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 |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
田飞龙，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 / 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宪法与政治理论、“一国两制”与涉外法治
［摘要］香港青年社会运动中存在的激进因素，是由香港独特的历史、境外势力插手以及香港青年教育背景决定的。香港青年社会运动的极端化暴露了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方面的薄弱状况及香港国民教育的缺失。香港国安法是中央依法展开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开启了“一国两制”制度丰富发展的新时代序幕。在香港国安法实施背景下，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仍存在挑战，香港教育异化及其对香港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征，揭示出香港教育范畴的治理整顿迫在眉睫。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为“爱国者治港”与香港拨乱反正提供了法治前提和操作思路，为解决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难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契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规范性重构，需要智慧、定力和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 对香港青年政治心智的再教育和有效引导，是新时代下“一国两制”不可回避的重要实践课题。
［关键词］一国两制；香港国安法；青年运动；国家认同；国民教育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未能完成，国民教育未能有序推行，政改挫折带来香港民主运动的激进化与暴力化，这些相关因素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2014年非法“占中”，2019年“修例风波”及“黑暴事件”，全面暴露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薄弱状况，香港青年运动中的激进因素汇集闪现。中央因应香港乱局，提出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法治工程，并通过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以“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开启香港社会的一系列治理改革和文化再造，开启新时代香港“一国两制”的新征程。中央管治权的实际介入及其成效，带来了香港民主法治的光明前景。
有了香港国安法的整体保障，新选举法的改革与落地相对顺利。激进青年运动受到法治约束而未能对选举民主过程造成严重威胁与破坏。2021年9月19日，新选制下的选举委员会选举顺利完成，初步测试和检验了新选制的民主正当性与制度合理性，但从实际参选及竞争性来看，仍有非建制派的“揽炒”痕迹以及青年选民号召抵制的尝试，显示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度仍在波动之中。2021年12月19日，新选制下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有序完成，没有出现任何的街头暴力、选举胁迫或青年本土派的激进竞选行为，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选举煽动和破坏行为被依法制止。此次立法会选举因香港国安法保障和新选制的理性引导，从制度上排斥了选举暴力因素，是合法、和平、有序和有质量的民主选举。2022年1月3日，香港新立法会的90名议员在特首监誓下依法完成就职宣誓，过程中没有任何侮辱国家民族的政治泄愤和极端立场挑衅，规范的宣誓秩序实现了“爱国者治港”的制度目标。作为一项“权力的圣礼”，就职宣誓是政治效忠的典型仪式，是象征性和法律约束性的有机结合。2022年5月8日，新选制下的香港特首选举顺利完成，李家超先生高票当选，显示香港民心所向以及香港社会国家认同的好转。李家超先生的竞选纲领凸显了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与青年成长的政策关注及有力的措施构想，预示着“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的更优政策环境和更好制度基础。2022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刚获正式任命的李家超先生。充分显示出，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与历史方位的权威判断和指导。具有“重大转折”内涵的不仅仅是有形的制度规范， 更是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政治基础与人心认同。
