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元 黄芷璇 王飞飞 |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张茂元，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方治理研究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技术社会学

黄芷璇，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治理

王飞飞，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数字治理

［摘要］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关键词］外出青年；数字乡村；数字技术；数字治理；乡村治理

一、青年流动与乡村治理危机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推动地区间、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1］到“离土又离乡”［2］的渐进式远离。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中，青年人无疑又是其中的主要群体。数据显示，1980年代流动人口有1400多万，1990年代增加8000多万，而2000年代更是增加了11914万［3］。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平均年龄41.7岁。其中，40岁及以下的占比为48.2%，50岁以上的占比为27.3%。其中，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2.6%，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8.2%；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8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5.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5.2%［4］。可见，年轻人离乡距离更远。

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部分乡村甚至成为俗称的“386199”部队（意指妇女、儿童和老人三大群体）的留守地。而人口结构的失衡也使乡村的生产和生活面临一系列困境。首先，改变了农村家庭在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原有秩序，带来了新的问题；其次，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与家里、村里的联系纽带松散，形成并加剧了乡村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割裂与隔离。不仅如此，人口大量流出还损害了社会联系、利益表达、乡村社会信任等，甚至有可能危及和瓦解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比如，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无法通过传统途径及时传递给外出务工的村民，离开村寨的村民思想动态及行为也无法及时被党和政府了解进而导致基层组织涣散、治理失灵的局面，治理时效性难以保证且加剧了不透明不公开现象，治理过程和效果难以达成共识等问题［5］。因此，大量村民外出尤其是青壮年的外出，容易造成乡村传统治理结构的损坏［6］，具体表现为村干部和村民之间互相不理解，干群关系相对疏远，甚或因具体事务造成关系紧张，乡村治理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在高流动性、相当比例的农村人口长期不在村的背景下，传统的属地治理逻辑逐渐失灵，属地治理规则逐渐失效［7］，继而引发了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困境，甚至推动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8］，甚至是“无主体熟人社会”［9］转变。

可见，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给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带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而当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效果逐渐式微时，数字（互联网）平台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正深刻影响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时代如何完善乡村治理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首先，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推进了现代农业建设、促进产业化经营、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也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10］。其次，数字技术推动了优质、便捷、精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模式，有助于实现“三农”发展与数字治理技术要素相匹配，保障农民共享“数字福利”［11］。再次，数字技术也能够助力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调解。数字平台推动“线下调解”“实体调解”向“线上调解”“虚拟调解”的转型，助力矛盾和危机的化解，并推动了线下治理向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共治格局的转变［12］。最后，数字技术还在建构乡村共同体、维持乡村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典型如微信群的集体虚拟在场就通过共同剖析、共同阅读、共同行动等交往，推动村民之间形成了互动式网络化结构和氛围，再造了“公共人”，从而共同维系了乡村秩序［13］。诸多经验研究发现，村民的网络公共参与对乡村社区认同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应用，还为乡村的价值观念、信息交易、权力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效能等各方面带来深远影响［15］，推动着公私领域的演变［16］，甚至还可能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17］。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也对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信息鸿沟增加乡村治理成本、无序网络参与引发乡村社会问题、网络发展不均容易模糊治理区间等挑战［18］。

总体来看，大量青年的外出务工，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而各类数字技术如数字平台在乡村地区的深入应用，数字技术日益渗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不仅重构着生产生活秩序，也为外出村民尤其是更加善于使用数字技术的青年村民远程参与乡村治理，创造了机会和条件。那么，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究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提供了哪些机遇，最终能否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呢？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二、找回青年：数字乡村治理平台搭建

