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学术纪事：22-23年第三学期
夏末，时间变慢
还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前一天柏林还是35度的高温， 一夜过去就骤然降到了20度以下。7月16日，三十度夏日的最后一天，我拖着一箱家常日本料理的原材料，和一起上暑校的小伙伴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德国小镇Wolfenbüttel，火车上挤得汗流浃背，傍晚聚餐后却久违地吹到了透心凉的晚风。那之后雨似乎就没有停过。我从Wolfenbüttel回到柏林，雨也从Wolfenbüttel下到柏林。我拖着三个行李箱从柏林回到剑桥，雨也从柏林下到剑桥。没有花火大会，没有集市上的苹果糖和章鱼小丸子，我的夏天就这样淋着雨狼狈地结束。夏天结束了，我也离开了柏林。
7月31日。在柏林的最后一晚我赖在某铲屎官朋友家撸狗，不记得自己抱怨了多少遍“不想回英国”“不想回英国”“不想回英国”。在柏林住了四个月，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身边那么多人都说最喜欢的城市是柏林。就像走之前一个同事说的，四个月的时间已经 “enough to make a home” 了。我觉得我的home又多了一个。
在柏林的这四个月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但身在其中的时候又觉得时间变得很慢。HKW门外沿河的粉色躺椅上总是坐满了人，博物馆岛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不同的街头音乐家，出门几步跨过火车桥洞走到亚历山大广场，一天中任何时候都能见到打扮入时的青年，在丑丑的混凝土购物中心里成群逛街，像几年前生活还在继续的北京。柏林让我意识到逛博物馆可以像下班遛个弯回家一样方便：不用提前规划好路线行程，傍晚在StaBi结束一天的查档，顺路走到博物馆岛花上几欧门票悠闲地逛一两层，闭馆后到广场上流连一阵再回家，在楼下亚超买上香菇、竹轮和油豆腐。柏林让我重新拾起了一点对音乐的热情：每周末穿着T恤短裤拿着青年优惠票去听柏林爱乐，买最方便看低音提琴的位置，还像追星一样把某前低音提琴首席的演出视频全刷了个遍。每次听音乐会都是吃完饭急匆匆地坐车赶到，但是走出音乐厅时望着头上的夜空，就觉得时间在溢彩的金色外墙上流转，自己有大把光阴可以消磨。
听起来很美好，但事实是在柏林的这四个月我过得十分忙碌。四月等我的流感好了以后，复活节假期也结束了，没来得及享受太多自由时光就回到了工作中。四月底开始我开始每周泡在StaBi里几天，逐件浏览Leonhard Thurneysser的手稿，到七月离开柏林时，我已经通读了StaBi中每一卷（信件除外）Thurneysser本人写作的手稿，iCloud里的照片总数升至11万。五月份开始我基本上每两周要做一个pre，从伦敦的会议、布拉格的会议，到线上的BSHS和马普所、HAB的报告，也是在这一学期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脱口秀报告风格。写作方面，修改了一个书籍章节，为林奈学会写了篇杂志文章，并且完成了（原计划三月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导论。顺便和两年未见的合作者顶着热浪保持了每两周合作一天的工作节奏，终于编辑完六百多个书籍条目，把2020年开的重构某17世纪个人图书馆的大坑告一段落。
如果说这四个月里最高兴的事情，可能就是新认识了不少可爱的人，有年长的教授也有博士、博后阶段的同辈，许多人我确信值得一辈子交往。如果要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时间太短了，很多人没来得及深聊，很多地方没来得及去，马上要闭馆三年的Pergamon博物馆也没排上队。
七月初和两位导师分别见面，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你得好好放个假啊尤其是趁着还在柏林的时候”。但很遗憾，除去得流感的日子，我真正的“假期”可能也就三四天。跟合作者完成最后一天的编书工作后，离HAB Wolfenbüttel的暑校开学只有不到一周了，那半周我感觉一学期的累劲一下子上来，如果下午不勉强爬起来出门逛两小时博物馆可能就要一瘫瘫到晚上。更残酷的是瘫了半周后就只能面对错过了的ddl，不过好在这些ddl不是死的。我一般的休闲方式是即兴放假而不是集中放假，不想上班了就工作日找一两天出去玩，或者直接瘫在家里看一整天动漫，所以一般也不会太疲惫。只是想想自己的日程连一周的假期都容不下，多少还是有些难过。
