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奕山 | 乡村振兴与乡村青年人就业问题
陈奕山
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特聘专职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三农”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摘要］青年人如何才能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是重大现实问题。当前乡村留不住青年人的最重要原因是乡村缺少匹配青年人需求的就业机会，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要追溯至近代工业革命及其对传统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激烈挑战。近代以前大多数乡村青年人都没有长期离开本乡外出就业，进入近代以来乡村传统生产方式相对于城市地区的劣势凸显，青年人往城市地区流动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下乡村青年人能够更多地在城市地区实现就业，这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生产方式取得明显进步的体现。要真正发挥青年人对于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 重点在结合当代青年人的需求扩大乡村的就业机会，增强乡村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而非对乡村青年人前往城市就业设置障碍。适度合理发展县域乡村集聚经济，有助于扩大乡村的就业机会，促使青年人在城乡之间双向良性流动，从而发挥青年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忘记的是，探索这一路径也应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不能浮夸冒险。
［关键词］乡村振兴；青年人；就业；县域乡村
一、关注乡村振兴必须关注并思考乡村青年人就业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其所针对的是我国乡村各项要素资源不断单向外流至城市，乡村趋向于衰败的局面和问题，所试图实现的是形成城乡要素双向良性流动的新局面。在单向外流的宝贵乡村资源中，青壮年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或说是至为核心的组成部分，没有了青壮年的乡村社会甚至成为了“无主体的熟人社会”［1］。乡村青壮年大量外流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乡村失去了最根本的产业发展动力，进而使得乡村发展滞后于城市的格局越来越固化。毫无疑问， 要实现城乡要素双向良性流动，必定包括促使青年人在城乡之间实现双向良性流动，改变乡村单向为城市提供青壮年劳动力的既有模式。问题是，该如何改变？要真正增强青年人服务乡村发展的内在意愿和内在动力，必然不能脱离乡村青年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诉求，要尽力保障青年人自身的合理发展需求和乡村的发展实现协调同步。
“躺平”绝不是包括乡村青年人在内的绝大多数青年人的真实意愿，相反，正处于生命活力展现最好阶段的青年人大多有自食其力、按劳取得的自觉。因此，对于绝大多数青年人来说，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足以支撑基本体面或“过得去”的生活的收入是最根本的利益所在。要理解现阶段乡村青年人为何大量外流，必先理解青年人在乡村的就业处境；要思考如何促使青年人在城乡之间实现双向良性流动，必先思考如何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乡村就业机会。乡村振兴是当下社会公众和学术文献的关注热点［2］，大量声音关注青年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许多声音呼吁青年人到乡村振兴工作中贡献力量［3］。同时，有一些声音呼吁开展新一轮的青年人“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一些声音寄望青年人从人口集中的城市返回到分散的村庄社区中生产生活，发挥力量。不得不指出，这些声音中有一些情绪化的论调，也夹杂非理性和非真诚的成分。一个合理的疑问是：那些呼吁开展新一轮青年人“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是否愿意自己下乡务农或者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村庄社区务农，拿取相对于城市劳动者低得多的农业劳动报酬（无论公共政策是否给他们提供少量的补贴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不少论调无视大多数乡村青年人自身的合理发展需求。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拒绝）“经济理性人”这一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假设，正如马克思所言：“（农奴）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4］，“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同样的，中国乡村青年人是参与经济生活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有其自身合理的生存和发展诉求，会主动想办法谋求发展，也面临着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他们绝非其他人的空洞和文学性话语所描绘或期许出来的人。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乡村青年人不断前往城市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地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区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有助于乡村青年人增加收入的机会，更符合青年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并试图发挥青年人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相比空洞地进行“呼吁”，我们更应该思考：为何现阶段青年人在乡村缺少就业机会？乡村青年人如何才可能返乡就业或在城乡间双向良性流动？公共部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合理地为青年人在乡村实现就业提供帮助？
