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图像与情感具有天然的联系，图像在情感动员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本文以视觉修辞理论为视域，探索网络舆论中图像进行情感动员的机制，认为网络舆论中，图像的情感动员主要通过语言的锚固、刺点和展面的对比、意象的生成与建构以及原型的征用与激活等机制来实现，对图像进行裁剪、组合和再造等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机制的运行。整体上，图像在网络舆论的情感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
[关键词]网络舆论；图像；情感动员；机制
基金项目：2020年四川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社会治安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重大委托项目“国家安全视阈下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治理研究”（SCZA20A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公共传播。
何飞，四川警察学院成都校区警察管理系讲师，博士，四川大学社会舆情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网络舆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1期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把关人缺失等特征，舆论呈现“全民生产”的态势，加之目前网络的准入门槛较低，网络舆论量也呈上升趋势。网络上自由地意见表达在丰富着网络舆论信息流的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情感流。网络舆论不仅传播着信息，也传播着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舆论的形成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同时，随着人类社会表达的“图像转向”，基于网络的一个高度中心化的、以图像作为主要媒介的、由情感驱动的“收视平台”逐渐形成。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基于理性逻辑思维的语言文字让位于基于感性思维的视觉符号，视觉化信息流动日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型传播方式。因此，网络舆论越来越呈现出视觉化的表征途径。图像在网络舆论建构中逐渐占据中心地位，甚而成为网络舆论的第一推动力。而图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就在于它并不是诉诸于理性和逻辑推理，而是直接作用于公众最柔软、敏感的情感维度，从而形成集体情感的共享，以此来推动网络舆论的生成与演化。在西方修辞学的理论传统中，“修辞”被认为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P.24）。在随后的理论发展中，主要形成了三种说服手段：诉诸人格（appeal to ethos）、诉诸道理（appeal to logos）、诉诸情感（appeal to pathos）[2]（P.67）。其中，“诉诸情感”就是指打动受众的情感从而达到劝服效果。随着传统修辞学的“视觉转向”，长期被排斥在语言文字之外的图像得以被关注，因之产生了以“视觉修辞”研究为主题的大量成果。图像是起动员作用的传说所喜欢的工具[3]（P.73），它通过“诉诸情感”从而达到劝服效果。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及中观视角关注网络舆论中的情感动员。情感表达是社会运动中情感动员的主要方式，而网络舆论中的情感表达主要有“悲情与戏谑”两种类型[4]。就群体情感动员的机制而言，主要有同情、戏谑和情感冲突[5]。陈相雨、丁伯铨（2018）认为，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是情感动员的主要策略[6]。这些研究不仅只在整体上审视情感动员的机制及策略等问题，且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语言文字的文本，鲜少从微观视角关注文本本身与情感动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尤其面临“图像转向”的时代，仅有少数研究对图像文本与情感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如周勇、黄雅兰（2012）提出了在图像构建舆论的三个阶段中，其中前两个阶段就是图像激发受众情绪及情绪共振中的蔓延[7]。