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跨文化“观看”与书写主要聚焦在成都自然景观、成都人文景观和成都风物景观三个方面，是巴蜀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有力明证。其中，日本文人对成都自然景观的书写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作为千年古都的蜀都/成都的“气派”“安逸”，同时还有成都之“第一乐园”望江楼、“蜀都最繁华”之东大街、“坚固精致”之九眼桥和安顺桥以及被誉为日本“鸭川”之锦江。成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而吸引日本文人并令其赞叹不已的则主要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水光竹影城西路”的杜甫草堂、“宫中的第一杰作”青羊宫、“神圣”的文庙、“日本见不到”的惜字塔等人文景观。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书写多集中于被赞为“华人的俱乐部”的成都茶馆、蜀都的交通工具轿子和花干儿、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以及展现蜀人之雅趣的花市等等。对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进行美学层面的理论烛照，可知其具有地域化、景观化、文化化、多元化、奇异化、他者化等特质。[关键词]日本文学；“成都”都市景观；观看；风景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与资料整理”（19ZDA289）、四川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计划项目“日本文献中的‘川渝’书写与巴蜀文化东传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寇淑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曹顺庆，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与文论。
成都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早便成为日本文人的憧憬之地。最早入蜀的日本文人可以追溯到元代，佛僧雪村友梅曾辗转长安到达成都，并著有诗集《岷峨集》。五百年后的1876年5月，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井井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翻越秦岭到达巴蜀，他的名著《栈云峡雨日记》即根据此次游历用汉文所作。此书在日本出版之际，卷首还刊登了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撰写的序言，对日本文坛影响深远，尤其是书中对“成都”之都市景观的书写令日本文人对蜀都悠然神往。在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四川省重庆府”被增列为通商口岸。自此以后，众多日本教员、商人、领事等来到四川，他们对成都、对四川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付诸笔墨，留下了大量的日记、游记等文学作品。例如，1905年，山川早水以日本教习的身份入蜀任教，并根据在成都的经历撰写了《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以下简称《巴蜀》）；还有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以下简称《游蜀杂俎》）亦是于1906-1909年在成都担任教习期间所著；除此之外，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撰写的大旅行记等也对成都进行了多维书写。“成都”诸多都市景观，如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青羊宫等等，不仅是日本文人所热衷的游览胜地，也成为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着力书写的对象。“景观”（英语landscape）一词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德语的“Landscipe”或“Landscaef”，该词来自16世纪的荷兰画派。起初，“景观”是作为生态学和地理学的概念，后来用于绘画、美术及艺术视觉领域。再后来，“景观”又与文化结合，发展出了“文化景观”这样的新意指。卡尔·索尔（Carl Sauer）是研究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化景观是“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1]（P.7）。