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困惑与伦理思考
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李俄宪主编
《挪威的森林》发表于1987年,是村上春树的经典之作,在日发行量达近千万册,先后被译介到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与小说热销相呼应,学界也表现出高度关注,认为它是“考察村上春树时不可不论及的对象”。那么,促使小说被广泛接受及批评的缘由是什么? 有观点认为,是小说中洋溢着的孤独感、丧失感、无力感引起了全世界读者的普遍共鸣;还有观点认为,这与小说的语言及文体特色不无关系。实际上,应该把真正原因归结为村上借渡边之口发出的伦理诘问“我现在在哪里”。换言之,“我现在在哪里”的伦理诘问反映了日本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伦理身份困惑问题以及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探索。
一、伦理身份的困惑与选择
《挪威的森林》扉页上献词“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就是对小说主人公直子的悲剧性预言。直子是一个深得父母疼爱、朋友喜欢的女孩,但为何最终选择“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自杀而死? 这是因为她无法解决自己遭遇的伦理身份危机。
首先,直子在同木月恋爱中无法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从而陷入身份困惑中。从3岁起,直子便把自己封锁在与木月的二人世界中,青梅竹马,情同兄妹。直子慢慢长大,那种两小无猜的情感转变成了恋人情感,因而她决心要做木月的恋人。这是她一心渴求的身份,也是她所认可的最为重要的伦理身份。然而,直子由于无法同木月完成性爱,开始对自己的这一身份产生强烈质疑。在直子看来,性爱是对自己恋人身份的确认,不能完成性爱则是对自己恋人身份的否定。由此,直子开始陷入自己是不是木月恋人的伦理困惑之中。
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恋人关系应当以独立个体存在为前提,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相互爱慕、心灵相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需要以当事人的恋人意识为前提,即性别意识、情侣意识、婚恋意识等。但是,直子是缺乏这些意识的。一方面,她坦言“至于自我,由于可以相互吸收和分担,也没有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认为自己与木月“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因为可以“光屁股”,所以性别意识尚未形成。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尚不具备性别意识的两个人能够成为一对真正的情侣。显然,直子缺乏两性有别的伦理意识,这造成她质疑自身木月恋人身份的伦理困惑,造成她同木月性交障碍。然而遗憾的是,直子始终未意识到这一点,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而是采取变相安慰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困惑。结果适得其反,不仅加快了生性懦弱的木月的自杀,而且也为自己的人生埋下悲剧的种子。
其次,直子试图重构自身伦理身份,但仍无法摆脱身份困境。木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与直子之间的“恋人关系”。木月消失了,直子作为木月恋人的伦理身份也随之消失。她说:“他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同别人交往了。”可以说,在木月自杀之前,直子是作为木月的恋人而活着;在木月自杀之后,直子丧失了作为木月恋人的伦理身份,不能再作为谁的谁而活着,所以想要重新获得身份,就必须再次成为谁的谁。对直子而言,渡边是她与外部相通的唯一链条。她需要重构自己的伦理身份,找到自己肉体和灵魂的归处,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依附渡边,做渡边的恋人。但是,通过依附他人重构自我伦理身份的方法果真有效? 伴随着二人关系的日益密切,直子的病情反而不断恶化。她不无担心地对渡边说:“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她在信中写道:“自己心里仿佛出现一个大洞的感觉是由于你不在造成的。”显然,直子需要的是渡边无时无刻的陪伴,并试图借此对彼此的身份进行确认。
直子做出了努力,但是没有实现重构自我伦理身份的目标。她始终不能接受木月已死的事实,始终活在木月的阴影里。木月似乎随时以恋人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不仅阻碍了她对自己和渡边恋人关系的确认,而且还导致她陷入精神危机———直子20岁生日那天晚上,她同渡边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便悄然离开,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
