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领域与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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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Autumn
文章亮点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作为对党的百年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文论话语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的理论探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所表现的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觉,以及发展和繁荣文艺所进行的制度治理与实践探索,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也构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领域与新命题,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含蕴。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的
总体问题与基本维度
李 西 建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00)
李西建,男,汉族,陕西省大荔县人,文学硕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文学理论、美学、审美文化。现任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等。
摘要: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作为对党的百年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文论话语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的探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民族复兴过程中所表现的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并构成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可资吸收和借鉴的重要内容。依据党的历史发展线索和现代性理论资源看,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是以党领导的文艺制度的建设内容、治理特点、实践规律及历史经验为重点,梳理和研究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阐释和总结党在长期的文化、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以思想观念引领、方针政策指导、组织管理保障及宣传教育转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经验。同时,结合制度建设和创新实践,从历史、理论和精神三大维度深入探讨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提出的理论观念、制定的方针政策、创立的组织机制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提供有益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总体问题;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精神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化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五四新文化养料和左翼文艺理论成果,借鉴国际共产主义文艺运动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党的百年发展高度重视文艺在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中的伟大作用,坚持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形成全面建设和治理文艺工作的系统观念和理论。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厚重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理论含蕴,通过对这一新的研究论域所包含的总体问题与基本维度的阐释和探讨,深入总结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展现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和文化自信,可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建构,提供积极的思想引领与理论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的涵义、
研究论域及总体问题
如何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的内涵、本质及特征,这是深化这一重大研究论域的逻辑前提。西方学界20世纪中叶后,已结合审美意识形态、文艺生产与消费、文化传播和文化研究等理论开始探究文艺制度问题。①无论从拓展学术视野还是提供知识资源和多维方法的角度看,均体现出一定的学术借鉴和参照意义,甚至启发了国内学界对文艺制度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产生出像张利群的《文艺制度论》立足对文艺制度本体问题进行理论阐释,丁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注重现当代文学制度发展历史探讨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客观而论,近年国内学界关于文艺制度的研究已呈现出显性、主流和积极的态势,并在文艺制度基本理论范畴、命题以及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等方面取得一定实绩,引起学界对与文艺制度有关的百年中国文化制度、意识形态话语、文艺政策制定和机制探索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在结合对20世纪若干文艺思潮、现象(如延安文艺、新时期文艺)的纵向研究中,逐步形成了深入探讨现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制度史线索,也建立了包括文艺制度本体、制度创构、体制改革、政策经验等重要问题为内容的研究框架,提出继续研究与文艺制度相关的管理体制、政策、出版、刊物、批评论争、艺术教育等内容的基本构想,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
区别于学术史上任何一种已形成的文艺制度问题理论,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有其特殊涵义。这是由于党的文艺制度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和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探索实践,不断得到检验和逐步确立的。重视对文化和文艺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探究,重视通过文艺制度建设促进文化进步和人的精神提升,已成为推动党的目标实现的动力、方法和手段,它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构成党的整体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法宝。党的文艺制度史凝聚着党的发展历史中的思想理论创新和党史精神的丰富内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深化对党的文艺制度思想、观念和理论创造的全面把握和探索,既体现出对党的历史研究的深入开拓和创新,也能系统总结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作为一种系统、丰富的知识构型,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和在文艺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制度创新实践予以深入探索,以拓展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的丰富内涵与知识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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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作为探讨党的文艺治理和制度建设经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它所内含的总体问题是以党领导的文艺制度的建设内容、治理特点、实践规律及历史经验为重点,以党的发展历史为脉络,梳理和研究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阐释和总结党自成立以来,在长期的文化、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以思想观念引领、方针政策指导、组织管理保障及宣传教育转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经验。就时间线索看,包括党成立后围绕四个重要历史时期文艺发展的现状、特点和规律,在文艺思想路线确立、方针政策制定、组织管理实施、活动机制建构、教育体制规划等方面所积累的制度探索经验。就理论构成看,阐释党在对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中,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结合不同时期中国文艺发展实际所形成的文艺制度的思想生产和理论创新。就问题取向看,以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为导向,探讨党的百年发展围绕文艺制度建设提出的理论观念,制定的方针政策,创立的组织机制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论借鉴。就研究角度看,在对党的文艺制度内涵和研究内容做出明确学理界定,以及对制度史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划分的基础上,从历史、理论和精神三大维度深入探讨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史的丰富内容、发展成就和历史经验。