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landscape”的词义不断被阐释、被赋义、被重塑，如泰勒所言，“landscape”一词的起源意味着 “它是与文化过程及其价值相关的人工产物。”[2]而作为现代性城市术语，“都市景观”不仅指都市的建筑或自然地理风貌，也指都市文化及其各种文化形态，它暗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都市空间、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是都市社会活动之载体，亦为区域地理文化之表征。依此定义，“成都”都市景观则应该既包括成都之自然景观，也包括承载着此都市文化活动及其意义的人文景观和风物景观。到目前为止，中日学者对日本文学中“成都”都市景观的研究①极其有限。本文以日本文人创作的一系列游记、诗歌等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跨越国界、跨文化“观看”的“成都”都市自然、人文及风物景观，探寻其在日本文学中的美学特质和价值，强化自然与人文的跨界互渗，促进中日文化的互视、互参与互话，进而阐明并重申成都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观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从其对“成都”都市景观的书写可知，他们最初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成都别具魅力的自然景观。日本文人“观看”的成都自然景观首先表现出地域化的美学特质，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对蜀都整体面貌的书写上。竹添井井在《栈云峡雨日记》开篇便写道：“明治八年（1875年）乙亥十一月，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3]（P.20）不仅如此，在这之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中，日本文人也曾多次表达出对蜀都山水的憧憬、迷恋之情：“成都是我们憧憬之地……天刚放亮，等待城门打开的我们就最先冲进了城内。终于来到了旅途中梦寐以求的蜀都成都，心中是如此激动。宽阔美丽的城内，这就是成都，它现在就呈现于我们眼前。”[4]（P.97）成都对日本文人而言具有与生俱来的魅力，然而，他们遥想的成都与现实中的成都却具有很大差别，对此，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中表示：“或许有人认为四川省都是山峦重叠，峻岭连绵，没有平地。我当初也认为如此。一旦登上巴峡进入省内，则是沃野千里，良田无际，与自己一贯的想象极为不同。”[5]（P.64）可见，日本文人目之所及的成都与“天府之国”的称号极其吻合，而且，当时成都“实乃西部中国之雄镇。”[5]（P.97）对于成都的人口，日本文人也极其关注：“我的确不知道蜀都的人口是多少。有的说有一百万，有的说是八十万，还有说七十万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每天经过征收厘金的海关大门搬运进来的稻谷超过五十万石。”[5]（P.98）由此可知，成都平原沃野千里，雄踞中国西部，人口甚至达百万。中野孤山观察到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成都面貌，进入1920年代，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四川进行了多方调查，在其第18期生（1920年7月8日至11月8日）所撰《粤射陇游》的“滇云蜀水”中，成都既“气派”又“安逸”，“自古以来，成都就作为蜀国的都城而声名远扬，它虽然不是那么漂亮的现代化城市，但作为省会来说算是够气派的。”[6]（P.254）此外，1922年第20期生在《跋涉秦山蜀水》中认为：“成都不愧是三国时代蜀国的都城，舒缓而整洁，使人感到安逸，3里城墙围起城区虽不免使人产生有点狭窄之感，但城内第一大道东大道却有10间之宽，其大气上海也比不了，赞之以‘金铺交映，玉题相辉，比屋连甍，既丽且崇’，也不为过。”[4]（P.98）可见，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眼中，近代成都是气派的、繁华的，堪与中国大上海媲美，又是富足的、安逸的，当之不愧为蜀国之都城。日本文人“观看”蜀都，关注并书写蜀都的自然景观，日本文学中“成都”都市景观的地域化特征表明成都在日本文人心中是一个令人憧憬的特殊存在，也昭示着成都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日本文学中成都自然景观书写还具有景观化的美学特质。日本文人在“观看”望江楼之时，认为其是成都“第一乐园”。对此，山川早水在《巴蜀》中赞美：望江楼是“成都城外的第一游乐园。”[7]（P.133）望江楼“虽以楼命名，实为园的总称。城南各胜地，如武侯祠、双孝祠、二仙庵、青羊宫、杜少陵祠等可数的名胜中，此园才是游人最喜欢聚集的地方。门前的标牌上写道：禁止携带妓女进入。园内到处树竹翠绿，幽静曲池，柴门石梁，奇石陶砌，极具中国情趣。”[7]（P.133）此外，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中对望江楼也赞不绝口：“楼高约五丈余，为四层构造。