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为积极弘扬优良师德师风，在全校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学院组织开展了“我心目中的尽善大先生”征文活动。本刊将持续刊登获奖征文，本期推出一等奖获奖作品：音乐学系教师王海涛撰写的《春风化雨——我眼中的郑祖襄先生》。
转眼间，郑祖襄先生退休已经3年了。离别三载，我时常怀念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那段日子如“春风化雨”般温暖我心。他是我工作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遇见他是我来浙音工作最大的收获。
郑祖襄先生祖籍杭州，出生于上海，在上海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光。1983年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并留校任教，1986年获评讲师，1990年破格提拔为副教授，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调入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5年，随着浙音投入使用，他来这片沃土传道授业解惑。退休前，他是浙江音乐学院二级教授、资深教授。
无数荣光的背后，是他们这代人所面对的残酷的成长环境。我常听他说起他在上海卢湾区一间工厂做工的故事，当时条件艰苦，他以工人的自觉努力投入生产劳动，并兼做财务工作。他在业余也没有忘记音乐，不断积累音乐知识，并将音乐和现实有机结合。机会大多垂青有准备之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于困境中从未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在新的教育机会来临时，他抢抓了机遇，重启了学术生涯，成为中国音乐史研究者中的一员。他说，他和班上的大部分同学一样，拥有一个音乐梦。如今，他的很多同学在业内成就斐然，一靠抓机遇，二是坚持不懈的努力。郑祖襄先生著述丰富，影响甚广。他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1998年版）、《中国古代音乐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2008年版），以及论文集《华夏旧乐新证》（2005年版），《华夏旧乐新探》（2008年版）；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兼任《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委、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音乐史》成为众多高校的教学用书，《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成为博士生考试建议阅读书目，这两本书的读者数量难以计数。百余篇论文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者常读的篇目。由于他在音乐学界、中国音乐史届的学术声誉，他经常参加教育部学位中心的硕、博论文抽检工作和评审工作。
音乐学系教师多以治学严谨著称，而中国音乐史方向的教师则传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音乐学系直属党支部策划了“清音廉律著乐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学术讲座。当支部邀请他作第一讲时，他欣然应允，并拟定题目《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展望》，他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40年来学术发展亲历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前副会长刘再生先生评价郑老师：“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开阔，功力深厚，朴实无华，文如其人”。[1]
郑祖襄先生培养了30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受他的影响，他的学生大多给我留下朴实、稳健的印象。对于论文，学生们竭尽全力，唯恐不能达到老师的要求。学生们都说，郑老师强调语言的精炼、史料的准确，撰文不说无根据的话。2017级研究生李林毕业论文是研究安徽地方志中的音乐，她深入黄山市、绩溪县、歙县等地县志馆、文化馆和合肥市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从我手中开出的介绍信有10余封。她的论文经过郑老师反复修改，补充了很多史料。李林说，这是一次充实而难忘的经历。2014年，郑老师担任音乐学系筹建组负责人。他以严谨的作风，完成了教师招聘、培养方案制定、教研室组建等基础性工作。他深受音乐学系师生爱戴，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业内的学术成就、教学成果，更是因为他为音乐学系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系领导班子换届后，他仍以中国音乐史教研室主任、党政联系会议成员的身份参与教学和行政工作，给音乐学系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郑老师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他担任党政联系会议成员时，系里有时需要紧急开会，只要他没有课、身体允许，他都从市区赶来，而他来一次需要换乘2次公交，再步行半个小时。作为老党员，他总是按时缴纳党费，参加支部活动。2018年年初，学院宣传片拍摄时间比原定时间晚了很多，他顾不上吃晚饭，在图书馆一楼大厅边等着摄影师的“召唤”，边和学生聊起学术问题，他从曾侯乙编钟谈到了中国音乐史近期研究的热点问题。拍摄结束已是晚上8点多，4路公交车已经下班，我送他到转塘，他执意只让我送到大诸桥公交站，然后在这里换乘，他就是这样不肯麻烦任何人。守时在当下是一种稀缺的品质。他践行了守时的理念。开会他总是提前10分钟到场，静静坐下，或思考或阅读，我望着他的背影，鼻酸不已，内心钦佩。他也从不缺课，遇到要事无法按时授课事后一定补回。
他关心青年教师成长。老一辈学者多有“专于一科，博彩众长”的特点，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他也能给青年教师以指导。系部会议后，他常和青年教师聊学术问题，鼓励他们在年轻时有所突破。他和我们沟通并无障碍，这既和他知识渊博有关，也和他关注现实有很大的关系。他给我们推荐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往往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曾任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为提高学院教学质量做出了贡献。他被评为学院优秀共产党员、“三全育人”先进个人。
“心无旁骛，心无一物”是他对师者的较好诠释。他专心于学术和教学，甚少参与其他事务中。他常道，光阴荏苒，能做的还有很多。不少学生慕名在考前向他求学，他多以“有缘自会相见”婉拒。他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一心为公，公私分明”。
他常常告诫学生，要先做人，再做学问。当郑老师第一节课就抛出这样的问题时，很多学生茫然不知所措。多年以后，学生们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他的立意和用心。在退休前夕，他将他本人的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了师生。他说，这些书是他来杭后购置的，费了不少心血，现在要送给有需要的人。我获赠几十本文史类书籍，如《过去的先生》《胡适书信集》《世本八种》《陈垣来往书信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张载集》《良渚文化兴衰史》等。为了提高我的音乐素养，他赠送了《中国器乐名曲大全》等音像资料供我学习。他勉励我们，即便从事行政，也不能放松学习。做学术一旦松懈，退步很快。我兼任资产管理员，他退休前将名下资产一一归还并工整地写上存放地点，重要的资产他亲自移交，我们提出给予协助，他婉言谢绝，他是通过公交加步行的方式，分批次归还了学院的资产。他将一台古琴郑重地交给我们，眼中满是不舍，希望我们妥善保管，加以利用。我通过此事，更加看到了长者的风范。他微信中给我的寄语我始终记得：世事纷繁，年轻人只有行得正，才能走得远。
那时，我们常在校园中看到戴着帽子背着单带背包散步的郑老师，他在南区人文楼、北区音乐学系之间穿梭。得知他即将退休，我们特意去人文楼听他的大课，我清楚地记得，那节课他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讲到中国音乐史学研究需要秉持的精神。课堂相当精彩，他亦沉浸其中。我们多了一位荣休教授，身边却少了指引我们前行的长者。
[1]新作迭出、百舸争流——“后杨荫浏时代”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几点思考，载《人民音乐》2009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