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燕 邸涵 | 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时空边界重塑

邢海燕，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都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

邸涵，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青年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在全球化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得青年个体性崛起，他们对自我的关注又激发了独自生活的愿望。独居在当下已经成为了一二线城市青年群体中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本文以大城市中的独居青年为研究对象，从独居者的年龄特征、独居时长、居住环境和婚恋现状等方面描绘该群体的生活状况，并尝试从主体视角深描青年人的独居亚文化。研究发现，大城市的青年人珍视个人生活的自由与个人隐私的空间，在公共空间挤压私人空间的现实压力下，通过独居作为其开拓个人空间边界的主动实践。与此同时，在虚实交织的社会互动中，独居青年会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多元的社交活动，探索与自我、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新路径。此外，在独居青年的情感体验中，独居争取的是一种空间的自由，而非绝对地拒绝婚姻和家庭，因而存在着在未来转变的可能性。文章认为选择独居是一种青年群体在当下的权衡与过渡，独居青年的“独活”既是依托于大城市的便捷条件之下的产物，又体现着城市情感的“独化”变迁。

［关键词］独居青年；边界重塑；城市文化；婚恋观

一、问题提出

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户，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2.62人/户，平均家庭户规模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选择独居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此外，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2000份问卷的调查分析发现，64.3%的被访者都认为自己身边的“空巢青年”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独居人口正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和城市聚集化的特征。青年人成为了独居人口的主体，青年独居的现象在我国很多城市中已呈持续增长态势，而且大量的独居人口都聚集在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独居看似只是一部分青年的个人选择，但当城市中的青年独居现象越发普遍，且在未来仍有持续增长的态势时，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新一代青年人的成长中，新旧两种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独居现象的不断涌现，不但会影响到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业态的重新布局，同时也会重塑人们对于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的理解。尽管2015年“全面二孩”、2021年的“三孩政策”逐步实施，但是中国的生育率目前并未出现预期的反弹，未来仍可能面临“少子化”的局面。其中折射出青年人婚育观念的明显转变，也与独居现象密切相关。伴随独居人口日益增长，我国结婚率进一步走低，2020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814.3万对，比去年下降12.2%，结婚率为5.8%，比2016年的结婚率8.3%下降了2.5个百分点。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越低。应该说，独居人群规模的持续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不平衡的人口结构带来更大的压力。

其次，青年人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其生存和发展状态不仅关乎自身及家庭，还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势。由于独居青年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他们独居背后的原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此外，长期独居可能导致的社交障碍、社会信任缺失等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从个人层面上来讲，心理上的孤独感与分离感是几乎所有的独居者都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即使技术的发展能够支持独自一人的生存，但心理和情感上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感的长期缺失，也很可能酿成严重的心理危机与社会后果。而且在独居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趋势下，社会对于青年独居者的忽视和偏见依然广泛存在。

独居是在社会转型发展状态下不少“北漂”“蚁族”等青年的选择，对于集聚了大量独居青年的大城市而言，其经济社会发展也因此面临着诸多挑战，折射出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大城市病、高房价、低安全感、阶层固化等等。因此，本文以大城市的独居青年为研究对象，尝试从主体视角深描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试图从独居青年的生活、社交、工作和情感的时间与空间边界重塑，探讨是哪些因素导致独居成为了现代都市青年的独特生活模式？这种现象对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希望研究结论能修正公众对独居青年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对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府更好地服务当代青年人提供一些助益。

二、研究回顾及研究设计

独居现象在西方社会中盛行已久，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刚刚兴起，但在规模上却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微博等各类媒体平台上都有大量分享独居生活的案例和相关评论，甚至还有视频网站专门推出了关注青年独居生活的综艺节目。国内外学者对独居的现象主要从以下维度进行探讨：

1.独居与心理健康问题。学者将居住类型与心理状况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认为独居现象可能会引发心理障碍和社会问题，甚至将独居与孤独、抑郁等负面心理词汇联系起来，把独居视为一种“应当规避”的负面社会问题，从而提出了一系列预防和矫正的措施。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网络社会而言，独居青年心理意义上的交往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能以孤独概之，独居青年虽然“空巢”但实际并不“空心”。