彩亮凌空，楼椽高挑。从楼上远眺，风景如画；往楼下俯瞰，江水滔滔；放眼前方，雄伟的蜀城进入视野；转睛回眸，开阔的田园尽收眼底。”[5]（P.155）他们在“观看”东大街之时，认为其是“蜀都最繁华的”大街，甚至堪比日本东京的银座大街，京都的“四条”大街。对此，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中写道：“东大街是蜀都最繁华的地方，陈列着蜀锦的店铺鳞次栉比，错落参差，煞是美观……东大街的确是一个漂亮整洁、充满情趣、独具魅力的地方。以我国为例来讲，它相当于东京的银座大街。”[5]（P.139）不仅如此，1921年东亚同文书院第19期生在《思黔蜀之地》中认为：“如果把成都比作京都，那么东大街就是京都的四条大街。道路宽约8米，没有黄包车，却有轿子来来往往，非常热闹。”[4]（P.134）东大街是成都的中心大街，日本文人将其称为日本东京的“银座大街”，又将其与京都的“四条”大街相提并论，可见东大街的繁华漂亮且独具蜀国之特色。日本文人在“观看”九眼桥和安顺桥后印象是这样的：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中赞九眼桥“坚固精致……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巨大石桥。”[5]（P.100）而“安顺桥是木板桥，同样架设在锦江上。桥上并排建有住房，左右两侧还有各种商店，非常热闹。桥中央人来马往，摩肩接踵。”[5]（P.100-101）可见，九眼桥和安顺桥也是日本文人眼中独特的风景。此外，锦江被誉为日本的“鸭川”。山川早水追溯了锦江的由来，并对其水质进行了探究：“锦江原为洗锦之水，故以锦命名。这条江现在还在，虽然江水浑浊，但古时可能是很清澈的。如果自古以来就是浑浊的，岂能洗锦？清浊姑且不谈，能洗其丝，犹如我国的鸭川。”[7]（P.125）可见，当时锦江水质比较浑浊，但是山川早水认为能够洗锦的江水在古代一定是清澈的，故将其与日本京都的“鸭川”相提并论。对于锦江，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大旅行记中也进行了记载：“流经南门的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即所谓古代蜀人在此洗锦的锦江。夏季浊水泛滥，虽然秋冬时节沧然清凛，水底可以拾针，大概可与我西京加茂的水匹敌无差。”[6]（P.91）由此观之，这一时期锦江水质有所改善，秋冬季节“水底可以拾针”，说明江水清澈见底，而且他们认为锦江可与西京②加茂的水相媲美。简言之，日本文人对成都的憧憬决定了他们对成都自然景观的地域化和景观化“观看”，在他们眼中，“成都”自然景观是其与日本类似景观进行比较的对象，例如将东大街与日本银座大街、京都四条大街相提并论，将锦江看成日本京都的“鸭川”等，无疑，他们眼中的“成都”是作为对象化的成都，是日本文人眼中“景观化”的成都，他们怀着新奇感观看成都、体验成都、书写成都，评价成都。“成都”自然景观是日本文人最直接的观察对象，而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成都人文景观则是他们所景仰的对象。对于景观或称风景与文化的关系，美国学者米切尔指出：“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风景这一媒介存在于所有文化中。”[8]（P.5）由此可知，风景既是承载文化的本体，亦是文化的媒介。成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著名的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名胜皆为日本文人对成都人文景观热衷书写的对象，这也决定了其所具有的文化化与多元化的美学特质。日本文人对武侯祠的欣赏，除了其建筑别具一格以外，还因其所承载的忠义精神。在游览武侯祠后，诸葛武侯的忠义精神受到日本文人的称赞与景仰。竹添井井曾作《武侯墓》一诗歌颂武侯的功绩：“阿瞒仲谋草窃耳，高卧南阳不肯起。龙孙三顾何频烦，君臣相契如鱼水。率土谁非汉家臣，鞠躬誓欲扫风尘。蛮酋七擒伏天讨，出师二表泣鬼神。北风不竞我武扬，中原父老争壶浆。俗儒安知王者师，漫言用兵非所长。星陨郡原炎运整，一家热血歼绵竹。家国存亡终始同，惠陵无人杜鹃哭。山色千年犹如故，老柏深藏垂相墓。眼中一掬英雄泪，洒向定军山下路。”[3]（P.96）此诗对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武侯的君臣之情以及武侯的功绩进行了歌颂，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同时，他还将武侯视为日本武士楠木正成，写了一首汉诗名为《又》：“三吊忠魂泣凑河，定军山下又谤沱。人生勿作读书子，到处不堪感泪多（我朝楠公与武侯事相类，楠公墓在凑河上）”，竹添井井在此诗中则对武侯的遭遇表示叹息，而将其与楠木正成相提并论是因为两人皆具忠义精神。竹添井井对武侯祠的书写，对后世日本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东亚同文书院第18期生（1920年7月8日至11月8日）在其所撰《粤射陇游》的“滇云蜀水”中有这样的描写：“过了锦官城锦江，拜访了英雄诸葛亮的武侯祠。它位于南门外五六里处，路上的野草已渐渐变黄，整个四川平原都变成了黄色，只有武侯祠附近坐落在苍松翠柏丛中。