从选举到宣誓，从制度到社会，从话语到行动，香港青年本土派似乎已全面退场，不复曾经的激进思潮和集体行动。“爱国者治港”的政治正确性及其社会文化认同得到国家制度力量和道德权威的加持而落地生根、修复巩固。这是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制性介入和自上而下的社会重整，包括在香港国安法保障下进行的有关教育、传媒、行业组织和司法领域的相应改革。客观而言，这一转变过程有序展开但远未完成，“人心回归”或许将成为香港治理下一阶段的关键。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是审慎评估和检视香港国安法对青年国家认同具体影响及走向的重要时刻。本文拟对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危机现状进行分析，对香港民主精神的变异进行梳理，并对香港特区政府的课程改革计划进行实证评估及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一、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的民主困境
2021年7月，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香港发生了直接挑战国安法的恶性案件。香港国安法在香港虽已落地，但未完全入脑入心，新法治与香港青年群体的沟通磨合仍有诸多阻隔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相关事件的发生再次暴露了香港法治及国家权威建构面临的严峻境地，以及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危机现状。社会正义观的重建，是香港社会重建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将颠倒的正义观矫正过来，需要中央和香港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一，香港国民教育立法及系统改革刻不容缓。放弃教育主导权就是放弃香港未来，中央与特区政府必须依据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共同推进这一根基性事业；其二，香港国安法进校园及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法治意识与守法伦理必须得到系统性检讨和重建，校园内宣扬违法暴力的声音和力量必须得到严厉遏制和惩处；其三，检讨和修订有关香港学生会的法例及自治规章，依法监管和引导学生会及其他学生组织合法开展活动及服务校园和社会；其四，重视回应和解决香港民生疾苦，在“爱国者治港”的有利制度条件下集中力量解决香港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层次问题及发展前景，以“贤能政治”“民生政治”和“希望政治”重置香港社会的“人心政治”生态和取向，挖除本土激进主义的社会病灶；其五，社会自身的正义声音和集体行动，是清理倒错的正义观及其危害性的最深厚力量，香港社会需激发和扩展维护正义观的共识和体系，社会不放纵，激进的“学生”和“员工”就会丧失舞台与勇气，社会正义的恢复就会加速完成。经过上述聚焦香港青年的法治教育和行为引导，国家认同在香港有望打开缺口，获得生机，从而从根源上清理恶性事件发生及学生会决议的社会文化土壤。
从更长期的政治过程来看，“爱国”与“民主”的二元对立是香港青年国家认同薄弱化的精神根源之一。与香港国安法所追求的“爱国者治港”的法治精神相悖，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受到激进社会运动和民主选举文化的深刻塑造与影响，其基本认知形态和行为逻辑很难短期之内改变。香港青年陷入西方民主范式营构的民主精神困境，与“一国两制”处于精神对峙状态。2021年中央因应香港选举安全危机和“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化需求而完善选举制度，构造了新选制，但投票率难题以及香港青年的选举不合作现象继续揭示着香港青年的民主精神困顿状况及其政治风险性。
新选制下的三场全港性选举中，立法会选举是有着明确的直选成分和社会动员性的选举，也是竞争面和参与度最为开阔的选举，我们可以从中检视香港选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政治取态和行为逻辑。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是“爱国者治港”严格条件下的民主过程。面对新选制，香港反对派尤其是青年本土激进派无法抗命，也不甘心自我改造后参选。香港民主党因其青年一代的新领导层无法凝聚参选共识，最终错失转型为“忠诚反对派”的历史机遇。香港青年本土派始终无法摆脱“时代革命”激进情结而回到“一国两制”和新选举法的法治框架思考和适应新的民主。
因新选制的“爱国者”清晰边界而制度性出局的反对派们，未能在相对短暂的政治转型时间内完成基本盘的“忠诚反对派”自我改造，实际状态是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只关注“直选投票率”并想尽办法煽动选民投白票或不投票，企图削弱新选制及其背后的国家立法者权威。严格来讲，这些“负面投票”的煽动者和可能的追随者并不是在支持和爱护香港民主，而是进一步制造社会撕裂和民粹对抗，并为美国等西方势力否定香港民主和展开“民主制裁”提供借口。
