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专题丨【潘丹】自我、革命与爱情：《红与黑》中的“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

文学社会学专题

自我、革命与爱情：《红与黑》中的“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潘丹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1年第4期

摘 要：《红与黑》呈现了于连与德雷纳夫人在外省小城维里埃所孕育的心灵之爱以及与玛蒂尔德在巴黎所焕发的头脑之爱，二者共同构成了司汤达的“精神之子”于连所承载的“高卢特质”，即以强烈的激情投入世界，同时又以冷峻的理智剖析自我及其感情。两条线索在构成某种对称性推进的同时又相互交错纠缠，呈现出三位主人公在暴风雨般的炽烈爱情中相互激发，在自然与伪善之间剧烈摆动，在想象的表演与现实的表演之间不停跳跃，折射出后革命时代新旧交错的精神面貌，在个体虚无主义与舆论专制互为表里的复辟王朝不断突破自恋与虚荣，从而打开新的精神向度，在一次次突破惯常的自然呈现中不断消散表面化的自我，又激活内在本真的自我，呈现出自我的不同面向与丰富层面，在心灵世界充满悖论性的、轻盈而壮烈的交战当中淬炼出自我本质的精神结晶。

19世纪初的法国，政治是戏剧化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黯然落幕，革命风暴之后的颓败，被窒息的激情留下一地狼藉；拿破仑帝国一度威震欧洲，却终究英雄陨落，被冷却的热情让光荣与梦想化为泡影。人们迷失于两个幻境之间的空虚与无措：一个是被摧毁的过去，但波旁王朝残腐僵化的东西依旧在其废墟上蠢蠢欲动；一个是尚待展开的未来，大革命所勾勒的理想国如海市蜃楼般逝去了，却依旧印刻在人们心上。在复辟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充斥着变色龙与风信鸡：往昔对革命狂热不已的人，如今却仿佛如梦初醒、看破一切；曾经誓死仇恨王权的人，如今又向宪章宣誓；不久前还疯狂追随拿破仑的人，转眼间又为王室宫廷的优雅精致所陶醉。就像刚刚谢幕的演员，没过多久又重回舞台，却已在后台变更了服饰与徽章、观点与言行。这是红与黑交错凝结的时代，“伪善”与“矫饰”是在这个戏剧化的时代中生存的法则，因为周遭所碰触到的一切是幻灭而虚无的；但如果不幸遭遇疯狂而激烈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在一个被伪善支配的世界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它冒着刺破伪善的风险——（但这）或许是在虚无中能够真切感受到生命之存在的方式，也是在矫饰中唯一能消散自我却又激活自我的方式，并因此获得在突破惯常的种种惊奇之举中返归自然、通向自由的可能性。

维里埃与德雷纳夫人

德雷纳夫人是自然的化身。她的言语、神态、举止都透着自然，她的自我意识是模糊的，也因此不太在意或者不太能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会在他人眼中激起怎样的反馈；但她也因此是自足而合一的，质朴、天真、“完美的自然”，散发着连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魅力：“她具有一种纯朴自然的神情，举止里透露出青春活力；在一个巴黎人眼里，这种充满纯洁和生气的、天真无邪的美，甚至可能激起愉快的情欲冲动的念头。德雷纳夫人如果知道自己能取得这种成功，一定会感到非常羞愧。她的心中从来没有丝毫卖弄风情，或者矫揉虚饰的想法”（De Stendhal，2005:360）。德雷纳夫人出生于维里埃这个处于圣会与耶稣会士严密道德监控之下的外省小城，在“明智稳健”的人们所左右的舆论专制中长大，在狂热崇拜耶稣圣心的修女身边教养成人，“笃信宗教的坚决倾向，促使她过的完全是一种内向的生活方式”（De Stendhal，2005:381）。她的心思大多放在孩子与家事上，也不会向丈夫耍手腕要时髦帽子或别的什么，“只要能让她一个人在她美丽的花园里漫步，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De Stendhal，2005:361）。

德雷纳夫人出身高贵，继承了大笔财产，十六岁便嫁到大户人家，生活安逸平淡，对爱情几乎没有什么体验，只有她的忏悔师谢朗神甫和她谈过爱情：神甫把爱情描绘的十分恶心，以致爱情这个字眼在她心目中不过是糜烂放纵的代名词。这使得她成为维里埃贤淑的典范，她温柔谦逊，对丈夫事事顺从，从不固执己见，是德雷纳先生的骄傲；当然作为富裕的女继承人，也为市长先生带来他最看重的“收入”。这位出身西班牙古老家族的市长先生也是一位“明智稳健”的人，他通过经营大制钉工厂获得颇多利润，尽管自1815年以来，又为自己是工业家感到脸红。不过，德雷纳夫人谦恭的另一面实际上是疏离与骄傲，她对丈夫的言行漠不关心，较之以骄傲闻名，对周围贵族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的公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眼中，德雷纳先生“是粗鲁的，对一切与金钱、地位和十字勋章无关的事都抱着极其粗暴的冷漠态度”（De Stendhal，2005:382），但她接触到的男性大多如此，也就把这当作男人与生俱来的品性。而她也有足够的见识，很快就把在修道院学到的东西“看成是荒谬绝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De Stendhal，2005:381）。

德雷纳夫人性格深处的矛盾性在遭遇爱情而沉醉于迷人的幸福，却又在热烈而疯狂的快乐中深受折磨的时刻，同样以极其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于连初见德雷纳夫人，就惊叹于她天真而毫不自知的妩媚，甚至有种想要吻她手的冲动：“这就是无懈可击的妩媚产生的效果，如果这妩媚是天生的，特别是具有它的人并没有想到自己具有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De Stendhal，2005:375）。于连第一次闯入德雷纳夫人的卧房时，她被吓得“魂不附体”，很快又陷入“最残酷的恐惧的折磨”（De Stendhal，2005:427）；此前，她时而担心自己没被爱上，时而又因贞洁的本能生出犯罪的悔恨，这些相互矛盾的痛苦想象折磨着她；此刻，于连的绝望与眼泪搅得她心乱如麻，无法拒绝，“怀着最真实的愤怒心情把他推得远远的，接着呢，又投入了他的怀抱”（De Stendhal，2005:427）。这些相互冲突的言行举止，都是她“顺乎自然”的情绪反应，是她当下每一个时刻最为切己的自然呈现（Romano，2019:152）。不难看出，司汤达所呈现的《红与黑》的世界中，“自然”所指涉的，是一种自然坦诚、如其所是、顺乎自然、不加虚饰的状态；它是作为“伪善”的对立面存在的。

于连却被视作是“伪善”的。在索雷尔老爹眼中，于连是个“该死的伪君子”（De Stendhal，2005:366）；德尔韦尔夫人也曾对德雷纳夫人坦言实在信不过这个小家庭教师：“他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动脑筋，一举一动都很有策略。这是个阴险的人。”（De Stendhal，2005:422）而于连自己，也确实是个在“红”与“黑”中穿梭往复的“变色龙”：他发自心底崇拜大革命与拿破仑的英雄主义，但同时敏锐地感觉到教会势力在复辟王朝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是狡猾地为自己披上一件“伪善的”黑色外罩：“我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的伪善”（De Stendhal，2005:623）。不过这位变色龙不够“明智稳健”，一次在谢朗神甫家晚餐时，神甫把他作为神童介绍给大家，他却忍不住赞美起拿破仑来，尽管事后懊悔不已；他内心的红色之火还是燃烧得太过炽烈，也不像其“自认为”的那么伪善。那些“明智稳健”的人士，总能够把“分寸掌握得非常巧妙”，在实施严密道德监视的同时，“对一切与金钱、地位、十字勋章无关的事都抱着极其粗暴冷漠的态度”，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伪善的；他们深入骨髓、道貌岸然的表演是伪善的，而于连把伪善当作一种表演，一种应对这个世界以自我防卫的策略。他的表演也并不像他“自以为”的那么老练：“我们的主人公自以为非常谨慎”，“想象力丰富的人都很自负，正是这种自负把他引入歧途，他将自己的意愿当成事实，而且自认为是一个老练的伪君子”（De Stendhal，2005:508）。