2.独居与新家庭形式的转变。在传统认知中，家意味着稳定的住所与家人的相伴等，不过选择独居的青年人将这一概念的范畴延展到了个人对于家的控制层面。2014年，美国有50%以上的人口都处于单身状态，独自居住形式超过了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仅次于那些无子女的夫妻家庭。在台湾地区，部分已婚者也出现明显的独居倾向。还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服务体系和保障水平的不断完善，婚姻和家庭对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风险规避意义逐渐下降，家庭之于个体的意义需要被重新定义和审视。在进入青年婚姻推迟的当下社会中，催婚问题总是给父母与青年之间的代际关系带来很多的冲突与危机。在推崇个体化价值观的主导下，离婚率提高、不婚人数增加，人们对于分离价值愈加看重。

3.独居与城市生活的特征。独居青年群体正呈现出向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聚集的特征，独居青年的形成既是社会流动的原因，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独居人群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独居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大城市高房价、高婚恋成本和高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下的产物。此外，还有学者从个体化视角、社会变迁视角和“社交网络”中的强弱连接理论研究该群体。

综上，已有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从个体与社会关系来看，独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还是在宏观社会结构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本文将基于当前的时代特征，分析青年的“独居”选择，及其背后可能反映的社会变迁问题。

本文对城市独居青年的界定如下：年龄在18~45岁之间，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独自居住或合住但是与共住人几乎无联系的“隐性独居”者。为了解独居青年的生活现状及公众对独居的态度，本研究以S市的L区为调查地点，随机发放了306份网络问卷，其中独居者的问卷165份，其他公众的问卷为141份（其中身边有密切联系独居对象的调查者数量达87位）。针对独居者的问题主要包括了独居者日常、家庭、工作、社交、选择独居因素、独居态度和未来规划等。与此同时，还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找到了26位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来自各行各业的独居青年开展深度访谈。此外，笔者从2021年4月开始，对豆瓣、微博、微信朋友圈、贴吧等网络社区进行持续性的观察，并参与一些独居相关的话题讨论，记录并描述网络社区中来自独居青年的主体自述、成员的互动交流，以及大家对独居现象的态度等，通过网络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独居青年独特的生活现状。

根据调查问卷显示，城市独居者的年龄分布以18~25岁的青年为主，占60%，其次是26~30岁的青年，占35.15%，31岁以上的调查对象占4.85%，整体上符合“18~45岁的城市独居青年”的年龄界定。在调查对象中有40.61%的男性和58.79%的女性，还有1位跨性别者，女性调查对象略多于男性。其中具有本科和大专学历的超过一半，占56.36%，硕士占38.18%，还有3.03%的博士。将性别与教育水平之间做交叉分析后，可以看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整体略高于男性。此外，调查对象的收入水平中，月薪在五千到九千之间的占43.63%，月薪一万到两万之间的占23.63%，少数调查对象（3.03%）的收入达到两万五千元以上。其中，有48.48%的独居青年一个人租住了整套房子，有17.58%的独居者住在自家购置的房子里，但有受访者坦言能够买房一般都是靠家里出资支持。结合访谈材料来看，大部分城市青年选择独居所需要承担的住房成本会占到独居青年收入的40%左右，个别青年甚至愿意花近80%的收入来支付独自居住的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接近四分之一（24.85%）的独居者是与他人合住但属于零交流的“隐性独居青年”，他们属于在当前大城市高房价背景下催生的典型群体。大城市中生活节奏快，居住空间较为密集，面对高昂的房价，这些青年会选择合租，但却和合租者零交流。“另外4个人我不认识，所以相当于是我自己独居的状态……住这期间，反正基本上没有交流，大家彼此之间都没有”（访谈对象DJQNL8）。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学生，虽然学校提供了宿舍，而且他们的个人月收入水平也较低，但这些年轻学生依然选择外出独自居住。可见，很多青年人对于独居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即使花费大部分收入也要选择独居。

