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的自主性支持主持人：王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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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相下所包含的复杂动因，亦反映了当代青年表达其精神诉求时的曲折性与隐蔽性。【关键词】当代青年；儒家；身份想象；文化人格；现代气质教育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家庭半城市化的动力、实现机制及风险班涛

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复兴之路——兼谈“两个大局”下中国青年的机遇与使命于洪君专题研究：新生代青年社会心态研究（主持人：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胡良益，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介青年文化、媒介与性别马中红（通讯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介青年文化、媒介与性别［摘要］国内学界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较多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无法对当下丰富多样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有解释力的分析；或是以“后亚文化”理论视角切入，而忽略“后亚文化之后”发展出来的理论主张。在不断修正伯明翰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学术界持续拓展后亚文化理论，将“亚文化”的阶层、种族、性别等结构性要素与“后亚文化”的个体能动性之间建立互动关系，并结合数字媒介文化进行考察，可以梳理出“伯明翰理论新发展”“后亚文化理论新突破”“后亚文化之后新转向”“数字女性行动主义”以及“网络亚文化新现象”五种新的理论观点。这些新的理论为理解青年亚文化的新现象提供更具阐释力的研究框架，也为国内进行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参照。［关键词］亚文化；后亚文化；后亚文化之后；青年亚文化；新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青年亚文化一直是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借用芝加哥学派关于越轨青年的亚文化概念，对二战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极为细致且深入的研究，使得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并建构起一套完整的、以休闲生活为基础的、风格化的阶层抵抗理论框架。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看来，青年亚文化群体非但没有思想颓废、道德堕落，反而积极利用象征性的文化实践对工人阶级社区进行重组、对阶层结构展开抵抗，这对于把握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尽管“伯明翰学派”对青年亚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学界关于质疑、取代、超越“伯明翰学派”范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主要因为，它缺少青年亚文化之于女性维度的必要考量；无视以休闲、时尚、消费为基础的青年亚文化在地区间的差异；忽略与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直接接触，导致缺乏有效的经验材料，总之，质疑者认为“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框架已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比缺乏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学派所关注的重点是青年群体“沉浸”于某一种亚文化，而当下的青年群体却更多地“辗转”于多个文化场景中，并逐渐从一种“奇观”（Spectacular）的文化表达，回归到了一种“普通”（Ordinary）的日常生活中，这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青年研究为对象的人类学转向，成为了“亚文化”向“后亚文化”转向的主要驱动力。因而，在21世纪初，有关“后亚文化”的青年研究产出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在后现代理论的支持下，后亚文化学者将青年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品味、消费、媒介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带有鲜明后现代特点的术语，比如生活方式（Lifestyles）、新部落（Neo-tribes）、场景（Scene）、后现代风格（Postmodern

王兴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和中国社会思想史庞嘉楠，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李岩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摘要］返乡创业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最直接的路径，新生代农民工是返乡创业的主力，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对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返乡创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访谈发现，抚养孩子、赡养父母、家庭团聚等家庭责任伦理刚性驱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然而，返乡创业面临诸多风险，返乡前后收入落差大，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家庭责任伦理与个人事业发展之间的两难选择。在家庭责任伦理与返乡创业行动的耦合下，新生代农民工采取的应对策略包括：通过家庭合作将责任伦理转化为创业资源；通过多元化发展分散创业风险；将创业发展成事业，实现更高层次的追求。研究表明，传统家庭责任伦理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源动力，家庭驱动的返乡创业比创业驱动的返乡创业更有发展韧性，同时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社会资本，为新生代农民工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机会。［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责任伦理；返乡创业；驱动因素；乡村振兴一、引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产业振兴需要人才、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各种要素下乡，返乡创业就是促进这些要素下乡的最现实的路径。2015—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2020年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据报道，2020年返乡创业人员达1010万人，同比增长19%，为增长最快、最多的一年；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个中央部门的规划，2025年返乡创业人员将达到1500万人，带动6000万人就业。返乡创业人员主要由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组成。有研究表明，返乡人员的年龄分布呈“倒U”型，30~45岁是高峰年龄段。由此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是返乡创业人员的主体。基于返乡创业的重要性，学界关于返乡创业尤其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渐成热潮。迄今，学界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层面逐步从粗犷到精细地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中，家庭因素主要研究了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状况、地理条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已经发现“家人需要照料”这一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但是，该发现似乎是一个附带的、次要的结果，没有得到研究者充分的解释和分析；而且作者自己都认为创业意愿只是潜在和诱发因素，不等于创业活动已经实现，所以研究局限性太大。另有学者基于全国24个省返乡创业者的实地调查，定量定性相结合研究了返乡创业青年的特征，发现“家庭责任”是青年返乡创业的重要诱因，但结论只是笼统的“照顾家人”“方便照顾家庭”，缺乏进一步分析。“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概念，指“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吴先伍认为，儒家伦理不是角色伦理、义务伦理，在本性上是一种责任伦理，更加强调突破自我的权利限制，积极主动地为他人承担责任。在儒家伦理体系之中，家庭伦理又是核心。涂可国认为儒家的家庭责任伦理包括父慈子孝的双向责任、游必有方的感情责任、不亏其体的重生责任、劳而无怨的代际责任、兄友弟恭的同辈责任。费孝通将我国家庭责任伦理概括为“反馈模式”，用公式表达为Ｆ1←→Ｆ2←→Ｆ3←→Ｆn（Ｆ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表赡养），子女与父母之间“彼此支撑”“互为责任”，代代循环。史秉强认为这种在代际之间周而复始的责任转换体现着从道义到法理上都具备权利与义务均衡的合理性依据。有学者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这种责任伦理出现了分裂：老一代仍较多延续与承担着传统的代际责任伦理并向孙代延伸，年轻一代则越来越多地从传统代际责任伦理中规避出来。但是，来自江苏省N村和云南沙村的定性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亲情和子女教育更加关注，更倾向于家庭本位，面对结婚、生育、子女教育、父母生病、老人过世等人生关键节点更容易做出返乡决定，家庭生活事件和家庭生命周期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而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更需要承担照顾老人和家庭的责任。但这些研究没有讨论家庭责任与返乡创业之间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水平较高、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群体。这一群体目前年龄在45岁以下，正是个人事业发展的黄金年龄。尽管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保障，但农村创业环境仍然远不如城市。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为，受既有研究成果的启发，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家庭责任伦理的角度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我们的研究设计与现有相关研究有所不同。首先，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回村的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曾经在城市务工经商一年以上）返乡创业人群，不是在城的计划返乡人群，这样我们就不再是研究返乡创业的简单意愿，而是研究返乡行动发生背后的真实的复杂动机；其次，我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运用定量数据建立模型，而是实地个案深入访谈，这样我们可以更详细具体地刻画返乡行动与家庭责任之间的运行逻辑；再次，我们的研究区域是广东省，该省是全国城市化率（71.40%）最高的省份（不含港澳台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是乡村振兴和逆城市化基础最好的省份。我们的实地调研于2021年3~5月在中山、江门、惠州、清远、肇庆、湛江、韶关、河源、梅州、汕尾等地市的15个行政村进行，基本涵盖了珠三角、粤东、粤北、粤西等各个区域，包括广府、客家、潮汕、雷州等亚文化区域。最终我们成功访谈了115位返乡人士，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后出生）41位，返乡创业者25位。我们的研究主要就基于这25位返乡创业者（见表1）的访谈资料。二、家庭责任刚性驱动返乡创业一般的研究都将“返乡创业”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使用，其实这个概念应该分解为“返乡”和“创业”两个概念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其实有两种情形：一是为了创业而返乡，一是为了返乡而创业。前者是发现乡村有创业机会，或者说是在城乡比较之后认为在乡村创业更有利可图，所以才返回乡村；创业动机在前，返乡行为在后。后者则相反，返乡是动机和目的，先有返乡决定，然后才考虑将创业作为返乡以后的生计和事业发展的手段。比较起来，老一代农民工多因为临近退休年龄，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而主动返乡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因为家庭责任原因被动甚至被迫返乡，返乡不是因为要创业，创业更多是被迫返乡后的无奈之举。（一）“下有小”：抚养孩子驱动返乡创业调研发现，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25~40岁之间，又以30~40岁这一年龄段为主，他们的子女大多处在学龄期，在非户籍所在地上学学费贵、开支大，令其难以承受，所以他们选择让孩子在老家上学。湛江的杨先生一家以前在深圳发展，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算了一笔账，在深圳读不了公立学校，只能读私立学校，一个学期起码要1万多，一年下来就要2万，两个孩子在深圳读书根本就养不起，所以他决定回到湛江吴川老家寻找发展机会。年轻的家长们也尝试隔代抚养模式，但是祖辈的身份、教育能力和知识水平都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所以只能返乡亲自教育培养子女。梅州的李小姐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孩子小的时候她一直在深圳打工，孩子读小学后就回乡了，因为她发现小孩不听爷爷奶奶的话，爷爷奶奶管不了，所以在小孩读书阶段必须要父母才能管教；特别是上了四五年级，孩子学的知识越来越深，需要父母进行辅导。中山阜沙镇的周先生在广州读书，后去当兵，复员后做过辅警，回乡以后自己创业，涉及塑料袋生产、养殖、市政工程诸多行业，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他发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保姆根本不能辅导孩子学习；尽管业务很忙，他和妻子还是抽空管孩子，晚上单对单每人辅导一个；因为现在学业比较繁重，作业比较多，而且“小孩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要“尽量自己带”“如果交给父母或者外公外婆的话，有时候会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另外，孩子进入叛逆期成长问题多，需要父母陪伴，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原因也促使很多的父母返乡履行教养责任。梅州黄金村的张小姐本来在广州开托管班，两个儿子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看管，后来她发现“老人家跟我们年轻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小孩子不认同老人家说的那些道理”“会比较叛逆”，“无奈，只能为了孩子回家创业”“没有办法，只能回到农村发展”，于是回老家投资开办了一家私立幼儿园。这类返乡创业行动背后的深层动机是“一切为了孩子”“孩子重于一切”“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家庭责任伦理意识。正如梅州李小姐所说“我感觉管教孩子才是第一的，挣钱也要挣，家里的孩子还是要管一下。”（二）“上有老”：赡养父母驱动返乡创业与“下有小”相比，“上有老”是更多新生代农民工离乡在外的牵挂，赡养老人比抚养子女更加刚性地驱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返乡创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年龄大多在60岁左右，要么身体出现问题需要照顾，要么年纪大了需要陪伴。湛江杨先生的案例比较典型，小孩在深圳小孩上学开支大、难以承受，但这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原因是要回家照顾父母。他父母一直在老家，父亲心脏做过手术，现在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脚不方便；所以没有办法，杨先生带着儿女回到老家。“现在父母行动不便，还是回来照顾父母，在家里找点事做，最主要的是父母没有人照顾”“最主要的原因是父母老了，一个是走不了路、一个又生病了，没有办法”。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年龄段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一般将“独生子女”政策变通为“独生子”政策，所以一般家庭都有而且只有一个儿子。根据传统家庭责任伦理，女儿一般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嫁出去以后要承担赡养公婆的责任，在农村，似乎儿子在家庭责任伦理上属于尽孝的当然责任人，女儿在道义上应该为夫家尽孝，而不是为父母尽孝。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责任明确而且集中，既没有兄弟分担，也不会出现责任分散。湛江杨先生的两个妹妹，嫁的也不是很远，也在深圳工作，但有空才过来看一下父母，“反正农村一般是儿子来照顾的，很少有女儿回来照顾”。调研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养老责任问题在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赡养多个老人的现象较为普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高速发展，较多家庭父辈和子辈两代人进城务工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为创业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同时父母甚至祖父母的赡养责任很容易将新生代农民工拉回农村老家。比如清远的周先生，技校毕业以后在制药、空调行业的大型企业工作过，后来与人合伙在佛山开办了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企业，但他父亲2011年意外离世，母亲要照顾奶奶、外婆，随着母亲年纪大了，加上自己有了小孩，周先生不得不逐步收缩城市的业务，将重点转回老家。虽然农村将“独生子女”政策变通为“独生子”政策，但没有儿子却有多个女儿的家庭也不少见，这时候就会有其中一个女儿站出来承担尽孝责任。比如江门的谭小姐，在江门读书毕业后一直都在江门打工；她们家有四个女儿，她排行老二，另外三个姐妹中有两个嫁在附近，一个嫁到珠海，“我们几个姐妹都很同心，爸爸妈妈有什么事一起去关心”，谭小姐后来在老家村里开办了自己的工厂，生产外贸产品，年产值大概800万元，在创业的同时更好地承担了赡养父母的责任。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充分体现了韦伯“责任伦理”定义的特征，很多时候返乡履行家庭责任并不是父母或者外在力量强迫的，而是内在的责任意识、报恩意识、亲情意识驱动。清远周先生年纪轻轻事业就很成功，但他反复强调“老人家很重要”“我妈举足轻重”。江门谭小姐将自己事业的成功秘诀简单归结为人品好，并认为这是爸爸遗传下来的，是爸爸教育得好，“我从小跟我爸爸的感情很好”“所以为什么四姐妹，我要留在我爸爸身边”。清远的刘小姐，考上了广州外贸外语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深圳、广州外企工作，2015年因父母身体原因，被迫放弃升职加薪机会，回到家乡创业，后又回到广州工作，2019年底母亲车祸去世又辞职回乡。中山冼先生，在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从事养殖业；家里有两个姐姐，只有他一个男丁，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都希望他回去。中山黄小姐，在肇庆读古筝专业，同时在培训机构工作，积累了一些人脉和工作资源，“纠结了很久，觉得还是要回来”，主要是家庭原因，家里的妹妹读高中长时间不在家，“有一句话说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其实，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单纯是因为“下有小”或“上有老”，而是两个因素同时存在，返乡创业既是为了抚育子女，也是为了照顾老人。（三）“家庭团聚”：逆向连锁流动无论是国内人口流动还是国际移民，连锁效应都是人口迁移的普遍现象。迁移启动者到达目的地以后，通常会建立“桥头堡”，要么返乡结婚后将新婚妻子带回移居地，要么将早已结婚的妻子、儿女及其他亲人逐步接到移居地，由此形成一个流动的链条，最终实现家庭团聚。但是，过往研究一般都是关注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的连锁流动现象；我们的调研则发现，在近年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存在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向连锁流动现象。一般的模式是，夫妻一方因返乡抚养子女或赡养老人作为启动者先回到家乡，因家庭责任较重需要分担，或者是因为不能忍受夫妻分离，另一方或早或晚也回到家乡，实现一家人的团聚。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实力更强、更重视生活质量，在面临更重的家庭责任，以及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带来的返乡创业机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更容易选择通过返乡创业的方式实现家庭团聚。梅州曾先生以前在深圳打工，他的妻子生小孩之后就回老家了，他自己一个人在深圳打拼了几年，后来“老婆说扛不住了，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太累，没有办法”，所以就回老家创业了，承包村里的环卫业务。梅州曾先生也是在深圳打拼，在工厂、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过，也创办过速递公司，在深圳认识了同村女友，2007年结婚，2008年有了小孩，结婚以后妻子留在老家，自己回到深圳，2013年辞职回家团聚，从事（柚子）规模化种植，并兼营小卖部、货车运输。湛江的杨先生先回到老家，老婆孩子也准备回来，九月份在老家小学入学，“我回来他们肯定是回来的”。梅州李小姐和张小姐也是自己先回来照顾孩子，然后“老公也回来了，在家里搞点其他事做一下”，并开玩笑说“男人在外面不放心，要带回来”。有些是夫妻一方（一般是丈夫）看好农村的发展势头，决意返乡创业，然后另一方和孩子跟随返乡。河源王先生希望搭上乡村振兴的快车道，2017年返乡创业，开办家庭农场；妻子和孩子都在深圳，孩子在深圳上学；后来妻子不放心，认为两地分居不好，2018年就跟着回乡了。除此以外，与老家人结婚也是连锁返乡的重要原因。比较典型的是清远的欧阳小姐，大学毕业以后她进入了教育行业，做过郑州、三亚分公司负责人，业绩、收入和职位节节上升；但是，爸爸、妈妈、奶奶年纪大了，一直希望她早点成家，由于家庭原因，回到老家，认识了在老家开幼儿园的丈夫并结婚，“我是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在老家这边工作了，因为我先生是开幼儿园的，然后我就在这里帮他忙”。三、家庭责任与个人事业的冲突介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年富力强、最具市场竞争力，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除此以外，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团聚的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创业成功来解决现实的家庭负担和生活压力问题。但是，我们的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面临不少困难，他们中不少人陷入了家庭责任伦理履行与个人事业发展受挫的矛盾冲突之中。返乡创业其实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家庭责任伦理与个人事业发展之间进行的一次两难选择。在履行了家庭责任的同时，他们牺牲了自己在城市生活和发展的机会。（一）返乡创业面临诸多风险学界普遍主张乡村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以农业为核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但是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刚刚起步，乡村产业业态仍然以农业为主体，辅以少量零售、服务、建筑、制造业。我们在调研中接触到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以规模化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这一类产业经营风险较大。首先，天气和自然灾害对种植业和养殖业影响都很大。按梅州曾先生的说法，种柚子“是靠天吃饭的，是露天的工厂”。惠州黄先生在餐饮行业打过工，也在县城办过工厂、开过商场，2018年回乡从事规模化水果种植，他的体会是农业起落比较大，碰到好天气就发财，碰到坏天气就亏本。据中山冼先生反映，近几年天气不好，不稳定，“太反常了，早上出太阳，下午就下暴雨”，导致水质变化，虾很容易生病，“没收成，连人工和成本都回不了”，所以村里曾经盛行的养虾业大受打击，养虾户都慢慢退出了。其次，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让种养户们频频失算。梅州曾先生形容这几年梅州的柚子市场“价格是波浪式的，有时两块一斤，有时一块一斤；我们的利润几乎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不确定”，一年的投资投下去有没有利润、会不会亏本心中没底。惠州赖先生一直在城市做生意，2018年回乡从事规模化种植，种玉米小赚了一笔，去年大规模投资土豆种植，碰上土豆价格大跌，单价连人工都赚不回来，亏了不少钱；他开玩笑说：“今年说得不好听一点，别说我老婆，凡是种土豆的人的老婆都有意见。”再次，技术与经验不足也常常让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频遭打击。中山周先生做过虾场养殖，因为不懂相关技术，养虾存活率和产量比较低，两年投了一百多万，最后只得“放手”。河源王先生2004年部队复员后去深圳打工，后来在深圳承包电信光缆方面的工程，2017年返乡创业，开办家庭农场，种植猕猴桃和百香果，由于不懂技术，“在深圳挣的二三十万一年，然后这两年掏空了”。另外，投资回收周期漫长也让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风险感知明显。惠州黄先生在这方面感受就很深，果树是长期才有回报的作物，前面两三年不停地投入，树长大了才会出货，“前面这三年投入很累。人累不用说了，田租、人工、农药化肥这些每年开销真的也要个一二十万，就我40亩来说，三年用了几十万，现在有压力了，有压力怎么样，我跟谁说，跟谁说都没用，唯一就跟老婆说还能跟谁说，店里面还有没有钱，拿点钱过来”。梅州张小姐办幼儿园，建房、买设备、办证照、请人工等等，六年投入差不多200万，至今“没有盈利，我现在还是亏损，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地方政府政策的不稳定、不确定也让返乡创业面临巨大风险。政策风险在养殖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养殖户承包土地一次性交纳若干年的租金，花不少资金完成养殖场的各项基建工程，还要花钱购买种苗；政府以治污为名实行环境整治，“一刀切”实施禁养，通常没有合理的缓冲期，也没有成本补偿，养殖户常血本无归，正如某村书记所说“现在的地方政策，就是禁养，搞得我们这些地方的养殖户意见很大，反正养牲口的那些，养鸡、鸭、鹅的人都反对这个政策”。（二）返乡前后收入落差大正是因为返乡创业面临种种风险和困难，所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收益水平具有不确定性，“不能说稳赚的”“起落比较大”；而且整体上低于返乡前的收益，亏损、贴钱、吃老本也是常有的事；正如惠州赖先生所言“说实在的，我说得不好听一点，农业只是说自己亲手做的话还能赚到零头，但是想赚大钱是很难”。湛江杨先生比较了解城乡创业的收益差异，他认为创业还是应该在城市，尤其是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农村创业赚不到钱，“反正赚大钱的人还是在外面有大钱赚，我没有看到在农村赚到很大钱的，在城市里面大把的有钱人，创业还是在城市好，在农村没有几个人赚到很多的钱，还是在城市好赚钱，农村创业肯定是比不上城市创业”。还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前在单位上班，返乡以后才开始投资创业，他们在收益方面又有更多的对比和感受。首先，返乡前收入稳定，返乡创业以后收入起起伏伏，有盈有亏；没有固定收入让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适应。梅州李小姐返乡后，和丈夫一起购买了一些机器设备，承包一些工程，她的感受是“在外面做工肯定好一点啊，在家里的话你就不一定天天有事做，你在外面固定在厂里面要不在公司里面是有固定收入，在家里就没什么固定收入，要有得做才行”。其次，不少人返乡前在职场上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收入和职位都达到较高的层次，返乡以后收入出现很大落差。清远的欧阳小姐和刘小姐，返乡前已经是公司业务骨干，月收入数万，刘小姐因家庭原因返乡创业失败，欧阳小姐结婚后以家庭为中心甘当丈夫事业的助手。欧阳小姐说“这个收入落差真的很大”“我那么努力读书就是想出去，我不想留在这里，我就是想出去；但是我现在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现真得落差好大”。另外，城市的企业一般比较正规，有各种福利，返乡以后进入“非正规就业”状态，也会让他们产生心理落差。清远欧阳小姐返乡前所在的企业总部在深圳大梅沙，公司福利很好，住的是别墅，返乡后“我真得是花了一年时间说服自己，回来是一点都不适应”。（三）“纠结”：家庭责任与个人意愿的艰难选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把自己定义为“年轻人”。他们普遍认为年轻人属于城市，中老年人才属于农村；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在城市打拼，只有到了一定年纪才应该回归农村。所以，他们返乡是迫于家庭责任，是没有办法、不得已的人生选择。梅州张小姐为了孩子回老家创业开办幼儿园，她认为“年轻的都愿意在城市外面去打拼，都不愿意回农村，实在是迫不得已”。杨先生也说“年轻人还是想多在外面闯闯，毕竟城市里面钱好赚，农村是做苦力，农村赚钱还是有点难”，所以他将自己返乡归结为爸妈年老需要照顾，是被逼才回来的，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不少人在城市已经有了明确而清晰的人生设计和职业规划，但家庭变故强行改变了他们的初衷，迫使他们返回农村。清远刘小姐的案例较为典型，“按照我本来的人生规划的话，如果我妈没有出事故，我今年应该是准备入户广州”。前些年，杨先生的父母身体还可以，所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回乡发展，“我们年轻人也不想回来，还是想在城市”，但是父母身体的突然垮掉让他不得不马上做出返乡决定。家庭责任伦理让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作为家中独子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单纯考虑自己的理想、前途和事业，必须兼顾家庭责任，有时候家庭责任的权重还将超过个人意愿。中山冼先生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留在城市发展肯定对事业有利，能留尽量留，但“还是要看自己父母那边，比如说像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只有一个儿子，你也不能跑太远”。四、家庭责任伦理与返乡创业行动的耦合面对创业风险、收益落差、心理矛盾，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消极妥协，而是作为理性的行动者积极寻求缓解矛盾、重建平衡的应对策略，从而在困难之中找到新的事业方向，并在农村逐步扎下根基。与此同时，近年来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也客观上为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日益向好的生存环境和新的发展机会。（一）家庭合作：责任伦理转化为创业资源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故事中，“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男主外女主内”“举案齐眉”之类的传统家庭伦理似乎又以新的形式复活了，并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返乡家庭创业的基石。虽然张小姐开玩笑说把老公也带回来是在外面不放心，但真正的目的是“两个人一人一个地方的话其实也不是长久之计，两个人在一起创业，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有什么事情可以互相帮忙”。清远欧阳小姐毕业于师范院校，返乡前做过教师、兼职教练、培训公司高管，儿童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结婚以后甘做丈夫幼儿园经营管理的助手，“希望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而不单是自己的事业前途”。湛江李小姐，结婚之前和父亲在城里经营餐馆，结婚以后就协助丈夫在村里创业，丈夫经营了4台挖掘机，年收入40万左右，李小姐成为家庭创业团队的业务员，负责四处拉业务。河源王先生的妻子充当了家庭创业的财务主管角色，“家里面合作社这些账要她管，不然我又要去请人；然后基本上这一块就交给她了”。和其他男主女辅的家庭创业模式不一样的是江门谭小姐，她丈夫是广西人，属于“上门女婿”一类，返乡和创业都是谭小姐主导，在拥有30多个员工、年产值800多万元的企业里，丈夫负责技术和生产，谭小姐负责管理、销售和服务，两人既是夫妻又是合伙人。代际合作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不少返乡创业者的资金来源都包含父母资助。湛江李小姐购买挖掘机的首付款就是由做生意的婆婆提供的；湛江肖先生开工厂需要200多万元投资，自己积蓄有73万，其余都是“家里面出的和跟亲戚借的”。其次，家业继承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形式之一。肇庆冯先生先后在佛山、中山、广州、四会等城市做餐厅厨师，他父亲一直在家里从事养殖业，包括猪、鱼、鸭、鸡，一年有20多万的收入，父亲“70多岁了，因为老了，做得太辛苦了”，所以去年冯先生回到老家子承父业，“祖传的，老爸养完儿子养”。清远刘小姐继承了父母经营几十年的档口，梅州曾先生接手了父母在村里开了很多年的小超市。此外，父子合作经营的案例也有存在。中山的冼先生从深圳回到家乡，参与父亲经营多年的养虾场。父亲传授养虾经验给他，他自己则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社交圈收集并钻研养虾技术，“自己懂了就告诉他一点，比如说要看天气之类的，要下什么药物之类的”，由此和父亲形成互补。其他近亲合作模式也有出现。比如江门谭先生和大自己5岁的亲哥哥合作建立了家庭农场，从事规模化水稻种植，两兄弟亲自上场，犁田、插秧、打农药、施肥等亲力亲为，互相合作，避免了雇请帮工的成本风险。湛江李小姐的挖掘机生意就主要是由他们夫妻俩加上她弟弟一起运作，省了雇工成本，还将弟弟训练成为技术熟手。（二）多元化发展：分散风险的行动策略面对返乡创业的高风险、低收益和大起伏，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通过家庭合作创业模式控制成本、降低风险，而且通过多元化发展模式增加收益、维持运转。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常以家庭为单元，多渠道寻求创收和事业发展的机会。第一种模式是“一家两制”。用被访者的话说，夫妻俩分工，一个在“岸上”，一个“下海”；前者一般是妻子，争取进入村委会、镇政府之类的“体制内”单位，既可以有不高但稳定的收入，又可以有时间照顾家庭，还能够为家庭创业争取到信息、政策、人脉等方面的资源，为家庭建立稳固的大后方，提升家庭创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后者一般是丈夫，创办并运营家庭企业，在市场中打拼，博取高风险中的高收益。据清远刘小姐介绍，现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政府实施“头雁”工程，大力启用返乡的年轻人，在镇、村、社干部队伍中“80后”已经占据主体地位；刘小姐所在镇19个村支书，“85后”比较多，“90后”也有两个，最年轻的才25岁。梅州曾先生从事规模化种植，妻子梁小姐则是村委会班子成员。第二种模式是“公私兼顾”。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年富力强、见过世面、头脑灵活，是典型的能人、乡贤，很容易被地方政府看中，所以，不少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公私兼顾”，既创业，又担任村社干部。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村班子7个人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生意”，下面的村民小组组长（生产队队长）几乎都是种养大户。第三种模式是“多种经营”。为了分散风险、增加收入，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常做多种生意。梅州曾先生主要从事柚子的规模化种植，达到2000棵的规模；他还经营父母传下来的商店；另外，他还买了一部小货车，既用于运输自家果园所需物资，又帮其他村民运货，计件收费；加上妻子梁小姐在村里做村干部的工资，曾先生一家有四份收入来源。梅州李小姐的丈夫主要从事水电安装工程，但又是“多样化的，不一定专门从事什么工作，为了生活什么都要做一下”。清远冯先生与亲友合伙开办了农业合作社，从事水稻规模化种植；因为稻米价格波动大、风险高，他又拓展了省内外水稻收购业务。第四种模式是“城乡结合”。有些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前在城市已经开始创业，因家庭原因被迫将重心移回老家，为了既照顾家庭又延续事业，他们继续经营原有生意，或者利用城里的资源来提高返乡创业的成功率。河源王先生，部队复员返乡开办大型养鸡场，养殖放养鸡，现在存栏数达到4000只；他与惠州开餐厅的堂兄合作，堂兄负责销路，他负责生产，所以经营比较顺利，收入相对比较稳定。清远周先生2013年与另外三个人合伙在佛山开办了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企业，2021年年初因家庭原因返乡后还在兼顾这家公司，“没有办法，现在是两个地方都要兼顾”。湛江肖先生开的家具店就是其在佛山做家具销售业务的自然延伸，拿到了原来在佛山打工的厂家在老家的区域代理权。（三）“创业”成“事业”：从被迫返乡到扎根乡村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创业都是有风险的，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经历初期的挫折、亏损甚至失败；但是，一旦坚持下来，就会逐步趋于稳定，并不断产生收益。梅州张小姐的案例比较典型，她2015年因为照顾孩子，“没办法”才返乡创业；6年过去了，她的两个儿子一个上大学一个外出打工，按理说她的家庭责任已经完成，可以重新回到城市发展了；我们问她“现在你小孩都已经读大学，而且老二已经工作了，那看小孩的任务已经完成，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其实是可以考虑再回广州、回顺德这种地方去，对吧？”她的回答是现在已经在家里创业走不开了，开了幼儿园，要为农村做一些贡献，要让家乡数量众多的留守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做一点小贡献，不能只为自己”，而且“不办也办了，创业初期已经过了；所以要做好，也要当自己的一个事业去完成，要把这个事业做好”。湛江姚先生在广州电信营业厅打过工，回到家乡后在镇上开了手机商店，积累了一定资本，现在准备转行做当地特色农产品（西瓜、番薯等）电商，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农村人提高一下经济收入”，他看到当地很多人有好的农产品（番薯、水果等），但是没有渠道去销售，有产品没有销路或者是销路没有那么广，“可能他自己卖的话一年只能卖1000斤而已，如果有人帮他的话，可能卖个1万斤，甚至10万斤”；总之，他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自己挣钱，而是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五、结论与讨论通过上述对广东25个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个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传统家庭责任伦理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源动力从经济学角度讲，城市汇集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种资源，可以产生包括规模效应、近邻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场效应”在内的聚集效应，聚集带来的投资机会、就业机会、收益水平、服务便利、生活方便等都远强于农村，更适合处于青壮年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本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进行解释，经济动机有时候甚至不是根本性的驱动力。通过从家庭责任伦理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乡村振兴战略和传统家庭责任伦理之间形成了共振和耦合效应，乡村振兴为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履行提供了新的基础保障，传统家庭责任伦理则为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提供了源动力。（二）返乡创业为新生代农民工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机会笔者2008年根据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相对更清晰的人生设计，更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前途，关心自己的梦想能否实现，将外出务工作为职业规划，依靠自身实力，通过市场原则谋求自我的生存和发展，将做生意、当老板作为自己的最大理想。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家庭责任原因返回家乡；但是，他们的理想并没有磨灭，他们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技术、资本和人脉，回到农村以后他们继续创业，延续自己的事业和梦想。（三）家庭责任伦理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社会资本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都是主要的生产活动组织单位；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家庭也一直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经营载体。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以个体为单元被纳入到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的各个链条之中，家庭的生产经营组织功能被消解，甚至家庭的空间完整性也在流动中被破坏。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接触到的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之前要么未婚、要么已婚但夫妻在不同单位工作甚至两地分居。家庭责任伦理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逆向连锁流动又促成了农村三代甚至多代同堂家庭的回归；而且，返乡创业逐步由个人行为演变成家庭共同行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虽然有股份制、合作社等创业组织形式的存在，但大部分返乡创业都属于家庭创业，在创业过程中夫妻合作最为普遍，代际合作也较为常见，另外还有兄弟合作等形式。基于家庭责任伦理的家庭合作创业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原始积累，节省了雇工、管理、沟通、融资等各方面的成本，有效抵御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家庭责任伦理可能会在初始阶段导致家庭责任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又可以转化为家庭创业的资源，逐步缓解这一矛盾，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持续提供天然保障。（四）家庭责任驱动的返乡创业比创业驱动的返乡创业更有发展韧性正如前文所述，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可以分为为了创业而返乡和为了返乡而创业两种情形，本文研究的家庭责任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属于后一种情形。和创业驱动的返乡创业相比，家庭责任驱动的返乡创业更有韧性。当出现高风险、低收益甚至亏损的情况时，创业驱动的返乡创业者很容易因为失败，离开农村，返回城市；因为他们是趋利的，并不看重创业的地点，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就会转移战场。家庭责任驱动的返乡创业者则不同，无论创业收益高低，甚至成败与否，家庭责任都会将他们留在农村老家；因为没有选择，他们更会激发出对在农村创业成功的渴望，也更能促使他们竭尽所能地寻求在农村老家安身立命的行动策略。随着创业的成功，家庭责任驱动的返乡创业者将在农村老家顺利扎根。返乡创业可能一开始只是家庭责任驱动下的权宜之计甚至是无奈之举；随着经营的日益正常化和稳定化，创业将变成新生代农民工新的事业，他们实现个人发展的理想也会在农村实现。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6期P85-97END图文