一年的数字游民生活就这么结束了。从巴塞尔到伦敦再到柏林，游历了十几个城市的结论就一个：不想回来，不想回英国，还是欧洲大陆好。我很后悔没有申请更长一点的签证，不然这个星期我就不是在剑桥郊区的宿舍里躺尸，而是在柏林继续享受夏末的晚风和音乐。现在我宁可写这篇学术纪事，也不想收拾满屋子的纸箱和垃圾。
“我是不是最快的？”
六月底，连着近两个月无暇给博士论文添加一笔后，我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东拼西凑完成了这篇一万词的导论初稿。导论题为’The Long Overdue’，一方面指我所研究的课题是一个long overdue，早该有人研究的课题，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拖延给自己带来的灵感。这篇导论是我构思一整年的产物。去年冬天在于南格的莱茵河畔，我就拟出了现在使用的这版大纲，上学期读了不少相关人类学文献也拖延了很久，现在才终于一口气写出来，把以前写的零零碎碎的片段都整合到了一起。
这个超长导论的完成意味着我的博士论文每一章的初稿，或者说初稿的初稿都正式写出来了。我成了一个可以有底气地说 ‘I’ve finished the first draft of my thesis’的人。而此时离我的资助期结束还有一年。到佛罗伦萨拜访导师，坐在车里，导师满意地和她的爱人讲起我 ‘finished her first draft one year in advance’. 我接着问导师：我是不是（你的学生里）最快的？她想了一会，说她很多年前的一个学生X仅用了三年多一点就提交了论文。她接着笑着说：不过你是不是“最快”，只有到提交的时候才知道。而她自己二十多年前读博的时候，由于资助方的一些条件，必须要在两年内完成博士论文。
这篇导论是我在凌晨飞去意大利的候机大厅里发给导师的，那天外面三十多度，我在博洛尼亚MAMbo放着冷气的影像特展里不知打了多少次盹又醒过来。我本来压根没有把它当完成品看，但是跟导师聊过之后，得到一些反馈，我的心里才慢慢有了种“完成”的实感。
写完一个论文全文初稿， 哪怕是很糙的初稿，心态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我“自由”了：以前导师们对我到处写与博论无关的论文有一万个白眼，现在我说我明年准备再发点文章，同时找工作，他们都表示支持支持，论文不急。更强烈的是一种觉得“未来充满希望”的模糊的感觉：我可以开始思考我的第一本书了；可以开始把之前已经写了初稿的论文改好投出去，或者投一个博论的章节，手里已经积攒了太多了；可以开始找工作、收拒信；可以不紧不慢地继续修改论文，这其实是我目前最期待的事情。导师让我先放假，九月份再交导论的修改稿，其他章慢慢来，最好等到全都修改完毕后一起交给他们，留出两个月时间给他们读。
修改文章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当全部初稿写完，工作只剩下修改时，乐趣就多了很多。虽然最近一周瘫在房间里没啥干活的状态，但有些事情想起来还是会让我很期待，比如把修改完成的导论发给另外两位聊得很来的教授，收到他们反馈的时刻。博士几年写了不少文章也发了一些文章，我慢慢意识到我其实是个写作中很少向别人征求反馈的人。除非导师推荐，我很少会感到有这个必要，也不期待真的能收到什么特别有帮助的东西，多数时候即便开口问也是礼节性或试探性的。数下来认识的所有学者里，可能也就这么两三位会让我真的期待他们对我草稿的看法，让我不自觉地想象他们读了以后的反应。这种珍贵的期待现在是我修改的最大动力之一。
另一件期待的事是论文初稿全部完成后装订成的大厚本。我已经托人从国内帮我带了中式装订用的纸张和工具，准备写完初稿就开始做手工。其实也不会太厚，我们博士论文的字数上限是八万词，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很多地方相比简直少得可怜。目前我已经写完的初稿有四章六万多词，不少地方需要增删，尤其是导论：对博士论文的篇幅来说，一万词的导论已经算作超长了，里面很多内容可能需要挪到正文或结论部分。导师吐槽我这篇导论更像是book introduction的写法而不是thesis introduction的写法，我说对，其实我写作的时候就是这么构思的。对于整个博论，我的想法一直是能省事就省事，尽可能往最后的书稿上靠拢，省下毕业后重新构思的时间，导师也没有反对我这种懒办法。以前的学术纪事也写过，我从博一开始就明确了：博论过了就可以，反正也没有人看，出书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最近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在读网上很受好评的The Book Proposal Book，很有启发，对学术界出版的流程又多了一些了解。
