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用“理论”武装“建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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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老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老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老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灌输”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

——以上海大学为例

张 青 子 衿， 高 立 伟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左图为张青子衿，右图为高立伟）

摘要：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 ——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早期共产党人；上海大学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学说，从其诞生之时就承担着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历史任务。因其学说性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与现实相结合，与实际相结合，并且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接受才能真正发挥其对世界的改造作用，才能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如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里就曾指出：“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1］ 上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党的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领导的报刊就有十数种，另有《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就已在上海翻译和出版。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组成来看，有半数以上都参与过报刊相关工作，在理论宣传工作上经验丰富。回顾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上海，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充分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在群众间发动政治动员的有益经验，深刻认识到了“理论传播”之于党的顶层布局的重要性。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带领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面的传播经由中央的部署安排，在实践中不仅与地区特点相适应，更通过日常性活动不断进入平民大众的生活，最终转化成为革命的武器。

创立于 20世纪 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一所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创办的大学。本着“养成建国人才”的使命，上海大学成为当时上海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实践的重要阵地之一。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人不仅在上海大学建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层组织，更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融入了课程体系尤其是社会学系的课程建设之中。借助上海刊物发行和学术研究相对宽松的环境，利用一切条件凝聚革命力量，壮大组织规模，为“到工人中去”储备了大批学生骨干。中共在上海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既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联合群众力量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提供重要保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精英”推崇的学说走向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的过程，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和研究，将为当代加强党在高校领导力的发挥提供重要启示。

二、组织与力量：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在地化呈现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教育以及理论宣传工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第二条就是“宣传”。该决议不仅强调了党在出版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更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2］4 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党中央更是意识到了培植革命力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陈独秀直言上海的宣传工作要“更加注意”， “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2］244 陈独秀同时认为“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2］245 这不仅表现为党在宣传中很少注重农民和青年群体，还表现为妇女工作不够深入。据此，1923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提出“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3］ 并下设了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和图书馆等部门，旨在进一步加强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这是当时较早的一份专门针对宣传工作且具有法规性质的规范文件。^［4］ 然而，作为一个刚刚创立的政党，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员组织都极度匮乏，尤其分散到地方，力量更是“微不足道”。如何运用灵活机动的策略以最大化地发挥地方组织的作用，既借助党内交流进一步传播理论，又能同时壮大组织，这些是早期中共领导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据“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1 记载，中共三大结束后，上海地委兼区委遂即进行了委员会委员的改选，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和邓中夏成为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会委员。其中，组内成员瞿秋白时任《新青年》和《前锋》杂志主编，邓中夏以及同时参会的中央特派员罗章龙和王荷波也在党内担任要职。这些委员均在理论宣传和工人运动上有丰富经验，结合中共三大陈独秀对上海宣传工作的评价，可见当时中央对上海党组织队伍建设的精巧安排。

在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一次会议上，邓中夏等人除了讨论“分组”问题外，还对“国民运动问题”和“劳动运动委员会”问题进行了讨论，前者是为尽快促进统一战线的达成所做的部署安排，后者则特设“劳动运动委员会”以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尽管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但同时也强调了应“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2］259 据此，在 1923 年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一次会议上，上海党组织成员按照居住位置被划分为四个组（第五组暂缺），并要求每组“在最近三个月内每二星期开组会议一次，三个月后每一星期开组会议一次”并且指定了“教育宣传员若干，轮流到各组或大会演讲”，^① 以进一步加强党内教育以及理论训练。从1923年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的主要内容来看，对理论教育的看重不仅体现在组内的学习上，上海地委兼区委更是要求同志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展开理论教育，如设立劳动夜班、开展大会演说、联合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夜校等等。党的组织布局一方面力图全力配合“党的三大”的要求和国民运动需要，扎根劳工、妇女、学生、商人和农民群体；另一方面借由国民运动的组织布局，党也将其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传递到了不同群体之中。其中，上海大学成为共产党向青年群体传播理论、培养党的青年骨干、发展组织力量的重要阵地。