综上，对于奋斗在大城市中的青年人来说，居住成本是生活支出中的一大部分，而独居的房屋租金往往远高于合租，如果既没有高水平的收入，也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选择独居就要面临不少的经济压力。但即便如此，这些青年依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独居的目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青年人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呢？独居是否对其心理健康、婚恋观产生影响？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三、隐私与自由：个人空间的边界需求

空间是具有边界的，有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之分。在公共空间内，个人需要尽责扮演好职业角色、家庭角色、社会公民等一系列社会角色，而回归到个人空间时，个体无需对他人负责，可以更自由地关注和发展自我本身。研究发现，青年人对独居的需要，更多源于当下青年人对个人空间的直接追求。在本文的调查中，有接近一半（49.7%）的独居者都表示“需要个人空间”是他们选择独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还有22.42%的独居者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而被迫独自居住的，其中通勤距离近和公司宿舍安排也是一些独居者的考量因素。其中，有5.45%的独居者表示独居的性价比更高。

1.工作与生活空间边界的模糊

有学者认为在新时代中，学习、工作与生活之间需要一体化，才能更有意义、更有动力实现人生价值。从大环境来讲，高新技术与社交媒体的更新迭代加速推动了生活工作的一体化成为现实。曾几何时，“居家办公”是人们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未来工作的美好畅想。而如今居家办公越发普遍，尤其在疫情时期，居家办公更是成为了一种常态。

大城市中青年人的工作地点与住所之间常常距离较远，有些人甚至需要经历两个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这成为了青年人的压力来源。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工作地点从公司转向家里，直接省去耗时费力的通勤过程时，却又容易产生因工作与生活交融而带来的困扰，导致工作与生活界限的丧失。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办公室退租了，所以得在家上班。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家上班的，所以这就导致工作和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眼睛睁开就是上班时间，直到睡觉之前都是可以工作的”（访谈对象DJQNS3）。

这种工作与生活在空间距离上的重合，直接导致工作在生活中的占比被极大拉伸，而且工作时间也进一步变得难以计量。在后疫情时代，线上办公在各个领域内愈加普遍化，虽然各类数字技术的支持与完善让线上办公更有成效，但与此同时，却使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边界被进一步消融。此外，在城市发展的快节奏下，弹性工作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更为人性化的工作时间，但本质上仍然保持了固定的工作时长，甚至因为“弹性”而变相鼓励加班，也进一步消除了工作与生活原有的区隔。很多受访者表示单位通过加班车费报销、弹性上下班等举措，使得原本固定的工作时间被进一步拉伸，工作空间也进一步向私人领域拓展。

在调查中了解到，在这种工作和生活边界消融的时代背景下，独居青年对个人的生活隐私和自由产生了近乎执着的追求。在26位访谈对象中，有13位独居青年对于选择独居的原因，都提到了“自由、隐私、需要个人空间、喜欢一个人、不受打扰、安静”等关键词。当我们将访谈对象选择独居的原因做出词云分析图时，也反映出了青年人对于个人隐私与自我独立空间的极大重视。

“（选择独居）原因第一个是自己比较喜欢安静，然后第二是对卫生和干净方面比较注意，还有就是隐私一些”（访谈对象DJQNM21）。

“自由。就是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去、半夜什么时候醒、还是想干嘛，我都不用受到别人的干预，这对我来说会比较的放松……现在收入已经不是我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希望我有一个比较好的独处的空间，就是我考虑比较多的地方”（访谈对象DJQNL11）。

“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怎么布置，然后什么的生活方式都完全按照自己喜好来，可能自由度、自主性方面会更高一点”（访谈对象DJQNC17）。

由此可见，在当下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内卷”压力较大的职场竞争中，青年人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个人时间的支配权，还有个人空间所有权的丧失。他们可以捍卫个人空间在物理意义上的完整性，但是却无法抵御工作等原属于公共空间的事务侵入到个体的私人生活空间之中。在这种状态下，通过独居的形式，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不受人干预、避免被打扰的纯粹自我空间，是这些青年对抗现实和追求的目标之一。