德雷纳夫人那颗对善意与同情格外敏感的心，尤其能体会其中的微妙差异，尽管很多时候她眼中的于连有些失真：一只狗横过大街时被农民的大车压死，她丈夫不过哈哈一笑，于连却因此皱起了眉头。她在这个年轻的神甫身上看到了慷慨、高贵和人道的精神，这在她纯善的心灵当中激起了深深的好感与钦佩。不过这种失真，也折射出于连个性当中的矛盾性，他还是太容易动感情，尤其在遭遇真诚的关心与善意时：谢朗神甫敏锐地察觉出于连郁积着对于俗世的热情，对其灵魂得救表示担忧；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人所爱，“动了感情”，并感到羞愧，“高兴得哭了起来，跑到高出于维里埃之上的大树林里偷偷落泪”（De Stendhal，2005:390）。流泪是一种最为顺乎自然地任由内心情感倾泻而出的状态，而那些始终保持“明智稳健”的人士，恐怕早已丧失了流泪的能力。

伴随着于连在自然与伪善之间跳跃，他与德雷纳夫人的感情也在爱与恨、矜持与疯狂、冷酷与温情、征服与沉醉、悔恨与决绝、误解与和解、痛苦与甜蜜之间剧烈摆动。在《论爱》中，司汤达称：“爱情所能赋予的最大幸福，就是你第一次握你所钟爱的人的手”（De Stendhal，1906:85）。回味于连第一次握住夫人手的情境，就不难体会这如暴风雨一般激烈起伏的情感体验：维尔基的乡野景致让于连不再事事克制、步步为营，与孩子们一起兴高采烈地捉蝴蝶；菩提树下不经意碰到夫人的手，心底忽然涌起英雄般的职责：握住这只美丽的手；德雷纳夫人温柔待他，于连却透露出古怪的目光，仿佛在注视一个要与之决一死战的敌人；暴风雨夜，日影西斜，决战就在眼前，于连绷紧心弦，经历着职责与胆怯的艰苦斗争；钟声敲响，战斗时刻来临，他终于倏地握住夫人的纤手，成功履行了“英雄的职责”，心底涌起幸福的暖流；德雷纳夫人深陷爱情，彻夜未眠，喜不自胜的于连却专心阅读起拿破仑的战功；第二天一早由于疏忽孩子们的课业，德雷纳先生苛刻斥责，于连萌发出想进行“最残忍的报复”的愿望；德雷纳夫人为之刺痛而伤心，于连却以苍白的高傲脸色、坚定的阴沉表情蔑视所有温柔的感情；“伪善”即将被揭穿，于连向夫人求助，她误以为他另有所爱而心灵遭受残酷伤害，却依旧怀着最单纯的忠诚取回匣子；于连怀着未曾有过的真挚感情吻着夫人的手，她无比幸福，却又因嫉妒之情将他推开；被触犯自尊的于连轻蔑地放下她的手，唇边浮现出一丝苦笑。炽热的心灵，冷酷的复仇，高傲的自尊，敏感的自卑，极强的意志力，时时涌动的激情……种种充满悖论的特质如万花筒般熔淬在一起，刺破了这个被“明智与审慎”所支配的沉闷世界，如此令人惊奇。在于连这个“奇怪的”、“不可理解的”人心里，“几乎每天都有暴风雨”（De Stendhal，2005:407）；他也总在制造暴风雨。

于连最打动德雷纳夫人的时刻，往往是他忘记表演、自然敞开的时刻：“只有在出现什么突如其来的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不再想着怎样把一句恭维话说得中听的时候，才能谈出娓娓动听的话”（De Stendhal，2005:388）。那些闪现出来的智慧光芒令德雷纳夫人无限欣喜。只有于连忘掉那些他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计划，“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仅仅跪倒在她脚边，吻着她的双膝”（De Stendhal，2005:426）痛哭流涕时，德雷纳夫人才因于连的眼泪与绝望觉得他是不可拒绝的。有那么几个时刻，于连融化在德雷纳夫人“天真而忘我的妩媚”当中，抛弃了惯常的勃勃野心与种种计划，沉醉于爱的温柔缱绻：“他一生中头一次被美的力量所左右。他沉湎在与他的性格如此格格不入的、模糊而又甜蜜的梦想之中，轻轻地握紧这只他觉着非常好看因而十分喜爱的手，迷迷糊糊地听着轻微的夜风摇动椴树叶的响声”（De Stendhal，2005:408）。不过，此刻在他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惊人的野心与计划，“对世界的想法以及对他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影响的想法，胜过了别的一切”（De Stendhal，2005:409）。于连厌恶他的故乡维里埃，这里看到的一切都使他的想象力衰退；他向往巴黎，那是革命之都，闪耀着思想与才智的光芒，那是丹东战斗过的地方，是拿破仑征服过的地方，是最能够激发想象力的极致而灿烂的所在。

巴黎与德拉莫尔小姐

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小姐身上有某种断裂性。她身上流淌着高贵的血统，但这种高贵又蕴含着叛逆的种子，渴望意外与冒险，并通过因此而激发的英勇与热情真正抵达灵魂的崇高。她的祖先德·拉莫尔是波旁王朝第一位皇后玛戈的情人，他们的爱情诞生于充斥着阴谋与杀戮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天主教法国遭到新教改革的冲击，陷入雨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的争战之中，美第奇皇太后为了使新教徒归顺并实现某种制衡，强迫玛戈公主下嫁新教徒亲王亨利四世。不满这一政治联姻的玛戈在放纵迷乱中宣泄自己的愤懑与反抗，直到遇见拉莫尔，真正唤醒了她爱的激情。玛戈毫不顾忌自己的身份与宗教，飞蛾扑火般地爱上这位雨格诺派亲王。在天主教徒的围剿当中，拉莫尔为了拯救自己的朋友奔赴断头台，玛戈身着带血的白袍亲手埋葬了拉莫尔的头颅。为了给拉莫尔复仇，玛戈辅佐亨利四世与自己的皇室家庭为敌，由此开创了法国绝对君主制最为灿烂极致的巅峰时期——波旁王朝。这是玛蒂尔德所向往的时代：虽然充斥着阴谋与杀戮，但残酷背后孕育着高贵与伟大，她所崇拜的玛戈与拉莫尔可以为了爱、信仰、友谊付出生命，灵魂深处涌动着冲破功利算计与一己私欲的热情。但复辟王朝时期，是一个连残酷都失去了力量的时代：“人们干最大的残酷事，但是并不残酷”（De Stendhal，2005:614）。王朝昔日的辉煌不再，残腐的废墟上人们粉墨登场，彬彬有礼、故作高贵的举止中，尽是虚荣算计、蝇营狗苟。这场在波旁王朝的幻影下上演的剧目毫无灵魂与血性，“厌倦”弥漫于毫无意义的矫揉虚饰当中。

出身高贵的玛蒂尔德熟谙上流社会的交往之道，是贵族青年眼中最完美的存在，她懂得如何扮演巴黎舞会的皇后，以优雅迷人的姿态示人，施展“诱惑的艺术”，在“高贵的克制”里“卖弄风情”。她有巴黎女人所特有的自恋、虚荣与骄傲，渴望赢得他人的关注，却又对围绕在身边的赞美感到厌倦。因为她真正渴望展示的，并不是这种文质彬彬的“礼貌”框架下的完美，而是与之相对的独特“性格”，以及充盈于其中的“才智”。“声誉、财产、青春”，她拥有足以支撑起巴黎虚荣之极致的一切，但却因此感到厌倦，只好以她透彻犀利、机智风趣，又不失优雅得体的玩笑与讽刺寻找乐趣，而她的这种激烈与生动却被身边彬彬有礼的贵族们视作古怪与冷酷：“这句玩笑话如此有分寸，选得如此好，表面看起来如此得体，而且说得如此合时宜，您不想它还好，越是想它，越觉得伤口每时每刻都在扩大，渐渐地它会变得让受伤的自尊心无法忍受。家里其余人真心渴望得到的许多东西，她都丝毫不予以重视，因此她在他们眼里经常总是冷酷的”（De Stendhal，2005:626）。她身处虚荣之极致，却在这一极致中寻找并渴望突破与超越的可能性。