（图为邓中夏）

1922 年 10 月，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正式改组为上海大学，由国民党成员于右任担任校长。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国民党建立以孙中山为首的统一战线时期。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讨论下，决定“把上海大学作为党的干部学校”，^［5］372 因而李大钊便推荐了擅长工人运动的邓中夏赴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一职。邓中夏来到上海大学后，聘请了众多革命骨干和进步学者来校任教，上海地委兼区委更设立了“上大组”方便居住在上海大学周边的党员同志定期联络，精进理论素养。1923年，上海大学添办了社会学系，中央特选派瞿秋白担任主任。在社会学系的创办上，瞿秋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社会问题，这就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的以孙本文、陈达等欧美留学生为代表的孔德学派区别开来了。党中央将两大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干部放在上海大学，足见当时中央对上海及上海大学的厚望。瞿秋白在给胡适的信件中曾慨言：“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6］基于这个目标，上海大学也成为“一般社会人士认为的新文化指导者”。^［7］71 据陈望道回忆：“在上大的改组和扩大过程中，邓中夏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夏进去后搞的改组工作是带有统战性质的。起先教务长是国民党的叶楚伧，但到后来，国民党这些人在实际上已起不了什么作用”。^［8］3 之后，陆续进入学校担任教职工作的也均为中央、中共上海地委和团中央从事理论工作的干部，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较为集中的社会学系，更以共产党人为主。据刘锡吾回忆，当时上海大学“是党办的学校，实际上等于党校，教职员工的任命，学生的情况，都由党中央讨论”。^［8］104 在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全力推进下，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组建了在上海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力量。

与此同时，除了向上海大学输送组织人才外，上海地委兼区委在上海大学还建立了一个固定的理论教育宣传组织——社会问题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于1923年11月，其性质与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较为相似，是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托当时的第一组“上大组”所组织的，组内要求每月须派党内人士赴研究会做报告。演讲主题包括“现代政治” “青年运动” “主义” “社会思想史”等等，王荷波、刘仁静、卜世畸、蔡和森、向警予等均为每月指定演讲人。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当天也是俄罗斯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在上海大学发表了“社会主义释疑”的演讲。在演讲中，李大钊批评了社会上所广泛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怀疑，指出“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2］333足见当时设立社会问题研究会的初衷不仅在于理论传播，更在于激发学生们的革命热情，以壮大组织力量。

因而，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带领下，这一批青年骨干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中坚力量，被组织秘密分配到了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市学联、妇女团体、学生社团等各个组织，即“每一个同志必须加入一个以上不带政治性质的群众组织，如讲演会，学术研究会，体育会，同乡会等组织，无此种组织的地方，应由我们发起”，^［9］ 担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革命力量的重任。柯伯年回忆道: “在20年代，上海大学可说是上海的革命中心，上海什么进步的运动，都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带头当先锋。”^［8］80 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彼时的上海大学思潮纷杂，在学生间就有左右派的斗争。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中就曾提及有部分国民党的教员甚至在课上出作文题“苏俄是国民党的敌人，因为它和北京政府签订了协议”^［10］ 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为了进一步夯实党的组织基础，这些学生团体的主席和主要骨干大部分都是由党组织预先经过研究指定的，既有共产党员，也有经过一定考验的青年团员。经过这样的安排，中共的主张和意见就可以借由学生会传达到各个学生团体，再由学生团体以团体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到学校甚至平民大众之中，极大发挥了青年学生的力量，党的组织也在青年群体中逐步扎稳根基，成为青年学生追求进步的象征。

三、引介与对话：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日常化展开

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日常化开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传统。1920年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条件》就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做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讨论，而应该很好地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11］ 在1923年至1926年上海地委兼区委的相关文件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常性教育不仅成为组内党员的常规活动，更作为一项基本的宣传工作和宣传策略被确定下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组内同志的理论学习；（2）工人同志训练班、平民夜校和子弟学校的工作；（3）重要事件及其政治宣传活动，主要采取讲演、墙报、分发小册子、传单等方式；（4）进步刊物的日常印行等。当时中国的革命力量，均非常注重上海各租界下的“自由空间”以开展理论教育和革命活动，尤其是上海大学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办学的高校，不仅具备“自由空间”的属性，也具备理论教育和革命活动的储备力量，成为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革命实践的首要选择。在这些日常化的理论宣传中，对青年群体的理论教育主要以课程和讲座的形式展开。

邓中夏和瞿秋白来到上海大学后，便积极筹划学系的拓展和课程的设计，尤其是社会学系的创办及其课程的安排可谓独树一帜。就当时中国开设社会学系的高校来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少之又少。复旦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虽也开设社会学系，但其主任均为西方社会学背景的留美生。唯独瞿秋白所在的社会学系引介和开设了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课程。事实上，瞿秋白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高度来谋划整个社会学系的课程体系的，虽还未上升至理论的中国化，但却已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前途的分析之中。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中，瞿秋白认为， “这几年来由空论的社会主义思想进于更有系统的社会科学之研究，以求确切了解其所要改造的对象”是“当然的倾向”，上海大学的职责和存在的理由便应该是“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12］ 因而，在上海大学的培养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学系均有社会学的相关课程，各学系要求学生必须要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鼓励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把握学生思想政治动态。

