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披露｜江青的冷酷与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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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银禄

来源：作者著《我给江青当秘书：庭院深深钓鱼台》

我接到“父病故速归”的电报

1968年1月2日，我调到江青办公室工作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我看过电报以后，归心似箭，真想请个假回去看看，亲自伺候伺候生我养我、含辛茹苦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心想，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到这里工作，情况还未熟悉就请假回家，实在难以开口，于是就默默地把电报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没有向任何人讲，把难过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怎么也控制不住难过的心情。男儿有泪不轻弹，亲人离世泪满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阎长贵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江青还没有起床），汪东兴批准我回去料理老人的丧事。

汪东兴考虑到我调到江青处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和江青接触，阎长贵还没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处理，她不会找我处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无须再报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老家了。

汪东兴批准我回老家以后，阎长贵派人替我买了火车票，又派车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就这样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还没有顾得上环视周围的亲人，就直奔父亲居住的南屋，一进房门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腊黄、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的老父亲。我快步跑到父亲的遗体旁，抱着他的头痛哭起来，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亲埋葬在我家的祖坟上。

父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原本想，掩埋了父亲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动弹，无法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养病。

第四天，中央办公厅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毛尚元干事到我家，催我赶快回北京，并带来汪东兴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当时，我上吐下泻还没有止住，高烧还没有退下来，身体十分虚弱。我的老母亲不愿意我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几天。经过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说：“在外边工作，不自由，身不由己，还是国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给国家了，忠孝就不能两全，快点回去吧，不能为了家的事，耽误国家的大事。”我听了老人的话，想马上走，可是站不稳，走不动，况且，我的家离定县火车站有45华里，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怎么到火车站呢？还是毛干事有办法，他从当地驻军三十八军要了一辆吉普车。当时，定县的群众分两派，形势比较乱，部队的领导怕我们不安全，车上一位干部腰挎手枪，一位战士手持冲锋枪，把我护送到火车站，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东兴的住地。

由于在火车上折腾了一天时间，我两腿发软，心发慌，一走进汪东兴的会客室就昏迷过去了。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见此状，立即叫来医生，给我吃药、打针，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以后，我发现汪东兴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你父亲刚刚去世，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呢？因为你回家前，王力、关锋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经过医生的治疗，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就回到了钓鱼台。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阎长贵被带走的事件。

江青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

阎长贵是1月9日被抓走的，1月10日下午2点钟左右，江青起床以后，打铃叫我。我听到铃声，就小心翼翼地走进她的办公室。

她说：“我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柜子里有一档（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时候，你给我取回来，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丢了，也不能搞乱了，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我像在部队里那样大声地回答道：“记住了，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说完了，准备起身离开。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讲话的声音不能小点吗？速度不能慢点吗？你 32 41729 32 13552 0 0 7649 0 0:00:05 0:00:01 0:00:04 7647话跟打机关枪一样，我受不了哇！对这点规矩，你必须记住！”

我小声说：“好。”

我参加工作10年，虽然远距离地见到过不少中央领导，可是，如此近的距离和如此大的人物一起谈话，还从来没有过，但我却丝毫没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紧张。

回到我的办公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到内衣湿漉漉的，我脱掉外罩绒衣一看，衬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午饭，我听到打铃声，她叫我，我进入她的餐厅，见李讷端坐在餐桌的南边。我没有看见江青的表情，就低声慢语地问江青：“你叫我，是不是让我在你午休的时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来？”

我站在她旁边大约等了一分多钟，也没有听到她说一句话。这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发现她的下巴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她咬牙切齿地大声喊道：“谁叫你去取文件？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经请示汪东兴同意，回去料理丧事去了。”

江青听了我的回答，大声地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他们把你支走的，他们好干坏事。”

我听江青这样说，就忙解释说：“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来的，我父亲是真去世还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