在玛戈与拉莫尔的时代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切近的力量，承载着冒险与英雄主义，能够打破弥漫于复辟时代的“厌倦”，带给玛蒂尔德她所渴望的惊奇与震动，这就是颠覆波旁王朝的大革命的力量。玛蒂尔德在于连身上感受到了这种“令人害怕”的力量，而她对于连的观察与判断，总和她想象中的拉莫尔与革命者交织在一起；想象力在毫无生机的幻境之外，创造出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纵深交错的场景，线性的历史被一段段截取，在同一个时空中重叠、错置与碰撞。玛蒂尔德不由地对于连表示出关注与兴趣，于连却总对这位“巴黎玩偶”回敬以“冷淡”甚或“蔑视”，这让习惯了在他人的赞美中确认自身魅力的玛蒂尔德深感刺痛，又在愤懑、惊讶、自尊心受尽折磨的同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她已经没有力量忘掉于连”（De Stendhal，2005:615）。突如其来的爱情同时伴随着兴奋与痛苦，它们都源自对其内在极强的自我意识的挑战。作为巴黎“最崇高、最聪明”的女人，玛蒂尔德习惯了影响、甚或支配他人的情绪，习惯了掌控一切、包括自己。但正是这种状态令她感到厌倦。爱情最大的危险，还不是来自于社会舆论的挑战，玛蒂尔德有着强烈的性格，内在极其强大，有很强的主体性与意志力，这赋予她敢于挑战外在社会舆论与既定习俗的勇气，甚至以此为乐；爱情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失去对自我的掌控，其中所蕴含的某种“舍己”的冲动，意味着将自己的命运与幸福交付给另一个人对自己的感情，玛蒂尔德因此感到一种“阴沉的忧郁”。但这也是爱情最为迷人的地方，这种对自我的悬置孕育着突破与超越的可能性，当自我消散于爱的激情之中，完全沉浸于同另一个人深刻而激烈的情感互动之中，放下了自尊自矜自持，在舍己的冒险与失却自我的痛苦迷茫当中，才有了发掘更为丰富的自我的可能性，在爱与痛的淬炼中获得灵魂的提升。“在我心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爱情和它产生的所有奇迹。从激励着我的火焰，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De Stendhal，2005:629）。在某种意义上，爱情就是一场灵魂的自我革命。

于连在故作高傲冷漠的同时，却不自觉地被玛蒂尔德所吸引。他发现德·拉莫尔小姐并非“巴黎玩偶”，她表里不一，有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诡诈，这种诡诈刺破了道貌岸然的虚浮与劝人为善的厌倦：一方面，在拉莫尔府的客厅里，如果有谁冒犯到王位与祭坛的利益，她立刻收起活泼的眼神，变得冰冷、严肃与高傲；但另一方面，于连发现她又悄悄偷走伏尔泰那些最富哲理的书去看，大概拜她所赐，但凡家里有反对王位与祭坛利益的新书，总是不翼而飞。在这种表里不一的诡诈背后，又透着一股英雄主义的真诚与热情：每逢四月三十日，她都要穿上黑连衫裙为博尼法斯服丧，这种服丧不是为了惹人注目，而是扎根于性格深处的执念与对古老历史的尊崇。于连为此深受感动，这个悲剧性的故事与他如此相合。德·拉莫尔小姐“优美的身材、风雅的服饰、白皙的手、美丽的胳膊、一举一动的从容与完美分寸感”（De Stendhal，2005:636-637）因此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魅力：“从高贵的举止产生出的那种美，他开始不再把它看成是心胸的冷酷”（De Stendhal，2005:622）；这一切激发了于连的想象力，他陷入玛蒂尔德“王后般的风度与美妙的打扮”所激起的梦想当中：“他把她想象成为一个卡特琳·德·美第奇”（De Stendhal，2005:637）。

这种充满悖论性的个性与于连形成了某种有趣的映衬。于连喜欢马基雅维利式的诡诈与实用，在他看来，这比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贵族们虚浮矫饰的礼仪更有力量。虽然为了融入上流社会，他并不介意运用这套礼仪，不时装出一副温和谦恭的样子，但总有些不够得心应手，因为他心里时时涌动着革命的激情与拿破仑式的英雄主义。于连关于大革命的一段自我追问颇能呈现出其个性中的内在张力。在与流亡法国的死刑犯阿尔塔米拉聊天时，他坚定地宣称：“要达到目的，就得不择手段”，应该为了“救四个人的生命而绞死三个人”（De Stendhal，2005:615），并因为自己的透彻与务实颇为自得。然而，在一个人陷入沉思时，他又不由地追问：米拉波出卖过自己，丹东与拿破仑盗窃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成就伟大事业的基石。他满怀兴奋地赞赏这些英雄与革命者的伟大才能，却又忽然体悟到在践行一场伟大事业时可能面临的冲突与困境：应当为了实用牺牲正义么？丹东应该盗窃么？米拉波应该出卖自己么？是拯救更多人的结果更重要，还是每一个无辜的生命都值得守护？玛蒂尔德的出现打破了他的沉思，她好奇而挑衅地问他在想什么有趣的事情，感到被冒犯的于连突然陷入狂热，神色凶恶地对她说：“丹东盗窃是对的吗？”“希望从地球上赶走愚昧和罪恶的人，他应该像狂风暴雨那样来势凶猛，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干坏事吗？”（De Stendhal，2005:619）玛蒂尔德承受不住他的目光，害怕地朝后退了两步，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开。

于连与玛蒂尔德之间的互动勾连好似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冲突与交错，这两个时代同样在他们眼中呈现出充满悖论色彩的两面性（奥祖夫，2017:175）。被特权所禁锢的旧制度令人憎恶，富有革命激情的人无法忍受被限定的等级与命运；但属于玛戈皇后与拉莫尔的旧制度则别有一番趣味与情致，热情与冒险使得生命焕发光彩，仪表与风度使得生活多姿多彩：爱情需要它的形象具有魔力，由此激发富有魅力的幻觉，玛蒂尔德成为于连想象中的美第奇皇后。革命冲破了特权的桎梏，自由与平等为人们打开无限生机与可能性，却也使风度变得简陋甚至粗鄙，丧失了等级与恩典所带来的考究与趣味。当复辟王朝的“显贵”们重新穿上过去的服饰时，依旧是均质化的个体，“束缚在一个对人人永远相同的套子里，而且永远束缚在这同一个套子里”（De Stendhal， 2005:644），在缺失个性与灵魂的表演当中，看不到古老贵族的崇高气度，看不到独特生命的热情绽放，理性与算计支配了一切，“厌倦”与无聊统治了一切。因此，于连以一种悖反的方式打动了玛蒂尔德：他是承载着英雄主义的拿破仑，是英俊的、有着“伟大性格”的“丹东”，是后革命时代的拉莫尔。革命在祛魅之后，又焕发出新的魔力。

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

于连与玛蒂尔德相互激发，经由想象创造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但玛蒂尔德不满足于此，她要将“想象”化为“行动”，并做出一个勇敢而惊人的决定：“首先”给于连写信。对于一个出身如此高贵的女孩来说，这是十分冒险的、不“谨慎”的行为。但令玛蒂尔德厌倦的，恰恰是过度文明之下的礼仪与“谨慎”。她无比憧憬玛戈皇后的时代：“晚上十一点钟，从卡特琳·德·美第奇居住的苏瓦松府出来，单独一个人回家，比今天跑到阿尔及尔去，需要有更多真正的勇气。一个人的生活在那时是一连串的危险，现在，文明已经把危险赶走。意外已经不复存在”（De Stendhal，2005:644）。而玛蒂尔德热爱意外，热爱冒险，她要挑战于连性格的深度，挑战危险的未知数。

