姐妹数量超过6个赋值为6，家庭房间数量超过10间赋值为10。自评健康是学生自己报告的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估，选择“比较好”和“很好”的定义为“健康”（赋值为1），其余情况定义为“不健康”（赋值为0）。父亲或母亲年龄为调查年份减去父亲或母亲的出生年份，并使用基线调查中的数据进行了校正。父亲和母亲年龄的缺失值通过基线调查数据、学生出生年份和父母生育年龄进行了填补。父母关系为二分变量，通过“父母是否经常吵架来”测量。若“父母经常吵架”赋值为1，其余情况则赋值为0。本研究中使用的所有变量的描述如表1所示。（三）研究方法1.区县随机效应Logit模型本研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是否会影响青少年与祖辈同住。由于因变量“与祖辈同住”是二分变量，因此我们使用Logit模型来估计。模型中的自变量除了父母的职业地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结构外，还包括性别、迁移经历、兄弟姐妹数、户口、自评健康、父母是党员、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中有病人需要照顾、父母关系、父亲和母亲的年龄、是否在学校住宿和家庭房间数目。考虑到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使用区县随机效应Logit模型。具体的公式为：公式预测了青少年与祖辈同住相对于未与祖辈同住的（参照组）的对数比率。其中，p_ij表示第j个区县第i个青少年与祖辈同住的概率，X_ij为模型中加入的各变量，μ_j为区县间的随机效应。2.学校固定效应模型本研究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是与祖辈同住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虑到CEPS是整群抽样数据，同一学校的学生具有相似的特征。为了排除未被观测到的学校特征对学业表现的影响，我们使用学校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中的自变量包括是否与祖辈同住、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内外的社会资本，控制变量包括性别、迁移经历、兄弟姐妹数量、户口、自评健康。具体的公式为：该公式预测了与祖辈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作用。其中，Y_ij表示第j个学校第i个学生的学业表现得分,Z_ij表示第j个学校第i个青少年是否与祖辈同住（“同住”=1，“未同住”=0）,X_ij为模型中的其他变量,α_j是固定截距，容纳了所有未观测的学校特征,ε_ij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多代居住安排是家庭应对自身需求的策略性选择，它受家庭结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的影响，因此其本身具有选择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选择性对估计结果所产生的偏误，我们采用了稳定逆概率加权（Stabilized IPTW）技术（Robins，et al., 2000；Guo and Fraser, 2014）。权重的计算公式为：其中，Z_i表示第i个青少年是否与祖辈同住（“同住”=1，“未同住”=0），S_i为第i个青少年的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父母的职业地位等家庭社会经济特征，F_i为第i个青少年的家庭结构，C_i为第i个青少年的其他人口学特征。在这里，我们使用简单Logit模型来估计同住概率。
数据分析结果（一）与祖辈同住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国什么样的家庭更可能是三代共同居住，也即哪些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表2中模型2的结果表明，青少年是否与祖辈同住受父亲的职业地位以及母亲工作参与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学生与祖辈同住的几率比（odds ratio，下同）将增加约6%。同母亲为普通劳动者的学生相比，母亲为无业的学生与祖辈同住的几率比要低约18.4%，母亲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学生与祖辈同住的几率比则无差异。另外，在模型2中还发现，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与学生是否与祖辈同住没有直接的关联，而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学生越不可能与祖辈同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父亲为普通劳动者的学生相比，父亲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学生与祖辈同住的几率比要低约17.7%，而父亲为无业的学生则无显著差异。模型2的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这一结果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使女性（尤其是高学历的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照料子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责任。因此，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更甚于男性，孩子祖辈的介入则为减缓这种工作家庭冲突提供了条件，所以，母亲参加工作以及母亲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孩子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另外，由于家庭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主要取决于男性的职业地位而非女性的职业地位，因而，家庭中男性的职业地位越高，家庭就越有能力通过市场等方式来解决子女照料等问题而非仅仅依靠祖辈，因此，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青少年越不可能与祖辈同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考察了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单亲家庭的学生与祖辈同住的可能性更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双亲家庭相比，单亲母亲家庭的学生与祖辈同住的几率比要高约22%，单亲父亲家庭的学生与祖辈同住的几率比则高达约137%。这一结果也符合我们的预期。一般而言， 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是基于夫妇分工合作共同抚养下一代的结构而运行的。当夫妇分工合作的结构被破坏后，其中一方在家庭中所承担的功能需要另一方来替代，这会在无形中增加另一方所承担的家庭压力。尤其是当母亲缺位时，家庭所面临的儿童抚育危机更为严重。而与祖辈同住有助于缓解由于家庭结构被破坏而产生的压力，因此，单亲家庭的学生更容易与祖辈同住，特别是单亲父亲家庭。总而言之，表2再次检验了祖辈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补充性角色。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多代居住安排是家庭应对自身需求选择性策略，它主要受家庭中母亲的工作参与和父亲的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结构的影响，其中，母亲参加工作、父亲的职业地位较低、单亲家庭的孩子与祖辈同住的可能性更高。