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 吴重庆 | 青年县域城乡流动及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研究

 

袁

剑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振兴

［摘要］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选择非农就业，但是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显示出其具有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质性访谈方法，研究发现，青年对于近几年来乡村振兴工作高度认可，乡村的宜居化吸引青年在村居住，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离县青年对乡村较为疏离，但未来有可能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特点是在村青年对乡村产业兴旺有较高期待，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最为普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有村集体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青年自组织三种形式。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本文提出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存在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通过将青年组织起来，便显现出一条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即依靠村集体的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自组织，让同心圆能够向着村庄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青年自身的社会网络，叠加经过组织活化的同心圆结构，将形成新的青年社会网络。

［关键词］青年；乡村振兴；县域；城乡流动；社会网络

一

问题提出和研究述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在实施过程中，乡村振兴的参与人员超出了农民，产业超出了农业，范围超出了农村，呈现出产业联动、城乡互助、城乡融合、城乡流动加快等多种特征，这些特征所指向的是，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对城乡结构的重要调整，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选择非农就业，甚至身在大中城市，但由于他们实际和乡村有着血缘、地缘等连带关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他们比来自城市家庭的青年更有切身体会，也更加关注乡村发展。这些不在乡村的非农就业青年具有什么特征，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鉴于不少来自农村家庭的青年在城镇就业居住生活，具有城乡流动的特点。因此，本文把来自农村家庭的青年都纳入考察范围，但把县域内非农就业的青年作为重点，这样也整合了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城和乡、生活和工作、农业和非农就业等多种二元概念，考察他们对乡村的新认知，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容和形式，希冀在解释和总结中，探寻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近年来，在县域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呈现出新的特点，青年在县域范围内流动也明显增加。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明确把县域视为一个实施乡村振兴的整合性空间单位。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方面，由于近年来互联网巨头向全国各个县城、农村二级市场不断布局，以及新媒体的变革，青年返县返乡创业创新有新趋势。冯明指出，“互联网+农业”能有效改善农业生产与销售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青年则是农村电商的绝对主力，但多数青年创业者参与的是农业产业链中间环节，受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双头制约，同时面临着农村地区物流成本较高的问题［1］。由此可见，青年创业不能限定在农村，应在乡镇、县城进行创业，往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从而增加市场占有的稳定性，农村电商的产业特点加强了青年在城乡的交往和流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近就业的机会，同时城镇化的持续和县城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在县城或镇上购房居住，董磊明、张徐丽晶提出“两栖型就近城镇化”的概念，“在就业机会充足的就近城镇化地区，一种具有空间延展性的新型城乡家庭形态得以产生，乡村社会逐渐‘溶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温和演变的自主城镇化类型”［2］。县域内的教育有集中化的趋势，常亚慧指出，人才引进制度是作为学校竞争的核心支撑的中青年教师发生流动的重要原因，它重塑了学校师资结构、资源和声誉，造成了普通学校、乡村学校的师资流失和引进困难，导致了部分青年为下一代教育考虑选择迁居县城，但又无法完全“拔”出村庄，客观上形成了青年在城乡之间的流动［3］。青年通过网络媒介参与乡村治理开始出现，为流动青年长期、经常性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能性。王玉玮、黄世威把新冠疫情时期的家乡作为青年研究的田野，注意到大量滞留家乡的季候性返乡青年，“他们凭借自身的媒介使用优势成为乡村疫情防控的监督者、科学话语的普及者、抗疫共同体的实践者、村民防疫的动员者，甚至在乡村后疫情时期还通过媒介继续扮演着复工复产助力者与公共事务参与者的角色”［4］。