尽管渡边也为直子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所吸引,但由于并未同直子真正建构起恋人关系,因此导致他用情不专,开始同绿子交往。直子断定绿子也喜欢上渡边,但也清楚自己无法与渡边建立恋人关系。将要失去渡边的危机感加剧了直子的病情,她郁郁寡欢,最后选择通过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显然,直子由于在同木月和渡边的交往中既不能确认自己的身份,也无法重构自己的身份,因此失去了进行伦理选择的前提,从而无法摆脱伦理困境。这也说明,直子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直子无法解决身份危机,原因在于她缺乏明确的身份意识以及无法做出正确选择。直子先后经历了三次身份危机。第一次是在木月自杀之后。“身份的改变容易导致伦理混乱。”然而,面对恋人离世以及自己的身份的改变,直子并未表现出特别的痛苦。身份意味着“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身份的改变则意味着这些责任与义务消失。木月自杀后,他们之间的伦理结或者说直子的心结得以化解。所以,第一次身份危机并未给直子带来太大影响。第二次身份危机是在直子与渡边发生性关系之后。直子过后几度啜泣,但她感到痛苦的原因并非在于与死去男友的朋友发生性关系,而是来源于渡边的问话:你“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直子不理解在木月面前自己的身体为何无法做出反应,而在她不爱的渡边面前却渴求被拥抱。在与渡边顺利发生性关系之前,如果说尚且存在因生理原因导致性无能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与渡边发生性关系之后,这种可能性被彻底消除,从而迫使直子从主观方面否定了自己的木月恋人身份。显然,面对身份危机,直子并未选择对其进行理性分析,而是任由自己落入预设的逻辑悖论之中。第三次身份危机是与渡边再次尝试发生性关系失败之后。直子不无担心地询问渡边:假如“一辈子都性交不成,你也能一直喜欢我?”为鼓励直子,渡边热情邀请她共同生活。然而,一方面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病态,另一方面是渡边的过分乐观与热忱期待,直子的精神不堪重负,精神抑郁,最终选择了最不理性的解决方式———自杀。
由此可见,导致直子伦理身份困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既无法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也无法建构自己的伦理身份,从而陷入身份混乱之中,无法做出正确的自我选择,最终造成了自杀的悲剧。
二、理性意识的启示
在小说《挪威的森林》中,如果将绿子、玲子、渡边的人生经验与直子相对照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理性意识可以用来为解决直子的伦理困惑提供启示。
首先是绿子体现的有关身份的理性意识。绿子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历经诸多不幸之后仍活得“蓬勃生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她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伦理身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伦理责任。仔细说来,绿子首先拥有的是作为父母女儿的伦理身份。尽管父母的冷漠未能使绿子产生与其伦理关系相符合的伦理情感,然而在父母病重时,绿子仍然选择履行作为女儿的义务。绿子还有一个某男校学生女友的身份。纵然喜欢渡边,但与男友分手之前,绿子能够恪守道德底线,未与渡边发生越轨行为。不论是对父母尽孝,还是对男友忠贞,均是符合绿子伦理身份的行为,是正确的伦理选择。
直子同绿子有所不同。直子理应可以与父母建立起浓厚的伦理情感,但事实并非如此。自3岁起,直子就把自己封闭在与木月的二人世界里。由于长时间疏离外部世界,她缺少解决外部问题以及应对内部危机的能力,无法正确把握自己与木月、与渡边、与父母、与纷繁世界之间的伦理关系,无法确认自己在这些伦理关系中的伦理身份,自然也就无法解决有关伦理身份的困惑。几经挣扎后,她选择自杀,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
其次是玲子在进行自我选择过程中体现的理性意识。玲子与直子的人生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她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预设的伦理结。生活中“除了琴还是琴”的玲子左手小指突然失灵,直子则无法与深爱的木月完成性爱。这使二人双双陷入伦理身份的确认危机中,即玲子失去准钢琴家身份后陷入何去何从的迷茫,直子开始质疑自己作为木月恋人的伦理身份。二是面对伦理身份危机,她们都试图通过依附他人来重构自我伦理身份,玲子选择嫁为人妻,直子选择与渡边发展成恋人关系。三是她们重获身份后又都再次失去了身份。玲子因与同性恋女孩发生不伦关系而丧失了为人妻的伦理身份,甚至开始质疑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而直子也因无法与渡边再次发生性爱而丧失了作为渡边恋人的伦理身份。回看她们的人生,无论是玲子视钢琴为“一切”以及深信只要与丈夫在一起“就不至于旧病复发”,还是直子最初依附木月而后又依附渡边,都是缺乏理性意识的表现。理性意识缺乏使得她们习惯于将身份的确认托付给他者,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去主动建构自己的身份。
然而进入阿美寮后,理性意识开始发生作用,她们的人生通过自我选择开始朝不同方向发展。在阿美寮里,玲子积极发挥特长教授音乐,帮忙处理事务,逐渐领悟到了现实社会的生存法则,即每一个人都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存在,应该做出如何体现自己价值的选择,通过主动帮助他人、关爱他人实现自我价值。在给予和付出的过程中,曾经的需求主体逐渐转变成被需求的对象,并由此建立起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建构起体现自己社会价值的伦理身份。然而,直子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做出正确选择,因此注定走向毁灭。
