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贩药利润更高，贩毒的蠢货们快改行吧

8月8日，央广网一篇题为《家庭常用药涨价：部分药品价格翻倍上涨仍一药难求》的文章，与去年年底《央视调查6家大型医院：医生回扣占药价30%-40%》一起，“啪啪啪”地狠狠扇了中国药品管理机构的脸（假如他们还有脸的话），也为“央”字号媒体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荣誉，为“党的喉舌”这四个大字增添了光彩。

该文列举了几种常用药的价格变化，绝对比贩毒的利润还要高得太多：几毛钱一支的红霉素眼膏半年间涨到四块六；以往6毛钱一瓶的谷维素片涨到8.5元；治疗冠心病的立普妥以前每盒7块钱，如今60多；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高三尖杉酯碱注射液，1年前每支5元现在110元，价格暴涨20多倍。“救命药”平阳霉素安徽全省只有4盒库存；治疗重症肌无力“救命药”溴吡斯的明片从33元被炒到280元。

大家都知道，“畸高”药价的危害性不仅仅表现在导致“看病贵”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则是诱导医生不爱钻研医术、更爱卖药，“大处方”谋财害命、带来抗菌素泛滥等“逆潮流”现象。“畸高”药价还腐蚀了涉及药品管理的大批党员干部，祸害社会风气。

10年前，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郑筱萸直接受贿仅40万元，虽然其家属受贿高达609万元，但作为部级官员，这个涉案金额也并不算太大，但一审还是被判处死刑。二审前夕，笔者曾撰文《“坦白”救不了郑筱萸》，主要理由就是他祸害百姓太深了，中国司法此前曾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说。有意思的是，《新华网论坛》编辑在推荐该文时，将标题改成了《板上钉钉,郑筱萸死定了》，简单明了。果不其然，最终二审维持原判，郑筱萸终于走向断头台。

笔者在此再次揭示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畸高”药价正是导致中国无法推行全民免费医疗的罪魁祸首。在此，我还要再次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陈冯富珍，她近期竟“瞪眼说瞎话”，盛赞“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国家都在向中国学习。”半年前，笔者就曾撰文《大赞中国医改，陈冯富珍晚节不保》。现在看来，我是绝对没有冤枉她。

有关医改话题，笔者在多年前就曾狂言，如果不能让药品及医疗器械、辅材的价格“回归到”市场应有的位置，任何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医改”方案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针对“廉价药”、“救命药”频繁断供的消息，一些狗屁专家总是急不可耐地鼓噪“价格太低”。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这些“廉价药”、“救命药”凭现价销售，合理利润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即使价格确实偏低，价格翻倍总可以确保了吧？这些“断供”后动辄涨价几十倍的药品，哪里是因为成本原因？

很明显，这些“低价药”因为没有用于行贿的空间，采购部门就不愿意采购，医生也不愿意使用，导致供需不畅。反之，药品中标价越高，回扣空间就越大，就越能激励医生多开处方，药品的销量也就越高。

我可以十分负责任地说，中国药品市场逆市场规则而为，反现代文明而动，在全球绝对独一无二，不但找不到第二个药品市场如此混乱，也找不到第二个行业如此混乱，更找不到第二个大类商品如此暴利（包括制毒贩毒）。

中国药品价格究竟“畸高”到怎样令人咋舌的程度？我曾举两例说明：2012年：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骨瓜提取物注射液”，5毫升的出厂价不足1元/支，医院销售价最高81元多，差价80多倍；2毫升的出厂价在0.39元/支，医院销售价却高达41.57元，差价105倍以上。

我们再从普遍性看“畸高”药价。去年年底，央视曾曝光某批发市场的基本行情，其中“上海市药品中标价一般是市场批发价的5倍左右，最高的超过了10倍”。

中国药品长期存在的“变态型涨价”现象，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即使那些享受全额医疗报销的特权阶层，也能通过“药店比粮店多”得到体会。满街都是药店，不是中国人都病了，而是管理药品的机构、官员们病了，而且患的是重病。这些药店一般都在街面上，租金都很高，没有暴力根本无法支撑。

写到这里，我是突发奇想，那些冒着杀头风险的“毒贩子”实在是愚蠢到家了。在中国贩药利润比贩毒更高，而且坐牢的风险极低，你们这些“贩毒”的蠢货，为何还不赶紧改行贩药？（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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