在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方面，有些关注到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如何慧丽、苏志豪从产业发展型、身心健康型、文化理论型三个方面进行青年返乡的归因［5］，兼顾了客观环境因素和青年自身因素。有些研究基于青年群体的分化，做了进一步具体化的分类描述和分析，例如夏柱智使用了具有阶层涵义的“中坚青年”的概念，在具体分析上以职业差别划分为从事农副业生产、从事乡村公共服务，以及从事现代农业或非农，胡小武列举出三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典型类型，“嵌入型”的智识青年、“在地型”的青年干部、“消费型”的都市青年［6］。汪忠、白子依深入青年个案研究，以典型个案为方法去讨论社会创业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7］。从青年分化的视角去考察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情况，对提出相应的扶持或引导政策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

研究设计和基本情况

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质性访谈研究方法，通过电话、面对面和网络文字访谈三种形式获取访谈资料，以电话访谈为主。访谈以滚雪球的方式对11名青年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有2人互相认识，其余互不认识，男性9位，女性2位，年龄在22~35岁之间。在访谈前笔者都告知受访青年访谈目的，做到知情同意。除了有特别说明，本文使用的青年概念是指在农村出生和有农村成长经历的青年。

本研究以青年城乡流动的居住就业情况不同，将青年区分出三类青年：分别为在村青年、县城青年和离县青年。在村青年是指住在村庄范围内的青年；县城青年是指常住于村庄所在县城的青年，受访青年的村庄和县城新家的距离在2个小时车程内，有受访青年所在县在近几年改为区，由于社会经济实质变动不大且出于叙述便利，也归入此类；离县青年指不在村庄所在县城居住和工作的青年。11名受访青年中，有4名在村青年，5名县城青年和2名离县青年。需要说明的是，所有受访的在村青年和县城青年都已购买小汽车，青年常住地不等同于其活动范围。

表1受访青年基本情况

注：受访青年的编码方式为：青年类别编码+顺序编码。三种青年类别，在村青年编码为A，县城青年编码为B，离县青年编码为C。

三

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的特征

（一）乡村的宜居化吸引青年在村居住

国家的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深了城乡融合，提高了农村的宜居性。受访青年普遍认为近5年来农村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有明显的改善，对美丽乡村建设印象深刻。有受访青年说，“现在村里的环境好很多了，路宽了，村道也整洁了。”（受访青年B1，以下仅列受访青年编码）“农机道也在硬化，村前面水沟也在重新维修。”（A4）“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三清三拆，还有一个是排污系统。”（B4）“以前都是一些泥土瓦片房，现在你一进村全部都已经起了高楼，两三层，又贴了瓷砖，搞了装修。”（B5）“交通的便利和环境的改善让农村和城市没有太大的差距。”（A3）不仅如此，大部分受访青年所在村还新建起了一些原来只有在城市社区才有的文化设施，例如有的村庄“图书馆、运动场、舞台、公园都有，还有路灯、监控都安装好了。”（B2）“空心村”还开始有了一些组织性活动，多数受访青年的村庄每年举办的活动有一两个，有“外嫁女回娘家活动”“过年有舞狮，篮球赛”“年底有篮球比赛，重阳节有敬老活动。”（B3）一名受访青年的村庄在国家脱贫攻坚战中得到了扶贫政策的支持，村庄建设甚至超过平均水平，建起了较好的垃圾回收系统，还盖起了厂房商铺，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

在村居住给人带来的身心安定感是吸引青年在村居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名在村青年描述道，“目前在乡村居住，家人在身边，有稳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会让心变得安稳平和。”（A3）做了8年的村干部青年说，“见到每个人都认识，平时都有说有笑，打招呼或者聊聊天。平时喝两杯小酒都有的，如果到县里面住的话，门对着门都不一定认识。”（A1）相对于陌生人社会的城市，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费孝通说，“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9］。

虽然乡村的宜居程度已经有明显改善，但对于青年常住于村仍然存在一定制约因素。一方面是村庄离县城的距离，从访谈得知，离县城车程在1~2小时之间的村庄，很少或几乎没有青年在村庄居住，但离县城车程在1小时以内的4个村庄，有一部分青年居住，其中3个村庄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在县城青年看来，乡村还有不少地方无法满足基本需要。向县城青年问及“如果不考虑经济收入问题，是否愿意回村居住？”得到回答多数是有条件愿意，通勤时间、无法满足就业、视野狭窄、下一代教育和治安问题等依然是制约因素。以教育为例，叶敬忠指出，农村中小学布局并非农村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10］。可见，教育是人口流动重要的拉力，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人口结构，需要均衡分布县域教育资源。