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发生于中美“民主大辩论”的余波之中，选举投票的有关指标（特别是投票率）必然成为这场世界级民主辩论的相关联的“焦点战场”，一个检验和拉锯“香港民主”话语权的斗争性议题。当然，无论是旧选制，还是新选制，都是对香港自治能力的检验和测试，是对香港民主精神与合作理性的摸底和塑造。此次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民主精神的大考，势必深刻影响到香港民主与社会自由的未来演变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自治能力的评估和互动。
在“投票率迷思”、外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以及新选制艰难落地的整体氛围下，有学者站在哲学思辨和责任伦理视角，对香港的民主历史、制度和演变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对人民与宪法互动之道有理性思考，指出“一国两制”作为主权秩序的例外安排，需要香港社会特别珍惜以及国家小心呵护。言下之意，任何破坏“一国两制”内含之国家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均应受到谴责。
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此前立法会选举前夕曾表示香港仍有大量“外国代理人” 在策划破坏立法会选举，贬低香港民主。可想而知，这些“外国代理人”的主要考核业绩正是“低投票率”或“高白票率”，他们的地下动员能力和选民基础不容低估。新选制虽然落地，香港“颜色革命”之忧虽然远去，但“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远未巩固。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夹杂了香港本土主义的强大在地势力、中美矛盾和东西方冲突的宏观背景及力量斗争的复杂因素，常规常理之解释与沟通未必能够奏效，香港民主发展前景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制约。
然而，如果香港民主不寻回国家前提，不依据新选制展开，任由白票和不投票的选举“揽炒” 横行，加之投票后的香港民主话语权斗争和来自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各种干扰，香港民主的未来又有什么希望和光亮呢？因此香港民主再出发必须从新选制开始，走在香港自己的大地和制度上。
国家的制度框架和民主空间已然给定，国家安全与香港民主的“暂时平衡解”就是新选制， 而能使香港民主重获生机与活力的最关键角色便成了握有实实在在选票的每一个合资格选民，只有他们负责任地集体投票和理性选择才能使得香港民主赢得国家信任和国际社会尊重。而如果他们简单迎合反对派的煽动，选择负气不投票或泄愤投白票，其政治本质就是将香港民主一同“揽炒”， 堵住香港民主再出发和未来发展的一切希望和通道，并对下一代负上严重的拖累民主进步的时代责任。新选制下的具体投票已不是关于具体选举哪个候选人的策略行为，而是对香港民主与香港未来的信任投票，很遗憾，香港青年的民主精神困境并未在此次投票检验中有显著消解，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之路仍然漫长且艰难。
香港国安法因此在象征意义上和功能意义上就成为结构性扭转香港社会意识形态及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危机趋势的风向标。新选举法关于“爱国者治港”与香港民主新秩序的法理重构与制度安排，是对香港青年民主观和正义观的积极矫正。2021年12月20日，中央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从历史、法理、制度与前景全方位展示香港民主的来龙去脉与是非曲直， 对香港青年匡正民主观与正义观有着权威教科书与行为指南的作用。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共发布过两份涉港白皮书，一份是2014年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其中最关键的法理概念是“全面管治权”，国家权威与权力据此得以具体化与系统化，而另一份就是香港民主白皮书，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爱国者治港”，这是香港民主制度的灵魂与风向标。2022年5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李家超时对新选制与香港民主发展有着“一锤定音”的政治判断和肯定，即“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总之，香港新制度及其系统法理，有力匡正了香港社会久遭扭曲与异化的民主正义观，澄清了“一国两制”的民主原理和制度逻辑，可以帮助香港青年摆脱西方民主迷思和本地激进运动造成的心智迷茫，回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设定的民主框架与民主轨道。只有依靠制度权威和法理引导，香港“爱国”和“民主”的对立才能得到规范性消解，香港青年的民主心灵才能得到有效调理，其国家认同建构之路上的显著障碍才能被彻底扫除。而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遭遇的“逆行”波动，应被视为香港青年群体从“黑暴反抗者角色”向“爱国守法者角色”转型过程的余波与阵痛， 是香港社会整体性“由乱到治”的重要演变线索。
二、教育作为病灶：教协政治化与课程改革的治理诉求
