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 朱秀杰 | 个体化视角下大学生的多元婚姻态度研究

作者简介：

张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9 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作者简介：

朱秀杰，博士，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增加，中国社会经历了个体化过程。青年群体的自主性、独立性日趋增强。随着青年群体生活居住方式的多样化、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传统性别分工的削弱，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对恋爱、婚姻、家庭的态度与看法都发生了变化， 呈现出明显的新时代特征。基于个体化理论，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更加重视婚姻中的情感功能，但在向往爱情的同时充满对婚姻的焦虑，迷茫和不安是多数大学生谈及婚姻时的内心写照，在传统和现代工具协调下大学生普遍对婚姻持有理性期待态度。大学生多元婚姻态度的形成主要是受去传统化、个人生存压力增加、婚恋稳定性下降、婚姻风险陡增、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家庭生育压力等因素影响。建议应将青年个体的婚姻态度置于社会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友好的婚姻文化舆论环境，完善生育制度等措施预防青年消极婚姻态度的蔓延。

［关键词］大学生；婚姻态度：个体化；婚姻成本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增加，中国社会经历了个体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社会的个体发展不断突破传统社会血缘、地缘关系的束缚，彰显自主性和独立性。其中，生活居住方式的多样化、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传统性别劳动分工的弱化也深刻地改变着新一代青年的婚恋观及其婚姻态度。2021年9月，民政部公布了《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自2013年至2020年的全国结婚人数不断下降，2020年结婚率低至5.8‰，比上年下降0.8个  千分点，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814.3万对［1］。全国单身成年人口在2018年就已经高达2.49亿，在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面临着结婚率更低、单身人数更多、结婚的年龄更迟的问题。婚姻不仅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更是保持种族延续、维持社会稳定的生育制度体系中的必要活动，制度化的婚姻保障了家庭内生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促进社会新陈代谢［2］。年轻人的婚姻态度问题看似是单纯的个人选择，但实际上不仅受外在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会对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影响。因此，青年的婚恋观及其对婚姻的态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近年来，无论是高校婚恋课的开设受到大学生追捧、一席难抢的相关报道，还是网络社交平台上部分大学生对“恐婚”“不婚”等话题的热烈讨论，都体现出大学生对于婚姻问题的热烈关注， 从中可以发现大学生对婚姻的一种憧憬、迷茫、焦虑甚至恐惧的复杂态度。大学生作为新一代青年的主力军，是未来进入婚恋市场的主要群体，正处在恋爱和婚姻过渡期，他们对于婚姻的态度不仅会影响其恋爱情况，也会影响他们后续婚姻实践模式的选择。传统社会中，孝敬父母、传宗接代被认为是婚姻的第一要义，但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受到个体化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群体不仅在生活行为上逐渐呈现自由化、独立化和理性化的特征，其对于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断挑战传统的婚姻观念。因此，有必要了解现今大学生的婚姻态度，探索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婚姻观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社会转型发展中青年一代的婚姻态度问题，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分析大学生的婚姻态度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视角与文献回顾

（一）个体化的理论视角

个体化理论早在西方社会学界提出，是第二现代性理论中的一部分，为我们研究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个体化的实质是西方社会实现从工业现代性向信息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 个体从以往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再融入新的社会结构整合的过程，其中个体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自由。鲍曼指出当今液化了的、流动的现代性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是一种强大的个体分化力量，个体化社会下“传统的忠诚”背后束缚人们的习俗性权利与义务逐渐瓦解，集体间的联结作用下降，个体陷入一种“强迫性和义务性的自主”矛盾中［3］。现代社会迫使个体不得不运用新的自由来找寻合适的位置，个体的身份从“承受者”转变为“责任者”，编排社会新规则、新模式的重任为个体所承担，并且个体要为自己行为的副作用负责［4］。贝克则认为，个体化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三重内涵：一是“脱嵌”，个体摆脱传统的社会结构的束缚，从以往的权力关系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二是“去传统化”，个体原有信仰的行为规则崩溃和瓦解，从而失去对传统的依赖，进入一种新旧交替间的不稳定性和安全感的丧失；三是“再嵌入”，个体再次融入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中［5］。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与西方有所差异，中国制度的特殊性意味着中国将走一条不同的个体化路径［6］。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人口流动的增强、高等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兴起等等带给个体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权利，个体生活方式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市场发展不断推动个体化进程，“为自己而活”成为现代社会许多青年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