(二)与祖辈同住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群体异质性上文的研究发现，与祖辈同住是家庭应对自身需求的策略性选择。在本部分，我们将讨论家庭这种选择性的居住安排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及其异质性的问题。如表3所示，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采用IPTW加权后，我们发现与祖辈同住仍然会提高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以及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后，与祖辈同住的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比未与祖辈同住的青少年要高1.952。这一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与祖辈同住的确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有积极的影响。为了考察与祖辈同住对来自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青少年的异质性影响，我们采用了交互项方式。研究发现，与祖辈同住对来自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学业表现具有差异化影响，并且明显对低社会阶层家庭的青少年有利（如图2左图所示）。具体而言，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不同住的青少年相比，同住的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与祖辈同住的效应会下降0.065。类似的，我们同样发现，与祖辈同住对不同家庭结构的学生也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并且对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为有利（如图2右图所示）。模型4中与祖辈同住和家庭结构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与祖辈同住对单亲家庭有明显的补偿作用。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同双亲家庭相比，与祖辈同住对单亲母亲家庭的孩子的学业表现的作用要高约3.394，对单亲父亲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的作用要高约4.158。在模型5中，我们同时考虑了与祖辈同住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结构的交互效应，结果同样发现，与祖辈同住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具有积极作用。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是相符的。它意味着，尽管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单亲家庭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存在消极的影响，但这种消极效应可以通过与祖辈同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总而言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与祖辈同住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单亲家庭的学生有明显的补偿作用。这表明，与祖辈同住对于增强低社会阶层家庭和父母缺位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更具有积极意义。（三）与祖辈同住影响效应的间接机制：家庭社会资本本研究所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与祖辈同住如何通过家庭社会资本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我们首先通过描述性分析来比较家庭社会资本是否会因与祖辈同住而存在差异，然后再利用更为严谨的统计模型进行检验。如表4所示，就家庭内部社会资本而言，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父母和学生的教育期望更高，并且更具有一致性。而且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亲子互动更多，频率更高，对孩子的未来也更充满信心。这些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所显示的结果相似，家庭外部社会资本也存在明显差异。在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学生的同辈群体质量、人际关系和集体融入度更高，这些变量同样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家长社会资本中，除家长与老师联系频率无差异外，家长参加家长会和家长认识孩子朋友的父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与祖辈同住家庭的父母参加家长会的比例和认识孩子朋友的父母的比例均要高于未与祖辈同住的家庭。总而言之，描述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和家庭外部社会资本会因是否与祖辈同住而存在明显差别，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更高。那么，家庭社会资本是否是与祖辈同住和学生学业表现的中间机制呢？表4显示，与祖辈同住的家庭在各类家庭社会资本上投入要更多，而家庭社会资本又是影响学生教育产出的重要因素，因此，与祖辈同住可能会通过家庭社会资本这一中间机制来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然而，如前文所指出的，与祖辈同住是家庭策略性选择的结果，所以，选择祖辈来照顾孩子的家庭可能往往在各类社会资本的投入也更多。换言之，表4所暗示的家庭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可能是由与祖辈同住的选择性过程所导致的一种偏误。为此，我们采用了今井等（Imai，et al.,2010）所推荐的因果中介分析框架来检验家庭社会资本是否为与祖辈同住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的中间机制。与传统的中介机制分析方法相比，因果中介分析框架建立在“反事实”框架的基础之上，因而其结果更能反映真实的因果关系（具体计算结果见表5）。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除“亲子互动频率”“人际关系”“认识孩子朋友的父母”和“家长与老师联系频率”等变量外，“与祖辈同住”对其他方面的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均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一致。它提高了父母和孩子的教育期望及其一致性，增强了父母对孩子的信心，改善了孩子的同辈群体质量和集体融入，也增加了对孩子学习的介入。这意味着，在排除居住安排的选择性影响后，与祖辈同住的确提高了家庭在各种社会资本上的投入。模型12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内部和外部的社会资本仍然对学生的学业表现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表明，家庭社会资本确实是与祖辈同住影响青少年学业表现的中间机制，而且这种中介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对孩子的期待、提高代际的一致性，以及增加对孩子学习的介入和改善孩子的成长环境，而非通过增加亲子互动的频率等方式来实现的。