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成玉、李俊峰、张岸元共话“双碳”目标 | 2022红杉中国CEO峰会精彩回顾（2）

近日，2022年红杉中国投资组合CEO峰会（以下简称峰会）于杭州圆满收官。峰会以“穿越周期 破局新生”为主题，邀请来自红杉大家庭各行业成员，以及各领域顶尖专家，围绕宏观展望、经济周期、气候变化、“双碳”、创新医疗、品牌出海等话题，共同开启了一场思想之旅。

在峰会主论坛上，中石化前董事长、企业ESG协会理事长傅成玉与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红杉碳中和研究院院长李俊峰，红杉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围绕“企业ESG与‘双碳’目标”展开对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他们的精彩交流。

话题一：

主要经济体的气候措施是否有变？

张岸元：今年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媒体有全球各地气温异常的大量报道，气候变化可能已经逼近临界点；但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的碳排放措施似乎有所变化。对此，二位有何评论？是短期回潮，还是可能发生了新的方向性变化？

傅成玉：今年年初以来，各国碳治理政策出现了一些调整，面临的局面与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从长远看，全球化依然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碳中和的发展趋势也是一样，近年来虽也遭遇挑战，但发达国家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和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一些欧洲国家化石能源消费有所回潮。如德国做出的政策调整，主要原因是部分欧盟国家放弃俄罗斯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供应导致的能源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改变碳中和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政策主张。尽管他们目前遇到挑战，重新启动一些被关闭的煤电厂，但截至目前没有一个欧盟国家提出要改变2050年碳中和时间表。

无论怎么做，世界碳中和大趋势不会改变。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州政府，特别是美国的企业界仍然在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的大目标。

中国的“双碳”政策，是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决策的出发点，是对我们自己有利。碳达峰碳中和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别人要我们去做，而是我们必须做。同时，这也是抓住未来的一次机会，是我们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

李俊峰：我十分赞同傅总的看法。我想从数据谈一下欧盟的情况。欧盟中和中国国情最接近的国家是德国。德国也是以煤为主，燃煤发电占比最高的时候超过了80%，与中国占比最高时相当。去年，德国燃煤发电占比降低到22%，中国降低到63%，这是大方向。实际上，欧盟能源转型在加快，还通过了2035年禁售燃油车的法案，这些都是在推动能源转型。与此相比，媒体报道燃煤锅炉的重新启用，只是一个插曲。欧盟当前能源供给比较艰难，但我认为最困难的时候基本已经过去。由于天然气暂时短缺，欧盟做了调整——原本是先退煤、后退气，目前可能会先退气、再退煤。

今年，美国的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大幅上升。最近推动的《舒缓通胀法案》也体现出对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的支持。今后美国的风能和太阳能产业还会大幅度提升。

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减煤的方向是确定的，但是在减少煤炭的过程中需要保障能源的安全，实现新能源的发展速度要和化石能源的退出速度相匹配。

话题二：

我国产业领域此前的实践是怎样的？

张岸元：应对气候变化是个宏大命题，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减碳。十几年过去了，相关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距离当初目标还是有差距。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领域的工作？

傅成玉：过去二十多年，我国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全国大规模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还是近年的事，特别是“双碳”目标提出之后。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能源的发展，使中国在新能源建设上走到了前列。传统能源转型问题很早就被纳入到我们的发展规划之中：中海油2005年就考虑建立新能源事业部；2007年，在渤海湾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海上风电用于我们海上平台供能；2009年我们就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动力电池生产线，那时候大家还不相信电动汽车能够真正发展壮大，国内尚未形成未来新能源可以替代化石能源的认知；此后，国内开始系统推动能源转型。我在中石化的时候，我们的生物柴油、生物航油都得到监管部门的质量认证。但是成本有点偏高，未来有更多的市场和实践，会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使成本会继续下降。

今天，中国的新能源不论是行业规模，还是技术和装备都形成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于减排，我的理解是：减排的过程也是技术升级进步的过程，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我们不能就碳说碳，要通过减碳推动技术升级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电动汽车渗透率已达27%，一些南方城市甚至达到了40%，个别城市则达到60%。这意味着中国将来不仅仅是汽车生产大国，还会成为汽车制造业强国，也会是出口大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一成果证明：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碳减排是通过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发展转型实现的。

