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 | 后独生子女时代的“同胞隔阂”与家庭变革

刘庆，长江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摘要］后独生子女时代，受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传统生育伦理责任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形成了许多高龄产子家庭，其家庭内部子代之间的同胞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同胞隔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学术建构，其本质在于兄弟姐妹之间心理年龄和社会时代的断层，存在的基础是较大的生理年龄差别。同时，作为传统“代沟”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同胞隔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形成机制原因包括：高龄产妇生育意愿提高、“一孩”意愿改向、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维护家庭内部和谐、减轻子代赡养父母压力。在高龄产子家庭中出生间隔较长的同胞间不仅会产生情感隔阂、心理障碍、时代断层、社会化差异，而且会对旧有的家庭结构、家庭养育模式以及家庭关系带来新的变动和调适。本文希望为“三孩”政策下中国社会家庭研究有所助益，开启重新构筑“多子女”新家庭理想的可能。

［关键词］“子代年龄差”；代沟；同胞隔阂；亲子关系；家庭变革

一、问题提出：从世代“代沟”到“同胞隔阂”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中国正式由“独生子女时代”进入“后独生子女时代”。文化变迁导致了代际隔阂，即“代沟”，这是急剧的社会变迁在代际关系上的反映。代沟又称为“代差”“世代隔阂”，是不同代之间在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价值观、生活态度、语言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隔阂的一种社会现象。“代沟”的本质源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时代的差异。“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事实上，不仅不同“代”之间会产生交往的隔阂，一个家庭内部同代子女之间也可能存在，特别是在后独生子女时代背景下，在同一家庭内部同胞之间由于年龄差距较大而存在着的“代沟”，这种关系“虽是同胞，却像上下辈”。

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风笑天先生曾预测在后独生子女时代，已有一孩的高龄产妇若选择继续生育，则会出现出生间隔较长的“兄弟姐妹关系”，这种出生间隔较长的同胞手足之间极容易产生交往隔阂和时代差异；同时，他们会对旧有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带来变动和挑战。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很多家庭开始考虑是否继续生育二孩甚至三孩，同时需考虑如何养育他们，特别是如何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是家庭养育的一个重要议题。为了不引起概念混淆，我们将子代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较大的年龄差距造成的隔阂命名为“同胞隔阂”（或“同代代沟”），以区别于传统上特指世代之间的“代沟”。

为此我们对有同胞关系的多子女家庭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对青少年的成长叙事的收集主要采取自传社会学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通过布置课程作业（14篇）、发出自传撰写邀请信（11篇），共收集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同胞关系与家庭适应自传25篇。本文还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主要选取家庭中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在7岁及以上的头胎青少年作为访谈对象，共对20位青少年进行了访谈。在这些故事文本和访谈经历中，我们接触和了解到一种无形的隔阂时常出现在青少年与同胞的交往中，即使不是长期的，至少也是阶段性，并且这种无形的隔阂时常出现变化：有时冲突激烈，有时静谧无声；它时而近在眼前，忽而几城之隔；它可以刹那复原，也可以刻骨铭心。同胞之间的相处，不仅对同胞的身心发展和继续社会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且与其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聚焦如下议题予以阐述：后独生子女时代下“同胞隔阂”为什么成为传统“代沟”的一种新表现形式，它是如何产生及其可能带来何种家庭变革。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思路

由自然年龄差异和时代差异带来的代际交往障碍就是“代沟”，这是代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西方对于代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其中以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影响最为深远。随着社会急剧变迁，代际冲突日益明显，代际问题的研究在二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学者开始关注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的差异、隔阂和冲突，即“代沟”现象。代沟理论一经提出就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强烈影响，引起较多争鸣，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第一，代际之间代沟是否存在。其中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最具有影响力。她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代际之间的差异这一现实，指出代沟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歧，已经转向了激烈的冲突，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鸿沟。第二，关于代沟的原因分析。米德认为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导致了代沟的产生。帕森斯认为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处于社会化的不同阶段，他们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别使得代际冲突产生。汤因比与池田大作探讨了“代沟与体制”的关系，认为体制强化了代际之间的冲突。第三，关于代沟的社会功能。从文化的角度看，代沟的功能在于创新文化。米德肯定了年轻世代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尤其是后喻文化在她的代沟理论中最具有独创性，她细致地阐述了文化进化的间断性是时代进步的表征。本特森认为，从世代继承的角度，代沟的功能不在于消灭传统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延续传统文化、吸收新文化，使世代得以延续下去。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研究有关代沟的现象，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代沟的界定和划分标准、代沟产生的原因、代沟的表征、代沟的功能。“代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尤其是互联网络和技术革命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更是形成了两种迥异的代际文化。在此基础上，周晓虹的研究表明，在急速文化变迁时代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即“文化反哺”，掀起了亲子关系的“代际革命”。陈云松等提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的普及，以代内反向传播为特征的“文化反授”现象应运而生，文化的传授者比学习者年轻，但不具有代际层面亲子式的年龄差异。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代沟的形式已发生了重要转变，不仅是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之间会存在差异，而且在同一代人之间也会产生差异、隔阂，大概十年的年龄差距就有可能存在代沟问题。廖小平研究发现价值观的断裂导致青年群体内也在发生分化，亚代呈现多元化特征。张召宁、董海军等认为，处于同一代的青年群体内也会产生代沟现象，应该采取差别化方式客观理性评判这一现象。