进去后便可看见一个冠冕堂皇的殿堂，里面立着一个赞扬孔明功德的石碑，殿堂的上下左右都挂满了刷金的漂亮匾额，前后是石刻的《出师表》，这更使人感到他的忠心义胆。”[6]（P.256）可见，与武侯祠美丽清幽的自然景观相比，诸葛武侯的忠义精神更加令日本文人感到敬佩。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中也有同感：“进人祠内一看，一围两围的楠柏遮天蔽日，昼间都有薄暮之感……身临其境，崇敬之意油然而生。”[5]（P.153）中野孤山身临其境于武侯祠中，他熟谙诸葛武侯的历史故事，不禁观景生情、感动不已。此外，山川早水在《巴蜀》中赞：“武侯祠是蜀中第一名胜古迹。”[7]（P.128）而且认为：“如此地方在中国极为少见。每当祭拜祠堂时我必临此园休息。那种幽寂典雅的景致，令人忘记了天已近黄昏。”[7]（P.129）由此可见，武侯祠景色的清幽典雅也是吸引日本文人的重要原因。除了武侯祠，竹添井井还对杜甫草堂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栈云峡雨诗草》中写有《草堂寺》一诗：“大耳经营壁垒荒，三郎遗迹亦茫茫。水光竹影城西路，来访诗人旧草堂。”[3]（P.104）此处的“草堂”指的就是杜甫草堂。对于草堂寺的来历，竹添写道：“草堂寺自梁时已著名。工部流离秦陇，卜地于西枝村，将置草堂，为诗纪之，未果。乾元己亥（759年）冬，入蜀依严武，其居适与寺邻，遂名为草堂。今祠所在即遗址也。”[3]（P.59）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中也盛赞草堂寺的美景：“此乃一巨刹，寺内甚宽。一年四季楠柏森森，修竹苍翠。”[5]（P.153-154）此外，他还关注了草堂寺的人日习俗：“草堂寺在人日那天，游访的人络绎不绝，有‘锦里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等诗句（‘公’指的是草堂寺祭祀的诗圣杜甫）。”[5]（P.106）对此习俗，山川早水在《巴蜀》中也有描写：“少陵草堂，平常寂静，少有人访。但每年正月初七，当所谓人日时，二里长（日本里数）的田间小路上参拜者络绎不绝，草堂突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7]（P.143-146）可见，成都人在正月初七的人日参拜草堂寺的习俗由来已久。此外，青羊宫被誉为“宫中的第一杰作”，对此，山川早水写道：“双孝祠的西边有数条街、小邑。邑中有一座大寺叫青羊宫，是四川道教本山之一，与武侯祠并列为成都城外两大景观……庭间有一所八角堂，结构的精妙可谓是宫中的第一杰作，这也是我入清以来未曾见过的精巧建筑。”[7]（P.128）可见，青羊宫的建筑具有巧夺天工之妙。竹添井井在《栈云霞雨日记》中对青羊宫也有描述：“归途过青羊宫。规模极大，中设剧场。商贾云集，百货山积，人雷汗雨，殊为可厌。”[3]（P.59）由此可知，青羊宫不仅是道教胜地，还集娱乐、商业于一身。日本文人还关注了成都的文庙和惜字塔。对于文庙，中野孤山在《游蜀杂俎》中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文庙就是圣堂，是祭祀孔子的庙宇。文庙仅成都就有三个，一个属成都府，另外两个归华阳县和成都府共有。三个文庙都庄严肃穆，花柏四季郁郁葱葱，显得非常神圣。尤其是成都府的那个文庙，幽雅气派，每年的二月和八月，要举行祭奠。平时，庙门紧闭，不让人进，但在此祭日，却要把圣域内重重锁闭的左右大门全部打开。”[5]（P.118）可见，文庙是祭祀孔圣人的庙宇，而且主要用于祭祀，足以见出当时成都官方和民众对孔圣人的景仰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而惜字塔在日本则是见不到的，对此，中野孤山强调：“惜字塔在我国是完全见不到的东西。大的塔有一丈高、一间见方大小。惜字塔数量非常多，各学堂都有，用来焚烧书写过的废纸。其命名相当有意思。”[5]（P.121）可见，惜字塔在日本并不存在，是中国特有的文物古迹。对于惜字塔的功用，中野写道：“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尊重文字的国家，历代的书体以及各个时代的雄笔名墨都会刻于金石，保留至今。儿童一进校门，首先以摹写字画开始，然后依照临摹本书写。他们的笔记记得非常认真，字迹美观漂亮，如同出自书法家之手。他们不允许在文字上乱涂乱抹，也很忌讳把写有文字的纸扔在地上任人践踏。像我国那样用来擦鼻涕、擦屁股，则更是一大禁忌。一切废纸都要收进惜字塔中，并满怀无限惋惜之情将其焚烧。不过也有把废纸放在鼎中或干净的地上焚烧的情况。此乃该文字大国中不可忽视的习俗之一。”[5]（P.121）由此可知，当时中国的惜字塔数量甚多，并有将写着文字的废纸在惜字塔中焚烧的习俗，从中可以明确看出中国古人对文字的尊重、对文化的重视。要言之，日本文人对成都人文景观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对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文庙、惜字塔等景观上，这些人文景观承载着成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也即是说，这些景观本身就是文化景观，具有文化属性，是都市文化的载体。