（一）乡村数字平台应用概况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依托某种甚至多种形态的数字技术，腾讯“为村”（WeCountry）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为村”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09年6月发起的“筑梦新乡村”项目发展而来，以用互联网企业核心能力助力西部乡村发展为初衷，2014年9月正式升级为腾讯“为村”。“为村”具体形态是一个手机APP，同时配套有微信公众号，已经搭建起“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平台”并行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广大乡村和社区，能够提供多元化服务。“为村”是以数字平台为技术基础搭建数字乡村的线上治理平台，主要包括党务、村务、事务、社交（村友圈和个人主页）等功能版块，提供了议事厅、问卷调查、投票、书记信箱、个人动态、私信、在线直播等功能。总体而言，“为村”是一个典型的数字化、开放的移动数字平台，能够搭建和强化乡村、社区内部及其与外出人员的连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连接信息、财富、情感等要素的作用［19］。

党务板块是腾讯“为村”系统的基础版块，也是基层党组织在该平台上发挥作用的重要间。具体包括支部风采、党务公开、组织生活、党员日记、党员教育、书记信箱、扶贫日记和为村学习等模块，为基层党组织活动的线上化、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搭建了技术平台。比如，党委通过“为村”进行党务公开；党员通过线上会议参与组织生活，通过在线学习加强自我教育，撰写党员日记、扶贫日记；村支部书记可以在书记信箱回复村民提问，与党员及群众互动；党员可以在“为村”平台亮身份、亮承诺、亮实绩，在线为群众服务。这既顺应了技术发展趋势，也与村民、党员社交的线上化保持了同步。

村务板块包括村委风采、村务公开、议事厅和村内活动。事务板块包括办事大厅、为村课堂、法律服务、供求信息、便民通讯录等。村友圈的应用场景是村民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分享生活趣事，其他村民可以关注评论点赞。个人主页则是每位村民的用户中心，这里可以看到村庄概况、“为村”星级和村庄简介，个人资料、个人积分以及个人动态等也可以在这里查看和编辑。村民可以在这里实名认证加入自己所属村庄公众号，随时随地参与村庄事务；村集体和村民还可以通过“为村”平台展示风土人情，推广和售卖村庄土特产品。

（二）数字平台吸纳外出青年

截至2019年9月29日，全国已有29个省份14228个村庄（社区）加入“为村”，注册认证村民超250万人。其中，有156617名党员、11233位村支书（党总支或社区书记）和10670位村主任（居委会主任）在“为村”平台开展日常工作，共发布“两委”日记1074506篇，收到群众来信58124封［20］。部分乡村甚至实现了所有家户都有成员在平台登记、认证。

调研对象FD村，总面积为18.8平方公里，人口为3823人，其中党员89人。全村耕地面积4230亩，其中水田3120亩，村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外出务工和种养业，2017年农民人均年收入11990元。村里的集体产业主要有1000亩莲花种植基地、300亩四大家鱼养殖基地和200亩沙糖桔种植基地，2017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3万多元。该村的“为村”公众号于2018年10月12日上线，截至2019年5月21日，其“为村”认证村民有839人，基本涵盖了所有使用智能手机的家户，认证党员有58 人；该村的“为村”积分为13821，星级为3星①。

与大多数乡村一样，FD村里的大部分家庭都有成员外出务工，青壮年基本在城市务工，他们的外出务工收入也构成了村里及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青年不仅不喜欢在家务农，也大多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技巧。由于外出务工青年基本都只在重要节假日才回村，因而平时基本都是游离在乡村治理体系外的。其中，除了缺乏参与热情外，也是因为缺乏便捷有效的参与渠道，身体“不在场”直接导致了难以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而类似于“为村”等数字平台则改变了这一境况，不仅为外出村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等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也为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可靠平台。如前所述，FD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代表加入了“为村”数字平台，其中相当比例就是外出务工的青年，因为他们更懂这些新技术；在外务工的青年党员也几乎全部加入数字平台，不仅能够更加便捷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也拓宽和丰富了参与组织生活的渠道。

三、外出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数字技术基础

“为村”等数字平台在乡村地区的应用，为外出青年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机会和现实场景，对乡村社会生活和治理带来了深远影响。数字平台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路径、机制等，又是基于其自身数字化、开放性等技术特性。