而由于我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传统与现代矛盾交织下“压缩式现代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化表现出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点，即既“去传统”又“依赖传统”［7］。在这种个体化的背景下， 个体对于婚姻的选择同样呈现独立自主的趋势，但婚姻制度褪去家族式的权威色彩，婚姻从“共同体的结合”转变为“个人的选择”，但又离不开传统的家庭关系［8］。与之相对应的是新时代青年对婚姻态度的转变，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青年的婚姻态度侧面反映了时代和社会文化特征，又进一步影响着婚姻文化的建构。

（二）青年婚恋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内青年婚恋的研究主要从青年婚恋现象、婚恋问题形成原因探究和影响分析三方面展开。在有关青年婚恋现象的研究中，“懒婚”“恐婚”“晚婚”等新型婚恋问题的出现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曾远力认为传统的家庭本位松动、家庭经济功能的变迁、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社会心态的改变和婚恋教育的缺失等，导致了被动选择型（包括早婚、失婚和形婚）、主动选择型（试婚、不婚和开放式婚姻）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闪婚、懒婚、恐婚、晚婚）等多元化婚姻实践形式的出现［9］。苏峰等对“懒婚”现象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懒婚”是传统婚姻观念的淡化、社会生活“快餐化”、社会矛盾转化下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好的趋势［10］。聂霞等研究则指出我国平均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1980年的23.78岁增加到2010年的24.85岁，晚婚似乎成为青年婚恋的普遍选择［11］。

在有关青年婚恋问题的原因探究中，徐依婷从生命历程视角研究发现农村青年面临择偶难、处于婚恋市场边缘等婚恋问题，认为这是城乡二元差异、阶层固化、性别比例失衡等社会结构性因素下家庭禀赋资本弱势的累积［12］。此外，朱海忠在分析城市青年恐婚现象时，提出个体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庇护，将独自面临婚姻不稳定带来的风险，对于婚姻的恐惧也逐渐加深［13］。宋月萍研究认为，青年主动单身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现象，两性家庭分工不平等、性别结构失衡、婚姻成本上升等许多因素使青年主动选择单身［14］。针对青年婚恋现象所产生的影响，邢娟等认为青年的婚恋压力会对青年个人产生负面影响，既不利于青年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也会降低其生活质量［15］。因此，青年婚恋问题不仅是涉及青年发展的问题，同时也会对家庭、人才的再生产、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需要学者持续关注。

三、大学生的多元婚姻态度特征分析

（一）研究设计及基本情况

个体化理论关注个体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的变革使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市场成为推动个体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逐渐向独立自主发展。个体对市场理性以及对自由、独立等价值的追求深刻地反映在婚恋市场中，形塑着青年群体的婚姻态度［16］。本文借助个体化理论视角，分析大学生在个体化趋势下婚姻态度的多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呈现青年群体在婚恋选择和价值观方面的深刻变化。本文结合问卷法和半结构访谈法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437份，回收有效问卷424份，回收率为97.02%，调查样本详细情况见表1。在发放问卷的同时，本研究还对处于适婚年龄阶段、生活在不同地区的10位“95后”大学生（其中包括5 名男生和5名女生）进行了访谈，询问他们对于婚姻的实际态度、看法以及他们不同态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婚姻态度情况作进一步了解，对问卷统计结果加以丰富和补充。

（二）主要发现

1.   爱情至上：传统规范弱化下的欲望体现

现代社会中个体婚姻自主权的增强，传统社会家庭本位理念作为婚姻联结的标准已经发生改变，个体对婚姻中亲密关系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年轻一代更加重视婚姻中的情感功能，浪漫爱情、个人的幸福与和谐的伴侣关系成为年轻一代对婚姻的主要期待。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己做主、讨厌相亲”，从社会地位上的“门当户对”到价值观上的“情投意合”，从情感中的“始终如一”到“好聚好散”，青年更加注重婚姻中的自我感受和体验。

首先，在择偶标准相关问题上，调查中有57.9%的大学生选择“非常清楚”和“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伴侣，他们对于未来结婚对象的要求有着自己的打算，绝大多数要求“三观”契合、兴趣爱好一致、相互欣赏吸引等情感功能方面的标准，并且在择偶方式上绝大部分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慢慢交往（92.41%），超4成（41.07%）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还有34.82%的人想通过偶遇来认识交往对象，大学生群体所选择的择偶方式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且有明显的自主性。