江青听了我的解释，认为有失她的威严，大声吼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的父亲？如果不是，看你作如何解释？如果不是你父亲，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一双筷子狠狠地往饭桌上一摔，其中一根筷子反弹起来落在地板上。她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我的心情紧张极了，觉得两腿在打哆嗦。这时，我盼望李讷替我说几句解围的好话。李讷只说了句：“杨秘书，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她妈的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她能说什么呢。江青下令叫我滚，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含着泪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躺在床上，难过极了，失声痛哭起来。

面对着洁白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的父亲生于1894年，74岁离开人间，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解放前，给地主扛长活，逃荒要饭，受尽统治阶级的欺压和剥削。解放以后，我家分得了土地，日子应该好过一些，可是，我有四个姐姐，其中三个姐姐先后出嫁了，但家庭负担仍很重。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哥哥、弟弟和我送进学校读书。他们盼望我们将来有个出息。当时弟弟还小，母亲身体不好，全家六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人劳动，日子过得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平时没有好吃的，就是偶尔有一点点，也是让给年小的弟弟和多病体弱的母亲。

我父亲劳动强度大，肚子吃不饱，不到60岁，腰就挺不直了，一到冬天，气管炎复发，彻夜不停地咳嗽。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忠厚朴实，勤劳善良，再苦再累也能做到任劳任怨。他脾气特别好，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也很少发脾气，更没有打骂过我们。我们对他老人家特别敬重，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很想孝敬他，但是又苦于没有经济能力。我参加工作以后，离开家乡，更没有机会孝敬他。他离开人世之前，我也没有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没有亲手喂他一口水、一口饭，也没有说上一句安慰话。他病重时，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想在断气前见我一面，但他没有如愿，想来想去，我深深感到很对不起他老人家。他的去世，使我万分悲痛。

身为中央领导人的江青，对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亲人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安慰，还扬言派人扒开坟墓验尸，我真感到来她这里工作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

我越想越感到委屈，越想越觉得气愤。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打电话给汪东兴，想把心中的苦闷向他倾诉。我说：“汪主任，请你赶快来吧，我在这里干不了啦。”

汪东兴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啦？”

我一边哭一边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了以后就知道了。”

没有等多长时间，汪东兴就真的来到了11号楼。

汪东兴来了以后，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但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诉说了一遍。我说：“这里的工作我干不了，一是我没有能力干秘书工作；二是我不适合在她这里工作，她不信任我，没法干；三是我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你快点叫我回去吧。你不是说过，不适应这里工作再回警卫团吗？……再说，她不是叫我滚吗？我滚就是了。”

汪东兴听了我的诉说，脸上出现比较复杂的表情，他说：“她叫你滚出去，是叫你赶快离开她的餐厅，并没有说她不用你了，我现在还不能把你带回去。我跟她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她是用你还是不用你，如果她的确说不用你了，我再把你带回去也不晚。”

汪东兴等江青午睡起床以后，来到她的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汪东兴从楼上下来，对我说：“她是怀疑我把你支回家去了，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你在这里再干一段时间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她又的确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卫团。”

我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汪东兴。他又劝导说：“批评是动力嘛！要经得起批评嘛！”

“有她这样批评人的吗？太伤人的感情了。”我生气地说。

“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么理可讲嘛。”汪东兴显然是对江青这样的做法不满意，也不让我再说下去了。

汪东兴是我的上级，我认为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轻声地说：“那就听你的，再试试吧！”

婚事带给女护士的厄运

1967年10月中旬，组织上为江青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调来一位女护士，她的名字叫周淑英，江青叫她小周。

周淑英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健康的身体，大而有神的眼睛。性格虽然不太活泼，但她爱说爱笑，笑时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她留着一头标准的军人短发，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出身于贫民家庭，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儿红、苗儿正，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为能调到中央机关工作而感到光荣，凭着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尽心尽力地工作。