二、历史视野下现阶段青年人在乡村缺少就业机会的原因
（一）乡村青年人就业的历史演变历程回顾
在很多人心目中，乡村是和“农村”等同的，而“农村”顾名思义就是开展农业生产的场所， 因而在乡村就业就等同于“当农民”。虽然乡村实际上并不只是“农村”，但许多人脑海中的这一刻板印象也有其合理性和来由，中国乡村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历史上和现阶段的乡村主要提供的就业机会确实主要是农业领域的就业机会。这也是我们理解现阶段青年人为何在乡村缺少就业机会的基本依据所在。以下简要回顾中国乡村青年人就业的历史演变过程。
长久以来，在诸子分家制度和家庭生产经营模式下，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排名绝对靠前的人口大国，户均和劳均农地面积有限。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以前，包括青年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乡村人口都分散于广袤国土的小型村庄社区内生产和生活，其最主要的生产类型就是农业生产特别是大田粮食生产，而且是小规模的生产。在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之余，大多数乡村劳动者也要在农闲期从事简单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或者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这也是小规模农业经营背景下每家每户的农业产出和收入都非常有限，不足以支撑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虽然近代以前的中国也存在着若干人数众多的城市，城市里也不乏脱离了农业劳作的官僚、商人、手工业者、佣人等等非农从业人员，也有满足这些人需求的漕运等粮食调运系统以及农产品市场，但对于乡村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包括青年人）来说，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是在乡村自力耕作，他们不可能得到封建统治者所恩赐的“俸禄”，也不可能靠进城经商、做手工业、当佣人来维持生计，相反，脱离农业劳作基本意味着衣食无保障。原因在于两方面：其一，青年人“跳出农门”享受朝廷俸禄主要依靠参加科举考试，而真正能够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巨大“跃升”的概率微乎其微，多数人甚至能够有书读已经是万幸，要知道在前现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为了供一个读书人而少一双干活的手，将对农业产出产生负面影响，这对任何家庭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其二，在绝大多数人口分散在村庄社区、社会交通条件不便的条件下，社会对专业商人、手工业者或其他服务人员的需求很有限，少数城里人的支付能力同样“养不起”大量非农从业人员。总体而言，前现代的中国不存在乡村青年人大量流向城市的事实，也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制度条件。
19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其制造业产出效率突飞猛进，军事工业实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以其国之坚船利炮为支撑，英国资本主义商人在鸦片战争中轰开了中国的通商大门，大量外国廉价制造业产品从此涌入中国，并在各类买办的协助下进入乡村地区。中国从此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大潮之中。如上所言，传统乡村劳动者要在农闲期从事简单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以补贴家用，但是，鸦片战争后进入乡村的外来廉价棉织品等外国商品的质量甚至优于本国家庭手工业产品，由此使得家庭手工业产品在乡村渐渐失去了市场，进而导致乡村劳动者在农闲期难以从事手工业生产，收入出现下降。对于长期在生存线上挣扎，亟需通过家庭手工业生产来补充收入的乡村劳动者而言，这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中国的乡村家庭生产模式也变得岌岌可危。对于身体、精力等条件较好的青壮年劳动者来说，如何帮助其家庭摆脱生存困境，显然是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进城寻找生路自然成为一些人的不得已选择。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乡村青壮年劳动者基本无计可施，他们即使进了城也找不到提高收入的机会，原因在于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基本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为列强服务的买办的控制，这些势力以压榨中国原料和市场为根本旨要，不可能允许中国城市发展起实业并与之抗衡，中国本国的腐朽势力也根本缺乏发展现代工业的意愿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乡村青年人进城寻找就业机会也难免带有盲目色彩，城市完全不可能容纳下大量的流入人口，乡村青年人大量流向城市实现就业的单向趋势也就不可能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善水利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粮食生产，同时支援现实急需的国家重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也为了在粮食产出水平仍旧非常有限、人民温饱问题还未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尽可能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基本农产品分配和消费，国家逐步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包括青壮年劳动者在内的乡村劳动者被组织起来，集中开展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一制度实践明显改善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灌溉条件，两千年小农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因之而大为改观，粮食产出具备了持续增长的基础。