王超群（2019）以视觉框架为研究视角，通过视觉修辞分析法、多模态话语分析和中文情感语义识别研究法分析了生成舆论的两种途径，即激发受众情感及营造文化意象[8]。王雪晔（2019）提出，在情感动员的实践中，可以通过行为、道具、场景、颜色和标语五种图像框架来建构悲情与戏谑的情感[9]。现有研究初步揭示了图像与情感动员的联系，认识到情感动员的实践中图像也是一种重要的媒介，但在探讨图像如何参与情感动员时，均将问题置于“框架”之下，未对图像文本进行情感动员的生成机制进行系统地探讨，如图像以哪些要素、哪些主体、哪些类型和什么样的机制参与了情感动员。事实上，随着图像作为“主流社会表达”深嵌到网络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图像在议题建构和争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而成为舆论“反转”和“定调”的关键性媒介。因此，基于图像来考察网络舆论中的情感动员有助于探析和揭示其中的非理性倾向，进而回应“后真相社会”这一具有时代感的学术命题。本文思考的核心问题是：网络舆论中图像文本以何种机制进行情感动员。图像与情感相伴相生，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早期的文学艺术家就注意到图像在召唤人的情感方面具有的潜力。贺拉斯（Horace）在《诗艺》（Art of Poetry）中通过比较舞台给人的视觉刺激和语言文字叙述给人的影响之后，认为“心灵受耳朵的激励慢于受眼睛的激励”[10]（P.170）。中国在语言文字尚未产生之前，古代的先民们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以图记事、以图叙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历史时期。刘勰在总结文章创作时曾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1]（P.494）。可见，情感因物而起兴，不同的视觉刺激具有唤起不同情感的重要功能。实际上，图像作为一种媒介来传达人类的情感古已有之，人的表情就是人内心深处情感的明显体现。随着人造图像的出现，图像成为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之一。苏珊·朗格就认为，图像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化创造[12]（P.2）。它既有常见的移情，更体现了人的更高级情感——审美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情感比理性更具有说服能力，这就使得图像更具有传播力，轻松跨越语言文字符号的畛域。图像传达情感一是来源于图像的构成元素，诸如点、线、形状以及颜色等。不同的色彩能够触发人的想象力，激活人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色彩具有情绪性”[13]（P.18）。色彩作为情绪元素，能够在不同的情景中独立发挥其美学功能，它能给人以美感，表达人的不同情感。同时，不同的形状轮廓也能唤起人们的感性认识，它能够产生不同的视觉刺激，从而传递人的不同情感。但总体来说，图像主要是通过整体构建的景象来传达情感，它对人的情绪（情感）的刺激更加直接和强烈。图像的这种情感力量是由它的自身属性决定的。“图像即感性”[14]，图像自身的感性特质与情感具有天然的关联性，不同的观看创造了情感。情感把枯燥无味和兴奋刺激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丰盈的体验把视觉符号或符号学的循环的不同组成部分纳入到一种彼此相连的关系之中”[15]（P.19）。当代图像学家也认识到图像与情感的关系，认为“图像不仅造就了人们的思维，而且还使人们有了特别的感受并采取了行动”[16]（P.3）。图像的传播过程也是个体的心理活动过程，它往往与个体的情感紧密联系，情感可以通过图像来进行表达。图像要唤起观者的情感，既不能单纯依靠人的知觉功能，又不能全部依靠人的感觉，而是在认知和想象中进行自由构建。在这两种功能的协调里，图像文本所构建的形象和主体以及主体的情感产生了联系。图像与情感的这种关系类似康德的“合目的性”之说，即情感是图像的目的，图像是情感的手段，两者不能彼此割裂。“图像”是作为本身具有“情感”的东西而呈现着。因此，图像符号比语言文字符号更具有感官冲击力。就情感的功能而言，情感会唤起人的记忆中的某些特定情境。正性情感体验的情境会使人们为了强化快感而重复刺激，一些具有负性情感体验的情境更容易使人们为了规避痛苦而付诸行动。而图像在激活人的记忆，唤起人的情感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相比于语言文字，图像具有更强大的劝服力量。它主要表现为身临其境、逼真性和具象性，从而能够直抵人心，从人的心灵深处给受众以视觉冲击力[17]（P.59）。图像学家阿比·瓦尔堡提出“情感范型”这一概念[18]，以此来揭示图像所具有的强大的情感能量，以及这种能量如何劝服观者并进而采取行动。