注释①:相关研究有彼得·比格尔在其著作《先锋派理论》和论文《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中,将艺术作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现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认为文学制度是18世纪启蒙哲学以来,把人的认知潜能从玄奥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它与文学、政治、道德等各自分化为独立的领域密切相关。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审美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将文学发展与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相联系,将文学批评视作一种政治批评。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对限制和规约艺术生产的制度性因素做了较为完整的描述,指出一整套因素和制度会参加艺术品的生产。斯蒂文·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将文学制度视作一些被承认和已确立的机构,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等等,它们在确定文学生活和文学经典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国学者杰弗里·威廉斯在《文学制度》一书中,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审视由文学的评价准则所划分出来的制度范围与职责,指出了文艺制度产生的复杂性,以及文学、文学问题与社会制度实践和制度之间的密不可分,等等。
二、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
研究需处理的关键问题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作为一种新的知识构型,是在历经百年社会历史孕育和现代文明熏染下不断发展和形成的。先进的思想引领和深厚的文化滋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观的自觉吸收、实践和运用,构建了这一研究论域系统的知识谱系和丰富的问题意识及问题取向。结合本课题已确立的总体问题看,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的研究,需要正确处理和科学把握以下几方面的关键问题。
其一是与文艺制度“史”的线索展开和书写相关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是以20世纪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线索和课题纵向展开的结构框架。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所立足和依赖的广阔社会文化空间及丰富的历史积淀,决定了这种史的书写既是对一种系统的社会历史进程的梳理和描述,又表现为对一种蕴含深广的社会文化场域的阐释和解读,它无疑包含了20世纪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人的觉醒、思想的进步及文化与文艺的发展繁荣等丰富内容和多种问题意识与取向。其中最具价值意义和理论含量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的演变,与同一历史场域和进程中的中共党史、现代性生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重大问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使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方法论,对本课题的研究至关重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构成内容,是党的整体历史与专题史的关系,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应遵循中共党史基本的历史事实和面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中国命运、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价值选择,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根本性和思想统领的伟大意义,故构成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的理论指导。现代性代表了20世纪中国一种新的文化诉求和文明转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和理想蓝图的话,现代性则是这一蓝图的具体化和构成内容,两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和所从事的文化建设事业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由此看,价值取向上的高度契合与统一,是形成它们之间合力关系的基本依据。
其二是与文艺“制度”概念及论题相关的关键问题。本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关键词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史,而制度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具有规范和限定性的概念,其涵义是如何被运用于对文艺现象的认识和阐释中,这便涉及对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诸多问题的辨析和把握。从制度概念基本内涵看,其中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应从学理上准确理解党的文艺思想与文艺制度的联系与区别,明确党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创造如何转化和体现为一种制度效应和制度优势,其理论的创新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通过对该问题的处理和探索,以获得对党的文艺制度丰富含蕴的全面深刻理解。而从制度概念的外延看,则需进一步明确党的文艺制度史与党的政治、军事及文化诸制度史之间的立体和互动关系,以完整把握党的思想和理论创造所具有的价值引领与指导作用。概括而论,文艺思想和制度均是党的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体现出观念和意识形态性,具有纲领和理论指导作用,而文艺制度则是思想实现的手段,通过系统组织和机制创新达到对文艺思想的有效实施。党的文艺制度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总体需要的基础上,符合文艺发展规律并最大程度调动文艺生产力的组织管理和机制形态系统。它既为党的文艺思想落地生根、产生社会作用提供条件保障,又以社会、政治、组织等的积极动员,推动党的事业的整体发展。在党的百年发展中,文化和文艺事业从来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和巨大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创造,也重视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机制的建立。对文艺制度的不断探索与完善,极大丰富了党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生产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实践的重要特征和经验。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最高宗旨和理想,其目标实现需要坚实的制度合力。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与党的政治、军事及文化制度史研究构成兼容和互补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呼应与整合,充分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创新性与整体效果。
其三是与研究内容之学术史的定位及论题内在逻辑相关的关键问题。课题以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的研究为基本内容,在时间上跨越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内容方面又融合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社会形态丰富的历史内涵。尤其是围绕文艺制度史的书写,其历史镜像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构成内容相重叠。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学术界线及各自阐释的重心,需要从学理观念上予以澄清和明确。另外,就党的文艺制度史的内在演变看,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是否在论题内在逻辑中有基本问题意识的贯通与存在,也需要进一步把握和处理。本文的理解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逐渐显现的主导地位和对文化与文艺作用的高度重视与深刻认识,极大推动了党对文艺发展的价值引领、系统规划和实践探索,由此形成了20世纪文艺不断发展和繁荣的良好局面。总体看,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具有相同的历史视域、构成内容、问题意识及方法论取向。但比较而言,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的观照视野更为广泛和深刻,问题意识更加聚焦文艺服务于民族复兴之伟业,价值取向更具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和立场,它是从价值论和政治美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一次新的整合、提升和重构。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文艺话语形态和体系,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是贯通本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与主导问题意识。