江青醒着的时候，小周伺候她吃饭、吃药、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针、洗澡、冲牙、换衣服，跟着她出去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以后，小周还要为她洗衣服、熨衣服、测气温、看风向……繁重的工作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小周疲惫不堪。没有过多久，她就变得面黄肌瘦了，活泼的神情不见了。她即使是到了那个样子，还是强打精神，硬撑着坚持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发高烧，小周废寝忘食地精心护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在漆黑的屋里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任何声音。黑天陪护，白天还照常工作。江青平时就好出汗，发烧时出汗更多，稍出一点汗，就叫小周换内衣、换被子，把换下来的被子立刻抱到外边晾晒。有时来不及晾晒就用电熨斗熨干，准备了六条被子都倒不过来。就这样，小周五天五夜没有合眼。有一次，她给江青送饭时困得睁不开眼，迈不动腿，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动。有好几次摔倒在地，昏睡过去。我们看在眼里，心疼得直掉眼泪。

有一天中午，小周到机关食堂吃完饭，骑着自行车回10号楼时，由于精力和体力不支，一下子撞在一棵大树上，人跌倒在地就一动不动地睡着了，直到被别人发现后，被搀扶着回到10号楼。

1971年，小周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有一天，她对我说：“老杨，我找了一个对象，我们打算最近结婚。现在江青同志身体比较好，我想这几天抓紧时间办事，最多请五六天的假。我不敢跟江青同志说，拜托你跟她说说，她同意，我们就办，如果不同意，再拖一拖，没有关系的。”

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小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想任何当领导的都会支持并表示祝贺。但是，江青这个人与常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她最嫉妒别人结婚。我想，对这位护士的结婚请求，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一天下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吃了麦片，到办公室办公（她睡了一大觉，起床后是一天中情绪最稳定的时刻），我去向她请示小周要求结婚的事。

没想到，江青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说：“那好哇，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成人之美嘛，向她表示祝贺！”

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又问道：“什么时候结婚？请几天假？”

我说：“你这不是同意了吗？她想最近几天就结婚，准备请五六天的假，办完了事马上回来上班，她不想过多耽误工作。”

江青说：“结婚是终身大事，多休息几天没有关系，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结婚很累人，多休息几天。”

我高兴地说：“我代她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说：“你叫她到我这来一下。”

小周来到江青的办公室，江青当面向她表示祝贺，并送给她两块布料，作为结婚礼品，小周很受感动。

可是，当小周离开钓鱼台10号楼的时候，江青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发脾气了。

她的下颚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厉声厉色地说：“这个小护士，她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我精神、身体都不好，正需要她的时候，居然离开我，结什么婚？在她的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为了革命工作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生孩子！你们告诉她，她既然走了，不管我了，伺候她的男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守着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见到她！”

那时，由于通信联络不方便，对江青后来的态度我无法告诉小周。小周后来还是没有逃得了厄运。

我记得1971年11月份，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干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

当时汪东兴劝那个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如果按照她的意见办，将来会被动的。那位大人物说：“这是首长交代的事，一定照办。”

汪东兴说：“你一定要坚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你就给我写一个收条，说明你已按照江青的意见从中办五七学校把小周带走了。”

小周一到北京，就被送到西部某处，关进一间小房子里，窗子用木板钉死，还专门派了两位女同志“负责她的生活”，解大小便都由两位女同志跟随到厕所。可怜的小周从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小周被突然的打击搞得糊里糊涂，她在那间黑洞洞的屋里大声问看守：“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把我单独关在这间房子里，不能自由行动？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两位看管小周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位很同情小周，对小周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好好休息，保全自己，将来会搞清楚的，你千万别做傻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周仍不见什么动静，急了，大声疾呼：“这究竟是为什么？把我不明不白地关在这里？如果一个人犯了天大的罪总得审讯吧，为什么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问我。”

小周这样一闹腾，惊动了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

他问了小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1969年6月，你跟随江青到上海，一天早晨江青起床以后，你在江青的卧室拉开了几扇窗帘？看到什么了？另一个问题是：1970年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住在哪儿？林彪住在哪儿？

小周认为这两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便说：“在上海时，江青的卧室拉开几扇窗帘，要看时间的早晚、天气是晴是阴，以及江青在不在卧室而定，天气晴朗就少开几扇，天气阴就多开几扇；江青在卧室就少开几扇，不在卧室就多开几扇。多开几扇或少开几扇窗帘还会有什么问题吗？至于在庐山，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你去问汪东兴、张耀祠同志，我知道也不能讲，这保密。林彪住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天真无邪的小周哪里知道，问的这两个问题正是江青诬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务的两条罪状。