唐魁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网络社会学学会暨生活方式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网络社会学与生活方式杨静，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社会学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癌症群体、智慧医疗与生活方式。［摘要］人类的医疗行动既是一种理性人的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技术理性影响的行动。伴随着智慧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在线健康社区已成为求医者便利地寻找相关健康信息和交流医疗经验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的场域。由于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现实中缺少兄弟姐妹支持、同质性群体支持和经济支持，往往会采用在线健康社区寻求理解和获得社会认同的策略。他们在在线健康社区中依赖自我表露和知识共享的方式交换情感支持和得到信息支持，从而弥补现实社会支持的缺失、获得“补位性”网络社会支持，最终达到社会支持在空间上的转换，完成从“缺位”到“补位”的目标。下一阶段，应规范和推动新一轮智慧健康医疗服务和相应的创新健康服务模式，借助在线健康社区等网络形式提高患者及家属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之尽快摆脱疾病造成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关键词］健康中国；在线健康社区；青年独生子女；网络社会支持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2016年10月9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也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创新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探索中，在线健康社区能够帮助用户更加便利地获取相关健康信息、交流医疗经验进行用户健康管理，成为有利于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渠道。比如，以“春雨医生”“好大夫在线”为代表的在线健康社区充分利用医生闲暇时间，用户可进行线上问诊，极大地补充了传统医疗供给不足的矛盾。仅仅在2017年，春雨医生输出的线上问诊总量就相当于30家以上大型三甲医院的门诊量的总和，该年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达到150亿元人民币，在线咨询量达到23.8千万次。在线健康社区广泛地应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克服传统“医—患”“医—医”“患—患”互动交流的时空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再分配，从而有利于实现医疗资源贫困地区的健康公平。在线健康社区不仅能为医生和医生、医生和患者提供互动的在线场所，而且也为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交流、经验共享和情感互动提供平台。这种类型平台的建立，为挖掘健康教育的素材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并提供有益的在线健康社区的健康观方面的信息。通常情况下，患者或者家属会在电子健康社区中发布帖子、记录治疗过程和治疗期间所遇到的困难，也会以自己的经历和治疗经验进行回帖，以便在评论回帖的互动过程中对帖主提供网络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医疗生活空间，以患者和家属为主要用户群体的在线健康社区，它对求医主体获得疾病治疗信息和网络社会支持来说无异于是一种“新的理想型空间”。我们通过观察豆瓣“癌症日记—2017”小组在线健康平台，发现开帖问询及记录的帖子一部分是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所发布的，他们将自己长期照顾癌症父母所遇到的种种治疗问题、自我怀疑、心理崩溃都一一记录在癌症日记中。本文试图探讨青年独生子女在父母患癌症后，在线健康社区自我表露的内容、自我表露的动机，袒露心扉的现实缘由，以及线上空间中自我表露后与小组成员深度互动的情形，从而展现在线健康社区创新健康服务模式的现实意义。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一）文献回顾癌症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公共健康问题和死亡主因之一。2015年我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392.9万例，发生率最高的年龄区间为55~75岁。可见，我国存在大量的中老年癌症患者以及癌症患者家属，并由此产生了大量关于癌症群体及家属的相关研究。黄盈盈等中国学者也在癌症患者身份和经历的主题下，研究了乳腺癌患者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尤其是切乳手术后）如何面对和管理在医学和社会上被标签的“残缺”身体，如何努力恢复身体和“正常”的亲密关系。徐亚萍等利用社交视频日志对癌症患者媒介化的生存环境进行深度剖析，发现他们在媒介化生命周期中表现出医疗化、感性化、商品化的疾痛身体特征。陈心想等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讨论了老年癌症患者得知癌症确诊后的“关键时刻”的主观体验以及时间建构。社会支持方式已被证明可以改善癌症患者的健康状况，可帮助癌症幸存者更好地应对他们的境况。研究表明乳腺癌女性被确诊后经常需要情感和物质支持，可现实问题是社会支持可能会减少。以癌症患者和家属作为用户成员的在线健康社区，可以分享癌症治疗和日常生活经验。在线健康社区参与能增加癌症患者的社会支持，降低抑郁、压力和心理创伤，增强他们应对疾病的能力。网络社会支持是基于虚拟空间的交往，人们在情感、信息交流，物质交换的过程里被理解、尊重时获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涂炯等对“抖音平台”中癌症青年的网络访谈中发现，他们往往因患癌而遭遇传统社会支持断裂，却又在互联网平台来重构网络社会支持。互联网的虚拟性和相对匿名性有利于超越熟人之间“面子”问题的顾忌而带来更加真实的自我表露，而高度自我表露再促进新社会关系的发展。癌症的存在不仅造成患者本身严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而且也影响了其主要照料者的心理健康以及生命质量。癌症患者家属在照顾癌症患者的过程中也会遇到问题，其心理承受的压力可能并不小于患者本身。尤其是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他们需要独自面对因父母患癌随之而来的经济、心理等压力。在中老年人癌症高发的情况下，学界也应以癌症患者青年独生子女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理解他们这个独特的弱势群体现实赡养困境。本文将借助在线健康社区的场域，以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为研究对象，对其在照顾癌症父母过程中记录的自我怀疑、自责、内疚和矛盾的心理描述加以深度分析。（二）研究设计本研究使用目的抽样，筛选少量最具说明性的案例，以期获得一个父母癌症的青年独生子女特征的样本。在豆瓣小组搜索“癌症”词语，进行在线健康社区筛查，最后选择人数最多、发帖频率最活跃的小组。“癌症日记—2017”小组是在2008年为支持癌症患者和家属建立的，截至2019年12月15日，共有成员6734人，聚集了大量的癌症患者和家属。在该社区中，有大量的癌症患者及其家属记录自己或家人的抗癌日记，其中不乏交流经验和发泄情绪的文字。通过阅读小组自建立以来所发布的1635个主帖，筛选出8个明确表明父母一方患癌的青年独生子女身份所发布的主帖。以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进行客观的数据搜集，搜集了8个主帖和主帖页面所包含的楼主自留言形式叙事帖，以及对其他小组成员留言评论回复的互动帖。排除未得到楼主回复的其他成员留言之后，我们共获得8位独生子女所发布的327个帖子，以及他们给予回复的全部评论以及被楼主回复的全部留言，共计六万余字。作为数据分析的文本资料，这些帖子留言及回复，包含了足够的信息回答所要研究的问题和问题域。利用网络民族志方法编码和分析原理对搜集的文本资料进行分析，经过多次阅读样本中所有的帖子后确定四个主题：自我表露的现实原因（线下社会支持缺位）、自我表露内容、自我表露动机和自我表露结果（获得网络社会支持）。基于这些主题，我们对这些帖子文本进行了描述性编码。编码逻辑为：F、M分别代表独生子女中的女性和男性，R代表在线健康社区的其他互动者，F、M、R上角标数字为不同个体的序号，A、B、C、D代表上述四个主题，a、b、c、d、e分别表示每个主题编码下的子编码，最后1个数字表示每个子编码下面不同帖子。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通过在线健康社区发布帖子确立了四个重要的主题，主题分布结果有如下几种情形：一是癌症患者青年独生子女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我表露的现实原因（n=19），即线下社会支持失效；二是他们对陪伴自己父母抗癌的经历描述多集中于有关自我表露内容，将自己生活和心理状态呈现，而此类帖子数量则达96个；三是癌症患者青年独生子女也在发帖叙事的过程中直白呈现自我表露的动机（n=21），明确表达自己意图；四是他们在电子健康社区进行自我表露及与他人互动之中，收获一些现实空间中不可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弥补线下社会支持的缺位，此为在线健康社区自我表露的结果，而这类主题的帖子数量最多，高达158个。三、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线下社会支持缺失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家庭成员、亲友、同事、团体、组织和社区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的支持和帮助，获得减轻削弱心理应激反应、缓和精神紧张状态、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导致癌症患者青年独生子女缺乏同代家庭成员的情感、物质和经济支持。而癌症疾病的特殊性致使他们缺少来自地缘圈内同质性群体的情感支持。所以癌症患者在现实社会中面临传统社会支持断裂、社会支持缺位的困境。（一）兄弟姐妹支持缺失如果我们将父母罹患癌症当成一个家庭发生了重大事件的话，那么，也可以将此视为一次对独生子女来说重大的、全面的生活考验，因为父母给青年独生子女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导致没有兄弟姐妹分担照顾癌症父母的重担，也没有与之商讨治病方案的对象，在身体和心理双重层面上缺少来自家庭内部同代成员的支持。“体会到了独生子女的苦恼，这个时候真心需要有其他人一起帮忙……”（F1Aa1）“心里特别难受，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没有可以商量的人没有可以依靠的人”（F2Aa3）“这几天父亲开始叫我安排后事……家里就我一个小孩，怕突然走了我无法处理……”（M2Aa5）鉴于癌症治疗周期长，照顾癌症病人是一件漫长而痛苦的事情。在独生子女家庭，这种痛苦往往只能子女独自承受。正如F1所记录的话语，体会到了独生子女的苦恼，这个时候真心需要他人的帮忙。同时F2更是描述自己当前特别难受的心理境况，并深切表达需要一个可以依靠和商量的人，直白地呈现出青年独生子女在照顾患癌父母时缺少兄弟姐妹支持的现实处境。故而照顾癌症父母后医疗化的生活模式的转向，更为显著地突出了兄弟姐妹支持的不足。（二）同质性群体支持缺失现实社会中由于地域的限制，癌症患者家属不能构成庞大的地缘圈内群体，癌症患者的独生子女很难与具有同样经历的癌症家属交流。“最近发现自己不想跟朋友讲话，甚至会流露出负面情绪，感觉对朋友也是伤害。发现了这个小组，看了好多朋友们发的东西，感受到了人生的苦难，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人。”（F4Ab1）“也没和同学朋友说……给别人的都是负能量……”（F3Ab2）这种只有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所经历的无助感，其他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无法感同身受，更难以生发出连带的“共情行动”。他们出于担心向身边朋友传递负能量的考虑，不会将自己的糟糕心理状态向身边的朋友述说，从而导致自身情感无处释放。F4母亲患癌后，自己独自在北京上班，内心充斥着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的纠结。但F4在小组内找到很多和她一样的人，她可以在上面倾诉自己的负面情绪。同样还在上大学的F3无意向没有相同经历的同学和朋友传递负能量。由此可知，他们缺少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同质性的群体社会支持。（三）经济支持缺失毫无疑问，经济基础是支持癌症父母就医的必要条件。有调查表明，2011~2014年在济南市某三甲医院首次确诊并住院的肺癌、肠癌、冑癌和乳腺癌等四种癌症患者人均总治疗费用达105887.53元。癌症治疗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如，M2没有选择为父亲进行手术化疗放疗，但从得病到最后去世也花费十万元。部分家庭面临无力承担治疗癌症的高额费用，如果癌症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而对癌症病人极力救治，最后可能倾家荡产却人财两空。“我是十分坚持要做手术的，继父不同意……继父怕花钱……家里攒的几万块钱，也因为看病花去了一部分，现在做手术加化疗，十万块钱是至少的吧，亲戚说剩下的他们拿，我说了，钱以后我会还，但是妈妈又担心人财两空，给我留下账……”（F6Ac3）F6的继父认为即使做手术也只能活一年半载，不舍得花钱给她的母亲做手术，但是F6刚刚工作一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母亲的手术费。由于癌症治疗的巨额花费和难以预测的疗效，出于理性思考，促使家庭成员对癌症患者不采取积极治疗。处于刚刚进入社会阶段的部分癌症患者独生子女，经济积累较为薄弱，同时在家庭财务支配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故而救治癌症父母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四、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在线健康社区中自我表露的内容及动机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产生了大批独生子女群体，当青年独生子女面临父母患重大疾病，而传统的社会支持不足使其深陷孤立无援的困境。在线健康社区为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提供了一个情感表达的平台。在陪伴父母抗癌过程中，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会产生难过、悲伤、无奈、愧疚、自责等负面情绪，并在网络空间中释放，这其实是一个自我表露的过程但这种自我表露的需要在线上释放时也常常面临隐私保护的担忧，尤其是癌症患者及其青年独生子女群体，往往会针对亲人、熟人、朋友和医生等不同身份的人，采取迥然有别的态度。（一）自我表露的内容应该说明的是，网络社会的崛起对社会空间的分布和社会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线上空间的呈现方式（如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特定场所、具体环境等）都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以信息流动、语言交流、符号展示和意义追求为主要活动内容。我们所考察的在线健康社区——“癌症日记—2017”小组就是一个典型的线上空间，每时每刻都有不同患者及家属以线上的方式进行“符号交流”。由于在线健康社区隐匿性高，无需顾忌“前台”与“后台”是否有效配合，因而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在此可以暂时摆脱现实情势的限制，使用比较真实的文字或符码表露自我。1.个人生活追求和孝行的冲突生发自我疑问青年独生子女陪伴癌症父母治病抗癌是一个漫长而饱含痛苦的过程，此过程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他们辗转各大医院，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放化疗，且面临癌症转移和并发症的风险。在此期间，双方生活方式医疗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但当独生子女想要追求个人生活质量时，会对自我产生怀疑：“我是否应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爸爸病重在家，有的时候要去医院，但我有工作，有社交圈，有社交的需求，也有舒缓压力、调整情绪、享受生活的诉求。但每次出去和朋友见面，出门健身，我内心都有着深深的愧疚，我是不是把他们扔在家里自己独自出去享乐？我是不是不够孝顺?”（F1Ba1）F1和她癌症晚期的父亲以及母亲一起生活的一年半时间里，一直不敢直面自己的社交需求，并将自己对正常个人生活的追求标签化为“不孝顺”。在长期照顾癌症父母期间，青年独生子女承担了主要的照顾责任，严重压缩了其私人生活时间。不可否认，个体作为社会中一员，具有正常社交需求，而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一边追求个人生活，一边又因为担忧生病痛苦的父母，两者之间的冲突使青年独生子女在内心深处不断对自我进行质疑。2.工作与照顾癌症父母的冲突生发矛盾困境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尽管已经成年，但也正处于求学中或处于事业上升期，从利于个体未来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学业和事业都不能随意中断。然而癌症父母在治疗期间面临疾病恶化甚至死亡的危险，身为儿女更想在父母生命走向尽头时陪伴、尽孝。所以学业、事业与对父母尽孝二者之间发生冲突，使青年独生子女陷入两难困境：“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出差.我也要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如果有些差不出，就失去了很多机会……又要去个3天的差了……爸爸要住院，我心里又好内疚。我走了怎么办？……我是不是不孝顺？我是不是不应该出差？”（F1Bb1）独生女F1在陪伴父亲治疗癌症期间，正是处于事业上升期，需要出差以谋求职业发展，但是出差又与照顾癌症父亲相矛盾。“算起来刚好半个月……今天电话和老总沟通，如果公司不批我就直接辞职……希望他能给我多点时间尽孝……”（M2Bb24）M2的父亲确诊为癌症时，人在外地工作，终于请到假回父亲身边尽孝，老板又天天催他回去工作。在工作与照顾父亲产生冲突时，M2甚至动过辞职的念头。但如果放弃工作专职照顾癌症父母，一旦照顾期很长，后续重新融入社会也将面临挑战。3.癌症父母失败的治疗结果生发愧疚自责癌症晚期病情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患者和家属在每一个节点治疗方案选择都很关键。癌症晚期父母丧失自己做决定的能力时，青年独生子女要立即转换角色成为治疗方案决策者。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完成了从家庭决策接受者到决定者的角色转变。青年独生子女为癌症父母治疗做决策后，意味着要接受随之而来的所有可能的病情变化后果，同时为所有后果担责。“我强烈的自责、后悔……我不知道医院有没有责任，我对他们的治疗以及态度都很不满意，期间妈妈曾经在做生物治疗回输细胞的时候，一位护士在拔针头的时候，扎到了自己，强行要求妈妈抽血，而我竟然也同意了，因为不抽真的不知道会怎样，这给妈妈带了很大的心理伤害……我也不想苟活了。”（F5Bc7）处于怀孕期的F5，丈夫在美国工作，父亲在母亲确诊前一个月因癌症去世，独自一人带着母亲看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母亲突然在医院离世。在住院期间，对医院的治疗过程以及管理产生过怀疑，但因懦弱不敢抗争而产生强烈的自责情绪。癌症晚期扩散和转移，不能手术不能化疗放疗，也没有靶向药，甚至医生建议病人出院回家疗养：“我爸病情不断恶化……我正在焦头烂额思考怎么治疗，可是又不懂，只能寄托希望于医生。可是医生现在建议出院，那不就是等于放弃了，回家等死么，好难受，好无奈，无法接受。”（M1Bc30）被调查者M1的癌症父亲后期病情不断恶化，医生建议出院回家疗养。作为子女从主动寄希望于医生救治，到被动接受父亲已到药石无医的境地，此间失落、无奈、难过各种情绪难以向人述说。4.癌症父母病逝后生发无尽的思念与追忆子欲养而亲不待。很多青年独生子女在癌症父母去世后，也并没有离开在线健康社区“癌症日记—2017”小组，继续在自己曾经发布的帖子下留言，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之情：“这两天都很想妈妈，白天还好，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里都是妈妈，很多很多片段，一直都很遗憾最后陪她的时间太少，我们两个的时间真的太短，她还那么的年轻。”（F3Bd18）F3的记录始于癌症母亲确诊后治疗期，但在其去世后，她还会继续记录自己失去妈妈后，空落落、酸酸的、想流泪的心情。另外，一些小组成员在癌症父母离去后发布帖子记录自己生活点滴，纪念他们，其他社区成员也会在帖子下留言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二）自我表露的动机显然，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在在线健康社区获得了一个极为便利的情感表达渠道。线上空间不在场的匿名性，为青年独生子女提供表达隐秘情感和真实想法的契合条件。这些癌症患者的独生子女们长期陪伴癌症父母抗癌，过程艰辛漫长，担忧害怕如影随形，积累大量的负能量。不少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都提及这个在线小组是排解自己孤独，释放自己忽好忽坏的情绪和负能量以及压力的出口：“很多天都没沉静下来写过东西……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出口。”（F3Ca2）线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促使青年独生子女转至线上表露自我，其主观动机是寻找负向情绪的突破口。他们在在线健康社区中排解压抑的孤独感以及负能量，既是记录，也是在寻找网络社会支持。在这8名癌症患者的独生子女中，有6名表示自己在线上社区中寻求社会支持的目的。“跟爸爸这一年半的相处……也得到了大家的建议和帮助。”（F1Cb1）“发现了这个小组，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所以把想说的放在这里，是记录，也是希望跟大家互相支持，加油。”（F4Cb4）在线健康社区小组成员为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提供了群体归属感，给他们“感觉不是一个人”的氛围、陪伴以及理解，同时可以向群体内部其他成员输送网络社会支持。无疑在线健康社区为这部分癌症患者独生子女提供了一个可以倾诉和自我表露的平台，也为我们呈现了那些现实社会支持缺位的个体，如何借用在线健康社区释放抑郁情绪以及寻找替代性社会支持的场景。五、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在线健康社区中的网络社会支持面对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为何聚集在在线健康社区中表露自我这一网络现象，我们应该以一种“虚拟的世界，真实的生活”的观察视角来看待。正如赵联飞所言，将网络现象镶嵌于社会事实中，构建网络现象和更大范围内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同时将网络现象出现的原因置身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分析和解读。然而，现实情况是青年独生子女作为癌症父母仅有的孩子，没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社会支持，也难以获得来自同质性群体的社会支持，同时可能会陷入经济支持的缺失，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支持缺位的状态。所以癌症患者的独生子女只能在网上寻找情感出口，将自己的茫然无措、无可奈何以及自我怀疑表露在线上空间，在在线健康社区中寻求网络社会支持。小组成员给予的网络社会支持，对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来说，是对失效的传统社会支持的有效替代和补充，一定程度上弥补现实社会中社会支持的缺失。在线健康社区的医疗生态圈内，青年独生子女与其他癌症患者和家属进行虚拟互动，基于社会交换可以获得情感支持，基于医疗知识共享则可以获得信息支持。（一）基于社会交换的情感支持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指出：相互吸引促使人们建立一种交往，他们在其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互相提供的报酬将维持他们的相互吸引和继续交往，所以社会吸引导致社会交换过程产生。日常行为中，人们渴望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意见和建议得到社会的赞同，从别人的一致赞同来肯定自己的判断，以此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以及证实自己的信念，因此社会赞同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报酬，将维持相互吸引和继续交往。豆瓣“癌症日记—2017”小组聚集了大量的癌症患者和家属，大家共有相似经历所以能够相互吸引，构成社区成员进行虚拟互动的基础。当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将自己遭遇的困境完整的呈现在自己的帖子中时，会得到其他成员以亲身经历和经验作为回复的留言，其他人以自己过来人的身份对其肯定的赞同就是很重要的社会报酬，此时社会报酬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就是重要的社会支持。社会交换带来了不一定以仪式性的形式出现、具有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但是双方都默认了应有一定的回报，尽管回报的性质不能讨价还价，而须留给做回报的人自己决定。所以得到社会支持的青年独生子女则会以“自己感受到理解和认可”的认同型语句，回复为其提供社会报酬的其他社区成员，肯定他们的社会报酬。这种“自己感受到理解和认可”的认同型语句又作为自己给其他成员提供的社会报酬，从而构成一个有来有往的社会交换，交换的产物是作为社会报酬的网络生活世界中的情感支持。例如下面一段R1与F1对话留言很好地揭示了线上医疗空间内癌症患者独生子女基于社会交换获得情感支持的路径：“我曾经和你有一样的纠结。但我告诉你，你做得已经很好了。我的爸爸得了癌症，我出去和朋友喝个咖啡都觉得有点愧疚。可是后来我觉得，在我们给父母足够多的照顾和陪伴之后，我们还是应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到你觉得问心无愧的时候，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根本不需要自责。退一万步说，你也是人。你也需要情绪的宣泄口，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宣泄口。加油。我们要好好照顾父母，我们也要好好的活。”（R1Da5）“看你写的，我不争气的眼圈都红了……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调整不好的话，带给爸爸妈妈的也是负能量，不但不能照顾他们，可能还要他们为我担心。一度我都觉得自己快抑郁了，心里想自己不可以这样，我不但还有爸爸要照顾，妈妈未来几十年还需要跟我相依为伴，我还有自己的人生要过。”（F1Da5）F1将自我追求社交生活、兼顾工作与孝道产生的冲突呈现在小组后，得到了R1的肯定赞同。因为交换关系的建立及产生涉及到对另一方义务的投入，所以提供义务投入的一方要相信他人会报答，那么他就首先需要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在对F1的评论开始，R1以过来人的身份，用“遇见过跟楼主一样问题”作为自己提供给F1信任的基础，证明自己值得信赖从而利于开展交换关系。随后R1将因为和朋友喝咖啡对父母愧疚、相似亲身经历、对生活的见解，对F1表示理解，并肯定F1可以追求自己社交和过自己生活，这些是对F1的一个赞同，这个赞同作为社会报酬回复给F1。F1随后明确表示被认同和感动到眼圈发红，以此作为F1提供给R1的社会报酬。F1和R1成功互动，可见R1的赞同作为社会报酬是有效的，它肯定F1的行为，证实其意识和行为的合理性，F1则从中得到网络社会支持中的情感支持。（二）基于医疗知识共享的信息支持知识共享是知识拥有者帮助知识接受者了解知识、经验及技能的内涵及从中学习这项知识、经验及技能的互动行为。知识共享涉及两个行动主体，一是知识拥有者，他们愿意将拥有知识传递出去，一是知识重建者，他们愿意接收别人传递的知识，再将所得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知识。在线健康社区中成员向他人学习医疗康复经验的同时，就是在共享他人的知识，且接受知识的人有重建行为。在线健康社区知识共享行为主要发生在发帖人和回帖人、回帖人和回帖人之间，包括知识外化和内化两个过程。知识外化过程是指知识拥有者通过发布帖子将自己拥有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传递给接受者。知识内化过程是指知识重建者接受和学习发帖人显性外化的知识，并将其内化重建为个人知识。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在在线健康社区中通过虚拟互动，接收到能够内化为自己知识的其他发帖人的信息，从而得到他人给予的信息支持。F3与R3的对话是在线健康社区中典型的基于知识共享的信息支持传递过程：妈妈一直在吃同仁堂的孢子粉，然后最近又给她买了阿胶粉，用牛奶冲……（F3Db6）妈妈化疗时，医生说灵芝孢子粉不可以吃，因为它会破坏肝功能。（R3Db7）那不是提高免疫力，减轻反应么，她从八月份就一直在吃了。（F3Db7）临床发现过有这种东西影响肝功能。病人什么药都要靠肝功能的，所以请小心点。（R3Db8）嗯，刚直接就冲到爸妈卧室了，说让妈妈暂时别吃了，等去咨询一下她的主治医生……（F3Db8）也别那么紧张，你咨询一下你们医生的意见。我们当时是整个化疗科都禁止吃这个的……（R3Db11）F3提到给癌症妈妈吃灵芝孢子粉，被R3以否定的口吻告诫“灵芝孢子粉不可以吃”，它会破坏肝功能，并以“经过临床验证和当时整个化疗科都禁止吃”来证明“灵芝孢子粉不可以吃”的知识，这是一个知识外化的过程。F3作为知识重建者学到R3外化的知识，立马冲到妈妈病房暂时不让妈妈吃了，表示成功将“灵芝孢子粉不可以吃”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在整个互动的过程中，F3在R3有了某些医疗知识共享的机会，由此双方也获得了相关信息的支持。六、结论与讨论诚然，癌症患者和家属在饱含痛苦的抗癌过程中历经磨难，癌症患者的独生子女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内心隐秘的纠结和积累压抑情感能量在现实生活中不便发泄，只能从现实世界转移到网络世界寻找在线健康社区作为情绪的出口。这里还应明确的一点是，鉴于网络世界由各种各样的关系网构成（包括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生不熟的关系），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独生子女所面对的照顾罹患癌症父母的情境也是异常复杂的。我们的研究对象——豆瓣“癌症日记—2017”小组所聚集的大量癌症患者和家属的心态和处境也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他们尽管有着共同的经历，构成一个同质性高、由陌生人关系组成的在线健康社区，但是毕竟还不是铁板一块。不过，总体上来说，在线健康网络社区的匿名性可以发挥其积极的心理功能，提高使用者在特定场域内网络生活的满意度和一定的获得感。所以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只用文字与社区内成员互动，在没有熟人关系的在线健康社区里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不必像现实社会中需要“前台”与“后台”配合表演一个完美的斗士。这不啻是一个神奇的智慧医疗世界。当然，正如社会心理学者王俊秀所说，从个人幸福迈向幸福社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事实上，关怀青年独生子女的患癌父母的医疗生活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体现。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就是要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培育积极的社会心态和提升人民的生活抗逆力，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综上所述，在线健康社区中，参与者通过匿名表露自己遭遇的个人生活追求与孝道的冲突、工作与照顾癌症父母两难的现实困境、癌症父母失败的治疗结果中自己的愧疚和自责，以及自己对癌症父母病逝后的思念与追忆，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区内其他成员的理解和认同。网络社会的技术特质使得个人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不再囿于个体所属家庭及空间的限制。与在现实社会中癌症患者的青年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照顾生病父母的支持、同质性群体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不同的是，在在线社区中他们通过自我表露交换情感支持，利用与他人知识共享得到信息支持以补充线下社会支持缺失，从而最大程度地获得补位性网络社会支持。诚然，网络生活世界中的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和“群己”之间的良性互动，常常会使得网民获得线上生活的安全感、美德感和幸福感，这种网络化的生存状态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数据化时代的“网络美好生活”。值得庆幸的是，在线健康社区的匿名性使癌症患者独生子女可以获得安全感，并且社区内的其他成员也可以给予网络社会支持，进而增加美德感。在线健康社区的存在对于癌症患者和家属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同时，也能借助在线智慧医疗的方式也有利于提高青年独生子女及其患癌父母的社会生活适应能力，使之尽快摆脱疾病造成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6期P74-84END图文