2.“隐退”与自我空间的掌控

现代工作的显著特征包括“高强度”和“长时间”，在经历过漫长的工作之后，很多劳动者缺乏精力去关注除工作以外的其他事物。但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下，就会对生活的感知产生迟钝和失序，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这种混乱感经常会出现在当代青年人的生活中，而当他们意识到这种失序状态的时候，就会通过一些主观能动的应对手段，将工作与生活主动划界。

“我一般会在公司把事情做完，然后再回家。在公司加班，效率会高一点，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工作和生活混合在一起”（访谈对象DJQNZ6）。

“我周末钉钉上收到消息，一般就不点开的，看看小消息框也不是啥紧急的事就周一上班再说”（访谈对象DJQNL8）。

“生活区和工作区要有一个天然的、最好是有一个物理隔断，这样你在心理上也有了一个隔断。所以我每次租房子都不会是在公司旁边、步行距离就能到的，什么走五分钟就能打卡的那种我不要。这样你回家路上，你就能把自己的角色慢慢地从工作角色中脱离出来，回归到回家的这个状态”（访谈对象DJQNL11）。

可见，工作有时推动着人们向外探索，但高强度的工作也会反向促使人们更想追求“独活”。

“我可以在家里半个月不出门，我点外卖、看书、追剧，干点啥，我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很享受这种宅的生活……可能因为工作让我有太多跟别人相处、说话的时候了，所以反倒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要安静一点”（访谈对象DJQNL11）。

齐美尔曾分析都市人的特征之一即是“自我隐退”，这种隐退与其说是一种“后退”，也许更是一种为了保护自我而“前进”式的主动探索。对城市独居青年来说，当工作的范围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界限时，这种“无界”就意味着极大地压缩了私人生活的时间、空间与精力。因此，“回家不带电脑”“加班绝不带回家”“周末不看工作消息”成为了他们抵抗的方式之一。他们在独居的过程中，会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将工作与个人生活进行强制性的分隔，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隐退机制，目的就是用来对抗这种因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消失带来的失序。

韦伯曾提出了“合理性”的概念，并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分析现代社会，较之价值理性基于个人纯粹目的而产生的行为动机，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行动者往往推崇理性计算，从更功利的目的出发争取效益的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现代的青年“打工人”也会或多或少产生一种“被工具化”的感觉。在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很多独居青年通过独居和隐退来实现对自我生活空间的掌控感，使他们得到内心的安全感。他们无法掌控外界环境，但却需要隐私和自由，选择独居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拥有了对空间的绝对掌控权。因此，对独居青年而言，工作可以成为一种向外拓展社交圈的渠道，但同时也可以成为向内收缩社交圈的主要理由。

四、成长与婚恋：独居青年的时间边界重塑

1.异化的时间与成长

有学者指出“接受工作意味着劳动者不仅要承受劳动付出带来的负效用，还会失去对时间的自由支配”。工作的挤压使得很多青年人丧失了自己的个人时间，而青年人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和周围的生活节奏，仿佛也在无形之中告诫着他们：时间可以转化为效益，每一分钟都具有价值。对于当代多数青年而言，当他们在面对“内卷”压力的职场现实时，高强度的工作带给他们的是时间的异化以及掌控力的消减。而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现实和虚拟的生活交织，也使得他们经常生活在颠倒的时间中。

“（爱好）有很多，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太多了，没有办法让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可能会喜欢练练钢琴，然后去学滑板、学跳舞。我需要时间，但是我发现我目前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访谈对象DJQNL26）。

对于许多青年人而言，时间是被异化了的，这种时间的紧张感会使得他们焦虑，而他们缓解焦虑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独处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在独居的慢生活中，他们尝试着获得个体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他们会通过独自生活中的自由时间安排，免除打扰，沉浸在深度学习的状态，又通过持续的阅读去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家里就是看书看剧，然后看视频，因为我最近在跑基金，所以每天要看很多基金方面的信息。我更喜欢看一些个人提升方面，然后再就是财经知识类的一些书……看书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思考很多的过程了”（访谈对象DJQNL4）。