最后是渡边体现的理性意识。渡边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但痛苦未将其击倒。促使他做出正确选择并超越痛苦、走向新生的是什么? 是理性意识。
他能够坚持做出符合理性的选择并对自己进行道德约束。对渡边而言,如何在不违背伦理准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获得个体自由,是他理性成熟的表现。例如,渡边与直子对性爱有着不同理解。在直子看来,爱必然导致性,而渡边则认为,当性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作为性需要存在时,它与爱无关,因此无关乎道德。但是一旦涉及爱,这种由性本能而产生的自由意志的释放就不再是随心所欲的了,必须遵从道德规范要求,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诚。因此,在确认自己爱上直子之后直到直子自杀之前,渡边凭借理性意志进行自我选择并对自己进行道德约束,没有与包括绿子在内的任何一位女性发生性关系。
在遭受精神危机时,渡边能够在哲学引导下将理性意识转化为理性意志,抑制非理性意志,阻止非理性行为的发生。例如,面对木月的死,消沉数月后他恍然大悟:“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得知直子病情恶化后,渡边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天,之后猛然想起永泽的话:“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得知直子死讯后,他选择在陌生城市里游荡,但最终想通:“不过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可见,每每遇到精神危机,渡边总会采取与自己、与他人对话的方式,唤醒内心中的理性意识,并以此说服自己放下非理性的念头,超越痛苦,生活下去。
总之,理性意识自始至终都在他们的自我选择中发挥作用。由于理性意识的缺乏,直子才屡次做出错误的选择,继而造成自己的人生悲剧,也由于理性意识发挥了作用,绿子、玲子、渡边在一系列自我选择中才能够度过人生危机,走向新生。
三、自我选择的伦理思考
在小说中,村上采用对比叙事手法,通过关照直子等人物在自我选择中建构伦理身份方面的诸多尝试,暗示出如何用理性意识解决身份困惑问题的伦理思考。
在考察村上人生经历及小说内外部伦理环境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日本战后持续十余年的学生运动是引发村上一系列伦理思考的重要源头之一。村上出生于1949年,与小说中的渡边年龄相仿,可以说渡边经历过的许多事件,譬如“安保斗争”“全共斗”运动等,村上都实际经历过。一方面,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时年只有20岁的村上认为该为此做些什么,这是他参与学生运动的初衷。另一方面,对于运动中弥漫的暴力气息以及随处可以听见的暴力话语,村上又极为反感。1972年,联合赤军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集体性失语,村上开始反思导致运动变形、失控的根源。1986年,村上选择旅居南欧。距离上的疏离给予了他旁观者的视角,从而使他能够更加客观地审视运动始末,并获得反思战后日本民族发展史的契机。因而有理由相信,透过1987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村上力图表达的绝非只是对某一个体命运的伦理关怀,其中必然饱含了他对历史及现实的深刻伦理反思。
一方面,通过直子建构伦理身份的失败案例,映射战后日本建构本民族伦理身份的失败。村上的思考是深刻的,把主要原因归结为缺乏理性意识。具体说来,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未对战争原因及战争责任进行反思与清算,就半主动半被动地接受了占领国美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这种历史进程带来三方面后果:一是日本民众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教观、价值观受到了极大冲击,从而使得他们在战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自我伦理身份不确定的状态。如同小说中的直子一样,无法对自己的伦理身份进行确认。二是战后日本在重构本民族伦理身份时依附美国,未对本民族实际加以理性思考就接受了美国赋予的崭新民族伦理身份,从而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留下祸根。如同直子一样,因缺乏理性意识而选择将伦理身份的建构依托于他人。三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曾经生活在东方伦理思想浸润下的天皇子民骤然转变成了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与价值观统辖的日本民众,伦理身份与伦理环境的突变,无疑在战后日本看似祥和的民主主义氛围之中埋下了民族精神危机的种子。一方面是日本民众心中的理想国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是涌动于日本民众血液中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现行民主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下,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危机终以学生运动形式爆发出来,并逐步失控。如同直子一样,因缺乏理性
意识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生悲剧。
