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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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李 龙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5）
李龙（1977- ），男，吉林大安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美学、文艺学和艺术理论。
关键词：新时代；文艺制度建设；人民性；中国性；文明性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文艺制度建设所具有的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实质上是对百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理想和美学追求的继承和弘扬。在人民性的维度上，它强调的是为了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而在新时代，其任务就是明德修身，培根铸魂。在中国性的维度上，它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在新时代，其任务就是要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守正创新。在文明性的维度上，它强调“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3］1471而在新时代，其任务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二、人民性：以文化人，培根铸魂
195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学评论家陈荒煤的文章《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陈荒煤在文中说：“十年来，为了加强电影对劳动人民的教育，我们发展电影放映事业，主要是采取首先发展工矿、农村放映队，适当地发展城市影院的方针。并且，要特别照顾经济落后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几万放映队员们，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往往登山涉水，冒着炎热、风雨，走遍穷乡僻壤、祖国边疆，满腔热情地把电影输送到广大群众中去。十年来全国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六百多个发展到今年年底将达到一万五千个，增长了二十三倍。这就完全改变了过去电影单位密集沿江沿海城市，分布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的情况。工矿、农村、部队所拥有的放映单位点占全部放映单位四分之三以上，这就证明了我们电影网的发展也贯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与电影事业一起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是农村识字运动、扫盲运动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造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如此大规模的方式来深入推进涵盖面如此广大的社会文化改造运动。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不否定人的尊严、价值和理念，相反还要把通过不断革命和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尊严、价值和理念作为自己的崇高追求，“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1512这里所说的“人”，不是那种抽象、狭隘的个人，而是“人民”。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人民”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鲜明的阶级性和构成的广泛性等特征。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今天，“人民”就是宪法所说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所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事业，就必然要表现这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追求，人民性成了其最鲜明的底色，人民至上也就成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的存在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此，人总希望把自己的理想性的东西转化为现实的活动，这既是一个思想不断外化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展开的过程。因此，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让理论掌握群众，通过群众的力量使理论变成一种物质的力量，这就要求理论必须彻底，这样才能真正产生作用，“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11人的根本，就是要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破解历史之谜，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里就有一个需要如何理解这个“人”的问题。
我们知道，追问人是什么并努力寻求人的解放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主题。康德试图从美学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现代哲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是：第一，我能知道什么？第二，我应当做什么？第三，我能期待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而这四个追问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在“世界公民”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康德的美学思想其实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构之内，试图通过把自然的人变成审美的人，进而成为遵循绝对律令的现代人，这种美学理想指向的是抽象的“人”的完成，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人”的实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献中，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制度下的所谓的“广大群众”时是这样说的：“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5］566显然，这样的所谓的“群众”，只是一些同名数的简单相加，没有任何自觉意识，只是松散的个体，无法结成共同关系，更“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5］567如果在这一社会文明结构内来寻求破解历史之谜的可能，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是一个抽象物，而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所以人的解放就不是抽象的人的完成，而应该是“必须推翻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11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解放也即是生产关系的解放，这种解放也就具有了美学的意义。为何这样理解呢？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美学问题不仅仅是狭隘的艺术问题，还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通过能动的人类生活，也就是生产，把周围的世界变成了自己的作品和现实，所以真正的人，一定是按照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相统一的美的规律来构造，构造出我们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和审美的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其实就是片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传统的产物。
其次，这是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内在诉求。纵观中国近现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以西方文明叙事为标准的现代世界，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型。然而，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层面的变革，到戊戌变法的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和探索都失败了，梁启超这一代思想者则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了国民性的改造上，也就是人的革命。只有实现人的革命，才会真正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变革。而想要实现人的变革，文艺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而梁启超才会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不可思议之力”，能起到教育作用。后来的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也同样是寄希望于通过文化革命和审美教育来实现对人的改造，“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7］青年毛泽东1917年在《体育之研究》中所说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也正是受这一时代思潮之影响而提出的。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现代中国的转型首先就是人的革命，通过对人的改造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文艺事业最能发挥直指人心，改造精神从而改造国民性的任务的作用，这一思潮影响深远，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革命，都是这一内在诉求最集中的爆发和延续。
最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要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提出“漫长的革命”的说法，他认为现代性包括三大革命，也就是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尤其是文化革命，只要文化还被看作是少数精英的权力，只要还是从少数人的视角来理解文化领导权问题，那么想要实现人的觉醒和解放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这是一个“漫长的革命”。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存在的弊端，那就是这种运动，由于对启蒙的对象、途径和方式的理解，极容易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变成对大多数人的技术化操控。比如席勒遵从康德美学理念提出的审美教育思想，仍然是在抽象的人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问题，因而最后只能遁入艺术的精神世界去寻找解放的可能。这种美学思想就是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借用塞壬的神话所批判的启蒙理性的产物，它不但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反而把审美活动变成了操控人的技术。