其四是总结与党的文艺制度史历史经验相关的关键问题。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文化和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它汇集了思想观念引领、政策方针指导、组织管理保障及宣传教育转换等丰富的制度创新内容,是党在思想和理论创造方面积累的宝贵财富。如何全面总结这一历史经验,使其有效切入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当下问题,以形成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就需要从根本上理解和处理党的文艺制度创新与党的制度建设的关系,进而把握和突显党的文艺制度探索的独特价值。结合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的道路和方向,制度建设是党实现其理想和目标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包含政治、军事、文化和组织等要素的综合性治理体系和实践行为,文艺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更突出在遵循文艺规律基础上的精神鼓舞、激励和调动,通过充分适应和满足审美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要求,建立更具柔性引导和调适功能的制度形态和体系,以营造一种促进文艺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及空间。党的文艺制度史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重要知识构型及形态,凝聚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思想观念的生产与创造,需要结合历史、理论及精神等多方面维度深入探索和阐释。
三、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
研究的历史维度
党的文艺制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积极译介、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民主主义文艺实践紧密结合,初步建立和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民族独特价值的文艺治理形态。它的确立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建设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践探索经验的总结,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是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史与党自身的发展史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高度契合与统一。历史维度既构成党的文艺制度产生、发展及不断完善的环境和条件,也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文艺制度史本体内涵和基本事实的重要依据。结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看,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依据的历史维度具有双重内涵:其一是指具有政治学意义的中共党史的丰富含蕴,党的文艺制度史既是其发展历史的基本构成部分,隶属于党在不同时期开展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内容;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文艺制度建设的独特性和构建功能,服务和促进党的目标实现的理论创造性。以中共党史视角观照和阐释党的文艺制度史,借助党史研究已形成的观念、理论和方法,不仅符合党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学理依据,也能增强对党的文艺制度史全面系统的把握,真实还原党的文艺制度史的历史面貌,深化对党的文艺制度史丰富内涵、规律、经验和地位的认识。其二是指一种现代性价值的生成与构建,党的文艺制度史与中国现代性的开启和发展密切交织,它所展现的正是中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断转换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社会文化、民族心理及文艺形态现代性的历史生成。20世纪党的文艺制度的形成和出现,亦代表了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诉求,使制度变革更具现代性的观念、结构和功能,影响民族心理和性格的现代性变革与塑造。因而,借助现代性视角探索党的文艺制度史,有利于从中国社会现代性政治结构、组织构架和文化形态变化诸方面,深化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认识。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特别需要作为文艺制度生成条件、环境及场域的历史观念,它客观形成了探讨党的文艺制度纵向展开的阶段性划分与时间线索。
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的历史维度是指以党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索,紧密结合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任务,尤其是结合现代文化与文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深入发掘和梳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重要时期,党在文艺制度建设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积极致力于促进文艺发展繁荣所形成的丰富历史资料和系统的制度建设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党的文艺制度生成、初创与确立的重要时期。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建立,党结合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对包括文艺领导权、文艺组织管理、创作与批评机制等在内的文艺制度问题进行了自觉探索,初步构建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党的文艺制度形态。结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现状和党成立初期的目标任务,探索从五四时期到中央苏区党的文艺制度雏形的形成和初创,梳理党的早期文艺制度生成的特征及制度建设的方向选择:探讨左翼成立与党的早期文艺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表现形态;阐述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探索,梳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后党对中国特色文艺制度的系统化建构,尤其是在创作和批评、理论译介与出版、文艺团体建立等方面开展的创造性工作:探讨新民主主义阶段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内容、价值取向、理论贡献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影响等构成本时期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初步成效,为新中国文艺制度的系统化建设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包括梳理和探索本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文艺讲话、指示及论述等系列文献及重要精神内涵;对作为理论指导形态的党的文艺政策、方针和文艺发展纲领的制定、发布和组织实施状况等进行文献整理和阐释;对作为文艺组织构成形式的党的文艺政治宣传体制、管理机制、文艺团体及报刊出版诸组织类型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作为文艺动力机制的文艺创作、作家队伍和文艺批评诸指导纲领和建设方案等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通过探讨和研究与党的文艺事业相关的制度理论、组织架构、创作与批评实践,还原党对文艺制度建设的历史面貌,进而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应吸取的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是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整体发展和完善期。这一时期我国文艺事业进入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新阶段,呈现出多元建构、整体拓展和综合创新的显著特征。党对文艺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系统规划,推动了中国特色文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系统整理和研究新时期党的历届领导人“文代会”祝词、讲话等系列文献及基本精神,总结党对文艺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创造;探讨文艺理论生产体制的新变化及文化学转向,结合文艺争鸣、理论探索、文艺方法引进、学术著作译介等揭示文艺制度建设丰富内涵;探讨新时期文艺创作机制的变化及社会学转向,结合文艺评论、思潮、期刊及创作队伍状况,揭示文艺活动和组织机制的构建和创新;探讨新时期文艺创作重大奖励机制的设置与构建,研究“五个一工程”和“茅盾文学奖”等机制设立对繁荣文艺发展产生的促进和激励作用等,构成本时期党的文艺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呈现新的价值定位与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强国目标出发,提出了制度创新和治国理政的强国方略,绘制出全面推进文艺制度建设的理论蓝图。本时期党的文艺制度研究,需深入探讨制度自信和治国理政背景下党的文艺制度建设面临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出的新任务和新命题;阐释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系列讲话对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思想引领价值及理论指导意义,深刻领会和把握党对文艺制度建设的理论创新;结合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文艺的社会学转向、文艺与创意产业发展、文艺与多媒体融合、文艺回归日常生活审美实践,总结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理论创新内容;通过完整领会新时代党推进文艺制度建设制定和实施的纲领、理论、方针政策等重要文献,科学把握党的文艺制度理论创新的意义和深刻内涵。
