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中的伦理叙事
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苏晖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1315569
定价：108元
尚必武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英美文学研究
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慈悲》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机会，我想。虽然没有保护，但是却有区别。你穿着那双大鞋子站在那里，那个男人笑了，说他想带走我来抵债。我知道主人是不会同意的。我说了你。带走你，我的女儿。因为我看到那个高个子男人把你看作是人而不是一块价值八里尔的银币。我跪在他面前。希望有奇迹出现。他同意了。”
在上述场景中，叙述者是一位没有名字的黑人奴隶妇女。她正在回忆自己当年请求来访者雅克布带走女儿弗洛伦斯，以抵消主人多尔格特拖欠的债务。该事件在小说中先后被主人公弗洛伦斯、第三人称叙述者、弗洛伦斯的母亲以不同的视角重复讲述了三次，成为小说的叙事核心。为什么弗洛伦斯的母亲执意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奴隶转送给他人？甚至她还为此不惜牺牲自尊，跪倒在地，祈求上帝和来访者达成自己的心愿。在小说的故事世界之内，无论是“卖女为奴”事件的受害者弗洛伦斯还是该事件的见证者兼完成者雅克布都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在小说的故事世界之外，批评家们纷纷围绕该事件对作品做了多视角的阐释。例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认为，《慈悲》是莫里森又一个“崇高和必要的小说课题，揭露出奴隶制度的罪恶和作为非裔美国人的艰难”。王守仁、吴新云重新审视了《慈悲》中“奴役”的含义，认为莫里森以“超越”种族的视角，表现了她对历史、社会和人心的深刻洞察。胡俊认为《慈悲》折射了莫里森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想象，其核心思想是关于“家”的建构。笔者曾在修辞叙事学的框架下重点讨论了小说人物和读者对该事件的叙事判断。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因此，若要对“卖女为奴”事件的发生动因、本质及其影响做出客观公正的阐释和判断，我们就需要从伦理的视角出发，以该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为立足点，对小说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做出梳理辨析。“卖女为奴”这一事件是贯穿《慈悲》始终的伦理主线，萦绕在这条主线上的是三个至关重要的“伦理结”，即伦理选择、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对于弗洛伦斯的母亲而言，让雅克布带走女儿无疑是一个艰难的伦理选择，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改变了小说人物的伦理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引发了某种程度的伦理混乱。此外，在伦理意识的驱使下，弗洛伦斯母女分别通过文字形式与“口头叙述”形式的“生活书写”来记录这段非同寻常的伦理经验，演绎了一曲让人扼腕叹息的伦理挽歌。
从叙事结构来看，《慈悲》是一部形式非常奇特的小说。该小说一共由三个部分组成，每部分都讲述了一个内容相同的故事，即弗洛伦斯的母亲请求雅克布带走自己的女儿，把女儿作为奴隶来抵消主人多尔格特拖欠的债务。援引叙事学的批评术语，该事件无疑是小说中的“核心事件”。但若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分析路径，该事件则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伦理主线，给小说人物和读者带来了一系列伦理上的困惑与难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莫过于为什么弗洛伦斯的母亲恳求雅克布带走自己的女儿来抵消主人多尔格特拖欠的债务这一违背人伦关系的行为。
从道德哲学层面出发，弗洛伦斯的母亲让雅克布带走自己的亲生女儿、让女儿成为他人的奴隶，触犯了骨肉相残的伦理禁忌，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作为母亲，她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藐视和破坏了正常的人伦关系。但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因此，若要探究这位黑人奴隶妇女实施“卖女为奴”行为的真实原因，我们就必须返回到她当时采取这一行动的伦理现场，在客观的历史语境中，站在她的立场上审视她的动机与目的，进而从道德层面对其行为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在《慈悲》中，弗洛伦斯的母亲是多尔格特种植园中的一名奴隶。在那里，奴隶们根本没有自由和尊严，他们只是奴隶主多尔格特牟取暴利的工具，是他随意拿来抵债、交换的物品。尤其是对于女性奴隶们而言，多尔格特种植园堪比人间地狱，她们随时都面临被肉体侵犯的危险。用弗洛伦斯母亲的话来说：“这里没有保护。在这个地方，女人就是一个不能愈合的伤口。即便伤口结了疤，伤疤底下也是溃烂不堪。”女儿弗洛伦斯就是她遭受性侵犯的产物与见证。“我不知道谁是你的父亲。天太黑了，看不见他们。他们在夜里闯进来，把我、贝斯等三个人带到了一个储藏室。男人们的影子坐在桶子上，然后站起来。他们说，他们被通知要求闯进来的。” 