同时，为了尽可能集中人力提高粮食产出，绝大部分乡村劳动者被严格限制在粮食生产的狭窄范围内，他们从事其他生产类型的决策和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传统农业时代盛行的家庭副业生产也受到严格限制，劳动者在城乡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也受到户籍制度所限。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下，除了少数人可以通过升学、婚姻等通道实现从乡到城的流动，大部分乡村青年人流向城市实现就业的通道被牢牢关上，只能长期在分散的村庄社区中生产和生活。乡村劳动者被严格限制在粮食生产的范围内，这确实有助于促进粮食增产，事实上也显著提高了粮食产出，有力地保障了国家重工业建设，但客观上也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积聚。而且，随着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乡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快速膨胀，使得乡村劳动者的产出效率和劳动所得在较长一段时期中难以实现提升，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放宽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就业类型的严格约束，自然就会有大量乡村劳动者尤其是精力更为旺盛、更有“闯劲”的青壮年劳动者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开展更多其他类型的生产，增加产出和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田水利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粮食实现增产、重工业建设有了显著发展的条件下，乡村劳动者不再被严格限制在粮食生产的范围内，农业生产也越来越依靠农用化学品、农机等非人力的现代要素投入。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村劳动者获得了在小规模承包地上的生产决策自主权，同时，乡村劳动者流向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通道逐渐放开。改革开放之初，部分乡村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之余，在本地的小规模乡镇企业中就业，增加了收入。继而，在先发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本地生产类型向“高端”产品或环节移动，同时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或生产环节外包给低劳动成本、低地租成本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转移产业，并逐渐向内陆城市扩散。大量乡村劳动者尤其是青壮年劳动者随之快速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东部沿海地区的这些产业和生产类型高度嵌入在全球性的产业链中，虽然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价值”位置不高，但仍然比乡镇企业的生产具有更高的产出效率，拥有更宽广的市场空间，从而能够为乡村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和更高的收入，也就吸引了大量乡村劳动者争先进入其中。进而，大量乡村劳动者往城市地区的集中又带动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更多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这又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地区的就业容纳能力。
可以说，相比在乡村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或在乡村本地的小规模企业中从事非农生产，当下的大部分青年人只要有可能——主要条件是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受教育程度或工作技能，且不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小孩或病人——都会前往城市地区寻找就业机会，这对他们来说是增加收入、提升家庭成员生活水平的必然选择。由此，随着时间的推进，乡村青年人大量流向城市实现就业的单向趋势愈加明显，全国各地的村庄社区也由于青年人的大量外流而显得“萧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所针对的重要方面也正是乡村要素资源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单向外流的明显趋势。
（二）现阶段乡村相对于城市较为缺少就业机会的原因分析
通过回顾乡村青年人就业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能够以较长时段的视野并基于历史经验来思考和分析，现阶段青年人为何在乡村缺少就业机会。辩证地看，青年人在乡村缺少就业机会，这是相对于城市就业而言的，即城市就业机会更多，使得乡村看起来缺少就业机会。在鸦片战争以前传统农业时代的中国，城市总人口稀少，城市并不存在大量就业机会，自然就不存在乡村缺少就业机会的说法和事实，乡村青年人也根本不可能大量外流。
那么，传统农业时代的中国乡村是否可称得上“振兴”？本文认为显然不能。传统农业时代乡村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青年人留在乡村，所从事的是低效率的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人均产出水平极为有限，人民预期寿命很低。现代社会的人们即使用玫瑰色浪漫化的眼光看待过往，也不能掩盖过往生活极端贫困的事实。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乡村家庭手工业生产受到外来廉价工业化商品的冲击，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传统农业时代分散的村庄社区中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可能持续［6-7］，乡村生产方式调整和随之而来的城乡人口的重新布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高度组织化且不断细化分工的近现代城市生产也是必然要求，大量个体农业劳动者转变为近现代城市分工生产成员是历史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前青壮年劳动者由于乡村固有生产方式的落后而前往城市寻找生路，这一行为既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具有生产方式调整的历史合理性。