从论文到书稿
在论文还没有提交的时候谈书稿听上去很扯，但事实是如果我没有首先以最终的书稿为目标，就不会有我这学期写的导论，也不会有我这篇博士论文。这学期在动笔写导论之前我先拟了个book proposal，后来和导论一同发给了导师。我的书稿计划中有十章，博士论文已写完的内容会cover导论和其中的六章，硕士论文cover其中一章的一部分，约0.5章，其余3.5章则是我这一年来在巴塞尔、海德堡、斯图加特、柏林收集新材料的产物。
我的博士论文正文基本是我前两年疫情期间研究的英国皇家学会内容，而我这一年在瑞士和德国完成的研究是基本不会进入博士论文的，例如我在2022年的学术纪事中提到的关于南德药学的一章，再例如我在柏林StaBi四个月浏览的35卷Thurneysser手稿。本来计划去慕尼黑、德莱斯顿接着查档，后来都取消了，因为光是StaBi的东西就足够我写成一本书——这还真不是夸张。这几个月泡在StaBi的日子里我经常随手给导师发邮件：我又发现了一个signature！今天我发现了两个signature！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是某天上午，我只在StaBi呆了两个半小时，浏览了三卷手稿，发现三处与doctrine of signatures有关的reference：一处在信件里，是Thurneysser和他的出版商讨论和doctrine of signatures有关的章节，和我之前看到的未出版书稿内容相关；一处是Thurneysser摘抄了帕拉塞尔苏斯写行星征象（planetary signatures）的一本书；一处是讨论疾病的症状（signa）。中午冒雨赶回家，跟导师zoom见面的时候一边扒拉午饭一边对他讲了我的发现。导师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些Thurneysser的手稿将会进入我书中的一章，但也可能在别处先发表。
当然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四五月份刚来到StaBi的几天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找到，每天机械地一页一页手稿翻过去，看不到任何推进研究的希望。去年在斯图加特查档的时候也是如此，连着几天没有进展，又连着几天全都是新发现。七月底来到HAB Wolfenbüttel上暑校顺带继续我的copy census项目时体验也差不多，六十多本17世纪讲doctrine of signatures的书翻过去，有可圈可点的批注的屈指可数。Copy census即遍览一本书或一类书全部copy的研究方法。我读博以来做了两个copy census项目，一个是之前学术纪事提到过的lesser herbals，一个是现在在德语区各大图书馆搜罗的Oswald Croll, _Basilica Chymica_，17世纪doctrine of signatures传播的最重要载体之一. 我在HAB发现了一本边缘写满coitus的_Basilica Chymica_，之后做报告的时候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但是目前看到的最有力证据还是我本人在eBay上捡漏得来的藏品，如下图，书籍的拥有者将别处摘抄来的药方和化学操作贴满了整本书。这个copy census项目也会成为我书中的一章，连同相关的化学教育史（_Basilica Chymica_本身是当年马堡大学授课的教材）一起。
在柏林和Wolfenbüttel的发现也为我去年做的药学和物质文化的研究加了不少料。帕拉塞尔苏斯的助手，一位在今天几乎没人研究，但当年却得到Leonhard Thurneysser, Samuel Hartlib等人盛赞，作品畅销至全德的海德堡药剂师，现在被我证明是征象学说即doctrine of signatures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实践技术的关键。我最初得知他只是因为Hartlib笔记中偶然提及，但是在读了Thurneysser的手稿之后，各条线索开始联系到了一起，我一直疑惑的神秘学传统和应用药学传统的关系也变得清晰起来。可以说我能够将整本书的思路理清就是这个发现的功劳。