她非常清楚多尔格特种植园上的男人们想要什么——“没有什么比女人的乳房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糟糕的是，女儿弗洛伦斯的胸脯发育过快，胸口的那块布已经无法再给它们提供遮掩，这不仅引起了种植园上男人们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奴隶主多尔格特的注意。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实际观察，她判断女儿发育过快的身体向外界传递了一个异常危险的信号——只要弗洛伦斯还在多尔格特种植园，她就随时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性侵犯的对象。更让这位黑人母亲揪心的是，女儿弗洛伦斯对即将来临的危险毫不知情。非但如此，女儿还特别渴望成长，喜欢穿象征长大的成年妇女的鞋子，这又增加了她被侵犯的危险系数。作为母亲，她内心无时无刻不希望可以帮助女儿脱离险境，使她远离多尔格特种植园。但是作为一名失去自由的奴隶，她又无能为力，无计可施。这就使得她陷入无边的痛苦和焦虑之中。雅克布的到来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根据她的判断，同主人多尔格特相比，雅克布的心里没有“兽性”，而多了一份让人感觉温暖的“人性”。这一点已经足够让她相信，把女儿交给雅克布不啻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她之所以如此狠心地把女儿送给别人做奴隶，实在是情非得已。她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为代价，跪倒在地，请求雅克布带走女儿弗洛伦斯，甚至为此背负抛弃女儿、“卖女求荣”的骂名，她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内心深处的“慈悲”，这是对女儿无比深沉的爱。对于弗洛伦斯的母亲而言，她既然无法改变女儿生下来就当奴隶的命运，要么就像《宠儿》中的塞斯一样，杀死自己的女儿，让她不再重走自己的奴隶之路；要么就是帮女儿找一个富有人性的奴隶主，使她过上比自己更好的奴隶生活。但无论哪种选择，都是一种艰难的伦理困境。弗洛伦斯的母亲选择了后者，这固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上演的一出伦理悲剧，但同时又闪耀出人性伦理的熠熠光辉。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在《慈悲》中，雅克布最终答应了弗洛伦斯母亲的请求，同意带走弗洛伦斯来抵消奴隶主多尔格特欠下的债务，最终完成了这笔“最不幸的交易”(the most wretched business)。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来，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性质的伦理事件，该事件使得小说人物的伦理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雅克布是这起事件的见证者与完成者。他虽然拥有一个小农场，但他主要靠放高利贷为生，从不染指奴隶生意。当多尔格特说自己无力偿还拖欠的债务，提出以奴隶来抵债时，遭到了雅克布的断然拒绝。在被领着观察那些被准备用来抵债的奴隶后，“雅克布突然感觉到肚子一阵痉挛。烟草的味道，在他刚刚抵达的时候，是那么的热情友好，现在却使他感到恶心”。为什么先前感觉“热情友好”的烟草味现在却使他恶心？原因在于，当雅克布亲眼看到种植园上的奴隶们之后，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为了生产这些烟草，那些遍体鳞伤的奴隶们承受了莫大的苦难，这些烟草实质上就是奴隶们被剥削、被压榨的罪证。巨大的困境是，虽然雅克布憎恨奴隶生意或奴隶制度，但是他却无法改变社会的现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与这些万恶的奴隶主或奴隶贩子们同流合污。
但是狡猾的多尔格特却执意要求雅克布带走奴隶，抵消自己的债务，甚至向他建议处理这些奴隶的最直接方式——“你卖了他们”(You sell them)。他甚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雇佣押运工人以及安排运输等。对于多尔格特的建议和要求，“雅克布愤怒了，肠胃翻滚，似乎连鼻孔都遭到了攻击。他认为这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这样灾难，他除了愤怒之外又能怎样呢？尽管雅克布“因为自己处于弱势地位，羞愧地热血沸腾”，但他终究无计可施。如果答应多尔格特的要求，雅克布就会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成为和多尔格特一样的奴隶贩子；如果不答应多尔格特的要求，自己除了干生气外，没有任何办法。
所幸的是，在途径厨房的时候，雅克布看到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黑人奴隶妇女。这位黑人奴隶妇女看起来比较健康，比其他人吃得要好，而且也没有被放在用来交换的奴隶之列。据此，雅克布判断，这位黑人奴隶妇女肯定是多尔格特不愿意拿来抵债的。为了实施报复，雅克布故意提出要带走她来抵消债务。果不其然，多尔格特没有同意自己的要求。多尔格特解释说，这名奴隶是他们家做饭的主厨，自己的妻子离不开她。这恰好达到了雅克布的目的，因为既然多尔格特不同意拿这位黑人奴隶妇女来抵债，雅克布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以货币形式来归还欠款，并从此打消以奴隶来抵债的念头。本以为这样可以为难多尔格特，平复自己受伤的自尊。但是让雅克布出乎意料的是，这位黑人奴隶妇女竟然跪在地上恳求自己同意让她的女儿来顶替她，让那个穿着一双成人鞋子的小女孩来抵消这笔债务，这完全让雅克布陷入了一个异常绝望的伦理困境。