诚然，“同胞隔阂”作为社会转型加速期尤其是后独生子女时代下传统“代沟”发生变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具有其时代性。随着“三孩”政策的推进，不少家庭会因政策变化而选择生育二孩，甚至三孩。因再次生育的时间区隔较长，二孩/三孩可能与父母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与家中的一孩/二孩之间的出生间隔也较大，这种子代同胞之间的“代内年龄差”可能会导致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命周期呈现新的变化。

本文将延续代沟理论，聚焦如下三个渐进性的问题：兄弟姐妹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代内年龄差”现象？较大的年龄间隔对同胞关系有怎样的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如何，会使家庭产生什么变化？为此，我们对子代兄弟姐妹之间年龄间隔较大的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分析思路见图1。

三、代内年龄差的类型与形成机制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后总会划分出两代人”。计划生育政策使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革，人们的私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后独生子女时代，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代内年龄差”这一现象将会日益凸显。

（一）高龄产妇生育意愿提高

此前曾有学者估算，“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者占49.6%，约为4526万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34岁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增长率呈现下降或基本稳定趋势；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生育二孩的比率略有上升。

随着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此前由于政策所限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女性很有可能在“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生育潮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这会导致临床上高龄产妇数量的增加。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在今后一段时间高龄产妇生育现象将更为普遍，而较大年龄差的同胞关系也将更为普遍。

（二）“一孩”意愿改向

在独生子女时代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资源都向独生子女倾斜。作为家里曾经的独生子女在尚年幼时对同胞数量的增加内心会产生家庭资源被分薄的担忧心理，甚至产生抵抗情绪。出于对孩子意愿的尊重，不少父母因顾及小孩心理感受而暂时搁置生育二孩的计划，由此可见第一个孩子的意愿会直接影响家庭的再次生育行为。

爸妈就曾经问过我是否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当时我是拒绝的，所以爸妈一直没有生第二个孩子。后来我长大懂事了一些，对于他们要生育第二个孩子我还是同意了，虽然我们之间年龄间隔很大，但我当时还是很期盼的。（T-M-10）

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较大的年龄间隔，一个重要原因是父母考虑并尊重第一个孩子的意愿，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短期内没有再次生育，直到国家政策及孩子意愿等条件都成熟且允许，才把再次生育提上日程。同胞的出生不仅挑战了“一孩”（即长子女）的家庭地位，同时也使现有的家庭关系复杂化。父母尊重长子女的意愿，为其做好迎接同胞到来的心理准备，即使小孩表现出犹豫或抗拒，至少给予缓冲的适应时间，这样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

（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儿女双全”“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影响着很多人。因此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很多家庭为了实现儿女双全的“圆满”，或是为了“求子”传承祖荫而选择再次生育。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思想观念是家庭再次生育的主要因素，如今一个家庭是否完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儿女双全”。

我爸一直特别想要个儿子，可是受政策管制不能生二胎。直到有了新的生育政策，爸妈重新燃起了生男孩的念头，在全家人的期盼下我的弟弟在2017年出生了。（Z-M-9）

爸妈总说要给我添一个妹妹，说有两个孩子刚好凑成一个“好”字，两个孩子在家里挺热闹的。在我妈40岁的时候终于满心欢喜地生下了“老来女”。（T-F-1）

（四）维护家庭内部和谐

部分家庭是为了维护家庭整体的和谐稳定，促进家庭的发展而选择再次生育。这往往是因为妻子对丈夫的不作为怀有不满与抱怨，为了打破丈夫懒散的生活状态，选择再次生育，希望能够借此改变家庭氛围，给丈夫施加压力，增强他们“家”的意识，承担更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为家庭发展带来生机。