但和传统农业时代类似，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的就业机会并不多，乡村看起来缺少就业机会的原因在于乡村的就业空间遭受到外来力量的进一步压缩，使得乡村青壮年劳动者不得不冒险前往城市谋生路，而不是城市的就业机会得到了快速增长。乡村原有生产方式难以维持，劳动者又无路可去，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不利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渐渐得到改观。事实上，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近代以来乡村生产方式的调整进程，这一进程重合于农业国工业化的近代历史进程。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快速发展粮食生产的现实紧迫要求和重工业发展战略使得城市尚无法涌现出大量就业机会，乡村劳动者也被牢牢限制在乡村范围内。各级政策制定者显然也意识到乡村如果只有农业生产，将造成严重的农业劳动剩余，因此倡导建立“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多元一体的生产集体，解决严重的农业劳动剩余问题［8］。但在实践中，由于在当时的技术、要素条件下粮食生产仍然高度依赖人力投入，因而大部分乡村劳动者被限制在分散的村庄社区中，单一从事粮食生产，无法实现集聚并发展其他类型的生产。与政策的倡导方向不同，农业劳动剩余的规模反而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不断膨胀，表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甚至下降［9］。
总体上，乡村众多社区的人口分散，无法发展出现代化、集中式的非农分工生产（包括工业和服务业），也无法形成具有足够容量的非农产品消费市场，从而无法给青壮年劳动者提供足够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农业就业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尤其是大田生产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征，农忙期时间很有限，而农闲期的生产并不需要多少用工，且长期以来中国劳均耕地面积微小，这导致农业领域所能提供给青壮年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就业局限在乡村范围的劳动者很难实现充分就业。相比分散的村庄，集聚性的城市人口居住集中，有助于发展规模化、集中式的非农分工生产并集中向外输出产品，城市本身也能够形成具有足够容量的非农产品消费市场。简而言之，城市的经济活动强度更大，能够给青壮年劳动者提供的就业机会明显更多。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和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乡村青壮年劳动者正是在城市地区实现了更充分的就业，增加了收入。数以亿计的乡村劳动者在城市集聚，这客观上已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时代和集体化时期分散村庄社区中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发展出高度组织化和不断细化分工的现代生产方式，提升了产品产出效率，也提升了中国产品的世界竞争力。事实上，中国也正在努力跨越只为全球提供廉价工业商品的阶段，正在向着全球产业链中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迈进。
归根结底，现阶段乡村相对于城市较为缺少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乡村的分散社区的产品产出效率远低于城市地区，具体表现在乡村的人均产值远远低于城市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必然意味着青壮年劳动者在城市地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城市地区对于青壮年劳动者自然就有大得多的吸引力，能够自由流动的青壮年劳动者必然更愿意前往城市就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现阶段乡村青壮年劳动者单向往城市地区大规模流动，是近代以来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近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世界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就是不可逆的。只要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想（客观上也不能）自外于现代经济体系，长久维持乡村社区的分散生产方式就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三、乡村青年人返乡就业或在城乡之间实现双向良性流动的条件
大量乡村青年人往城市地区流动并能够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从而提升了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水平，这在根本上是合理和可喜的现象，体现了新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明显进步。因此，公共政策完全不应该强硬地逆转这种趋势，给青年人前往城市地区就业设置障碍，相反，公共政策应该帮助那些更愿意到城市生活就业的劳动者进一步融入城市，为他们实现更稳定的就业创造条件，更有效地解决青壮年劳动者因外出务工而长期与家人分离等重大现实问题， 扎实有效地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问题在于，现阶段乡村青年人整体单向性地往城市地区流动， 不把在乡村就业作为备选项，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乡村呈现出衰败趋势，这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在于使乡村跟上城市的发展脚步，促进城乡要素实现双向良性流动。
同样地，要促使乡村青年人将返乡就业作为选项，根本途径不在于打压城市就业，而是要扩大乡村的就业空间，使得青年人在乡村也能够找到提升收入的机会，从而增强乡村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事实上，社会经济条件的转变已经使得青壮年劳动者完全不可能为乡村的分散社区的现有就业空间所容纳。