在网络舆论中，图像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不同机制参与情感动员，从而凝聚网络舆论，并推动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图像具有多义性，它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召唤着接受者在不同元素的组合中解读出不同的意义。而作为图像伴随文本的语言学讯息主要强调图像中的核心意义或具体符号，它具有两种功能：锚固（an-crage）和接替（relais）[19]（P.27-28）。在网络舆论中，图像文本的语言学讯息主要发挥锚固功能的作用，用以固定所指，唤起情感。它主要是通过创设一个话语性的叙述场域（Narrative Field），将形象阐释的不确定性“锚固”到一个文本生产者所设定好的情境中，以便引导观者沿着某一特定的阐释渠道接受文本生产者的所指意义。文本生产者往往借助于作为伴随文本的语言学讯息把图像符号所唤起的情感引向具体的事件当中。在2021年上海国际车展上一车主站上某品牌展车的车顶大声呼号指斥车辆质量问题，随后被安保人员带离现场，数小时后，该展台才恢复正常开放状态①。图像具有还原事发现场的重要功能，它往往是公众借以了解事件真相的主要依据。这一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发布的图像文本对唤起人们的情感起着重要作用。如车主两个多月前撞坏，至今仍停在当地该品牌店门口的车辆，车头已经凹陷进去，引擎盖弯折翘起，前杠挡板几近脱落，车身上也是伤痕累累，“刹车失灵”几个大字表明了事故原因，让人们直观感受到这场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②。车展当日车主所穿衣服上印着的红色“刹车失灵”字样和车品牌标志将事件的意义指向消费者被迫维护权益，而以“失控”“维权”为标题关键词的相关报道的情感倾向性则规定了图像文本的意义，处于“维权”的语境下的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商家则处于强势的一面，这就把公众的同情与愤慨激发出来，因为涉事车辆属于进口品牌，更进一步激起了民族情感，从而为网络舆论起到不同层面的情感动员作用，也引发了公众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企业危机传播管理、智能汽车监管及检测等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无论是车身上还是衣服上的“刹车失灵”字样，都作为伴随性文本规约着意义的指向，从而把图像画面所传达的惨烈状况与汽车质量以及事后各方反馈联系在一起，网络舆论再次发酵。认知心理学认为，“注意是指心理努力的集中和聚焦（Mathn，1983）——是一种有选择性、转移性和可分解性的集中”[20]（P.36）。可以说，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尝试不断选择的过程。它关注某些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就视觉而言，它往往喜欢选取环境中时时变化的东西，“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21]（P.26）。图像一直在舆论的凝聚中起着关键作用。就其形成机制而言，主要是通过图像中某个元素的“刺点”与作为整个图像或事件发生现场为背景的“展面”而产生的认知不协调，进而刺激公众的情感，引发网络舆论的产生。所谓“刺点”与“展面”本是罗兰·巴特在分析研究照片时提出的两个术语：punctum和studium，以此来说明照片带给观者的两种不同情感体验。赵毅衡把这组概念译之为“刺点”和“展面”，并认为“刺点”常常是一个独特的局部、细节，或一个独特的文本，而“展面”就是一种常规状态[22]（P.164）。实际上，巴特明确指出“studium”是一个能够简明地表达人的情感的词，它能够唤起的是“‘中间’情感”，不好不坏，属于那种差不多是严格地教育出来的情感”[23]（P.40）。而“punctum”强调的是图像文本给人以刺痛感，“一种偶然的东西，正是这种偶然的东西刺痛了我（也伤害了我，使我痛苦）”[23]（P.41）。巴特认为，图像文本主要有两类刺点：一类是整个图像文本的某个局部“细节”，它与整个文本存在着矛盾冲突。比如“医生手术室自拍”的图像，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医护人员在一旁合影，有的还摆出剪刀手的手势。医护人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属于图像“刺点”，与手术室严肃紧张的“展面”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唤起了观者怨怼的情感，进而助推了有关医患关系的网络舆论。虽然关于此图的解释在不久后有了反转，但这也说明了网络舆论深受图像影响的趋势③。在某国产运动品牌捐赠五千万元物资抗灾而“走红”的案例中，厂商最初在官方微博以图文形式发布捐赠消息时并未引起过多关注，直到约五小时后陆续有网友评论“感觉你都要倒闭了还捐了这么多”“怎么宣传下啊宝，我都替你着急”，由此形成了捐得多这一“刺点”与厂商巨额亏损的“展面”不协调的映衬，才激发了公众忿忿不平、焦急等情感，直接促成了为厂商充值微博会员、线上线下购物等行为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案例中的“刺点”与“展面”没有出现在同一文本中，而是经过了观者的联想与再造合成具有逻辑联系的图像。