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数字经济的全球趋势和浙江机遇

2021年两会“数字经济”第四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7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9年，“壮大数字经济”，2020年，“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同时出现，除了延续去年“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提法，还增加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生态”等内容。
从作为给传统制造业赋能的新技术手段，到经济发展中重要一环，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逐年变重，中国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浙江更是如此。“万物互联”时代，浙江如何在全球数字变革的“风口”占据先机？

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未来的新经济形态，正逐步渗透蔓延至各行各业，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深刻影响。

2019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1．8万亿美元，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

美国先后发布《数字经济议程》、《在数字经济中实现增长与创新》、《美国国家网络战略》等国家战略规划，提出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繁荣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英国

英国推出《数字英国》、《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英国数字战略》等战略计划，对打造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和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而周密的部署。

德国

德国出台了《德国ICT战略：数字德国2015》、《“工业4.0”战略》、《数字议程(2014-2017)》等战略，为德国建设成为未来数字强国部署战略方向。

其它

日本、法国、韩国、东南亚等国家也陆续推出了数字经济的相关规划或措施，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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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德国、美国等数字经济占比超60％的国家，中国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根据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近几年，中国依托于庞大的人口总量，更偏重于金融科技应用与体验提升，金融科技用户排名全球第一，数字支付用户超8亿人居全球首位；

美国更重原创技术创造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科技企业TOP500市值、科研能力及数字基础设施全球第一；

英国重监管体系完善与整体生态优化，首创了创新监管模式“监管沙箱”，在研究报告中政策监管排名全球第一且遥遥领先，相比美国高16.4分，比中国高17.3分。

研究表明，中、美、英三国分别是市场拉动、技术驱动、规则推动这三大金融科技发展模式的最佳代表，各领风骚，为全球各国金融科技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榜样与对标。

对于数字经济，浙江省政协委员、经济委副主任，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AIF）、国际联合商学院（ZIBS）院长贲圣林教授已深耕研究多年。

“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贲圣林表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以中、美、英三国为引领，分别以不同的发展模式支撑本国数字经济的迅速增长。

贲圣林教授认为，中、美、英三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便代表了全球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市场、技术与规则。市场与技术是数字经济供需两侧的动力之源，规则则是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据贲圣林研究，目前，我国已形成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的数字经济高地，且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城已与旧金山、纽约、伦敦、芝加哥共同跻身全球八大金融科技中心之列。

“数字经济市场广阔，但技术与规则尚有欠缺，技术弥补与制度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深化的重点任务。”贲圣林说到。

数字经济下浙江的挑战与机遇

2020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以上企业6241家，数字经济核心产值增加值总量突破7000亿大关，达7020亿。

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高于同期GDP9.4个百分点。

早在2003年，建设“数字浙江”的重要决策便已谋定。

此后，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2017年浙江省委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2018年制定并实施了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建设方案和五年倍增计划；

2020年，浙江在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提出谋划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着力在新技术、新制造、新基建、新业态、新治理等方面取得突破。

2021年3月1日，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它第一次为数字经济量身制定一个法定概念；第一次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作了法律规定。

发力数字经济，浙江先行一步。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数字浙江建设持续发力，撬动经济社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在省域层面先行探索‘万物互联’时代的政府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显著提升。

 “浙江数字化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具体的场景应用上，更在于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改变。”袁家军说。

但，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时强调“健全数字规则”，要求“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划定红线。

袁家军提出，要推进深层次系统性制度重塑，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完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等。

于市场而言，数字化改革亦是激发活力、增添动力的“关键因子”。袁家军说，应破解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为社会、市场、经济增添新动能、创造新价值。

根据贲圣林的研究，贸易和金融是浙江的优势所在，持续推动数字赋能贸易和金融发展，从而推动新型贸易中心和新兴金融中心建设，是浙江着眼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承担新发展阶段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也是浙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重要方向。

“当前，浙江全省正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三大发展主线全方位、系统性地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干在实处，奋力打造新型贸易中心。另一方面，要走在前列加快建设新兴金融中心。”贲圣林说到。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促进数字化改革价值拓展和升级，树立数字意识和思维、培养数字能力和方法、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

在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道路上，浙江正向着实现全社会共享“数字红利”的美好愿景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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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倪晨琪

排版丨王一然

审核 | 沈莉 倪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