郝静，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社会关系网络［摘要］“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是家庭内部的两对主要关系。在传统中国家庭，父子关系是主轴，夫妻关系基于繁衍后代的义务成为父子关系的延伸。随着时代的发展，夫妻关系的地位有所提升，夫妻关系与父子关系谁为家庭关系主轴的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按照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路径，当前中国应该是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但是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现实的经济压力迫使家庭越来越难以脱离父母的支持，夫妻关系地位的提升并不一定会同步带来代际关系的减弱，尤其是针对北方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更是如此。在当下中国北方农村出现的“新家庭主义”等新的家庭现象再一次将父子关系的重要地位推至台前。本文以广州外来务工的河南“的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深描得出结论：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将年轻“的哥”推回家庭，代际关系更加密切，并再一次成为当前中国北方农村家庭内部最重要的关系。［关键词］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新家庭主义；风险社会；代际关系一、问题提出“家庭主义”不同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它是以伦理为基础，并依靠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一种价值观念。传统的“家庭主义”强调家族的整体利益，将“家”看作是一个功能性的团体，相对弱化个人需求。父亲具有权威，父子关系是家庭内部的主要关系，夫妻关系具有繁衍后代的功能，是父子关系的附属，居于次要位置。但是近代以来西方的个体化进程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主义”，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从幕后转移到台前，逐渐被家庭重视，夫妻关系也不再是一种不能公开提及的、私密性的关系，甚至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夫妻关系超越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内部的主要关系。虽然随着人口结构及家庭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但由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与西方有所区别，完全循着西方家庭现代化路径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家庭变革现象是不切合实际的。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社会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巨大变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打工经济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传统婚姻观念发生碰撞，结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水涨船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下行式家庭主义”（Descending

陆洋，博士，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方法、青年社会学［摘要］常态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从而使中国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核心家庭、单亲家庭、隔代直系家庭现象越来越普遍。研究表明，家庭结构会对亲子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亲子关系疏离或亲近的程度可能不一样。本研究借助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考察家庭结构对青少年亲子关系的影响，从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青少年与父母交往的频率三个维度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亲子关系的差异，检验家庭结构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并作出解释。研究发现，目前，14岁左右的青少年家庭大多数亲子沟通较为缺乏，但亲子关系总体较为亲近，且“和妈妈的关系”明显好于“和爸爸的关系”。在经济条件好父母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中，青少年和父母亲子关系疏离较轻，亲子关系较为亲近，呈现出良性发展的特点；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比较频发在夫妻分居、夫妻冲突激化和单亲家庭中。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家庭结构会影响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结构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子关系，消减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疏离。［关键词］青少年；家庭结构；亲子关系；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趋势越发明显，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家庭规模逐步下降到每户3人左右，2012年降低至3.02人/户。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户减少0.48人。人口流动和家庭规模小型化造成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大量增加，很多家庭变成了隔代直系家庭。2018年全国妇联发布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全国6102.6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都外出的占46.7%，其中32.7%的儿童与祖父母居住在一起。隔代养育成为一种主流的家庭养育模式，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而隔代养育容易造成亲子关系疏离，亲子关系作为家庭微环境中的重要关系，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一、研究综述建立在血缘和共同生活基础之上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是被抚育者和抚育者之间的关系。学界往往用疏离程度来考察家庭亲子关系，根据疏离程度，可以将亲子关系分为良性亲子关系（亲子关系亲近）和不良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疏离）。目前大多数研究成果更为关注亲子关系疏离的成因和影响，对亲子关系亲近的原因研究不足。亲子关系亲近或疏离受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教养方式、传统文化因素、父母身份以及个人成长等因素影响，其中家庭结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雷蒙德•弗思认为，人类生物基本需要必须在社会结构中得到满足，而人类的第一种形式的社会结构是家庭结构，家庭结构又首先由“儿女和他们的父母”构成。家庭结构（家庭构成）指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即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式，是一定层次和序列的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组合形式，既包括夫妻对数、人口数和代数构成的自然结构，还包括经济结构；根据家庭成员数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家庭结构一般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四种类型。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结构会对亲子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王争艳等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采用LISREL结构模型综合考察了家庭环境系统对初中生亲子沟通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对亲子沟通的直接影响很小，它主要通过家庭结构而对亲子沟通产生影响。由于亲子关系在概念上就被界定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因此，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四种类型的家庭结构亲子关系疏离或亲近的程度极有可能不一样。研究表明，核心家庭亲子关系亲近程度最高，联合家庭结构下的亲子关系较为复杂，单亲家庭结构下的亲子关系表现出的问题最多，亲子疏离感相对较强，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较多。费孝通认为，社会关系是联成一个体系的，其间息息相关，像是一个网络。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身份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本来与之发生社会关系的第一个对象应该是其父母），“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这种“三角”变成了直线形，失去了平衡机制，如此造成了亲子关系疏离甚至冲突。那么，为什么单亲家庭相较于核心家庭，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更加严重呢？关于此问题，目前研究成果大多着眼于家庭结构对亲子沟通产生的影响，通过亲子沟通的状况间接研究亲子关系疏离现象，这也是西方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主要内容涉及不同家庭结构下，青少年与父母沟通的特点，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研究结果既有站在青少年的视角看亲子关系疏离，也有立足于父亲或母亲视角讨论亲子沟通满意度，从而间接研究亲子疏离。国外研究主要关注离婚、高冲突家庭和移民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疏离，也有研究关注隔代教育下的亲子疏离现象。研究表明，核心家庭比单亲家庭有更多的沟通，家庭冲突较少；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离异家庭的儿童与其父母的沟通要更为困难。此外，和父母同住的孩子比离开父母的孩子在共情知觉上更能感受到温暖、关怀和他人的真诚，亲子关系更融洽。研究还表明，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比男性成员在沟通中更积极主动，母亲较常扮演交谈的发起者的角色，母亲比父亲更能接受孩子的观点，因此，母亲在亲子沟通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母亲也是影响亲子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国内研究主要关注亲子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其中大部分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认为父母缺席或祖辈代替父母的角色，意味着父母与青少年的沟通较少，而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一般逆反心理较强，容易造成正常亲子关系的错位，从而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大多存在亲子关系不良、亲子关系疏离的问题，给留守儿童的心理带来负面的影响。还有国内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据一项对重庆市留守儿童进行的亲子疏离感的调查数据，计算出亲子疏离总分、母子疏离得分、父子疏离得分，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亲子依恋、心理弹性、父母未离异、与母亲高频率沟通（每天）是留守儿童亲子疏离的保护因素；而与父母沟通时间短（每次５分钟以内）是留守儿童亲子疏离的危险因素。这说明父母与青少年的日常沟通，尤其是母亲与青少年沟通的状况是亲子疏离感产生与否的重要原因。亲子关系是否与家庭结构中的成员性别有关，这是国内外研究者皆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一些争议。有研究认为，女孩更偏向认为自己与母亲有更亲密的亲子关系，尤其是初中生，女生与父母的关系比男生好；另有研究结果与之相反，与男生相比，女生对与父母沟通的满意度更低，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远离城市的地区和部分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地区和家族；还有研究者认为，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性别无关。亲子关系是否与家庭结构中的成员年龄有关，这同样是国内外研究者的议题之一，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青少年与父母沟通的话题、沟通的频率、沟通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研究发现，青春期早期的青少年沟通的开放性显著高于青春期中期的青少年，但在沟通存在的问题上没有显著差异；青春期中期的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问题与青春期早期的青少年相比更为尖锐和突出；国内研究结果与之相似，初中生与父母的冲突多数随年级而增加。还有研究者认为，较之父母教养儿童，非父母教养儿童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且在年龄上存在差异，体现为初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小学留守儿童，高中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好于初中留守儿童，年龄越小心理问题越突出。二、核心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本研究将使用交叉分析探讨青少年家庭结构与亲子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学生数据（以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以全国随机抽取的28个县级单位、112所学校、438个班级为调查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研究对象为14岁左右的青少年。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研究设定了以下三个假设：假设1：家庭结构影响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假设2：家庭结构影响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假设3：家庭结构影响青少年与父母交往的频率。如果以上三个假设得到验证，研究将得出结论：家庭结构会对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亲近程度和亲子关系疏离程度）产生影响。（一）亲子关系：亲近或疏离亲子关系亲近与亲子关系疏离相对应，目前学界更多使用的是亲子关系疏离，考察亲子关系疏离程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亲子关系亲近程度。关于亲子关系疏离的概念目前尚无定论，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良亲子关系包括亲子关系隔阂、亲子关系疏离、亲子关系冲突。亲子关系疏离是指亲子互动少、亲子专属时间少，与亲子关系冲突都属于亲子关系矛盾的范畴，都属于不良亲子关系，而亲子关系疏离是亲子关系隔阂的进一步表现，亲子关系冲突又是亲子关系疏离的进一步表现。有学者对亲子关系疏离做了概念上的解释，法卡斯（Farkas）认为，亲子关系疏离是亲子之间产生的情感疏远，包括孤独、无助、被强迫、被控制等消极感受，它是亲子关系的测量指标，体现了亲子关系的疏远程度；有学者认为，疏离感是个体不能归属于相应所属的群体、难以正常处理与他人关系而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因此，亲子疏离感就是青少年与父母之间难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消极的情绪体验。还有研究试图研究与亲子疏离有关的现象，有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亲子疏离水平与儿童分离焦虑、恐惧、睡眠紊乱、犯罪行为有关，疏离感表现为冷漠感、无价值感、无沟通感、孤独感和拘束感。当然，关于亲子疏离的研究，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还是霍尔、弗洛伊德，他们都认为亲子疏离现象是由人的生物性引起的，如青春期青少年与父母逐渐“疏离”的过程是由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及性冲动引起的。本研究根据以上观点，立足于青少年视角看待其与父母的亲子关系，综合运用了CEPS相关指标，将亲子关系操作化为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青少年与父母交往的频率三个维度。我们对CEPS中有关亲子关系所涉及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将“当你想跟人聊天时，你首先会找谁”“当你遇到麻烦时，你首先会找谁”“当你需要帮忙时，你首先会找谁”归类为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将“你和爸爸的关系怎么样”“你和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归类为青少年和父母的关系，将“你和父母一起吃晚饭的频率”“你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你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归类为青少年与父母交往的频率。由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弱，所以我们对不同的指标分别进行分析，每一个指标从最低的1分开始，得分越高，表示越不符合指标的说法，也就表明亲子关系疏离现象越严重，也间接说明亲子关系亲近程度越低。（二）家庭结构CEPS调查数据对于家庭结构的操作化较科学，以往研究也较多地使用CEPS调查数据，如对留守儿童进行研究时，有学者就从父外留守类型（即仅有母亲照料其生活）、母外留守类型（即仅有父亲照料其生活）、双外留守类型（即和与父母之外的其他亲友生活在一起）研究家庭结构对儿童的影响。本研究运用了CEPS数据，将家庭结构操作化为是否独生子女、亲生父母婚姻状况、是否与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关系。三、研究结果（一）亲子关系总体现状1.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表1数据表明，多数家庭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比较明显，亲子关系亲近程度偏低。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方面，青少年无论碰到什么情况，第一个想到的是同学和朋友，父母位于第二位，且和第一位相差最多达到77.25%（想跟人聊天时），只有遇到麻烦时，才会有更多青少年想到找父母，但仍然远低于找同学、好朋友的比例（相差31.73%）。2.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表2数据表明，和爸爸的关系不亲近或一般的高达44.08%，和妈妈的关系不亲近或一般的达到26.27%，通过检验，“和爸爸的关系”“和妈妈的关系”二者差异显著，“和妈妈的关系”明显好于“和爸爸的关系”（P＜0.01）。这一结果说明了青少年虽然更愿意与同学和朋友沟通，但总体上与父母仍较为亲近。3.青少年与父母交往的频率表3数据表明，青少年和父母一起吃晚饭的频率较高，而和父母一起参加活动的频率非常低，每周一次或以上的频率仅为4%~5%，这可能与初中生已有自己的社交圈，以及父母与青少年的休闲娱乐方式有较大差别有关。（二）阶层差异与亲子关系1.经济条件与亲子关系以往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条件会影响亲子关系，一般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更容易产生亲子关系疏离现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容易拥有亲近的亲子关系。CEPS把家庭经济条件操作化为“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比较富裕”“很富裕”五个选项，赋值分别为1~5，得分越高，说明经济条件越好。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条件越好，青少年和爸爸的关系越亲近，在很富裕家庭中和爸爸关系很亲近的达到70.83%；但和妈妈的关系方面，家庭经济条件中等的和比较富裕的反而最亲近，比较富裕家庭中和妈妈很亲近的比例达到80.48%；无论和爸爸的关系，还是和妈妈的关系，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都在置信度为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和父母一起吃晚饭的频率方面，家庭富裕的比较高，家庭困难的相对较低，可能与家庭经济困难的父母外出打工或忙于谋生有一定关系，这部分家庭的青少年有不少属于留守型。和父母一起活动的频率以及想聊天、遇到麻烦、需要帮忙时首先会找谁方面，仍然表现出富裕家庭首先想到找父母的比例更高，只是整体情况来看，频率偏低。以上所有项目在置信度为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亲子关系疏离程度有经济条件上的差异，经济条件困难的家庭更容易产生亲子关系疏离现象，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更容易拥有亲近的亲子关系。2.父母职业与亲子关系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将CEPS中的父母职业指标归并为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专技人员、一般人员、工人、农民、个体、无业八类。研究结果表明，亲子关系疏离有父母职业上的差异，且在置信度为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想聊天首先会找谁”在“爸爸职业”上未通过检验）；一般来说，父母从事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专业技术职务的，青少年和爸爸或妈妈的关系更亲近（达到60%左右）；一起吃晚饭、一起参加活动、聊天会找谁、遇到麻烦会找谁、需要帮忙会找谁等方面也呈现类似结论。即父母职业地位较低的家庭，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更严重；父母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亲子关系亲近现象更明显。这可能与职业地位低的父母更多地忙于生计而忽视了和青少年之间的亲子关系，导致亲子关系疏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三）家庭结构与亲子关系1.子女数量对亲子关系的影响表4数据显示，无论是与父母的亲近程度、与父母的关系，还是与父母交往的频率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都更为亲近和频繁。其中，在“与父母交往的频率”维度上，独生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为20.87%，远低于非独生子女的42.60%；独生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为28.20%，远低于非独生子女的55.00%。究其原因，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投入相对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家长也相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孩子的陪伴中，使得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更为亲近，与父母的交往频率更高。另一方面，有研究提示独生子女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支持的程度较高，情感表达直接、坦率，家庭生活有计划性，家规较明确。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更为亲近。2.父母关系对亲子关系的影响以往研究结果表明，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因为失去平衡机制，造成亲子关系疏离甚至冲突；与完整家庭儿童更多地呈现出亲子关系亲近相比，离异家庭的儿童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更严重，和父母同住的孩子比离开父母的孩子在共情知觉上更能感受到温暖、关怀和他人的真诚，亲子关系更融洽。单亲家庭或离异家庭造成父母缺席、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或者祖辈代替了父母的角色，造成正常亲子关系的错位，这些是造成亲子关系不良，导致亲子关系疏离的原因。反过来说，核心家庭、父母陪伴等因素有利于亲子关系亲近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子女与其父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表5数据显示，亲生父母婚姻状况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明显，完整家庭亲子关系明显好于离异家庭。其中，在“与父母交往的频率”维度上，离异家庭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为40.98%，高于完整家庭的32.36%；离异家庭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为50.00%，高于完整家庭的42.78%。数据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表6数据显示，父母是否住在一起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明显，无论和父母的关系，还是和父母交往的频率，或者与父母的亲近程度方面，父母住在一起明显好于未住在一起。其中，在“与父母交往的频率”维度上，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为31.74%，远低于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子女的42.34%；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为41.98%，远低于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子女的55.93%。数据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表7数据显示，父母关系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明显，无论和父母的关系，还是和父母交往的频率，或者与父母的亲近程度方面，父母关系好的明显好于父母关系不好的家庭。其中，在“与父母交往的频率”维度上，父母关系好的家庭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为30.93%，远低于父母关系不好的家庭子女的50.55%；父母关系好的家庭子女“从不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为41.32%，远低于父母关系不好的家庭子女的60.54%。这与以往高冲突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疏离现象更严重的结论相一致。四、总结与讨论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学生数据，全面分析不同阶层家庭亲子关系状况，并且分析彼此之间的差异。总体而言，目前14岁左右的青少年家庭中大多数亲子沟通较为缺乏，但亲子关系总体仍然较为亲近，且“和妈妈的关系”明显好于“和爸爸的关系”。经济条件好、家庭比较富裕、父母职业地位较高的家庭青少年和父母亲子关系疏离程度较轻，家庭亲子关系亲近程度较高；经济条件不好、家庭不富裕、父母职业地位不高的家庭青少年和父母亲子关系疏离较重，家庭亲子关系亲近程度不高；但和妈妈的关系方面，家庭经济条件中等的和比较富裕的反而最亲近。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与父母的关系，还是与父母交往的频率，独生子女家庭都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婚姻状况良好（非离婚家庭）并长期居住在一起的家庭都优于父母处于离婚状态或分居状态的家庭，父母关系好的家庭都优于父母关系不好的家庭，由此我们验证了假设1、假设2、假设3。父母与孩子长期居住在一起、夫妻关系融洽的独生子女家庭（也就是民主和谐的三口之家）亲子关系最好，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程度最高、疏离程度最低；亲子疏离现象比较严重的往往发生在夫妻分居、夫妻冲突、单亲家庭。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家庭结构会影响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结构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子关系，消减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疏离。究其原因，当子女处于未成年时期，家庭亲子关系的主要方面在于父母，因为父母的认知、情绪情感、行为会影响夫妻关系、家庭成员沟通方式，继而对家庭结构发挥作用，对未成年子女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青少年与其父母的亲子关系。“家和万事兴”，家庭教育是基础，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培养要从父母做起，尤其从父亲做起，父亲需要回归家庭，担当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同时，教育从家庭开始。需要从立法和立德两个角度，规范父母的行为，父母对待子女的责任意识提高了，子女对父母的共情能力、理解能力、悦纳能力就会随之提高，亲子关系会越来越亲近，疏离状况就会得到改善，亲子关系就能良性发展。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6期P31-40END图文

邢海燕，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都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邸涵，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青年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在全球化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得青年个体性崛起，他们对自我的关注又激发了独自生活的愿望。独居在当下已经成为了一二线城市青年群体中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本文以大城市中的独居青年为研究对象，从独居者的年龄特征、独居时长、居住环境和婚恋现状等方面描绘该群体的生活状况，并尝试从主体视角深描青年人的独居亚文化。研究发现，大城市的青年人珍视个人生活的自由与个人隐私的空间，在公共空间挤压私人空间的现实压力下，通过独居作为其开拓个人空间边界的主动实践。与此同时，在虚实交织的社会互动中，独居青年会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多元的社交活动，探索与自我、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新路径。此外，在独居青年的情感体验中，独居争取的是一种空间的自由，而非绝对地拒绝婚姻和家庭，因而存在着在未来转变的可能性。文章认为选择独居是一种青年群体在当下的权衡与过渡，独居青年的“独活”既是依托于大城市的便捷条件之下的产物，又体现着城市情感的“独化”变迁。［关键词］独居青年；边界重塑；城市文化；婚恋观一、问题提出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户，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2.62人/户，平均家庭户规模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选择独居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此外，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2000份问卷的调查分析发现，64.3%的被访者都认为自己身边的“空巢青年”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独居人口正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和城市聚集化的特征。青年人成为了独居人口的主体，青年独居的现象在我国很多城市中已呈持续增长态势，而且大量的独居人口都聚集在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独居看似只是一部分青年的个人选择，但当城市中的青年独居现象越发普遍，且在未来仍有持续增长的态势时，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值得关注。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新一代青年人的成长中，新旧两种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独居现象的不断涌现，不但会影响到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业态的重新布局，同时也会重塑人们对于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的理解。尽管2015年“全面二孩”、2021年的“三孩政策”逐步实施，但是中国的生育率目前并未出现预期的反弹，未来仍可能面临“少子化”的局面。其中折射出青年人婚育观念的明显转变，也与独居现象密切相关。伴随独居人口日益增长，我国结婚率进一步走低，2020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814.3万对，比去年下降12.2%，结婚率为5.8%，比2016年的结婚率8.3%下降了2.5个百分点。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越低。应该说，独居人群规模的持续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不平衡的人口结构带来更大的压力。其次，青年人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其生存和发展状态不仅关乎自身及家庭，还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势。由于独居青年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他们独居背后的原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此外，长期独居可能导致的社交障碍、社会信任缺失等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从个人层面上来讲，心理上的孤独感与分离感是几乎所有的独居者都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即使技术的发展能够支持独自一人的生存，但心理和情感上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感的长期缺失，也很可能酿成严重的心理危机与社会后果。而且在独居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趋势下，社会对于青年独居者的忽视和偏见依然广泛存在。独居是在社会转型发展状态下不少“北漂”“蚁族”等青年的选择，对于集聚了大量独居青年的大城市而言，其经济社会发展也因此面临着诸多挑战，折射出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大城市病、高房价、低安全感、阶层固化等等。因此，本文以大城市的独居青年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主体视角深描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试图从独居青年的生活、社交、工作和情感的时间与空间边界重塑，探讨是哪些因素导致独居成为了现代都市青年的独特生活模式？这种现象对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希望研究结论能修正公众对独居青年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对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府更好地服务当代青年人提供一些助益。二、研究回顾及研究设计独居现象在西方社会中盛行已久，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刚刚兴起，但在规模上却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微博等各类媒体平台上都有大量分享独居生活的案例和相关评论，甚至还有视频网站专门推出了关注青年独居生活的综艺节目。国内外学者对独居的现象主要从以下维度进行探讨：1.独居与心理健康问题。学者将居住类型与心理状况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认为独居现象可能会引发心理障碍和社会问题，甚至将独居与孤独、抑郁等负面心理词汇联系起来，把独居视为一种“应当规避”的负面社会问题，从而提出了一系列预防和矫正的措施。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网络社会而言，独居青年心理意义上的交往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能以孤独概之，独居青年虽然“空巢”但实际并不“空心”。2.独居与新家庭形式的转变。在传统认知中，家意味着稳定的住所与家人的相伴等，不过选择独居的青年人将这一概念的范畴延展到了个人对于家的控制层面。2014年，美国有50%以上的人口都处于单身状态，独自居住形式超过了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仅次于那些无子女的夫妻家庭。在台湾地区，部分已婚者也出现明显的独居倾向。还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服务体系和保障水平的不断完善，婚姻和家庭对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风险规避意义逐渐下降，家庭之于个体的意义需要被重新定义和审视。在进入青年婚姻推迟的当下社会中，催婚问题总是给父母与青年之间的代际关系带来很多的冲突与危机。在推崇个体化价值观的主导下，离婚率提高、不婚人数增加，人们对于分离价值愈加看重。3.独居与城市生活的特征。独居青年群体正呈现出向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聚集的特征，独居青年的形成既是社会流动的原因，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独居人群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独居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大城市高房价、高婚恋成本和高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下的产物。此外，还有学者从个体化视角、社会变迁视角和“社交网络”中的强弱连接理论研究该群体。综上，已有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从个体与社会关系来看，独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还是在宏观社会结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本文将基于当前的时代特征，分析青年的“独居”选择，及其背后可能反映的社会变迁问题。本文对城市独居青年的界定如下：年龄在18~45岁之间，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独自居住或合住但是与共住人几乎无联系的“隐性独居”者。为了解独居青年的生活现状及公众对独居的态度，本研究以S市的L区为调查地点，随机发放了306份网络问卷，其中独居者的问卷165份，其他公众的问卷为141份（其中身边有密切联系独居对象的调查者数量达87位）。针对独居者的问题主要包括了独居者日常、家庭、工作、社交、选择独居因素、独居态度和未来规划等。与此同时，还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找到了26位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来自各行各业的独居青年开展深度访谈。此外，笔者从2021年4月开始，对豆瓣、微博、微信朋友圈、贴吧等网络社区进行持续性的观察，并参与一些独居相关的话题讨论，记录并描述网络社区中来自独居青年的主体自述、成员的互动交流，以及大家对独居现象的态度等，通过网络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独居青年独特的生活现状。根据调查问卷显示，城市独居者的年龄分布以18~25岁的青年为主，占60%，其次是26~30岁的青年，占35.15%，31岁以上的调查对象占4.85%，整体上符合“18~45岁的城市独居青年”的年龄界定。在调查对象中有40.61%的男性和58.79%的女性，还有1位跨性别者，女性调查对象略多于男性。其中具有本科和大专学历的超过一半，占56.36%，硕士占38.18%，还有3.03%的博士。将性别与教育水平之间做交叉分析后，可以看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整体略高于男性。此外，调查对象的收入水平中，月薪在五千到九千之间的占43.63%，月薪一万到两万之间的占23.63%，少数调查对象（3.03%）的收入达到两万五千元以上。其中，有48.48%的独居青年一个人租住了整套房子，有17.58%的独居者住在自家购置的房子里，但有受访者坦言能够买房一般都是靠家里出资支持。结合访谈材料来看，大部分城市青年选择独居所需要承担的住房成本会占到独居青年收入的40%左右，个别青年甚至愿意花近80%的收入来支付独自居住的费用。值得注意的是，还有接近四分之一（24.85%）的独居者是与他人合住但属于零交流的“隐性独居青年”，他们属于在当前大城市高房价背景下催生的典型群体。大城市中生活节奏快，居住空间较为密集，面对高昂的房价，这些青年会选择合租，但却和合租者零交流。“另外4个人我不认识，所以相当于是我自己独居的状态……住这期间，反正基本上没有交流，大家彼此之间都没有”（访谈对象DJQNL8）。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学生，虽然学校提供了宿舍，而且他们的个人月收入水平也较低，但这些年轻学生依然选择外出独自居住。可见，很多青年人对于独居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即使花费大部分收入也要选择独居。综上，对于奋斗在大城市中的青年人来说，居住成本是生活支出中的一大部分，而独居的房屋租金往往远高于合租，如果既没有高水平的收入，也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选择独居就要面临不少的经济压力。但即便如此，这些青年依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独居的目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青年人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呢？独居是否对其心理健康、婚恋观产生影响？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三、隐私与自由：个人空间的边界需求空间是具有边界的，有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之分。在公共空间内，个人需要尽责扮演好职业角色、家庭角色、社会公民等一系列社会角色，而回归到个人空间时，个体无需对他人负责，可以更自由地关注和发展自我本身。研究发现，青年人对独居的需要，更多源于当下青年人对个人空间的直接追求。在本文的调查中，有接近一半（49.7%）的独居者都表示“需要个人空间”是他们选择独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还有22.42%的独居者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而被迫独自居住的，其中通勤距离近和公司宿舍安排也是一些独居者的考量因素。其中，有5.45%的独居者表示独居的性价比更高。1.工作与生活空间边界的模糊有学者认为在新时代中，学习、工作与生活之间需要一体化，才能更有意义、更有动力实现人生价值。从大环境来讲，高新技术与社交媒体的更新迭代加速推动了生活工作的一体化成为现实。曾几何时，“居家办公”是人们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未来工作的美好畅想。而如今居家办公越发普遍，尤其在疫情时期，居家办公更是成为了一种常态。大城市中青年人的工作地点与住所之间常常距离较远，有些人甚至需要经历两个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这成为了青年人的压力来源。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工作地点从公司转向家里，直接省去耗时费力的通勤过程时，却又容易产生因工作与生活交融而带来的困扰，导致工作与生活界限的丧失。“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办公室退租了，所以得在家上班。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家上班的，所以这就导致工作和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眼睛睁开就是上班时间，直到睡觉之前都是可以工作的”（访谈对象DJQNS3）。这种工作与生活在空间距离上的重合，直接导致工作在生活中的占比被极大拉伸，而且工作时间也进一步变得难以计量。在后疫情时代，线上办公在各个领域内愈加普遍化，虽然各类数字技术的支持与完善让线上办公更有成效，但与此同时，却使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边界被进一步消融。此外，在城市发展的快节奏下，弹性工作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更为人性化的工作时间，但本质上仍然保持了固定的工作时长，甚至因为“弹性”而变相鼓励加班，也进一步消除了工作与生活原有的区隔。很多受访者表示单位通过加班车费报销、弹性上下班等举措，使得原本固定的工作时间被进一步拉伸，工作空间也进一步向私人领域拓展。在调查中了解到，在这种工作和生活边界消融的时代背景下，独居青年对个人的生活隐私和自由产生了近乎执着的追求。在26位访谈对象中，有13位独居青年对于选择独居的原因，都提到了“自由、隐私、需要个人空间、喜欢一个人、不受打扰、安静”等关键词。当我们将访谈对象选择独居的原因做出词云分析图时，也反映出了青年人对于个人隐私与自我独立空间的极大重视。“（选择独居）原因第一个是自己比较喜欢安静，然后第二是对卫生和干净方面比较注意，还有就是隐私一些”（访谈对象DJQNM21）。“自由。就是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去、半夜什么时候醒、还是想干嘛，我都不用受到别人的干预，这对我来说会比较的放松……现在收入已经不是我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希望我有一个比较好的独处的空间，就是我考虑比较多的地方”（访谈对象DJQNL11）。“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怎么布置，然后什么的生活方式都完全按照自己喜好来，可能自由度、自主性方面会更高一点”（访谈对象DJQNC17）。由此可见，在当下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内卷”压力较大的职场竞争中，青年人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个人时间的支配权，还有个人空间所有权的丧失。他们可以捍卫个人空间在物理意义上的完整性，但是却无法抵御工作等原属于公共空间的事务侵入到个体的私人生活空间之中。在这种状态下，通过独居的形式，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不受人干预、避免被打扰的纯粹自我空间，是这些青年对抗现实和追求的目标之一。2.“隐退”与自我空间的掌控现代工作的显著特征包括“高强度”和“长时间”，在经历过漫长的工作之后，很多劳动者缺乏精力去关注除工作以外的其他事物。但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下，就会对生活的感知产生迟钝和失序，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这种混乱感经常会出现在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中，而当他们意识到这种失序状态的时候，就会通过一些主观能动的应对手段，将工作与生活主动划界。“我一般会在公司把事情做完，然后再回家。在公司加班，效率会高一点，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工作和生活混合在一起”（访谈对象DJQNZ6）。“我周末钉钉上收到消息，一般就不点开的，看看小消息框也不是啥紧急的事就周一上班再说”（访谈对象DJQNL8）。“生活区和工作区要有一个天然的、最好是有一个物理隔断，这样你在心理上也有了一个隔断。所以我每次租房子都不会是在公司旁边、步行距离就能到的，什么走五分钟就能打卡的那种我不要。这样你回家路上，你就能把自己的角色慢慢地从工作角色中脱离出来，回归到回家的这个状态”（访谈对象DJQNL11）。可见，工作有时推动着人们向外探索，但高强度的工作也会反向促使人们更想追求“独活”。“我可以在家里半个月不出门，我点外卖、看书、追剧，干点啥，我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很享受这种宅的生活……可能因为工作让我有太多跟别人相处、说话的时候了，所以反倒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要安静一点”（访谈对象DJQNL11）。齐美尔曾分析都市人的特征之一即是“自我隐退”，这种隐退与其说是一种“后退”，也许更是一种为了保护自我而“前进”式的主动探索。对城市独居青年来说，当工作的范围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界限时，这种“无界”就意味着极大地压缩了私人生活的时间、空间与精力。因此，“回家不带电脑”“加班绝不带回家”“周末不看工作消息”成为了他们抵抗的方式之一。他们在独居的过程中，会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将工作与个人生活进行强制性的分隔，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隐退机制，目的就是用来对抗这种因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消失带来的失序。韦伯曾提出了“合理性”的概念，并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分析现代社会，较之价值理性基于个人纯粹目的而产生的行为动机，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行动者往往推崇理性计算，从更功利的目的出发争取效益的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现代的青年“打工人”也会或多或少产生一种“被工具化”的感觉。在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很多独居青年通过独居和隐退来实现对自我生活空间的掌控感，使他们得到内心的安全感。他们无法掌控外界环境，但却需要隐私和自由，选择独居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拥有了对空间的绝对掌控权。因此，对独居青年而言，工作可以成为一种向外拓展社交圈的渠道，但同时也可以成为向内收缩社交圈的主要理由。四、成长与婚恋：独居青年的时间边界重塑1.异化的时间与成长有学者指出“接受工作意味着劳动者不仅要承受劳动付出带来的负效用，还会失去对时间的自由支配”。工作的挤压使得很多青年人丧失了自己的个人时间，而青年人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和周围的生活节奏，仿佛也在无形之中告诫着他们：时间可以转化为效益，每一分钟都具有价值。对于当代多数青年而言，当他们在面对“内卷”压力的职场现实时，高强度的工作带给他们的是时间的异化以及掌控力的消减。而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现实和虚拟的生活交织，也使得他们经常生活在颠倒的时间中。“（爱好）有很多，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太多了，没有办法让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可能会喜欢练练钢琴，然后去学滑板、学跳舞。我需要时间，但是我发现我目前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访谈对象DJQNL26）。对于许多青年人而言，时间是被异化了的，这种时间的紧张感会使得他们焦虑，而他们缓解焦虑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独处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在独居的慢生活中，他们尝试着获得个体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他们会通过独自生活中的自由时间安排，免除打扰，沉浸在深度学习的状态，又通过持续的阅读去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在家里就是看书看剧，然后看视频，因为我最近在跑基金，所以每天要看很多基金方面的信息。我更喜欢看一些个人提升方面，然后再就是财经知识类的一些书……看书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思考很多的过程了”（访谈对象DJQNL4）。已有的研究提到独居可能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独居者对于独居生活普遍有着较高的评价，66.67%的独居者认为自己的独居生活是“自由、舒适”的，还有20%的独居者认为独居是源于自身利弊衡量后的理性选择。同样地，在访谈中也有不少独居青年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享受”二字。“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散步还挺爽的。还是会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享受一个人的时间……我觉得相对孤单来说，自己住还是挺舒服、挺自由的”（访谈对象DJQNZ6）。“我独居的这一年多，尤其是前半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会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做事情的一些时间，就是消磨时间嘛”（访谈对象DJQNL8）。可见，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现代技术的广泛普及，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历程。但一个人成长、成年的方式都与过去相比有了极大的不同，随着数字媒体的影响和技术的赋能，也让很多城市青年的独居生活成为了可能。独居青年中流行的这种慢节奏的时间观，使得他们能在纷繁的世界中专注于自身的成长和向内的探索，也能帮助他们对很多问题保持独立思考。以此同时，大城市中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对他人生活方式的尊重，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青年选择独居时，能够不惧偏见，更好地按照个人的意愿和自己的节奏在城市中“生长”。2.恰当的时间与婚恋“恰当时间”理论认为人们的生命过程中都有一张无形的时间表，社会对其中的个体生命历程有着一些期望或是规范，家人、朋友、亲戚、社会、传媒等机制都可能成为这个时间表的监督者和调控者。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出生、成年、结婚、辞世”是贯穿一个人一生中的四个重要时间节点，青年人恰好正经历着从成年到结婚的这个时间段，婚姻自然成为了他们个人乃至整个家庭接下来所关注的重点议题。然而，尽管独居的基本属性指向着“一人成家”的生活状态，但青年的独居问题，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青年的单身问题。虽然外界很多时候容易把独居默认为“单身”，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本文调查显示，有61.82%的独居青年是单身的状态，但处于恋爱关系中的独居青年比例也接近34%，此外还有少数独居者是已婚状态。其中有82.27%的调查对象表示“独居与不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独居着的青年男女们依然会对爱情、对婚姻充满向往，希望在合适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我觉得是没有该结婚的年纪，但是有想要去跟他结婚的人，只要这个人出现，但是如果这个人一直不出现，我也不会（结婚）”（访谈对象DJQNL26）。在我们先前的设想中，独居青年目前的婚恋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生活规划，但出乎意料的是，通过访谈资料了解到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多数，以其强理性为基准，对任何选择与事件的安排都不会轻易随感性而变，在对待感情生活中，也认为遵从感性的“恋爱脑”应当加以避免。基于他们对个人空间的重视，即便他们已经身处于恋爱关系中，也依然会借由独居等方式来保持人际关系中的相对距离。访谈中，有受访者就提到自己和家人之间的联系频率不算很高，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界限”：“人跟人之间交往，肯定需要点到为止。就看什么样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是需要有一定空间的。比如再近的距离，我和我男朋友，它也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私密空间的。或者说你在同事之间你再疏远再怎么样，你肯定中间也是要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说都是点到为止，都是一个相对的距离，但是还需要有个人的一些私人空间”（访谈对象DJQNL8）。通过访谈，不难看出当面临重大人生规划等选择的时候，独居青年会从自身角度出发，衡量各方面的利弊，然后做出一个比较理性，同时又对个人比较有利的选择。“可能是每个阶段不一样，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粘在一起，现在这个年纪就彼此需要更多的空间，成长是更重要的。这也可能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独居）经历带给我的变化”（访谈对象DJQNL11）。还有一位访谈对象通过对身边年轻人的观察，发现了当代青年的“佛系”婚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圈子的问题了，我感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好像就已经开始不是很积极地去寻找另一半，或者说进入一段关系了，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开始习惯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些人觉得单身才是正确的，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人，我觉得有点离谱”（访谈对象DJQNZ25）。其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对于恋爱与婚姻的看法会产生一些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人对于亲密关系的看法会变得更加成熟。在当代社会价值体系影响下，很多青年认为个体追求成功与快乐的目标并不依赖于他人，相反地，自由、适合在更大程度上备受珍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她的伴侣或孩子”。他们认为人首先应该是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在家庭与社会中扮演的某个角色。此外，在调查中还了解到，独居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独居生活的评价和认识，独居时间越长的人对独居生活会更加适应。一些独居时间较短的青年人觉得独居只是个人短期的过渡阶段，自己是否会长期独居取决于自己的感情状况，如果有了另一半并且产生了想要结婚的想法，就会改变目前的独居状态。但独居时间更久的青年人，可能会越来越适应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当这样的状态成为一种习惯后，他们就会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状态。“我现在很多同事、很多年龄偏大一点的姐姐，她们独居觉得如果再有一个人吵着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自己的界限感很强……独居五六年以上，可能就会习惯于这样的东西，他会形成一个习惯，会一定程度地拒绝别人踏入私人领域”（访谈对象DJQNL16）。由此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独居者逐渐适应并享受着一个人独居的生活。而收入水平的上涨，也能更好地支持他们一人生活的成本。此外，调查数据还显示独生子女可能更能适应，同时也更青睐长时间的独居。有学者曾提到“公共生命历程”，认为社会中的人们都要遵循着群体范围内的普遍规范，但部分独居青年正是通过自身的选择，来表达他们对传统规范的反抗。什么是应当结婚的年纪？什么是应当生育的年纪？什么是应当事业有为的年纪？这些问题的答案真的存在吗？尽管现代青年人的焦虑，很多是来源于与他人人生节奏相比较的差异。但是，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独居青年仍然会有意识地反抗这种节奏，认为“恰当时间”不一定就正确，而自己重塑的时间边界和把握的节奏才会成就更好的人生。五、虚实交织的生活：独居青年的社交关系拓界“社会网”的概念由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格兰诺维特把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林南对弱关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延伸和修正，指出弱关系带来的信息资源不仅是被个人占有，并且也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而嵌入的机制则是信任。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通过线上交流的手段，扩展了自己的社会网络资源。有学者指出，依赖网络交往会使得个人的孤独感增加，因为网络交往稀释了现实交往的空间。但在本文的研究中，对于独居者来说，似乎从网络与社交媒体中受益良多，它们提供了使独居者保持隐私与独立的空间和实践。通过互联网的交往能够跨越物理距离，从而与远方的亲友保持密切且便捷的联系；同时，网络社交关系也能弥补现实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支持缺失等问题。雷尼等认为互联网在帮助人们维持弱关系、参与社交活动方面存在着积极效应。而在独居浪潮之下中国的单身经济发展迅猛就是很好的例子。2016年5月，天猫发布了一份基于其平台的《2016年消费报告》，数据显示仅在2016年，天猫平台上的单人份商品市场供应同比增加5.6倍、消费增加2.2倍。其中，迷你榨汁机、迷你洗衣机的成交总额约10亿元；30到40岁人群中，近40%的人会选择独自享受电影。同时，来自美团外卖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上半年，北京、杭州、南京、上海和深圳的外卖单身用户数占比超过了60%，其中北京的单身用户数量占比高达73%。可见，无论是电商平台的网络购物，还是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味的外卖服务，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独居生活更加便捷，间接地支持着独居状态的持续与扩展。有自媒体曾在2015年做过一项实验，住在北京的实验者用“18天不出门”的形式，在432个小时里始终独自一人在家，且未踏出家门一步，所有与外界联系的需求全部通过72种手机APP和服务号解决，社交与工作也通过网络和电话完成。除了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外卖点餐之类的服务外，她还借助网络平台使用了快递送药、大厨、理发、维修小哥甚至健身教练上门服务。这项宅家独居18天的实验，可以说是城市技术发展高度集中的一个缩影，也是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网络化、便捷化的全景体现。众所周知，基于互联网的便利，在当下社会中，独居青年可以基本解决一切生活需求，而不必依赖他人。而且在网络全面渗透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今天，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之间的距离被极大地压缩，独居青年的生活方式看似削弱了与他人的联系，但事实上他们的社交却变得更加无障碍。“一般差不多十二点多到一点之间睡觉……周末的话肯定就是会到一两点睡觉……（和朋友）基本上就天天聊，要不就吐槽工作，要不就随便聊聊。两边（朋友和男朋友）都会聊得比较晚”（访谈对象DJQNZ6）。有一些独居青年在生活中严格地将网络社交关系与现实社交关系区分开，但也有独居青年成功地将网络关系发展到了线下。访谈对象G9因为家庭原因而无法获取来自父母和家人的支持，但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却令她获得了实实在在的鼓励和支持：“我这代人比‘70后’要幸运……互联网会给你一个机会，你在blog上写得很好，一些陌生人可能看到，然后大家留言那就加一下MSN，然后就见面，因为都在上海，这些人给了很大的一些支持”（访谈对象DJQNG9）。这位访谈对象自述曾经历一段“看不到光”的日子，在那段只能依靠自己的难熬日子里，是虚拟社区中那些来自陌生人的支持，使她更有勇气去迎接命运的“转折点”。尽管虚拟社区中的社交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但并非意味着现实社区生活在青年人中的完全消解。相反，部分独居青年并不是完全的“宅男宅女”，他们会更加主动地拓宽自己的社交边界，在需要的时候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受访对象Z6就坦言自己在居住的小区中认识好多人，这种“认识”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见面打招呼，而是达到了能够和邻居之间互相串门的程度。一些独居青年甚至在疫情封控期间化身为“团长”，主动请缨为居民提供团购及参与志愿服务，彰显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担当和责任。综上所述，网络社区的社交虽然存在于虚拟场域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系的“脆弱”与“不真实”，相反地，当现实中遇困时，来自网络社区的支持与关注也能很大程度上替代所缺失的社会支持，其作用之大甚至能够转变一个人的未来方向。因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方便独居青年满足与人接触、交往的诉求，但又能够彼此相对保留一定的距离，这样虚实交织的“空间感”是城市独居青年的另类边界重塑。六、结论在大城市的青年群体中，独居青年的“独活”既是依托于大城市的便捷条件之下的产物，又体现着城市情感的“独化”变迁。大城市不仅能够带给青年人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方便的生活基础，也给了他们更大的生活自由。独居青年们身处城市的高速变化之中，外界的纷繁变换导致了个体的不安定感与不可控感。因此，相比于过去，当代青年对于个人隐私与空间自由有着更为执着的追求，他们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之下，更加注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在工作挤压生活空间的现实下，部分青年会选择通过独居来重获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力。他们希望通过掌控自己的居所，进而掌控自己的空间自由。另外，独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给予了青年人回归自我本身的可能。在提升和发展自我的基础上，独居青年有着自己的理性婚恋观，他们既能够坚守自己的生活节奏，又能尊重他人的生活选择，从而建立起抵御外界为不同年龄段青年人所划分“恰当时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尽管独居生活中的孤独感客观存在，但这实际上与居住方式并无直接的因果关联。在网络及其他技术手段的支持下，对于本研究所聚焦的独居者而言，他们的社交需求并不会被一人居住所限制。独居青年能够意识到独居对社交的局限性，反而会激发他们更主动地向外拓展自己的社交圈，通过亲朋、网络、工作、社区等途径，逐步培育属于自己的虚实交织的、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网。综上，选择独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下青年人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抵抗”，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独居青年都把独居作为奉行一生的信条，也有很多青年亚文化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主流文化“收编”。所以，独居青年的生活与特征，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在青年群体身上的投射和烙印。因此，关注独居青年，帮助独居青年建立起他们与城市之间的密切情感联系，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变迁与流动性带来的不安感，也会有助于减少独居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能更好地发挥青年在社会建设中的力量，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6期P62-73END图文

