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音乐与我的人生 |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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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已故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乌丙安先生曾这样评价田青其人其事。2005年底，年近60的田青就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次年便主持了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此后，愈坚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声疾呼。

从酷爱文学艺术的“工农兵学员”，到学习音乐、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发掘并推广中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继而投身于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的公众人物，几十年来，田青将学问和才情都融入到了对中华文化的浓烈热爱与经久热情中，并因此而于“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 ”的追求中求得了人生境界的开拓与升华。正如他在《田青文集》的序言中所说：“在我的后半生，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到复兴传统文化的工作中，是我的幸运和福报。”

2018年10月26日，九卷本《田青文集》的首发式在京召开，艺术界、文化界、学术界、宗教界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到场祝贺已届古稀之年的田青。这部汇集了田青在宗教文化与宗教音乐领域、中国音乐史论领域、非遗保护与原生态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他在散文与评论、文学与创作方面丰富积累的文集中，还收录了近年来外界对他的种种研究与采访，记录了他在生活、治学中所留下的重要履迹。

本期微信文章为读者带来了文集中的“自序”部分，从这位前辈学者的人生梳理中，我们既可洞见到时代的更替在如何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也可体察人与社会的发展是如何让文化的根脉得以赓续传承并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文/路斐斐）

音乐与我的人生

文 | 田 青

一

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满70周岁了！过去说“人过七十古来稀”，但今天看来已属平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70年的安定和平。如果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我出生之前的100多年，几乎可以用“战乱”二字概括。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在天津市日租界后来称作甘肃路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妈妈抱着未满一岁的我躲避在饭桌下面，两手捂着我的耳朵，怕隆隆的炮声惊醒我的睡眠。32年后的除夕夜，因为担心屋外的鞭炮声惊醒她未满一岁的孙子的睡眠，妈妈在0点鞭炮高峰之前就歪在她孙子的床头，准备随时用手捂住孙子的耳朵。

因为妈妈要上班，我其实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苏州人，16岁就嫁给在曹锟手下当团长的姥爷到了直系军阀的“首府”保定，爸爸妈妈结婚后来到天津和我们生活，操持家务。姥姥信佛，她慈悲、善良、大度、勤恳，乐于助人，遇大事而不乱。姥姥喜欢听戏，从小跟姥姥去剧场，“熏染”了我对艺术的爱好。而《岳母刺字》《苏武牧羊》《穆桂英挂帅》，是姥姥哄我入睡的“儿童故事”。多年后，我在《老歌》里，含泪写下了这段诗：

姥姥，我想你，

想你手中的大蒲扇。

夏夜，我躺在小凉席儿上，

你为我轻轻扇，

你唱着《苏武牧羊》的老歌，

送我入眠。

1996年，黄荟请我“出山”，要为正处在巅峰状态的李娜写一首“空前绝后”的声乐套曲，我用两天时间写了七首歌词，这就是在网上被称作中国声乐“顶峰”的《苏武牧羊》。对李娜而言，这是她辞别俗世的“惊鸿一瞥”，对我而言，则是与刚刚辞世一年的姥姥的对话与怀念。

李娜专辑《苏武牧羊》1997年首版碟片

父亲出身农家，是田家的第一个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音乐学研究生时，有同学问我“18岁时的理想”，我答曰：“穿竹布长衫，读北大中文系。”当然，这两个“理想”至今一个也没有实现。父亲一生正直、正派、无私，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北大读书时，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日伪时期他在天津朋友的商行工作，为了不向在海河“法国桥”上站岗的日本兵行礼，每天绕路花钱坐摆渡船上下班。他一生没有过显赫闻达，后半生更是始终处在被怀疑、审查、批判的境地。但是，他的达观、淡泊和对人的真诚、热情，使他收获了许多终生的朋友。父亲对我幼时喜涂鸦、少时喜读书很欢喜，曾拿着我胡涂乱抹的“画作”给他的画家朋友看，也曾把我幼稚的“诗作”寄给远在上海的伯父看，伯父再把改过的诗寄回，至今只记得其中的两句：“不学悬梁锥刺股，也应诗画效王维。”当然，这已不是我的诗，而是长辈对我的鼓励。