没有弟弟以前，我家条件还可以……后来我爸对赌博逐渐上瘾，对家里的事也不上心，经常和我妈吵架。我妈说为了让他戒掉赌瘾，生了我弟，说是要给我爸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有了这种压力，我爸像变了一个人，很少听见他们俩拌嘴了。（T-M-19）

选择生育二孩能重构家庭系统，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孩子的出生给家庭注入新的活力，也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在共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男性主动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让女性有了心灵上的依靠，夫妻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有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

（五）减轻子代赡养父母压力

在后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家庭出于减轻孩子日后赡养父母压力的原因而选择再次生育。他们希望将来同胞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与帮助；当父母年迈的时候，孩子们能共同承担对父母的照顾责任，减轻其赡养压力。

我曾经问我妈为什么要坚持再生孩子，都已经是产妇中的高危人群了，产后身体不容易恢复。她说怕我以后一个人照顾爸妈压力太大，多个孩子帮忙分担一下，也可以让我有个伴。最终，我的决定和父母一样，我们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四口。（T-F-12）

四、“代内年龄差”与“同胞隔阂”

（一）情感隔阂

年龄间隔较大使得兄弟姐妹之间在兴趣爱好、行为特征、再社会化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即使生长在同一个家庭，因出生间隔较大，面临的家庭环境也有差异，他们的童年记忆也有所不同。对于年幼的同胞来说，哥哥姐姐年龄较大，如“准家长”一般，缺乏作为同胞兄弟姊妹的亲密感，亲切感甚至不如自己的同龄玩伴。兄弟姐妹间年龄间隔较大，由于缺乏共同的童年生活经历，互动的时间有限，对彼此表现出情感生疏，缺乏亲密的情感依靠。

我已经习惯一个人度过无聊的时光，进入初中后学习压力大，弟弟3岁前我带他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吧，相互之间比较生疏。我们就不是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总感觉隔着一段距离。（T-F-3）

当同胞还在咿呀学语时，长子女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忙于学业。彼此之间的交集较少，同代人之间因为生活体验、角色的差异处于不同的位置，难以产生较强的“同群感”。

（二）心理障碍

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独生子女”一代，他们没有与兄弟姐妹相处的经验，自然不能体会同胞手足间的亲密。然而随着政策和父母决定的转变，突然他们不再是家庭的“唯一”，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小、更需要得到父母照料的同胞，这对很多长子女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如果他们不能主动调整心态和转换角色，就会在心理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

在我妹还没出生的时候，全家人都是围着我转，现在爸妈的重心都在她身上。我有一点嫉妒，觉得她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习惯了独生子女的生活。有时候无缘无故我就会冲着她发火，心里的这个坎过不去。（Z-M-5）

同胞出生后长子女需要面对的是一种被分散或被稀释的亲子关系，心理容易产生落差，可能引发同胞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当同胞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时，对于长子女来说，独生子女身份已经维持了较长时间，早已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真正饰演过哥哥姐姐的角色，因同胞的出生动摇了他们对家庭资源的独占地位，尤其在同胞出生的初期，长子女很有可能将其同胞看作“抢夺者”的角色，非常排斥，从而产生了负面情绪，出现心理隔阂。

（三）时代断层

在后独生子女时代，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处于深度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家庭内部也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动。即使是同一代人，年龄间隔较大的孩子接受的文化教育和经历的社会化过程起点不同，所受影响也有差异。

我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和弟弟的兴趣爱好不同，在沟通交流上难以找到共同话题，当然我有什么想法也不会和他分享，他又不懂我的世界！我和弟弟相差9岁，年龄的差距横在了我们中间，我想这就是代沟吧……（T-M-7）

曼海姆认为纯粹时间上的同代性并不具有代位置的相同，只有参与到共同的经验中去才意味着共同的代位置。长子女和同胞尽管属于同一代人，但是出生的时间间隔较大，在其成长历程中各自所处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差异甚至是截然不同，出现了交往的障碍。长子女与同胞在教育经历、认知行为、兴趣爱好等方面彼此之间都有着较大的不同，会产生一种亲中有疏的隔阂。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年代，社会变迁激烈，使得传统意义上代沟的间隔极大缩短，早已不再是只存在于父母和子代两代人之间。代沟是横亘在长子女与同胞之间的文化隔膜，站在代沟两侧的长子女与同胞被隔在了时代的两端，缺乏足够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最终可能产生矛盾冲突。