刘庆，长江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摘要］后独生子女时代，受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传统生育伦理责任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形成了许多高龄产子家庭，其家庭内部子代之间的同胞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同胞隔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学术建构，其本质在于兄弟姐妹之间心理年龄和社会时代的断层，存在的基础是较大的生理年龄差别。同时，作为传统“代沟”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同胞隔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形成机制原因包括：高龄产妇生育意愿提高、“一孩”意愿改向、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维护家庭内部和谐、减轻子代赡养父母压力。在高龄产子家庭中出生间隔较长的同胞间不仅会产生情感隔阂、心理障碍、时代断层、社会化差异，而且会对旧有的家庭结构、家庭养育模式以及家庭关系带来新的变动和调适。本文希望为“三孩”政策下中国社会家庭研究有所助益，开启重新构筑“多子女”新家庭理想的可能。［关键词］“子代年龄差”；代沟；同胞隔阂；亲子关系；家庭变革一、问题提出：从世代“代沟”到“同胞隔阂”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中国正式由“独生子女时代”进入“后独生子女时代”。文化变迁导致了代际隔阂，即“代沟”，这是急剧的社会变迁在代际关系上的反映。代沟又称为“代差”“世代隔阂”，是不同代之间在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价值观、生活态度、语言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隔阂的一种社会现象。“代沟”的本质源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时代的差异。“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事实上，不仅不同“代”之间会产生交往的隔阂，一个家庭内部同代子女之间也可能存在，特别是在后独生子女时代背景下，在同一家庭内部同胞之间由于年龄差距较大而存在着的“代沟”，这种关系“虽是同胞，却像上下辈”。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风笑天先生曾预测在后独生子女时代，已有一孩的高龄产妇若选择继续生育，则会出现出生间隔较长的“兄弟姐妹关系”，这种出生间隔较长的同胞手足之间极容易产生交往隔阂和时代差异；同时，他们会对旧有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带来变动和挑战。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很多家庭开始考虑是否继续生育二孩甚至三孩，同时需考虑如何养育他们，特别是如何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是家庭养育的一个重要议题。为了不引起概念混淆，我们将子代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较大的年龄差距造成的隔阂命名为“同胞隔阂”（或“同代代沟”），以区别于传统上特指世代之间的“代沟”。为此我们对有同胞关系的多子女家庭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对青少年的成长叙事的收集主要采取自传社会学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通过布置课程作业（14篇）、发出自传撰写邀请信（11篇），共收集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同胞关系与家庭适应自传25篇。本文还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主要选取家庭中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在7岁及以上的头胎青少年作为访谈对象，共对20位青少年进行了访谈。在这些故事文本和访谈经历中，我们接触和了解到一种无形的隔阂时常出现在青少年与同胞的交往中，即使不是长期的，至少也是阶段性，并且这种无形的隔阂时常出现变化：有时冲突激烈，有时静谧无声；它时而近在眼前，忽而几城之隔；它可以刹那复原，也可以刻骨铭心。同胞之间的相处，不仅对同胞的身心发展和继续社会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且与其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聚焦如下议题予以阐述：后独生子女时代下“同胞隔阂”为什么成为传统“代沟”的一种新表现形式，它是如何产生及其可能带来何种家庭变革。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思路由自然年龄差异和时代差异带来的代际交往障碍就是“代沟”，这是代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西方对于代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其中以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影响最为深远。随着社会急剧变迁，代际冲突日益明显，代际问题的研究在二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学者开始关注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的差异、隔阂和冲突，即“代沟”现象。代沟理论一经提出就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强烈影响，引起较多争鸣，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第一，代际之间代沟是否存在。其中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最具有影响力。她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代际之间的差异这一现实，指出代沟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歧，已经转向了激烈的冲突，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鸿沟。第二，关于代沟的原因分析。米德认为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导致了代沟的产生。帕森斯认为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处于社会化的不同阶段，他们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别使得代际冲突产生。汤因比与池田大作探讨了“代沟与体制”的关系，认为体制强化了代际之间的冲突。第三，关于代沟的社会功能。从文化的角度看，代沟的功能在于创新文化。米德肯定了年轻世代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尤其是后喻文化在她的代沟理论中最具有独创性，她细致地阐述了文化进化的间断性是时代进步的表征。本特森认为，从世代继承的角度，代沟的功能不在于消灭传统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延续传统文化、吸收新文化，使世代得以延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研究有关代沟的现象，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代沟的界定和划分标准、代沟产生的原因、代沟的表征、代沟的功能。“代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尤其是互联网络和技术革命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更是形成了两种迥异的代际文化。在此基础上，周晓虹的研究表明，在急速文化变迁时代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即“文化反哺”，掀起了亲子关系的“代际革命”。陈云松等提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的普及，以代内反向传播为特征的“文化反授”现象应运而生，文化的传授者比学习者年轻，但不具有代际层面亲子式的年龄差异。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代沟的形式已发生了重要转变，不仅是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之间会存在差异，而且在同一代人之间也会产生差异、隔阂，大概十年的年龄差距就有可能存在代沟问题。廖小平研究发现价值观的断裂导致青年群体内也在发生分化，亚代呈现多元化特征。张召宁、董海军等认为，处于同一代的青年群体内也会产生代沟现象，应该采取差别化方式客观理性评判这一现象。诚然，“同胞隔阂”作为社会转型加速期尤其是后独生子女时代下传统“代沟”发生变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具有其时代性。随着“三孩”政策的推进，不少家庭会因政策变化而选择生育二孩，甚至三孩。因再次生育的时间区隔较长，二孩/三孩可能与父母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与家中的一孩/二孩之间的出生间隔也较大，这种子代同胞之间的“代内年龄差”可能会导致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命周期呈现新的变化。本文将延续代沟理论，聚焦如下三个渐进性的问题：兄弟姐妹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代内年龄差”现象？较大的年龄间隔对同胞关系有怎样的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如何，会使家庭产生什么变化？为此，我们对子代兄弟姐妹之间年龄间隔较大的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分析思路见图1。三、代内年龄差的类型与形成机制“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计划生育政策使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革，人们的私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后独生子女时代，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代内年龄差”这一现象将会日益凸显。（一）高龄产妇生育意愿提高此前曾有学者估算，“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者占49.6%，约为4526万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34岁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增长率呈现下降或基本稳定趋势；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生育二孩的比率略有上升。随着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此前由于政策所限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女性很有可能在“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生育潮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这会导致临床上高龄产妇数量的增加。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在今后一段时间高龄产妇生育现象将更为普遍，而较大年龄差的同胞关系也将更为普遍。（二）“一孩”意愿改向在独生子女时代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资源都向独生子女倾斜。作为家里曾经的独生子女在尚年幼时对同胞数量的增加内心会产生家庭资源被分薄的担忧心理，甚至产生抵抗情绪。出于对孩子意愿的尊重，不少父母因顾及小孩心理感受而暂时搁置生育二孩的计划，由此可见第一个孩子的意愿会直接影响家庭的再次生育行为。爸妈就曾经问过我是否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当时我是拒绝的，所以爸妈一直没有生第二个孩子。后来我长大懂事了一些，对于他们要生育第二个孩子我还是同意了，虽然我们之间年龄间隔很大，但我当时还是很期盼的。（T-M-10）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较大的年龄间隔，一个重要原因是父母考虑并尊重第一个孩子的意愿，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短期内没有再次生育，直到国家政策及孩子意愿等条件都成熟且允许，才把再次生育提上日程。同胞的出生不仅挑战了“一孩”（即长子女）的家庭地位，同时也使现有的家庭关系复杂化。父母尊重长子女的意愿，为其做好迎接同胞到来的心理准备，即使小孩表现出犹豫或抗拒，至少给予缓冲的适应时间，这样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儿女双全”“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影响着很多人。因此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很多家庭为了实现儿女双全的“圆满”，或是为了“求子”传承祖荫而选择再次生育。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思想观念是家庭再次生育的主要因素，如今一个家庭是否完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儿女双全”。我爸一直特别想要个儿子，可是受政策管制不能生二胎。直到有了新的生育政策，爸妈重新燃起了生男孩的念头，在全家人的期盼下我的弟弟在2017年出生了。（Z-M-9）爸妈总说要给我添一个妹妹，说有两个孩子刚好凑成一个“好”字，两个孩子在家里挺热闹的。在我妈40岁的时候终于满心欢喜地生下了“老来女”。（T-F-1）（四）维护家庭内部和谐部分家庭是为了维护家庭整体的和谐稳定，促进家庭的发展而选择再次生育。这往往是因为妻子对丈夫的不作为怀有不满与抱怨，为了打破丈夫懒散的生活状态，选择再次生育，希望能够借此改变家庭氛围，给丈夫施加压力，增强他们“家”的意识，承担更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为家庭发展带来生机。没有弟弟以前，我家条件还可以……后来我爸对赌博逐渐上瘾，对家里的事也不上心，经常和我妈吵架。我妈说为了让他戒掉赌瘾，生了我弟，说是要给我爸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有了这种压力，我爸像变了一个人，很少听见他们俩拌嘴了。（T-M-19）选择生育二孩能重构家庭系统，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孩子的出生给家庭注入新的活力，也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在共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男性主动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让女性有了心灵上的依靠，夫妻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有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五）减轻子代赡养父母压力在后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家庭出于减轻孩子日后赡养父母压力的原因而选择再次生育。他们希望将来同胞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与帮助；当父母年迈的时候，孩子们能共同承担对父母的照顾责任，减轻其赡养压力。我曾经问我妈为什么要坚持再生孩子，都已经是产妇中的高危人群了，产后身体不容易恢复。她说怕我以后一个人照顾爸妈压力太大，多个孩子帮忙分担一下，也可以让我有个伴。最终，我的决定和父母一样，我们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四口。（T-F-12）四、“代内年龄差”与“同胞隔阂”（一）情感隔阂年龄间隔较大使得兄弟姐妹之间在兴趣爱好、行为特征、再社会化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即使生长在同一个家庭，因出生间隔较大，面临的家庭环境也有差异，他们的童年记忆也有所不同。对于年幼的同胞来说，哥哥姐姐年龄较大，如“准家长”一般，缺乏作为同胞兄弟姊妹的亲密感，亲切感甚至不如自己的同龄玩伴。兄弟姐妹间年龄间隔较大，由于缺乏共同的童年生活经历，互动的时间有限，对彼此表现出情感生疏，缺乏亲密的情感依靠。我已经习惯一个人度过无聊的时光，进入初中后学习压力大，弟弟3岁前我带他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吧，相互之间比较生疏。我们就不是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总感觉隔着一段距离。（T-F-3）当同胞还在咿呀学语时，长子女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忙于学业。彼此之间的交集较少，同代人之间因为生活体验、角色的差异处于不同的位置，难以产生较强的“同群感”。（二）心理障碍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独生子女”一代，他们没有与兄弟姐妹相处的经验，自然不能体会同胞手足间的亲密。然而随着政策和父母决定的转变，突然他们不再是家庭的“唯一”，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小、更需要得到父母照料的同胞，这对很多长子女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如果他们不能主动调整心态和转换角色，就会在心理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在我妹还没出生的时候，全家人都是围着我转，现在爸妈的重心都在她身上。我有一点嫉妒，觉得她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习惯了独生子女的生活。有时候无缘无故我就会冲着她发火，心里的这个坎过不去。（Z-M-5）同胞出生后长子女需要面对的是一种被分散或被稀释的亲子关系，心理容易产生落差，可能引发同胞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当同胞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时，对于长子女来说，独生子女身份已经维持了较长时间，早已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真正饰演过哥哥姐姐的角色，因同胞的出生动摇了他们对家庭资源的独占地位，尤其在同胞出生的初期，长子女很有可能将其同胞看作“抢夺者”的角色，非常排斥，从而产生了负面情绪，出现心理隔阂。（三）时代断层在后独生子女时代，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处于深度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家庭内部也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动。即使是同一代人，年龄间隔较大的孩子接受的文化教育和经历的社会化过程起点不同，所受影响也有差异。我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和弟弟的兴趣爱好不同，在沟通交流上难以找到共同话题，当然我有什么想法也不会和他分享，他又不懂我的世界！我和弟弟相差9岁，年龄的差距横在了我们中间，我想这就是代沟吧……（T-M-7）曼海姆认为纯粹时间上的同代性并不具有代位置的相同，只有参与到共同的经验中去才意味着共同的代位置。长子女和同胞尽管属于同一代人，但是出生的时间间隔较大，在其成长历程中各自所处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差异甚至是截然不同，出现了交往的障碍。长子女与同胞在教育经历、认知行为、兴趣爱好等方面彼此之间都有着较大的不同，会产生一种亲中有疏的隔阂。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年代，社会变迁激烈，使得传统意义上代沟的间隔极大缩短，早已不再是只存在于父母和子代两代人之间。代沟是横亘在长子女与同胞之间的文化隔膜，站在代沟两侧的长子女与同胞被隔在了时代的两端，缺乏足够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最终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四）社会化差异受访的长子女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在五至九岁，甚至十几岁。他们在心理特征、社会角色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差别。作为曾经的独生子女，现在面对同胞的出生不得不扮演“兄姐”的角色，长子女继续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应对家庭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生活冲击，并主动调整和积极适应新的角色。在弟弟面前我就是一个“权威”，什么事情都听我的，在家中我俩的地位也不同。我有时候也会代替父母行使管教的职责。说起来我们之间关系不错，不过还是觉得会有代沟。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独生”生活。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要学习怎么当一个好姐姐，做一个小大人，慢慢适应、接纳他的到来。（T-F-14）长子女与同胞的年龄差距较大，随之也带来了同胞关系的社会化学习场景的较大差异，这种基于血缘之上的同胞关系又会引发其各种不同的反应。当父母逐渐老去，长子女不得不扮演“准家长”的角色。当然，在名义上长子女与同胞属于同一代人，并没有家长的头衔，可是当父母由于年迈对孩子的抚育力不从心之时，长子女不得不担负起照顾和抚养年幼同胞的重任，在未来的某个时段还要承担兄姐、准家长、子女多重角色的身份。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都有兄长照顾弟妹的传统，“长兄为父”“长姐为母”似乎在高龄产子家庭中将再实践，但这可能引发家庭关系的变革。五、“同胞隔阂”下的家庭变革（一）社会化内容与家庭养育模式变革1.长子女社会化的新内容长子女已经习惯了“独享”家庭的经济资源和情感资源，如今要去接受一个比他更小、更需要帮助的同胞，容易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出现某种不适应。长子女面临的新社会化任务就是积极面对作为“兄姐”的新角色，在家庭的协同教育下主动学习角色规范，积极适应新的家庭关系。作为家庭中的长子女，要客观地看待与同胞的差异，改变认知方式，提高共情能力，直面因同胞带来的心理冲击和情感的“威胁”，适应和学习“兄姐”的角色，唤起其责任意识，完成社会化角色的转化；同时也要坦然面对同胞间的冲突与心理距离，放下“同胞竞争”心理，选择礼让和承担，进行正确的归因，提升自己的情绪管理和行为控制能力，以平和、包容的心态与同胞进行互动，培养相互分享的品质。2.长子女进入“准家长”的角色由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长子女既扮演着兄姐的角色，可能还要扮演另一个“隐性”的社会化角色——“准家长”。当然，长子女与同胞是同一辈人，名义上来说没有教养的义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又不得不承担一定的原属于父母的照顾和养育责任。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兄姐在家庭地位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长兄为父”“长姐为母”诠释了长兄长姐对弟弟妹妹的照料责任，尤其是年龄间隔较大时，长兄长姐与弟弟妹妹之间便有上下辈之意，长兄长姐照顾弟弟妹妹便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长子女与同胞之间不仅是同胞手足的亲情，更有一种类似于上下辈之意的养育之情也嵌入于他们的情感中。3.家庭养育结构变革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注重兄姐对弟弟妹妹的抚育之责。长兄长姐要爱护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承担着抚养与教育的重任。特别是高龄的父母难以完全负担对年幼孩子的抚育责任时，长子女便需承担部分抚养和教育的义务和责任。长子女将来还将面对一系列的压力：如需在时间、精力、经济上为同胞的升学、就业、婚姻等方面提供切实的帮助。随年龄增长，长子女在未来也会进入婚育阶段。可以预见的是长子女除了要照看自己的子女、赡养父母，同时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姐还要履行兄姐的职责，肩负起抚养、教育弟弟妹妹的重任，也就是长子女身兼家长、子女和兄姐三重社会角色和责任。（二）家庭关系复杂化1.亲子关系后独生子女时代，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也会发生较大变革，给父母带来新的挑战。第一，父母与子女年龄差距过大，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容易产生“代沟”现象，可能会阻碍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形成。第二，年龄的增长使得父母不能继续担负繁重的抚养责任。父母可能会期待长子女肩负起对同胞的抚养义务，两代人之间对育儿的理解和实践不同，可能会产生矛盾或冲突。第三，同胞的到来使家庭生活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在独生子女时代，唯一的孩子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或焦点。因二孩/三孩出生，家庭关系出现了变化，父母要考虑孩子在年龄、性格、兴趣爱好的差异，公平对待他们，在亲子关系中体现“多向性”的特点。2.夫妻关系生育是大多数家庭维持稳定的重要条件，然而肩负生与育任务的夫妻双方其关系随着家庭发展也会经历一系列的波折与起伏。一方面，再次生育使家庭生活内容更为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家庭生态取得平衡的难度提升。围绕子女抚育产生的各种问题，家庭在没有形成适应新关系格局的互动机制之前变得敏感和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对夫妻间的关系带来即时的冲击。在生育二孩/三孩后的家庭转型期，婚姻满意度的下降似乎是一种常见现象。在生育阶段夫妻双方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育儿压力和家务劳动的增加。更加忙碌和疲惫的育儿生活对夫妻关系是一种挑战，夫妻双方要开始适应再次生育导致的身心的变化，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主动增进夫妻间的交流，疏导婚姻中的矛盾和冲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3.手足关系在后独生子女时代，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于已经习惯独生子女生活的家庭要开始适应家庭系统的改变。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同胞手足关系具有既定性与交往的互动性。尤其在一些年龄差距较大的同胞之间，同胞关系呈现出一种亲中有疏的特征，存在着以冲突、排斥、心理距离为表现形式的隔阂。随着社会变迁日益激烈，同一家庭的子女由于其年龄差距较大，其成长环境和经历可能会截然不同，使得同胞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胞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以及产生的距离感并不亚于世代之间的“代沟”，而且同胞之间的出生顺序和较大的年龄差距等因素造成同胞关系呈现等级化、动态化的关系。六、拓展讨论：重新构筑多子女新家庭理想的可能再次生育不仅意味着家庭人口的增加，也并不能简单复制一孩的生育经验，整个家庭系统都将发生变化，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后独生子女时代生育二孩、甚至三孩意味着家庭规模的扩展，家庭关系结构发生重组，赋予长子女新的角色和身份，父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已有的家庭关系中生发出同胞关系系统，原有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很多高龄产妇来说，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再次生育的时间不是其理想的生育时间，且很多家庭是在缺乏足够准备下便匆匆做出生育的决定。因此，身体机能衰退、事业和家庭生活的冲突、子女抚育等问题都将凸显出来。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孩子的年龄差距过大，孩子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使得家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费孝通观察到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同胞关系”和“长幼有序”，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一直在鼓励和倡导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帮互助，如民谚“骨肉天亲，同枝连起”“血浓于水”“兄友弟恭”等。但是，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较大的年龄间隔，相互间的交往互动就会呈现新的变化，尽管这些社会变革目前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可以预见的是，同胞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导致其在心理归属、情感适应和个人继续社会化方面将产生差异。然而，年龄间隔较大的同胞之间一定会出现情感危机吗，同胞之间的隔阂能被挽救或修复吗？构筑一种崭新“多子女”新家庭理想模式何以可能呢？我们其中一位访谈对象（Z-F-10）在她的自传中给出了具有参考意义的答案——从一开始“不能接受”新增家庭成员，通过和父母的交流慢慢了解父母的想法后“不情愿地同意了”。再到后来虽然不愿意与妹妹分享一切，觉得她的想法和行为幼稚，但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觉得妹妹“没那么讨厌”，逐渐体会到姐姐的责任感和“小家长”的特权，并以此敦促自己要给妹妹“树立好一个榜样”，学会与妹妹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无论如何，同胞关系是人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家庭关系，当兄弟姐妹作为伙伴、榜样时，可以直接影响彼此的人格发展和生命历程。在后独生子女时代关注家庭内部同胞关系可能遇到的冲突和隔阂，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随着家庭中的“二孩”“三孩”进入中小学以及婚育阶段，会给中国家庭结构带来更为明显的变迁。本文探究后独生子女时代同胞年龄差距较大现象，这些出生间隔较长的同胞会产生手足隔阂。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家庭规模扩大、家庭结构变迁，以及家庭养育模式、长子女继续社会化内容的变革和适应；长远来看，也会面临家庭养老结构和家庭关系复杂化等冲击和调适。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6期P52-61END图文