但是我并不把这本书定位为一本纯粹的早期近代科学史/医学史著作。相反，长时段中征象学说的层累建构，以及这种建构与其早期近代实践的关系，是我更为关心的话题。始于19世纪印度的英国殖民地，终于15-16世纪所谓新世界的发现及基督教殖民主义发明的征象概念，这是我这本书的真正范畴；作为人类学概念的“类比（analogy）”和“神秘的（mystical）”将是我重点处理的两个理论范式。我不准备在这里展开讲更多我的核心论点和导论中谈及的内容，因为三言两语无法讲清，而且我真正的audience也未必在这里。学术纪事写了三年，我自觉谈论自己博士项目的中文博客表达欲已经逐年减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恨不得早点写完早点出版，将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落到实处的更为严肃的表达欲。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公众号的读者可以读到我正式的作品。
Prague-banashi/プラハ噺
谁是你的audience？这是写book proposal经常要想的问题，也是三年二十多个pre做下来不自觉就会想的问题。这学期到处做报告做得很开心，其中最开心的要数布拉格的Scientiae会议。Scientiae可能是全世界和我的研究领域最相近的大型会议：任何和早期近代的知识相关的研究都可以是这个会议的主题。我在会议上既见到了曾经久仰的教授（然后发现对方是个逗比），也认识了不少新的师友，不少在会后依然保持着联系。会后我还多了一份责任——受董事会邀请，我成为了学会的职业早期学者代表（early career representative），也是学会核心中唯一的亚洲面孔。
之前其他纪事里还没有详细写过自己做报告的经历，这次正好集中写一写。三年来，我做过一小时的讲座，40分钟的讲座，20分钟的标准会议报告，5分钟的flash talk，最长的一次在瓦尔堡研究所连讲带Q&A将近两小时，也是我做得最爽的讲座之一。这其中有的是面向公众的讲座，比如在英国药学史学会和系博物馆，更多是正常的学术报告。我最近组织科学史图书馆的panel还试过同时担任chair和presenter，帮其他所有人串场之后自己再讲，但那可能是我做得最累的一次报告，说到最后嘴都瓢了脑子也木了。做完我跟自己发誓以后chair一定要提前找好。
现在做什么讲座，我的准备方法基本都是一样的。博一的时候还在疫情期间，我线上做讲座还是会写稿的，但主要是放在屏幕一侧参考，不会直接念。自从博二以来，各种活动都变成线下，我索性连稿也不准备了，只在讲座前一晚做个ppt，到时候直接口头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准备得不充分：我做ppt的要领是一边念叨一边做，先在脑子里想好要说的话再动手做，一边嘴上讲着一边考虑ppt上要放什么，ppt全部做完以后再打开手机秒表计一次时，发现讲起来别扭的东西再增删。
计时过一遍对我来说是比写稿更有效率的准备方法，因为作为逗比我可以把讲到什么地方想穿插的笑话、互动都一并过一下。纯口头演讲最大的问题是容易超时，因此我除了讲之前计时，讲的时候也会在讲台上立起手机，打开秒表，随时看到自己用了多少时间。在马普所讲完跟一个来听我讲座的教授吃饭，对方也是个口头演讲派，对我的时间控制能力表示惊讶，我还当场打开刚才用过的秒表给他看：40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准备流程是这样，但是什么时候准备好就全看我的拖延能力了。在这次布拉格的Scientiae做报告时，我的ppt是上场前一小时才做好的，然后又用二十分钟串了一遍，会议开场前半小时我才从酒店出发来到会场。掐着点出发去会场前，我其实是有点紧张的，但是来到会场上跟大家聊聊天，这种紧张就消失了。panel上在我前面讲的是位打扮成文艺复兴贵族风格的大叔，这点为我提供了天然的ice breaker：轮到我时，我拿起话筒看向大叔说 ‘It’s a lot of pressure to speak after a true Renaissance polymath…but I hope my talk will keep you entertained.’ 顿时全场大笑。
Ice breaker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参加会议没有一个人不累，我希望能让听众尽可能放松地听我演讲。在HAB Wolfenbüttel的暑校上我是最后一个报告的，因此开场的话我演练的时候就想好了： ‘Finally! We’re down to the last presentation!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body except me!’ 然后大家几乎从头笑到尾，开场笑，后面看见我在史料里准备的梗图也笑，有同学还笑得喘气。