另一方面,通过小说中其他人物建构伦理身份的成功案例,寻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伦理身份困惑的方法,这就是理性的自我选择。20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学生运动偃旗息鼓,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民主主义”等集体伦理价值的信任,然而个体伦理复归的时代并未到来,这无疑加剧了日本民众自战败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伦理身份困惑。在小说中,村上借直子之口吐露出日本民众的心声,提出了今后日本应该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问题:像是“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该如何走出“森林”? 村上使用“井”这一隐喻揭示如何选择走出“森林”的方法。这是“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的一口井,“黑洞洞的井口”还被“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倘若掉进去,便是必死无疑。但只要不“偏离正道”,掉入井中的人毕竟是少数。倘若将上面一系列意象转换成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加以理解的话,就可以看出:“正路”实际上指的是在特定伦理环境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偏离正路”则意味着偏离或违背了伦理道德规范。所以“井”就是因违背伦理道德规范而不得不接受惩罚的道德隐喻。只要做出“不偏离正道”的选择,就会有好的结果。小说中的人物以他们的人生选择经验提供了答案,即加强自我伦理意识,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承担道德责任与义务。当伦理身份遭到破坏时,应做出的选择是主动建立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重构自己的伦理身份,实现自我价值。只有依靠理性的力量,才能解决由伦理身份的改变引起的诸多伦理问题,从而做出符合理性的伦理选择。
在后记中,村上提到要将小说“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这与扉页上的“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首尾呼应,使整部小说饱含了镇魂的意味。然而,镇魂的过程亦是反思历史、反思现在的过程,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伦理意图:通过揭示日本社会个体和群体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伦理身份建构,寻找解决当下日本民众伦理身份困惑的正确路径,促使日本民众能够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这既显示了小说丰富的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同时也能够激发探讨村上小说伦理主题的热情。
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李俄宪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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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俄宪
日本国立新澙大学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主任；日本国立新澙大学海外特聘教授，日本中央大学客座研究员、湖北省日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出版日文专著1部；合著·参编中文著作6部、译著12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2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重大项目子课题等。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总主编 聂珍钊 苏晖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聂珍钊 王松林 主编
（二）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苏晖 主编
（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徐彬 主编
（四）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李俄宪 主编
（五）中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黄晖 主编
总主编
苏晖，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戏剧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出版《西方喜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黑色幽默与美国小说的幽默传统》等著作，发表论文80余篇，获得多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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