与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国家法”精神相比，香港青年所受政治影响和价值观塑造的“日常”且“本地”的主要来源是教育范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香港的教育异化需要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严重赤字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通常理解是香港通识教育出问题了，“黄丝” 教师群体带坏了学生，煽动误导了香港青年学生的政治激进行动。我们也了解到香港教协的政治化破坏作用，以及香港有关公民教育课程的变形走样。教育作为香港青年政治思想的“病灶”来源，需要我们积极应对，但如何破解仍然是个难题。
在香港国安法条件下，香港教协因不合新法及拒绝完成回归专业化的调整要求而解散，“爱国者治教”成为教育改革的一种共识和呼声。与此相关，香港特区政府从2021年9月开始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代替“通识教育科”，正式揭开了香港国民教育改革的序幕。从教育病灶入手，是配合外部法治变革的回应性政策措施，有助于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规范性和源头性建构。
（一）教协解散事件与“爱国者治教”的议程化
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香港选举法改革已定，有关选举程序已经启动并有序完成，但仍有人污蔑攻击新选制，反对“爱国者治港”，美化“黑暴路线”，呼应外国势力制裁香港。这些行动者中，香港教协是骨干力量和引导者，因而成为香港国安法深入实施的本地障碍，也是香港教育改革和青少年正义观重建的障碍。2021年7月31日，香港教育局依法宣布全面终止与香港教协的工作关系，揭开了香港教育领域系统深入整治的序幕。随后，教协宣布自行解散，香港教育生态面临深刻变革，“爱国者治教”出现有利的社会氛围与条件。2021年10月中旬，香港教育局要求新录取的教师需通过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测试，明确加强了对教师守法与教育过程合法的规范性管理。
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都意识到，香港的拨乱反正是一个涉及社会层面改造的系统工程，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不只是对具体案件的结果追责，更是过程化的教育更新与人心调理。当香港整治进入社会和人心层面时，其治理本质就成了一种针对港英“殖民统治”遗产的“去殖民化”。实际上， 当我们提及香港“国民教育”议题时，其本质亦具有“去殖民化”的面向，即以适应“一国两制”的新国民人格取代原来的殖民地臣民人格。但香港回归以来，不仅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受挫，国民教育更是无从推行，担当教育重任的教协就是主要抵制力量之一。他们以“自由”名义坚守的实质上是“殖民臣民”身份，长期拒绝以爱国为基础推行的国民教育，对香港青少年健康与稳定的国家认同感塑造带来负面影响，这是香港教育价值观的根本缺陷，也是香港教协作为教育专业团体的最大原罪。香港教协，以其享有的行业组织历史影响和政策权利，所作所为却严重背离教育伦理及香港基本法设定的教育主旨，从教育源头上破坏了香港法治与“一国两制”的贯彻与落实。因其影响极大，危害严重，香港教育局采取制裁措施不仅有根有据，更是切合法治要求和国民教育内在规律。
以教育领域引导和开展“去殖民化”，在香港具有“一国两制”背景下的独特性和敏感性，需要原则、智慧与分寸的结合，需要制度、政策和伦理的结合，是一项重大但仍需相当耐心和有效把握尺度的社会治理工程：
其一，原则上，“爱国爱港”是“一国两制”的价值根基，但其稳固树立客观上需要香港社会“重置”源自殖民统治时期的系统价值观，将“一国”及其有关制度知识和认同元素引入香港社会文化秩序之中。这一过程主要依赖教育及社会文化机制加以落实。
其二，“去殖民化”具有香港社会的“转型正义”性质，是将港英时代与“一国两制”不相适应的理念、制度和社会规范加以检讨和清理。香港回归之际在法律领域有一定程度的“法律适应化”，但社会和文化秩序领域基本没有触及，遗留严重的隐患。今日之拨乱反正就是续推香港的“转型正义”，使香港社会真正建立起适合“一国两制”的文化秩序与文化心理。
其三，“去殖民化”与“去本土化”相互交织，这是由香港社会身份认同中本土主义对殖民主义缺乏反思及简单进行价值加持的特殊状况造成的。在香港历次的激进反体制运动中，殖民主义和本土主义出现了合流勾结的现象，必须进行整合治理与系统矫正。
其四，“去殖民化”需要坚持适度性、精准性与保护性原则，即政策打击的唯一对象是“殖民主义”的负面遗产及本土主义对“殖民遗产”的扭曲继承，而不是香港社会健康、常态及可兼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基本法》第五条）。这一社会治理工程的深化开展不能造成“矫枉过正”，不能在结构上和基本面上损害香港教育的专业规范、现代化发展、批判性思维与多元活力。香港教育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仍然有赖于这些本地元素的重组激活。