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社会学、应用新闻传播、互联网平台与治理龚沈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传播、互联网平台［摘要］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拥有更高质量的发展条件，更宽阔的人生舞台，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青年在面临着丰富人生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遭遇了诸多风险挑战。文章聚焦2022年，从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等四个关系青年成长与发展的现实时空背景切入，关注“小镇做题家”“网络原住民”“985”青年、“90后”“00后”等四类青年画像，总结归纳了青年基层实践、青年人口流动、青年社会交往、青年粉丝文化、青年网络参与、青年社会心态、青年就业择业、青年教育焦虑、青年结婚生育、青年养老责任等十大方面的中国青年发展热点。“青年是标志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通过本年度热点问题的回顾，从描述这些青年发展热点的现象表征入手，剖析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期如实地反映青年温度，为全社会开展青年工作提供青年真实图景，为开展针对性的政策研究和学术分析提供更多思考和启发，助力形成推动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的强大合力。［关键词］青年；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繁荣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一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新时代的青年拥有更高质量的发展条件，更宽阔的人生舞台，更全面的社会支持。2022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青年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激情满怀，超九成的受访青年相信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在踏上自我奋斗和奉献青春的新征程，在充满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近年来，国际国内诸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国家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作为“标志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的青年群体，青年的成长与发展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现实图景。青年群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断以热点话题和学术议题的形式呈现在公共视野、网络空间和学术场域中，但相关议题的讨论比较专题化，相对缺乏整体“图景式”观察，为此有必要加以系统梳理和跟踪分析。本文材料分析的时间段主要聚焦于2022年，尝试以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等四个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实场域作为切入点，聚焦青年发展的十个热点，从特征、原因和政策等维度进行分析，以期立足当下社会实践语境中呈现出青年热点的变与不变、困境与挑战、现实与未来。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小镇做题家”的参与与融入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动加速。青年流动更加自由，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大背景下，中国青年逐渐由单向的“孔雀东南飞”转变为多向“自由随心飞”，更多青年通过城乡之间的发展流动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发展跃升。青年的流动一方面既体现在城乡之间的横向地理空间流动，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阶层的纵向流动上。教育是改变青年人命运的重要途径。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十年来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背景下，大批农村和城镇青年通过自我努力、考试通关进入城市。2022年以来，“小镇做题家”一词频频出现于青年网络关注话题中。“小镇做题家”作为热词走红背后，既有“后高考”人生境况的迷茫和焦虑，也有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反思和审视。“小镇做题家”的青年热点启示着全社会，只有坚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新一轮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才能化解青年焦虑，让青年的良性、有序流动成为现实。热点一：青年基层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总体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一人口流动模式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但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在部分地区，乡村社会成为老人儿童的留守地，呈现出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的特点。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失衡，让乡村的基层治理面临举步维艰的困境。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瓦解了乡村基层治理的结构和秩序，属地治理逻辑失灵，属地治理规则失效。研究者视野中参与和服务乡村基层治理的青年群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基层村治体系中的“大学生村干部”（俗称“大学生村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正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新趋势。青年村干部的加入为乡村基层治理注入了活力，但乡村也存在着制约青年村干部发挥作用的实践困境。政策性因素是青年村干部大量涌现的主因，这一群体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稳定存在的治理主体仍有待实践检验。第二类是返乡就业创业的外流青年。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大背景下，部分乡村地区迎来发展机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群体日益庞大。有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外流人口通过返乡就业创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骨干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甚至被基层权力主体吸纳成为村干部，形成“能人治村”。第三类是通过数字手段异地参与基层治理的外流青年。有学者研究了腾讯“为村”（WeCountry）应用程序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认为数字平台的介入为外出青年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一条数字化路径：外出青年村民能以低成本解决“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也缩短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也提高了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有学者指出，在第一类和第二类群体之间还有一种特殊的青年基层治理参与。返乡青年还可以通过乡镇临聘下派和村干部推荐等非正式的途径参与基层治理。这些青年有两大来源：一是以报考公务员为目标、暂时考“公”失败的待业大学生，二是有多年外地工作经验、为照顾父母返乡的青年。这一类青年基层治理参与有很大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但体现了实践情境中青年基层治理参与的多元图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城乡要素流动关键是人的流动，乡村振兴关键是青年人才的支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少青年领办专业合作社、推广现代农业科技、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移风易俗、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倡导文明乡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农村焕发新貌。这些都是青年基层治理参与的生动实践，也为新一轮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生机活力，也为新时代下青年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实践空间。热点二：青年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0月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显示，2012年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人口流动日益活跃，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2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4.9%，其中，流动人口达到3758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6.6%。与2010年相比，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流动人口增长69.7%。从人口在全国空间布局来看，人口主要流向沿海、沿江地区及内地城区；而在各省域内部，中小城市、农村人口主要流向省域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人口增长迅速，分别增长了35.0%、12.0%和7.3%。上海、北京、广东、浙江4省（市）10年间人口密度增量均在100人/平方公里以上。求学和务工是青年人口流动的两大内生动力。《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叫作新生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在流入地长期生活居住的规划，拥有强烈的融入流入地的意愿。影响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意愿的因素主要可分为结构地位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两大类。结构地位因素包括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务地位、住房状况等；社会融合因素包括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情感生活、人际关系、朋友网络、婚姻状况、社会排斥情况等。其中，结构地位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往往比社会融合因素更为显著。民间智库团体“城市数据团”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资料，汇总梳理出全国各大城市各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变动情况。其中，20~29岁人口的变化代表了当下青年人口的流动状况，40~49岁人口的变化代表了当下中年人口的流动状况。再将二者比较后发现，各城市的人口流动情况出现了显著差异。在青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大城市中，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中年人口也在增长，而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的中年人口却显著减少。中年人口的流动现状或可看作是青年人口流动现象的“悠长背影”。当公众习惯于将聚光灯打在此时此刻的青年身上，彼时彼刻的“青年”的背影已在历史的墙壁上悄然拉长。城市中年人口的增减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过去的一个时期内青年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也反映了青年在一些大城市的“扎根”情况，对于我们了解青年的融入状况有一定的启发。2022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增强了青年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信心，方案中首次提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要求人口流入地区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教育、住房等供求矛盾较为突出的领域，并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五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持续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将得到更多释放。热点三：青年社会交往城市是多数青年最向往、最渴望定居和发展的地理空间。在新发展阶段，青年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关注。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期望通过政策的手段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其中，明确提出要从规划环境、教育环境、就业环境、居住环境、生活环境、健康环境、安全环境等七个层面营造青年发展型城市环境。其中在诸多议题中，城市青年的社会交往作为一项现实而突出的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打造也离不开青年良性社会交往行为的培育和城市青年社会交往空间的有效塑造。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群体绝大多数来自外地，他们离开家乡的父母亲人，来到大城市独自一人居住生活，人际关系网络的拓展可能需要从零开始。这一青年群体被称为“空巢青年”。据《“空巢青年”心态特点与生存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空巢青年”的社会关系比其他群体更为疏远，59.7%的“空巢青年”在城市生活中缺少亲密朋友，介于“一个也没有”和“1~2个”朋友之间。导致部分城市青年的社会交往困境的原因比较复杂。社会交往意愿在城市青年内部存在差异。“乡—城”流动型的“进城”新生代流动人口有着比父辈更友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也有着教育和技术条件进步带来的更强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但是，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和居民身份认同感却更弱，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流入城市对自己接纳的基础上，更易被外在环境的排斥行为影响。对外在环境评价的敏感性，阻碍了这些青年群体与本地社群的交往交融。相比之下，“城—城”流动型的“择城”而居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却有所不同，他们拓展社会交往的意愿不仅没有下降，还远高于前几代。同时，社交媒体侵占了城市青年大量的闲暇时间，青年网民高频使用社交媒体来排遣孤独并沉浸其中。这种虚拟时空的交往实践，看似消弭了个体与社会的距离、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却可能成为了青年在现实世界进行社会交往的阻碍因素。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极为重视社交边界感，十分看重在自身交往活动中的独立性，他们基于社交媒体进行社会交往时，倾向于建立弱联系，有意避免形成强联系，例如一些青年在使用抖音时会主动选择削弱与现实生活中熟人的关联。当社交媒体过多地侵占城市青年的闲暇时间，青年在现实世界的社会交往时空就会被压缩，青年可能因此无法建立更真实更紧密的社会关系。社交媒体上普遍存在的弱关系与难以建立的强关系，可能导致青年使用社交媒体越频繁、内心感受反倒越孤独。不过，我们仍应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交媒体与网络技术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传统视角之下，把存在于现实空间中的亲缘、地缘或业缘看作是培育强关系的土壤。当网络空间的互动成为青年人日常社会交往的主流，网络特有的社交行为便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青年的社交态度和社交文化。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不断交错的交往关系的动态演变，为分析青年社会交往问题开启了新的考察维度。也正因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动态不确定性，使社会交往成为颇具政策创新潜力和想象空间的青年发展要素。因此，建设青年宜业宜居的发展型城市，既要注重现实空间的软硬件改善，也要看到网络空间提供的丰富可能性。二、数字化时代下“网络原住民”的文化与心态1994年4月，中国第一次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当今世界最壮阔的数字化变革由此在这个国家拉开序幕。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一路伴随着互联网、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他们是地道的“网络原住民”。这个总数接近4亿的庞大群体，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上都留下了深刻的互联网烙印。中国互联网正处于从“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节点之上。2021年至今，中央网信办多次部署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打击处理了一批互联网乱象，互联网生态得到明显改善。数字化生存的青年一代依托互联网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在无形中影响并塑造着青年人的社会心态。热点四：青年粉丝文化整治直播、短视频领域和“饭圈”领域的乱象是“清朗”行动的两项重要工作内容。粉丝文化和网红文化是青年网络文化问题中的两大突出现象。“饭圈”又称“粉圈”，是“粉丝圈”简称，是粉丝对自己所属的追星群体的统称。粉丝文化始于大众媒体的追星文化，2005年《超级女声》节目是我国追星文化的开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追星文化向粉丝文化转型。粉丝通过网络自发自主地聚集，不受空间、时间的影响，便不再是被造星工业统摄的对象。这种基于网络的粉丝聚集行为日益组织化，便形成了“饭圈”。作为单纯的文化现象，“饭圈”和粉丝文化毁誉参半。尽管自诞生起就背负着毒害青少年的污名，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应当尊重的青年文化创造，提倡去污名化，发展其在建设青年意识形态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在商业逻辑和产业力量深度介入后，粉丝文化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饭圈”被整合为娱乐产业的重要一环。娱乐公司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诱导未成年人消费，“买榜”“雇水军”扰乱公共秩序，对社会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整治“饭圈”就成了势在必行的紧要问题。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原指由于某些行为、某个事件被广大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由于人们在网络上走红常常是因为迎合了“审丑”和低级趣味，所以网红文化的处境原本比粉丝文化更为糟糕。然而随着网络视频应用的兴起，直播和短视频逐渐成为人们流行的消遣方式，网红作为直播和短视频的主角，突然获得了正当的职业身份。头部网红的高收入更是让网红成为受众多青年追捧的光鲜职业，网红文化因网红经济而壮大。不过，迎合低级趣味依然是网红行业的顽疾。视频平台为追求流量，不但对其存在听之任之的情况，甚至使用算法推荐为其推波助澜。同时，短视频应用在设计上鼓励用户对内容进行翻拍模仿，其中不乏低俗和危险内容，造成现实社会风险。包括多数青年在内的网民群体早就对短视频乱象深恶痛绝。实践证明，青年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规范性力量介入。热点五：青年网络参与网络是青年政治表达的窗口和首选渠道，青年政治参与也因此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10~19岁、20~29岁、30~39岁、40~49岁及50岁以上网民占比分别为13.5%、17.2%、20.3%、19.1%和25.8%。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中老年群体中的普及，青年群体在我国网民总体规模中已不再占据绝对多数。中国互联网空间的人口结构正日趋平衡，中国网络空间的其他参与者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亟待重新审视。网络爱国主义是近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种青年网络政治现象。网络技术让爱国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进入到一个新阶段。2016年初“帝吧出征脸书（Facebook）”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网络在国家认同、民族自信等议题上对青年群体具有强大动员作用。青年群体独特的粉丝文化和图像文化使爱国主义教育在网络空间变成了一种不同“日常操演”实践。然而，这一网络政治现象背后有更多元的参与者。不同代际、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中形成的网络行动者群体共存于当下互联网环境之中，他们既是民族意识原材料的提供者，也是青年网络政治行动的凝视者。他们是“小粉红”“战狼”等标签化认知的来源，客观上影响了青年的网络政治行为。这一糅杂着民族国家复杂意识碎片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尽管存在着容易发生意见极化的潜在不利因素，但也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激发青年群体的爱国热情。客观上，也激发了青年主动拓展全球化视野，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关注到外部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他们赋予的时代使命。对于此类青年网络政治现象，既不能一味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要立足于青年发展的大局对其进行规范管理，要伴随中国互联网治理水平的提高对其进行理性引导。对于更广泛的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互联网管理者要摸清青年意见表达的规律，对青年政治参与进行正确有效引导，让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另一方面，互联网管理者需要关注互联网空间的其他群体对青年的影响，整治刻意制造对立、煽动情绪、放大焦虑等对青年产生不良影响的网络乱象，协调好互联网空间中的各方角色。热点六：青年社会心态青年的社会心态问题是把握中国青年生存和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昭示着时代的观念演进。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上海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等机构联合发布《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1）》，打破了对时下青年社会心态的一些刻板印象。“佛系”“躺平”并非绝大多数青年心态的真实面貌，“躺平”更多是当代部分青年的一种情绪表达。尽管“逃离北上广”成为热门的舆论话题，但一线城市在大多数青年人中的吸引力仍在上升。大家对体制外工作的认知相对统一，倾向正面。但是实际的择业倾向中，更多的青年网民倾向体制内工作，“00后”较“90后”更倾向于选择在体制内的单位工作。与互联网上“恐婚不婚”“独身主义”言论不同，恋爱、结婚仍是中国青年看重的“人生大事”。然而，愿意恋爱者与愿意结婚者之间的比例差异悬殊，青年群体的婚恋心态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趋势：渴望美好爱情，但怯于走入婚姻。青年网民群体生育意愿整体消极，持消极生育意愿的人数是持积极生育意愿的人数的四倍左右。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青年社会心态变化背后的底层逻辑。有学者指出，青年社会心态背后是一系列潜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冲突，包括对既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满、对资本与工作的反抗、对主流家庭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不认同，还有源自亚文化共同体与泛意识形态的冲突，其内在逻辑是“丰裕一代”面对资产社会的深切无力感。青年的社会心态敏锐多变、动态多元，一些类型的社会心态常常会被现实环境中阶段性、暂时性的困境所放大，由此导致少数群体的心态极端化，甚至在青年群体中逐步蔓延，进而冲击社会公序良俗，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关注青年社会心态变化的底层逻辑，有利于更好地评价、把握青年社会心态的特征和趋势。党的科学理论和初心使命是青年形成健康社会心态的坚固根基。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三、风险社会中“985青年”的压力与焦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安全”成为高频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认为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青年既面临着建功立业的难得机遇，但同样也直接承受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在网络社区中，青年人以自嘲的方式来表达在风险应对中的迷茫与乏力，其中不乏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优秀青年”。例如通过高考激烈竞争进入“985”“211”名牌大学的高校学生，这一群被外界视为“天之骄子”的青年人在豆瓣网上组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兴趣小组，在小组中分享自己从考上名校到走向“失败”的故事。然而，他们所谓的“失败”更多是一种自嘲和反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985”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青年话语实践，不仅仅是对一部分重点高校的指代，更是处于迷茫困惑中的青年的群体表征。这一话语实践背后的就业压力与教育焦虑是多数青年面临的社会问题。热点七：青年就业择业就业择业是所有青年最关注问题中的“牛鼻子”和“老大难”。2022年以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以及反复的疫情形势下，我国部分行业遭受冲击，劳动力需求下降，一部分青年群体面临阶段性的就业压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我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月度峰值分别为16.8%和16.2%，而2018和2019年月度峰值仅为13.3%和13.9%。2022年初，青年失业率从2月的15.3%一路飙升，至7月达到19.9%的历史最高值。随着经济加快恢复和稳就业政策的倾力支持，青年就业情况也将整体趋向好转、趋于稳定，截至9月已降至17.9%，这一转变来之不易。值得关注的是，在一部分青年“就业难”的同时，一部分行业却陷入了“用工荒”，2022年上半年我国市场岗位需求事实上大于求职人数。2022年我国青年就业困难较往年更加突出，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在供给端的高校毕业生总量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千万；二是在需求端的企业因疫情冲击吸纳就业的能力大幅下降，疫情也阻塞了部分青年人的正常求职渠道；三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除这些短期因素影响外，还有一部分中长期因素导致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相叠加。青年的就业择业需要公共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一些青年面对更加严苛的就业环境，抱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在短时间内草率就业。这样的就业方式可能会严重影响青年就业者未来的发展，带来终身的负面影响。在择业观方面。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发现：大学生择业更趋向于务实理性，更重视工作收入；从偏好看，体制内工作的吸引力在上升，大城市就业持续受青睐；从去向看，“211”高校生更倾向高薪企业，一般本科院校生偏好公务员，专科院校生相对更爱创业。受访大学生表示在多个方面愿意妥协，唯独薪酬待遇上不愿妥协。同时，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大学生薪酬期望在今年出现了下降。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2021年下降约6%。其中，期望薪资4000元以下的占比12.8%，高于2021年的8.9%；期望薪资6000元以上的占比44.6%，低于2021年的50.8%。这也进一步说明青年群体在就业择业问题上的务实理性。青年的就业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党和国家立足于发展全局，通过整合全社会力量，努力化解不利于青年就业困难的短期和长期因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同时针对青年人集中的新就业形态等也明确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时代的青年脚踏实地、务实理性，兼具较高的劳动素养和认识水平，是党和国家敢于向发展难点、堵点、痛点发起挑战的底气和根基。从长远来看，协调好青年自我实现与国家宏观发展的关系，才是破解就业难解之结的关键。热点八：青年教育焦虑在当下社会情境中，青年就业择业压力的镜像问题往往呈现为以学历文凭为核心的教育焦虑。近十年来，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加速扩招，如今超过一半的18~24岁青年人口已取得了高等教育文凭，且这一比重还将继续爬升。随着高等教育人口规模的扩大，就业压力的加剧，“文凭贬值”的困境在一些行业、地区和群体中接踵而至。我国教育部门与产业、经济、社会等部门的匹配性仍有待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也存在与市场的人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在这一结构性困境下，青年群体的教育红利难以一蹴而就地有效地转化为就业红利。客观上，文凭和学历仍是青年就业求职必需的敲门砖。高等教育分流机制在现实就业环境中仍具有显著的“好上加好、差上加差”的叠加效应，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更可能进入体制内单位、获得更高收入。根据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2021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的月起薪算数平均值分别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青年群体面对高等教育分流机制带来的就业差异，不得不转身继续投入到更高层次的学历竞争。在就业形势严峻的2022年，不少企业招聘广告上都标明“只招硕士”“硕士优先”，这使得考研成为学生提升竞争力、缓解就业压力的普遍选择。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有457万人报名，比2021年增加了80万，增幅超21%；而2021年较2020年的增幅仅为10.5%。相比2017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增加了256万。青年群体的教育焦虑由此可见一斑。青年教育焦虑现象也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在已婚已育的青年群体中，中国城市“鸡娃”之风兴起，教育焦虑最终促成了以阶段化、指标化、计量化为特征的对少年儿童的超前教育和密集化教养。在农村家庭中，“寒门难出贵子”的教育焦虑再次泛起，农民家庭期望通过加大教育投资推动子代实现阶层流动和跃升，但“刚性教育预期与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刺激了农民家庭的教育焦虑。这种愈演愈烈的个体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全社会的教育焦虑。教育焦虑问题需要从根源上进行系统治理。其中，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观念亟待重建。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1076万高校毕业生中有483.6万来自高职高专。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却一直处于教育资源洼地。根据《2020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高职高专仅占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18.2%，而同期高职高专在校生在高等教育总数中的占比为34.89%。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于2022年5月1日正式施行，职业教育在宏观政策层面的重视程度得到提高。例如，职教本科成功入法，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将由教育部门担纲建设等政策设计将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四、老龄化社会下“90后”“00后”的婚育与养老当前，“90后”和“00后”已成为我国15~34周岁青年群体的主力。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改革的目标。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0后”和“00后”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中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他们是物质条件相对丰裕的一代，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红利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当他们的父辈开始步入老年，茁壮成长为青年的“90后”和“00后”，即将承担起维系家庭运作的支柱角色。热点九：青年结婚生育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问题，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具有国情的特殊性。首先，我国老年人口庞大。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0.8%。其次，我国老龄化速度快、程度深。根据国家卫健委预计，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从国际上看，我国老龄化进展时间短于法国的126年、英国的46年、德国的40年。与此对应的是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就长期处于更替水平2.1之下。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在国际上已跌入最低水平之列。青年群体作为未来十五年结婚生育的主体，其低结婚率、低生育率问题已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经济因素通常被看作是诱发低生育率的主因。青年群体生育率下降被看作是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微观个体经济负担综合作用的结果，养育子女的直接经济负担和难以负担的住房成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诱因。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77.4%）、“年龄太大”（45.6%）、“没人带孩子”（33.2%）。大量研究也从经验证据上佐证了房价上涨、高昂的住房成本对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经济因素并非诱发低生育率的唯一原因。在社会因素上，社会和家庭层面的性别不平等使女性需要承担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挫伤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青年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对青年女性的支持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客观推迟了青年群体尤其是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时间。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推迟相关青年群体的初婚时间。1990至2000年间，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推迟1.52岁和1.13岁；2000至2010年间，推迟幅度分别降至0.64岁和0.72岁；2010至2020年间，推迟大加速，推迟幅度分别提升至3.63岁和3.95岁。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且对青年男性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在文化因素上，有学者认为受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传统的“多子多福”趋向于少生、独生甚至不生，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而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婚育观并未发生转型性变革，生育仍是绝大部分大学生理想人生的一部分，婚姻仍被视为生养子女的必要条件，但婚育成本和工作竞争压力等经济因素导致大学生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下降。需要区分的是，生育意愿并不等于生育行动。我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鼓励生育政策既要提高生育意愿，又要促进其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否则就会出现意愿高于行动的生育赤字。一项基于上海的调查研究发现，尽管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但二者同时呈现出向超低水平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应当引起警惕。热点十：青年养老责任在深度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养老养小”的代际冲突问题是“90后”“00后”未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独生子女是“90后”“00后”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青年群体的重要特征。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1982年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一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6年1月才因“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走下历史舞台。独生子女是“90后”“00后”的主体。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矛盾张力之下，独生一代如何面对老龄化带来的代际冲突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在现代社会中，“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际关系处理原则正在遭遇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等要素的挑战，“孝道”的伦理秩序在发生着变化。虽然传统的权威性孝道模式在中国日渐式微，但相互性孝道模式在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项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研究发现，城市青年更加认同相互性孝道模式。一方面，城市青年对父母的各项支持都在提高，尤其是精神慰藉；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也在提高，且在照顾支持和经济支持方面比子女有更多投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互性孝道模式在实践中常令父母付出更多。子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工作生活，父母也从农村迁移至子女所在城市居住。“老漂族”大量涌现，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照顾晚辈是老年人向城市流动的主因，比例高达43%，而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仅为25%。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相当一部分“老漂族”的处境并不乐观。他们失去了熟悉的社交网络，也难以享受到流入城市的社会医疗保障，在家庭内部的代际竞争中更处于弱势地位。一项基于广东、江苏和陕西三省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儿童优先”是家庭照顾资源分配的原则，家庭中未成年儿童越多，老人越容易从被照顾的对象变成照顾服务的提供者；高龄老人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更严重老人照顾赤字。结合倡导“三孩”的政策背景，假如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同时有高龄老人和三个未成年儿童，其所面临的代际竞争的困境是个体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加快推动相关领域公共服务建设是当务之急。由于初婚年龄的普遍推迟，当前绝大多数“90后”“00后”尚未婚育，他们的父母也还不需要子女照料。当2035年重度老龄化社会到来时，他们才真正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困境”。由此带来的代际冲突问题不只是青年群体的生活烦恼，也是他们父母的养老焦虑和他们子女的成长难题，更是全社会需要协力应对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盼，帮助青年解决好他们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努力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条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给青年的发展带来崭新的议题，要让青年感受到党的温暖，更加离不开对“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青年现实问题的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前已有不少城市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实践，如深圳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养老服务政策创新实践，包括深化粤港澳养老服务合作、打造嵌入式养老地产、构建“互联网+”智慧养老模式等。这些应对老龄化的策略理应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协同共进。五、结语本报告概括了在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时代、风险社会、老龄化社会等四个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实场域中的十大青年发展热点，可为全社会开展青年工作提供相对全面完整的“现实图景”，相关学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也为解决青年发展问题贡献了比较清晰的“发展路径”。2022年的中国与世界、国家与社会发生一系列大事和变化。新冠肺炎病毒在变，全球化格局在变，多极化世界在变，诸多变化逐渐使人们意识到不确定性并非临时的、短暂的，而是较长发展时期内的阶段性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为此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的准备。站在本年度时间节点上回顾和展望青年热点，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青年困惑，在发展的脉络中把握青年期待。发展的眼光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到青年这一对象的流动性，青年不是一个静态、孤立、笼统的对象，而是动态、复杂、分层的群体。发展的脉络意味着要结合历史的、整体的、具体的线索分析当代青年的现实性和超越性，既不能因一时一地的情境特征而夸大了感性认知，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特定的结论性认知直接放置到此时此地的实践情境中来。对青年发展热点的观察研究，需要进行常态化、可持续地整理、反思、总结、提炼。一方面，要针对青年发展热点，进行更多的长期性、跟踪性的社会调查研究，建立起多元化历时性的经验材料库；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青年发展热点中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案例，进入复杂情境，研究典型个案，努力从个案经验中提取普遍方案。此外，要立足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群体差异，探索支持青年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具体措施，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供更多智库建言。虽然面临新挑战和新考验，但我们始终相信，民族复兴大业和青年成长机遇将会成为广大青年的力量源泉和牢固根基，新时代的好青年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出绚丽之花。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6期P17-30END图文

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老龄健康冯慧迪，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2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摘要］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我国新的基本国情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客观了解国人的养老需求、积极应对老龄化是当下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独生子女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迈入养老阶段，独生子女在传统家庭养老中正面临持续压力。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对独生子女的分布特征进行整体性描述，进而深入分析独生子女群体对其父母养老偏好的差异性特征。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模式；在独生子女内部，非农业户口、东部地区、女性、更高学历和更高收入的群体更倾向于社会养老模式。进一步了解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观念，有利于客观认识传统孝道文化中家庭养老的影响，为独生子女群体父母的养老谋划更为友好的养老政策和保障措施，以更好地迎接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型和老龄化社会。［关键词］独生子女；养老偏好；人口老龄化；政策建议一、引言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新的基本国情。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United