这位副部长听了小周的回答，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69年6月，在上海。一天中午，小周伺候江青起床时，按惯例顺手拉开一扇窗帘，这时有两个哨兵巡逻，从窗外走过去，小周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个哨兵。江青却犯了疑，当天下午，江青叫我打电话把张春桥叫去，江青问他：今天中午有两个人从窗外走过去，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企图？查清楚立即告诉我！

第二天，张春桥到江青的住地报告江青调查结果。张春桥说：“昨天中午从你窗外走过去的那两个人是保卫你安全的两个哨兵，没有发现什么不轨行为。我已告诉他们，以后哨兵巡逻时，不要离你的窗户太近，以免影响你的休息和办公。”

当时江青相信了张春桥的调查，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两年过去了，林彪叛国出逃，江青又提起那件事，硬说那天是小周和空四军联系好的（空四军是林彪集团成员王维国领导的部队），趁江青起床拉开窗帘之机企图用枪打死她。

再一件事就是1970年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小周同两位工作人员趁江青休息时间，到离江青住地只有200多米远的小卖部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的确良布，来去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不料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和王秀珍看见了，便向江青告密说：怀疑小周在庐山期间到林彪的住地去过，给林彪通风报信。

这两件事情原来有这样的背景，任凭小周多么聪明，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样复杂。

又过了几个月，对小周的“问题”没有人问津，小周忍不住了，又大哭大闹一顿。果然惊动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他去了以后，对小周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闹得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小周趁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她说：“我给江青当护士时，尽心尽力地为她服务，努力工作，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我对江青也是问心无愧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那位大人物听了以后说：“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相信党嘛，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这时，小周看见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也在一旁，便提高了嗓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实事求是，不冤枉任何人。”

小周故意提高声音，是想让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听到，好让他把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的消息传出去，以唤起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同情，替她说话，为她申冤。

我们和小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小周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感到人人自危。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如果继续在江青处工作，谁也逃脱不了跟小周一样的下场。我们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想寻找机会发泄发泄。

终于有一天，汪东兴到钓鱼台10号楼办事，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拉住他，不让他走，请他听听我们的意见。汪东兴只好坐在小会客厅耐心地听大家发言。大家纷纷问道：“小周有什么罪？为什么那样对待她？小周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也不在这里干了。”

汪东兴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小周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了解一下，你们别着急，她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以后，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报告说：“我刚才到江青同志那里去了一下，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心情不平稳，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主席问：“为什么？”

汪东兴说：“江青同志原来有个护士小周，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怀疑她有问题。江青同志那里的工作人员证明小周是个好同志，没有任何问题，纷纷要求把小周放出来。”

毛主席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很生气，立即指出：“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

1973年初夏，我们听到小周被释放的消息，十分高兴。但是，没过多久，我和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送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学校劳动。

我记得到了“五七”学校以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连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小周是从五七学校抓走的，释放以后又被送回五七学校）去看她。小周看到患难与共，久别重逢的战友，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们两位男子汉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们既为小周的获释而高兴，又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难过。

小周后来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关押我的时候，有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个对我态度不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待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待什么？我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我始终是忠于党，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当时，我觉得太冤枉了，太难过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的一块灰的。我看到这两块布就气得不得了。我用一条蓝头巾包得好好地给江青退了回去，凡是她的痕迹我一点也不留。不知道为什么，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给我退了回来。当我看见又把东西退了回来，一气之下，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个粉碎。”

我向小周解释了那些东西退回来的原因：当时，汪东兴对我说：“小周退给江青的东西如果江青收到了，非更加激怒了江青不可，江青一定会往死里整小周不可。”所以，我又把东西退给了小周，这也是为了保护小周，免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小周说：“当时我是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我的情绪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我房里有绳子，不想再活在世上了。后来我又想，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组织，相信党中央，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了，我终于活下来了。”