其五，教协整治及教育领域的“去殖民化”是抓重点、做示范，其制度治理意义在于为其他社会领域的整治提供可行经验与方法。新时代的“一国两制”，根本点在于牢固确立“爱国者治港” 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人心认同，对香港社会的殖民主义和本土主义负面因素及其危害进行系统的补课式清理。教育领域的先行先试，可以探索出有益经验与方法，为香港推行“爱国者社会”的规范建构，打好国家认同牢固的社会基础。
香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深受港英时代“殖民主义”及其在香港社会留下的“公民社会”系统遗产的影响与塑造。其中包含具有政治反动性质或宪制危害性质的价值元素和制度元素。此外，香港教育领域的乱象及其危害的根本性，从这十年的变乱中清晰可辨。教协代表了效忠殖民价值观和本土主义的香港一部分教师（所谓“黄丝”）的政治势力和政治主张，其“过度政治化”已严重偏离职业伦理和法治底线，其他行业领域亦有类似情形。教协整治的法治原则、专业标准与适度性尺度，可为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提供样本和示范。
曾经一度，教协在香港势力强大，在内外支持力量的援助下，故意曲解香港基本法和本地法例上的教育自治、院校自主和行业自律，鼓动教师偏离职业伦理教唆学生违法达义，制作本土甚至“港独”教材和宣传材料污染校园，援助庇护“黑暴势力”和“黄丝”教师，以及勾结外部势力从事激进的“颜色革命”活动，等等。这些现象长期存在，日益恶化，为什么时至今日才有教育局的果敢行动呢？一方面，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管治队伍中的“爱国者治港”没有落实，香港公务员无心无力承担责任治理乱象；另一方面，香港司法复核频繁干预行政，在缺乏更高权威的条件下，教育治理困难重重。
这些主客观因素导致了香港教育领域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威、制度权威和国民教育的基本体系荡然无存，直到2019年“修例风波”等一系列事件警醒一切人。若非中央介入，若非香港国安法落地，若非“爱国者治港”成了根本原则，香港教育局何来底气和责任感？香港特区政府如何果敢作为？当然，以“一国”的道德和制度力量支持和援助“两制”，也监督与整合“两制”，本就应是常态。
以教协解散为契机，“爱国者治教”客观上已正式议程化。我们要坚决开展补课性质的“去殖民化”和“去本土化”，塑造“爱国爱港”的全面价值观，将香港本土价值牢固锚定于“一国两制”的国家基础之下，彻底打通香港青少年“人心回归”的精神通路。
（二）无根的“世界公民”：传统“通识教育科”对国家认同的偏离
香港通识教育“通”向何处？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拷问的议题，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洞悉香港通识教育在国家认同上的背反逻辑与政治化操作，采取针对性改革措施予以拨乱反正。
香港通识教育科表面上使用了大量专业性的教育理念和课程技术，倡导“全人教育”“公民教育”和所谓的批判性思维，但就其精神实质以及香港回归以来具体实施及其教育后果来看，严重偏离“一国两制”与基本法轨道，损害国民教育和国家认同基本目标，为香港激进社会运动和暴乱灌输基本政治理念，培养扭曲的青年政治人格和价值观。其主要弊端，可总结如下：
第一，核心教育理念上的偏差，以“世界公民”取代“国家公民”。香港通识教育基本理念，从港英时期的“臣民”逐步发展为回归之后的“世界公民”。这一“世界公民”理念以完全西化的价值观为依据，建立在“殖民史观”和“本土史观”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对“爱国爱港史观”及国家公民认同采取淡化或戒备的立场。从课程指引的板块设计及教学重点安排上，基本看不出对“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聚焦和凸显，导致香港青少年政治身份模糊化以及疏离于国家的认知状态，容易受到激进政治思潮的煽动，走上虚幻的“时代革命”道路。
第二，弱监管与事故频发的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香港通识教育缺乏相对统一的教材与考核标准，课程指引的引导性和规范性存在漏洞和误导，实际操作中“黄丝”教师大量塞入教学“私货”，宣扬激进政治理念，而香港教协及考评局等则纵容学校和教师扭曲教学过程和内容，香港教育局在监管意愿和能力上均有不足，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更缺乏足够勇气严正监督和惩戒。在过去的香港社会运动中，通识教育课堂成为“播独”重灾区，有人投诉，无人监管，事故频发， 比如有通识教育教师在课堂上宣扬“鸦片战争合法论”，有教师倡导“违法达义”等。
第三，“独立专题探究”中的批判性思维演变为对国家历史与体制的攻击。这一教学环节本意在于鼓励学生对时政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辩论，但主导这一环节的香港通识教师在话题、资料、具体问题及辩论过程中的误导和扭曲，导致并不具备充分政治知识和健全心智的青少年学生产生对国家历史与体制的错误认知和激进心态，使得自由讨论变成了针对国家的攻击与质疑。在“黄丝”教师的政治化引导下，学生并未习得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进行慎思明辨，反而易于迷信教师权威及盲从集体意见而丧失独立判断能力。