（四）社会化差异

受访的长子女与同胞的年龄差距在五至九岁，甚至十几岁。他们在心理特征、社会角色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差别。作为曾经的独生子女，现在面对同胞的出生不得不扮演“兄姐”的角色，长子女继续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应对家庭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生活冲击，并主动调整和积极适应新的角色。

在弟弟面前我就是一个“权威”，什么事情都听我的，在家中我俩的地位也不同。我有时候也会代替父母行使管教的职责。说起来我们之间关系不错，不过还是觉得会有代沟。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独生”生活。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要学习怎么当一个好姐姐，做一个小大人，慢慢适应、接纳他的到来。（T-F-14）

长子女与同胞的年龄差距较大，随之也带来了同胞关系的社会化学习场景的较大差异，这种基于血缘之上的同胞关系又会引发其各种不同的反应。当父母逐渐老去，长子女不得不扮演“准家长”的角色。当然，在名义上长子女与同胞属于同一代人，并没有家长的头衔，可是当父母由于年迈对孩子的抚育力不从心之时，长子女不得不担负起照顾和抚养年幼同胞的重任，在未来的某个时段还要承担兄姐、准家长、子女多重角色的身份。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都有兄长照顾弟妹的传统，“长兄为父”“长姐为母”似乎在高龄产子家庭中将再实践，但这可能引发家庭关系的变革。

五、“同胞隔阂”下的家庭变革

（一）社会化内容与家庭养育模式变革

1.长子女社会化的新内容

长子女已经习惯了“独享”家庭的经济资源和情感资源，如今要去接受一个比他更小、更需要帮助的同胞，容易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出现某种不适应。长子女面临的新社会化任务就是积极面对作为“兄姐”的新角色，在家庭的协同教育下主动学习角色规范，积极适应新的家庭关系。作为家庭中的长子女，要客观地看待与同胞的差异，改变认知方式，提高共情能力，直面因同胞带来的心理冲击和情感的“威胁”，适应和学习“兄姐”的角色，唤起其责任意识，完成社会化角色的转化；同时也要坦然面对同胞间的冲突与心理距离，放下“同胞竞争”心理，选择礼让和承担，进行正确的归因，提升自己的情绪管理和行为控制能力，以平和、包容的心态与同胞进行互动，培养相互分享的品质。

2.长子女进入“准家长”的角色

由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长子女既扮演着兄姐的角色，可能还要扮演另一个“隐性”的社会化角色——“准家长”。当然，长子女与同胞是同一辈人，名义上来说没有教养的义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又不得不承担一定的原属于父母的照顾和养育责任。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兄姐在家庭地位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长兄为父”“长姐为母”诠释了长兄长姐对弟弟妹妹的照料责任，尤其是年龄间隔较大时，长兄长姐与弟弟妹妹之间便有上下辈之意，长兄长姐照顾弟弟妹妹便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长子女与同胞之间不仅是同胞手足的亲情，更有一种类似于上下辈之意的养育之情也嵌入于他们的情感中。

3.家庭养育结构变革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注重兄姐对弟弟妹妹的抚育之责。长兄长姐要爱护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承担着抚养与教育的重任。特别是高龄的父母难以完全负担对年幼孩子的抚育责任时，长子女便需承担部分抚养和教育的义务和责任。长子女将来还将面对一系列的压力：如需在时间、精力、经济上为同胞的升学、就业、婚姻等方面提供切实的帮助。随年龄增长，长子女在未来也会进入婚育阶段。可以预见的是长子女除了要照看自己的子女、赡养父母，同时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姐还要履行兄姐的职责，肩负起抚养、教育弟弟妹妹的重任，也就是长子女身兼家长、子女和兄姐三重社会角色和责任。

（二）家庭关系复杂化

1.亲子关系

后独生子女时代，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也会发生较大变革，给父母带来新的挑战。第一，父母与子女年龄差距过大，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容易产生“代沟”现象，可能会阻碍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形成。第二，年龄的增长使得父母不能继续担负繁重的抚养责任。父母可能会期待长子女肩负起对同胞的抚养义务，两代人之间对育儿的理解和实践不同，可能会产生矛盾或冲突。第三，同胞的到来使家庭生活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在独生子女时代，唯一的孩子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或焦点。因二孩/三孩出生，家庭关系出现了变化，父母要考虑孩子在年龄、性格、兴趣爱好的差异，公平对待他们，在亲子关系中体现“多向性”的特点。