玛蒂尔德的信让于连仿佛感受到一场正在酝酿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目标是因出身而带来的不平等：“出身的骄傲好像一座高地，在她和我之间构成了一个阵地。应该攻击的是这个目标”（De Stendhal，2005:646）。接到如此高贵的玛蒂尔德的信令于连的虚荣心深感满足，但自卑又促使他产生一丝疑虑：这会是拉莫尔府的贵族青年们嘲讽我这个可怜的木匠儿子的诡计吗？于连的回信措辞谨慎，透着“冷淡与道德”；玛蒂尔德的信却愈发接二连三地袭来，并在第三封信中明确写道：要求于连在深夜一点钟，月明之夜，从花园经由梯子爬进她的闺房。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冒失事！马上收拾行李离开的“明智”决定一闪而过之后，于连开始体会到玛蒂尔德的真诚：“我没有高贵的出身，我需要有的是伟大的品质，这些品质是能够兑现的，不是一种好心的推测，而是要用胜于雄辩的行动来证明……”（De Stendhal，2005:649）玛蒂尔德需要他通过昭然若揭的行动来证明其性格深处的力量，这关乎比生命还重要的“荣誉”，这是属于古老的拉莫尔时代的品质——在那个属于魄力与体力的时代，时刻准备投入战斗的人们最少踌躇；缺席即意味着懦弱，于连必须奔赴这场悲剧性的决斗。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当于连历经心灵的暴风雨以及种种想象中的惊心动魄，翻过窗户爬进玛蒂尔德的闺房之后，局面却变得尴尬起来；想象有多么热烈与精彩，现实就有多么冷峻和残酷。两人都深深感到局促不安，就仿佛预想中的剧目嘎然中断，演员重新坠入冰冷的现实。玛蒂尔德又回到那个高贵而骄傲的德拉莫尔小姐：“她感到说不出的难受；谨慎，羞涩，所有这些对一个出身好的女孩子来说是那么自然的感情又占了上风，而且苦苦地折磨着她”（De Stendhal，2005:654）。更令她悔恨的是，于连得意忘形的样子令她反感而害怕：“这么说他是我的主人了！”（De Stendhal，2005:657）这意味着她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并由于自主性遭遇挑战而深感恐惧。但强大的意志力不允许她屈服于这些不符合“职责”的感受，于连比她想象中还要勇敢而机智，配得上她的爱情与崇拜，她必须向他表达热烈的情感，然而，“像这样情深意厚的话决不会有人用比她更冷淡更有礼貌的口气说出来了”（De Stendhal， 2005:657）。于连也很惊讶，自己竟然毫无幸福、快乐、温暖的感觉，只好求助于理智的推论，说服自己“应该是”幸福的。这一对局促不安却又意志力与“职责”感极强的恋人努力“模仿”热烈爱情的榜样，“勉强”地表达着狂喜。但事实上，“这次幽会一直冷冰冰的，冷得使人会对爱情感到憎恨”（De Stendhal，2005:657）。

或许这一幕场景在于连初抵巴黎时就已经埋下伏笔了。在于连眼中，巴黎人往往有着完美的礼仪，优雅得体，却冷漠疏离、毫无感情。如果说维里埃这座外省小城被伪善所支配，那么巴黎则被虚荣所支配，人们的言行举止当中透着其衍生物矫揉虚饰。在虚荣与矫饰的侵蚀之下，人是脸谱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表面化的。与于连决斗的博瓦西先生“容貌高贵而又空虚，反映出他的思想端正而又贫乏”（De Stendhal，2005:590），像一个“玩偶”。德拉莫尔父子相处得非常好，见面却没什么话可以说。最有趣的要数侯爵痛风发作时的趣事：他惊叹于连的才智和有趣，享受他的陪伴，但在对他平等相待之前，要先送于连一件蓝色礼服。于连穿着蓝色礼服去见他，就是他老朋友的儿子；于连穿着黑色礼服去见他，就是他的秘书。你所受到的待遇，取决于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这难道不正是复辟王朝政治戏剧化背景之下的折射么？侯爵的恩典还不止于此，他要让于连拥有一枚十字勋章，而获得这枚老外科军医口中无比荣耀的勋章，不过是到英国待一段时间，每周上国王的大使家里吃一顿晚饭。这是对复辟王朝的荣誉多么绝妙辛辣的讽刺啊！荣誉是表面化的，父子关系是表面化的，爱情自然也是表面化的。在这个惊心动魄却又古怪冰冷的夜晚之后，于连感慨：“巴黎的这种好风度掌握了破坏一切甚至破坏爱情的诀窍！”（De Stendhal，2005:658）

正是在感受到巴黎的矫揉虚饰、冷漠疏离之后，那些曾经让于连觉得不够有想象力的维里埃的回忆一点点向他涌来，他才开始慢慢体会到德雷纳夫人“顺乎自然”的可贵之处：他享受在她身边度过的那些不时跳出悔恨与责备，却满怀温情的心灵的陶醉；他想念她眼睛里热情的光芒，而不是判断与审视；他逐渐勘破“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的区别：“德雷纳夫人常常找出理由来做她的心要她做的事；而这个上流社会的年轻姑娘，只有在用充分理由向自己证明她的心应该被感动之后，她的心才会感动”（De Stendhal，2005:728）。这终将成为支撑于连征服玛蒂尔德的支点。克拉索夫亲王一语道破玛蒂尔德爱情的症结：“她眼睛里看到的是她自己而不是您，因此她不了解您。在她那两三次为您而萌发的爱情冲动中，由于想象力发挥的巨大作用，她把您看成了她梦想中的英雄人物，而不是实际的您……”（De Stendhal，2005:704）这种虚荣与矫饰不仅造成与他人客气而疏离的距离感，也与内心那个更加真实的自己保持距离，无法“顺乎自然”地流露内心的感情，使得真实而热烈的爱情被过强的理智悬置起来。因此，破掉玛蒂尔德的自恋与虚荣心，才能抵达他们想象中的爱情。但这不正是玛蒂尔德既渴望又害怕的么？这不正是于连要为之战斗的么？他是一个要与全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幸好他还有玛蒂尔德这么一个古灵精怪的敌友。

如果说于连与德雷纳夫人的爱情是在伪善与自然之间剧烈摆动，那么于连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就是在“想象中的表演”与“现实中的表演”之间不停跳跃：当于连向她举起古剑时，她忽然涌起一股即将被情夫杀死的幸福，心甘情愿地希望于连成为她的主人；望弥撒时，她又被于连试图以恐怖使她服从的念头所驱使，开始想尽办法折磨于连的自尊心；当于连因现实的卑微境遇陷入自卑时，她又气愤、厌倦并鄙视于连；在于连远行或假装另有所爱时，这种即将失去或嫉妒的痛苦又重新唤起她对于连热烈的爱，不顾一切甘为他的奴隶……在接踵而至的“颠倒的想象中”，狂喜与痛苦只有一步之遥，崇拜与蔑视不过转瞬之间。

然而，在这些激烈而残酷，却又有些笨拙与天真的表演当中就不再有“自然”了吗？司汤达在《论爱情》中突破了“伪善/自然”之别，呈现出“自然”的另一层涵义：突破惯常。“再回到自然这个词上来，自然地行动与习惯地行动是两回事。如果有人在同样的意义上理解这两个词，那么显然，你越是感受得深，就越不是自然的”（De Stendhal，1906:89）。声称自己“率真纯朴”未必就是自然的，尤其是习惯性的率真纯朴，恰恰可能是自然的对立面；这种突破惯常的自然，是“经由爱情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因为遭遇爱情而突破惯常的“矫揉造作”很有可能恰恰是自然的：“一个敏感的人，一旦他的心灵激动起来，就不再能从自己身上找到丝毫惯常的痕迹去指引他的行为；那么他如何能够因循一条他不再有感觉的路呢？他感到对所爱之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极大的分量，似乎一个字就会决定他的命运。他如何能够不力求将它说好呢？……因此，不要刻意追求朴实坦白，这是一个从不返归自身的灵魂的特质”（De Stendhal，1906:89-90）。