已有的研究提到独居可能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独居者对于独居生活普遍有着较高的评价，66.67%的独居者认为自己的独居生活是“自由、舒适”的，还有20%的独居者认为独居是源于自身利弊衡量后的理性选择。同样地，在访谈中也有不少独居青年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享受”二字。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散步还挺爽的。还是会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享受一个人的时间……我觉得相对孤单来说，自己住还是挺舒服、挺自由的”（访谈对象DJQNZ6）。

“我独居的这一年多，尤其是前半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会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做事情的一些时间，就是消磨时间嘛”（访谈对象DJQNL8）。

可见，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现代技术的广泛普及，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历程。但一个人成长、成年的方式都与过去相比有了极大的不同，随着数字媒体的影响和技术的赋能，也让很多城市青年的独居生活成为了可能。独居青年中流行的这种慢节奏的时间观，使得他们能在纷繁的世界中专注于自身的成长和向内的探索，也能帮助他们对很多问题保持独立思考。以此同时，大城市中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对他人生活方式的尊重，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青年选择独居时，能够不惧偏见，更好地按照个人的意愿和自己的节奏在城市中“生长”。

2.恰当的时间与婚恋

“恰当时间”理论认为人们的生命过程中都有一张无形的时间表，社会对其中的个体生命历程有着一些期望或是规范，家人、朋友、亲戚、社会、传媒等机制都可能成为这个时间表的监督者和调控者。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出生、成年、结婚、辞世”是贯穿一个人一生中的四个重要时间节点，青年人恰好正经历着从成年到结婚的这个时间段，婚姻自然成为了他们个人乃至整个家庭接下来所关注的重点议题。然而，尽管独居的基本属性指向着“一人成家”的生活状态，但青年的独居问题，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青年的单身问题。

虽然外界很多时候容易把独居默认为“单身”，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本文调查显示，有61.82%的独居青年是单身的状态，但处于恋爱关系中的独居青年比例也接近34%，此外还有少数独居者是已婚状态。其中有82.27%的调查对象表示“独居与不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独居着的青年男女们依然会对爱情、对婚姻充满向往，希望在合适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

“我觉得是没有该结婚的年纪，但是有想要去跟他结婚的人，只要这个人出现，但是如果这个人一直不出现，我也不会（结婚）”（访谈对象DJQNL26）。

在我们先前的设想中，独居青年目前的婚恋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生活规划，但出乎意料的是，通过访谈资料了解到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多数，以其强理性为基准，对任何选择与事件的安排都不会轻易随感性而变，在对待感情生活中，也认为遵从感性的“恋爱脑”应当加以避免。基于他们对个人空间的重视，即便他们已经身处于恋爱关系中，也依然会借由独居等方式来保持人际关系中的相对距离。访谈中，有受访者就提到自己和家人之间的联系频率不算很高，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界限”：

“人跟人之间交往，肯定需要点到为止。就看什么样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是需要有一定空间的。比如再近的距离，我和我男朋友，它也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私密空间的。或者说你在同事之间你再疏远再怎么样，你肯定中间也是要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说都是点到为止，都是一个相对的距离，但是还需要有个人的一些私人空间”（访谈对象DJQNL8）。

通过访谈，不难看出当面临重大人生规划等选择的时候，独居青年会从自身角度出发，衡量各方面的利弊，然后做出一个比较理性，同时又对个人比较有利的选择。

“可能是每个阶段不一样，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粘在一起，现在这个年纪就彼此需要更多的空间，成长是更重要的。这也可能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独居）经历带给我的变化”（访谈对象DJQNL11）。

还有一位访谈对象通过对身边年轻人的观察，发现了当代青年的“佛系”婚恋：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现在圈子的问题了，我感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好像就已经开始不是很积极地去寻找另一半，或者说进入一段关系了，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开始习惯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些人觉得单身才是正确的，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人，我觉得有点离谱”（访谈对象DJQNZ25）。