（二）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

绝大多数县城青年是非农就业、具备一定的教育程度、拥有稳定工作的青年，相对容易在县城安家，能获得比在大城市更强的安定感。县城青年从乡村搬到城市，不仅是人的简单空间移位，而是人的整体生活方式都在城市化。在访谈中，有一名县城青年将在年底结婚，问他“在哪里举办婚礼”，回答说“现在我们年轻人不是都流行搞婚礼仪式嘛，请司仪啊，布置之类的，要搭台，去酒店就方便呀，你就什么都不用管，都直接去吃饭，你在村里自己搞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啊。”（B5）像结婚这样有乡村象征意味的庆典仪式，还有生育、生辰宴、乔迁、丧事等仪式，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对人有生命意义的这些重要时刻，也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地区，并且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适应城市的改变。当然这种改变也会因地域、村情而有所不同。

县城青年并非固定居住在县城，而是通过城乡流动兼顾了两个家。县城青年家庭的青年和上一辈人呈现出居住和经济的代际差别，父母等长辈住村，从事农业（或“半工半农”，或以打工为主），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的父母尚可以自顾身体，也喜欢住在村里，有时也在城里小住；青年则常住在县城，就业以服务业、工业或公共事业单位为主，在节假日回村小住探亲、“度假”，在周末，村里停泊的汽车明显增多。访谈问及县城青年“回村的话，原因有哪些？”一名县城青年的回答有代表性，“有事回去还可以看望家人，没事也可以跟家人吃个饭。”（B5）另一名县城青年描述他的周末生活，“我们村里盖了篮球场，还有文化室，各种娱乐设施，小朋友玩的沙池，锻炼的器材都有，平时供村民使用。晚上的话，我们村里头的妇女会组织大家跳广场舞。我们年轻一点的，晚上在球场那里玩一下，打一下篮球。”（B3）

这种现象在近年来被学者称之为“城乡两栖”，用来概括进城农民在城和乡之间两地居住的现象，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同时兼顾生计生活。尤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城乡两栖”变得日常生活化，白美妃指出，交通与通信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变革带来了人们关于县域内时空经验的变化。而在将这一新的时空经验编织进日常生活的同时，进城农民基于村庄内的旧有惯习，将关于家庭的“终生筹划”“拓扑”至跨越村庄—县城的空间中，从而呈现一种“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的形态，县域内的城乡关系结构由此出现一体化的特征［11］。新的基础设施强化了青年家庭“城乡两栖”“农与非农兼顾”的特征，但就县城青年个体而言，“城乡两栖”有偏重，生活方式以城市为中心，他们对农村、村民在陌生化、“客体”化。“乡客”是指身在他乡，遇到同乡以“乡”的方式待“客”，县城青年则颠倒过来，回到村里办事、探亲或“度假”，身在本乡本村，却仿佛自己是“客人”，又以“客”的方式待同乡，笔者在这里进一步把县城青年“城乡两栖”的特征归纳为“客乡”。

四

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容和形式

（一）在村青年对乡村产业兴旺有较高期待

对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在村青年和县城青年有着明显区别。向青年问及“如果您来建设乡村，您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步骤？”在村青年的回答以村庄产业有关，比如“增加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企业，让在家留守的妇女可以在家门口就业”（A3）“搞好种养业”（A1）“搞好村里的产业”（A2）“开一个猕猴桃加工厂”（A4），而县城青年的回答则是“搞好团结”（B1）“搞好村庄规划，延续乡村情”（B2）“提高教育公平程度”（B3）“提高村务管理水平”（B4）涉及乡村治理、村庄建设、文化传承、子代教育等多个方面。县城青年和离县青年由于不在村居住，多以非农就业，脱离于土地和村庄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对乡村振兴的想象有社区建设的取向。相形之下，多数在村青年面临着经济收入来源较低或者不稳定，县城往往是县域范围内的经济中心，离县城越远的村庄，经济收入来源可能越少，他们的返村和离村与此有一定关联。一名担任村干部的青年，同时又已经是2个孩子的父亲，认为村干部工资待遇低，感到一定的压力或焦虑。