另一类“刺点”是给观者体验时间上的超越所造成的眩晕，它不再是细节的、形式化的，而是具有张力的，能够表现为时间维度的。它是“实质（‘这个存在过’）的令人心碎的夸张，即实质的纯粹显现”[23]（P.149）。实际上，这一类“刺点”就是要凝固“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24]，能够给人以想象，既能联想过去，又能畅想未来，从而使作为某一时间切片的图像获得某种叙述性和延展性，也最能唤起观者的情感。近年来，网络舆论对于神秘人贩“梅姨”的讨论从未间断。十几年间有多达八名被拐儿童由她卖出，但她一直都没有落网。每一次与之有关的消息传出，尤其是“梅姨”画像的公布，网络舆论都会掀起热潮。被拐卖儿童的家长把印有“梅姨”画像的寻子宣传单举在胸前，让其置于图像最显眼的位置，直视镜头，眼神坚毅，既表达了他虽遭遇失去孩子的痛楚却没有被苦难打垮，又预示着正义公平终将不会缺席，此时无声胜有声，激起了公众对被拐家庭的怜悯和对人贩的愤慨之情⑤。意象既是文本生产者构建出来的，也是观者从图像中领悟到的。从图像的直接意指层面来说，它主要包括色彩、线条、构图等形式上的符号元素，但不同符号元素最终会形成整体的、综合的意象，这是图像文本能够传达意义的关键。因此，图像要想唤起观者的情感，文本生产者一方面会利用不同元素，诸如色彩的搭配、不同元素的组合、形式的构造来唤起人们的情感；另一方面，更主要的策略就是建构能够唤起人们情感的“修辞意象”（rhetorical image）。庞德认为，情感是视觉形式的组织者，它不仅产生“图式单位”和“形式的排列组合”，它也产生意象[25]（P.150）。而意象的生产与构建不仅能唤起人们的情感，从而实现情感的视觉化表达，而且还被给予额外的“劝服权重（persuasive weight）”[17]（P.36）。在前述“车顶维权”的文本中，事故车辆的白色车身上用醒目的红色喷印着“刹车失灵”四个大字，给观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能够快速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红色的寓意丰富，用在此处则给人惊惧、危险或侮辱的感觉，一想到因为车辆刹车失灵可能会出现危及性命的事故，就会触发观者的紧张和排斥感。在相关报道的图像编排顺序上，一般先是车主站在车顶的照片，然后依次是车主被拖拽带离车展现场、利益相关者的回应、同品牌车辆其他事故照片⑥。这一顺序能够形成清晰的逻辑链和意象，组成相关活动记忆的符号和基本材料，使情感动员更具合理性。意象是图像生产者与观者双向作用的结果。意象的最终生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与筛选过的图像文本频繁接触熟悉之后，形成较为稳定的印象；另一种是那些一眼就能确认并形成联系的图像，并非因为观者熟悉，而是它们符合观者已有的认知模式，即使有些图像是由文字联想出来的。网络舆论的特点之一即是忽略个体差异，代表多数人的意见，所以网络舆论中的意象是一种公共意象，即在文化背景、图像文本和基本生理特征三个维度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致性。在“故宫奔驰女”事件中，某网友在微博上晒出闭馆日在故宫“撒欢儿”的照片，顿时激活了整个舆论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公众的情感中，“故宫”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院，更是中国文化尊严的象征，而由美女、豪车、故宫等元素构成的图像文本中，图像所包含的意象就引发了人们对特权的愤慨，随之而来的声讨也就在情理之中⑦。由此可见，图像不止是被看见，而且可以被创造。意象并不意味着有限、具体、固定，它可以是连续、模糊、变化的，观者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其能动性，将不同意象的要素进行比对，稳定的意象能使观者在情感上产生安全感，而当意象出现动荡，情感也会充满紧张感。图像的意义具有多义性，再加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这就使得图像的意义形成符号衍义。正是在这种流动的指涉结构中，图像通过像似机制把观者置身于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中，潜移默化地认同其意义的合理性。也即是说，图像的逼真性和在场感往往蕴含着强大的情感能量，理性思考让位于视觉刺激下的“情感风暴”中，启发性认知机制得以激活并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图像的这种短暂的情感刺激并不稳定，它很难从根本上影响或改变人们认知结构的高级层次。因而，图像要想以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影响人的更高认知层面，就必须利用文化中的原型力量，从而实现情感的共享和价值的认同。