成都人文景观所承载的忠义精神、对文化的尊重等中国传统文化是吸引他们观赏这些人文景观的一个要因，日本文人在观看、书写这些文化景观之时，将中国对这些景观的文化认同与其自身文化认同相比较、相结合，进而得出个人的认识与认同，这些认识与认同有些会与中国的普遍认同相一致，有些相悖，有些则不同，具有多元化特点，成都都市景观文化的传播与影响的发生也与这一过程相伴相随。可以认为，成都人文景观为其反观日本自身文化提供了可参之镜鉴。日本文人在做景观化“观看”的同时，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有奇异化的成都风物景观。“奇异化”亦作与众不同之解，即差异性。中国学者金惠敏指出：“差异即对话”[9]（P.18），“言说差异就是将差异带入对话，差异性话语就是渴望对话的话语。”[9]（P.17）日本文人对成都风物景观的“观看”，亦在奇异化、差异性中寻求着中日异文化的互视、互参与互话，而且，其间还伴随着他者化的美学特征。提到成都风物景观，成都茶馆最具代表性，其被誉为“华人的俱乐部”。日本文人对成都茶馆的观察细致入微：“在中国各个城镇逛一圈，进入视线最多的莫过于茶馆。茶馆众多是中国的特色，它遍及各城镇的大街小巷。”[5]（P.122）茶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其社会功能密不可分：“茶馆是华人的俱乐部，是最有益的社交场所。每日的物价以及政治上、社会上的事件，事无巨细，都是茶客口耳相传的内容。在没有报刊杂志的蜀都，这种场所显得尤为重要。”[5]（P.122）由此可知，茶馆既是一个休闲交际的场所，也是一个具有传播媒介功能的特殊场所，还是承载着都市文化的空间。此外，蜀都的交通工具轿子和花干儿（指滑杆）也成为日本文人关注的对象。“蜀都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轿子，可与我国的马车媲美。不过，轿子分好几种，有下等人乘坐的、中等阶层以上的人乘坐的和高官乘坐的。根据其种类的不同，其结构有精致、粗糙之别。下等人乘坐的轿子由两人抬，中等以上的轿子由三个人抬，高官的由六人或十二人来抬。使用最多的是三人抬的上等轿子。”[5]（P.108）轿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日本文人对轿子却很好奇，也正因如此，轿子也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这在东亚同文书院第19期生（1921年6月26日出发，10月12日回校）撰写的《蜀汉之旅》中也有详细记载：“巴蜀之地，随处有河有山，河道行船，陆上则穿山铺石，到处都可得轿子、花干儿、马匹之便，畅通无阻。”[4]（P.51）他们甚至将轿子想象成日本神社前的鸟居：“轿子类似于我国的舆（日本神社入口之门，其形类似于中国的牌坊），结构非常简单，是个大约四尺高的涂黑的盒子，只在前端有个开口，垂着帘子，两侧有窗，设有扶手，并固定有两根用来抬的棒子。”[4]（P.55）轿子的形象使日本文人将其想象成日本神社前的“鸟居”，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见这种想象极其奇特。另外还有一种叫做“花干儿”的简化轿子，1921年东亚同文书院第19期生在《蜀汉之旅》中有这样的记载：“花干儿是四川特有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所谓轿子的简化形式，多是使用四川盛产的竹子，将细圆竹编成骨架，用竹片编的坐垫当椅子，再将其固定在两根用来抬的竹竿上，由前后两个轿夫来抬。这只是下层之人的交通工具，乘用者以小商人居多，我们也得了它相当的恩惠。”[4]（P.55）可见，花干儿是四川特有的，是根据轿子的结构改良的简易的交通工具。中野孤山还对抬轿子和花干儿的轿夫进行了近距离的素描，那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把客人送到约定的地方之后轿夫一定会向乘客“讨酒钱”，而且“这个习俗是四百余州通行的，而非蜀都独有。并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于轿夫，苦力自不必说，就连伙计也会如法炮制。这可以说是国风。”[5]（P.110）此处的“讨酒钱”类似于今天服务行业的潜规则“收小费”，日本文人将其视为中国的“国风”，他们认为“在下等人眼中，乘轿人只是有钱而已，谁要是希望得到伙计或轿夫的诚实和忠诚，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在我国，要想得到伙计、婢女、车夫和马丁的忠诚也绝非易事。在这一点上，大概任何国家的情况都是相同的”[5]（P.110）由此可见，在任何国度，底层人的生活都具有相同的困苦和不堪。相对于蜀都的轿子和花干儿而言，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是在特殊时期使用的交通工具：“东洋车（人力车）和马车，于光绪三十二年3月四川省劝工总会（劝工博览会）召开之际开始出现。当时，在蜀都南门外约有五十辆人力车和四辆马车往来于二仙庵与蜀都之间约七八华里的路段。此乃蜀都人力车和马车之开端。”[5]（P.11）这里所谓的东洋车并非汽车，而是人力车，“人力车在蜀地被称为东洋车，由两个乞丐一前一后地推拉着运转。”[5]（P.112）东洋车是由两名车夫一前一后拉着的人力车，而马车则是由马来驾驭的车。对于车夫来说，东洋车和马车是外来的“洋物”，他们驾驭这两种车并不熟练，“作为文明先驱而出现的东洋车居然是经过这些乞丐的双手才开始了它的初始运转，此等现象可悲可叹。