（一）数字化拓展跨域参与

数字化是数字平台的基本特性，简单来说就是将各种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最终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的过程。数字化过程往往还伴随着虚拟化，呈现出虚拟性特征，互联网也因此常被称为虚拟空间。数字平台，通过对各类要素进行数字化处理，以数字流动代替了实物流动［21］。不仅如此，数字化还使得数字平台兼具了以往实体平台所不具有的新功能，如跨域性、零边际成本［22］等特性，并为信息透明与共享、信息匹配、云计算等奠定了重要基础。数字化可以说是数字平台的基本特征，奠定了数字平台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决定了数字平台的其他重要特征。

数字化本身就意味着跨界、跨域，开放性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平台的跨域性，而边际成本趋于零，更使得数字平台几乎可以无限扩大，基本可以无视地理疆域、行业、领域的限制，实现全联通。实体平台的规模总是受制于物理距离和交通半径等因素，而数字化则使得数字平台能够跨越地域、行业等限制。跨国界、跨地区、跨行业运营，已成为数字平台的常态。同样地，“为村”等数字平台也摆脱了传统乡村中所难以打破的时空限制，能够低成本地在乡村党组织与外出党员、乡村与外出青年、乡村与外出村民间建立起跨域连接并实现低成本且有效的互动和沟通协调。

（二）开放性推动去中间化

“为村”等数字乡村建设所依托的数字平台还呈现出典型的开放性。数字平台，本质上就是一个开放的电子网络，能够为社会互动提供开放的、参与式的架构。在实际应用中，任何一台电子设备只要支持TCP/IP协议就可以连接到互联网上，实现信息等资源的交换、共享。因其开放性，所有组织和个人都能够接入数字平台，这就使得数字平台能够轻易将分散的、碎片化的信息和数据等各种要素汇集起来并进行整合，提高资源汇集、配置的效率，也为网络效应奠定了基础。

得益于开放性和跨界性等特性和功效，数字平台不仅能够汇聚更多人、组织和资源于同一平台上，而且还普遍采取点对点（P2P）方式在各类个体、组织、资源间建立直接联系，促成交流、撮合交易等。经由P2P连接方式，数字平台极大简化了中间环节，具有典型的去中间化特性，甚至促成了所有主体和资源间的直接对接。如在“为村”等平台上，各主体基本都能直接联系、沟通，甚至之前在现实生活中并无直接联系的村民间、村民与村镇干部间，甚至是外出村民间都建立起便利的直接联系渠道，不仅助力外出青年能够更直接参与乡村治理，长远来看也有助于塑造基层干部的亲民形象，拉近干群关系。

（三）可视化提高治理效能

在数字化平台上，相关主体、信息、资源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最终以数字形式呈现。数字化显著降低了相关信息的提取、处理、分析、保存等环节的成本，进一步推动了数字平台的可视化和透明化进程：在数字平台上，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以可视化形式（包括数字、语言、图表、表情等）出现的，而且几乎都被记录和留存且可查询。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关主体在数字平台上的透明度更高。

也正是基于可视化及其创造的透明性，村民们在村友圈所发的动态不仅会引起点赞和关注，甚至可能激发乡村情怀或是引发公共舆论；村民们通过村友圈、书记信箱等方式表达的诉求、反映的问题、提交的质询等也都是公开、可视乃至透明的。这样，包括外出村民等都能够实时看到数字平台上的村民诉求以及村干部的反馈以及问题解决、需求满足的进度和效果，而村干部也都明白这一点。这就有助于推动村干部更快更好地解决村民所反映的问题、所表达的诉求，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在数字平台应用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数字平台自身的技术特性为外出青年了解和参与乡村治理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技术所创造的便利条件能否最终实现及其具体效果如何，仍要取决于人对数字平台技术的具体应用方式。

