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被这位新导演在云南找到了
文丨一小撮毛
上周三看了一部片子——《米花之味》，这是青年导演鹏飞的第二部长片，他的第一部长片《地下香》还未能有机会和国内观众见面。
映后交流现场（从左向右：张扬、周黎明、鹏飞、主持人）
用导演自己的话来说，第一部作品《地下香》是想拍外来务工的年轻人的的北漂生活，而《米花之味》是想拍务工者再回到原生环境的遭遇，而“当时留守儿童问题很严重，所以就想把两个结合到一起”：
单身母亲叶楠从城里回到从小生活的中缅边境的傣族小寨，发现自己无法和初一在读的叛逆女儿喃杭自然相处，想爱护又不亲，想管教又无果。母女关系修复之余，电影还刻画出傣族小寨里“现代与传统、文明与信仰、人与神、人与人”相互交织、矛盾又共存的日常。
《米花之味》实在是一部迷人的片子。所以，我们特别采访了导演鹏飞和女主英泽，采访稿全文放在今天推送的第二条文章，采访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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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传播学中，有一个词叫做“拟态环境”，指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某种信息环境，并非客观镜像，而是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被选择、加工再报道的结构化的环境。“拟态环境”在许多专题性报道中都普遍存在着。
换句话说就是，当一样事物被赋予了特定含义后，就由不得别人不对此事物产生这种特殊的联想。比如，一提到“留守儿童”，许多人都会想到类似“贫困弱小、亟待拯救”的儿童形象，甚至也会期待着一些“极端、残酷”的故事。
但艺术电影从来不为满足人们的刻奇心理而存在。
鹏飞的这部《米花之味》就拍得很有趣味性，活生生的，一点也不苦情。我想这是导演自己的审美所在，在当天的映后交流中导演也解释说：“在风景那么优美，那么有味道的一个小寨子里，如果出现令人伤心的事情，会更容易让人惋惜。”
在我们的采访中，导演分享了第一次去到拍摄当地的感受：“跟我在城市里看的报道完全不一样，路修得非常好，景色非常美，县城里面有很多酒吧、KTV，学校有塑胶跑道，什么都有。然后我带的睡袋什么都没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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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虽然避免了加深对苦难的刻画，其中的青少年形象还是在其他方面超出了大家的意料：三五成群凑在寺庙前的台阶上蹭WiFi；大晚上摸到妈妈房间从枕头底下偷手机；
还有，深夜结伴偷走庙里的钱花（供奉用）去镇上的网吧通宵打游戏：
偷钱花
偷走喜欢“找茬”的老师的摩托车钥匙：
把老师的东西拿来藏在小河边
在映后交流时，有观众就针对“半夜跑很远的山路去网吧”的情节，提问其合理性：“两个初中女生，半夜走路去开车还要很久的镇上网吧，合理吗？”
导演回答说：“实际情况是那边有些孩子从学校走路回家要8个小时，所以走1-2小时去某个地方玩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对山路也很熟悉。”
在采访中，导演也再次表示：“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故事。”
在这一点上，我其实很能理解导演。因为16年8月开始，我在西藏某个山里的小学呆过一年，从三四年级开始，不爱读书的孩子就开始悄悄得、频繁得为了逃学爬墙翻山，而且每次都神不知鬼不觉。
西藏的孩子们
我在英语课上问过他们，为什么逃学？逃学了干什么去了？据校长和老师们说，他们有时会在山上呆好几天，和野人一样；据他们自己说，有时是跑回村子里，有时也不回家。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害羞得一笑，说：“村子里有骑马比赛，所以就跑了。”
类似的，西藏学生和《米花之味》里的傣族孩子一样，也喜欢手机、电视、游戏。他们常常问我：“老师老师，你的手机多少钱，以后我也买一个” 。他们包书纸上的人物，也都是当红网剧或综艺：甄嬛、杨幂、吴亦凡，唱歌时他们会模仿综艺节目里选手仰头闭眼嘶吼的动作。
他们在日后还会不断遇到许多新东西，但新事物就像电影里的WiFi和手机一样，会吸引他们的目光，但并不能真的带他们走。
西藏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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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花之味》和西藏逃学的孩子，还让我想到一本书——台湾学者刘绍华关于四川大凉山彝族的人类学调研笔记《我的凉山兄弟》，书里彝族年轻人的少年时光，和喃杭，和西藏逃学的孩子，其实都如出一辙。
而关于成年后的境况，书里写：他们“往都市走、赚钱、说汉语、整齐划一的潮流外貌，种种曾经吸引上一代年轻人外流的新兴价值，如今已深入人心，成为无须挑战的主流标准。”
“他们马不停蹄，往城市、工地、工厂前进，比前辈们更有目标、更迅速得没入城市的现代性之中。”
对于这一点，导演在采访中表示：“我觉得通过旅游拉动经济是好事，毕竟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村寨，有些盲目.....”