事实上，玛蒂尔德确实在这些突破惯常的表演中不知不觉改变了：她尽管享受着折磨于连的残酷快感，但也时时关注着于连的反应，期待他能猜中自己的心思，和在客厅里冷酷嘲笑且毫不在意他人感受的漠然不一样了；曾经令她腻味的歌剧也因为爱情有了别样的意义，为其中的一句爱情格言而心醉神迷：“应该惩罚我对他感到的过分崇拜，我太爱他了！”“这句格言跟她自己的处境符合到惊人的地步；唱这句格言用的坎蒂列那像仙乐般优美动听，占据了所有她不直接想到于连的瞬间。多亏她对音乐的爱好，她这天晚上的心境同德雷纳夫人想着于连时的心境一样”（De Stendhal，2005:670）。这些言行或许不够“顺乎自然”，但却是玛蒂尔德的“如其所是”，一个处于虚荣之极致的姑娘想要突破虚荣，只能用想象中的表演一点点打破现实中的虚饰，慢慢抵达内心真实的自己。玛蒂尔德写给父亲的那封信是令人动容的：“不管从怎样低的起点开始，我相信他将来会飞黄腾达。跟他在一起我并不害怕默默无闻。如果发生革命，我能肯定他将扮演主要角色”（De Stendhal，2005:738）。或许可以打趣说，于连彻底而漂亮地完成了一次“革命动员”；在此过程中，于连也因为征服这个处于虚荣之极致的德拉莫尔小姐，在一步步获得更高荣誉的同时也勘破了这些荣誉的虚无，并且不再为“伪善”或“虚荣”所困，在有些别扭却不失自然的表演中，把性格深处的强大力量释放出来。

革命与爱情：《红与黑》之中的两个世界

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交错纷呈、相互激发，最终导向心灵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红与黑》中所呈现的爱情，正是革命落在人心之上的样貌。革命打破了时间，切断了世界；诞生于革命的社会新旧混杂，变幻莫测，“断裂”的情绪萦绕着这个时代。传统纽带业已颠覆，新的秩序尚未确立，飘飘荡荡的个体无所依凭，在新旧交错之中时而坠入诱人的幻梦，时而被抛入冰冷的现实。由热烈爱情所激发的心灵历程，便植根于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陷入冲突纠缠的时代，并蕴含着某种寻求走出困境的内在冲动。

革命者们渴望同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重塑一个全新的法兰西民族（高毅，1991：32）；他们寄望于哲学家理性的幻梦，渴望依凭抽象的哲学理念，构建一个全新的、完美的体制，将旧制度取而代之。法国的启蒙哲人们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托克维尔，1996：175）。新制度全面取代旧制度本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法国革命者们却急切地渴望在朝夕之间便完成这一需要经年累月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并因此遭遇空前的挫折与困难，急于求成却又不成，使革命者们一方面时时被“革命事业濒临失败”的危机意识所困扰，另一方面却又调动起无与伦比的意志力和狂热激情，不断诉诸暴力、战争等过激手段，推动革命不断激进化，将国王送上断头台，颠覆了君主制，催生了共和国。

然而，旧世界并未因此消逝。恐怖的插曲使得人们开始审视革命冲动与派系纷争、权术阴谋、人性残忍之间的致命联系；雅各宾主义追求一种不加修饰的简朴，摈弃贵族式的花边衬物与矫揉造作，然而，这种对极致平等的苛求却堕落为某种趋向于平庸、甚至粗俗的均质化。曾经激起人们无限幻梦的革命憧憬化作关于一场惨痛风暴的残酷记忆，在经历数年的战乱动荡之后，人们想休憩一下，甚至开始怀念旧社会的可爱之处，沉浸在民族历史的奇思幻想当中：绚丽多彩的贵族城堡、浪漫多姿的节庆传统、优雅精致的宫廷礼仪……旧制度的废墟与坟茔之上又漂浮起令人迷惑的魔幻之梦。人们似乎希冀在这甜蜜而诱人的幻梦中忘却革命的血腥与惨痛，却无时无刻不真切地感受到革命依旧在延续：这幻梦的社会基础已被革命连根拔起。革命摧毁的不仅是君主制，还包括君主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家族、门第、血脉这些盘根错节的社会纽带不复往昔，“原子化的个体”在经历启蒙思想的震撼之后，被大革命赤裸裸地抛向一个空荡无依的世界，尽管复辟王朝重新建立，但出身不再构成理所当然的束缚，粉墨登场的王公贵族们在空洞浮华的表演之余，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护卫着被革命暗流所裹挟的脆弱舞台。

《红与黑》中有两个世界，在经由爱情激发的想象所塑造的精彩纷呈、美轮美奂的世界之畔，还有一个晦暗而残酷的真实世界，司汤达以其史家般的冷峻笔法描绘了这个关于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以这样的表述开启了一段关于密谋暗杀的白描：“政治在趣味无穷的想象中间，就像音乐会中间的一下枪声。这响声刺耳，却没有力量”（De Stendhal，2005:688）。复辟王朝的显贵们在面临雅各宾主义的威胁时秘密聚集，图谋借助英国的资助买凶暗杀，拉莫尔侯爵派遣记忆力超群的于连记录了这次密谈。司汤达借助其视角，辛辣而冷峻地刻画了这些“大贵人们”卑劣而怯懦的形象。在玛蒂尔德所崇尚的时代，亨利四世依凭其慷慨、勇气与谋略纵横捭阖，化解宗教纷争，击溃外族侵占，傲然宣称“由法国人解决法国人自己的事”，在欧洲重建法兰西的荣耀与君主的尊严；但复辟的波旁王朝，却是借助反法同盟对革命与拿破仑的围剿而建立的，并仰赖欧洲君主们的扶助维持着苟延残喘的政权。大贵人们的密谈充斥着空泛浮夸的妄语与蝇营狗苟的算计，身为其中一员的拉莫尔侯爵道破这些贵族的愚蠢、胆怯与自私，并犀利地指出，若不恢复亨利四世时代贵族的独立品格与战斗精神，复辟王朝的政权便岌岌可危：“王位，祭坛，贵族，到明天都有可能被消灭，先生们，只要你们没有在每一个省份里建立一支拥有五百个忠诚的人的队伍”；大贵人们还需要恢复古老贵族的慷慨品质与政治担当，否则连邻邦君主都爱莫能助：“让我们每个人牺牲自己五分之一的收入，在每个省份组成这支五百人的小小的忠诚队伍。外国士兵如果没有把握在每个省份里找到五百名友好的士兵，甚至连第戎也不会到的”（De Stendhal， 2005:692）。虚弱萎靡的显贵们需要汲取雅各宾派所承载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战斗队伍！”但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在七月革命的前夕，司汤达借拉莫尔之口预言了复辟王朝的命运：“你们愿意继续空谈而不采取行动吗？五十年内在欧洲只会有共和国总统，而不会有一位国王了。教士和贵族随着国王这两个字一起消失”（De Stendhal， 2005:693）。

法国革命不仅颠覆了君主制及其社会基础，还侵蚀了传统的信仰根基；革命者在激烈反教权的同时，又创设了一种塑造新人的“革命宗教”：法兰西民族要在革命中获得再生，个体通过革命的再生融入民族，共和国成立一年之后，人们在巴士底狱所在地上树立起了再生雕像，并举行庆典仪式：86个省的年事已高的代表由于接受雕像乳房中流出的“净水”而返老还童。大革命将欧洲文化的宗教根源移植入政治与法律的领域。大革命宣称要让教会获得“再生”，并颁布《教士公民组织法》，由公民选举神职人员，摧毁教会既有结构并将其纳入公务员体系，教会丧失其精神独立性；接下来，罗伯斯庇尔不满足于只是将教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是要创造国家自己的崇拜，唤起人们的宗教感情，并让这一宗教感情为政治美德服务，诉诸一种“高于人类的力量”来驯服人们的激情。在革命道德理想主义覆灭之后，革命的烙痕却印刻在人心之上，并由于双重的信仰破灭而陷入某种革命虚无主义。复辟王朝重新组建“圣会”，却并未改变自革命所开启的宗教工具化倾向，教会作为精神权力独立性既已丧失，就不再能够给虚无飘荡的个体提供信仰支撑，而是沦为某种政治性的工具。在《红与黑》当中，“圣会”不过是复辟王朝统治并监控社会的密探与爪牙。于连在贝桑松神学院的经历，又一次呈现出绮丽爱情世界之畔的“另一个世界”：“他在神学院的所见所闻，对我们指望在这些书页里保持的温和色调来说，也许显得太阴暗”（De Stendhal，2005:516）。神学院没有信仰，充斥的不过是希望借助神职获取蝇头小利的“贝桑松的瓦尔诺”；神学院的学生无须潜心钻研《圣经》，而是“盲目地模仿权威和榜样”，甚至需要谨防懂得“正确的推理”，因为其中隐含着危险的自由思想与怀疑精神，他们恐惧真正出类拔萃的人，并害怕出现另一位倒戈革命的西耶斯神父。依附于复辟王朝的教会如同这个岌岌可危的政权一般战战兢兢地恐惧着革命。