其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对于恋爱与婚姻的看法会产生一些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人对于亲密关系的看法会变得更加成熟。在当代社会价值体系影响下，很多青年认为个体追求成功与快乐的目标并不依赖于他人，相反地，自由、适合在更大程度上备受珍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她的伴侣或孩子”。他们认为人首先应该是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在家庭与社会中扮演的某个角色。

此外，在调查中还了解到，独居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独居生活的评价和认识，独居时间越长的人对独居生活会更加适应。一些独居时间较短的青年人觉得独居只是个人短期的过渡阶段，自己是否会长期独居取决于自己的感情状况，如果有了另一半并且产生了想要结婚的想法，就会改变目前的独居状态。但独居时间更久的青年人，可能会越来越适应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当这样的状态成为一种习惯后，他们就会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状态。

“我现在很多同事、很多年龄偏大一点的姐姐，她们独居觉得如果再有一个人吵着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自己的界限感很强……独居五六年以上，可能就会习惯于这样的东西，他会形成一个习惯，会一定程度地拒绝别人踏入私人领域”（访谈对象DJQNL16）。

由此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独居者逐渐适应并享受着一个人独居的生活。而收入水平的上涨，也能更好地支持他们一人生活的成本。此外，调查数据还显示独生子女可能更能适应，同时也更青睐长时间的独居。

有学者曾提到“公共生命历程”，认为社会中的人们都要遵循着群体范围内的普遍规范，但部分独居青年正是通过自身的选择，来表达他们对传统规范的反抗。什么是应当结婚的年纪？什么是应当生育的年纪？什么是应当事业有为的年纪？这些问题的答案真的存在吗？尽管现代青年人的焦虑，很多是来源于与他人人生节奏相比较的差异。但是，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独居青年仍然会有意识地反抗这种节奏，认为“恰当时间”不一定就正确，而自己重塑的时间边界和把握的节奏才会成就更好的人生。

五、虚实交织的生活：独居青年的社交关系拓界

“社会网”的概念由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格兰诺维特把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林南对弱关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延伸和修正，指出弱关系带来的信息资源不仅是被个人占有，并且也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而嵌入的机制则是信任。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通过线上交流的手段，扩展了自己的社会网络资源。有学者指出，依赖网络交往会使得个人的孤独感增加，因为网络交往稀释了现实交往的空间。但在本文的研究中，对于独居者来说，似乎从网络与社交媒体中受益良多，它们提供了使独居者保持隐私与独立的空间和实践。通过互联网的交往能够跨越物理距离，从而与远方的亲友保持密切且便捷的联系；同时，网络社交关系也能弥补现实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支持缺失等问题。

雷尼等认为互联网在帮助人们维持弱关系、参与社交活动方面存在着积极效应。而在独居浪潮之下中国的单身经济发展迅猛就是很好的例子。2016年5月，天猫发布了一份基于其平台的《2016年消费报告》，数据显示仅在2016年，天猫平台上的单人份商品市场供应同比增加5.6倍、消费增加2.2倍。其中，迷你榨汁机、迷你洗衣机的成交总额约10亿元；30到40岁人群中，近40%的人会选择独自享受电影。同时，来自美团外卖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上半年，北京、杭州、南京、上海和深圳的外卖单身用户数占比超过了60%，其中北京的单身用户数量占比高达73%。可见，无论是电商平台的网络购物，还是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味的外卖服务，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独居生活更加便捷，间接地支持着独居状态的持续与扩展。

有自媒体曾在2015年做过一项实验，住在北京的实验者用“18天不出门”的形式，在432个小时里始终独自一人在家，且未踏出家门一步，所有与外界联系的需求全部通过72种手机APP和服务号解决，社交与工作也通过网络和电话完成。除了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外卖点餐之类的服务外，她还借助网络平台使用了快递送药、大厨、理发、维修小哥甚至健身教练上门服务。这项宅家独居18天的实验，可以说是城市技术发展高度集中的一个缩影，也是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网络化、便捷化的全景体现。