总体看,历史维度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的现实依据和生成场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四个重要历史时期总体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历史的聚焦点是形成课题内涵客观展开和逻辑延伸的基础和线索,结合不同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工作重心和任务,探讨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内容、特点与规律,既合乎这一论题基本内涵的问题取向和学理规定,也为探讨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所蕴含的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历史依据。
四、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
研究的理论维度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是一个具有特定学理内涵且内容丰富、意蕴深刻的理论命题。党的百年发展中最具价值意义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进行的真理探索和理论话语建构,而文艺制度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探索和创新的有机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党对文艺问题的历史认知、科学把握及创造性的实践和运用,是一种积累了大量文艺治理经验的原创性理论。从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实践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内容聚焦看,党的文艺制度史蕴含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及文艺制度思想和观念的生产等,由此彰显出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理论创造。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是党的文艺制度史蕴含的根本理论。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是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不仅包括切合革命文艺的基本属性建构中国文艺思想的价值内涵,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2]也包括始终围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建构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与理论内容,将人民生活这一文学艺术原料的丰富矿藏,作为一切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号召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在火热的生活实践中转变自身的思想立场,以获得文艺创作的不竭动力,促进文艺和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理论含蕴,还体现了通过牢固把握文艺的民族特征建构中国文艺的民族精神和话语形态。即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包括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创造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文艺新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人民大众的文艺实践,创造和建立起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思想范式与话语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优秀思想价值和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行文艺制度建设的目的和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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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制度思想和观念的提出体现了党的文艺制度史蕴含的理论创新,文艺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领导和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以延安文艺为标志,党的文艺制度从初创、确立到基本形成,再辐射和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由此形成党的文艺制度服务于党的整体事业这一显著特征,奠定了它在党史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史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其理论创新表现为结合党的整体建设蓝图完善党的文艺制度,这不仅由党的总体性目标、任务、精神内涵和思想价值取向所决定,还符合党依据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需要所制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它既不割断历史,又不只囿于文艺,而是最大限度地把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置于中国社会整体版图和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去考察。其次,文化和文艺问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党的文艺制度建设而言,许多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及重要历史问题的解决,不仅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也影响到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以制度建设为切入点有助于发现文化发展中的热点和重大问题,进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建设规律、经验和趋势的科学认识与把握。最后,制度创新是一个关乎现代社会深度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制度实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制度创新源于制度自信和对先进治理方式的坚持和践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治国理政和制度创新思想,为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总结党的文艺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制度自信和制度优势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
总体上说,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概念和基本问题域的提出,有十分鲜明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它对中国文艺道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意义深远、思想奠基价值突出的重要体现。深入探索党的文艺制度的原创性,可极大拓展这一研究命题的思想空间,把握党的文艺治理思想和制度建设经验的理论谱系和精髓。
五、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
研究的精神维度
