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恺 ：DV影像纪实的指向：真实纪录与个人化写作（一）
曹恺 著
DV影像纪实的指向：真实纪录与个人化写作
●怀斯曼主义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意义
1990年代的中国新纪录运动是在完全缺乏理论依托的状况下开始的，在这里，美国的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对中国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90年代初的纪录片几乎都是访谈。因为第一代的独立制片人做独立纪录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呈现真实的画面和内容，而访谈就是被记录者直接面对镜头的述说，这是最大程度上的“真实”。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1930——）
1993年，段锦川和吴文光在日本山形电影节看到了怀斯曼的作品《动物园》，怀斯曼用冷静的观察和不动声色的拍摄手法，将拍摄者隐藏在镜头之后，完全用现场的真实音响，来表现公共环境、社会机构等通常被忽略的现实。这些“直接电影”的表现手法，使吴文光等中国第一代独立制片人们真正认识到了纪录片的本质。
在此之后，吴文光以极大的热情开始持续不断地在中国推广“直接电影”的观念。他曾与半官方的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合作，主编了内部刊物《纪录手册》，这是国内唯一存在过的第一次完全以纪录片为宗旨的非正式刊物。在这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和美国纪录片导演怀斯曼得到了隆重的推介。
《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 怀特曼 16mm彩色 248min 1999
1997年由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发起和主办了一个国际纪录片影展，全国各地电视台的体制内作者和中国独立制作人的作品，前所未有地在一起参加展映。在这次影展上，经吴文光的努力，怀斯曼实现了他的中国之行，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理念也第一次被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
“直接电影” 理论
让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不介入和干预拍摄对象的生活，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尽量完整而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这是1960年代出现在纪录片中的“直接电影”的理念。
“直接电影”从选择拍摄对象、甄别拍摄场景，到组织影片结构等等，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隐喻。 它排斥一切观众在接受过程可能受到干扰的因素，比如说旁白、解说、音乐，甚至排斥大多数纪录片中使用的访谈这种技巧。“直接电影”的理论阐述了纪录片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互动的、不对等的关系得到了理清，纪录片影像与声音的操作模式就此被完整地解析了出来。
“直接电影”对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等第一代的独立制片人开始长时间深入到生活底层，他们更耐心、更平等地接近被拍摄者，捕捉最真实、最有质感和最有意味的生活场景。
康健宁的《阴阳》、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蒋樾的《彼岸》、吴文光的《江湖》、等篇幅较长的纪录片都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完成的，这些以独立制作的方式拍摄的作品取消了诸如旁白、解说和访谈等手法，更直接，更客观，更讲究生活的原型，揭示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因为司空见惯而被忽略的问题，朴素的表现形态和日常场景中蕴藏的深度使其呈现了“直接电影”的基本理论。
●小川绅介和山形电影节
小川绅介
小川绅介是日本著名纪录片人，他于1966年完成了第一部长纪录片作品《青年之海》。1967年起，小川绅介开始拍摄标志其代表作品《三里塚》，表现当时日本东京郊区的三里冢一带的农民反抗为修建成田机场强占耕地的活动。小川绅介极其摄制组在三里塚持续拍摄了十一年，完成了总长度达16个小时的七部纪录片，其中的《三里塚：第二道防线的人们》成为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德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乌里希·格雷戈尔在其《世界电影史》中称“其现实性达到迄今为止一般政治纪录片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武士戏剧的水平。”
小川绅介坚持“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为自己信条，强调拍摄片子过程中“尽可能保持在现场”，他的作品很多拍摄时间通常要好几年。
小川绅介病逝于1992年，终年57岁。其一生贫困，身后留下的遗产除了一些摄影器材，就是他的二十一部纪录片作品。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1989年，小川绅介在其纪录片制作基地“山形县”当地市政机构帮助下，创办了亚洲至今为止唯一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项目包括“竞赛单元”和“新亚洲潮流”。
符合60分钟以上长度规定、并由16或35毫米电影胶片制作完成的作品，可以正式入选“竞赛单元”。“竞赛单元”设置的大奖被命名为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奖”。
参加“新亚洲潮流”单元的是来自亚洲的纪录片，作品短片和长片并存，大部分为录像制作。这个单元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和推广亚洲纪录片，为了鼓励、表彰更年轻的纪录片人，要在其中评选出一部最优秀的新人新作，授予以小川绅介名字命名的“小川绅介奖”。