第四，缺乏清晰的法治教育内容，不能正确引导学生对国家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理解。课程指引提到法治精神，但更多涉及司法独立、权利保护与抽象法治理念，而不能从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出发展开完整的法治教育，尤其是无法帮助香港学生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国家法治观，无法全面正确引导香港学生理解“一国两制”的法理和制度内涵。
第五，缺乏与国情教育及内地考察有关的环节，不能引导香港学生理解和认同国家的具体进步和发展优势。课程指引安排的实践缺乏与内地的沟通环节，主要限于本地事务和所谓的“独立专题探究”，导致香港学生走不出对西方价值观的依赖及本地生活的经验。所谓的“通识教育”没有通向国家认同，而是通向了西方价值观和本土主义。课程指引没有真正从“一国两制”高度看待通识教育和公民素质培养，所建立的香港学生价值观并不切合“一国两制”的完整要求，香港学生缺乏机会具体接触、理解和认同国家的进步和优势。
第六，课程师资的资格没有具体标准，兼职现象严重，专业性和评价机制存在缺陷。香港通识教师中的“黄丝”现象之所以严重，一方面是这些教师本身也是香港教育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由于通识课程师资缺乏严谨的专业标准，兼职比例过高，教学质量和专业性难以保证，评价机制不够健全。教师备课及施教过程竟然出现过简单使用和认同香港“独派”报章（如《苹果日报》）评论文章的问题。
以上种种导致香港“通识教育科”逐渐演变为一种反法治和反国家的教育过程体系，而香港教育局的弱监管，教协与考评局的政治化误导和控制，校本教育的千差万别以及一线教师的不专业和政治“黄化”，进一步污染和毒害了香港青少年的政治心智、人格精神和国家认同。作为核心课程的“通识教育科”成为香港社会的乱源之一，成为香港青少年教育体系的主要漏洞和风险点，成为阻挠香港“人心回归”的一堵高墙。
（三）塑造中国公民：新设“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国民教育意义
“通识教育科”弊端丛生，家长、社会与香港特区政府多有批评和反思，但长期以来改革进展并不顺利，其中阻力来自多个方面，包括政府管治意志匮乏和教育体系内的阻挠力量强大。2017 年，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全面检讨学校课程包括高中的“通识教育科”。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大量学生充当黑暴分子，教师带领学生共同参与暴力运动，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一系列运动暴露出香港国民教育的失败，其中“通识教育”难辞其咎。
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通过并于同日在香港刊宪生效，其中有明确条款要求特区政府加强“国家安全法治教育”。2020年9月22日，上述课程检讨专责小组提交最终报告《优化课程迎接未来，培养全人启迪多元》，提出六个方向性建议，其中第二个建议即为“优化推行价值观教育”。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与考评局跟进研究并多方咨询论证，最终确定了通识教育科整体优化改革方案，并得到香港教育局的接纳。
2021年4月1日，香港教育局向各学校发布通识教育科改革公函，就整体改革方案进行解释和说明，并定于2021年9月在中四年级试行新课程。《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版）正式发布执行。香港教育局另于2021年6月在其官网上传该课程板块一“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前三单元的“示范性教案”，要求学校和教师作为教学基准加以参考适用。
新课程指引的主要改革措施切中要害，实施方案具有可操作性，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第一，课名改革聚焦公民素养与社会责任。课程名称由“通识教育科”改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原来的“通识”内容太过庞杂，国民教育的目标并不清晰凸显，改名之后强调学生的“公民”素养和伦理，与国家法律秩序相衔接，以及突出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从而调校了该课程的正确教育方向和精准的教育目标。
第二，考核方式改革减压增效。由计分考核改为等级考试，只设立“达标”与“未达标”两种，减轻教师与学生负担，聚焦关键性课程内容，具体的“达标”评核标准另行制定；原来的通识课学时多，材料杂，考核压力大，不仅学生负担重，而且给了“黄丝”教师可乘之机，大量塞“私货”，宣扬激进政治理念和专业性存疑的讨论材料及其观点，相应精简及改变考核方式之后有利于教和学的改良适应。
第三，课程板块调整回归“国家公民”定位。内容改革是关键，新课程设立三大板块“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以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凸显了“一国两制”的内容，完整的国家历史以及宪法、基本法与国安法的规范地位，以“国家公民”为主导重构国民教育实质性内涵和体系，“世界公民”调整为“世界视野”。
第四，课时结构性压缩，增设内地考察环节，取消“独立专题探究”。总课时压缩至135~150 小时，三个板块各占45~50小时，另设立“内地考察”环节，除考察用时之外占用10小时的学时， 主题是“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内地考察可将学生与国家具体进步和发展优势有效连接，增强国家认同基础；取消“独立专题探究”，教师需遵循课程指引及示范性教案展开教学及资料补充，不再允许进行激进的时政材料辩论和价值观的政治化误导。
