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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陈勇勤)

2018-02-02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摘  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本源,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总体上紧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始终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关注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始终关注制度建设。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陈勇勤(1957-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指出:

第一,“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二,“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党“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

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第四,“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第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概括来说,以上精辟论述有两大要点。其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本源,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创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二,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国”,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

恩格斯说:“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意思很明确,经济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涉及两个问题,为什么有“无产阶级解放”,“解放的条件”是什么。

无产阶级解放是因为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即“人对人的剥削”,阶级对阶级的压迫。“贫穷工人人口”是“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从历史发展可以总结出:“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共产主义者“自己的主要要求”就是“废除私有制”。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质”是“同这种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是“无偿劳动的占有”,生产过程=“资本生产的过程”。(2)资本是“劳动所创造的”但却成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奴役他人劳动”“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资本是集体的产物”,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3)“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就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即“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亦即废除“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或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消灭私有制”;也包括“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4)在革命运动中,共产党人“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变革全部生产方式”。这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以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为最终目的的制度变迁,表现为共产党人的“目的”,首先是“用暴力”的“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或者说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最终实现并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1)应当是“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2)应当是针对“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显然,前者必将“无”,后者始终“有”。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实现“共产”后,以“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并且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实现人们共同生存。从这一点来看,首先是辩证地认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再扩展到“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再进化到“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的“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或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劳动当做同一尺度来计量的“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不同等的个人……用同一尺度去计量”难免产生贫富差距,“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总之,“全面发展的个人”指“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是“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可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根据马克思给共产主义“社会形式”下的定义即“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或它所指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包含两点:一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要点在“发展”涉及“每个人”和“一切人”;二是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要点在“发展”要求“全面”和“自由”。“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所以,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追求自由的最崇高的理想中历史地诞生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依据对当时情况的分析具体谈论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也即夺取政权问题。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这“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人从……一切异化包括政治异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改变“人的全面异化的社会关系”。但是,没有任何现实材料可让他们借以分析并准确预言革命的武装阶段结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

从恩格斯说的“合理的想法”来看,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既要“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又要“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势”。在“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上,基本点显然是“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劳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级对立”,即“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

“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由此看来,按照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应当是主要解决分配方式问题。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其中指出:分配和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和交换来决定。由此导出对“现代社会主义”的设想。“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在一定意义上才……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赞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并指出恩格斯在1844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恩格斯曾说,以多种译本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流传”最广泛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实际上也包含“阐明马克思和我……的见解”。明确了“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恩格斯指出:“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的“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是对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因为“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

对于“空想”、“混合物”、“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与此相关:(1)“社会化生产”=“按社会化方式生产”。(2)生产力有两种情况,一是“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即生产力“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二是“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或“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即“社会占有生产力”,“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3)“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这是“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包含于“资本主义革命”;二是“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这是“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包含于“无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时特别提示,需要关注“道德观念的易逝性”和“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

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已历史地为人们所认识”的社会主义的研究,弗兰尼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完全有既定的历史含义、既定的历史使命,这些含义和使命清楚地反映在人的存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自由问题之中。社会主义民主和新人道主义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人的进一步解放在实现个性自由和人的自由的新形式中、在实现人对其他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新形式中已有了自己的根基。”正是“社会主义开始实行人的解放的新阶段”。一方面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仍然存在的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另一方面要看到,“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不会再把生产力的发展理解为目的本身,而是理解为一个更深刻的目的所具有的效果——人的进一步解放”。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1 39146 51 20197 0 0 6363 0 0:00:06 0:00:03 0:00:03 6363trong>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的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相联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1)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2)时代特征指“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结合当今时代条件”,以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3)中国特色指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中国特色”,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固定模式。

只要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固定模式,那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会有固定模式。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如果“政治形势已经改变”,那么“其实际运用”显然“已经过时”。

马克思曾谈到俄国学者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试图要给出的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用马克思的话说,该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它是超历史的”,如果使用“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实际上也是告诫人们,具体实践的社会主义不会是公式化的一般模式。

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让我们满怀信心地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理论摸索”表明,社会主义道路从来就没有固定模式可以拿来使用。

正因为社会主义道路从来没有固定模式,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既然“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艰辛理论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清晰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并且以“三个坚持”“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发展”更需要“自信”,“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主要体现在“八个‘明确’”,(2)由“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总体上紧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1、始终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坚持’”之一“坚持以人为本”时指出:“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之一“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阐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即“十四个‘坚持’”之一“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时再次指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既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又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的必有内涵。(1)“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是通过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先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然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2)社会主义是“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共产”不是目的,共同生存才是目的。“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各国人民可以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文明共存”。这方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共产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要同舟共济”,“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

再看,“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中国和世界都包含的“共享”,也体现出以共同生存为目的。

2、始终关注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

价值实际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它不胜枚举。譬如,(1)“美好生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劳动关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优美生态环境”,“勤劳守法致富”,“收入分配更合理”,“共同富裕”。(2)“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事业为上、公道正派”的“好干部标准”。(3)“男女平等”,“孝老敬老”,“尊师重教”,“公民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价值实际上又包含在文化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价值既有国家性的,也有世界性的。(1)在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定位,“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国家价值观包括:“和平”“稳定”,“互利共赢”,“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始终关注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这包含“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用制度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用制度保证加强创新能力和提高实体经济水平、用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深意,也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恩格斯曾谈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但也没有“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明确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可以说,制度主导经济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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