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AIF院长贲圣林: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治理是关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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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暨《中国互联网金融年报2020》发布仪式在北京召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劲松,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李礼辉,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以及来自金融管理部门和商业金融机构等单位的嘉宾代表、专家学者和从业机构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开幕论坛由腾讯集团副总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会长江阳主持。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院长贲圣林教授受邀参会,作“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新时代,新金融,新治理 New Era, New Finance, New Governance”主题演讲。
以下根据贲圣林教授演讲实录整理而成::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新时代,新金融,新治理 New Era, New Finance, New Governance”,这句诗意指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层出不穷。我将具体围绕一个问题、一个关键、一个聚焦展开。
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代,金融科技的发展格局呈现中国、美国、英国引领的态势。从我所在研究团队发布的金融科技中心指数数据来看,中国重金融科技应用与体验提升,金融科技用户排名全球第一,数字支付用户全球最多;美国重原创技术创造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科技企业TOP500市值、科研能力及数字基础设施全球第一;英国重监管体系完善与整体生态优化,政策监管排名全球第一且遥遥领先。
综合中国、美国、英国三国鼎立的态势,就驱动因素而言,当前的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模式也可相应分为三大类别:1)以市场拉动为代表的中国模式。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受益于其背后广阔的市场和庞大的消费者需求,呈后发先至的趋势。2)以技术驱动为代表的美国模式。作为传统金融强国,美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起步较早,重视金融科技研发投入。事实上非常多的金融科技业态都起源于美国,比如 PayPal(可以算是支付宝的“师傅”)之于第三方支付。我曾与一位哈佛教授探讨为什么PayPal 明明起步得更早却没能做到支付宝一样的规模,他认为PayPal 出生在错误的时代,1998年PayPal 创立时,智能手机还未普及。而我认为不仅如此,PayPal 还出生在错误的国家,因为美国的传统金融服务相对比较成熟,消费者已形成路径依赖,不太愿意做出改变,而中国反而自传统金融排斥中另辟蹊径、弯道超车。3)以规则推动为代表的英国模式。英国一直走在金融监管创新的前沿,可以说是全球金融科技监管的最佳实践地,全球已有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实施英国首创的“监管沙盒”创新监管机制。
随之诞生的重要问题是,究竟中国、美国、英国哪种模式将会胜出,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模式能否行稳致远、引领中国成为下一个金融强国?在这一宏大问题的背景下,如何客观理性地应对创新过程中的不足、不完美,也是监管、媒体、大众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考虑中国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需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在金融与科技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金融科技(FinTech)与科技金融(TechFin)两股力量。FinTech是指传统金融机构利用科技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并减少金融市场摩擦,如招商银行、华泰证券、中国平安是这方面的代表;TechFin是指科技公司依托新技术赋能金融,助力开发出更优的金融产品、服务及场景,如蚂蚁集团、腾讯金融科技等,立足技术而衍生金融。中国模式要想完全“走出去”,仅依靠前一种力量难度不小,我们的确需要科技金融的力量,而且这股力量也的确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领先之处。如何更广泛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在全球竞争中走出中国步伐,亮出中国底牌,这点非常重要。
这两大力量也相对应我们目前面临的两大关键性机遇。一个是FinTech数字化转型。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大,但在数字化程度、科技化程度、国际化程度等方面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有很大的效益提升空间,亟待数字化转型升级。第二个是TechFin走向全球。我们能否实现从过去“模仿世界”的阶段发展到让世界来“模仿中国”,能否让中国经验成为普惠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重要抓手,特别是惠及“一带一路”沿线那些人口众多而传统金融不够发达的地区,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从这个意义来讲,下一个世界金融强国是不是中国,很大一部分在于第二个机遇,即我们能不能抓住科技金融的风口,把中国的优秀实践在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
做好治理,特别今天提到的多元治理,是发展新金融的关键:
1. 生态主体多元化。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推给监管机构,也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行业协会,事实上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从企业本身来看,也必须做到自律,我们常说“科技向善”,有能力更要用好。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人民银行当时的包容,支付宝在2003、2004年实际很难生存下来,那么当今全球的金融科技版图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我们一定要相信监管部门总体而言还是始终保持包容态度的。此外,消费者群体也是生态中的重要一环,应积极发挥能动的监督作用。全社会、全方位的金融治理体系要求自律、他律、法律等共同支撑。
2. 治理手段多元化。依靠技术赋能、制度创新、生态优化,多元化的治理手段有益于协调好风险与稳定、监管与创新、制度与技术、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分业与混业等关系。我们在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机构监管、属地监管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完善与发挥空间。
3. 发展目标多元化。人民银行去年印发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深入阐述了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应当如何发展金融科技,并提出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金融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金融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金融科技支撑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繁荣发展等目标。近期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专题会议也特别指出,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其中既讲到了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这三化原则,也提到要平衡好创新与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监管部门提出六要,包括要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要加强信息保护。多元化生态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元化发展目标,这三大方面共同构成了我所理解的多元治理体系。
一个聚焦指聚焦数据。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治理是关键的关键。我认为目前金融业数据治理面临的挑战包括:1)大数据不够大。传统金融企业数据与大科技头部企业等相比,体量上还存在相当的差距。2)智能化不够高。企业内部数据标准不够清晰,智能化水平不够高,很多在分行、支行做业务的前端同事,仍采用人工录入信息,其效率与全自动化先进水平存在距离。3)流通性不够强。传统机构各个部门主体间数据孤岛现象突出,对数据共享存在顾虑,体系内部缺乏数据畅通。4)应用度不够广。传统金融企业有不少数据,但是没有用好,较之新金融企业以用户为中心的高效数据治理、数据营销体系而言,存在较大差距。5)基础性不够实。传统机构很多数据没有集中,数据的安全基础较弱。6)技术性不够强。即便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银行,在核心技术能力方面较头部科技金融企业的水平也不在一个量级。
基于此,我想给传统金融业数据治理发展提几点建议。一要开拓数据资源。二要推动数据应用。三要强化信息系统。四要加大投入开发前沿技术。五要努力引领数字革命。六要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不仅是为了生存,更要主动竞争、走在前列。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今天与大家探讨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能否真正引领未来的金融科技发展;一个关键,即以多元治理为核心;一个聚焦,即以数据治理为抓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代金融大国相继经历了荷兰、英国和美国时代,未来金融强国接力赛的下一棒能否交给中国?新金融的新时代俨然已经到来,一场金融领域的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下,我们积累了可喜的领先优势,呈现出一定的引领态势,但仍需要各方协同一致、共同努力,需要平衡好发展与安全,平衡好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平衡好用户与企业的权益,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此,我们定能迎来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的新时代!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贲圣林教授12月15日在2020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整理人:李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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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排版丨张越
审核 | 沈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