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这世界上所有人的姐姐 | 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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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上所有人的姐姐

文 | 梁鸿

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时，为之一动。在中国家庭里面，“姐姐”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称呼。它不单单是血缘关系中的客观身份指称，还意味着责任、牺牲、奉献，“姐姐”不只是姐姐，同时也是母亲、父亲、老师，她可以骂我们、打我们，最重要的是，她也抚养我们。“姐姐”既是一种呼唤，带着倾诉和温柔的依赖，也有天然的尊敬，它赋予这本书以庄重、典雅的气息。

作为一名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姐姐》有非常明确的古典意象和对传统秩序的某种思辨。这并非意味着作者趋于保守，相反，它赋予了作品独特的美学意义。读《姐姐》，你首先会被小说的语言所吸引：安静、内敛，蕴含着来自传统深处的优雅和节制。这种安静和内敛是由对事物的情感所形成的独特腔调。家庭内部的关系、湖镇本身的存在形态、某种久远的味道，等等，都会构成文本的腔调。人物形象的特征也会丰富其腔调的内涵，比如王汉和他的馄饨铺子。不管小镇如何变化，王汉和他的馄饨铺子始终都在，它是一切流逝中的稳定的象征物。它成为湖镇的象征，也是在外漂泊的主人公心灵净化和重新出发的起点。馄饨铺中那种安静、朴素的基调，恰恰是我们生活中慢慢被抛弃掉并逐渐缺失的一种东西。它是我们生活的底线，犹如一道光，在我们受伤害的时候，在我们追寻生命意义的时候，持久地照亮我们。

小说细节充沛实然。湖镇已然消失的职业，各种手工时代的器物和生活状态，天气的变化，捉鱼的过程，姐姐在童年时期的经历、青春初期的恋爱，每一个细节都毛茸茸的，细致温柔，抚慰着人的心灵。它是一种丰沛的对事物的感受，一种南方潮湿的天气下万物生长般的窃窃私语。它也使得小说在安静、内敛中充满复杂的涌动。

“姐姐”这个人物有非常强的时代感，先是在湖镇，然后离开，在不同城市中打工、流转、创业，再把一家人带出来，结婚，等等，姐姐的迁移和生活就是一部当代生活史。这样的写法看似平常，但其实非常危险。它极容易让时代的变迁淹没人作为个人性的存在，个人的存在很容易变为表达观念的符号。

每个个体身上都必然包含时代的全部，每个个体的生活内部都有时代的元素在里面，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写作者，就是要把个人身上包含的时代元素呈现出来，而不是把它抽象出来。呈现和抽象是两个概念。呈现是通过生活经验的描述、通过故事的讲述和情节的描述，让大家感知到时代的元素；抽象是告知你我们这个时代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作家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写好一个人，要对人有充分的理解。人既是孤独的个体，但同时又跟时代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由他的生活本身构成，必须要回归到生活层面才有可能找到人内部的轨迹。比如姐姐，她怎么谈恋爱，她怎么跟父亲作斗争，怎么跟小镇做斗争，怎么样来到杭州，怎么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意，这一步步过程中肯定跟时代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不知道这个时代怎么发展，但是我们读完之后一定清楚姐姐的生活轨迹是什么，而这个轨迹背后一定包含有与时代共然的东西。这特别考验作家对人的理解。好的故事只是一个前提，好的文学作品是要能够进入到故事的背后，去理解人物在一步步的行走过程中，他的语言、行为，甚至表情，都包含哪些更深远的东西。

在这方面，《姐姐》很好地实现了一种平衡状态，即时代与个人之间的某种张力存在。在小说中，“姐姐”始终走在最前面，她开服装店、饭店、养老院，她努力、挣扎、失败，她回到故乡，在湖镇行走，我们跟着姐姐的足迹、情感在一起往前走，打动我们的是姐姐的喜怒哀乐。而时代的变迁，时代给湖镇带来的变迁，都隐在后面。小说的情节依靠人来推动，而不是让时代发展推动。

柳 营

作为一个古老的小镇，湖镇在当代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在衰败。街道、房屋、人的命运，都在变化，当姐姐从城市回到湖镇时，当年的熟人——那些凶狠的人，那些懦弱的人，那些伤害过她的人——都慢慢老去，姐姐难免有很多感慨，但是，作者没有让人物流于感伤，没有流于感叹湖镇怎么这样之类的描述，她每次都让姐姐到王汉的馄饨铺子吃一碗馄饨，让王汉这样一个清净无为的、看似有点消极的人物来承担某种情绪。