从当时社会学系的课程安排和教材编写、使用来看，^［7］86-87 上课采用的很多教材都是教授亲自编写的，这些课程和教材的编写与当时中央颁布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函授部”暂设的“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 “社会学及唯物史观” “社会思想及运动史，社会问题” “国际政治及帝国主义”的四门课程是有直接联系的。如蔡和森在上海大学成立之初讲授的“社会进化史”课程的蓝本即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8］287 1924年10月，施存统接任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的“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 “社会问题”等课程则与《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的“社会思想及运动史、社会问题”相对应。三门课程均围绕“社会主义”展开，以阶级分析法论述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大量参考了欧洲、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著作，如拉法格的《财产进化论》、亨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安部矶雄的《社会问题概论》等。在“社会运动史”的课程讲义绪论中，施存统直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运动史，换句话说就是阶级斗争史。”^［13］ 这些课程讲义向青年学生广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和经典著作，成为彼时青年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利器，为学生们打开了通往革命之路的大门。除了常规课程外，社会学系、艺术系、文学系等每周均有一次自由讨论课，即瞿秋白任教务长时设置的“现代政治课”（选修课）。据学生回忆，在这门课程上，恽代英曾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我们共产党人赞成三民主义，但它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8］57 课程吸引了除社会学系的其他学系学生，他们充分参与到了对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讨论之中，这些是党借助课堂教学在学生间发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早期尝试。

尽管党的早期领导人、革命家和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但若要进一步让学生将课程上学到的书本知识转化为革命的目标，还需通过如常规演讲、特别演讲和不定期举办的夏令讲习会等非正式的社会课程。这些公开性的演讲，在演讲的主题和主讲人的身份选择上具有一定指向性，这也为共产党更快筛选、召集志同道合者提供了渠道。自1923年4月开始，上海大学每星期必举办演讲会一次。李大钊、蔡和森、萧楚女、恽代英等人多次作为主讲。演讲会最初受众多为在校学生，后又免费邀请校外有兴趣者听讲，吸引了一大批社会人士，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内向外的传播。

李大钊在上海大学的第一讲是“演化与进步”，演讲中强调的“马克思的经济的历史观”，^［7］115 指的即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李大钊先后在上海大学发表了“社会主义释疑” “劳动问题概论”等演讲，从各个角度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学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此外，如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恽代英的“孙中山逝世与中国” “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等演讲均结合社会现实在理论上分析了阶级斗争、 “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夯实了加强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当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演讲之后，瞿秋白、恽代英等人还撰写了驳斥文章贴在墙报栏，后汇编为《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并于 1925年 9月印行。这一“主义”的辩论揭示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谬论，在理论的对话中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向青年学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理论从“灌输”走向“对话”，即“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14］ 进一步向社会大众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让理论在争辩中越来越明晰。除了定期邀请社会名流、校内教授作常规讲座外，上海大学还在半年后设置了特别讲座。^［7］122 特别讲座较常规讲座而言更为彻底，比如李大钊的“史学概论”就分六次于每周的二、日两日讲授。因学术为公，特别讲座同时欢迎校外的听讲者，以上海大学为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得以进一步向社会上的进步学者和知识分子延伸。

与此同时，上海大学还充分利用假期时间举办夏令讲学会。夏令讲学会是由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的，讲学会所请讲员有国民党代表如汪精卫、戴季陶等，有共产党代表如瞿秋白、董亦湘、萧楚女等人，也有如陈望道等无党派人士或左派学者代表。讲授科目包括全民政治、比较政治、科学概论等等。夏令讲学会一经开设，报名者络绎不绝，讲学会的课程中，除了知识型、技能型的课程外，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是主要内容，而这些讲座大部分是由共产党人讲授。据时任松江小学校长的姜长林回忆：“办夏令讲学会的目的，是宣传革命理论，选择发展对象，也就是物色积极分子，”^［8］75 姜长林本人就是在此次讲学会之后入党的。

从彼时讲座的构成来看，常规讲座、特别讲座、夏令讲学会规模日趋增大，影响力也逐步从上海大学的校内延展到整个上海直至周边区域。正是在这些“不那么正式”的空间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夏季讲学会涉及参会者两百余人，苏浙沪各地均有人参加，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普及度，吸引大批有志之士，在社会内营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良好氛围。