2.夫妻关系

生育是大多数家庭维持稳定的重要条件，然而肩负生与育任务的夫妻双方其关系随着家庭发展也会经历一系列的波折与起伏。一方面，再次生育使家庭生活内容更为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家庭生态取得平衡的难度提升。围绕子女抚育产生的各种问题，家庭在没有形成适应新关系格局的互动机制之前变得敏感和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对夫妻间的关系带来即时的冲击。在生育二孩/三孩后的家庭转型期，婚姻满意度的下降似乎是一种常见现象。在生育阶段夫妻双方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育儿压力和家务劳动的增加。更加忙碌和疲惫的育儿生活对夫妻关系是一种挑战，夫妻双方要开始适应再次生育导致的身心的变化，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主动增进夫妻间的交流，疏导婚姻中的矛盾和冲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3.手足关系

在后独生子女时代，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于已经习惯独生子女生活的家庭要开始适应家庭系统的改变。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同胞手足关系具有既定性与交往的互动性。尤其在一些年龄差距较大的同胞之间，同胞关系呈现出一种亲中有疏的特征，存在着以冲突、排斥、心理距离为表现形式的隔阂。随着社会变迁日益激烈，同一家庭的子女由于其年龄差距较大，其成长环境和经历可能会截然不同，使得同胞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胞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以及产生的距离感并不亚于世代之间的“代沟”，而且同胞之间的出生顺序和较大的年龄差距等因素造成同胞关系呈现等级化、动态化的关系。

六、拓展讨论：重新构筑多子女新家庭理想的可能

再次生育不仅意味着家庭人口的增加，也并不能简单复制一孩的生育经验，整个家庭系统都将发生变化，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后独生子女时代生育二孩、甚至三孩意味着家庭规模的扩展，家庭关系结构发生重组，赋予长子女新的角色和身份，父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已有的家庭关系中生发出同胞关系系统，原有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很多高龄产妇来说，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再次生育的时间不是其理想的生育时间，且很多家庭是在缺乏足够准备下便匆匆做出生育的决定。因此，身体机能衰退、事业和家庭生活的冲突、子女抚育等问题都将凸显出来。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孩子的年龄差距过大，孩子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使得家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费孝通观察到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同胞关系”和“长幼有序”，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一直在鼓励和倡导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帮互助，如民谚“骨肉天亲，同枝连起”“血浓于水”“兄友弟恭”等。但是，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较大的年龄间隔，相互间的交往互动就会呈现新的变化，尽管这些社会变革目前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可以预见的是，同胞之间的年龄间隔较大，导致其在心理归属、情感适应和个人继续社会化方面将产生差异。然而，年龄间隔较大的同胞之间一定会出现情感危机吗，同胞之间的隔阂能被挽救或修复吗？构筑一种崭新“多子女”新家庭理想模式何以可能呢？

我们其中一位访谈对象（Z-F-10）在她的自传中给出了具有参考意义的答案——从一开始“不能接受”新增家庭成员，通过和父母的交流慢慢了解父母的想法后“不情愿地同意了”。再到后来虽然不愿意与妹妹分享一切，觉得她的想法和行为幼稚，但在相处的过程中慢慢觉得妹妹“没那么讨厌”，逐渐体会到姐姐的责任感和“小家长”的特权，并以此敦促自己要给妹妹“树立好一个榜样”，学会与妹妹相亲相爱互相帮助。

无论如何，同胞关系是人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家庭关系，当兄弟姐妹作为伙伴、榜样时，可以直接影响彼此的人格发展和生命历程。在后独生子女时代关注家庭内部同胞关系可能遇到的冲突和隔阂，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随着家庭中的“二孩”“三孩”进入中小学以及婚育阶段，会给中国家庭结构带来更为明显的变迁。本文探究后独生子女时代同胞年龄差距较大现象，这些出生间隔较长的同胞会产生手足隔阂。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家庭规模扩大、家庭结构变迁，以及家庭养育模式、长子女继续社会化内容的变革和适应；长远来看，也会面临家庭养老结构和家庭关系复杂化等冲击和调适。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6期

P52-61

END

图文 / 李　洋、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 / 廖君颖、王叶子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何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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