方芗，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医学人文、科学技术社会学顾若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医学社会学、环境/科学技术风险研究、性别研究［摘要］乳腺癌是一个困扰全球女性的疾病难题。本研究运用疾痛叙事法研究15位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疾痛适应问题，聚焦于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身体—自我—社会身份”关系链在癌症疾痛背景下的断裂与重构。研究发现，疾痛使得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物质基础的身体被破坏，引发青年女性患者自我认知的紊乱与身体意识的觉醒，身体与自我关系的断裂，令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与周围环境出现关系精简化和情绪内向化。随着自我认知的调整，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发挥主体性，从接纳真实的自我到重构人生价值序列，通过病友间建立的互助关系，构建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新的身份认同，应对社会的污名化，最终完成自我的“新旧生活”交替。基于身体损伤与心理机制之间的关联，注重主体性在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突出“人文关怀”的医疗护理理念。［关键词］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身心关系；疾痛适应一、导言乳腺癌是一个困扰全球女性的疾病难题，仅2018年全球就有210万新增病例，死亡率更是高达11.6%，仅次于肺癌（18.4%）。学界一般将年龄小于35岁的女性乳腺癌患者定义为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一方面，相关研究报道，相较于年长的患者，青年乳腺癌患者有着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且亚洲青年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欧洲，我国的青年乳腺癌患者占同期乳腺癌患者的6%~13%，乳腺癌成为威胁青年女性身体健康的首要恶性肿瘤疾病；另一方面，随着自体/假体移植技术的发展，现有主流治疗方案可以有效避免因乳房切除术对患者造成的性征缺损问题。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不仅面临身体破损问题，还面临着因慢性癌症疾痛带来的“身-心”关系重塑，及由此带来的自我认知、社会身份转变及适应问题。癌症疾痛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持续性和反复性的。从乳腺癌患者的人生进程来看，“适应”（Adapting）是指一种有缺陷的生活方式，即疾病患者与病共存的生活常态。综上，青年女性面临日益严峻的健康危机，医学技术的长足进展和医疗护理理念的进步，使得乳腺癌患者面临的主要难题不再是“乳房缺损”问题，而是如何适应癌症带来的长期慢性疾痛“适应”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提出本研究的主要问题：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如何从身体—认知层面应对癌症带来的疾痛体验。具体来说，研究问题聚焦于患者的“身体—自我—社会身份”关系如何在癌症疾痛背景下发生互相建构与改变。二、文献综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言中说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疾痛”指向人们的患病经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疾病病症、苦难和心理困扰，是比“疾病”更深一层次的体验。（一）“身—心”关系的辩证统一东西方哲学体系对“身”“心”以及“身-心”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西方哲学中，身体是与感觉、感性和欲望等相关联的肉体性存在，身体的对立面是灵魂、精神与理性等属灵性物质，二者的紧张关系最早可回溯到古希腊时代。自古希腊以降的“身-心”关系探讨经历了从“二分”到“统一”的阶段性变化：1.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是经典哲学观点，主张身体与精神绝对分开，身体的概念中不包含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2.斯宾诺沙的“身心合一论”和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论”用同一性来解决身心对立的问题；身体研究在工业革命时代逐渐崛起，身体社会学研究有三条理论脉络。3.“身体研究”的崛起。福柯认为人类的身体史就是身体不断被压抑与规训的历史，当代社会对身体进行规训从而使其驯服；吉登斯超越了将身体作为承载社会象征的道具或对象的局限，提出将疾病融入个体的“人生进程”之中。苏珊•桑塔格则是在疾病的身体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作为隐喻的疾病”所具有的道德惩罚意味，以及由于疾病带来的广泛社会“污名化”问题。（二）乳腺癌患者身体—心理研究女性在当今家庭和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在疾痛及康复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家庭及社会压力。个人心理层面，女性乳腺癌患者饱受抑郁情绪的折磨和“病耻感”带来的社会交往受阻的困扰，身体的缺失也会带来自我形象紊乱。大部分乳腺癌患者在得知自己患癌时都经历了从震惊、恐慌到悲伤、无望的极端情绪。患者的术后心理焦虑和压抑的发生率高达95%以上，且面临着严重的“病耻感”困扰。83%的乳腺癌幸存者因为身体受损的问题而出现性功能障碍。躯体意象层面，乳腺癌疾痛及后续治疗给女性身体带来了不可逆的改变，由此带来患者对于自身的性吸引力、魅力感和尊严感严重缺失，患者的自我认知从“完整”变为“残疾”，自我认同感出现下降。家庭关系层面，罹患乳腺癌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残缺与伤痛，还有生理疾痛带来的社会事务的困扰。女性要承受失去乳房带来的极大心理冲击，担心夫妻关系稳定，同时还需要担心年幼子女的抚养问题。也有研究发现“家庭弹性”对家庭成员遭遇逆境后的康复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照顾者的共情能力也经由亲密度这一中介变量，对病人的生命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泛社会关系层面，乳腺癌患者倾诉疾痛之苦时受到的社会约束影响是隐秘而复杂的，表现在行为上通常为孤独、回避和焦虑。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与获得的社会支持呈现正向关系，其中来自外界的“主观支持”，如肯定、鼓励、开解等则是乳腺癌患者重新拾起生活信心的关键。（三）乳腺癌患者疾痛叙事癌症的到来是一种“危急情况”，长期遭受慢性疾痛折磨的患者经常在“好日子”与“坏日子”之间反复，遭受慢性疾痛困扰的患者常常需要经历“中断式疾痛体验”“侵入式疾痛体验”以及“沉浸式疾痛体验”的过程。在长期的慢性疾痛共存生活之后，患者常常陷入社交孤立、向内探索的状态，对自我身份产生质疑和情绪问题。有学者提出了“残缺身体”的概念，认为女性患者在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会面临三次身份挑战：乳腺癌患者—（不）正常的女人—（不）正常的人，从身体危机延伸至社会性别态的身体认同危机。对相关癌症病患的研究中发现这些患者热衷于用叙事的方式记录和表达自己的疾病体验。日本的“斗病记”作为一种出版物，多针对于对相似病例的患者的短片经历、体验和心得的书写记录，也有单独出版成书；英国“数字故事”（Digital

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青年与网络、志愿服务王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与民族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社会发展、志愿服务［摘要］互联网的出现和电子科技的进步让游戏设备日益小型化、便携化和普及化。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网络游戏在青少年中更是“触手可及”。本文通过分析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的2021年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发展调查数据，全面透视全国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使用的具体情况，并探究影响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不同特征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使用情况存在差异性：近七成未成年人玩过网络游戏，男生、留守儿童和中学生比例更高；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生活既有积极影响又有负面影响，部分未成年人存在游戏沉迷倾向；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使用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合理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国家应推进网络游戏分级立法；家庭应营造和谐环境，多正向陪伴与管教；学校应实施防沉迷教育与同伴教育并行。［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游戏成瘾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网络游戏相关信息。根据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上网玩游戏的未成年人比例为62.5%，较2019年（61.0%）提升1.5个百分点。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游戏产业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上半年中国游戏用户数量达到6.67亿，销售收入达到1504.93亿元。同时，报告认为国家级实名认证系统基本建成，未成年人保护进入新的阶段。但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依然屡见报端，而近两年在政策法规层面先后出台一系列号称“史上最严”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限制性规定也引起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全面透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的具体情况以及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产生的影响，探索应该如何合理地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一、文献综述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原因两个方面。从网络游戏的影响看，有学者指出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玩家的影响是复杂和多元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化，满足青少年的数字文化娱乐需求、社交需求以及部分网络游戏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团结协作意识；负面影响主要涉及健康和成长道德问题。如有研究发现过度玩网络游戏会消耗未成年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损其视力及身体健康；网络游戏中存在的打斗元素会诱导未成年产生暴躁和攻击倾向，进而影响青少年的道德发展。还有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经常玩网络游戏的青少年其实际道德行为频次和道德环境感知都显著低于不玩网络游戏的青少年；经常玩网络对战类游戏的青少年其道德行为频次显著低于其他类游戏玩者。从沉迷网络游戏的原因看，大量研究认为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同伴环境、学校环境等）是造成网络游戏成瘾的主要原因。在个体方面，有学者认为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是为了满足成长过程中缺失的某种需要，因而对游戏产生了内心依赖。例如，沉浸式体验和游戏身份归属能够满足未成年人身份认同等情感需求，赢得游戏后还可以获得成就感。在社会环境方面，家庭和学校作为青少年成长的两大主要场域，已有众多研究尝试分析其对青少年网络使用的影响。有文章指出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如网络游戏成瘾）的发展具有保护作用。如一项采用实验法进行为期半年的追踪调查发现，父母自主支持与孩子的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心理控制对孩子的网络游戏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孩子的冲动性在父母心理控制、父母自主支持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均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心理控制与自主支持通过改变青少年的冲动性水平，进而影响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发展。除正向、主动的教育引导外，消极、被动的家长行为也会对青少年的游戏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有研究指出家长采用的消极沟通方式，例如严厉的批评、指责和惩罚会逐渐导致孩子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和低自尊人格特征，弱化了亲子沟通。在缺乏有效亲子沟通的情况下，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会更加恶化。还有学者以7个省市的805名初二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忽视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在关于学校影响的研究中，一项针对1990名广东省中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后，同伴的网络游戏比例与个体网络游戏成瘾倾向呈正相关关系。还有研究指出当学校中的同伴群体不能满足其亲密关系等基本心理需求时，青少年会降低参与同伴群体活动的频率，进而可能会引发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等行为。以往研究对青少年网络游戏使用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较少有针对全国范围内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使用情况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对全国未成年人开展调查，通过比较分析试图更加全面地考察和呈现我国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使用的基本情况，分析这些现状与家庭环境（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和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等方面的关联，并从国家、学校、家庭三个角度出发，为保障未成年人合理上网、健康成长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二、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的2021年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发展调查，调查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按照行政区划分成31层；第二阶段每省抽取3~4个地级市；第三阶段在抽中的地级市中选择4所学校，包括两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或职高与中专，抽中的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做全员问卷调查。最终，共收集11991个样本，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其中，男生和女生占比分别为48.16%和51.84%；小学低年级儿童占比为28.08%，小学高年级学生占比为33.65%，初中生占比为16.99%，高中及以上学生占比为21.28%；参与调查的儿童平均年龄为12岁。三、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使用基本情况（一）近七成未成年人玩过网络游戏，男生、农村留守儿童和中学生比例更高在所有样本中，31.74%受访者表示从不上网玩游戏，64.81%受访者玩手机游戏，8.37%受访者玩主机游戏，15.11%受访者玩电脑游戏，还有1.09%受访者玩其他游戏。在从来不上网玩游戏的未成年人中，不同特征的未成年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性别来看，男生从来不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低于女生，两者占比分别为30.53%和69.47%；从城乡来看，居住在农村的未成年人从不上网玩游戏的比例低于居住在城市的未成年人，而居住在农村的留守儿童从不上网玩游戏的比例更低，为22.11%。进一步细化数据可见，居住在农村且处于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从不上网玩游戏的比例仅有16.67%；从学习阶段看，从不上网玩游戏的未成年人中大部分是小学生，占比为73.96%，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占比分别为13.37%和12.6%。这些结果表明玩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主要集中在男孩、农村未成年人以及中学生群体当中。（二）手机是未成年人最主要的游戏设备，战术竞技游戏最受欢迎从电子游戏到网络游戏，再到手机游戏，科技产品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一直存在，也容易让未成年人过度使用。与以往为应对电子游戏而限制电子游戏厅、为应对网络游戏而限制网吧的情况不同，手机游戏的出现使政府和社会在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他们过度陷入游戏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手机属于私人物品，很难通过行政命令和法规制度来实现全社会的统一管理。调查数据发现，未成年人所使用的游戏设备中手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占比达到62.24%，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电脑（16.81%）和平板电脑（16.76%）。在未成年人曾经玩过的手机游戏排名中，“王者荣耀”排名第一（35.10%）；排名第二的是“和平精英”（31.36%）；排名第三的是“我的世界”（28.37%），三种游戏均为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MOBA）。排名第四到第八的游戏分别是“消消乐”“狼人杀”“第五人格”“斗地主”“QQ飞车”，占比均在10%以上。在游戏类型的分布上更为宽泛，涉及到益智类休闲游戏、模拟策略类、非对称性对抗竞技类、棋牌类、竞速类游戏等。类似于“奇迹暖暖”等养成类游戏在未成年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市场。然而，“剑侠情缘”这种角色扮演类游戏在未成年人中的普及程度偏低，仅有1.15%的人玩过。（三）未成年人平均网络游戏时间不长，农村留守儿童游戏迷多在数字化社会，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游戏可谓司空见惯，但若痴迷于网络游戏则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衡量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网络游戏沉迷倾向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每天花费在网络游戏上的时间。虽然对于未成年人每天花费多长时间玩网络游戏才算是沉迷这一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或者标准，但多数研究者认为每天花费2个小时以上玩网络游戏是一个重要的阈值。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周一到周五，每天玩网络游戏超2个小时的未成年人占比为4.4%。到了周末，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长有比较明显的增长，每天玩游戏在2个小时以上的未成年人比例是8.96%，比例增加了一倍。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周一到周五城市未成年人平均每天玩网络游戏的时长为0.23小时，农村为0.35小时；周末城市未成年人平均每天玩网络游戏的时长为0.5小时，农村是0.63小时，平均值均没超过1个小时。尽管从比例和时长上来看，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超过2个小时的比例并不高，时间并不长，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整体规模是以亿为单位，很小比例的人口规模也是以百万计，因此，需要重视数以百万的未成年人面临着玩网络游戏时间过长的问题。同时，还需注意城市和农村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时长上呈现出的差距。身在城市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时间要明显少于农村未成年人。例如，周一到周五，城市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时长达2个小时及以上的占比是3.08%，农村未成年人的比例为6.92%，后者高出前者一倍多；周末，城市未成年人和农村未成年人每天玩网络游戏超2小时的占比分别是7.71%和14.06%，后者同样接近高于前者一倍，这意味着农村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网络游戏的可能性更大。数据分析还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游戏使用时长超2小时的情况较为突出，有超过10%的留守儿童在周一到周五每天玩游戏的时间多于2个小时，到了周末，这一比例接近20%，意味着在缺少父母和学校监管的情况下，每五个留守儿童中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游戏迷。（四）男生和农村儿童玩网络游戏频率较高，重点学校学生比非重点学校学生更爱玩游戏除前文提到的每天花费两个小时以上玩网络游戏是衡量未成年可能会沉迷游戏的一个重要阀值之外，未成年玩网络游戏的频率也是一项重要参考。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人口特征下，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频率存在差异。从性别视角看，男生频繁玩游戏的比例是23.75%，女生为8.22%，男生比例约是女生的四倍，这意味着男孩比女孩更易沉迷在网络游戏的世界中。从城乡层面看，农村未成年人频繁玩网络游戏的比例（39.99%）远高于城市未成年人（28.17%），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较为单一。数据分析进一步显示，没有与父母同住的农村儿童以及与父亲同住的农村儿童频繁玩网络游戏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4%和28.6%，而和母亲同住或和父母双方同住的农村儿童频繁玩游戏的比例均不超过20%，这说明当娱乐选择较少时，缺乏父母陪伴和正确引导的孩子极易被网络游戏诱惑，对网络游戏产生依赖。从学校性质看，重点学校的未成年人经常及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17.82%）高于非重点学校的学生（14.82%），这可能和家长的管教方式和学业压力有关，调查数据显示，重点学校的家长不反对孩子玩游戏的比例为31.47%，非重点学校的家长则是22.65%。（五）自身玩游戏的家长对其子女的网络游戏行为更为包容家长的网络游戏行为与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行为紧密相关。具体来说，玩过网络游戏的家长对其子女玩网络游戏持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在支持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家长中，玩过网络游戏的家长比例为8.63%，没有玩过网游的家长占比为3.09%。从玩游戏的时长和频率上看，玩网络游戏的家长其孩子每天花费2小时以上玩游戏的占比高于其父母从未接触过网游的未成年人。具体数据呈现为，在周末玩过网络游戏的家长其孩子玩游戏超2小时的比例为10.57%，没玩过网络游戏的家长其孩子玩游戏超2小时的占比为7.25%；类似地，在经常及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中，他们的家长有29.01%也玩网络游戏。以上数据反映出家长在未成年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家长看待事情的态度、日常生活中的观念与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和观念。四、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生活的影响（一）超六成未成年人认为网络游戏带来愉悦，但并不是唯一快乐来源未成年人参与到网络游戏中最大的动机是娱乐，调查数据显示，16.98%的未成年人认为“玩网络游戏让我心情愉悦”非常符合自身的情况，52.61%的未成年人认为比较符合，两者相加超过了三分之二。除娱乐外，玩网络游戏还有减压功能，尤其对部分承担沉重学业压力的未成年人而言，玩网络游戏能帮助其放松身心，有16.20%的未成年人表示“玩网络游戏减小了我的压力”非常符合自身的情况，有48.47%表示比较符合。此外，一些未成年人认为玩网络游戏可以帮助自己减少负面情绪，认为“玩网络游戏能够减少我的一些不好的情绪，比如无助感、罪恶感、绝望感等”的未成年人占43.17%。而纯粹为了消磨时间去玩游戏的未成年人比例相对较低，认为“我玩网络游戏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未成年人占比不到四成。事实上，大部分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之外还有其他娱乐选项，有34.58%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完全不符合“如果没有网络游戏，我的生活将很无趣”，有41.24%认为不太符合，两者比例相加超过了四分之三，这意味着未成年人虽然玩网络游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娱乐，但网络游戏并不是大多数未成年人乐趣的唯一来源。因此给未成年人提供更多的娱乐选择，未必能降低他们游戏沉迷的可能性。（二）部分未成年人存在游戏沉迷倾向，未成年人保护需要加强调查进一步发现，过长时间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存在着较大隐患。有19.2%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当前“不能忍受减少或停止玩网络游戏”；有13.62%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玩网络游戏时间越来越长”，虽然认为网络游戏不能停和网络游戏时间越来越长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但反映出部分未成年人在游戏面前存在无法自控的状态。尤其是还有15.8%的未成年人认为“如果不能玩网络游戏，我会感到难受或焦虑”，这也印证了一部分未成年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网络游戏沉迷倾向。事实上未成年人并非不知道过度玩网络游戏的负面作用，而是因为过度投入而难以自拔。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到，24.55%的未成年人具有“即使知道过度玩网络游戏不好，我还是会继续”的特征，还有32.8%的未成年人认为自身符合“玩网络游戏的时候，我会完全专注，不关注其他”的特征。可见，如果仅仅依靠未成年人自身来抵御沉迷网络游戏的诱惑难度较大，故而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助，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三）网络游戏有助于未成年人维系社会关系网络，但也会影响正常社会交往未成年人网络沉迷最糟糕之处在于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内部世界，对外部世界“视而不见”，对现实生活中的兴趣爱好和娱乐活动失去兴趣。调查数据发现，有11.61%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玩网络游戏之后，对之前一些爱好和娱乐活动都失去了兴趣”。这些特征不仅与玩网络游戏时间过长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对网络游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甚至有16.44%的未成年人为了玩游戏，会向家人隐瞒自己玩游戏的实际时间。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除了娱乐动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系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约三分之一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和同学、朋友因为玩网络游戏，关系变得更好了”。但另外一组调查数据则证明玩网络游戏也有可能导致现实社会交往的减少，有9.84%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因为玩网络游戏，和同学、朋友的来往越来越少。这对未成年人而言是十分不利的，尤其是他们需要在现实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适应社会文化、了解社会规范、习得社会规则，才能真正进入成年期，一旦缺少了现实社会交往，则难以实现上述目标，成为社会中的“异类”（四）成就感的驱动力较强，虚拟社会认可度更为重要成就感是游戏能够产生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有9.94%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非常符合“网络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我都很有成就感”，40.13%认为比较符合，两者合计超过了一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教育思维和管教方式，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能够获得的成就感是相对有限的，而网络游戏能够提供的成就感恰恰是日常生活中较为缺乏的情感认同。这与中国家庭所习以为常的教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传统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缺少足够的鼓励和表扬，在学校能让孩子获得成就感的机会相对有限，由此，未成年人为满足自身的成就感便容易沉迷于游戏当中。调查数据中也可证明这一点，超过半数的受访未成年人因能在网络游戏中获得成功感和掌控感而喜欢网络游戏。网络游戏虽然只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但是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和在游戏虚拟空间中的代入，网络游戏也成为未成年人社会交往和结识朋友的一种重要方式。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有36.57%的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认识了很多朋友；同时，有8.86%的未成年人认为如果自己不能玩网络游戏，将失去很多朋友。相较而言，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认识朋友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离开游戏失去朋友的比例，因而从社会交往视角来看，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获得朋友的增量较多，而离开网络游戏的损失较少。真正影响未成年人社会交往体验的是在网络游戏中较易得到他人的认可。数据表明，认为自己在网络游戏中更容易得到他人认可的未成年人占比为32.74%。（五）未成年人在游戏中有部分能力提升，也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在一些涉及电子竞技的研究中，学者发现网络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玩家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而在本次调查中未成年人对这些能力的提升也持有较高比例的认同。具体来说，超六成的未成年人认为网络游戏提高了自身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等；46.93%的未成年人认为网络游戏可以锻炼自身的团队合作能力；47.61%的未成年人通过网络游戏，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48.3%的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中能体验到不同的生活。然而这些收获也使他们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三成以上（33.55%）的未成年人认同“玩网络游戏耽误了学习”，17.63%的未成年人认同“网络游戏会让其身体健康状况变差”，18.01%的未成年人表示曾因“玩网络游戏而没有按时吃饭或睡觉”，有14.91%的未成年人认为“与父母的关系因网络游戏而变差”。这说明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的过程中，身心健康、生活规律、家庭关系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五、对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相关因素分析（一）网络游戏与亲子关系的相关性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并不是简单的个体性行为，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家庭内部关系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较大。调研发现，与父母关系非常亲近的未成年人中从不玩游戏的比例占35.47%，总是玩游戏的比例仅为3.78%，而与父母关系非常不亲近的未成年人中从不玩游戏的比例占26.27%，总是玩游戏的比例为12.90%。类似，未成年人表示“父母总是关心我，而我依然总是玩游戏”的比例为4.61%，而“父母从不真正关心我，我总是玩游戏”的比例高达11.64%。（二）网络游戏与代际冲突的相关性在媒体曝光的新闻案例中，不少未成年人因为玩网络游戏而与父母产生冲突和矛盾。调查发现，总是与父母彼此感到厌烦的未成年人中经常或总是玩游戏的比例高达28.99%，从未与父母彼此感到厌烦的未成年人总是玩游戏的占比为3.79%，前者是后者八倍多。与心理和情感上的厌烦相比，未成年人与父母之间发生争吵冲突的影响更大。数据分析表明，在总是与父母发生争吵的未成年中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18.66%，而从不与父母发生争吵却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是3.54%，前者是后者的五倍多。（三）父母关系对未成年人玩游戏亦有影响在以往研究中，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与亲子关系的相关性研究较多，但父母之间关系对他们玩网络游戏的影响的发现较为少见，而父母关系也是家庭关系中重要部分，其父母关系与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频率之间也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调查发现，其父母关系很好的未成年人总是玩游戏的比例是4.16%，而其父母关系不好的未成年人总是玩游戏的比例是10.64%。同样，在父母经常吵架的家庭中，未成年人总是玩游戏的比例是10.64%，而其父母不吵架的未成年人总是玩游戏的比例是4.01%。这说明家庭内部能否提供一个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和谐环境，对于他们是否会沉迷网络游戏有重要影响。（四）学校与社交环境对未成年人玩游戏存在影响有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校对孩子成长的影响逐渐超过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此次调查发现，表示非常喜欢所在学校的未成年人中，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4.02%，而表示完全不喜欢所在学校的未成年人中，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达到12.79%，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多，这说明学校环境对未成年人是否沉迷于网络游戏也有较大影响。此外，调查还发现未成年人在学校与老师、同学的亲近程度与其对网络游戏的沉迷程度也有较大关联。表示非常符合“在学校，我与周围的人都很亲近”的未成年人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4.63%，认为自己完全不符合“在学校，我与周围的人都很亲近”且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9.68%，两者相差一倍多。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未成年人在生活社区中交朋友的难度增大，但同辈群体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调查发现未成年人表示“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非常多且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7.23%；“好朋友比较多，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3.34%；“好朋友比较少，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5.10%；“现实生活中好朋友很少，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5.31%；“完全没有好朋友，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12.15%。从数据来看，现实生活中好朋友数量与网络游戏的沉迷程度相关性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走势，也恰恰反映出同辈对网络游戏沉迷程度影响的特点。当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好朋友的时候，会倾向于在虚拟世界中寻找存在感；当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有非常多好朋友的时候，在与好朋友的互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使用网络游戏作为一个沟通互动的手段。（五）父母管教和陪伴是重要变量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场所，家长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责任人。交叉数据显示，表示父母对自身学习管得很严而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比例为4.54%；管得较严而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是3.66%；管得较松而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7.65%；完全不管而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15.58%。此外，父母对子女上网时间管理的严格程度也同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调查数据发现，父母对子女上网时间管得很严，子女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3.40%；而父母完全不管，子女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16.88%。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除了管教之外，陪伴也非常重要。将父母陪子女读书的频率作为测量指标之一，以此来分析父母陪伴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影响可以发现，父母从未陪伴其读书，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比例是9.84%。随着父母陪伴子女读书的频率提高，子女总是玩网络游戏和经常玩网络游戏的比例逐渐下降。父母每周至少一次陪子女读书，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比例在4%以下，下降了一半以上。可见，父母对子女的陪伴影响是非常大的。六、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游戏的对策和建议（一）国家：推进网络游戏分级立法未成年人长时间玩网络游戏不仅容易致瘾，而且一些网络游戏中涉及暴力或色情成分会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未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对网络游戏的认识理解以及抵抗网络游戏不良诱惑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认知水平对网络游戏进行分级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具体措施上，我国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已有的、相对成熟的分级制度，推进我国网络游戏分级管理立法，对游戏者的年龄段和游戏的类型、内容进行详细分级，让未成年人根据自身的年龄和发展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游戏。同时，明确规范各行政监管部门责任，及时监督互联网企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网游沉迷敷衍懈怠的企业，要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通过查办具体案件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好地贯彻落实，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二）家庭：营造和谐环境，正向陪伴与管教调研发现，家庭关系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和睦的夫妻关系有助于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孩子长期生活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其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均能得到满足；而经常发生冲突的夫妻关系则会影响未成年人安全感的建立，长此以往会使未成年人生活在消极情绪里，导致未成年人选择逃避或沉迷在虚拟的游戏世界中。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进行有效沟通的前提，僵化的亲子关系会加重子女对父母教育的排斥和抵抗。调查还发现如果父母对子女学习和上网时间采取完全不管的态度，那么孩子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将是父母管得很严的四倍多；而经常有父母陪伴的未成年人总是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也远低于没有父母陪伴的未成年人。因此，为有效引导子女合理上网，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家长要在维持和谐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多重视对子女的管教与陪伴，多正向、积极地引导子女，用鼓励、悉心陪伴代替责备与放任。多数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过度批评可能会加重未成年人的叛逆心理，引发代际冲突，使亲子关系走向恶化，容易导致越管越糟。（三）学校：防沉迷教育与同伴教育并行学龄未成年人多数时间在学校中度过，学校及同辈群体的影响甚至超过家庭。调研结果显示，当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好朋友的时候，会更多地在虚拟社会中寻找存在感；当未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有非常多好朋友的时候，可能会将网络游戏作为与同伴沟通、互动的手段。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尚未健全，自控力和辨别能力较差，难以抵抗网络游戏的诱惑，因此，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防沉迷教育，开设防沉迷课程，同时借助家校联动，为家长提供防沉迷培训，帮助家长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更科学地预防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另一方面，学校要重视未成年同伴交往情况，关注他们的课余活动，引导他们用室外运动代替网络游戏，同时要及时关怀具有“孤僻”倾向的学生，帮助他们融入同辈群体、结交朋友，逐渐走出虚拟游戏世界，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身份认同。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5期P65-74END图文

李升，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社会分层与流动任伟榕，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党群干事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党建工作［摘要］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是激发社会活力的主要来源，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对青年女性群体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当代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参与具有类型多样化特征，整体上表现为积极正向的社会参与状态；除个体特征和婚姻家