青年大量远距离离乡打工导致的农村社会经济衰落，是90年代以来农村“空心化”现象的直接因素。但近些年来，在农民工常态化远距离流动之外，县域范围内的流动也明显增加，某些县或县级市已经形成常住人口正增长。如卢晖临、粟后发以湖南省浏阳市为个案提出“扎根的城镇化”，集中式本地工业园区和分散式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的特点，吸纳了本地绝大部分本地农村劳动力，使得农村人口在乡镇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安居乐业［12］。吴重庆以山东省东明县和郓城县为个案，这两个县在近十年来常住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非农就业与农业就业相结合的生计模式，同时立足于县域诸种资源的内发型的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起到了超越乡村“空心化”的初步的社会效应［13］。两者依靠强化县域产业，选择合适产业模式，实现了农民就近就业，从而实现乡村发展。

从事农业的在村青年的努力表明青年对于促进产业兴旺是有用武之地的。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一名青年在一线城市的工作不稳定，当他认识到本村养殖业具有传统特色优势，但除了个别规模较大外，多数还是村里老人在做养殖，销售模式主要就是把生猪卖给猪贩子，他认为要是改进养殖方法会有更好的前景。于是返村进入了亲戚的小规模养猪场，同时也承担起了安装新设备把猪粪变成肥料的工作。他对学习和交流专业农业技术有浓厚的兴趣，很快掌握了一些新思想新技术，据他说，“我姐跟我姐夫都很认同我，因为我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A2）要实现第一产业升级以及“接二连三”发展，无疑青年起到的作用很关键，但仅仅依靠青年个体无法实现整体性发展，还需要多方参与协力。

（二）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最为普遍

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容最普遍的是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包括村庄的环境整治、集体经济管理、公共空间营造、文化复兴等多个方面。根据访谈结果，把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情况分为被动型、主动型和想象型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并非互斥，经常是叠加共存。

被动型是青年被动和村里发生联系。访谈问及“您能自己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还是需要父辈作为中介？还是和村集体基本没什么联系？”除了村干部外，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家庭代表，多数仍然由青年父辈担任，但有在村青年1人、县城青年2人，已经代替父辈成为家庭代表。主要任务是接收村委通知，据青年说，主要有传达政策文件、村里搞建设、物业出租、村居管理这些事情。已经作为家庭代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青年，比非家庭代表对村庄情况更为了解，能更好融入乡村人情关系，希望村庄变好的意愿更要强烈。

主动型是青年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村青年对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有较高积极性，他们的意愿更迫切，也更能把想法转化为行动。一部分县城青年对乡村怀有热情，亲身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具体实施中，一位县城青年说，“因为现在我们村基本上90%左右的人都已经搬出来了。我们这一代可能都认识，因为我们一起长大的，但是下一代的话，他们可能真的都不认识”（B2）希望能将这种兄弟情、乡村情继续延续下去。一位离县青年在清明回家祭祖的时候，村主任和村财务两位长辈因经费问题而争吵得厉害，她凭借工作中遇到过相似的财务规范的经验，对两位长辈做了调解。

