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鸿茅药酒成“神药”，哪些部门该担责？

“鸿茅药酒事件”被披露出来后，我陆续写了五篇评论，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感。节日期间，好友给我转来《鸿茅药酒处方公开了，157公斤加30公斤糖》一文，因为此前已在多个群里看到该文，就顺手搜索了一下其热度几何，发现仅“搜狗微信”就显示了675条。唉！该文的影响力较《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对鸿茅药酒的“毁誉”力，何止万倍？ 

现在看来，鸿茅药酒公司舆情应对能力实在是太差，与“水煮驴皮事件”、“莎普爱思事件”、“匹多莫德事件”等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相比，恐怕只能用“蠢”来形容了。在这里，我必须向那些敢于揭短的“良心医生”们致敬！在“假货”横行的当今，有了这么多冒着被“跨省抓捕”风险，向普通百姓传播真相的医生，我们的生存环境就有希望得到改善，我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鸿茅药酒公司因为过分迷恋权力，结果真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今一定是后悔莫及。近期被资深媒体人王志安关注，同样地处内蒙古的某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也因警方“进京抓捕”前财经媒体资深记者刘成昆而股价大跌。

今天再谈该话题，并非挑起社会对“鸿茅药酒事件”的关注再掀新高潮，而是希望厘清鸿茅药酒之所以能成为“神药”，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点击广告、打赏、点赞、转发，都是支持）

先说说“鸿茅药酒”这个怪名字如何被核准？若没有此轮风波，你要问一个人“鸿茅药酒是酒还是药”？估计十有八九回答“药酒，药酒，当然是酒”。那么，这种名称怎么能通过药名审核呢？翻了一下鸿茅药酒的历史，发现它早在1992年即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批准注册成“药”。2002年，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换发批准文号，该品种批准文号换发为“国药准字Z15020795”。我就奇怪了，连“药酒”还是“酒药”这么高强度糊弄人的名称都能核准，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真的没看出来，还是因为某种利益关联而草率通过？

今天看到《药酒也是酒!男子喝了药酒开车送货被扣12分》一文，我是真的替交警担心了。如果有人喝了鸿茅药酒这种中药，然后开车上路，交警能以酒驾处罚司机吗？药酒也是酒！没错。可鸿茅药酒不是酒，是药，喝了算酒驾吗？如果不查，酒精度应该高于啤酒的鸿茅药酒，喝多了也会醉酒啊。总不能喝了药酒算酒驾，而喝了名称为“药酒”、同样含酒精的酒药，就可以不查啊。

再说说“鸿茅药酒”的违规广告为何长久不衰？鸿茅药酒的营销策略，基本上还是20年前秦池酒“每天向中央台开进一辆桑塔纳,但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那一套，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利益。鸿茅药酒的广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夸大、作假，无疑违法了《广告法》第60条所规定的内容。因此曾被江苏、辽宁等25个省市级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违法次数达2630次，被暂停销售数十次。

那么，负责广告管理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去哪里了？目前，保健品广告依然是满天飞，而且这些充保健品的广告内容又都是貌似药品广告，专骗老年人。多年前，我曾撰文《食药监总局查保健品广告,令工商总局情何以堪?》怒怼工商局，但没有效果。如今工商局被撤销，不希望改头换面的新机构会重蹈覆辙。

对鸿茅药酒广告“满天飞”负有责任的，还有各级广电部门。你们明知这种广告违规，明知本地无数老人被骗，但基于部门利益却听之任之。当然，那些没有查处过鸿茅药酒广告违规的省市级食药监部门，也是应该被问责的。

鸿茅药酒成“神药”，一些非政府机构也成为帮凶。此前有报道，鸿茅药酒配制技艺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蹊跷的是，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柳长华，与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柳长华同名。

最后说说公权力缘何充当违规违法企业的“保护伞”？我们必须感谢鸿茅药酒公司，让我们了解到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而一年前虽发生过“河南版鸿茅药酒案”，却因为媒体没有关注，而让该罪名的普法延迟了一年。

我理解，作为当地财政资金的重要贡献企业，鸿茅药酒公司的命运与当地政府紧密相联。但维护企业利益，应该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多下功夫，即使涉及维权，那也应该依法维权。如该案，原本应该通过诉讼解决民事纠纷，而警方却主动“乱作为”，“跨省抓捕”并刑事拘留发帖的谭医生，而且传说还是企业买单，这就沦为企业的“家丁”了，真是斯文扫地。

如果不是这么多的部门“不作为”，如果不是地方政府长期惯着，鸿茅药酒绝不可能成为“神药”，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蒙人的药酒。（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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