四、动员与实践：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大众化延伸

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想要深入群众，就必须要用群众能听懂的语言和方式。当时，无论是课程还是讲座，受众面均是有限的，不可能涵盖国民运动的全部群体。尤其对于工人和农民而言，这样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如何进一步借助现有组织力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至工人、妇女和农民等群体，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直面的一大挑战。

在1922年5月《先驱》第八号刊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中， “工人教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使命联系了起来。该议决案指出：“青年团团员须帮助各种工人团体教育工人，并努力援助一切加薪减时等运动，并在工人团体中极力吸收青年工人加入青年团。”^［2］86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三大报告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指示精神，1923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又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工人教育中的作用，指出：“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① 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大学不仅孕育了理论传播的组织基础和骨干队伍，更培养了一批践行理论的青年力量。从上海大学团员发展的数据来看，1924年，上海大学组已经扩大到了23人，第一支部上海大学的青年团员也达到90余人，占比整个上海青年团员的46%，^［15］ 上海大学学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在无锡工人夜校的组织上，中共早期领导人就已尝试在实践中发挥社会主义青年团（S.Y.）的作用， “先令组织S.Y.支部，多介绍几个团员（即将来可为夜校教员者）然后再由他们办夜校”，^［5］34 以在工人群众中进一步壮大组织力量。1924年，在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推进下，上海大学师生在西摩路主动附设了平民学校，专门招收失学工人等劳动者以“宣传革命道路，唤起民众的觉醒”。^［16］ 此外，中共早期领导人还“令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教师及招生委员会，各通知应分区加入，由组长随时监督”，^［5］91 如王秋心、杨之华、程永言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均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5月，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卜世畸担任，卜世畸也是外国语学社的早期社员，并曾被选派赴苏俄学习，了解并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邓中夏、李立三等早期共产党人的组织下，上海大学师生依次深入杨树浦、民智等平民学校开展工人教育，通过“打油诗” “讲故事”等方式向工人们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主张。据学生姚天羽回忆：“平民夜校纯属义务性质，不收学费，连课本和文具都是由学校供给的。办平民学校的目的在于给一般资本家压榨下无力求学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子弟一个读书识字的机会，借此向他们灌输革命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8］242 与此同时，利用当时国民党和上海教育界普遍开展平民教育的风潮，邓中夏等人借机将沪西小沙渡地区的两所工人补习学校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邓中夏、杨之华、李立三等主持工作，许多学生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均来俱乐部讲课，在工人群体中广泛培植革命力量，发动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培养了刘华等众多植根于工人之中的领袖人物，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劳工群众中的教育和传播。据张琴秋回忆：“1924年下半年，我去杨树浦平凉路、滔明路之间办了一所贫民学校（也叫贫民夜校）。……我们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团员，扩大我们的力量，进行革命宣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帮助工人提高文化……经常到校的学生有二三百人，其中党员就有三四十个，团员就更多了。”^［8］259

特别指出的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领导，上海大学的学生们也在革命理想和实践斗争中不断精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并在与工人群体的接触中坚定了献身共产主义的信仰，形成了理论学习、理论传播和革命骨干力量发展培育融促互进的良性循环，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更为之后的五卅运动积攒了革命力量。“他们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到实际斗争中；课堂里是殚精竭虑的讨论，街头巷尾是如火如荼的讲演，舞台上是民族的血泪控诉的活动，刊物与传单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口中吐出来。”^［8］165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得以在声声呼告中进入工人、妇女、农民等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

五、余论

从 1922 年到 1927 年，上海大学虽然仅存在了六个年头，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持。这所诞生于国共统一战线酝酿时期的大学不仅承继了上海经济、文化发达的条件，更以其高校资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在中共三大报告的精神指示下，中共领导人以上海大学为阵地，积极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将政治动员融入高校建设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著作等在高校的广泛传播。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策略，中共早期领导人更擅长基于所在地区、机构的现有基础，把理论传播和发展组织力量、开展革命实践相结合，将校园的传播空间延伸至街头，将接受理论教育的进步学生发展成为理论传播的骨干力量，形成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正是借助这样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从知识精英不断进入工人群众视野，真正践行了马克思关于“武器批判”的名言，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7］ 这一阶段，上海团组织从1923年9月的160人扩大到了 1926 年 4 月的 1897 人。^{［18］296-298} 中国共产党也从1922年6月的195人迅速发展到了1927年 5月的 57967人，^［18］39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受众群体和传播范围大大推展，为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向下滑动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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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千慧

校对：寇宇宁

排版：侯肖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