实践证明，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与降污、减碳是可以相协调的。相信我国的新能源发展会越来越快，引领世界新能源的发展。中国也完全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碳中和方面走在前面。走绿色低碳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话题三：

材料、技术与工艺的进步是否是关键？

张岸元：中国在相关领域真正突破的是材料和精益生产过程，尤其是精密机械加工、大规模连续生产等。这对创投机构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有何影响？

李俊峰：我想先补充一下刚才傅总的回答。新能源转型的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转为技术依赖——资源总是越来越贵，但技术确是越来越便宜。2009年我们在哥本哈根就气候问题讨论的时候，1瓦光伏6美元，现在已经降低了90%。2012年的时候，官方说新能源汽车做到120公里续航就可以了，现在已经超过600公里。

从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和成本看，续航里程一定是持续上升的，成本一定是不断下降的；而汽油的价格长期看会一直上升而不会下降，这是大趋势。只有看清大趋势，才会有正确的投资。

电解水制氢已经100多年了，储能电池100多年了，光伏效应的发现已经150多年了。现在中国的成功之处是将他们产业化，通过大规模产业化降低成本。

所以说大家一定看方向、看趋势、看逻辑，同时要看创业者本人有没有持之以恒做事的态度。事情的成功可能是不能预测的，但是投资的价值是可以判断的。

傅成玉：在科学原理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新能源取得今天的发展，原因在于我们在技术层面有重大突破。一是技术路径。同样方向可以有不同的多条路径，路径之间可以显示出谁的效率高，这样就可以增加选择性。二是同一路径上工艺的进步。例如硅的提炼基于工艺进步，太阳能转化率大大增加也是基于工艺技术的进步。虽然没有颠覆性技术，但是我们越做越精。从组件到装备都有技术创新，使我们的整体能效，包括风能、太阳能得以大大提升，最终实现效率的提高。

在传统行业，同样要把工业化技术从技术路径、工艺方面做全新的梳理。需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重新考量工艺流程和产品过程。这是现在工业企业需要考虑的。

话题四：

碳捕捉和封存领域

是否孕育新的市场机会？

张岸元：国际气候学界有一个说法：即便我们从现在开始净零排放，可预见的未来，气候变化也是不可逆的。既然减排如此困难，为何我们不在碳捕捉和封存领域更多着力？我们注意到，国外碳捕捉、封存的技术方案非常多，未来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碳捕捉和碳封存是否可能涌现巨大的市场机会？

李俊峰：应对气候变化的宗旨，是减少人为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因此不论是减缓还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都不能违背这一宗旨。

傅成玉：在碳的利用上，我们有非常大的潜力。大自然本身就有很多碳，人类碳中和了，仍然无法阻挡大自然排碳，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自然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温室气体，我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尽量不给大自然增加负担，保证人类的生产活动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思路是对的。

对于碳的捕捉、封存和利用，除了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从大气中回收之外，现在我们工业设施碳回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10%浓度的二氧化碳经济有效回收。回收之后，仅从埋藏和储存来说，可持续性很低。现在可行性较大的是将它注到废弃的老油田和老气田里。这些区域地质结构情况我们比较清楚，注入成本可控，管理成本也不高。这是目前情况下，既有经济性又可较大规模储存二氧化碳的方法。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考虑二氧化碳的固化和利用。

CCS是西方提出的，我们要走的是CCUS道路，即二氧化碳的利用和转化，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可喜的是国内已经有1000吨二氧化碳回收利用的工业试验项目，未来这个技术可以辐射众多工业领域。

中国要走一条“化石能源消费仍在增加，但二氧化碳排放不增加”的路，这条路的核心就是二氧化碳的利用。我们不能总从困难角度看问题，要多从如何解决问题的方面下功夫。要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投入在相关技术研发上去，过了这个坎，就是一片新天地。

李俊峰：傅总提到的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叫做碳氢循环革命。它不是把碳简单封存起来，而是将其利用。这也是模拟大自然中通过叶绿素，在阳光作用下，二氧化碳和水完成碳水化合物合成的路径。碳氢循环利用，与CCS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商业逻辑和投资价值，这与国家提倡的增加森林碳汇是一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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