这种事情开世界之先河，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乞丐车夫也始发于此。”[5]（P.112）在日本文人眼中，东洋车和马车代表着先进文明，而驾驭者却是底层的乞丐车夫，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东洋车的名声没有打响，与轿夫的快步如飞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与劝工总会闭幕的同时，五十辆东洋车和马车也就销声匿迹了。”[5]（P.112）代表先进文明的东洋车和马车仅在成都持续使用了四五十天就销声匿迹，也说明这两种车并不适用于大众，与前述普遍使用的轿子和花干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成都的“花市”也极具特色。山川早水在《巴蜀》中这样写道：“据《成都古今记》记载，成都古有十二市。即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创立于什么年代还不清楚，如今尚存者，只有花市。”[7]（P.138）花市被传承下来定有受民众喜欢的原因，这种雅趣是蜀人风雅之表现，中野孤山对花市也给予浓厚兴趣：“我也见到在物质上表现出的蜀人的风雅。就近的成都而论，青羊宫开办的花市、草堂人日的参拜、四月八日锦江的放生会、祠庙园池的布置、盆景的赠答等等，要发现他们的雅趣这些都非看不可。”[5]（P.93）对于花市期间的活动，山川早水考察后发现：“如今名为花市。但实际上是四川大博览会……蜀人都是机灵之辈，如今再不敢称花市，而呼之为赛会了。”[7]（P.138-139）可见，所谓花市是借其名而进行的商业博览会，其中以青羊宫为代表的花市最为闻名：“走入二仙庵内，上百个盆景布满了广场。产于蜀土的奇草珍木，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其中混杂有洋花洋草，连盆景店里都早有文明之花开放。”[7]（P.138-139）在花市中有奇花异草，也有洋花洋草，可见当时成都花市已经具有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这里的“洋花洋草”被誉为“文明之花”，可知在日本文人眼中，成都仍然具有他者化存在的一面。总而言之，日本文人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对成都茶馆以及作为交通工具的轿子、花干儿、东洋车、马车和以花市为名的商业活动的书写上，这些来自“异域之眼”的观看与观察反映了当时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日本文人眼中，与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相比，蜀人更加喜欢轿子和花干儿这样的交通工具，并且将轿子想象成日本神社前面的鸟居等等。日本文人在观看成都都市景观之时对奇异化的追寻，实则是在寻求中日都市景观的差异性，由此观之，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奇异化书写，是建立在中日文化比较和互视的基础之上的，在无意识状态下形成了中日文化间的对话关系，这种差异性对话既是日本文人立足于成都都市景观审视自身文化的出发点，亦是对成都都市景观在文化上的接受与认同。同时，日本文人对成都风物景观的“观看”，也表现出他者化的美学特质。在经历了成都乞丐轿夫“讨酒钱”之后，他们将其视之“国风”，对于驾驭代表着文明先驱的东洋车的乞丐，日本文人认为此事“开世界之先河”，此等事情“可悲可叹”；在写到成都花市的“洋花洋草”时，日本文人认为这是“文明之花”等等，这一系列“观看”与书写无不是出于他者之眼的观察。日本文人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他者化书写，背后的实质是政治话语权的显现。正如安·伯明翰所指出的：“风景——即使是如画的风景——都是一种政治话语模式。”[8]（P.83）在日本文人眼中，日本和西方是当时先进文明的代表，他们书写的成都都市景观自然具有他者化的美学特质，这在近代日本文人的中国游记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具有代表性的实例是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其中充斥着对中国的贬低与厌恶之词。因此，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他者化书写，可以认为是近代日本文人中国观的一个具象表达。综合而论，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观看”与书写聚焦在成都自然景观、成都人文景观和成都风物景观等三个方面。其中，日本文人对成都自然景观的书写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作为千年古都的蜀都/成都的“气派”“安逸”，同时还有成都之“第一乐园”望江楼、“蜀都最繁华”之东大街、“坚固精致”之九眼桥和安顺桥以及被誉为日本“鸭川”之锦江。成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而吸引日本文人并令其赞叹不已的则主要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水光竹影城西路”的杜甫草堂、“宫中的第一杰作”青羊宫、“神圣”的文庙、“日本见不到”的惜字塔等人文景观。