第五，价值观教育增列“守法”和“同理心”。新课程指引凸显价值观教育的中心地位， 在原来的七大价值观基础上增列“守法”和“同理心”，配合课程内容中大幅度增加的法治教育环节，以应对“修例风波”带来的香港法治信仰和权威的松动和青少年法治观的紊乱现象；“同理心”则针对“修例风波”对香港社会团结的撕裂以及所谓的“本土揽炒主义”的歧视性和破坏性。第六，强化教育监管和指导，在教材、教案和考核等环节强调专业性和引导性。香港教育局在新课程指引完成上述有关课程设计和安排之外，还加强了教材、教案和考核环节的监督管理。香港教育局已宣布停止与“教协”合作，后者已自行解散。关于新课程的教师仍主要由原来的“通识教师”担任，但教育局坚决惩戒违规教师并提供新课程的前三单元“示范性教案”和未来的“审定教材”，还会安排师资培训、教学督导、现场听课等监督评价环节，并在考核方面加以监督指导。课程指引也要求各学校和科主任积极承担管理职责，确保新课程规范实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完整的公民素养和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是对“通识教育科”的全面取代和全面改革，尽管延续了原来课程的若干理念和技术体系，并由原来的师资继续施教，但新课程最大的亮点是严格回到“一国两制”框架，将“世界公民”理念转型为“国家公民”本位，以“国家”为基础兼容本地元素和世界视野，达成“香港”“国家”与“世界”这三大宏观范畴在香港国民教育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中的全新平衡。这是香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变化。当然，香港教育体系适应新课程内容及其价值观引导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央、特区政府及其教育局、香港社会及教育体系中的有关各方，需凝聚共识，承担责任，将新课程有机融入香港本地教育体系，凸显新课程的“国民教育”元素、面向和效果，积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价值观，做“一国两制”的坚定守护者。
三、关于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的进一步思考
2019~2021年是香港“一国两制”框架下政治矛盾集中爆发和制度结构性调整展开的关键时段。一方面，一系列事件充分暴露了香港青年社会运动的极端化以及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国家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高扬“爱国者治港”旗帜，开展了香港回归以来规模和深度最为显著的制度改革行动。在香港国安法的规范保障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仍有薄弱环节和风险点，需要从制度和人心的双重层面完整诊断和回应。
香港回归以来存在两大治理赤字：一是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失败为标准的国家安全制度建设赤字，二是以国民教育推行失败为标准的人心回归建设赤字。从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本质上是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弱化的突出体现。面对重大挑战，中央坚定承担起“一国两制”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以自上而下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方式保障国家安全和选举安全，以“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启动香港“去殖民化”的制度与文化补课，并逐步转向对“人心回归”的系统治理和引导。这一拨乱反正的制度和人心争夺战，发生于中国和西方激烈博弈和战略竞争初期，可谓风险叠加，意义重大。
新选制下的若干选举尘埃落定，但香港民主的文化斗争和人心回归难题还有待解决。2022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一国两制”香港实验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及下半场的启幕时刻。“一国两制”下半场将出现显著的制度语法和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提供总体上更为有利的条件和契机：其一，国家权力的决定性进场，“一国”不再虚化和虚置，而是活生生的政治存在和权力现实；其二，反中乱港势力的决定性出局，香港无序化民主与本土分离主义威胁被终结；其三，外部干预势力的清理与反制，“颜色革命”的极端威胁被制度性排除，反干预、反制裁的制度斗争虽尚未结束，但主导权已被我们牢牢掌握；其四，爱国者政治地位和利益获得较为完整的制度性保护，贤能政治的能力建设成为重点；其五，民主政治游戏规则和方向感的清晰化， 爱国忠诚与均衡参与成为主导原则，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更加清晰与稳固；其六，融合发展与再全球化的辩证统一成为新时代下香港的主旋律，为香港青年打开了通往国家和世界的全新视野和通道。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规范建构是未来香港治理的重大课题，至少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周全的思考和推进：