在农业就业方面，即使不考虑农业劳动的低报酬率，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用工强度和用工总量也在不断下降，所需要的农业劳动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现有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也远远超过农业生产实际所需劳动力数量［10］，即农业劳动剩余规模庞大。如果考虑农业劳动报酬率在长期中要趋同于非农劳动报酬率，当下农业劳动剩余的规模更为庞大。与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为了保障粮食生产有足够的人力投入而不得已将大量劳动者限制在农业生产中的情形不同，当下的农业生产对人力投入的需求已经大大降低——虽然农忙期间仍然需要一定的劳动投入。因此，青壮年劳动者回到乡村务农的空间也已经变得越来越窄。还需要看到，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青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而且，实际上很大比例的青年人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他们未曾有过务农经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期望的长久影响已经使其不将从事农业作为就业选择，很多人也不懂农业［11］，因而期待还有大量青年人自愿返回家乡村庄务农是完全不现实的。
在非农就业方面，乡村的分散社区的就业机会极为有限，以下用广东省各地区的数据来进一步说明。表1给出了2019年广东省若干地区的乡镇工业企业和商店的密度。可看到：位于珠三角城市带地区的东莞市和广州市白云区的乡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工业企业个数、综合商店或超市个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都远远超过粤东（汕头市澄海区、揭阳市普宁市）、粤西（云浮市罗定市、湛江市徐闻县）、粤北（韶关市翁源县、清远市英德市）地区的乡镇，而人口相对密集的粤东地区的乡镇工业企业和商店的密度又高过粤西粤北地区。可见，人口集中的城市地区所能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确实远远高于乡村地区，一定程度的人口集中是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必要条件。并由此，一定程度的人口集中是增加劳动者人均产出和收入的必要条件。
注：表中数据为乡镇（不含街道）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每平方公里工业企业（或综合商店、超市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 乡镇工业企业（或综合商店、超市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 乡镇行政区域面积。
图1绘出2018年广东省各市的就业人员人均GDP和城镇村矿用地上二三产业人员密度的关系， 可明显看到：一个市的二三产业人员密度越高，其人均GDP越高；趋势拟合线显示出以下相关关系，城镇村矿用地上二三产业人员密度增加1人/亩，人均GDP增加28753元/人。也就是说，在当 前的经济环境下，一个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增收机会与该地就业人员的密度紧密正相关。因此， 期待大量青年人返回家乡村庄后还能够获得充分从事非农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完全是不现实的。实地调研可发现，当下中国各地村庄（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的村庄）有大量大龄“光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但重要（或说根本）原因在于许多无法外出就业、只能留在家乡村庄的大龄青年很难通过更充分的就业来增加收入，他们在现有的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下甚至失去了成家立业的经济基础。
注：人均 GDP 口径包含一二三产业。城镇村矿用地为城市、建制镇、村庄、采矿用地；城镇村矿用地上二三产业人员密度 = 各市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 ÷ 城镇村矿用地面积。城镇村矿用地面积数据来自国家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tddc.mnr.gov.cn/to_Login），为 2016 年全国土地调查数据。
由以上分析可推论，要扩大乡村的就业空间，使得青年人在乡村也能够找到更多增收机会， 必然要在乡村发展现代化、集聚性的分工生产方式，逐步将分散村庄社区中的要素资源集聚到乡村的核心区域，提升乡村资源的整合度，增强乡村核心区域的经济活动强度，改变乡村面积广阔却要素分散、无法形成有力就业增长点的局面。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整合集聚来自不同村庄的资源，更有助于扩大乡村的就业空间？我们认为，乡村生产要素集聚的规模必然不可能达到城市的程度，而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如果仅限于整合一个镇内少数村庄的有限资源，则仍然无法发展出能够充分实行分工且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同镇若干村汇合而成的市场规模也相当有限， 无法为服务业发展提供足够动力。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潜力、就业人员实现安居的成本、所能形成的市场规模大小等重要因素，探索在县域层面整合资源和集聚要素是比较合理的方向［15］。
四、公共部门为青年人在乡村实现就业所能提供的支持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当下即使在珠三角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能够实现创业的乡村青年人的占比也极低，原因在于青年人普遍缺乏创业所需的资金积累。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个行业的创业进入门槛都越来越高，小成本的创业机会越来越少。同样，在乡村进行农业创业的青年人极少。即使是农业创业也并不容易，从土地租金、设备购置、设施搭建到产品选择、产品生产、产品销售，这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横亘在既缺乏资金也不太懂农业的青年人面前，而回家接着种父辈的小规模承包地，则远不是绝大多数青年人所愿意的，况且父辈可能还在打理家中的承包地，尚不需要青年人来插手。虽说现实中不是完全没有在乡村成功进行农业创业的青年人，媒体也乐于收集报道这样的案例，但这些案例中的青年人所从事的工作多是农业生产的延展领域，例如农产品电商销售等，而且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所谓的“成功”典型也多是得到了众多外部资源的帮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总体上，寄希望于青年人通过在乡村创业解决就业问题可能并不现实，对于绝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就业主要是在非农领域“务工”而不是“当老板”。在这一问题上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更需要给青年人以正确的期待和合理的引导。