想象型是在对村庄的感受、互动的基础上，青年对村庄的评价和建议。想象型之所以不可忽视，是因为想象是参与的前提，且青年都有一定的宽泛的想法，大多具有合理性，如果能够得到适当讨论研究，能够转化为现实。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较深的县城青年具有一定反思性，有的说“虽然说我们村是搞好了基础设施，但是每个设施的位置安排得不好，整体的规划不怎么合理。”（B2）还有的认为上级政府有比较好的项目政策，但是村里施行后，后期管理维护不善导致没有达到预期。离县青年则想法不多，“我也不懂建设乡村，就不妄言了。”（C2）相对淡漠和疏离一些。

（三）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

根据访谈结果，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可分为村集体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青年自组织三种形式。

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是地方政府实施乡村振兴的基本工作方法，青年成为村集体成员为组织振兴加强了人才保障。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出台一些人事政策，例如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计划、选调生招考制度，以及农村后备干部培养计划，再加之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突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通过这些政策，村干部群体中的青年数量得以增加。有两名受访青年担任了村副主任的职务，其中一名是“通过政府统一招聘面试”（A3）被分配到村里，另一名则通过村庄选举的方式进入村集体。后者的村庄产一种广东名茶，在乡村振兴大力发展产业的背景下，政府打算扩张种植规模到10倍，但目前都是老人种茶，村里年轻人很少，茶叶技术缺乏改进，亩产不高，他认为青年回村有发展空间，通过政策说明邀请本村青年返乡发展。青年村干部对联结本村青年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担任村干部以外，一名县城青年还通过党组织关系参与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他从县城返回村里不到1小时，每个月都会在村里参加党组织生活，平时也在村党建微信群有一定活跃度，特别是在扶贫小组进驻时期，他通过党组织支持了扶贫小组的工作。

有两位受访青年分别从事养殖业和涉农工作，以个体自发带动的形式支持了农村发展，推动乡村的产业兴旺。其中一名合伙经营涉农小企业的县城青年参与了不少本村庄的公共事务，对人居环境整治、宅基地制度、农业补贴、农村人才政策等颇为熟悉，对本村也有偏爱，“有可利用的资源，会带给村里。”（B4）

一名家在湖南湘西的在村青年，自发在微信群里组织动员村里全体青年捐款，用于购买和安装太阳能路灯。“你从其他村路过，都有路灯的，看起来灯火通明，很热闹，就我们一个村黑不拉漆的。”（A4）他在村长期生活居住后，有此切身感受，成为他决心带头、力图改变的直接动因，显示了其参与乡村振兴强劲的内生动力。计划提出后，在微信群里得到了多数青年的支持，“年轻人一个人出500或者800，把钱凑在一起。之后村里面路段怎么样规划，怎么样装，要多少个，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走。”（A4）他还介绍县城里的理发师来村里做义工，为留守儿童免费剪头发。

近年来，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成为新兴热点。吴重庆研究发现其家乡孙村的微信群里自发捐款形成一百多万元善款用于村庄公益项目，微信群呈现出一个无中心的场域［14］，它与湘西村庄两个个案，都以微信群为媒介凸显出“空心化”村庄的再组织现象。借助社交网络平台及新媒体技术，县城青年，甚至离县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性和程度都大为增加。

五

总结和启示

（一）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呈现出同心圆结构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给出了“理想的”“文献的”和“社会的”三种类型的定义，“社会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15］。威廉斯称文化或者生活方式是“特殊的”，是把与人相关的家庭、就业情况，甚至通讯方式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或技术结构引入来理解当代人的境况。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乡村宜居化、城乡融合发展、交通和通讯的变革，青年在城乡高频流动的基础上维持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新的现实，这个新现实的主要塑造者正是与乡村看起来不密切的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客乡”化的县城青年。县城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

在新的、特殊的县域社会情境中，我们对城乡流动的青年的结构性特征应有新的认知。以“特殊的”生活方式来看乡村振兴视域中的青年，青年不全是“一般的”或“整体的”。青年具有分化的特征，不同类型的青年对乡村熟悉程度、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容和参与程度有所差别，同一类型的青年内部也有分化。根据这些特征，以村庄为中心，可以厘出一种同心圆式的差序结构（见图1）。