四、外出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路径 

（一）连接外出青年党员，提升乡村治理领导力

党是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和根本保证。党在乡村的实际领导力，不仅取决于制度和组织架构，也取决于乡村党员自身，如数量、素质及其凝聚力等重要因素。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高速流动中，乡村党员尤其是青年党员更是高流动性的，而且实际上，不少乡村青年党员不仅能力更强，流动性也更强。在传统的乡村治理中，当党员尤其是青壮年党员外出务工后，基本上就脱离村里的党组织，脱离党组织生活，甚至于大部分普通村民都不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据该村党支部书记介绍，村里“很多年轻的党员都出去挣钱了，都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很少。说实在话，要他们每个月固定什么时间回来过一下组织生活，参加组织活动，那确实是很难做到的”（访谈编号：YJFT003）。以前，这些流动党员是缺乏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的，而依托于当前的数字平台，流动党员能够便捷地、低成本地参与乡村治理，贡献才智并助力乡村治理，进而提升党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领导力。

例如案例中的FD村就利用“为村”平台为外出务工的流动党员提供了一个线上参与组织生活的便捷途径。依托于该数字平台，党员可以向组织展现自己的生活，汇报自己的思想。目前，该村在外务工的党员有三四十人，几乎所有的外出党员都加入了“为村”，积极参与乡村党支部的组织生活等。村支部书记“将它作为一种创新的参加组织生活的形式……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的感觉比较好，我会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党员）参加进来，‘晒’他们的每一天。这也算是向咱们支部、向咱们党组织汇报他的思想，汇报他一天的工作”（访谈编号：YJFT003）。根据平台留存汇总的数据可知，截至调研日期，该村的党务公开功能使用了6次、组织生活3次、党员教育360次、书记公开信19次、群众来信1次，等等。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时空的限制，将外出党员联系起来，显著提高了党务工作效率和效果。正如村支书所说：“以前党建活动的痛点在于外出打工的党员不能参加组织生活，特别是一些年轻大学生，几乎不参与村里的组织活动，跟大家也不熟。‘为村’上线半年以来，对推进党建活动有很大作用，比如‘学雷锋’和‘基层党员的一天’这些党员教育活动，有二三十个外出党员会参加进来，这也是一种汇报思想的日常党组织生活”（访谈编号：YJFT003）。不仅在外打工的党员通过汇报思想参加党组织生活，在村党员也通过撰写“党员日记”“扶贫日记”等参与党组织生活。除此之外，通过“党务公开”功能，将一些重要制度、通知公告、年度述职、处分与表彰信息公开， 无论是在村的还是外出的党员，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信息。这也是数字时代党建工作的一种创新。

因此，通过数字平台技术，组织学习、组织活动等党建工作得以打破时空限制，还降低了外出党员参与党组织生活的成本，提高了外出党员参与党组织生活的积极性，显著扩大了党组织活动的覆盖面。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化党建，在提升党建工作效率和灵活性的同时，还有效丰富和深化了乡村党组织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有助于夯实乡村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二）汇聚外出青年村民，凝聚乡村治理共识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中，村民外出打工就基本脱离村庄生活，只能通过亲朋好友得知村里发生的大小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平台的应用，身在异乡的村民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关注家乡，甚至通过在线参与的方式随时融入村庄生活中。

如为了测评村委会管辖下的12条自然村响应“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工作的力度和效果，FD村于2018年12月4日发起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最满意村”的网络票选活动。在此过程中，各自然村都积极鼓励在村村民和外出村民关注评选活动并参与投票。最后共有496名村民参与投票，其中包括不少外出村民。活动有效扩大了“为村”数字平台的受关注度，认证村民人数也从不足百人增加到了600多人，村里还获得了腾讯价值千元的“为村”加油礼包奖励。同月，FD村在参加“为村”发起的“2018我的为村故事”活动中也获得了“为村”十大年度故事奖，并得到1000元奖励。2019年1月，FD村组织102名村民参加了学习小组发起的“说出全村的希望”话题，参与人数规模排名广东省第一，全国第21，并获得“咱村有希望”的锦旗一面。