虽说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仍然更愿意也更可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实现就业，但随着在城市务工的乡村青年人的年龄不断增长，大龄“农民工”越来越多且不再受城市就业市场青睐，“被迫”返回乡村的人也必然越来越多。这些返乡的大龄青年人将成为推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这些青年人到哪就业好呢？如上文所述，在县域层面整合和集聚乡村的资源要素，而不是维持资源分散在各个村庄社区的局面，更有可能为青年人创造乡村就业机会。因此，公共部门要结合当代青年人的实际生活和发展需求，在县域层面集聚要素资源，既为青年人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也更好满足青年人的生活发展需求。具体地，本文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县域乡村集聚资源要特别关注本地特色资源，产业发展要特别关注本地特色产业。乡村的资源要素集聚规模难以达到城市地区的程度，同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达到城市地区的程度，因此，县域乡村完全没有必要在提高资源要素集聚规模、提高同类产品的生产效率等方面和城市地区进行较劲。县域乡村应基于本地的资源环境条件和历史发展基础，挖掘其中具有独特性和竞争力的特色资源，形成较为齐备的分工协作链条，发展适度规模的本地特色生产，再借助现代网络扩大产品销售范围。无论是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制造业还是文旅产业，全国各县都有足可利用的本地特色资源，许多县都有成为“网红县”的条件，经由一些网络信息热点，许多原本“淹没众迹”的县事实上已变得广为人知。未来探索发展县域产业的空间很大，各县要立足本地优势资源发展产业，而不是盲目随大流，才能更充分地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
第二，要为青年人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留有空间。在县域乡村集聚资源要素虽然有助于扩大乡村的非农就业机会，但由于乡村资源要素集聚规模的相对有限性，县域的非农就业机会总归远少于城市地区，因而也不可能期待县域的非农就业机会能够容纳下绝大多数青年人。青年人返乡回到县域，更有接触农业“重拾”农业的机会，在发展县域非农产业的同时，要为普通青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高价值农产品生产留有空间，通过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式，综合为青年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使得青年人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两方面都有更多就业去路。同时，扩大乡村就业机会，并不意味着要挤占那些一直在乡村就业、从未离乡的青年人的农业就业空间［16］。
第三，要为青年人更好照料家庭成员提供支持。很多青年人返乡主要是为了照顾家中老人小孩或病人，考虑这种实际需求，公共部门应合理适当地促进乡村人口实现集中居住。这一方面可减少青年人和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现象，另一方面有助于发展县域乡村的养老互助、儿童托育及社会化服务事业，从而为乡村青年人创造更多服务业就业机会，也整体减缓青年人的家庭成员照料压力。第四，要发展符合当代青年人需求的县域服务业。毫无疑问，无论是城市青年人还是乡村青年人，当代青年人大多数是认同现代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可能再回到传统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城市对青年人有着更强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县域乡村集聚资源要素、扩大乡村的非农就业机会，要考虑因势利导，更新县域乡村的服务业形态，合理集中布局生活设施，使青年人即使在乡村也能近距离接触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从而增强县域就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
第五，在县域乡村集聚资源扩大非农就业空间，更要做好劳动社会保障工作，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合理调节劳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面向青壮年劳动者提供符合市场需求、有现实针对性、有用武之地的职业技能培训。
五、结语
青年人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所谓“乡村空心化”在很大程度指向乡村整体留不住青年人的局面。乡村留不住青年人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就业机会与收入增长空间非常有限，且分散村庄社区的生活条件不符合现代青年人的需求。要发挥青年人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要思考的是乡村能够为青年提供什么就业机会、青年人能够在乡村从事哪些生产、青年人留在乡村的现实动力在哪，而不是一味呼吁青年人下乡。思考并提出“乡村空心化”问题的解决路径，重点在于帮助已经留下来的和愿意留下来的青年人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结合青年人的生活和发展需求发展县域乡村集聚经济，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不能忘记的是，探索这一路径也应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需要综合考虑各地区各方面的实际条件，决不能一拥而上，脱离实际地大吹大擂，更不能浮夸冒险。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1期P30-39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谢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