其次，在对婚姻的看法中，对于“美好、纯洁的爱情在这个社会是存在的”这一说法，多数人表示同意（50.47%）和非常同意（24.06%）。而且在有关“婚姻一定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 这一观点，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人群表示认同，其中非常同意（35.14%）、同意（41.98%）， 大学生依然相信、渴望爱情，并且认为“相识—恋爱—结婚”是婚姻的标准流程，爱情是结婚的前提，婚姻需要双方的感情基础。“我觉得没有感情基础就在一起，太不正常了，我不会选择和一个不爱我或者我不爱的人结婚的，那样不如不结”（XWB，24岁，男）。大学生的婚姻态度呈现 “爱情至上”的特点，婚姻被认为是“爱情发展的终极结果”。调查中，许多大学生（72.86%） 也认为婚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婚后组建家庭后所带来的两性间的互相照料、心理慰藉以及精神陪伴，“我很向往那种一日两人三餐的生活，婚后有个固定的依靠可以给我很多安全感”（LYT，22 岁，女）。

2.   婚恋焦虑：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矛盾心态

当代青年在婚姻中的主体意识增强，向往高质量的婚姻，但同时又对婚姻充满怀疑，在理想爱情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中形成对婚姻的复杂心态，迷茫、焦虑和不安是多数大学生谈及婚姻时的内心写照。在实际调查中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64.29%）表示对婚姻感到害怕，但与我们所定义的“恐婚”中“对婚姻表现恐惧和担忧从而主动逃避婚姻”不同，虽然受访大学生对婚姻感到害怕，但并没有对婚姻保持绝对的排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对婚姻存在恐惧情绪的大学生中， 排斥婚姻、排斥与异性交往的占比仅为11.08%。脱离传统文化约束下的各类社会关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亦是如此。大学生对于婚姻既感到害怕又充满期待，婚姻稳定性的下降， 加剧了大学生对两性关系破裂对自己造成伤害的担忧，“还未结婚就害怕离婚”。其中，性别在婚恋恐惧程度自我判定中有显著差异，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25.891， P＜0.001，女性相比男性更严重。同时，这种关于婚姻的焦虑态度也反映在大学生的恋爱观中，调   查中处于“曾有过恋爱经历，但现在不想恋爱了”和“从未恋爱过，短时间内也不想恋爱”的大学生对于婚姻存在恐惧的比例更高，分别占比达到65.54%和67.91%。“我觉得婚姻还是有点可怕的，两人谈恋爱分手了都会受伤，更何况经营婚姻呢，遇不到对的人，离婚带来的伤害难以想象， 我没有信心面对这些伤害，与其如此还不如先远离”（MYM，23岁，女）。大学生对于婚姻存在 过于理想化的认知，多数人所表现出来的是在向往和追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的同时，又保持对现阶段个人自由生活的留恋。“我很害怕失去自由，结婚以后的生活你不能自己完全做主，你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人都说婚姻是自由的枷锁，你要赚钱养家，你要照顾老人，我觉得结婚以后身上的担子会变重”（CSX，23岁，男）。虽然大学生对于婚姻的态度尚未严重到逃避、拒绝，但是谈到婚姻时，大多数还是会有焦虑和不安。

3.   理性期待：传统和现代工具理性协调下的重塑

虽然生活越现代化，个体越向往浪漫自由，但是在关系导向的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婚姻态度建构过程中并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婚姻文化的束缚，所以大学生的婚姻态度中依旧存在传统层面上的积极意义。当被问及“你认为婚姻能够给你带来什么”的问题时，回答“家庭的温暖”“养育、抚育新生命的快乐”以及“合法的夫妻关系”的，分别占比83.25%、50%、39.62%。青年对于婚姻意义的评价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相互交织，基于传统而又具有现代理性的特点。一方面大家普遍认同家庭传统的生育功能，即生养孩子、保持种族延续依旧是婚姻价值的一部分，并不反对传统文化中婚姻里传宗接代的义务，而且个人也希望在参与一个新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另一方面，大学生婚姻态度又充满现代工具理性，首先体现在对物质条件的重视。对于“满足物质条件是婚姻的必要前提”的说法，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认同，其中37.74%的人表示非常同意，49.53%的人表示同意。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完全利己的个人主义，77.81%的大学生不认可“婚姻是一场利益的交换”的说法，婚姻对于大学生而言依然是神圣而崇高的。此外，在提倡法制化的现代文明熏陶下，追求受到法律保护的两性关系也被部分大学生认为是婚姻的意义所在。“婚后双方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彼此的权益都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LYY，24岁，女）。