2020年1月9日，FD村村委会再次发起“首届春节贺岁联欢会地点选取”投票活动，有413个认证村民参与投票，并获得了全国唯一一个价值5000元的“为村贺岁礼包”。在网络投票、宣传过程中，村友圈对该活动的热议不断升级，也吸引了本来不打算回乡的外出村民也互相约着结伴回村过年。也正是得益于外出村民尤其是青年村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村委成功组织了首届春节联欢会、篮球赛、游园活动等。该活动从年初一到年初四连续举办了四天，参与人数达1500人次以上，取得了很好的活动效果，最后还得到了“为村”平台的关注并向全国推荐。

线下线上相结合、在村村民与外出村民共合作的活动，有效吸引了外出村民尤其是青年村民回乡参与篮球赛等活动，提升了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委通知、财务公开和重要事项公开等“村务公开”也同样起到了汇聚外出青年村民，凝聚乡村治理共识的作用。如高龄津贴及特困人员情况的重大事项公开、财务公开等，就显著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化，让村民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想要了解的信息，也能够拉近干群关系。而数字平台上的村委通知，不仅减少了村委的工作量，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便于村民进行监督。“现阶段村里的工作压力大，工作繁杂，每天都有任务。比如民政局的工作就有：低保、特困人员的核实，退伍军人核实，高龄补贴人员核实等等，每年都要更新。还有一些医疗救助、困难救助的村民情况，也要去处理；农保方面的工作包括合作医疗、养老保险这方面的，也需要经常性地通知参保人员缴费。原来是一家一户打电话通知，现在是拍张照片发到‘为村’上，提醒村民们去核实、去缴费，方便了很多”（访谈编号：YJFT003）。

移动互联网之前，村两委下发所有通知都只能是张贴公告，或是挨家挨户点对点、面对面自上而下地通知，村民也少有机会和渠道能够进行高质量的响应、质询等反馈。而以“为村”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嵌入乡村场域后，既方便了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又提高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和监督可行性，还有效激发了外出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和能动性，有助于凝聚乡村治理的共识。

（三）连通乡村内外，促进互通互信

一直以来，外出村民都是村民与乡村获取外界信息、对外联系的桥梁和节点，也正因如此，外出村民往往也意味着消息灵通、有见识、有资讯。在很多乡村地区，人们也是以“见过世面”“有门路”等词汇来描述那些有外出经验的村民。这些外出村民，无疑又是以中青年为主体的，而他们在对外接触中所获得的信息和知识等也往往会对乡村原有的权威（如长者权威）构成威胁——越是封闭的乡村越是如此。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在提高个体连通性的同时，也提高了乡村的连通性。不仅乡村和村民对外界了解更多，也更能为外界所熟知，甚至涌现出一批知名度甚高的乡村旅游点、“网红”打卡点、“网红”乡村等。在互联网时代，乡村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信息孤岛，而“地球村”正是对各个国家和地区间高度互联的一种形象描述。得益于互联网的数字平台，乡村与村民的对外连通，不再局限于乡村周边地区，而是扩展到更大更远的范围。基于这种近乎全连接的连通性，村民能够借助通讯录获得其他村民的联系方式，能够参与技能培训和教育学习，能够获取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能够发布自己的产品信息与需求，能够高质量满足自己的定制化需求，等等。