不过，人们虽然恐惧革命所招致的动荡与杀戮，却又眷恋革命所创造的平等（崇明，2014：41），但这往往是一种关乎个体私利、抽空了道德内涵的“平等”。革命造成道德世界的普遍震荡，在恐怖时期，甚至以“最崇高的美德”为由践踏自由与权利，德性、自由沦为空洞的诡辩之词。道德幻灭催生了个体虚无主义，曾经激起慷慨革命气概的信念遭到摒弃、蔑视与质疑，法国人抛弃了公民职责，退缩至狭隘的私人空间，以“平等”之名争抢利益，致使人与人之间陷入彼此怀疑、嫉恨、争抢、侵害的局面。这便是于连在贝桑松神学院的经历：“这是个充满了告密和各种阴险毒辣的坏事的地方。在同学们之间进行的侦查和揭发在这儿受到鼓励”（De Stendhal，2005:515）。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呈现的后革命时代的精神风貌，亦可在其同时代的著作中得到印证。在《政治原则》中，贡斯当在呈现古今差异的图景时指出，古代人的坚定信念和为了共同体牺牲自我的德性在现代社会让位于个体的虚无主义（崇明，2018：253）。由于不断被种种怀疑所支配，现代人不断陷入自我分裂与内在冲突，“疲惫、不确定、缺乏力量、无休无止的分析，这种分析在每一种感觉中都掺入某种算计”，“我们不知道如何爱，如何相信，如何愿望”。贡斯当的洞见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卢梭对启蒙的反思，启蒙瓦解了勇敢的“武德”，使人丧失了身体中的力量和精神上的战斗气质（渠敬东，2012：159）。“在我们夸赞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文明所产生的谦谦君子风度的面纱的掩盖下，人与人之间却彼此猜疑，互存戒心，彼此冷漠，互相仇恨和背信弃义”（卢梭，2012：384）。贡斯当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古代人坚定信念与勇气的钦佩之情：“当一个人阅读古代那些优美的文字时，当一个人追忆古代那些伟人的行动时，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特殊冲动，任何现代的东西都不可能激发这种冲动”（贡斯当，1999：33）。

托克维尔（2013）进而论述了看似独立平等实则软弱虚无的现代个体如何堕入公共舆论的隐秘压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当他将自己与周围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时，他感觉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然而，当他将自己与全体同胞这个大整体进行比较时，却感到自己如此弱小，力量微不足道，个体与整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在彼此独立的个体之间，公众这一“大整体”突然涌现，以全体精神压服个人之力，将公众意见渗入人们的头脑，不断塑造着个人的观念。公众意见内在于却又超越于由个体组成的社会，这使得它在压制个体的同时，又使这种压制变得隐蔽而暧昧（Jaume，2008：101），因为公众恰恰是由个体组成的：“每个人都能忍受捆绑在身上的链子，因为他们看到握着链子的余端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托克维尔，2013：948）。

司汤达正是以“舆论的专横统治”开启并终结《红与黑》的故事。事实上，后革命时代的个体虚无主义与抽象的、意见性的公共舆论往往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而投入热烈爱情所激发的“结晶”，便蕴含着挑战舆论，打破虚无，进而焕发本真自我的生命冲动。复辟王朝时期的舆论，是为“明智审慎”的人士制造的，要求人们思想端正而又贫乏，憎恶意外和玩笑，而且非常严肃。人们生活在舆论的评价之下，受到他人眼光的审视；同时也制造舆论，监视他人。在司汤达所呈现的世界里，由表面化的、意见性的舆论或惯常所塑造出的“自我”往往是虚假而伪善的，只有当这一“自我”投入疯狂而激烈的爱情，才能打破那个僵硬而苍白的套子，打破虚假而伪善的桎梏，从而发现自我、激活自我，让鲜活而灿烂的生命焕发出来。　　

自我、结晶与爱情

在被舆论和意见支配的晦暗世界之外，爱情经由想象力的激发，打开另一个异彩纷呈、美轮美奂的空间，在爱的漩涡中出演的恋人，亦被赋予某种“完美特质”。这种特质在惯常的日子里往往被遮蔽了，却在爱的激励中焕发出光彩，让已在冬天凋零的树枝“布满了无数流光溢彩的钻石”，“不再能认出原初的树枝”，这就是“结晶”的意义，“过去从未领会，却十分确信拥有它”（De Stendhal，1906:5）。不过，由爱情所激发的瑰丽想象依旧难免搀杂着虚荣与伪善，对美的极致敏感、对诗意之纯粹性的苛刻而执着的追求，促使司汤达和他的“精神之子”在迷乱的感情里追求清晰与真实，以冷峻而精密的理智对自己的感情进行“检查、监视、研究和分析”（茨威格，2019:149），严厉而诚恳地剖开“一切虚伪的浪漫，一切愚蠢的夸张，一切怯懦的模棱两可”（茨威格， 2019:129）。

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相映成趣。德雷纳夫人与德拉莫尔小姐分别作为其承载者，亦构成某种对话与张力，但二者也不乏共通之处。她们都在热烈的爱情当中，以其壮烈的、充盈着精神性与英雄气概的言行挑战了被“明智审慎”的人士所支配的“舆论的专制”，不论是在维里埃刺破了伪善，还是在巴黎解构了虚荣，并激发了其个性中看似悖反的另一面，焕发出更为丰富、更有深度的光彩。这个因爱情而激动、而焕发的“自我”，往往呈现出某种司汤达式的“高卢气质”：既有热烈而充盈的感情，又有锋利而精密的理智，狂热的激情与清明的精神在疯狂的爱情中陷入永恒而壮丽的战斗，在极致的敏感与极致的冷峻之间保持某种紧张与平衡，“不断从理性上阐明他的感情，又不断向理智注入感情”（茨威格，2019:127），生命活力在其中噼啪作响，迸发出一种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直觉，在不断的突破与熔淬中保存其精神本质的结晶。在某种意义上，“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或许恰恰呈现出这一“高卢气质”的双重特质。

司汤达笔下的爱情，往往在最为逼近玫瑰色的浪漫那一刻坠入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亲密就如五月那些最美妙的日子，对于娇美的花朵而言，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它诱人而致命，让最唯美的期待在顷刻间幻灭”（De Stendhal，1906:86）。司汤达随着他的“精神之子”于连满怀激情地投入爱的漩涡，却又裂变出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以极其明察秋毫甚至冷气逼人的笔触，一如于连所津津乐道的外科医生那样，对迷幻而激烈的感情进行解剖：“把混合的感情分解成几部分，各部分可以按照度数测知热情，可以像临床观察疾病那样观察激情”（茨威格，2019:148）。于连历经心灵的暴风雨，终于握住德雷纳夫人的手，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喜悦之情；司汤达诊断，于连的幸福是因为“他已经尽到他的职责，而且是一个英勇的职责”（De Stendhal，2005:399）。于连为了乘胜追击，扮演完美的诱奸者，处心积虑闯入夫人的卧房，最终融化在这位迷人的情人温柔而热烈的爱抚中，“爱得发了狂”（De Stendhal，2005:430）；司汤达诊断：“他的爱情仍然不过是一种野心。这是他这个如此受人蔑视的、不幸的穷光蛋，占有一个这般高贵、这般美丽的女人的快乐”（De Stendhal，2005:430）。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于连冒着生命危险爬进玛蒂尔德的卧房之后，这一对极其理智、极其注重履行“职责”的恋人，开始经由相互审视与自我剖析、间或夹杂着司汤达的冷眼静观，来领会并努力模仿他们想象中的“热烈爱情”。玛蒂尔德十分细心地观察、询问于连整个晚上的行动与预防措施，经由推断得出结论：“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英勇”（De Stendhal，2005:656）；尽管与此同时，她已陷入“极度羞怯所引起的苦恼中”，却依旧凭借坚定的意志冷淡而礼貌地向于连吐露情深意厚的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勇敢，从而满足其从小受到迎合的自尊心。于连很惊讶自己的感情中毫无温柔的成分，于是求助理智去感觉它：这个高傲的姑娘从不毫无保留地称赞人，如今却委身于我，从而获得一种“野心得到满足后的最强烈的幸福”；司汤达不失时机地诊断：“就像一个年轻少尉在什么惊人的行动以后，一下子被司令官提升为上校时所感到的那种幸福”（De Stendhal，2005:658）。意志力终究没能帮助玛蒂尔德克服谨慎、羞耻、不幸这些“十分自然的感情”，她开始陷入对爱情的怀疑：“莫非我搞错了？莫非我对他没有爱情？”（DeStendhal， 2005:658）