就情感而言，它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其背后涉及不同的文化原型[26]。因此，情感图式的修辞实际上就是对情感背后的文化原型的召唤。它主要通过神话的言说方式，征用文化体系中的原型来参与舆论的构建，把某一具体事件升华为元语言层面的阐释旋涡。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荣格把原型作为遗传的产物，认为是先天的、不变的。实际上，原型并非一成不变，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就认为，原型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它是人们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情感经验和集体记忆，具有历史性、交际性。因此，图像生产者要想激活共同的情感，必须在图像文本中植入具体的文化原型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情感，在含蓄意指的实践中赋予图像文本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诸多宣传图像中，结合父亲节的图像策划就是征用了“父亲”的原型⑧。提到父亲，这是与“天”相并称的一个概念，如《孝经》圣治章所述“严父莫大于配天”，就是说父亲是家庭里的一片天[27]（P.90）。《周易》“说卦”里指出“乾，天也，故称乎父”，也是说父亲如同乾卦一般强大，始终守护着家庭[28]（P.235）。提到父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敬畏之情，征用“父亲”作为原型，是将抗疫过程中一个个带有社会角色的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图像集合起来，把“家”的意义范围扩大，也把原本正常的舆论情绪逐渐聚集，公众的注意力由对陌生的抗疫英雄的推崇变为了对父亲这一熟悉的概念集合体的尊敬，公众情感倾向分明的表达又进一步激活着舆论的产生、发展乃至整个过程。在前述“捐资抗灾走红”的案例中，征用的则是义士原型来进行情感动员。义士，指恪守大义、笃行不苟、慷慨助人的人。当诸如“国货之光”“拯救民族品牌”等关键词在网络上反复出现的时候，很容易召唤出人们内心的家国情怀，以及人们对“义士”的爱戴与珍重之情。该品牌“微博评论好心酸”的话题也随之得到了公众的共鸣，当宣布捐赠信息两天后的凌晨，该品牌董事长骑着共享车赶到直播间，向网友致谢并呼吁网友理性消费时，让网友更添好感，也使义士原型具象化，此时网络舆论中个人情感释放的需求在原型的激活下压倒了对捐赠详情、企业身份和亏损数据等细节的追问，公众又不自觉地陷入了自我感动式的舆论漩涡之中。网络舆论中，图像作为一种资源被反复使用，借以构建情境，以情造势。机制可否顺利运行，与图像本身紧密相关。由于图像能指的漂浮性和多义性，对图像的不同处理方法就为多元主体争夺舆论主导权提供了可以操作的空间，这也从机制运行的起点提供了“后真相时代”的应对之道。常见的图像处理方法是裁剪。就单个图像文本而言，它往往借助转喻的视觉修辞手法，通过图像的裁剪，以此激活情感。转喻作为一种视觉修辞手法，简单来说，就是部分代替整体[29]，这就涉及图像的本质问题。萨考夫斯基认为，随着摄影术的发明，图像的制作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主要是通过对图像的元素选择而不是合成来完成的。因此，无论图像所呈现出的内容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它都不能等同于事实本身[30]（P.110-112）。对于任何图像而言，它都是某个特定时间下截取的某个特定空间，也就是以部分指代全体。正是基于图像的本质属性，图像生产者利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进行裁剪，以达到以部分替代整体的视觉效果，给人以在场感。实际上，一方面，就图像再现的空间而言，不同视点、视角、视域意味着选择了和突出了某部分空间的事物，而遗漏忽略了另外部分空间的事物，以此建构起来的整体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31]。另一方面，就图像再现的时间而言，不同时间的选择意味着对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不同切片的记录。图像文本生产者正是利用对图像在组合轴上不同时空维度下的“裁剪”，以期赋予意义，表明态度，表达情感。在网络舆论中，文本生产者即是通过裁剪等手段对图像重新进行编码，以改变图像所指涉的意义。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跳水运动员夺得跳水10米跳台的冠军，就在运动员夺冠后，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旗下媒体将运动员在最终结果发布前的镇定表情裁剪下来作为图像文本，发布了一则报道，称其即便表现惊人，拿到了满分，却“没有露出笑容”，还称“观众都被她丝毫没有愉悦心情的这一幕惊呆了”。