酷爱文学艺术，造成了我学业的偏科。初中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郭临瑜先生对我很欣赏，我的每一篇作文都会被当成范文在班级里讲评，但我对数理化却毫无兴趣。初中二年级新开几何课，老师问：谁知道“几何”是什么意思？全班只有我回答：“就是多少。”老师大悦，当堂封我为课代表。一个月后，他发现我基本没有“多少”的概念，遂换别人代我。高中一年级，我偏科更加严重，因为住校，所以学校成了我随性读书的“乐园”，几乎日夜沉浸在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世界里。为了能读到只限老师借阅的书，我主动给负责图书管理、借阅的老师帮忙，获得他的信任和在图书馆里任意读书的权利。徜徉书海的结果，是高一期末考试的惨败，因为数理化统统不及格，只能留级，这是我平生遭到的第一个打击。半个世纪之后，当我在讲台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时总要先说明：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上的是一样的学校，都属于新学，我的旧学是自学的，因此是碎片化、不系统的。但我今天能讲一点传统文化，是付出过代价的，代价就是中学时数理化统统不及格。

我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在“文革”开始前全校文艺汇演班子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在席卷全国的“大串联”热潮中徒步从天津走到兰考，沿途为群众演出。在我背上捆扎成方块的被子上面，还横扛着一把红木做的低音二胡。作为宣传队的副队长，我除了负责三弦、二胡伴奏外，也“登台亮相”，但最重要的任务是创作配合政治形势的新节目，每当“最高指示”发表，我都会连夜把它变成歌曲、快板书、京韵大鼓、小歌舞。

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区向阳公社黄河大队一小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年多，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想尽办法借书读书，是我唯一的精神生活和享受。当然，陪伴我度过艰苦岁月的，还有当时被我视为珍宝的《外国名歌200首》和跟亲戚借的一把夏威夷吉他。

我姐夫的一个小学同学是哈尔滨的小学音乐老师，他借给我的斯波索宾《和声学》成了我自学作曲的唯一的教材。

二

1973年，“右倾回潮”，终于有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到设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天津艺术学院（由天津音乐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合并组成）考点参加了招生考试。当时考我“视唱练耳”的杨今豪老师，看了我交的两首我作词作曲的四声部大合唱，知道我同时还报考了美术系，力主我上作曲系。那一年，因为出了一个“白卷先生”，所有考试的成绩都作废了！幸亏政策网开一面，准许必须要有一定基础的“音、体、美”三科“参考”考试成绩录取，于是，我幸运地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

作曲系的主要课程是西方音乐的“四大件”：作曲、和声、复调、配器。我的作曲主课老师，先是高燕生先生，后是王仁樑先生。读书期间，我逐渐发现自己成不了“贝多芬”，而老师们也逐渐发现我有一点文史底子，在读四年级的时候，系主任杨今豪就让我为三年级学生开一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在读书期间，因为尚在“文革”之中，故仅开纯技术类课程，没有音乐史、音乐美学之类的课程，更没有设音乐学系。对一门没有学过的课程，我怎么开呢？杨今豪老师当时对我说了一句话：“看三本书，就应该可以写一本书了。”这句话，打破了我对“写书”的迷信。

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古代音乐史话》，其实就是我当时写的讲义，虽然是我看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中国音乐史的著作、文章之后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而“冲”成的“汤”，但也有一些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新论”，比如我在“劳动创造音乐”的标准论述后居然认为“爱情”（性爱）也是音乐的起源。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音乐史中的唐明皇》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认为“人民是历史唯一的创造者”而封建帝王都是历史的反动派的时候，写这样的文章也还是需要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1977年，我毕业留校工作，同时负责“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西方古典音乐名作”两门共同课。与有大量音响资料的西方音乐史课相比，中国古代音乐史课可听的音响资料很少。为了寻觅还“活着”的古代音乐作为音响教材，我开始进入“保守”的佛门，希望能从寺庙的高墙里找到中国古代音乐的遗存，没想到“一入佛门深似海”，从此与佛教文化结缘。“深入经藏”不容易，当时借阅古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无法想象的，不要说“百度”的便捷，就是图书馆里的古籍也不向普通读者开放。我找到父亲多年的好友、时任天津图书馆副馆长的王鸿寿叔叔开后门，拿到了一张可以在图书馆善本部读书的内部阅览证。那时候，图书馆还没有复印机，善本书也不能借回家细读，于是，随读随抄录，便成了我的功课。至今，我还留着当年抄录慧皎《高僧传》与道宣《续高僧传》的残破的笔记本。