不过，“怀疑的诞生”（De Stendhal，1906:6-7）恰恰是促成爱情再次结晶的契机，也是进一步剥离自恋、伪善与虚荣，更为逼近由爱情激发的“完美特质”的契机。玛蒂尔德渴望的爱情需要具有伟大的热情：“有待克服的巨大困难和吉凶难卜的前途”（De Stendhal，2005:630）。这正是她所崇拜的拉莫尔的伟大性格，并投射在于连身上的完美特质，也是司汤达赋予其精神之子的精神本质。玛蒂尔德在对自己的爱情产生怀疑时，也诊断出于连尽管具备崇高的荣誉感，同时也有强烈的虚荣心，而这样的“虚荣之爱”内含滑向专制与残暴的危险：“他掌握支配我的巨大权力，因为他的统治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上，如果我逼他太甚，他就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惩罚我”（De Stendhal，2005:660）。这一推断使得她陷入极度悲伤，开始对于连大生其气，致使两人受到最强烈的互相憎恨的感情支配，直截了当地表示从此永远断绝关系。

然而，就在于连与玛蒂尔德闹翻的时刻，残酷的记忆向他袭来，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深爱着拉莫尔小姐，于连软弱而心乱如麻地哀求她，玛蒂尔德恨得流出羞愧的眼泪：“我恨我委身于随便遇到的一个人！”“随便遇到的一个人！”这句话无疑直击于连的逆鳞，使他痛苦达到顶点之后又增加一百倍，他纵身奔向中世纪的一把古剑，甚至想亲手杀死她，便会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个戏剧化的举动再次点燃了玛蒂尔德的爱情，握着古剑的于连又一次闪现出拉莫尔般的光环，在爱与死亡的夹缝中前行，这是怎样坚强的性格、惊人的野心与热情的举动啊！在这样令人心碎又令人陶醉的悲喜交替当中，淌进爱之漩涡的恋人十分强烈地感受到：“她所给予我的乐趣，在这世上惟有她能给我。正是这条一端逼近可怕的绝壁，另一边触及完美的幸福的道路，赋予再次结晶高于初次结晶的优越性”（De Stendhal，1906:8）。这位在“想象中的表演”与“现实中的表演”间来回跳跃的拉莫尔小姐以她独有的敏锐与犀利戳破于连每一次向虚荣、伪善、懦弱做出的妥协，刺激他把拉莫尔般的英勇与热情一次次绽放出来，甚至在颠倒的想象中憧憬追随于连发起一场革命：“如果发生一次革命，为什么于连不会扮演罗兰的角色呢？而我为什么不会扮演罗兰夫人的角色呢？”（De Stendhal，2005:668）在一次次突破“惯常”所遮蔽的“自然”表演中，拉莫尔古老贵族的崇高与于连身上所承载的革命精神融合为某种共通的“完美特质”。

在激情与精神的激烈碰撞当中，司汤达与他的精神之子并没有被这样的矛盾撕碎，而是带着某种高卢人式的冷眼静观，某种古老贵族的克制与享乐精神，某种莫扎特音符般的轻盈活泼来欣赏这场壮丽的战斗，去领会漂浮在感情与理智之间的意义深远的美，在爱的漩涡里一次又一次地“结晶、幻灭、再结晶……”，于无尽悲痛与狂喜的轮回交替之中消散表面化的自我，却又激活内在本真的自我，极为细致而精心地保存了“自我”的精神本质。于连是勇敢而幸运的，他的生命最终没有在伪善、虚荣与舆论的专制中侵蚀耗尽；在生命的尽头，他抛弃了伪善、虚荣，也不那么在乎舆论了，在直面死亡的时刻，他甚至有些厌倦曾一度如此痴迷的英雄主义：“所有那些高尚和英勇的幻想，都像在暴风雨前面的一片云彩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De Stendhal，2005:761）；玛蒂尔德那些曾经让他如此心醉神迷的、热情而疯狂的举动，此刻竟让他感到“无动于衷”，因为在这些忠诚的牺牲与焦急当中，“她还有一种暗怀在心中的需要，要用她过度的爱情和崇高的行动来轰动整个社会”（De Stendhal，2005:771）。他们曾在热烈爱情所激发的想象中完成结晶的合一，因此于连在洞悉玛蒂尔德内心秘密的那一刻，也开始直面自身的弱点：“为了那些耀眼的东西放弃了质朴、谦逊的品质……”（De Stendhal, 2005:784）

野心在他心里已经死去，于其灰烬中生出另一种热情：对谋杀德雷纳夫人的悔恨。但正如他对德拉莫尔小姐举起古剑一样，他对德雷纳夫人的谋杀开启了“心灵之爱”的再一次结晶：他开始真正领会到“一种单纯的、天真的和几乎羞怯的爱情”的迷人之处。“怯懦，不敢坦率承认显得更加动人，因为这更自然、更符合本能、更真实。德雷纳夫人的大胆藏在她的天真中：她不懂得爱情，不能认识到它，又毫无抵抗地接受了它”（波伏瓦，1988：71）。于连眼前甚至浮现出某种朦胧的宗教感与天主的形象，这是费奈隆的天主，认为爱天主应当像孩子热爱母亲一样，并因为他曾深深地爱过德雷纳夫人而宽恕他。德雷纳夫人在狱中见到于连那一刻几乎忘记了整个世界：“我对你的感情是我应该对天主怀有的感情：尊敬、爱和服从的混合。”于连喜极欲狂地回应她：“我跟你说话，正像跟我自己说话一样。”（De Stendhal，2005:790）他们沉溺在强烈的爱情中，陷入深沉的梦想，完全不考虑未来；于连又一次“爱得发了狂”，“这种热情极端强烈，而且毫无一点虚假”（De Stendhal，2005:802）。玛蒂尔德在受到嫉妒的深切折磨时，却前所未有地崇拜于连，“温柔地毫无一点做作”（De Stendhal，2005:785），这是怎样的拉莫尔的化身啊！

在死亡的意象日渐浮现的日子里，对德雷纳夫人无尽的悔恨和依恋与关乎德拉莫尔小姐那些耀眼的期许朦胧地交织在一起，于连由衷地对自己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两个人。”（De Stendhal，2005:784）是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所承载的不同特质，还是以此刻的自我审视彼时的自我？于连陷入某种对“孤独”的沉溺，这种对孤独的感受是复杂的：“我在这儿，这间黑牢里，是孤独的；但是我过去在世上，并不是生活在孤独中”；保存自我精神本质的冲动与直觉，促使他在艰难的时刻去坚持一种强有力的职责观念：“曾经像一棵结实的大树的树干，在暴风雨中我依靠在它上面。我有过动摇，站立不稳……但是我并没有被卷走”（De Stendhal，2005:798）。生活在世上的于连渴望在孤独中自然敞开的自由、幸福与力量，他曾在维里埃美丽树林的山顶体会过这种孤独。一次拜访完好朋友富凯路过这座山顶，让他忽然有种想要把自己的思想倾泻而出的冲动，并在自然敞开的状态中沉醉在他的梦想和他得到自由的快乐中，比他一生任何时候都幸福。“为什么我不在这儿过夜呢？”他对自己说：“我有面包，而且我是自由的！” （De Stendhal，2005:414）随着这个伟大的词儿的声音，他的心灵处在兴奋状态。他曾看见一只雄鹰在高空中盘旋，“它的动作平稳、有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他羡慕它的这种力量，他羡慕它的这种孤独”（De Stendhal，2005:406）。