不仅如此，这家媒体还在自己的网站首页上登出了这篇报道，标题是《在做出了完美的跳水后，这个少年“极度痛苦”》⑨。这就是通过裁剪重构图像本身的意义，植入意识形态，为奥运冠军打上“没有感情的机器”的人权标签，以此引导舆论攻击中国的典型例子，显示了图像裁剪处理的负向效应。另一种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图像的组合。图像是对某一个时间片段的切片，图像的像似机制使人们主观上认为“有图就有真相”。因此，在网络舆论中，通过组合图像资源参与舆论的建构就成为一种常见的手段。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多个微信视频号都发布了短视频《奥运会的错位时空》⑩，视频封面由两位中国运动员的图像组合而成，前者是1932年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后者在此次奥运会上刷新了男子100米跑亚洲纪录，将两者在赛场奔跑的图像加以组合，召唤出对动荡屈辱的历史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重建了关于过去的意象，引发公众的悲情，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日中国体育以及整个社会的日益强盛，又唤起公众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图像文本的组合，借以激活不同情感，最终这些情感在共情的机制下，成为推动网络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则短视频收获了十万以上的转发量和点赞数，评论区内，公众也抒发了各自的感动，如“何其幸，生于今日华夏！”“只有强大强大再强大！”等。还有一种是图像的再造。图像作为一种工具或载体，以其独有的在场性能够还原现实场景并展开想象重新构建话语。图像的可感性能够激活人的情感和记忆从而赋予图像新的意义。因此，图像作为嵌入在人类交流传播活动中的重要符号才能够在社会关系中被解码，并在情感动员的实践中能够把分散的情绪（情感）凝聚为集体的记忆和情感。网络舆论中，图像作为情感动员的工具或载体，不仅能够再现不同的视觉元素，而且能将情感、价值观念注入到这些视觉元素中，从而实现情感的动员和传播，让受众在视觉的冲击中实现图像、情感与不同价值观念的联接，从而构建类似于“神话”的言说方式，产生强大的情感动员力量。2020年3月，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发表声明，称中国新疆地区“持续存在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因此取消了对新疆棉花的相关认证。随后，某些服装品牌也做出停用新疆棉花的声明，这一举动激怒了中国民众，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一幅名为《Blood Cotton Initiative》（中译名：血棉行动）的CG画以图像再造的方式激活了公众反讽的情感，《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等纷纷予以转载。这一图像文本的生产者将数个不相容或无关联的意义放在一个表达场域之中，如穿着维吾尔族外套的稻草人接受采访，记者的头上戴着的某种族主义组织的标志性帽子，形似某品牌标志的棉花称量工具等，整个图像看起来是描绘黑奴采摘棉花的场景，却通过再造后的细节指向西方内外不一的人权标准，充满了表达与解释之间的张力，激起公众强烈的爱国热情，网络舆论也展开了对该图像的解读，有网友评价“一图胜千言”。随着图像深入到网络舆论的整个过程之中，图像与网络舆论的关系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命题。传统舆论学认为，舆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倾向。而纵观网络舆论，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情绪化特征十分明显。这其中，图像发挥了重要作用，来源不明的煽情图片、真假难辨的“现场还原”，迎合了公众基于现实经验的固有框架，容易产生群体的共情效果。因此，在网络舆论中，图像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情感动员，从而影响网络舆论成为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网络舆论中图像的情感动员机制并不是独立割裂开来的，而是一个共同起作用的过程。它既单独发挥影响，又互相叠加共振，在网络舆论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图像的情感动员本质上是一个把抽象价值观念转化为视觉语义的过程，它要求在情感动员的实践中以富有感染力的视觉形象使其嵌入的情感密码得以彰显，激活受众深层次的情绪意识。这不仅有赖于图像处理的正向“赋能”，更需要借助主流媒体话语权的重塑以及公众网络媒介素养的提升。①参见：《“失控”的特斯拉！