不管时代像飓风一样怎么吹，不管怎么样往前大踏步前进，总有这样一些人守着一些东西。这个东西看似是不重要的，看似没有什么用，却能与人的心灵产生碰撞。在这一层面上，“湖镇”作为一个意象化的存在完成了。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湖镇”的内部躯体慢慢被掏空，但因为有了王汉，有了姐姐，有了母亲，湖镇被守住了。它的内部依然有某些活力，它依然还在我们心里。它跟“姐姐”在杭州的生活形成两个层面，并行着往前走。

书中的其他人物也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生命成长与时代、自我，与大地、空间的关系。自私、有点冷酷、自以为是的妹妹，她和姐姐成为“湖镇”的一体两面。母亲的忍耐、父亲的暴躁以及对子女那样一种伤害，这是中国家庭关系中最隐蔽但同时却又最强大的存在。“姐姐”与家人间的相爱相杀，这种既带来伤害同时又包含爱的复杂存在，作者都写得极为准确、深刻。

《姐姐》让我们看到女性存在的内在核心和强大力量。小说中有丰富的女性存在群体。譬如“姐姐”不单单是母亲的形象，也不单单是独立自强所谓的女强人形象，作者特别注重“姐姐”内心对世界的坚定和守成的东西。她依靠的不是一定要战胜整个世界的那种强悍，而是内在的温柔和宽厚，她用此来完成她和世界的交流。这一点，恰恰是女性形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内在的温柔和宽厚不是男性给予她的关照，而是基于她自身对世界的理解。姐姐非常独立，她的独立来自于她对自己的确定和信心，不管小镇人怎么骂她，她自己虽然也有失败感，也有挫败感和巨大的悲伤，但是她有确定性，能够自我救赎，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种自我的高度完成，恰恰是这个时代女性精神特别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在与男人对抗的过程中完成的，而是在自我与世界的对抗中完成的。

瓶姨这个形象也很有意味。瓶姨在前半段是非常光彩的形象，开朗、漂亮，当姐姐遇到爱情背叛、被恋人母亲辱骂的时候，是瓶姨用她自身的光彩让姐姐看到生命存在的美，疗愈姐姐内心受到的伤害。瓶姨的形象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美和力量，她的安静、泰然就是美和力量的显现。

但是，即使这样的女性，也不免受到强大社会的压力，比如传宗接代。因为想要男孩，瓶姨第三次怀孕。在已经8个月即将临产时，被强行拉去做了引产。她的孩子没了。那是一个男孩，一个成熟的生命。这种粗暴的、强行对生命的摧残，对瓶姨造成致命的打击。她的丈夫、她的婆婆，整个大的制度，都没有给她支撑。她没有办法找到自我的生存价值。她如此恒定，如此能够安抚周边人的情感，但是她没有办法安抚自己内心的空虚。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并不单单要书写某种控诉性的东西，她关注的是女性尊严的被践踏。瓶姨怀孕，一方面是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另一方面，她对自己孕育生命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这是作者把握得非常高妙的地方。作者没有止于说因为外部强大力量使瓶姨的孩子没了，所以她丧失了生的热情，这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但是，更隐秘的原因是瓶姨尊严的被摧毁，她对生命的爱被摧毁。这是非常大的悲剧。没有人关注到瓶姨对生命本身的热爱，那个失去的孩子固然是个男孩（所有人都从这个角度来想瓶姨），但他更是条生命，是她孕育的生命，她爱他。当你读到瓶姨空荡荡的眼神和空荡荡的躯体时，你才能感受到，这种摧毁是多么彻底。

母亲是传统中柔弱又有主心骨的女性代表。一方面，她被丈夫压迫，另一方面，她又尽可能保护子女的成长。书中还有一条隐秘的线，母亲对王汉的情感线始终没有铺开，但是一直都在。母亲对王汉的感情是特别有尊严的形式。在小说的前半部，不管她跟王汉有怎样的感情，母亲都以这个家为中心，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告诉想让她去城里住的姐姐说，这镇上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去照顾，指的就是王汉。奶奶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形象。当凤妹被叔叔强奸，又生了孩子，被镇上所有人嘲笑的时候，是奶奶坚持让她走出去，让凤妹有机会再次获得生命的尊严，再次获得笑容。所以，在书中，凤妹始终是非常温和的形象，她的纯真以及面对苦难时的应对，给人很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奶奶的庇护，凤妹可能就只是一个被污辱被伤害的形象了。

《姐姐》中的女性群体形象都特别值得探讨。它不是某种宣言式的东西，作者始终通过人物的命运，通过一个个女性情感不同层面的呈现，让我们感觉到女性生命在各种各样遭遇之下，她们试图破除一些尊严的方式、方法和自我的救赎。她们身上都有“姐姐”的光。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20年1月10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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