第一，国安法进校园与法治教育的深层次开展。这既是香港国安法之教育条款的直接要求，也是香港社会以法治话语对抗殖民话语和分离话语并牢牢抓住香港教育主导权的关键所在。国安法教育需要覆盖香港高校及中小学，有机嵌入核心课程并配置合格师资及考核机制。
第二，中国历史教育的系统展开与深化。这是清理“殖民史观”的重要环节，我们可以结合已出版的《香港志》（第一册）《总述—大事记》以及《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第二册）进行专题化和深度化的历史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空间的系列展览、论坛、学生征文、答问竞赛、新媒体短视频、教师技能交流等形式的社会互动。结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的开展“重新认识祖国”的一系列青少年教育活动和现场化教学研讨活动，从历史文化的轨迹与线索中深植“爱国者治港”的记忆、历史和认同。
第三，香港民主的话语权塑造与民主价值观教育。这是切中香港青年运动的精神要害，可根据《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与《“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进行完整的中国民主与香港民主的历史与法理教育，将香港青年偏狭的民主心智矫正过来，建立对国家民主的概括性认同和对香港民主的内在理解和参与意愿。民主的观念与法理斗争，是“一国两制”制度保卫战的深水区，也是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的攻坚闯关环节。
第四，以融合发展带动香港青年的国家体验和国家认同。这是一个更加彻底和结构性的认同塑造过程，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的吸纳性框架以及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对应性框架，以具体的政策引导和身份再造完成香港青年融入国家的历史进程。
第五，香港自治过程凸显“青年发展”议题及其政策包效应。香港特区政府应以住房保障、发展支持、知识援助和文化引导等多种形式聚焦青年的人格塑造和发展空间的拓展，修复香港青年与政府、法治及国家之间的裂痕，引导香港青年重建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政治信心。香港青年有希望， 有上升通道，有公平竞争和进取保障，能够与政府体系良性互动，就会催生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及对国家体制的内在认同。
总之，香港身处中西方之间，受到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和制度的深刻影响，在回归后仍然与西方体系保持紧密联系，我们需要充分认知香港治理的历史特殊性和制度复杂性并洞悉香港教育及国家认同范畴的内在脉络和规律性，才能对症下药，精准施治。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落地未久，“爱国者治港”社会政治基础仍在修复巩固之中，我们关注的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难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决契机，但其具体章法和过程仍需细致探索与智慧引导。制度是框架与导向，人心是细目与纹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塑造是香港治理“精雕细琢”的技艺，是“人心回归”的要害所在，更是检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深层次标准。我们确信在香港国安法与新选制下，在“一国两制”的新周期里，香港内部的分歧鸿沟将得到有效填充与弥合，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结构性难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香港青年可以成长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忠诚、活跃且独具贡献的生机力量，香港将重新焕发塑造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枢纽平台。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4期
P101-112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廖君颖、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罗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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