四、大学生多元婚姻态度产生的影响因素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常态化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逐渐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社区内脱离出来，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度增加了。但这种自由正如贝克所提出的“不确定的自由”，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从传统制度脱嵌，个体在慢慢失去传统制度规范的保护的同时也意味着将面临新的风险，如居住和工作地的不固定、社会生活圈的多元化、社会关系支持的减弱等都对个体生活构成挑战。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大学生的婚姻态度也在不断重新建构， 呈现出一种多元且矛盾的婚恋态度，笔者认为这种态度受到个体化趋势下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且各种因素间环环相扣、相互影响。

（一）去传统化下的个人生存压力

在家庭规模日趋核心化的背景下，个体社会资本网络结构的改变，原子化的个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自己的生存资本，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保障自己的生存，实现自我的发展。对于选择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一代来说，周遭皆是陌生人的社会使他们处于孤独的奋斗状态中，他们有着无穷尽的竞争压力［17］。竞争性的意识早已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和看法。问卷结果显示，影响大学生婚姻态度的现实经济因素中，抚养、教育子女费用支出（例如奶粉钱），车房压力和结婚成本支出（例如彩礼钱和婚宴费）位列经济负担前三，分别占比为81.39%、72.63%和43.06%，其他还包括婚后生活成本增加、婚后工资降低、自身养老金的储备等等，想要解决这些现实经济问题最先要考虑的就是个人的经济储备。

《2021应届生求职趋势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校招岗位的平均薪资为6112元，而在拥有更多发展机会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青年的“衣食住行”却需要付出更大的生活成本［18］。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更倾向于留在大城市发展，而未获得户籍的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往往成为特大城市租房的主体，房租成为他们生活支出中的重要部分。在经济压力下，多数青年对未来个人资金积累信心不足，在结合个人经济基础以及自身能力的考量上，理性地认识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勇气来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贫贱夫妻百事哀，结婚的话肯定得有钱，我自己都养不活，更别提结婚了，我觉得有钱人肯定不会害怕结婚的”（LJZ，23岁，男）。

高额的结婚经济成本一方面促使了青年婚姻态度中工具理性色彩的形成，同时也成为青年害怕婚姻的原因之一。购买独立居住的婚房是大多数现代中国青年的婚姻期望，婚房被认为是结婚的“刚需”［19］。2017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显示，“90后”大学生中有68.5%的人认为没有房子就不能结婚，房子是结婚的前提条件。受到传统“从夫居”习俗影响，男方往往被要求向女方提供稳定的婚后住所，并且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车子也逐渐被列为男方向女方求婚的条件之一，这无疑增加了青年男性在结婚中的经济压力。同时，女性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由于房价过高，男方可能要以几代人的积蓄才足以支付房子的首付，婚后仍需要夫妻双方共同还房贷。还有一种情况是出于现实考虑，女性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内权益，购置婚后共同财产，这便需要夫妻双方共同负担购房开支。此外，传统的习俗礼节又增加了结婚的经济成本，调查数据显示， 44.89%的受访者中认为彩礼、婚宴这类的结婚成本过高是导致其“恐婚”的经济因素。在许多地方，支付彩礼和举办婚宴是必不可少的传统流程，而不少地方仍流行高额彩礼，少则万元起步，多则十几万，让不少适婚青年望而却步。