户雅琦，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空间社会学、越轨社会学和青少年心理问题张樹沁，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摘要］本文从电子游戏的技术特征出发，建立了一个针对特定技术产品进行治理的策略分析框架，考察了青少年游戏行为技术治理的异步困境问题。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技术产品的社会性特征、产品使用者的收益曲线，以及治理主体的收益曲线。游戏作为高度市场化的技术产品，不可避免地以消费者偏好为导向，由此带来的产品快速迭代，不断地压缩着治理主体既有资源的价值，进而导致了治理的异步困境。青少年玩家作为游戏产品的使用主体之一，其时间投入与潜在收益之间并不是一个单调递减的函数，而是可以分为娱乐、学习和沉迷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凸显了游戏治理的必要性与价值。当前游戏的治理主体由学校和家庭两部分组成，两者可调用资源之和构成了治理资源的基本存量，这一总体存量决定了引导、管制和不作为三种治理策略在治理资源投入和潜在收益上表现出的相对优势。文章还讨论了家庭与学校作为不同的治理主体所分别具有的特征，进一步区分了双重治理主体在具有差异的能力构成下所导致的不同困境类型，并据此提出电子游戏的治理主体必须吸纳游戏企业这一建议。［关键词］青少年；电子游戏；技术治理；异步困境一、导言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数据，2021年中国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达2965亿元，其中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产品的国内收入达2558亿元，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也达到了1100亿元的规模，产业整体发展良好；此外，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已达6.66亿人，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增速下降，但也超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60%，特别是未成年人网民中上网玩游戏的比例高达62.5%，约有超过1亿未成年网络游戏玩家。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一类，中国游戏产业无论是市场占有之规模还是覆盖人群之广度都处于第三产业中的领头位置，其社会影响与经济意义同样重要。鉴于其广泛而深远的社会与经济影响力，游戏产业的发展一直交织在两种严重冲突的话语体系中。一方面，游戏被其支持者称为“第九艺术”，强调其不仅具有作为“艺术”的存在合理性，而且以生动而开放的存在形式丰富了参与者的精神体验。同时，电子游戏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对特定心理障碍如自闭症的干预和对大脑认知能力的训练上，成为一种新型医疗手段。因此，游戏不但被赋予了繁荣文化产业的积极意义，还兼有从娱乐到医疗的多重应用价值。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电子游戏的艺术外观之下是更为强烈的商品色彩，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电子游戏的市场指向性更强，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也更为复杂。在另一套话语中，电子游戏不但通常携带暴力、色情等元素因而成为青少年习得不良行为的渠道，而且因为其容易成瘾的特性带来了一些后续的犯罪问题。因此，电子游戏也被视为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重要诱因。同时人们也发现，游戏成瘾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社会问题上，也表现在青少年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2019年5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障碍”认定为一种疾病，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游戏的消极态度。以上两种话语各自展现了电子游戏的不同侧面，成为“大众艺术”或是沦为犯罪诱因看似截然不同，实则都是人们剥离了游戏在现实世界中的运作过程，而对于电子游戏做出的极端想象。因为电子游戏有可能成瘾而将其视为犯罪诱因这一逻辑还需推敲，成瘾性是诸多兴趣行动的普遍特征，吸烟酗酒是一种成瘾行为，读书、鉴赏音乐、健身、跑马拉松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成瘾行为，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作有害的成瘾行为，将后者称为一种有益的成瘾行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游戏更多地被看作是有害的成瘾行为呢？一旦游戏行为被冠以“成瘾”的特征，人们容易将游戏成瘾视为青少年的“个人失败”，而忽视了游戏成瘾并不像药物滥用那样具有明确的神经生物学证据；而试图将游戏用“大众艺术”一笔带过也过于潦草，我们能直觉地感受到，游戏并不像其他艺术形式那样社会关系简单，仅仅因为游戏具有艺术特征，进而要求社会中的其他主体将其同等对待，并不具有合理性。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其中规定“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随后，各大游戏厂商均正式上线了严格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这是国内网络游戏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为什么网络游戏行业的治理需要政府出台如此详细且严格的政策，才能规避其潜在风险？本研究借用邱泽奇提出的“异步困境”一词来描述游戏产业目前的治理情境。治理技术的异步困境指的是，当技术迭代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现有规则的治理范围或现有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导致技术处于无约束的发展这样一个局面。具体在游戏治理这一案例而言，随着游戏技术的发展，游戏技术开始重塑家庭和学校内的权力关系，当面对市场盈利导向、快速迭代的游戏技术时，无法支付更高额用工成本的学校与并非“电子游戏原住民”的家长往往不具备处理复杂多变的游戏技术的能力，进而引起了学校和家长针对青少年游戏行为治理的无效化，青少年容易暴露在无监管甚至是逆监管的治理环境下，从而转化为青少年所面对的社会风险。电子游戏的娱乐属性和社交功能已经使其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对于游戏衍生的问题，即使是技术取向的研究者也多将注意力放在游戏的成瘾性设计上，认为其背后的逻辑是游戏厂商的逐利本性。但是，在考察对青少年游戏成瘾行为的干预时，将游戏这一议题置于多主体互动的框架下是更为有效的做法。学校和家庭是围绕青少年游戏行为的两个极为关键的治理主体，这两个主体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成为治理该行为的有效主体？这是本文希望尝试回答的理论问题。二、文献综述（一）电子游戏作为一种现象关于青少年电子游戏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体现出的是一种围绕心理特征的“向内”视角。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关注了电子游戏的自身特征是如何对青少年的游戏行为产生影响的，如将游戏成瘾归因于游戏产品设计本身就具有的成瘾性特征，认为游戏向使用者提供了诸多类型的心理满足；又如有研究提出青少年的特定人格特质对电子游戏的成瘾性特征更加敏感，脑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在这方面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这部分研究显示，电子游戏的某些属性和青少年个体对这些属性的内在倾向的确会影响他们玩电子游戏活动的可能性。另一部分的心理学研究则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游戏成瘾这一心理状态所产生的环境上，此类研究探寻了家庭关系、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学校环境等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关系。揭示青少年游戏行为作用机制诸多因素的研究十分丰富，却失之零散，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则更多地使用了“向外”视角，在关注微观因素，如父母关系、家庭社会阶层、文化资本、教养方式等对青少年游戏行为影响的同时，更多是将青少年的游戏行为放在了特定的社会过程中来考察，关注青少年游戏活动在内化社会规范上发挥的影响，如角色扮演、互动方式的形成、自我认同等；还有一些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与游戏行为有关的虚拟空间规则生成，以及游戏产业中所蕴含的资本关系等。与心理学研究相比，上述研究并不局限于对特定游戏行为的考察，还挖掘了日常生活中电子游戏的功能，甚至更进一步地讨论了在虚拟空间中发生的游戏行为的社会意义。但多数研究缺少宏观社会过程与微观行动机制联系的分析，也使得研究的解释力尚需进一步讨论。已有研究在讨论青少年游戏行为时，往往仅将游戏看作是一种青少年选择行为，或是比照已有的社会现象，探讨游戏行为的契合性，较少注意到游戏本身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正在以自身力量主导着新的脱嵌与嵌入过程，从技术层面重构着使用者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单方面对电子游戏进行积极或消极功能的研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电子游戏在中国总是陷入到舆论漩涡之中，因此，应立足于游戏本身的存在合理性与社会消极评价之间的张力之上，将游戏这一新兴的技术现象放在治理的框架中来讨论。（二）游戏作为一种技术形态相较于默顿将科学-技术-社会（STS）三者整合为一个分析框架，及其他研究者接续这个脉络形成的丰富技术哲学式思考而言，本研究更倾向于延续埃吕尔及其后续研究形成的技术化社会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关注的重点在于考察技术在社会运用后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而不是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思辨。因此，在这一框架下，技术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行动者的关系安排。按照埃吕尔的定义，技术（Technique）是在人类每个活动领域中理性的追求效率的方法，而并不必然需要有科学作为支撑。游戏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市场化的产业，自然是由理性追求效率的方法构成，因此，从这一维度上，游戏活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技术实践。进而，对电子游戏的治理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组特定技术的治理。技术作为社会物质条件的重要部分，与治理所依靠的社会文化并不总是同步的。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奥格本就提出了文化滞后假说，指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物质条件已经改变，但与旧有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却远远落在后面。进入21世纪后，瓦尔第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控制机制时借用了奥格本的文化滞后概念，认为当今社会技术跑在前面，而思想、习惯、社会安排等落在后面，这造成了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影响。邱泽奇肯定了这种“不同步”现象的存在，但同时也辨明，奥格本和瓦尔第的社会有机整体论过于理想主义，技术与文化的异步困境不是社会整体意义上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变迁速度差异，而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空间内部的失范，导致曾经的规范与技术之间的制衡机制失灵。技术的前沿部分早已进入没有规则可以约束的领域，新技术的应用不再按部就班而是带有愈加强烈的个体行动者特征。因此，异步之下的技术规制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精英的自我规制。具体到游戏的技术化应用过程上，特别是青少年游戏行为这一议题上，游戏生产商作为技术精英，不断提高着技术更迭速率，游戏形式推陈出新，持续性地对玩家产生吸引力，并嵌入到青少年日常互动中。国内外的研究都注意到了游戏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功能”，不仅成为多数青少年塑造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工具，而且也是亚文化群体划分群体边界并维持其亚文化独立性的共享世界，成为这一时代青年人互动交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与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的“Z世代”相比，以家庭、学校为主体的治理一方愈加难以用旧有的规则制衡游戏的应用。在家庭一端，已有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在青少年游戏活动中，父母自身能力的重要性，通常而言，如果父母的互联网使用技能越好、知道如何参与到共同游戏活动中、并能够在游戏中重现或重塑亲子关系，那么不仅青少年的游戏活动不会转变为成瘾行为，而且还能在游戏活动中获得满意度更高的亲子关系。在学校一端，已有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那些教师数字技能更强的学校，能为学生提供创造性理解游戏技术的途径，提高学生围绕新技术的知识水平。上述研究看似均强调了游戏活动能够带来的益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益处都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家庭和学校具备丰富的数字文化资本，否则游戏活动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本文试图从技术治理的异步困境这一视角讨论上述现象，将从游戏生产商快速的技术迭代速率与家庭、学校相关技能获取的相对滞后之矛盾出发，探讨电子游戏治理的特征，并尝试解释当下政策的理论合理性。三、异步的一方：快速更新的游戏生产者游戏生产商作为异步困境中的“疾行者”，有不断进行技术迭代的内部动力。从早前的街机模式起，经营者就开始通过调高任务难度而“迫使”玩家投入更多的金钱与时间，直至网络游戏时代，游戏的内容、外观、操作等设计更是频繁更新与复杂化，不仅加深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进一步拉开了沉浸其中的游戏玩家与旁观者之间的距离。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讲，游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鸿沟愈加深化，但从社会关系层面来讲，游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却一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支持游戏产业发展的人往往会将游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艺术发展有益于社会”这一先在的假定赋予游戏合理性，但是过于强调游戏的艺术外观容易隐没其更具主导性的特征——强烈的市场指向。虽然多数艺术并没有体现出技术的直接特征，但仍旧具备技术的重要社会性内核——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依据现有不同艺术形式，我们从生产者独立性、消费者唯一性、消费者对产品的影响力三个维度，对九类艺术进行一个简单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进行分析的是众艺术的传统形态，在消费主义文化和互联网技术急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各艺术形式都有迎合消费市场的产品出现，如网络插画、网络小说等，但这些新的产品形式并不占据所属艺术类型的主流话语，因此暂不纳入讨论。根据以上考察结果，我们可以将生产者—消费者关系不同的艺术产品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独断型、妥协型、协商性、市场型。第一类是独断型艺术产品，以绘画和雕塑为代表。这类艺术产品的生产主体都是单个艺术家或以单个艺术家为主，创作过程不易受到他人干涉，在几类艺术中最为独立。艺术创作者完成作品后通过匹配唯一的购买者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这类艺术产品推崇独特性，与市场偏好的契合容易成为消极标签。因此，独断型艺术产品不易也不愿被消费者偏好所影响。同时，由于产品占有的唯一性和高价值性，这类艺术产品的消费者占比极小。第二类是妥协型艺术品，以文学和多数音乐作品为代表。这类艺术作品的创作虽然通常以个人为主体，但创作主体的独立性却低于独断型艺术，需要在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妥协：首先，对于这类型的作品来说，复制品的数量并不会影响其价值，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音乐，都可以再版销售给任意消费者，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通过匹配尽可能多的购买者而实现。因此，这类艺术的创作者会积极考虑市场偏好。其次，文学、音乐的精神内容创作过程虽然可以由个人完成，但其出版和发行却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市场导向的出版商、发行商。这些商业组织以其对艺术产品实体的控制权对内容创作者进行市场偏好的渗透。第三类是协商型艺术产品，以大部分戏剧、电影、舞蹈和建筑为代表，这一类型艺术创作者的独立性较妥协型更小。首先由于形式内容复杂，其创意通常由团队完成；同时，这类产品的呈现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其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但是这类艺术产品在进入市场时已经完成，因此在消费偏好不明朗的情况下，一些实际上并不符合消费者期待的内容能够得以保留。故而，此类型艺术品具有一定的艺术独立性，同时与市场的亲和性较妥协型艺术品更强。第四类是市场型艺术品，游戏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游戏在所有维度上都呈现出了明显的市场导向和极大的消费者偏好迎合。同时，由于游戏产品可以根据市场反馈持续并及时的更新与修改，带给使用者持续提升的满足感和产品忠诚度，因此游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互嵌关系。有意的偏好迎合与不同于其他艺术的互动式消费方式使得游戏在消费者时间占用方面得天独厚，除此之外，游戏生产商也乐意设计各种游戏机制拉长游戏时间以获得更多的消费金额。因此，消费者很容易在这一极具市场亲和性的艺术产品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甚至发展成具有危害性的成瘾行为。如果以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力为横轴，以生产者协调的必要性为纵轴，可以将以上四种艺术产品类型做如下示意：生产者协调必要性越高，生产行为就越指向产品的经济收益，产品面向市场的初衷也就越明显，消费者偏好影响力就越强，进而，产品被市场规则所左右的程度也就越高，也就越被看作是“市场”的而非“艺术”的。游戏市场中，虽然也存在着类似于协商式艺术的“单机端游”，此类游戏一经销售，消费者几乎无需二次付费，游戏也不会有持续和快速的更新。个人电脑端中的“3A游戏大作”就属于此类典型，拥有大型团队和知名的游戏制作人，需要有大量前期资本投入和对市场的预判；而手游市场中快速迭代的游戏则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市场型特征，即使是小团队也可以通过多次市场试水来逐渐完善规则，获得可观的收益。当这两种模式结合时，即大规模的设计团队和资本投入与容许多次博弈的市场规则叠加时，基于最大化收益的基本假定，游戏对时间的占用会逐渐逼近时间占用的极限，以此获得最为可观的利润。四、异步的另一方：禀赋差异的游戏治理者（一）游戏时间与个人收益曲线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分析了游戏这一产品所内含的生产者-消费者关系，不仅生产商有围绕市场导向将自身收益最大化的愿望，这一关系结构也为消费者的充分嵌入提供了机会。从这一角度上来看，作为“第九艺术”的游戏比其他艺术形式有更强的可能占用大众消费者的时间。从消费端来考虑，如果玩游戏这一行为是符合社会期待的（如读书一样），那么，大量的时间占用并不是问题。但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对于玩家来说，这一占用并不是完全无益的。除了我们在文献综述中提到的，游戏本身可以作为一个习得社会规则的空间外，也有研究试图证明游戏在生理上有助于提高专注能力和单位时间内的效率。同时，对游戏背后信息技术的学习也能够视作一种数字文化资本的获取；另一方面，如果游戏玩家不能从这一过程获得能够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有效知识技能，那么投入游戏的时间则会成为消极的时间占用，阻碍其他更加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投入，比如学习、社会交往等。那么，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直接相关的因素是什么？在搁置个人差异与游戏设计本身的差异之后，我们能够抽离出游戏时间的投入与潜在收益的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从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假定，对于个体而言，完全不玩游戏收益为0，初步接触游戏则产生一个由信息刺激带来的基本收益量R。但是，如果一旦开始在游戏中投入时间，那么玩游戏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娱乐阶段，仅仅将游戏当作是消磨时间的工具，或是工作学习之余的放松。此时，对游戏规则的熟悉在耗损着玩家的潜在收益，毕竟此类游戏规则多是由游戏设计方制定的，对现实生活并无太多益处，因此潜在收益随时间递减。随着对游戏本身逐渐熟悉，当个体可以从游戏活动中习得某种电脑技术、游戏机制设计或其他关联知识时，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学习阶段，具体表现为潜在收益递增直到超过一开始玩游戏时的收益。在这个阶段，随着游戏时间投入逐渐增加，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也逐渐增加，许多课堂学习软件的设置就力图在学生熟悉游戏规则后，为学生传授相关知识；另一些与历史、地理或科技有关的游戏也能丰富玩家在该领域的知识，一些手机游戏还成为了学生之间社交的工具。如果对游戏的使用程度进一步加深，则进入沉迷阶段，此时可习得的内容逐渐减少，边际学习内容的收益低于游戏占用时间的成本时，潜在收益则再次转变为一个减函数。必须再次强调，该函数是在悬置个体差异和游戏差异的情况下对游戏时间与个体收益所做的一般性归纳。如果玩家可以有效地控制自身行为，那么玩家就能够在感受到边际收益减少时及时停止，以达到最优的潜在收益。但事实上，从个体层面上来说，有限理性使得个体总是优先满足短期收益而不是进行信息更加模糊的长远考虑，因此游戏所能实现的即时心理满足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选择优势，尤其是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市场层面来说，由于玩家时间投入与经济投入直接相关，逐利的游戏厂商因此具有强大的动力改进游戏设计，诱导玩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如此，游戏治理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被凸显出来。一方面，电子游戏因其本身的特征和生产者利益追求下进行的持续更新而极易导致成瘾，进而衍生出一系列个人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电子游戏如果应用得当，也会成为一些群体新的积累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途径，所以并不适宜以“一刀切”的方式完全禁止。（二）资源投入与治理者收益曲线学校和家庭作为治理青少年游戏问题的主体，一直在引导着青少年的游戏行为。若将治理的各项积极结果视为治理收益，那么错误的治理方向和不当的资源投入会极大影响治理收益的变化。如前文所述，电子游戏的治理者对游戏本身通常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因此欠缺相应的治理能力，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甚至造成新的问题，如亲子关系恶化、学生厌学等。作为学校和家庭一方，学校希望学生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以提高本校的成绩，而多数游戏活动并不能和学习有效地互补。拉法洛（Rafalow）对三所学校的比较民族志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学校的教学能力与游戏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考察了美国加尼福利亚州两所公立学校和一所私立学校对待学生数字媒介活动的不同态度。从对学生一端的调研来看，三所学校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技巧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校方对待电子游戏的态度却相差甚大。学校和家庭对待游戏这类数字技术新产物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这两类主体新类型文化资本的存量。在私立学校，学校能够支付更高薪水来吸引具有相关知识储备的老师，以达到引导学生以电子游戏作为学习手段的目的。而公立学校并没有这样的资金条件吸引人才，综合实力也无法支撑教学理念和模式的及时更新，结果导致游戏技术脱离了传统治理，转变为学生之间大规模的自发行动。从上述三所学校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引导，将青少年的游戏行为与学习行为匹配起来，如希刺克厉夫中学通过小游戏学习元素周期表；二是管制，限制青少年的游戏行为；三是不作为，最低限度消耗学校的资源，对青少年游戏行为给予极低限度的注意。如图3所示：在学校进行策略选择时，可以在引导、管制和不作为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引导式治理由于大量的前期资源投入并不直接指向治理行为，比如人员招聘、培训和基础设施购买、升级等，因此资源投入转化为收益的速率比管制策略低，达到相同收益所需的资源投入更多，但能够实现的潜在收益也更大。如果采用管制的方式实施过程相对简单，主要依靠对学生的强制管理，因此资源投入见效更快，但收益极值较低。放任的做法收益最低，因为不进行任何治理所以治理收益值固定为0，但是由于无需进行资源投入，反而规避了无效管制和无效引导带来的风险。图中A、B和原点0分别代表三种治理方式可以实现的潜在收益。基于这一假定，除了不作为之外，无论是管制还是引导，资源投入的初期都存在一个负收益阶段，但当资源投入达到一定的数量，收益开始显著提高并逐渐趋近一条直线，呈边际递减的趋势。结合三所学校的实际治理行为可以看到，希刺克厉夫中学这一私立学校采用了引导式治理，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但也能够获得多于另外两所学校的治理收益。如果资源足够，希刺克厉夫中学可以实现趋近于A值的收益。而谢尔顿中学选择管制策略，严密监管学生行为。这种方法只需要投入十分有限的资源就达到不错的效果，但能够实现的收益极值趋近于B，小于A值。最后，实力最弱的查韦斯中学选择了放任不作为。这是明智的，因为当可投入资源十分稀少时，任何一种策略的投入都会占用学校的其他资源，致使治理行为产生负效应。家庭在治理青少年电子游戏行为时也面临着与学校类似的问题。对于那些仅能投入极少资源在子女教育方面的父母来说，如长期外出务工的父母，不仅无法有效治理青少年的游戏行为，反而可能在有限治理的情况下恶化亲子关系。对于有能力控制子女游戏行为但是又无法掌握游戏技术的父母来说，管制成为了特定条件下的最优手段；而既有时间教育子女，又熟悉游戏技术的父母，则能够探寻如何将游戏娱乐和学习成长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由于应用维度上的数字鸿沟仍旧存在，在高昂的技术学习成本之下，家庭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差异愈加悬殊，进而造成的结果是，在面对新兴技术时，大量资源不足的家庭教育子女的能力被进一步剥夺，使青少年的家庭成长环境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五、不同类型主体的治理策略选择及其后果数字鸿沟拉大了技术化游戏治理能力的差距，但是整个游戏行业及其衍生行业的快速技术迭代却是无差别地使所有治理主体可调用的资源遭遇贬值。即使学校或家庭可以投入到游戏治理中的资源R看起来十分“充裕”，但在游戏技术迭代速率面前，也可能显得远远不足，因此这两者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其中，学校和家庭能够投入到游戏治理中的最终资源Rf取决于当前资源的存量Rc除以技术迭代的速率Tc。在游戏领域，技术迭代的速率意指游戏厂商更新游戏设备、改变游戏模式、发行游戏数量等行为。当技术迭代速率越高时，当前资源存量会被高程度地压缩，形成低于当前资源存量的最终可投入资源量。家庭和学校作为不同的治理主体，两者的资源存量构成了对青少年游戏行为治理的总体资源存量：。其中，Rcf代表家庭的可调用资源，Rcs代表学校的可调用资源。基于图3的理论模型，在不同的资源水平上，有着不同的最优策略。我们可以在图3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资源投入与策略选择，得到图4。当可调用的总资源量Rft＜R1时，任何一种干涉都会带来治理双方的矛盾，使潜在收益为负，此时，最优选择应该是不作为，以此避免治理失败后整体福利的下降。比如学校直接没收手机可能导致学生偷盗、校园欺凌、逃学去网吧等，而家长在教育时使用暴力手段往往也成为青少年习得暴力行为的重要途径。当R1＜Rft＜R2时，采用管制的方法能够实现更多的潜在收益。这时，当前的资源投入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治理主体和被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稳定，比如家长和青少年约定玩游戏时间，学校通过有效限定手机使用时间的方式来降低游戏行为对社会期许行为的挤占。直到Rf＞R2时，引导成为更优的治理策略。此时的治理主体不仅有丰富的时间投入到治理过程中，而且还熟悉游戏技术，能够实现有意义的引导。比如家长通过和孩子一起玩特定的游戏来学习历史、地理知识，学校通过电子游戏的形式来学习特定的课本知识等。以上讨论中，我们将学校和家庭的资源作为同类资源处理，关注两者的总和而不是两者的差异。但是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学校与家庭的资源存量并不均衡，并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根据学校、家庭的游戏技术化治理能力之强弱，可以区分出四种治理类型：1.家庭弱—学校弱：游戏治理外化为社会风险，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社会问题。游戏技术有基于效率、追逐利益的全面“作恶”可能，治理主体面临游戏技术治理的异步困境。2.家庭强—学校弱：游戏的技术化治理内化为一种家庭治理，最为常见的是通过家庭内部的文化资本来完成。此时，游戏技术可能在不同家庭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作用，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游戏行为能产生良性影响，反之可能会形成不良影响。3.家庭弱—学校强：游戏技术化治理转化为一种学校教育制度，此时学校掌握的文化资本转化能力决定了青少年游戏技术使用的后果。此时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逻辑则围绕学校展开。4.家庭强—学校强：最为理想的治理形式，此时，游戏技术有更大的概率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本，以更为高效且平等的方式进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当学校和家庭治理能力均较弱时，青少年游戏行为最容易转化为社会风险，此时必须将游戏厂商加入到游戏治理结构之中，通过降低游戏技术的迭代速度和普及游戏知识来降低技术迭代的速率Tc，从而在不新增资源投入的情况下，提高治理主体资源的有效性。在第二、第三类中，虽然异步困境在一部分家庭或一部分学校中得以解决，但是仍旧无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达到技术应用的平等，群体间仍旧存在应用“鸿沟”。另外，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质疑（如家庭质疑学校不应使用游戏作为教学工具，或学校质疑家庭不应让青少年接触游戏），也使得这样的治理体系仍旧需要支付额外的协调成本。在第四类中，不仅家庭能够对游戏进行有效治理，学校也能在群体环境中积极引导学生，这是最为理想的治理形式。在后三类中，游戏的技术化治理均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异步困境，使得游戏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但仍应注意到，追逐利益最大化而快速迭代的游戏技术，有着持续的动力使其他治理主体陷入异步困境的意愿，以期借此获得更高额的利益。因此，仅仅通过学校和家庭进行游戏技术治理是不够的，游戏企业作为技术的掌控方，必须被整合到游戏治理的结构中。六、结论与讨论本文围绕“治理的异步困境问题”，试图搭建一个针对特定技术产品的治理策略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即技术产品的社会性特征、产品使用者的收益曲线，以及治理主体的收益曲线。技术更迭持续在非专业人士生活中创生新的知识“空白”，这是异步困境产生的根源。游戏这一技术产品以消费者偏好高度嵌入生产为主的社会性特征，由此倒逼技术本身保持高速更新，使游戏生产者成为异步的疾行一方，压缩了治理主体可以调用的资源价值。游戏玩家作为技术使用者，收益曲线并不是随时间投入而单调递增或递减的简单函数，这大大增加了治理的必要性和治理难度。根据治理收益函数的曲线变化，家庭与学校作为青少年游戏行为的治理主体，在可调用资源十分稀少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因资源无效投入而造成整体福利下降；如果能够保证一定数量的资源投入但总量并不十分充足，则适宜采用监管这一见效迅速的方法；如果可投入资源丰富，治理主体拥有技术化治理能力，引导策略是最优选择，虽然达到最高收益所需的资源投入多，但最终收益高于其他治理方式。虽然由于资源约束导致治理的最优策略不同，但是异步困境是所有治理主体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使得作为治理主体的学校和家庭需要不断更新自己对已有游戏技术的理解，才能缩短与游戏企业迅速迭代的技术之间的距离。而部分游戏企业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完全以消费者偏好为准绳，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游戏企业的合法性，扩大了异步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在本文所讨论的案例中，技术的迭代速度和学习成本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决策，因此，要么强化异步困境中“落后”的一方，对家庭和学校展开系统培训，使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将游戏转化为一种数字社会资本，但是这一方案显然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要么限制异步困境中“疾行”的一方，将企业纳入到治理主体中，使得技术掌控方和技术治理方合二为一，比如游戏企业设立“防沉迷机制”，与社会期许行为进一步匹配，推行游戏化学堂等，并由第三方如政府介入，确立新技术环境下的企业责任，限制技术迭代的速率，从技术端降低时间卷入的程度。目前中国出台的未成年防沉迷的一系列规定，不失为一种解决游戏治理异步困境的有效政策，后续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四方协调，争取逐渐将游戏转化为多数人可以使用的数字文化资本积累途径。参考文献：略本文来自《青年探索》2022年05期P38-50END图文

吕鹏，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之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智能社会治理）主要研究方向：计算社会学、网络舆论治理毕斯鹏，中南大学社会学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舆论治理［摘要］在网络直播与粉丝经济时代，涌现出以网络主播为代表的直播带货主播群体。以网络主播及其粉丝为研究对象，研究两者之间的情感劳动过程发现：首先，带货主播及其粉丝卷入“情感递偿”的循环过程中，即资本参与下的“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情绪—情感”劳动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场内到场外的连续过程。其次，粉丝的情感劳动规训过程可以概括为“情感迁移”现象，即情感的界面化、神交化和（男性情感劳动的社会性别）认同化。最后，在“情绪—情感”劳动循环过程，主播出现“情感反哺”行为，这是一种跳脱资本逻辑的行动，即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状态的同时，回归情感体验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人”状态，从而使一部分情感资源跳脱出“资本—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资本”的“情感递偿”循环过程，展现出线上情感劳动的另类形态。［关键词］情感劳动；情绪劳动；带货主播；粉丝一、引言当社会成员普遍解决温饱、安全问题之后，就会出现精神（情感）层面需求的扩展，这必然带来精神（情感）消费产业的蓬勃发展。反映在当下的中国，就是互联网时代网红经济、IP产业、直播产业、短视频产业等的迅猛发展。2016年被称为网红经济“元年”，其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作为“网红”的“papi酱”获得1200万元投资，吹响了“网红经济”的号角。随后的态势发展，更是可用“魔幻”来形容，网络主播等美妆直播明星，一天销售额甚至可高达几个亿。例如，2020年5月15日到6月13日，某网络主播直播27场、带货23亿元，场均销售额8489万元。截至2021年2月23日，某网络主播在抖音有4522.5万粉丝，淘宝直播3955.8万粉丝，小红书953.3万粉丝，微博2947.0万粉丝，B站146.4万粉丝，是覆盖所有主流平台的全域网红。在网络主播的直播带货过程中，其与粉丝进行的情感劳动是维持其职业生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研究聚焦于数字时代的直播带货主播及其粉丝的情感劳动过程，选取带货网络主播及其粉丝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网络观察与粉丝访谈等方法，发现并解释线上情感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情感现象和问题。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情感是“由身体系统激活所唤醒的，这种唤醒一般源自对自我与他人、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的评价”，情感既是一种内心体验也是一种价值倾向。以劳动的视角研究情感的理论有两个脉络，一个是“情感劳动”（Affective

宋健，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人口发展、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别、老龄化与养老问题赵秋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摘要］青年“学历贬值”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但既有研究较少关注青年职业与教育匹配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少有研究将职业与教育匹配、职业期望、工作满意度放入同一个理论框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在业青年为研究对象，以相对剥夺理论、激励理论和职业发展理论为基础，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职业与教育匹配对青年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劳动者相较于中年劳动者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且随时间呈现上升趋势。超过半数的青年劳动者职业与教育错配，