众所周知，基于互联网的便利，在当下社会中，独居青年可以基本解决一切生活需求，而不必依赖他人。而且在网络全面渗透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今天，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之间的距离被极大地压缩，独居青年的生活方式看似削弱了与他人的联系，但事实上他们的社交却变得更加无障碍。

“一般差不多十二点多到一点之间睡觉……周末的话肯定就是会到一两点睡觉……（和朋友）基本上就天天聊，要不就吐槽工作，要不就随便聊聊。两边（朋友和男朋友）都会聊得比较晚”（访谈对象DJQNZ6）。

有一些独居青年在生活中严格地将网络社交关系与现实社交关系区分开，但也有独居青年成功地将网络关系发展到了线下。访谈对象G9因为家庭原因而无法获取来自父母和家人的支持，但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却令她获得了实实在在的鼓励和支持：

“我这代人比‘70后’要幸运……互联网会给你一个机会，你在blog上写得很好，一些陌生人可能看到，然后大家留言那就加一下MSN，然后就见面，因为都在上海，这些人给了很大的一些支持”（访谈对象DJQNG9）。

这位访谈对象自述曾经历一段“看不到光”的日子，在那段只能依靠自己的难熬日子里，是虚拟社区中那些来自陌生人的支持，使她更有勇气去迎接命运的“转折点”。尽管虚拟社区中的社交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但并非意味着现实社区生活在青年人中的完全消解。相反，部分独居青年并不是完全的“宅男宅女”，他们会更加主动地拓宽自己的社交边界，在需要的时候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受访对象Z6就坦言自己在居住的小区中认识好多人，这种“认识”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见面打招呼，而是达到了能够和邻居之间互相串门的程度。一些独居青年甚至在疫情封控期间化身为“团长”，主动请缨为居民提供团购及参与志愿服务，彰显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担当和责任。

综上所述，网络社区的社交虽然存在于虚拟场域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系的“脆弱”与“不真实”，相反地，当现实中遇困时，来自网络社区的支持与关注也能很大程度上替代所缺失的社会支持，其作用之大甚至能够转变一个人的未来方向。因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方便独居青年满足与人接触、交往的诉求，但又能够彼此相对保留一定的距离，这样虚实交织的“空间感”是城市独居青年的另类边界重塑。

六、结论

在大城市的青年群体中，独居青年的“独活”既是依托于大城市的便捷条件之下的产物，又体现着城市情感的“独化”变迁。大城市不仅能够带给青年人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方便的生活基础，也给了他们更大的生活自由。独居青年们身处城市的高速变化之中，外界的纷繁变换导致了个体的不安定感与不可控感。因此，相比于过去，当代青年对于个人隐私与空间自由有着更为执着的追求，他们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之下，更加注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在工作挤压生活空间的现实下，部分青年会选择通过独居来重获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力。他们希望通过掌控自己的居所，进而掌控自己的空间自由。另外，独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给予了青年人回归自我本身的可能。在提升和发展自我的基础上，独居青年有着自己的理性婚恋观，他们既能够坚守自己的生活节奏，又能尊重他人的生活选择，从而建立起抵御外界为不同年龄段青年人所划分“恰当时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尽管独居生活中的孤独感客观存在，但这实际上与居住方式并无直接的因果关联。在网络及其他技术手段的支持下，对于本研究所聚焦的独居者而言，他们的社交需求并不会被一人居住所限制。独居青年能够意识到独居对社交的局限性，反而会激发他们更主动地向外拓展自己的社交圈，通过亲朋、网络、工作、社区等途径，逐步培育属于自己的虚实交织的、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网。

综上，选择独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下青年人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抵抗”，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独居青年都把独居作为奉行一生的信条，也有很多青年亚文化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主流文化“收编”。所以，独居青年的生活与特征，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在青年群体身上的投射和烙印。因此，关注独居青年，帮助独居青年建立起他们与城市之间的密切情感联系，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变迁与流动性带来的不安感，也会有助于减少独居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能更好地发挥青年在社会建设中的力量，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6期

P62-73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廖君颖、王叶子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谢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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