天津音乐学院的前身是中央音乐学院，1958年“院系调整”后一部分迁到北京，一部分留在天津。老院长缪天瑞先生怜我好学无门，便介绍我去找已调到北京的黄翔鹏先生请教。那一段时间，遂经常奔波于京津两地。当时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第一班车好像是早晨6：15，早早爬起来赶到“老龙头火车站”（即天津东站）前边的早点铺吃碗馄饨上车，再坐当天最后一班车回津，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而黄翔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则是我学术之路上的灯塔。

197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研究生部，准备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黄先生郑重给我写信嘱我报名。我拿着信找到缪天瑞院长，老院长看了信，沉吟半晌，轻轻问了我一句：“你......走了，你的课谁教呢？”我在天津音乐学院学习四年，刚刚留校任教两年，学校培养了我，老院长一直关怀我、器重我，我能说什么呢？

两年后，缪天瑞先生调到北京，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主编《中国音乐词典》，黄先生再次嘱我报考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我趁作曲系主任杨今豪外出开会之际，找作曲系书记丁辛签字遂得以报考。而这一次，研究生考试已入正轨，必须参加全国研究生考试的外语统考。我中学学的是俄语，早已“就着饭吃了”，因为自学过一点日语，所以买了一套6册的日语教材，开始了我一生中最疯狂的学习过程：夏天，酷热，每天8点，我准时到离我家最近的和平区图书馆阅览室（有空调）学习，中午回家扒口饭再去，直到图书馆下班。晚饭后，我拿着一个小马扎溜达到马路上，在路灯下继续学习。因为相信俗话中说的“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话，我用三个月读完了6册书中的5本，在考试前两天，我找来上一年考试的卷子想试试看，这才发现我连题目都看不懂！但“天不灭曹”，考试那天我骑车去考场（在天津纺织学院）的路上还在背的一个“常用句式”，居然打开考卷便赫然在目！于是，我信心大增，直接找到占分最多的“日译汉”，在三篇文章中选了一篇汉字最多的文章硬啃下去，居然让我读懂了！前面的选择题，我完全不知正误，根本没有选择能力，遂胡乱勾点。结果是：我通过了！

1982年，我正式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成为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

在我们这届研究生里，我属于年龄偏大的，而且，和大多数刚从大学毕业的同学不同，我已经有四年教龄。研究生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中国古代音乐史，而这门课，我已经教过多年，所以，当时研究生部的书记郭睿儒老师对我大开方便之门，说：“你甭瞎耽误工夫了，领每人300元的考察费，你就考察去吧！”于是，我便背着一个绿挎包，拿着300元人民币和一台研究生部刚买的像块“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开始了我后来延续二三十年的佛教音乐考察之旅。

没想到，在讨论我的研究方向的时候，杨荫浏先生不同意我以佛教音乐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基于对“文革”中佛教生态的了解，先生说：你现在研究佛教音乐，只能到台湾去。当时说去台湾，就像说去月球一样遥远。始终对杨先生持弟子礼的黄翔鹏先生有一天专门乘车到研究生部宿舍找我“散步”，他担心因我忤逆而惹杨先生不高兴，恳切地劝我放弃佛教音乐的选题，并说：我和郭乃安先生帮你找了一个适合你的选题——《魏晋玄学与琴曲》。于是，我便暂时放弃佛教音乐的写作，着手魏晋玄学与古琴音乐的研究。1984年，杨先生病逝，黄翔鹏先生正式担任我的导师。得到黄先生许可，我又拾起佛教音乐的材料，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