小狗引发的冤案

有一段时间江青对养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是养了一只大狼狗，起名大黄，后来又养了一只小黄狗，起名叫小黄。那段时间江青真是爱狗如命，玩狗入魔，命令工作人员定期为小狗洗澡、梳毛、洒香水。“小黄”的名字只能她一个人叫，不准别人叫，怕小狗对她疏远，对她没有感情。但洗澡、洒香水的任务却交给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

1972年一个傍晚，江青吃完饭，告诉护士赵柳恩，把她特意给小狗留下的饭菜用碗装好，放在楼门外，等她从大会堂开会回来喂狗。

小赵遵照江青的吩咐，把狗食装在一个碗里，并用菜碟把碗盖好，放在楼门外。

小赵是广西柳州市人，当时只有23岁，长方脸，高个头，大眼睛，白皙的皮肤，说话细声慢语，微笑时脸上出现两个小酒窝，口中露出两个小虎牙。她的动作文雅而得体，显现出一个典型的南方姑娘的温柔。可是，她到江青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神经高度紧张，工作劳累，生活无规律，休息、吃饭无定时，青春活力很快就不见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那天晚上11点，江青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要喂狗。小赵赶忙去取狗食，走出楼门，一看，不好了，狗食没有了，小碟子在一边，碗倒在另一边。

原来是江青开会时间较长，回来的时间晚了，小狗实在太饿了，循着饭菜的香味找到了装狗食的碗，便把小碟子拱掉，不客气地把碗里的饭菜吃了个精光。

心情十分紧张的小赵，把狗食失踪的情况如实报告了江青。江青听了以后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心中却已经充满怒气。她故意假装心情平静，把工作人员叫到楼门厅，叫大家围成一个圆圈。秘书、警卫、司机、护士、厨师、服务员等，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个个都十分紧张，不知道江青又要借题发挥，做些什么无理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江青抱着小狗出了大门，然后把小狗放在地上，看小狗有什么反应。一开始大家莫名其妙，不明白江青的这一举动是什么意思，可是一刹那间，都醒悟过来了。原来江青是利用狗和人之间的感情来“破案”。她把小狗抛出去，狗奔向谁，此人就是喂狗的“罪魁祸首”（江青特别忌恨别人喂她的狗，因为别人喂她的狗，会破坏狗和她的感情），亏她想得出。此时，只要小狗奔向哪位工作人员，他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大家紧张得心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生怕小狗奔向自己。

江青刚刚把小狗抛出去，懂人性的小狗就立即转身奔向江青。她又把小狗抱起来，转了两圈（自认为植物神经衰弱的江青转了两个圈，也不喊叫头晕了），把小狗第二次抛出去，小狗又转身奔向江青的身边。

江青的拙劣表演，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弄巧成拙，便恼羞成怒地、恶狠狠地对小赵说：“喂狗的就是你。”

天哪，小赵的确没有喂狗，于是摇了摇头，为自己申辩了几句，江青见小赵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她，便咬牙切齿地拉着长音骂道：“你不是喜欢狗吗？你就和狗一块滚吧！”

当即命令我把小赵和狗一起连夜送到中央警卫团在半壁店的农场去。

同志们对江青的这种卑劣做法感到很气愤。可是，她手中又掌有置人于死地的权力，大家敢怒不敢言，只得委婉地替受冤屈的小赵求情。

有人说：“今天是星期六，天又这样晚了，在农场的都是男同志，一个女同志去了没有地方住，今天就让小赵在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作安排吧。”

江青大声喊叫道：“不行，我说出的话是从来不会收回来的，赶快叫她走，她不是喜欢狗吗？让她和狗一起睡觉吧！”

当天晚上，我们不忍心把小赵送到一个陌生的农场去，就瞒着江青把她安排在钓鱼台17号楼二层一个房间休息。

把小赵安排好以后，同志们轮流给她送饭、送水，不让她下楼，以避免她和江青碰面。我们还告诉钓鱼台管理处的领导和在17号楼做服务工作的同志，千万为小赵保密，谁也别说小赵在17号楼住。管理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也非常同情小赵的处境，共同保护了一个无辜的好同志。