精神维度是指人类生命活动尤其是主体自觉的文化创造实践所蕴含的理性智慧、思想结晶和形而上的哲理品格,它同样存在于人类的文艺生产及理论创造之中。“艺术,也属于人类必然的表现;的确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精神在艺术中比在宗教中更完全更富有特性地表现了自己。每一个时期的艺术都是我们所探讨的最完整最可靠的表现⋯⋯一部连续的艺术史正是人类精神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画卷。”[4]事实上,文艺在整个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党的文艺制度思想、观念和理论的提出,总是与其特定的理想目标、宗旨任务、方针路线及信仰追求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从哲学层面看,透过那些丰富杂陈的历史情境和感性生活表象,党的文艺制度建设深刻凸显出一种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与理论创造所蕴含的思想境界,甚至在精神生产方面体现出某种真理性含蕴,以及超越日常生活形态所承载和所揭示的意义深度。具体而言,这种精神维度主要包括建党精神、文化自信及民族复兴等丰富内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和阐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1]2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相继形成一系列革命精神,经过长期奋斗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建党精神是党的精神之源,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条红线,体现了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深刻揭示了党的本质特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源头,它的形成不仅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也对社会文化建设事业的日趋进步产生着重要引领作用,规范和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精神的形成和不断完善。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思潮或力量,能够像党的百年历史形成的建党精神及精神谱系那样,深刻体现和牢牢渗透于现代中国文艺精神的形成之中,并且构成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观念和制度创造的精神之魂。而形成这种精神特质的依据则在于,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历史有共同的理想目标与价值诉求,两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有共同的精神源头,这就是以先进思想进行文化启蒙,积极探索改变中国落后命运的政治道路,实现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5]1它呼应了时代与历史的根本要求,成为共产党人为之奋斗和不断进步的崇高愿望和目标。从价值取向看,建党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和民族命运为核心和根本方向的先进性及价值追求,并且贯穿于五四新文艺、革命文艺,左翼文艺、解放区文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文艺的发展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一脉相承,经历了从思想观点到理论体系,再到组织机制这样一个不断深化、落实的过程,不仅影响了同时期文艺创作的方向与风尚,而且使中国新文艺有效参与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6]从而彰显出建党精神作为党的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之魂和动力之源的功能作用。从创作效果看,建党精神渗透在20世纪后现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各个环节之中,锻造了中国新文艺追求崇高理想、书写革命史诗、讴歌人民历史、塑造英雄形象、表现进步力量的内在品质,形成了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现代革命文艺、红色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促使文艺真正发挥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巨大作用。
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它构成精神层面的一种显著标识,也由此赋予了党的文艺事业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特殊地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文艺制度建设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促进文艺发展与文艺治理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体现出丰富的中国智慧,其中最具代表性价值的就是文化自信这一精神含蕴的形成和提出。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依托和定力,它“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7]是文化共同体的力量培育和作用的结果。文化自信的形成既保留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传统,形成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也使这种传统与时俱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新的能量和生命力。具体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传统,相继形成了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代表的新的精神谱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通过积极的文化生产和文艺创造实践,不断创造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构建推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在20世纪文艺发展史上,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左翼文艺对先进思想的追求,从延安时期党的文艺方向、道路和思想的确立到建国后对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初创与探索,从新时期后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和对文艺制度的系统建设到新时代全面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促进文艺整体繁荣,无不体现出建党精神对现代中国文艺的内在引领和指导,以及对民族新的精神力量形成的自觉建构和塑造。所以说,文化自信既是党的精神财富,也是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精神标识,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发展、促进文艺繁荣、完善制度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坚定的精神信仰,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5]1为推动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早日实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文化途径,不断致力于探索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正像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8]党的文艺制度建设是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吸收现代新文化养料和先进思想遗产,不断致力于锻造和构建现代民族心理和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态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确立的。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的精神含蕴,深刻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先进思想的深度融合,构成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内核和精髓,并从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方面影响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建构,客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和完善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石和行动纲领,代表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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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新华文摘,2021(13):1-6.
[ 2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6.
[ 3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 4 ] [英]E H 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M].范景中,曹意强,周书田,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44.
[ 5 ]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 6 ] 张福贵.百年党史与新中国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J].文艺研究,2021(7):5-16.
[ 7 ]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
[ 8 ]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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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俞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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