（二）社会婚姻生态的转变

社会现代个体化进程中，婚姻制度的约束功能不断弱化，与之相伴的是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婚姻风险陡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对经营婚姻的信心。一方面，我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户均人口为2.62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最基本数量底线。各种新式   家庭涌现，原有“男耕女织”的家庭合作关系逐渐松弛，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具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家庭在传统规范内的经济、抚育功能有所削弱，尤其在经济层面，夫妻彼此对家庭的依赖性减弱。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口流动，社会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婚姻对性行为的约束作用下降，性行为与婚姻的捆绑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瓦解，现实生活中的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情的现象蔓延，增加了婚姻破裂的几率［20］。婚姻家庭作为需求共同体对于个人的限制下降甚至消失，选择性的亲密关系成为多数人考虑结婚和维持婚姻的重点，一旦家庭内两性关系产生冲突，婚姻就面临瓦解的可能。许多受访的年轻人表示对于婚后的两性关系难以维持的担忧影响他们的婚姻态度，其中75.91%受访者认为“婚后伴侣关系变差”是其害怕婚姻的情感原因，害怕“婚姻失败带来的情感伤害”占比51.46%，害怕遭受“家庭暴力”占比41.97%。“两个人的感情不和走到离婚这一步就挺可怕的，离婚后再婚也很难，情感也会受到沉重打击”（KMM，23岁，女）。

当代大学生成长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社交媒体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个体提供了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可能，线上的交流方式跨越地域的限制，方便个体交流沟通的同时也在挤压现实世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碎片化的网络信息环绕在他们身边，极大地冲击了青年的婚恋观念与行为，影响着他们对婚姻形成系统且全面的认知，受访者中多数人认为社交媒体中的网友发言和报道对自己的婚姻态度有影响（41.27%）和非常有影响（5.19%）。首先，各类婚恋综艺节目呈现娱乐化倾向，其中对错误婚恋价值观的过度宣传，如金钱至上的婚恋观、“快餐式” 恋爱和超理想主义的完美伴侣，制造大众的婚恋焦虑，增加了青年对婚姻的心理负担。尤其是负面信息往往被媒体夸大宣传以吸引眼球，例如明星婚内出轨、女子不堪家暴而跳楼、婆媳大战等，这些事件被过度解读，夸大了婚姻的阴暗面，忽视了相关法律和科学信息的传递，长期处在单一失真的信息网络社区内会使大学生对婚姻的情绪态度更加消极。“社会上的各种杀妻案，让我有了一些心理障碍，害怕自己遇不到好的人，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MYM，25岁，女）。另外，网络社 区内匿名性互动模式降低了道德约束，关于婚姻伦理的消极舆论并不少见，其中不乏挑拨性别对立的话语出现，引发网友之间的争论甚至骂战，这种网络舆论氛围难免会对青年的婚恋态度产生负面影响。

（三）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家庭生育压力

受到传宗接代的传统社会文化影响，在许多年轻人的婚姻观念中，生育不仅是婚姻的部分价值所在，同时出于同伴群体认同、家长的期望以及自身养老的考虑等因素，生育成为大多数人结婚后的“必选项”。大学生婚姻态度的形成离不开有关生育问题的影响，调查中对于“生孩子比结婚更恐怖”的看法，表示同意的受访者达到58.67%。

生育压力和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之间相互重叠，看似单纯的生育压力中实际掺杂许多直接和间接抚育成本的压力，这些压力也影响着青年的婚姻态度。生育的直接抚育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间接抚养成本则主要是没有直接用在子女身上的“影子支出”，比如时间付出等生命成本、精力匮乏等健康成本、担忧和操心等心理成本［21］。抚育成本背后最直观的是消费支出的增加，其中最直接的是教育成本，在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中，全国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为8375 元/年，每年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消费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3.2%，而到了普通高中  阶段，占比则高达26.7%［22］。此外，还有许多无法直接计算的间接抚育成本，例如生育所需的医疗照顾费用、生育背后的健康人力资本等。这些无法评估的、未知的支出更加增添了婚姻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使人越发想逃离婚姻。“我害怕结婚的原因就是‘恐育’，如果结婚不生孩子我是不会害怕结婚的，但是你不可能不生孩子的，有了孩子之后肯定要花好多钱，想想就头疼”（XWB，24岁，男）。照看孩子需要父母的身心投入意味着其生命、健康和心理成本的付出，而 传统生育文化中“养儿防老”的工具性价值在家庭小型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以及人口流动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中逐渐弱化，生养孩子对于部分青年来说是 “得不偿失”。