小赵在17号楼躲了一个星期，委屈难过地痛哭了一个星期。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两眼红肿，面色憔悴，精神恍惚，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在极度难过的时候，就默默地站在毛主席像前，小声说：“我可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江青的事情，小狗不是我喂的，我是冤枉的呀！你老人家洞察一切，请你老人家快点救救我吧！”

江青红运当头，脾气古怪，同志们有多大的委屈，都是深深地埋在心底，谁敢向毛主席报告呢？即使是毛主席知道江青做了坏事，批评了江青，江青也会寻找报复的机会的。无奈，我们对小赵只能表示同情，耐心地去劝导和安慰，请她想开点，历史会证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我们知道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因此，我们几位工作人员商量着做了第二手准备。江青叫别人伺候惯了，别看她在恼羞成怒之时，把小赵赶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要叫小赵回来，因为小赵聪明、勤快、文静。我们想：如果江青叫小赵回去工作的话，问起小赵有关农场的情况，小赵肯定回答不出来，露了馅就更糟糕了。于是，我亲自开着汽车拉着小赵到中央警卫团半壁店农场看了一看，并叫小赵记住该农场有多少人，种了多少棵树，养了几头猪，等等。

果然不出所料，小赵离开10号楼以后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江青觉得一个护士不够用，又命令小赵回10号楼工作。小赵一听要回到江青身边，立即毛骨悚然，执意不回。我又做小赵的思想工作，对她说：“咱们拗不过她，好汉还不吃眼下亏呢！你回去的本身就说明你是无辜的。”小赵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一经劝说，也就想通了。

小赵回到10号楼之后，江青果真问起了农场的情况，小赵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没有什么漏洞，这使我心中的石头掉下来了。

我想，江青在处理小赵的问题上似乎是觉得自己错了，她叫小赵和狗一块走，又叫小赵回去工作，这似乎表示了一种姿态。但是，她这个人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尤其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不认错，就更错。叫你走，你就走，不走不行；叫你回，你就回，不回也不行。

江青召开的组织生活会

刚到江青那里工作时，我的组织关系是属于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也就是一组党支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是党支部书记，江青办公室是该支部的一个党小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从中南海搬到了钓鱼台，那个时候，在江青处工作的共产党员到中南海参加一次支部大会很困难。党的九大以后，经上级党委批准，江青处单独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这样过组织生活就比较方便了。当时，江青处支部共有党员11名，其中包括江青，同志们选举我为这个支部的支部书记。

除了江青以外的其他10名共产党员，都是经过组织上严格审查，认真挑选去的，除一名特级厨师程汝明同志外，都是部队中的年轻干部。大家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都比较强，都能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党章的规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的内容大都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汇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江青虽然是我们支部的一名党员，但是，从来不参加我们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因为她是一名特殊党员，每次召开组织生活会，也不敢通知她。

有一天，江青突然决定要召开组织生活会，并告诉我她要亲自参加。江青的反常举动，使我摸不到头脑。后来才知道，护士小周被江青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以后，她的“罪行”材料还没有找到。江青明白，只靠上海市那两名亲信提供的情况和自己捕风捉影捏造的材料把小周打成“反革命”证据不足。如果小周的问题被毛主席知道了，问起来，她无法解释。

于是，江青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办法，决定以组织的名义搞一份小周的“罪行材料”。当天晚上8点许，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开始。江青以特殊党员的身份，坐在大家的面前。她提高嗓门说：“今天的会议由我来主持，我有重要的话要说，你们都要注意听。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以前之所以没有参加过你们的组织生活会，是因为我的组织生活是在中央政治局过的，我参加的是高层次的组织生活会，可以讨论重大问题，决定重大问题，和你们的组织生活会远远不是一个层次。我今天参加你们的生活会，你们应该感到光荣和自豪。以上是我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江青接着说：“我今天参加你们的生活会，主要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修反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们要知道，我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有人说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我的确是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陷害我。你们的责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我，忠实地为我服务。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别糊涂，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不好好为我服务，就是对党未尽到责任。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对我不忠，就是对党不忠。对我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对我的态度问题要提高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我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林彪等人对我恨之入骨，可把我给害苦了。你们如果对我是忠诚的，听我的话，就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爪牙们的罪行。”