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书写多集中于被赞为“华人的俱乐部”的成都茶馆、蜀都的交通工具轿子和花干儿、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以及展现蜀人之雅趣的花市等等。对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进行美学层面的理论烛照，可知其具有地域化、景观化、文化化、多元化、奇异化、他者化等特质。日本文人从日本这一“外部”视角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观看”与书写，不仅反映了当时成都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也为中日文化互视、互识与互话提供了可参之鉴，是巴蜀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有力明证，同时也彰显了成都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魅力和地位。①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有武部健一文的《蜀栈道纪行》（《交通》1994年第4-7期），该文由周郢翻译成中文《日本名人与蜀道》（《汉中师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 期）发表，文章主要介绍了日本文人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及其对蜀道的描写，类似的文章还有石川忠久的《竹添井井与〈栈云霞雨日记〉》（《学鐙》98（4），2001年第4期）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冯岁平《竹添井井及其〈栈云峡雨日记〉》、蓝勇《山川早水〈巴蜀〉与近代四川风情》、吴增辉《穿越历史的沉重——〈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札记》、蒋蕾《山川早水与其〈巴蜀旧影〉研究》、王晓梅《晚清时期日本学者的两部中国西南纪行》、薛玉楠《近代日本人四川游记中的成都形象——以〈巴蜀〉〈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为史料的考察》等，这些文章以《栈云峡雨日记》《巴蜀》《游蜀杂俎》为研究对象，从成都和四川的形象、成都人的气质和风俗、成都的外国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另外，房锐的《清末日本人游记中的成都杜甫草堂》、寇淑婷的《日本文人眼中的近代成都——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为中心》等文章以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成都进行了多维研究。②这里的“西京”指的就是日本原首都“京都”，是相对于现在的首都“东京”而言的。[1]周尚意.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Taylor，K.“Cultural Landscapes and Asia：Reconciling International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Values”，Landscape Research，2009（1）.[3][日]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M].张明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7.[4]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M].李少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日]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M].张明杰主编，郭举昆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6][日]沪友会.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M].杨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日]山川早水.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M].李密等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8][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9]金惠敏.差异即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