《米花之味》电影中，对“现代性”的追求，也通过三位当地年轻男性在叶楠家谈论“开发旅游业赚钱”的情节有所展现。
以及，电影中喃杭的一位小阿姨，一起洗碗的时候，她问喃杭的妈妈：“叶楠，我有个同学在上海，还说过要接我走，叫XX，你认得不？”，叶楠回答说“上海那么大，怎么会认得”之后，她又问：“那他还有个妹妹，叫XXX，你认得不？”。
寨子里的人对外界的认知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外部世界的纷杂、广大，他们其实是没有多少概念，他们不断外出，闯、耍、碰壁。会赢，但常输。喃杭的小阿姨没有离开寨子，和当地相好的男青年在寺庙里穿着白婚纱举办了婚礼。
婚礼当天，喃杭和伙伴们趴在寺庙的窗外偷看，并议论着：“婚纱真好看啊，可惜只能穿一次”，“谁说的，脱下来还能改成蚊帐。”
看到这里，观众都笑了。
电影里有非常多这类日常化的小笑点：比如，叶楠听说喃杭出事了，赶到医院找她，看见凳子上坐着一个女孩满脸裹着纱布被吓坏了，结果喃杭从旁边走了过来...
导演有时也会拿宗教开玩笑：比如，叶楠半夜发现喃杭不见了，去寺庙找人时遇到僧人说里面那片女人不能进，叶楠表示明白以后，下一幕就是她绕了个道走进了“禁区”；
又比如，喃杭的好朋友喃相露生了重病，寨子里的人请神来问，叶楠刚好走到门外，神灵附体的奶奶就指着门外的空地说‘门口停着我的一匹大白马，你绕过来’...
“我在那里住了一年，极端的事例也碰到，但不想拍，我想拍更日常的东西，避免极端的例子。”导演在交流的时候这样说。我想，在把握“日常感”这方面，他做到了，而且做的很有趣。
正是因为不失风趣的镜头语言，《米花之味》也在今年平遥国际影展的观众票选环节获得了“最受欢迎影片奖”，颁奖词这样说：“明亮艳丽的画面，镜头后蕴含的是人文主义的关怀，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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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电影里有不少逗笑情节，让观众观影体验变得愉快，感情上也不那么累。
但是说实话，在看《米花之味》这部片子时，我还是不自觉得带入了很多自己的主观感受，有关于《我的凉山兄弟》，也有关于曾有过一年相处的西藏学生。
西藏的孩子
我记得，刘绍华在离开凉山三年后再回去，再见她的凉山兄弟们时，她在后记里写：
“屋里除了两名30多岁的男子，其余都只有十几二十岁，典型诺苏脸，头发梳烫得高耸有型，一个比一个俊美、漂亮。我看着他们想，屏幕上那些影视明星，可能都比不上普通的诺苏小伙子上相。可是呢？这群小伙子混来这里，不知道自己正往哪条路上走。”
《米花之味》里，女儿喃杭在和妈妈吵嘴时会说：“我不要去城里，我要和爷爷住在寨子里”，但在电影最后和妈妈一起炸米花时，她又忍不住问：“城里都有什么？”，我猜这还是因为人被未知新事物吸引的本能会更强烈吧。
在映后交流时，也有人问：“为什么妈妈从城市里回来，大家平日的只言片语也提到城市，但片子没有任何关于城市的镜头”，导演表示：“不交代妈妈在城市里的境遇，就不会锁住故事，拍摄时我一开始就不打算加入任何城市相关镜头，但想通过细节呈现出城市的那个氛围其实一直都笼罩着小寨”。
虽然，艺术并不负责解决问题，导演也把《米花之味》拍得俏皮、有趣，明晃晃得很有北野武的味道，但我作为观众还是保有着一份自己的担忧：想和西藏的学生说逃学没关系，想告诉喃杭偷东西也不是多严重的事情，希望他们开心，也希望他们以后的路不要太难走。但我又总不能肯定，我仅仅经历过他们生命中的一年，是个没法为他们的以后打保票的人。
不知道导演在离开生活了一年的傣族小寨以后，是不是有时也会这样想。
“其实对我这一生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之前丝毫没有做思想准备，16年会在云南待一年。”对此，我们询问了导演，这一年的经历是否会影响后面的创作，导演说第三部作品应该还是会在云南拍摄：“把我这一年的生活再拍一遍，包括拍戏过程中一些好玩的东西，拍一部喜剧，包括年轻创作者的环境”。
下一部作品中也会“夹杂一些城里人和山里人的冲突，或是互相不理解，讲讲彼此的难处，这些东西。”这样的主题选择，导演也是出于自己的考量：
“有些人认为还是待在山里比较好，不要到外面去那么辛苦。我们在城里可以买东西很便利，头脑好像很清醒，接触的教育高一些，但是又怎么样呢？还不是每天很焦虑。”
“他们每天收工后或从田里回来后，都喝点小酒，要么载歌载舞，我就想，到底是谁真正的幸福。所以这个我心里是很有感触的，那边人很快活，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啦。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带着很批判的眼光去判定。”
把这些没讲完的故事讲完。对此我是很挺期待的。
最后，想用电影里学校老师教的一首歌《小小少年》结尾：“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在长高。随着年岁由小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
片子里的喃杭，喃相露，大嘴，这些马上就要长大的小小少年，谢谢你们，祝愿你们一辈子都能在田野自由奔跑。
PS.通过《米花之味》和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真的能感觉到，这两位青年电影从业者的认真和付出，看好他们，也期待他们未来的作品。采访稿全文在今天的第二条文章，不要忘记去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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