被关入塔楼中的于连，在抛弃“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野心之后，不再关心富凯与玛蒂尔德为他打听的关于外界的传闻，他只想过“理想的生活”，深深陷入“对孤独的爱好”，任由自己逗留在幻想的世界里，沉湎在关于维里埃的回忆以及在维尔基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中，哪怕再小的事情，都具有一种不可抵抗的新鲜感和魅力；他感到一种罕见的幸福，“直到我看见生活的尽头离着我这么近的时候，我才学会了怎样享受生活”（De Stendhal，2005:668）。在黑牢中与德雷纳夫人重逢的三天，让他狂热的幸福达到了顶点；但在她被迫离开后，他不想再见任何人，“迫切地需要孤独”，却又在终于获得孤独后感到比以前“更沮丧、更懦弱”，感到了某种孤独直面死亡的绝望：“在孤独中生活……怎样的痛苦啊！……”（De Stendhal，2005:798）在不断的自我追问与剖析之后，于连看到了自己衰弱的根源：德雷纳夫人的离开；但在看清自己灵魂深处之后，他又重新恢复了坚强与果断的力量，并因德雷纳夫人不顾一切回到身边而变得更加幸福。在她面前，他不再有丝毫过去卑下的自尊心，彻底向她坦露内心的软弱；她对他既亲切又可爱。　　

结语：孤独的自我

“小说是沿途携带的镜子”，在《红与黑》当中，司汤达以其冷峻的白描刻画了后革命时代的精神风貌，呈现出个体虚无主义与舆论专横统治互为表里的晦暗世界；旧制度废墟之上的魔幻迷梦与革命退却之后萦绕不休的幻象交错冲突，从中孕育而生的爱情亦折射出旧制度与大革命交相辉映的色彩，呈现出大革命落在人心之上的样貌。投入热烈爱情所激发的“结晶”，让道德幻灭之后陷入虚无主义的个体冲破苍白而冰冷的“套子”，引发了心灵世界的暴风雨，焕发出一如革命初年那般慷慨激昂的勇气与生命力；不过，这场心灵世界的壮丽战斗并未陷入无休止的斗争，而是在一系列“颠倒的想象”所生发的轻喜剧当中，走向某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和解，融合了贵族慷慨而富有趣味的风度与革命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不断投入现世生活去存在的行动当中，为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打开新的精神向度。 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开启了欧洲从尼采到萨特的精神革命（张巍卓，2021:116）。萨特在司汤达的启示下，呈现出爱情所蕴含的生存论意涵：“爱情、嫉妒不可能被还原为仅仅是占有一位女子的欲望，他们追求的是通过这位女子征服整个世界：这正是司汤达凝炼出的意义，并且恰恰正是由于这凝炼，司汤达描写的那类爱情才显现为在世的存在方式”（萨特，2014:682）。在经历革命与帝国的震荡之后，于连被抛入一个承受着公众审视、被舆论支配的世界，他努力以伪善去应对这个世界，却发现经受舆论塑造并基于社会认可所构建的“主体”是虚假而脆弱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野心与虚荣的产物，是玛蒂尔德所嘲讽的“套子”，压抑并束缚了炽热鲜活的生命。但爱情使在世得以可能，因为它挑逗人去碰触真实的热情与生命，开启对自我的追问，世界由此展开。玛蒂尔德在拉莫尔府的客厅赢得多少称赞与追捧，就承受着多少来自社会与家庭的严厉束缚，她因此要在月明之夜从闺房的窗口向着花园放下梯子，从而通过有形的“梯子”将平日晦暗无形的束缚昭彰于世；当于连在梯子下紧张犹疑、踌躇徘徊时，他便开启了对于自身命运的追问，并在某个瞬间从卑微胆怯的木匠儿子跳脱而出，投身于革命与征服所承载的历史意蕴，纵身跃上梯子，他和他的可爱情妇一起紧张着，激动着，感知着经由冒险所打开的新世界，在这个涌动着热情的新世界里，无所不在的晦暗束缚消散开去。当教会堕落为辅助统治者监控与窥探的工具，努力挣脱舆论专制的个体将如何寻得在世的根基？在热烈爱情所激发的轻喜剧当中，司汤达或许敞开了某种可能性：破解后革命时代个体虚无主义的钥匙，就藏在征服与被征服不断颠转的游戏当中，它源自两性关乎爱之诞生的异趣：“此攻，而彼守；此求，而彼拒；此勇，而彼怯”（De Stendhal， 1906:18）。玛蒂尔德的出场，便是在公爵府的舞会上被舆论追捧至虚荣之极致，她对此极为烦闷，十分渴望摆脱虚荣，却始终受制于自尊逻辑的摆弄。要突破自恋，仅凭自我无法完成，她渴望着一股力量，足以使她将自我悬置，甚而舍己献身，在家族古老的辉煌历史当中，她隐隐感受到某种蕴含着神圣性的力量。于连的出现，激活了她深植于心的期待，她主动挑起了这场征服游戏，在古灵精怪的迂回策略之中，激发于连不断逼近她心底深处的家族图腾，在接踵而至的、想象与现实交错的戏剧化体验当中，去抵达一种彻底交付自我、悬置理智的状态：“被视作皇后的女人却自甘臣服。一种比罕有的乐趣更为微妙的情致孕育出这种神经质般的陶醉，并激发出如此的灵魂与精神状态”（De Stendhal，1906:15）。她献身于自己的爱人，并因他承载着家族古老图腾的形象而将自己交付给某种神圣性的存在。这种彻底而虔诚的献身，便是在德雷纳夫人那里天然存在的“心灵之爱”。玛蒂尔德的自由需要经由被征服而获得，她将自我交付给爱人的那一刻，便从公众舆论的支配中抽身而出；德雷纳夫人的自由却深藏于她天真无我、纯善敏感的心灵当中，深藏于顺乎自然、与虚伪无缘的活泼举止当中，“她充满热烈的感情，具有鉴别幸福的能力。这颗火热的心深藏着，很难从外表上感受到，但只需吹一口气，就足以使它燃烧起来”（波伏瓦，1988：68）。司汤达赋予其精神之子的“孤独”并非苍白而封闭的（Todorov，2007:120），它蕴含着维里埃树林中的梦想，浸透着关于爱情的回忆——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深爱的人面前消散了自我，又最为真切地反观自我；这个“自我”也并非单调而僵硬的，它如此富有激情地在暴风雨中瞬息万变，在冷峻地审视这个晦暗世界的同时，也极为诚恳甚至苛刻地让处于生命历程中不同时刻的自我相互剖析审视（Todorov，2007:122），不断挑战自己的伪善、虚荣、野心与自尊：“我爱过真理……它在哪儿呢？……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招摇撞骗，甚至那些最有道德的人，甚至那些最伟大的人，也是如此”。不过，“在诅咒伪善的同时，为什么还要伪善呢？”（De Stendhal，2005:797）他终于在德雷纳夫人面前坦承自己的软弱与伪善，却又因此悖反地彻底成为玛蒂尔德心目中的英雄，最为顺乎自然、如其所是地把他曾经在山洞中写下的思想面对法庭、公众与陪审官倾泻而出，然后像拉莫尔那样走上断头台。在维尔基树林里度过的那些甜美的、孩子般捉蝴蝶的时刻极其有力地涌回他的思想，这颗脑袋在即将落地时前所未有地富有诗意。“一切都进行得既简单又得体，他这方面没有丝毫的做作”（De Stendhal，2005:804）。他拜托富凯把他埋在曾经度过自由而美妙的一夜的山洞里，玛蒂尔德亲手埋葬了他的头颅，并用在意大利雕刻的石头装饰起来。德雷纳夫人抱吻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人世。这位天真而虔诚的女人在爱得最为热烈的时刻，像常春藤一般攀附在他身上，“常春藤若无依恋必将枯死”（DeStendhal，1906:90）。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田   青

排      版：黄钰澄

新媒体编辑：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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