张茂元，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方治理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社会学黄芷璇，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治理王飞飞，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治理［摘要］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关键词］外出青年；数字乡村；数字技术；数字治理；乡村治理一、青年流动与乡村治理危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推动地区间、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1］到“离土又离乡”［2］的渐进式远离。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中，青年人无疑又是其中的主要群体。数据显示，1980年代流动人口有1400多万，1990年代增加8000多万，而2000年代更是增加了11914万［3］。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平均年龄41.7岁。其中，40岁及以下的占比为48.2%，50岁以上的占比为27.3%。其中，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2.6%，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8.2%；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8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5.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5.2%［4］。可见，年轻人离乡距离更远。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部分乡村甚至成为俗称的“386199”部队（意指妇女、儿童和老人三大群体）的留守地。而人口结构的失衡也使乡村的生产和生活面临一系列困境。首先，改变了农村家庭在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原有秩序，带来了新的问题；其次，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与家里、村里的联系纽带松散，形成并加剧了乡村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割裂与隔离。不仅如此，人口大量流出还损害了社会联系、利益表达、乡村社会信任等，甚至有可能危及和瓦解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比如，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无法通过传统途径及时传递给外出务工的村民，离开村寨的村民思想动态及行为也无法及时被党和政府了解进而导致基层组织涣散、治理失灵的局面，治理时效性难以保证且加剧了不透明不公开现象，治理过程和效果难以达成共识等问题［5］。因此，大量村民外出尤其是青壮年的外出，容易造成乡村传统治理结构的损坏［6］，具体表现为村干部和村民之间互相不理解，干群关系相对疏远，甚或因具体事务造成关系紧张，乡村治理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在高流动性、相当比例的农村人口长期不在村的背景下，传统的属地治理逻辑逐渐失灵，属地治理规则逐渐失效［7］，继而引发了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困境，甚至推动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8］，甚至是“无主体熟人社会”［9］转变。可见，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给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带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而当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效果逐渐式微时，数字（互联网）平台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正深刻影响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时代如何完善乡村治理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首先，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推进了现代农业建设、促进产业化经营、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也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10］。其次，数字技术推动了优质、便捷、精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模式，有助于实现“三农”发展与数字治理技术要素相匹配，保障农民共享“数字福利”［11］。再次，数字技术也能够助力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调解。数字平台推动“线下调解”“实体调解”向“线上调解”“虚拟调解”的转型，助力矛盾和危机的化解，并推动了线下治理向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共治格局的转变［12］。最后，数字技术还在建构乡村共同体、维持乡村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典型如微信群的集体虚拟在场就通过共同剖析、共同阅读、共同行动等交往，推动村民之间形成了互动式网络化结构和氛围，再造了“公共人”，从而共同维系了乡村秩序［13］。诸多经验研究发现，村民的网络公共参与对乡村社区认同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应用，还为乡村的价值观念、信息交易、权力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效能等各方面带来深远影响［15］，推动着公私领域的演变［16］，甚至还可能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17］。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也对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信息鸿沟增加乡村治理成本、无序网络参与引发乡村社会问题、网络发展不均容易模糊治理区间等挑战［18］。总体来看，大量青年的外出务工，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而各类数字技术如数字平台在乡村地区的深入应用，数字技术日益渗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不仅重构着生产生活秩序，也为外出村民尤其是更加善于使用数字技术的青年村民远程参与乡村治理，创造了机会和条件。那么，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究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提供了哪些机遇，最终能否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呢？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二、找回青年：数字乡村治理平台搭建（一）乡村数字平台应用概况数字乡村建设，需要依托某种甚至多种形态的数字技术，腾讯“为村”（WeCountry）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为村”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09年6月发起的“筑梦新乡村”项目发展而来，以用互联网企业核心能力助力西部乡村发展为初衷，2014年9月正式升级为腾讯“为村”。“为村”具体形态是一个手机APP，同时配套有微信公众号，已经搭建起“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平台”并行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广大乡村和社区，能够提供多元化服务。“为村”是以数字平台为技术基础搭建数字乡村的线上治理平台，主要包括党务、村务、事务、社交（村友圈和个人主页）等功能版块，提供了议事厅、问卷调查、投票、书记信箱、个人动态、私信、在线直播等功能。总体而言，“为村”是一个典型的数字化、开放的移动数字平台，能够搭建和强化乡村、社区内部及其与外出人员的连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连接信息、财富、情感等要素的作用［19］。党务板块是腾讯“为村”系统的基础版块，也是基层党组织在该平台上发挥作用的重要间。具体包括支部风采、党务公开、组织生活、党员日记、党员教育、书记信箱、扶贫日记和为村学习等模块，为基层党组织活动的线上化、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搭建了技术平台。比如，党委通过“为村”进行党务公开；党员通过线上会议参与组织生活，通过在线学习加强自我教育，撰写党员日记、扶贫日记；村支部书记可以在书记信箱回复村民提问，与党员及群众互动；党员可以在“为村”平台亮身份、亮承诺、亮实绩，在线为群众服务。这既顺应了技术发展趋势，也与村民、党员社交的线上化保持了同步。村务板块包括村委风采、村务公开、议事厅和村内活动。事务板块包括办事大厅、为村课堂、法律服务、供求信息、便民通讯录等。村友圈的应用场景是村民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分享生活趣事，其他村民可以关注评论点赞。个人主页则是每位村民的用户中心，这里可以看到村庄概况、“为村”星级和村庄简介，个人资料、个人积分以及个人动态等也可以在这里查看和编辑。村民可以在这里实名认证加入自己所属村庄公众号，随时随地参与村庄事务；村集体和村民还可以通过“为村”平台展示风土人情，推广和售卖村庄土特产品。（二）数字平台吸纳外出青年截至2019年9月29日，全国已有29个省份14228个村庄（社区）加入“为村”，注册认证村民超250万人。其中，有156617名党员、11233位村支书（党总支或社区书记）和10670位村主任（居委会主任）在“为村”平台开展日常工作，共发布“两委”日记1074506篇，收到群众来信58124封［20］。部分乡村甚至实现了所有家户都有成员在平台登记、认证。调研对象FD村，总面积为18.8平方公里，人口为3823人，其中党员89人。全村耕地面积4230亩，其中水田3120亩，村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外出务工和种养业，2017年农民人均年收入11990元。村里的集体产业主要有1000亩莲花种植基地、300亩四大家鱼养殖基地和200亩沙糖桔种植基地，2017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万多元。该村的“为村”公众号于2018年10月12日上线，截至2019年5月21日，其“为村”认证村民有839人，基本涵盖了所有使用智能手机的家户，认证党员有58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社会政策研究［摘要］通过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对照分析，讨论了中国青年人口的新特征。第一，在总人口中，青年人口占比不断降低，显示出人口金字塔的持续萎缩态势。城市少儿及青年人口占比均高于镇和农村，预示着未来少儿和青年人口的城镇化率将继续增加。第二，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加速提升，出生同期群年龄越小，其受教育程度就越高。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为青年一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但教育扩招与青年人口占比下降的矛盾，会日趋加重竞争不力学校的“招生不足”压力。家庭子女数的减少提升了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支持能力，尤其对女孩教育投资的可能性增大。第三，青年人口的家庭户居住模式，正在从“三人户”向“二人户”和“一人户”转型，青年人口的初婚年龄越来越迟，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呈现出初婚年龄越大，非婚生活人口占比越大的社会个体化趋势。［关键词］青年人口；普查数据；社会个体化；一人户当前中国社会变化的最大特征是人口结构的转型——从成长型人口转变为静止型人口，然后转变为缩减型人口。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转型速度日趋加快——在短短20年内，已从成年型人口转变为老龄化人口，然后又转变为老龄型人口。当前青年人口的结构变化，决定着未来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结构变化。而人口结构一经形成，就成为结构化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改变，所以，青年人口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数据，对这些数据的趋势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当前青年人口的新特征，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支持青年发展的社会政策，这对激励青年顺利成长，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一、青年人口占比持续降低世界各国对青年年龄的上限和下限没有统一要求。有些国家以10岁为下限，有些国家以14岁为下限，还有些国家在区别男女两性性别意义上确定青年年龄的下限（比如美国以10岁为女青年的下限年龄，以12岁为男青年的下限年龄）。在确定青年的上限年龄时，有些国家为19岁，有些国家为25岁，还有极少数国家为40岁。不同国家的社会政策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初婚年龄不同，其对青年的年龄区间定义也不尽相同。2017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区间确定为14~35岁。鉴于各国人口普查中经常将少儿人口定义在0~14岁之间，故本研究将青年人口的年龄下限确定在15岁。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初婚年龄不断推迟，择业及就业的稳定性也趋于降低，故依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上限确定为35岁是必要的。从图1可以看出，在所示国家中，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长期趋于降低。应该注意的是，中国0~14岁人口占比下降的速度最快。到目前为止，印度、巴西、美国等国该年龄段人口占比都高于中国，仅日本的少儿人口占比低于中国。在东亚社会，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但因其较早进入工业化社会，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就迅速完成了人口转型，形成了人口增速持续下降的态势。到2020年，日本0~14岁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2.45%。中国这一数据是17.71%，美国是18.37%，越南是23.19%，印度是26.16%。由于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决定着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所以，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未来青年人口的数量将长期处于缩减态势。虽然2021年中国出台了“三孩政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制度红利还没有及时释放出来，最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仍在持续降低。长此以往，

朴现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研究［摘要］近年来，青年婚育态度较过去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深受全球化与个体化进程的影响，

丁淑娟，博士，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过程、社会保障朱亚鹏（通讯作者），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住房政策、公共政策过程［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带来的城市房价上涨，青年人住房压力剧增，“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问题严峻。如何有效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是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变迁理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特点、动力与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经历了“城市住房保障体系‘边缘’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9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供给增加且迈向‘优先’阶段（2010年以来）”。青年住房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城市青年社会形象建构转向积极和正面的结果。城市青年住房政策以及青年形象的转变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长期互动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利于丰富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并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住房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变迁逻辑、动力与机制，从而从政策设计层面探讨解决青年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社会建构；政策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大量青年涌入城市，城市青年人的住房需求庞大。与此同时，在住房商品化、市场化作用下，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外来务工青年以及作为特殊“夹心层”群体的城市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买不起房、租不好房”问题突出。为有效地缓解住房压力，在中央强调“房住不炒”的总体定位和地方人才竞争愈加激烈的多重背景下，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包括新市民群体在内的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并尝试通过多种政策安排来加以解决。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提出将“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尽最大努力帮助青年人等群体缓解住房困难。2022年4月，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共青团中央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在提及“围绕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着力优化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居住环境”，以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为切入口，加强对青年“住房难”问题的政策关注力度。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满足青年的住房需求，为青年发展营造友好的环境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重要议题。因此，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探讨青年住房问题的政策制度安排的发展演变历程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对于完善我国城市青年住房政策、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一、研究问题的提出计划经济时期，青年住房主要通过国家住房实物福利分配体制供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市场化的推进，城市房价上涨，住房问题日益成为关系青年发展的重要民生问题。“蜗居”“蚁族”“夹心层”“房奴”等流行话语形象地刻画了青年群体的现实住房压力，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青年因住房倍感身心压力［1］。与老一辈的进城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扎根城市”的愿望更为强烈，对城市中稳定居住环境的需求更大。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况不容乐观，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他们的纳入程度总体偏低。2018年，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城市新移民住房保障”研究团队完成的《进城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及居住现况调研报告》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比例由49.9%降低至13.4%，大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普遍面临严峻的住房压力，无力负担正规的商品房，而是居住于权益不被保障的“非正规住房”中，其中又以“城中村”和“群租房”的居住形式最为普遍［2］。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1.5平方米，比上年增加1.1平方米，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增加，但进城农民工在500万人以上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6.9平方米［3］，大城市进城农民工的居住状况依然值得关注。“居住

田宏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发展与教育［摘要］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关键词］三孩政策；青年；政策反应；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作为“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作出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继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之后的又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三孩政策能否有效提高生育率的关键在于政策能否有效激发作为生育主力的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以及能否有效解决其生育过程中的困境并促进其生育行为。三孩政策是对人口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种积极应对，也是对社会大众关注的低生育率问题的回应［1］，然而三孩政策发布后社会对该政策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李丹等人对八大官微博文的相关评论内容进行研究，发现对于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评价中积极情绪较少，而消极和中性情绪较多［2］。研究发现，对于生育政策的负面反应倾向不是三孩政策所单独触发的，在此之前较长一段时间内已有相关表现，李婷等人对中国网络大众生育态度的研究发现，自2012年以来涉及生育的评价态度倾向已从积极占多数转变为消极占主导，而且在话题维度上表现出从对行为态度的表达转变为对生育面临的客观限制陈述［3］。情绪情感一般来说是个体的态度和意愿的反映，对政策的消极情绪反映着个体对政策的消极评价和低意愿的情况。因此，当网络大众对于生育政策及生育行为表现出较多的消极评价时，虽然这些评价不能完全代表作为生育主体的青年本身对于该政策的反应，但我们仍需对这种消极态度给予特别关注，并对真实青年群体的政策反应及政策对生育意愿激发情况进行实证调研。当前对生育意愿的考察通常采用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作为测量指标。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其中，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0，低于平均水平；现有1孩妇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29，尚未生育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均低于平均水平，低年龄妇女及未育或现育1孩妇女是生育的主要力量，这些群体打算生育数的低分布倾向预示着我国妇女的生育率存在着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4］。而平均理想子女数高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说明在生育意愿与实际行动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在三孩政策发布之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否有所改变，其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否会缩减，均取决于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和支持度，也取决于在一孩及二孩养育过程中的困难与收获能否取得平衡。杨菊华提出，“生育”在广义上既指“生”，也指“育”，我国生育政策已经从计划生育时期的限制性生育政策转向到三孩政策时期的包容性生育政策［5］，在这一背景下，只有准确了解青年生育及养育困境，清晰把握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才能切实提高政策的包容性和支持度，有效帮助青年群体实现生育养育困境的突破，促进其生育态度的转变及生育意愿的提升。青年的生育意愿同时受到生育中现实困境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的诸多影响。在现实因素方面，当代青年在生育养育过程中面临着经济、教育、时间等方面的压力［6］，经受着工作—家庭冲突及其所带来的各类负面影响［7］。在一项对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因素调研中发现，女性不愿意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不希望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影响其职业发展和加重家庭成员身心压力；女性在养育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虽然倡导家庭抚育责任的性别平等，但实际上女性要花费更多时间照顾家庭，导致职业生涯发展受限，这些使得女性在二孩生育决策上犹豫退缩。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家庭内代际关系及父辈提供的隔代育儿支持帮助显著影响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8］。可见，家庭在生育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现实困境，而这些困境如能获得政策及家庭支持则能够提升青年生育意愿、促进青年生育行为［9］。在文化观念因素方面，我国社会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下，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传统社会的“多子多福”生育观转变为现代社会“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观，“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已成为多数人的自觉行动［10］，这一现代生育观念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的生育行为，增加了我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也为三孩政策的生育激励目标的实现带来挑战。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严格执行使“只生一个孩子”的社会生育文化并不会轻易随政策改变［11］，要想转变这种生育观念惯性的影响需要较为长期的努力。生育观念同时还受社会经济发展及全球化的影响，表现为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功利主义生育观式微，而非功利主义价值观逐渐凸显，并随社会发展发生内容方向的变迁。如周晓燕2002年对高学历青年生育观的调研发现，“组成完整家庭”“带来快乐与爱”“取悦父母”是青年生育原因的前三位［12］，生育的动机主要是维持及促进家庭关系，并获得快乐与爱，表现出家庭主义生育观倾向；而邢朝国2020年对未育青年的调研发现“喜欢孩子”“生了孩子人生才完整”“生孩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青年生育原因的前三位［13］。可见，生育的动机已从功利主义生育观、家庭主义生育观向追求人生价值和体验的个体主义生育观转变。因此在当前激励型生育政策背景下，对青年生育观的变化开展调研能够帮助我们根据青年的生育动机及生育文化的特点建构有利于提高生育率的文化环境。综上，本研究从青年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出发对青年生育意愿及需求进行调研，揭示影响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把握三孩政策推进落实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为提升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地服务青年发展提供研究支撑。一、研究方法和样本选取

杨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分配公正、中国政治［摘要］职场妈妈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职业女性群体，在拼搏于职场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依然容易受到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回到家庭中又要继续承担照料家庭的大多数无酬劳动，

徐岩，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青年研究、残障研究石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摘要］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服务于弱势群体的民办公益机构蓬勃发展起来，但这些机构的从业者面临的工作困境往往被忽略，是“情怀”还是“收入”影响着这类青年公益人对工作的感受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研究以从事公益性服务行业，在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民办孤独症服务机构中的职业照顾者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该从业群体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共情能力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鞠法胜，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与社会刘卫平，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与社会余秀兰，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摘要］在文化资本的通常框架下，中产阶层子女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者，无论是取得高学业成就还是获得体面工作都被认为轻松自如。然而名校毕业，家庭出身不错却主动放弃就业或在就业过程中选择逃避的“蹲族”却并非一味呈现文化符应或文化再生产。通过网络民族志、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发现，“蹲族”文化资本“失灵”的现实表征体现为，资本转换的“失败”、阶层跃升的“中断”和中产图景的“背离”。而中产阶层子弟沦为“蹲族”是不同场域中惯习忽视、断裂和迟滞的结果。“蹲族”的出现说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在子代传承过程中存在“失灵”现象：在现实情境中，

小时，三个板块各占45~50小时，另设立“内地考察”环节，除考察用时之外占用10小时的学时，

韩克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摘要］青少年教育福利，是指包含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校外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中由国家提供的低费或者免费教育及相关制度安排。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教育福利与教育制度高度重合，形成了以免费教育体系、人民助学金制度、兴办幼儿园和少年宫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架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以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杂费减免政策、奖学金助学贷款政策、免费师范生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青少年教育福利制度初步形成，从总体上提高了教育福利对促进教育公平性的认识，加强了教育福利的制度化建设，扭转了“教育产业化”等不良影响。我国青少年教育福利发展的合理定位是确立国家在教育福利中的主体地位，突出政府在教育福利中的财政责任，拓展教育福利的制度内容，提高教育福利的普惠性质，厘清教育福利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进程中，教育福利已成为撬动教育体制的切入点，是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要环节。［关键词］教育福利；义务教育；教育制度；福利国家一、问题的提出青少年教育福利，是指包含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校外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中由国家提供的低费或者免费教育及相关制度安排，但不包括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此外，特殊教育虽然属于青少年教育福利的范畴，但受篇幅限制，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有人认为，教育福利意即所有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问题，旨在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障公民享受到令人满意的、好的教育，其对象是所有公民。在我国，儿童通常指0~18岁的群体，因此青少年教育福利的对象，涵盖了儿童和青年群体。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普遍建立了教育福利政策，保障国民中适龄成员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1880年，英国议会通过《芒德拉法》（Mundella’s

邹平学，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港澳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高级研究员、广东省法学会港澳基本法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宪法、港澳基本法研究［摘要］粤港澳三地法律差异大、制度藩篱多、规则各行其是、要素流动成本高，业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最大堵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强化“一国”，善用“两制”，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同时，为更好地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还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路径。首先，需要认识到粤港澳三地法治制度的差异不是合作和融合的根本性障碍；其次，培养粤港澳三地合作的意愿、动力，强化合作的责任感，形成合作发展的共识，寻求共同的利益点，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的关键；再次，可采用趋同的模式，转换、嫁接的模式以及叠加、再造的模式促进大湾区的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最后，实现法治合作和规则衔接需要创新思维。总之，只要秉承合作互利的理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完全可以解决好粤港澳大湾区规则冲突的问题，实现大湾区规则的衔接。［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合作；规则衔接；合作发展一、问题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就是要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港澳地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深度对接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关税低、税率低、法治完备等优势结合起来，实现珠三角与港澳优势互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一流湾区，为国家“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

名男生和5名女生）进行了访谈，询问他们对于婚姻的实际态度、看法以及他们不同态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婚姻态度情况作进一步了解，对问卷统计结果加以丰富和补充。（二）主要发现1.

作者简介：石嘉，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作者简介：朱通，中共抚州市委党校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摘要］抗战时期，知识青年深入后方农村，积极宣传抗战救国思想，在唤醒广大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动员农民群众参军参战起到重要作用。在江西农村从事抗战动员工作的知识青年，

发展自身职业能力、创造出技艺性的价值、取得能够安身立命甚至接济他人的物质收入，但另一方面，青年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究竟在围绕何种观念展开生产与生活，即巴迪欧语境中的“真正

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目前面临来自非学术界和质性研究的“双重批评”，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信任危机。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量化研究者过度沉迷于假设检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

Parsing）。前者首先根据句子中的词性特征，将句子切分成一组短语，后者的目标是自动分析出词汇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这两者可以相互转换［13］。以句法分析为基础开发出了命名实体识别（Named

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消费社会学［摘要］质性研究是一种在社会科学领域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并在青年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时却陷入某种误区，并因此降低了研究质量，导致一些学者拒斥质性研究方法，甚至遭到某种程度的“鄙视”。造成这样的结果通常由于研究者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时做得不够规范，容易陷入三个误区：描述性误区、特殊性误区和去情境化误区。描述性误区是指一些质性研究只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描述，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特殊性误区是指研究无法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无法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去情景化误区是指对某种现象进行研究时，

付茜茜，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艺术、媒介文化研究［摘要］作为当下较为热门的网络词汇，“内卷”意指外部条件约束下的内部精细化、过密化发展及其内部懈怠与消耗，“躺平”意指以“低欲望”和“低姿态”的顺从消解社会现实困境和获取内心世界的平和。在由科技高效驱动的现代社会，社会劳动也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竞争的特征。“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也是现代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伴随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现代性焦虑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作为一种网络文化症候和符号化表意实践，从“内卷”

通过制度化建设彰显社会公平正义自称“打工人”的青年人不是自甘消沉，而是真实感受到资本逻辑的剥夺感，陷入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制造的困境中。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市场难免会触发资本逻辑。因此，

应修定年龄，至多不得过二十五岁［8］70。1924年6月14日，陈独秀和林育南分别就团的青年化问题发出通告，通告指出：“S.Y.至今还未完全青年化，就因S.Y.有许多成年团员在内，以致一切工作

杨爱平，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社会融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治理、粤港澳跨境治理［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下，鼓励和推动港澳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新创业，对于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各级政府习惯性地采用行政推动机制去开展此项工作，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港澳青创政策供给状况、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挑战及其心理融合情况，鲜少探究行政推动机制的运作逻辑及其诱发的内在矛盾与缺失。研究发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主要采取政治号召、高层推动、政策扩散、部门推进、绩效考核的方式，强力推动港澳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新创业。在强大的政治势能传导下，这种行政推动机制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远而言面临着“政策执行内卷化”的隐忧。为此，政府需要对行政推动机制进行政策审思，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已经出现代际交替和代际差异。近年来，出生于1980

后”少年在伟大复兴进程中，经历着从享乐到奋进。每一代青少年都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惑，但是每一代青少年都是在社会的变革中锻炼和成长。中国青少年“四代同堂”从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社会学、应用新闻传播实务、互联网平台治理等［摘要］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引导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主阵地，社会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通过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6855位青年的问卷调查，研究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对其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主流媒体接触在青年互联网平台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和接触主流媒体的频率越高。青年接触主流媒体频率越高，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并且，根据不同类型平台的中介效应量，区分了“渠道型”“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三种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主流媒体对青年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在渠道型模式下主流媒体应保持专业媒体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模式下可与平台加强新媒体内容策划，提升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仪式感。［关键词］互联网平台；主流意识形态；主流媒体；传播态度一、引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特别是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并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当前，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媒介环境的深度变革，在政治、商业与技术等多重力量作用下，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社会连接、数字生活的核心枢纽。青年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培育和增强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至关重要。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体规模已达10.11亿。其中10~19岁、20~29岁以及30~39岁人口占比分别为12.3%、17.4%、20.3%，青年是网民群体的主力军。青年的价值取向关乎社会的价值取向，分析青年群体的互联网平台使用和主流媒体接触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把握互联网语境下网络传播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和效果，也有利于探索运用互联网平台积极影响青年群体的路径和方法。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意识形态作为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服务于特定阶级并集中反映其利益诉求。意识形态的本质之一在于其价值指向性，是关于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结构下集中反映并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是分析意识形态的重要维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充分体现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切入，从理解、接触、态度倾向三个维度对青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测量其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行为的信念与认同度，以此研究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对“新媒体使用”的操作化集中在媒介接触方式、媒介接触类型、媒介接触频率、媒介内容偏好、媒介使用诉求、媒介参与度以及媒介素养等维度。本文基于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将自变量“新媒体使用”限定在以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的接触频率，据此进行问卷设计与测量分析。从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的批判观点——媒介即意识形态，可窥媒介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互联网尤其是以资讯、社交为主要功能的互联网平台兴起，催生了新的社会动员、组织、参与和表达的机会，同时也成为主流价值观传播、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阵地。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深度嵌入了人们的日常互动，成为个体日常交往表达、生活消费的新空间。另一方面，根据李普曼的观点，大众传播具有信息环境再建构功能，互联网使得这种建构出来的信息环境越发有演化为真实环境的趋势，这种感知建构的方式也是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之一。伴随网络空间与真实世界边界的打破，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使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互动、博弈乃至斗争更加激烈。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话语平台，依靠信息流与话语表达增强意识形态控权，成为当今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重要方式。综上所述，社会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从互联网平台使用角度探讨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与意识形态倾向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一）互联网平台使用行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当今，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引发学者对互联网平台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关系的关注兴趣。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使用影响其对社会凝聚力的感知与国家认同，具体来说，偏于网络媒体的使用者比起传统媒介使用者更具民族主义倾向；大学生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交往互动行为越积极，其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就越显著；互联网平台使用程度对青年民营企业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显著性正影响。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王天娇通过梳理发现，很多研究都习惯于以传统媒体为参照展开论述，而对日益重要的新兴媒介关照甚少。这类研究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不同新型媒介平台具有高同质性，所以只需要去区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而不需要对前者做细分。在互联网平台化兴起的当下，这一假设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在日常经验感知上也尚未成立。此外，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使用不同类型的媒介影响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与认同程度，已尝试揭示互联网使用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内部差异性。因此，在H1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使用偏好对青年群体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差异。（二）互联网平台使用与青年主流媒体接触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挤压着传统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在“媒体转型”的语态和实践驱动下，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借助互联网平台开设矩阵账号、分发原创内容，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向安玲等研究发现，高达95.45%的媒体同时在微信、微博上开设账号。截至2020年底，中央级广电媒体在互联网平台注册账号近300个，省级广电媒体账号近6000个。这些以社交连接、资讯聚合为核心功能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2：青年的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其接触主流媒体的频率也越高。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与平台媒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新新闻生态系统。不同类型的传统主流媒体因其功能定位、原创能力与社会资源差异而有着不同的平台内容运营策略，选择在哪些类型的互联网平台上开设账号、内容风格、更新频率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在H2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青年群体在使用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过程中，其接触到的主流媒体内容的频率是否存在差异。（三）青年主流媒体接触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主流媒体泛指以严肃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着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在竞争区域内处于主流地位、在社会发展中担当较大社会责任的媒体，其向来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力之一。受众在选择其所偏好的媒体时，除受自身文化水平、媒体接近程度、内容偏向性等因素影响外，还会考虑自己与该媒体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否相近。换言之，受众会基于既有认知与价值观念选择主流媒体接触偏好，同时主流媒体的内容也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青年接触主流媒体越频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不同类型的媒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定位与目标导向，在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视程度和引导策略可能存在差异，公众在接触不同的主流媒体内容和渠道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倾向性也会存在差异。本文在H3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主流媒体接触，对青年群体主流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四）主流媒体接触的中介作用王菁研究发现，虽然互联网媒体能够提高政治认知，塑造政治价值观，增强个体政治参与效能感和兴趣，但引发其政治参与行动的是政治心理倾向，即媒介作用于政治心理，从而引发政治参与决定。互联网平台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中介变量，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使用对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某些中介变量。由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引导主要由传统主流媒体承担，个体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感知会受到其主流媒体使用行为偏好的中介作用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4：主流媒体接触在平台使用与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上述简要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三个问题：媒介使用对价值观感知度研究、媒介使用对社会认同的塑造研究、媒介使用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研究。这些研究基本承袭个体通过媒介使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感知、认同与行动的研究脉络，基本论证了媒介使用与意识形态存在影响关系。但相关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样本选择上，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群体，较难代表整个青年群体，此外问卷调查的样本量普遍较少；在变量测量上，更多集中于对传统媒体使用的测量以及对新旧媒介影响效果的比较，而没有对互联网平台使用进行细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为媒介使用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经验阐释，或探讨平台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通过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式论证二者影响机制的学术成果比较缺乏。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互联网平台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主流媒体接触作为二者影响关系的中介变量，建立三者的影响模型，继而收集并分析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检验模型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互联网平台使用对青年群体意识形态的影响差异性，不同主流媒体在互联网平台上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问题。三、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一）数据来源和样本本文选择珠三角城市群（共9市）中的18至40岁青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珠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把控意识形态问题尤为重要；其二，珠三角地区作为沿海城市群，毗邻香港、澳门，青年群体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受到的影响也更为复杂；其三，珠三角地区互联网与媒介产业发达，人们接触到互联网平台与主流媒体更为频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一手数据，在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进行问卷的派发与收集，共计获得有效问卷数据6855份。样本基本概况如表1。（二）变量测量1.

的好感度连续三年排在前5位，且在正负态度上呈现“单边倒”的正面倾向。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咬文嚼字》编辑部、《语言文字周报》分别公布的数十个“2019年十大网络流行语”

于洪君：博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论坛特邀专家［摘要］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日趋复杂多元，世界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存在世界大变局演化为世纪大乱局的可能性。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扰乱了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使中国复兴进程陡增变数；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发展和安全议题。党精准定位我国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新理念新布局，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国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复兴之路的根本保障，妥善处理增强军备与适度裁军、质量建军的辩证关系，对我们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确保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推动青年人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大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之举。大学生已成为新时期国家义务兵主力兵源，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大学生踊跃参军入伍将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人才支撑。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键还在于引领好、凝聚好青年一代。［关键词］“两个大局”；复兴；青年；国防建设；国际关系（下文有所删减，如需浏览全文请查看《青年探索》2022年02期，或点击阅读原文）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

［摘要］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全面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应当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从立法层面作出了顶层设计，但是应当认识到，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依然不够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应当以《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个保护维度为框架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以国家监护责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前置性赋权保护为构建基底。当前六个维度的保护各有进展又有不足，家庭保护初成体系任重道远、学校保护内容庞杂需要清晰定位、社会保护要形成社会共识、网络保护亟待细化、政府保护要做好行政支持、司法保护应做好法律衔接，基于上述现状，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路径从完善法律体系、加强统筹协调、搭建内部链接机制、做好未成年人素养培育、构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体系；构建路径；未成年人权益一、问题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强调“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少年儿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寄语中说到，“各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社会氛围，建立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是政府、家庭乃至全社会共同责任。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构建是指建立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法律和制度体系。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以《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权益和保护维度为依据而建立。202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以下简称《未保法》）审议通过，于2021年6月1日起生效。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方式，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建设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构建的有力保障。探讨新时代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首先应当从《未保法》出发。《未保法》作为一部法律，效力等级仅次于宪法，其他所有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规、行政规章都应当与其相适应。可以说，《未保法》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构建的总指挥。《未保法》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应当包含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个维度，从而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搭建了框架，本文以《未保法》明确提出的六种保护为分析对象，探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现状及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方向。此次《未保法》的出台可以说给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描画出了框架，但尚难认定我国已建立起了完备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从立法层面看，此次《未保法》修订改动较大，丰富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维度，是法治的进步，但是，我国还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在许多专项领域也存在着立法缺失的境况；从机制建立层面看，2021年4月，为贯彻落实《未保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务院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截至2021年7月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已经在省级层面全部建立完成，省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实现全覆盖，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但也要看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具体细致的，基层建制同样重要，在基层建制的同时也要保证机制有效运转。从未成年人保护效果看，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社会舆论对未成年人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居高不下，未成年人保护的提前介入仍有不足。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基底1.确立国家监护责任《未保法》第七条规定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负有指导、支持、帮助和监督的责任，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民政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我国已经事实上建立起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制度。国家监护在整个监护体系乃至整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定心石。国家监护责任的背后是国家亲权理论。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亲权是基于血缘和生育而形成的，具有天然性，父母相较于其他近亲属总会付出更多的情感和精力，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爱护，因此在法律中谈及监护权均采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说法。监护权可以看作是父母亲权的功能替代物。国家亲权是指当未成年人出现监护缺位时国家充当未成年人监护人以行使监护权；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出不利于监护人的行为时予以制止或剥夺其监护权；并监督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监护缺位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暂时的，可以是由于父母或者监护人客观上难以或不能行使监护权，也可以是作出了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而被剥夺了监护权。在此情形下，国家对未成年人行使监护权可以确保未成年人保护不出现真空地带，以致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国家承担监护责任不是父母亲权的让渡，而是国家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兜底，体现的是国家担当。依据我国当前法律，亲权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亲权是完全融入监护制度中的，国家监护责任可以看作是国家亲权的体现。新时代我国的国家监护责任不仅仅是监护权，而更倾向于国家亲权的内涵。国家监护不仅要在未成年人危难之时承担养育责任，更应当竭力避免未成年人出现危难状况；不仅要保障未成年人成长，

常进锋，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21级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中心（甘肃省高校新型智库）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摘要］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也是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李浩，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舆情，新媒体与青年。［摘要］青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化，思潮多元化，青年的自主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此情境之下，教育引导青年理解爱国主义内涵，认同爱国主义精神，并合理、自觉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就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帝吧“出征”

胡建国，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摘要］现有研究关于佛系心态的认知，多基于“价值观危机”的视角而持批判态度。本文基于相关理论的探讨，提出“价值观变动”的分析视角并利用

关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摘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建党精神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百年来党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说就是坚守、践行和创造性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结果，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四个维度上：一是思想基因、理论基因的传承创新，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萌生、形成和不断发展壮大最为基本而又具有蓬勃生机的理论基因、思想基因；二是实践起始、实践归宿的价值定向，党是为维护人民地位、保障人民权利、实现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要、促进人民发展而部署和推进各项实践工作；三是文化主线、文化主脉的定调弘扬，坚持建设、传承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建设“人民文化”重任；四是科学方法的转化创生，将“以人民为中心”转化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兑现，还需要我们开辟更多维度、创新渠道和形式来使“以人民为中心”得到更充分地彰显、更有成效地落实。［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以人民为中心；建党精神；历史经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而又系统地对建党精神进行了总结和凝练，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其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2］6。同时建党精神的表述将“不负人民”置于结尾，说明它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和归宿。由此可见，建党精神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统领性、根本性的内容。党的历任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以人民为中心，多次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也反复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与中国人民生死与共、风雨同舟，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3］352。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它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第二条经验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并用五个“最”来加以强调，即“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