个体化进程中，性别关系中的平等原则被广泛提倡，女性拥有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和自由就业的机会，她们获得了更多新的关系和新的体验，更加崇尚“为自己而活”。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性别分工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受访者中认为“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观念对自己的婚姻态度”有影响和非常有影响的占比达到61.93%。具体来说，男性和女性都对生育所带来的精神负担表示害怕。根据访谈了解，两性所害怕的内容有所差别，其中，女性的“恐育”情绪更为强烈。对于男性来说，所面对的生育精神压力来自于社会对于理想化父亲形象的塑造，年轻男性认为自己一方面需要扮演赚钱养家的角色，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做一个新时代的好爸爸。而对于女性来说，生育所带来的精神负担包括许多方面：首先是生育本身可能带来的生理及心理的创痛的担忧，包括对“产后抑郁症”的担心、生孩子过程中和产后身体健康的受损以及身体的恢复等的关注。其次是受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影响，女性往往被要求承担更多照看孩子的责任，“母职惩罚”“丧偶式育儿”的报道频繁进入大众视野，女性在育儿过程中承受巨大的体力、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我害怕生孩子，我觉得那个过程很痛苦，我更害怕生了孩子以后自己像个单亲妈妈”（LYT，22岁，女）。另外，许多女性受访者认为生孩子这件事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步入婚姻的女性会面临工作和家庭角色冲突，而生孩子、照看孩子必然会占用工作时间，影响自己的事业。而且许多女性青年认为结婚或者生孩子会使自己在寻找工作、争取晋升时处于劣势，这种社会环境的约束也给女性带来精神负担，影响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

五、结论与讨论

个体化趋势下，青年的婚姻态度从原有固定不变的习俗观念中解放出来，对于婚姻的态度呈现多元的特征。处于流动中的青年个体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自由择偶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追求自主的思想深刻影响着青年的婚姻态度，“浪漫爱”被青年认为是婚姻的价值所在，其背后是青年个体意识的崛起下对亲密关系的向往和对婚姻中自我感觉的重视。但在传统与现代的交互影响中，个体所追求的自由是不确定的，婚姻亦是如此，青年向往和谐亲密关系的同时又担心婚姻限制自己的自由，害怕婚姻失败背后的风险，“祛魅”与“返魅”共存，传统规范对婚姻的约束作用减弱也带来了婚姻稳定性的下降，青年对于婚姻的风险认知增强，而对于如何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维护婚姻质量的认知上似乎又蒙上了一层魅影，在现实与理想的冲击下表现出一定的消极态度。正如个体化命题中的重要论点所言，传统和集体并不会消失，反之会逐渐在个体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作用［23］。婚姻被法律制度化成为一种个体化的程序，但传统婚姻家庭文化依旧发挥作用，个体的婚姻选择不会远离家庭和家庭利益，青年在认可婚姻的生育功能的同时，也注重婚姻中的物质基础以及合法的婚姻关系，表现出对婚姻的理性态度。

青年的婚姻态度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向多元化转变，个体化使青年在获得婚姻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青年个人所面临的风险。婚姻越来越成为结成婚姻关系个体的产品和构造物，脱离集体保护的个体生存压力增加，其中结婚的高成本加大了青年的压力，风险驱动下的个体在重视情感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现实的物质条件。现实社会生活中婚姻失败例子冲击着青年对婚姻的期待，而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夸大的婚姻负面信息，增强了青年对婚姻风险的担忧。除此之外，处在关系网中的中国社会个体难以脱离“家集体”利益的保护和文化的影响。生育依然被认为是婚姻的重要功能，传统性别分工对两性的社会角色影响依旧存在，生育背后的压力限制了青年自我个性需求的满足。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使青年的婚姻态度既保留了传统婚姻文化价值因素，也存在维护个人利益、规避风险的理性判断。

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青年的婚姻态度既是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侧面反映，同时也影响着婚姻文化的发展。从个体化的视角对大学生的婚姻态度展开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阐释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的婚姻态度，将青年个人的婚姻态度置于社会制度变化的背景中考察；另一方面，为青年婚恋问题研究拓展新的理论视角，分析青年婚姻态度变化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面对当下大学生的多元态度状况，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友好的婚姻文化舆论环境、完善生育制度应是预防青年消极婚姻态度蔓延的有效对策。未来研究应基于当代大学生对婚姻多元态度的现实，思考如何契合青年个性需求、发挥传统婚姻文化中积极因素，赋予婚姻新的时代内涵，构建、培育新时代的婚姻观。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3期

P91-100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谢碧霞

点一下阅读原文下载当期《青年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