反之，中国共产党赋予了“人民”以新的内涵，因此所倡导的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性”，其实符合了现代启蒙的理想，并具有了真正的现代性意蕴。有学者曾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独特的民族形式和审美形式，通过这些形式把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变成一种自觉的力量，“他的目的是把中国的农民从一个自在的、缺少革命意识的力量，变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革命主体”。［8］理解了这一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会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1012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真正回应了现代文明提出来的最根本的主题和任务，不仅要把属于人民的文化权利和创造性还给人民，还要使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成为觉醒的力量，真正当家做主，在世界历史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这也就是这一讲话中说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性：文化自觉，守正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论述党的百年奋斗史的时候分别用八个字概括了不同时期党领导人民的奋斗精神，那就是：“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由此可见，文化自信和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文艺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和追求，如果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语境中来审视这一逻辑和追求，我们就能更为准确地理解其深刻的意蕴，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昭示世人，现代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是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文明的名义，将所有国家、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这个全球体系中，“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35-36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西方文明是唯一的评判尺度，在“文明”的名义下，半开化或者未开化的国家必须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东方被迫从属于西方，东方变成了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建构起来的想像性产物，在这样的历史叙事结构中逐渐失去了自我，并无法表述自身。但另一方面，这一东方他者化、西方化的过程，也反过来唤醒并强化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尤其是文化观念上的主体意识，所以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是相伴相生的，从属于西方的东方，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不仅仅是东方自身的问题，更涉及如何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问题，而我们理解现代文明一定要在这一历史视野内进行阐释才能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
四、文明性：以艺通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坚持开放、包容并能实现对各种外来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做到文化绵延不绝，开放和包容并实现创造性转化是重要原因。这就像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说过的那样：“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12］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最高学说，如果说过去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创建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和创造新文化的宏伟史诗的话，那么在今天更是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我们可以说，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对不是狭隘的一元文化的复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具有天下胸怀和视野的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创造。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要想真正成为时代的高峰，就应该具有这样的格局和视野。
第三，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汉学家孔飞力在其对现代中国的起源的论述中，特别强调应该重视对中国经验的特点的发掘。他认为：“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13］这一观点的启发性在于：一方面，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尤其不能以西方文明作为唯一尺度的现代性，当然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去挖掘不同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内部叙事，从而避免文化主体性的他者化倾向。那么现代中国的内部叙事是什么呢？正如笔者反复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现代中国的内部叙事，这一叙事的核心诉求就是创建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和创造新文化。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也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探索与构建。对于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文艺事业而言，就是要讲好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精神力量。这就需要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能创作出真正把握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生动形象，展示出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变迁和精神世界，展示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形象。
第四，要有全人类文明的视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增强文艺评论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促进提高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理念上的。对于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和制度建设而言，就要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来理解自我和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构，还要在人类文明的意义上去思考和探索人类的新的、更好的可能性。对于身处当代世界的我们来说，如何实现这种文化理想和审美追求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语境中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有四种，亦即艺术的、宗教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艺术是时代的精神镜像，往往能够用最直观的形式体现时代精神。现代美学奠基者康德的美学思想是要回答启蒙运动的历史主题“人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审美来实现他所向往的世界公民。马克思则通过对人的异化的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性思考，找到了人的解放这一历史之谜的答案。德国古典美学所谓的人的解放，其实是一种“幻觉性的审美主义”，［14］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的任务恰好就是要揭露其背后的潜在逻辑，“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4抽象的审美主义其实属于“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掩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分裂这一事实。只有努力去摆脱“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也才符合按照美的规律去构造的审美理想，这种对于美学问题的理解，显然已经走出了狭隘的纯粹文艺美学的视野，而具有了文明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文艺和审美观念上，除了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之外，还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把握时代精神，通过对现代新型资本主义不同形态的批判，对当代各种流行的文化观念的批判性思考，揭露资本逻辑这一非神圣形象的异化对现代人的操控，对于人类生存的未来保持一种开放的想象力，从而努力建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上我们从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三个维度分析了新时代文艺制度建设应该具有的三重内涵，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三重意蕴，才能真正做到使文艺制度建设把握好历史方位，做好主体建构，找准建设方向，从而不辜负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期待，这不仅是新时代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应该具有的美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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