借助数字平台中的事务板块、村友圈等，无论是乡村管理者还是村民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外联系，打造村庄名片。在案例乡村数字平台的事务板块中，除了一些日常事务如失物找寻与招领、交换与购物需求等，主要就是地方特色产品信息。其中被关注和点赞数量最多的是一则“乌鸡销售”信息，该信息不仅得到同村村民的关注和点赞，还有不少村外用户的关注和评论，其中包括有来自四川、山东省村民的共34条评论，同时还有10次转发以及2次电话咨询。可见，借助“为村” 等数字平台，村民可以几乎零成本地搭建之前无法达成的长距离的、全方位的对外联系。这不管是对村民还是对村庄而言，都是与村外世界建立连接，促进互通互信的重要机会与渠道。

在村民、村庄向外拓展连通性，搭建对外关系网络，积累知名度和声誉的过程中，外出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点赞与转发就显得尤为关键。这是因为外出青年的朋友圈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异质性更强，他们也有更多村外好友。因此，借助于外出青年的转发和推介，村民们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更远更多元的对外连通。这不仅有助于扩展朋友圈，也能够助力推销地方特产、宣传风土人情，助力塑造乡村形象等。

除了扩展横向联系，数字平台也有效加深了纵向联系。基于“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微信群以及数字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和APP等形态）所搭建的纵向连接，乡村实现了更全面的信息传递和民情反馈。“我们共有149个村，村村建微信群，两条腿（指微信群和“为村”数字平台）走路。‘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微信群，大家都在群里面直接讨论、交流。因此‘为村’（的主要作用）就是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传播正确的声音，也把村民的声音传播上来，第二个是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第三个就是党建（访谈编号：YJFT004）”。通过微信群、“为村”等数字平台，村民可以随时随地表达需求、维护权益，而基于数字平台自身所具有的去中间化、可视化、透明化等特性，上级部门也能够及时在线掌握相关民情并查看下级部门的工作进度，这也给村镇基层干部带来更大压力和动力及时解决群众困难、满足群众需求。这不仅非常必要，效果也相当明显， 甚至能够助力解决之前一直难以妥善解决的群众上访渠道不通畅、问题解决不彻底的痼疾。“从积案来看，我浏览了一下，甚至个别案件我也去跟进，我发现大部分群众的需求是合理的，但是因为长期得不到重视，就会越级上访，这是基层社会治理很核心的一个工作。怎么让群众的诉求得到及时解决真的太重要了”（访谈编号：YJFT004）。

五、结论

党和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性。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指出要推动“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 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具体在农业生产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构建“互联网+”现代农业，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提升网络化服务水平，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2019年12月，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更是对新时期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作出明确部署，着重强调了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求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以数字化引领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在此大背景下，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各种数字技术纷纷应用于农业、农村。

实践中，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推广，不仅应用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也不只限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其应用与影响已超出经济生产领域，延伸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随着我国“村村通”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两大工程的有效实施，广大农民群众也快速跟上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步伐。截至2020年3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3%，手机网民经常使用的APP中，即时通信类和社交类合计占比达到20%；手机网民中使用即时通信、搜索、网络新闻、网络购物的比例分别达到99.2%、83.1%、81.0%和78.9%［23］。随着以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化，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也越来越深入、普遍，新技术不仅显著提高了农副业生产的效率，更是超越经济领域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组织模式和结构等，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同时，成为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本文基于案例素材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解决因大量青年外出而引致的乡村治理危机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深化应用，尤其是基于数字技术所搭建的数字平台，外出村民尤其是青年村民能够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不仅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也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事实表明，不管是通过连接外出党员提升乡村治理领导力，还是通过汇聚外出村民凝聚乡村治理共识，或是通过连通乡村内外促进互通互联，都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有效举措。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纳入“科技支撑”要素，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不仅如此，乡村治理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乡村的具体场景，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底层、最基础的一环，因此，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和完善，不仅关乎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同时也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正因如此，在数字时代，在传统乡村向数字乡村转型的过程中，基层组织如何科学、充分地利用数字技术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构建与数字乡村相适应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是不容忽视的急迫问题。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5期

P17-26

END

图文 / 李　洋、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 / 廖君颖、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谢碧霞　　　　　

点一下阅读原文下载当期《青年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