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潮水退去，礁石会露出--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或长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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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

2020.11.20

有人说：“当所有潮水退去，会露出礁石”。而“礁石”可能是潜滋暗长的心灵裂隙，可能是被心理创伤改变的个体和家庭，可能是社会心理的割裂和鸿沟。

有报告预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能会在一年或两年内得到缓解，但是，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将持续十年，甚至更久。待疫情的“潮水”退去，心理的“抗疫”逐渐进入主战场。

《问答神州》专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院长 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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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或持续十年

吴小莉：您今年五月份去了武汉，并且待了近两个月。您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比较震惊的场景？您最担忧的又是什么？

陆林：我到武汉去的时候，见到了一些会诊的感染患者，他们承受着极大的精神痛苦。比如说有些患者，他已经住院治疗一两个月了，并且病毒检测是阴性的。但是他不敢起床，不敢出病房，甚至不敢离开医院。如果把吸氧的设备拿下来，他立刻就觉得自己喘不上气，但检查显示他的血氧饱和度是正常的。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精神心理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说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如果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好好吃饭、睡觉，好好配合医生，不紧张、不恐慌，当免疫力能够得到保证，患者就有可能度过危机。但如果患者感染了以后，很恐慌、很紧张，说：我倒霉，我怎么感染上了？是不是我哪个事做的不对了？我是不是要不行了？等等，那患者的免疫力会急剧下降，可能就真的不行了。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因为恐慌、焦虑，然后免疫力下降，真的就出事了。所以精神心理因素在关键的时候，确实能够发挥作用。在遇到应激创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心理健康，保证免疫力的完整，是我们对抗传染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吴小莉：我们有没有就心理健康或精神健康的相关议题，给卫健委或疾控中心提出建议？

陆林：我们提供过很多建议，这次疫情在心理健康的干预方面，是我们国家做得最好的一次。17年前，在SARS的抗争中，我们几乎没有重视心理健康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和人才的缺乏，导致我们可能也意识不到很多问题。到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心理健康的工作在做，但由于很多志愿者做的不一定专业，有可能会给那些受影响的人带来二次伤害。举个例子，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个人家里可能有人去世了，我们的志愿者可能是好心，跑去就问人家，说你家里有几位去世了？怎么去世的？那这些人可能一想到伤心事，又痛苦、又伤心，那时候做得专业性差一点。

但这一次武汉新冠疫情，到达武汉的有430多位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务人员，在整个疫情爆发期间，能够帮助解决一线患者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所以今年这一次，我们国家组织得非常好。

“所谓灾难，在那个瞬间已经发生过了

但新冠疫情，到现在都是正在进行的”

2020年，陆林团队开展了一项纳括全国五万人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约有三分之一的公众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其中，前线工作人员、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更是令人堪忧。

方舱医院建立初期，一些患者由于恐慌心理，一度摘掉口罩往舱外跑。而这种恐慌的情绪，很容易感染传递给其他患者。于是多名精神心理专家提出建议，火速派心理医生进驻方舱，稳定患者情绪。就有了后来大家经常在网络上看到的方舱内医护人员和患者一同跳舞、朗诵等解压方式。

吴小莉：在遇到像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可能产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会是什么样的表征？

陆林：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是说，当人遇到一个重大的负面事件，心理无法承受，从而造成一种痛苦。在临床上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经常纠结这个事情，老想着不高兴的事。比如有一些武汉的居民，他选择离开了武汉，当他一回到武汉机场，他就想到当时的那种恐慌、紧张和害怕，脑子里反复想那些痛苦的事情。就像我们很多人，可能家里有老人或长辈的去世，但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来，经常在痛苦之中，就会影响他的生活、健康。第二个可能性是，人们会回避痛苦。比如，他们会觉得爷爷奶奶的去世，可能是因为自己没做好，所以当他一提到爷爷奶奶就马上会痛苦，他就尽量不提爷爷奶奶的事，从而陷入永远的自责，在这个创伤中走不出来。其实这个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

嘉宾：祝女士母亲

疫情发生初期，民间心理咨询师们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当天，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立即开通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时任常务秘书长杜洺君说：心理热线像个树洞，来访者可以通过小小的电话线，放心地去表达自己真正担心的问题；它也像一个温度计，可以准确地测量到大家的喜怒哀乐。

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 常务秘书长 杜洺君

杜洺君：新冠疫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汶川地震时不一样：对于自然灾害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叫做“灾后心理重建”--就是所谓的灾难，在那个瞬间已经发生了，是短时的。但这次新冠疫情，到现在都是正在进行时的。

记者：这种漫长的方式，会一次一次打击人吗？

杜洺君：对，比如说，对于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新的事件不断去触发他们的创伤。曾经有患者来到康复驿站的时候说，“我经过我家，我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我就说，“那好，我们讨论一下怎么哭，回家怎么哭，做点什么。” 我说一定要哭，而且可能从现在开始到以后，只要你想到儿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会哭，哭太有必要了。

人们心理的一个拐点是发生在清明节。由于当时那个特殊时间，还有一些人甚至没办法跟亲友告别；很多人往往会停留在，可能是最后一通电话、上救护车的最后一个身影...随着当时说“武汉解封了”，会有两个大的心理落差：一方面，大部分人是欢喜雀跃的，可能是去饭店、去大自然；可是有一小群人，他们要去的是殡仪馆，他们要做的是领回亲人的遗物或者是骨灰。所以我们说，这部分的人群所受到的影响其实是全社会的，所以我们在呼吁，这个时候社会要做点什么。

记者：所以有了清明节的那次集体哀悼，是吗？

杜洺君：对。

“医护人员也是人，不是钢铁战士，

也会有心理问题”

新冠肺炎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在全球，医护人员因为与死神正面对抗，所遭遇的心理创伤尤为严重。有世卫组织心理专家表示：疫情中，会出现"替代性创伤 "的现象，尤其是医护人员在接触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创伤后应激反应的症状。

吴小莉：很多医护人员都曾经驰援武汉，可能会存在一些心理问题，国外也发现了医护人员有相关心理障碍的情况。那么对于医护人员，您建议他们怎么走出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

陆林：抗疫的医务人员，是英雄，但也是人，他不是钢铁战士，所以他也有心理健康的问题。全球疫情爆发的期间，在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有医护人员因为见到新冠肺炎患者的去世，以及承受的极大工作压力，而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的。在纽约的一个急诊室的主任，白天救治病人，晚上回去就自杀了。这种现象正说明：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需要关注。不光是武汉的医务人员，还有在各地进行抗疫的医务人员，他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的关注，是需要持续的、长期的，需要国家、需要政府、需要我们专业人员密切地关注。

吴小莉：您也大力呼吁，希望能够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您怎样把这种理念向政府呈报？您又希望怎么做到这一点？

陆林：对全人类来说，需要关注心理危机的干预问题。在灾难之后，心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很多国家建立了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我们主要是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临时培训和抽调一些医务人员来应对危机。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做法是：有一个国家级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这个队伍是专业的、专门的、在没有灾难的时候培训，有灾难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起到一个引领的、示范的作用，减少心理危机的发生。我们也在给国家相关部门提供报告，关于怎样建设中国的心理卫生体系，以及建立国家级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这个最近也已经开始启动了。

更多精彩 敬请收看：

2020年11月20日首播的

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编导：苏珍妮

编辑：孟涵 丫丫

具名赞助《问答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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