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ina Cacioppo：创业勿忘深钻精研 | 红杉Family

1997年，11岁的Christina Cacioppo就开始在eBay上做生意——一家豆豆娃（Beanie Baby）公仔店，并且生意还不错。

如果要追溯起因，可能要从妈妈跟她提及互联网说起，当时的Christina并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但她想着一定要弄清楚。Christina天生喜欢钻研，对一切新想法有无限好奇。因此，坐在电脑前，在网络上尽情探索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以外的广阔世界，对Christina来说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

就这样，她研究起当时备受追捧的豆豆娃来，然后意识到，她不仅可以自己收集这些布偶娃娃，还能通过帮别人收集来赚点零花钱。“有自己的爱好是件很酷的事。当你在一件事情上无尽钻研下去时，总会有各种新奇的发现。”也正是这样的想法，驱使她创办了互联网安全领域增长最快的创业公司Vanta。

红杉合伙人Andrew Reed在2021年参与领投了对Vanta的A轮融资，他说，Christina是那种“博览群书”，并且读过的内容总能信手拈来的人。但Christina一点儿都不狂傲，她常常自嘲她还记得当年给豆豆娃们起的名字——“青娃腿宝宝、鲸鱼喷水宝宝”之类。不过，笑侃之余，她也强调，这么多年来，包括创立Vanta，背后真正重要的还是她的抱负，那些她想追求的更伟大的事情，不断推动着她研究、学习、整理，并在遇到困难或沮丧时继续前进。

Christina一路闯荡，一路突破，她是少有的、对更广阔的世界充满好奇的人，与此同时，又有足够的信心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并为实现这些想法做必要的不懈研究。 

只要不断深入，持续学习，就一定能找到最佳答案。

——Vanta创始人兼CEO

Christina Cacioppo

创始人并不只有一种类型

进入斯坦福大学后，Christina换了“无数次”专业，从法语到政治学、国际关系，到创意写作，再到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等。这些让她明白，成功的关键在于她的研究能力：“任何东西都可以，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我就能把它学会。”

但很快，她就有种“斯坦福的每个人都是5岁就开始学编程”的感觉。另外，2000年代中期，不管是斯坦福大学的校园，还是整个美国，大家对于科技行业创始人都有种刻板印象：对技术极度痴迷的人。因此，即使小时候就创过业，Christina也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说来有点可笑，但我当时真的觉得，一个人要有像扎克伯格一样的天赋，还要从5岁就开始学编程，每天宅在房间里，不知疲倦地做出一个让成千上万人着迷的东西，你才能成功。这些传奇人物都是这样的，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

2009年硕士毕业后，Christina于2010年开始在纽约市的一家小型投资公司Union Square Ventures（联合广场风险投资基金）工作。她每周会见大约10位创始人，持续了整整两年。这些创始人性格和工作方式各异，却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成功。她才发现，创业成功并不只有一种模式，创始人也并不只有一种类型。“我意识到，我不需要什么时间机器让我回到5岁去学编程，现在开始都不算太晚。”Christina说。于是她选择了辞职，开始了她曲折的创业之路。

一开始，Christina设计了一个图书网站。之后，她又跟斯坦福大学校友Matt Spitz以创业公司Nebula Labs的名义，试着做了一款名为Hoot的安卓应用，但这款本来小巧、有趣、为期一个月的项目，最终却拖了九个月，直到他们意识到应用本身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太大的市场需求后，他们决定把它卖掉，并向Twitter、Dropbox和其他潜在买家推销。就在某次大家心知肚明卖不掉的会面中，Dropbox竟然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们去Dropbox工作。之后，Matt加入了Dropbox，而Hoot也以2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田纳西州的一位少年创业者。

虽然当时就有机会和Matt一起加入Dropbox，但Christina说，她不想因为第一个想法没有成功就放弃，她还是想去创造点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她从头再来，打造了一个编程教育平台，帮助年轻人更高效地学习编程，但即使有推荐拉新计划，这个市场还是太小了，很难发展起来。最终，Christina也选择加入了Dropbox。

2014年，Christina加入一个10人团队担任产品经理，开发在线协作文档编辑产品Dropbox Paper。两年后，当Dropbox Paper被整合进Dropbox的主产品时，Christina觉得是时候利用过往所学——如何大胆表达、如何领导团队、如何打造并上线一个成功的项目——再次创办自己的公司了。

主动迎接挑战

在Christina离开Dropbox的2016年，行业内信息安全事故频出。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也出现了被黑客攻击，用户数据被入侵的情况。

Christina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团队明明有最顶尖的人才做技术支持，还是会出现信息安全事故？在她看来，一定有什么特别困难的网络安全难题没被解决。这激发了她的兴趣，她自信可以通过研究，找出问题所在并解决它。

因此，2017年，Christina和Dropbox的一位前同事开始调查：为什么人们都认为信息安全很重要，却没有在执行上真正重视起来？她采访了很多初创企业，向他们请教好的做法， “很多人其实知道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也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他们实在难以兼顾，他们需要先专注于打造和销售产品从而确保公司活下去！”Christina说。

直到某次和Figma的一名工程师聊天，Christina才了解到一些更有效的做法和安全协议，包括笔记本电脑管理方案、云基础设施监管、季度笔试等等。当问及对方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时，她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对方的合作方谷歌将这些严格的安全协议和事项做为合作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必须先做好这些事项，才能成为谷歌的供应商或合作方。就在这时，Christina发现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比如开发相应的自动化管理工具，帮助企业满足各种合规要求。同时她也意识到，这不仅适用于想和谷歌合作的企业，所有的软件公司可能都有类似的需求。

鉴于过往创业失败的教训，Christina深知找到大的受众市场的重要性。现在，她找到了——几乎所有软件公司都有安全合规的需求。但与传统做法不同，她对于如何获得客户有着自己的想法。传统的安全供应商都会通过对客户强调危险（如黑客攻击）等方式来促成订单，但Christina意识到另一种做法会更有效，那就是向客户强调“更好的安全性会带来更多有效的订单”。“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发展业务，这更像是主动迎接挑战，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未来，而不是逃避危险。”这对Christina而言是十分清晰的发展路径，一旦发现有市场机会，她就能逆向设计出相应的产品来。

在2017年时，大家还普遍认为，每家软件公司各不相同，安全合规需要因地制宜，因此安全审计完全依赖于安全顾问手动操作。Christina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不遗余力深入研究，之后开始编写代码，将合规过程自动化。她将这一任务比作“出门前锁门”——“只不过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成千上万扇门的问题，这些门各有特点，光靠人力很难保证每扇门每次都锁好。”

红杉合伙人Andrew Reed回忆道：“这是那种非常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变得越来越难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发展得越来越好……Christina一心就只想解决这个难题，那些会越来越容易解决的问题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Christina和联合创始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悄悄打造Vanta，之后才开始招人。对她来说，这段时间虽然艰难，但却值得。当2019年他们正式将产品推向大众时，Vanta已经通过口口相传拥有了相当多的客户群。

Christina仍然深受自己“深钻精研”的远大抱负所激励——当初正是这种抱负激励了她前往三个国际组织实习、工作。而她也仍然相信大学不断换专业过程中领悟到的：只要不断深入，持续学习，就一定能找到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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