虽然这位不知姓名的黑人奴隶妇女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政治权利，甚至于连自己的个人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但是她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类崇高的伦理道德，诠释了自己对于母爱、对于人的理解。当雅克布答应自己的请求，同意带走弗洛伦斯时，她不禁感慨：“这不是一个奇迹。不是一个由上帝赐予的奇迹。这是某种慈悲。某种由人所提供的慈悲。”什么是人？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人与兽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在弗洛伦斯的母亲看来，答案就在于“某种慈悲”(a mercy)，这个具有伦理性质的词汇。“人”(a human)之所以区别于“兽”(an animal)就在于其内心深处的“慈悲”。如果她先前只是从雅克布观看自己的样子上判断出他心里没有“兽心”，那么他答应了自己的请求这件事则充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雅克布是内心存有“某种慈悲”的“人”。
此处，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留意，即：在雅克布答应弗洛伦斯的母亲带走弗洛伦斯之前，这位黑人奴隶妇女一直称他为“高个子男人”(the tall man)，但是在此之后却改口称他为“人”(a human)。一方面，两个不同的称呼反映了弗洛伦斯的母亲对雅克布前后态度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a human”这一称呼前的不定冠词“a”使之具有模糊的指称含义。首先，“a human”是指雅克布，因为他身上所展现出的人性，他没有像原主人多尔格特那样看待自己，也没有把弗洛伦斯看作是一块价值八里尔的银币，而且答应了自己请求，同意带走弗洛伦斯。其次，这里的“a human”实际上也是指弗洛伦斯的母亲自己。她之所以如此狠心地把女儿送给别人做奴隶，实在是情非得已。她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为代价，跪倒在地，请求雅克布带走女儿弗洛伦斯，甚至为此背负抛弃女儿、“卖女求荣”的骂名，她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内心深处的“慈悲”，这是对女儿无比深沉的爱。
对于弗洛伦斯的母亲而言，她既然无法改变女儿生下来就当奴隶的命运，要么就像《宠儿》中的塞斯一样，杀死自己的女儿，让她不再重走自己的奴隶之路；要么就是帮女儿找一个富有人性的奴隶主，使她过上比自己更好的奴隶生活。但无论哪种选择，都是一种艰难的伦理困境。弗洛伦斯的母亲选择了后者，这固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上演的一出伦理悲剧，但同时又闪耀出人性伦理的熠熠光辉。
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苏晖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1315569
定价：108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域重新审视美国文学史，选择其中重要思潮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包括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成长小说、“迷惘的一代”、南方文学、非裔美国小说、犹太裔美国小说、华裔美国小说以及现代戏剧的二十多部经典作家作品，通过对这些经典文本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伦理阐释，挖掘其伦理价值和意义，展现作家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社会道德的批判和伦理拷问，以及对于道德秩序和伦理理想的前瞻性的思考和展望。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总主编 聂珍钊 苏晖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聂珍钊 王松林 主编
（二）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苏晖 主编
（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徐彬 主编
（四）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李俄宪 主编
（五）中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黄晖 主编
聂珍钊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外籍院士，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剑桥文学批评史》总主编克劳德·罗森誉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
苏晖
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戏剧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出版《西方喜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黑色幽默与美国小说的幽默传统》等著作，发表论文80余篇，获得多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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