从1989年率五台山佛乐团赴港演出并参与组织佛教音乐国际学术会议开始，我努力在世界上弘扬我国的佛教音乐：1993年率五台山佛乐团赴英国，1996年和1999年率北京佛乐团先后赴德国和捷克，1997年率甘肃拉卜楞寺佛乐团赴法国。1998年，我率五台山沙弥乐团赴台湾演出并参加在台北举办的“中国佛教音乐研讨会”，行前赵朴初先生命我转交一封他给星云大师的亲笔信。星云大师的慈悲、智慧和强烈的爱国情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我应星云大师之邀在佛光山丛林学院以“中国佛教音乐”为题讲课的时候，我对千余名比丘、比丘尼说：“15年前，我的研究生导师杨荫浏先生让我来台湾研究佛教音乐，今天我来了！”

自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其中生活、工作多有变化，也不乏命运之中、意料之外的生命历程，但读书、写作，已成生命之常态，有此生涯打底，生命中所有的“偶然”事件，也就成了“必然”的契机，共同构成了我后半生的因果之链。

2002年，在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我任主任。这个全国唯一的宗教艺术研究机构创建了多项第一：举办第一届中国佛教道教音乐展演（2003）；举办中国首届当代佛教艺术展——佛教造像暨雕塑（2012，第二届2015）；在台湾举办麦积山艺术展和研讨会（2004）；举办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2010北京中国美术馆）；邀请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公开演讲（2003上海大剧院，2010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第一届中国佛教道教音乐展演期间台湾佛光山梵呗团与大陆团体同台演出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星云大师任名誉团长，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圣辉任团长，我任艺术总监，两岸三大语系、八大丛林联合组成的“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2004年赴中国台湾巡演和其后赴中国香港、澳门及美国、加拿大巡演的盛事。

2003年，在王文章院长支持下创办《艺术评论》，我任主编，主张真实、客观、公正的艺术评论，第一期便因刊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云南卷》主编、音乐学家吴学源批评云南丽江文化商人文化欺骗的文章《“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而被宣科告上法庭。

2006年，中编办下发文件责成中国艺术研究院加挂一块牌子，正式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任命王文章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此后，在当时主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文化部尚未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几年里大刀阔斧、勇于开拓，将一个陌生的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社会关注的焦点，更让保护行动深入人心，为促进相关立法和构建我国独特的非遗保护体系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而我，也走出书斋，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得民心的文化事件中，为国尽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尽孝。

三

本来，一个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佛教音乐的学者是不可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但是一个“偶然”事件让我以“铁面评委”的绰号一夜间浪得虚名。2000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临时请我做评委，我由于一直囿于书斋生活，从未关注电视节目和声乐现状，所以一旦参与这个全国性、权威性的声乐赛事，集中就近观察中国声乐现状的时候，便发现了一些问题。而当我面对电视镜头“点评”的时候，学者的习惯——直言，便无意间造成了意料之外的社会反响，也间接促成了我后半生学术事业的转向：走出书斋，面向社会，积极提倡向民间学习，发现民间优秀歌手，反对“全盘西化”，从提倡声乐领域的“原生态”唱法开始，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实，这样的转向来自杨荫浏先生对我的影响，他一贯的学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杨先生研究律学，不但亲自做律管实验，而且把研究的结果应用于实践，做“弦乐器定音计”之类的工具，帮助乐器制作工人为弦乐器贴品，为管乐器钻孔，以保证乐器定音的准确。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国家、反馈给社会，继承老师的学术传统和作风，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我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体现。梁漱溟先生的这段夫子自道，深得吾心：

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注1）

我在向西方学者解释“中国人的想法”为什么和他们不同的时候，曾经说过“三个数字理解中国”的话，这三个数字的前两个：5000年的辉煌和100多年的屈辱，造成了我们所有中国人或多或少存在的心理矛盾，那种骄傲与自卑的纠缠，那种内心不甘与艳羡他人的交融，甚至变成一种用“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注2）的“自豪”掩饰着的深深的无奈。第三个数字，是40年。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有了重建民族自信的基础。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乘着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东风引起全民族的积极响应，而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在我的后半生，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到复兴传统文化的工作中，是我的幸运和福报。

注释：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老舍创作话剧《茶馆》中的台词。

【本文节选自《田青文集》的自序《七十抒怀》，

由文化艺术出版授权发表，题目为编者所加】

《田青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本期编辑 |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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