智能汽车新维权之路何去何从？》，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425/c1004-32087136.html，2021年4月25日。②参见：《特斯拉车主维权风波最新进展 特斯拉公布行车数据 称暂时联系不上车主》，央视网，https：//jingji.cctv.com/2021/04/23/ARTIzIwbO05PeBE08E9MLv2k210423.shtml，2021年4月23日。③参见：《医生自拍风波 谁遮蔽了我们的眼睛》，央视网，http：//opinion.cntv.cn/2014/12/23/ARTI1419295401587964.shtml，2014年12月23日。④参见：《鸿星尔克，可以进入传播教材的经典案例，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一次“双向奔赴”！》，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79720317_99994436，2021年7月26日。⑤参见：《“梅姨”之谜：被供出4年身份未明，9名被拐儿童4人仍未找到》，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28/c_1127263783.htm，2021年3月28日。⑥参见：《特斯拉公司与车主均称不妥协 美股周一特斯拉股价大跌》，央视网，https：//news.cctv.com/2021/04/20/ARTI5PgcXYhgWcEczSApE7T0210420.shtml，2021年4月20日。⑦参见：《故宫奔驰女自曝，开车进故宫的不止她一个！人民日报：一查到底！》，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67966390_719561，2020年1月19日。⑧参见：《逆行中的老爸，全城为您亮屏!》，人民网，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1/0621/c14739-32135518.html，2021年6月21日。⑨参见：《全红婵夺冠后“极度痛苦”？这家澳媒，必须道歉》，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8月5日。⑩参见：《奥运会的错位时空》，微信视频号InsDaily。参见：《乌合麒麟新作：血棉行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21年3月27日。[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3][法]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M].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9）.[5]白淑英，肖本立.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6]陈相雨，丁柏铨.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治理[J].中州学刊.2018（2）.[7]周勇，黄雅兰.从图像到舆论：网络传播中的视觉形象建构与意义生成[J].国际新闻界，2012（9）.[8]王超群.情感激发与意象表达：新媒体事件图像传播的受众视觉框架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10）.[9]王雪晔.图像与情感：情感动员实践中的图像框架及其视觉修辞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9（5）.[10][英]E·H·贡布里希.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M].范景中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1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2][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3]古大治，傅师申，杨仁鸣.色彩与图形视觉原理—关于看的艺术与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4]王亿本.《时代》周刊封面中国人物的图像隐喻与政治修辞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15][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德]霍斯特·布雷德坎普.图像行为理论[M].宁瑛，钟长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7]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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