图1 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

同心圆结构最里的第一圈层，是在村青年。在村青年对乡村熟悉程度高，不仅在想象层面贴近村庄实际，而且也主动地把想象转化为融入乡村振兴的行动，重视乡村产业发展，有一部分青年已经或即将接过上一辈的接力棒，在农业农村领域探索乃至扎根。

往外的第二圈层和第三圈层是县城青年。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主要以被动型和想象型的方式和乡村保持或浅或深的接触，参与乡村振兴主要以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为主，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技术与资金。第二圈层是参与乡村事务较深的县城青年，这部分县城青年代表家庭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具有较高的热情，较好地融入乡村人情关系，有的由于职业和农业农村关系密切，具备建设乡村的能力。第三圈层是不代表家庭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乡村较浅、融入乡村人情关系一般的县城青年。

最外的第四圈层是离县青年。他们由于工作和生活离家较远，与乡村的关系较为疏离，但他们经常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和村庄产生联系，其乡土情感和其他青年相似，离县青年具有多种可能性，部分青年在未来会返乡。

（二）正在形成的青年社会网络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在乡村的非农就业的青年其实以城乡流动的方式，通过网络虚拟的方式表现为“在乡村”，尤其是在县域城乡流动的县城青年“城乡两栖”现象突出。于是，本文考察来自农村家庭的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状况，以县域内非农就业的青年为重点，了解青年城乡流动的本质特征，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提出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存在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在这个新认知的基础上，将青年组织起来，便显现出一条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即依靠村集体的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自组织，让同心圆能够向着村庄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

组织者主要是村集体、在村青年、第二圈层的县城青年。村集体是引擎和轴心，在村青年发展着本乡本村的经济和社会网络，第二圈层的县城青年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各自以不同形式带动外圈层青年的参与。在青年组织化的驱动下，内圈层的青年向中心靠拢，又把外圈层的青年向里拉拢，同心圆结构不断催生和强化着指向乡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县城青年从偶尔回乡变得“常回乡村看看”，从被动到主动参与乡村事务，常来常往中带动起乡村经济发展。离县青年也更频繁地通过网络、日趋便捷的交通和乡村产生联系。

组织形式首先是村集体发挥引领作用，村庄党组织和团组织加强对青年的联系，在家庭代表联系制度之外，建立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平台和机制，并提高青年参与积极性，再者，要提高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的人数，甚至专门开展针对青年或少年儿童的文化活动，应鼓励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其他村民参与和促进村庄发展。其次，发挥青年自组织，尤其是具有组织热情和能力的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的青年，让他们充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在本访谈中一位在村青年不仅在同村青年中组织为村里安装路灯，还邀请外村人来帮扶本村，以及通过微信群募捐善款用于村庄公益项目的建设，这都显现出借助社交网络平台自组织来推动乡村振兴的现实性。

经过青年组织化，以乡村为媒介，村庄青年也将生发与村庄外其他青年的联系。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尤其是年纪相仿的同辈之间，有着相似的村庄生活经历，甚至城市活动经历，分享着共时性的时代氛围，面对“空心化”的村庄，容易形成对乡村发展较为一致的意愿和行动取向，而且具有非利己的社区公共意识和具有建设性的理想情怀。这些青年平时以村缘、学缘、业缘、趣缘，有着各自的社会网络，通过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发生联结。这些既有的社会网络，叠加经过组织活化的同心圆结构，村庄青年以自己为节点，联结其他村庄青年，将形成以村庄为中心的青年社会网络。

单个县城青年或离县青年是“客乡”，组织化后的青年合力则为乡村振兴的新型主体。青年以主体姿态回嵌乡村，正自觉不自觉地型构具有时代气质的“特殊的”乡村熟人社会，驱动着一种新型的青年社会网络的形成。这个正在形成的青年社会网络，既体现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强劲的内生动力，也是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乡村社会内在的青年教育的环境。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青年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也必然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成为乡村振兴中的“新青年”。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1期P20-29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