换言之，当家庭选择由祖辈来照料孩子时，父子两代间家庭社会资本更可能以期待或某种规范的形式存在，并且这种期待或规范改善了孩子的成长环境，进而促进了他们的教育发展。总而言之，表4和表5的结果表明，与祖辈同住对提高家庭内部和外部的社会资本有重要意义。科尔曼（Coleman, 1988）指出，父母的人力资本等资源需要通过社会资本才能实现转化，因此，父母应该努力提高家庭中的社会资本，以提高子代转化父母人力资本等资源的效率。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与祖辈同住具有这一作用，它会带来更高的父辈和孙辈间的家庭社会资本。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等变量一致的情况下，更高的家庭社会资本提升了青少年转化父母资源的效率，进而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结论与讨论探讨家庭亲属网络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对于更综合地理解代际间不平等传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的追踪数据，着重考察了当代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和中间机制，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青少年是否与祖辈同住往往取决于家庭的功能需要，它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母亲的工作参与以及家庭结构密切相关，来自较低阶层家庭、母亲参加工作以及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往往更可能与祖辈同住；第二，与祖辈同住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学业表现，而且在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平衡性后，这种积极效应仍然显著存在；第三，有学者指出，在讨论扩大家庭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时，要注意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家庭亲属网络作用的差异化影响（Mare, 2014；Solon, 2014），我们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研究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与祖辈同住对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以及单亲家庭的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具有明显的补偿效应。本研究还发现，与祖辈同住会通过家庭社会资本这一因素来发挥作用。 与祖辈同住会提高家庭在各种社会资本上的投入，特别是它提高了父母和孩子的教育期望及其一致性，增强了父母对孩子的信心并改善了孩子的同辈群体质量和集体融入，增加了对孩子学习的介入，最终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析代际资源的传递机制是理解家庭对于塑造和维持社会不平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关键。在目前多代流动机制的讨论中，孙辈直接转化祖辈的经济资源或通过与祖辈的互动来实现资源的代际传递被认为是两种最主要的机制。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家庭居住安排因素对资源传递过程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由于家庭的核心化以及代际关系的变迁，是否与祖辈同住是核心家庭满足自身需求和应对社会风险的策略性选择，它受核心家庭对祖辈资源的依赖程度的影响。而这种策略性的选择也意味着，与祖辈同住的积极影响会因社会情境的差异而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当家庭选择祖辈同住时，父辈和孙辈间的互动模式也会发生改变。本研究显示，在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父辈的家庭社会资本投入更多，进而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这暗示我们在未来考察多代流动时，不仅要考虑祖辈与孙辈间的资源传递，更需要考察家庭居住安排因素以及祖辈如何通过对父辈和孙辈间互动的介入间接影响孙辈的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本研究对于理解家庭亲属网络在抵抗各种社会风险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在现代中国社会，虽然核心家庭是主流的家庭模式，但家庭亲属网络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延续，甚至他们之间功能上的依赖比以往更加强烈。近些年来，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工作压力的增大、婚姻稳定性的减弱等原因，核心家庭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因此，核心家庭往往会临时性或长期性扩展为主干家庭以增强抵抗现代社会风险的能力。本研究的结论表明，这种多代共同居住的策略性安排的确增强了现代家庭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改善了家庭成员的生活际遇。特别是对于低社会阶层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来说，多代共同居住对于提高他们的学业表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就儿童抚育而言，选择性调用祖辈资源，维持多代共同居住的格局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不同阶层和家庭结构的青少年教育发展的差距，降低了不平等再生产的风险。本研究尚有一些局限。首先，囿于数据限制，我们在考察家庭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时并未将祖辈的收入、教育等因素纳入分析，而这些因素会影响家庭居住安排形式的选择。其次，与祖辈同住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祖辈的性别以及父系和母系的差别，但我们在研究中并未对此加以区分。此外，既有观点认为，祖辈的收入、教育等经济文化资源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会对孙辈的社会地位获得产生重要作用，但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对这些机制进行直接的检验。最后，尽管我们的研究发现与祖辈同住会提高家庭在各类社会资本上的投入，但其原因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除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外，或许家庭中祖辈的存在所具有的代际团结的“象征”也是其来源之一。所有这些局限的解决有待于今后更详细的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张军；排版：莫太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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