除了开场，有一些可进行的互动我也会提前想好。在Scientiae报告时我在台上cue了一下刚认识的逗比教授：先把我的论点做成一张梗图，大家偷笑的时候我再补充： ‘…actually this meme was inspired by X’s talk yesterday.’ 坐在第一排的X教授一点不掩饰地惊呼出来：’what??’ 所有人又是一阵笑。我再解释X逗比教授的论点和我的论点：其实我们都是这个意思… ‘see, X is nodding. He agrees.’ 大家看着X笑得更厉害了。这场会议后我和X以及他的学生都混成了朋友，去找他们访学也提上了日程。 ‘She’s crazy.’ 这是他们对我的评价。
我今年以来做报告好像都在专注于搞笑，这可能跟我在追的少年Jump新漫画Akane-banashi（あかね噺）有关。这是一部讲高中女生朱音学习落语的漫画，我看之前并不懂落语，因此都是对标小时候看的单口相声（外加银魂）理解的：日本有寿限无，中国有报菜名，形式都差不多。作为一个曾经也爱自己背段子的小票友，这部漫画让我开始从不一样的角度思考我的学术报告。当然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逗比的，毕竟还是学术场合。同一个讲座，在瓦尔堡研究所讲的时候我还会讲点瓦尔堡的笑话，甚至当场模仿他和Saxl的对话，在马普所就正经了不少——我很清楚不是谁都对瓦尔堡的八卦感兴趣，也不是谁都知道瓦尔堡是谁。
在我们的领域，不带稿做报告的永远是少数，因此这几次讲完后都有学者来表示佩服我的脱稿演讲，朋友还说他在走廊里听到别人对我的称赞。布拉格的会议之后一两个月，回到德国还有学者找到我聊起我当时的报告: ‘You rock!’ 会议结束后我收到了来自董事会的邮件： ‘I was impressed by your paper on the doctrine of signatures, and by your capacity to engage with an audience of almost 50 people in the room! … would you like to join the executive board?’ 我就这样成为了学会的职业早期学者代表。现在我正在关注如何让更多样的学者群体加入Scientiae，让这个学会非白人的学者多起来。以后的相关各种倡议、征稿，我也会通过科学史图书馆的公众号发出。
最后一年
放假前最后一次zoom见面，导师小心翼翼地问我: ‘Will you be in Cambridge next year…by any chance?’ 我说我必须在剑桥了，再出去跑就要被学校开除了。我又问：要是我延毕一年的话你同意吗？导师迟疑了一下: ‘Sure…it’s nice to have you around! 但是你现在先不要想这些！’ 完成论文、找到工作，很明显是这一年硬着头皮不得不干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其实是再多发几篇论文，开过的坑一个一个填上，如果还有时间争取把书的未完成章节写一点草稿出来。
我推掉了系里的教学任务，一方面是支持下个学期的本科生supervisor罢工，另一方面是即使没有罢工，我也对这类工作失去了兴趣。牛津剑桥作为特色的小班课教学，实际上都是靠我们这些博士生、博士后以每小时二三十英镑的薪资支撑起来的，而且这二三十只包括实际授课时间，不涵盖课前准备，因此取决于不同人的准备时间，真正到手的可能连政府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都不到。这几年即使在全英教职工大罢工的时候，我们supervisor一直都没有组织过罢工，因此这次的罢工可以说实在是久等了。
教学上省下来的时间正好用在Scientiae董事会的工作中。我们都同意的一个要务就是让这个学会全球化起来，吸纳更多对全球早期近代知识的研究，也吸纳更多来自各地的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欧洲几个地方。据我了解，国内不缺做早期近代科学史的学生、学者，近几年来研究早期近代欧洲的人一直在增多。但为什么这样的会议上看不到更多中国人的身影？为什么看不到更多黑人，以及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群？从自己身边的社群出发，我能想到现在就可以做的几件事一是建立摘要写作指南（含范例）、会议报告指南供不了解西方学界惯例的学者参考，二是建立投稿者、参会者的社群，大家互相支持。从学会的角度出发可做的事情就更多，当然需要有条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在后台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