对中国独立制片人来说，山形电影节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推向世界的主要窗口。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元的纪录片《疯狂英语》入选过其“竞赛单元”。更多的用DV拍摄的纪录片则入选了“新亚洲潮流”单元，如汪建伟的《生活在别处》、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杨天乙的《老头》、吴文光的《江湖》、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等等。而中国的电影评论家林旭东则担任过山形电影节“新亚洲潮流”单元的评委。
●从真实记录到个人化写作
DV纪录片：个人化书写方式
如果说1980年代的中国新纪录运动发轫期，做为一个乌托邦的象征，而形成了中国纪录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那么，1990年后半叶由于高科技带来的DV革命，则使中国纪录片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这可以说是一个后乌托邦的时代。
《乒乓》邱志杰 DV 1999
DV的出现与普及，使得小成本的独立制作开始以各种方式出现，各种个人性的纪录片大量涌现，从而营造出更多的发展空间，这是一种高压意识形态的压力消失后的状态，多元而无序，更先锋也更无足轻重。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的作品主要有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季丹的《贡布的幸福生活》和《老人们》、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以及汪建伟的《生活在别处》等等。
在这一时期，“个人化”成为继“真实”之后的另一个重要话语。这一批纪录工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宣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我个人的行为和判断，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一种独立的思想行为。“个人化”是希望保持独立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真实”。
和第一代独立制片人的电视台背景不同，第二代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和背景更加广阔、更加多元化、更加复杂。DV的简易和低廉促使许多业外人不断进入纪录片的制作行列，他们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除了相关和不相关的艺术工作者（如前卫艺术家、作家、演员等等），其中学生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当时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朱传明与杜海滨，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其他行业从业者。
最早的DV纪录片：《老头》
和DV记录方式有关的纪录片，首先要追溯到1997年杨天乙用家用数码摄像机完成的纪录片《老头》，她使用DV的拍摄方法启发了吴文光自1998年开始的基于纯粹个人经验的《江湖》的拍摄。
《老头》是杨天乙的处女作，做为一名职业演员，她之前从未有过任何电影或电视的专门训练。
1996年春天，杨天乙在她自己刚迁居的住宅小区，看见了一群七、八十岁的退休老头整天坐在小区街边大墙底下聊天。 杨天乙被这一景像所感动，试探着和他们接触后，就决定把他们的生活形态记录下来，她选择了纪录片这一方式。
《老头》杨天乙 DV 100min 1999
最初拍摄时，杨天乙完全没有经验，她请来的摄像师、录音师专业的拍摄方法完全达不到她所期待的效果，而因为缺乏制作经验，她又无法完整地表达她所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天乙只好放弃了摄制组的制作方式，她自己买一部PANASONIC EZ-1的DV数码摄像机，在不自觉的状况下，开始DV制作方式。在拍摄了半年之后，杨天乙邀请吴文光来看素材，吴文光给予了杨天乙建议和鼓励，使她知道她拍摄的是一部比她自己想像得更出色的片子。
《老头》前后共拍摄了两年半，素材有160多个小时，素材量太大，后期剪了半年。杨天乙根本不知道怎么剪，她一边看书，一边请教。杨天乙先在对编机上粗剪出了十三个小时，最后完成片94分钟。
这部完全个人制作的纪录片，片中场景极其简单，就是老人聚会的街边和他们各自的家，画面朴实简明得确实毫无“技法和“功夫”，镜头冷静、朴素、简洁，连移都“懒”得移动一下。 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
1999年10月，《老头》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 2000年3月，又获巴黎“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
DV时期的吴文光：《江湖》
1990年代前半叶，吴文光的以采访和自述为主要手段的《流浪北京》和《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曾经风靡一时，涉及到的都是一些文化人甚至是文化精英，
在1995年吴文光做完《四海为家》之后，因为拍摄资金的困难，吴文光为选择胶片还是广播级磁带。陷入了选择的困境。就在这时，小型DV数码摄像机出现了，吴文光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他改变拍摄方法的一个契机。于是他彻底摈弃了原来的拍摄方法， 放弃构思、选题、目标，而是独自一人揣着小摄像机晃晃悠悠，离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影像工作者越来越远。
1998年夏天，吴文光和助手苏明开始拍摄《江湖》。这部片子拍摄了一个在中国的城乡之间游走的来自农村的表演团体——“远大歌舞团”的生活，他们是一群到处搭棚卖艺挣钱的农民流浪艺人，他们在各个乡镇迁徙，一般在城乡结合部支起宽大的帐篷表演。演出的主要内容是流行歌舞和小品、口技、脱衣舞等等，类同春节联欢晚会的形式。
149分钟的《江湖》是从近80个小时的素材带里剪出来的。其中除了临近尾声时一个20分钟的戏剧性极强的故事，其他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碎片。从结构上说，《江湖》没有明显的情节线，吴文光故意省略了很戏剧化的事件，而是采用小标题字幕组接了零散的日常事件，真实地表现了生活原生态。
吴文光在自己家里的电脑里完成了这部片子编辑，他认为这是对纪录片个人化创作方式的实践，他强调纪录片作为一种个人化写作方式的意义，在小型数码机器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依靠这种方式来摆脱对电视台，对体制的依赖，这确实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使摄影机像手中的笔一样自由地表达自己，是一个美好的境界。
编辑 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