江青停顿了片刻继续说：“你们如果揭发问题有功，我就犒赏三军。”说到这里，江青拿起一块小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然后将小毛巾狠狠地用力往茶几上一摔，说：“如果有人知情不报，有意包庇坏人，后果你们是清楚的。”

接着，她顺手抄起一块大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说：“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主要要说的话，就是那个小周的问题。你们不要为她表面老实的假象所迷惑，她可是林彪、邱会作派到我身边的坐探。你们在座的同志对党要忠诚老实和无限热爱，对林彪及其死党要无限地仇恨。一个‘爱’字，一个‘恨’字，这一字之差就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了一个立场问题。如果要证明你们的立场是对的，是坚定不移的，你们就毫不犹豫地、勇敢地、认真地揭发那个小周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我是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你们企图对我耍什么花招，想对我隐瞒什么，休想！在我出生入死对敌作斗争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论年龄，我可以生出你们来。”她看了一眼程汝明老厨师，又说，“老程师傅除外。我再强调一下，你们如果不揭发小周的问题，今天晚上谁也别休息，谁也过不了关。我现在到办公室看文件，等着看你们写的揭发材料。你们可以大家发言，一个人作记录，然后进行整理成文嘛。”说完，江青就拂袖而去了。

江青走了以后，由我主持会议，请刘真同志作记录。大家相视而坐，心情沉重，一个个发着愣，谁也不开口说话，我觉得空气快要凝结了。大家都在想：今天晚上如果对小周不搞出几个“问题”来送给江青的话，肯定过不了这一关。可是，小周除了天真、纯洁、老实、勤奋、任劳任怨以外，还能有什么呢？她的品质和实际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谁能忍心往洁白无瑕的纸上抹墨呢？

就在大家紧张地思考问题的时候，江青接二连三地打铃催要揭发材料，给本来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几许恐怖。我们10位共产党员，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来自不同的单位，都受过党的严格训练，都富有正义感和一颗善良的心。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绝对不能昧着良心，违背党的原则，去陷害一位纯洁无瑕的好人。但是，如果我们给江青一个字不写，就过不了今天晚上这一关。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个材料。现在回忆起来大概的意思是：小周同志为人忠诚老实，能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工作不怕苦累，爱学习，肯钻研，有一定的护理工作经验……缺点主要是性格比较脆弱（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周受的委屈太多，有时哭鼻子，掉眼泪）。

当时大家委托小刘归纳同志们的意见，整理好以后，念给大家听。念完以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对，就是应该对小周有这样一种评价。”

我是支部书记，这份材料应该由我交给江青。我拿起那份材料一看，斗大的字还没有写满一张16开的纸。其内容又和江青想象的根本不一致，她看了以后肯定通不过。但是它毕竟是以党支部的名义写成的材料，我硬着头皮也得交给江青。

我来到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的脸仍是有些阴沉，便把材料递给江青。

江青接过材料，仔细看过以后，阴沉的脸更加难看了：“这写的是什么东西！这哪是揭发材料？这不是给她评功摆好吗？我看你们是包庇她，合起伙来对付我呀！”说着说着用力把材料摔在地上。

我一脸尴尬，出现这种情形是我预料之中的，但当时还是感到很难堪。我没有作声，准备挨剋，如果作声，她会说我顶撞她，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火烧身，保持沉默是自我保护、等待过关的唯一办法。我知道，她的精力是有限的，她在会上大讲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的材料，精神气很快就会消耗尽了。她也明白，虚张声势地吓唬了那么长时间，才看到了这样一份材料，再想向我们榨取她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江青无精打采地说：“唉，材料就这样吧，这也有用。”于是，她自己没有趣儿地弯下身去，把材料捡起来，锁进了她自己的铁皮柜内。

我走出江青的办公室，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我看到天空中有几颗星星在眨巴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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