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 ：回忆魏建功先生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严绍璗

1940年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多次）、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本文收入严绍璗《读书序录》，原题“《魏建功文选》前言”，推送标题为编者所加）
《魏建功文选》前言（《魏建功文选》）魏建功先生（1901—1980）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人文学家，是在五四运动精神中在北京大学成长起来的超越世纪影响的一代学人之一。魏建功先生以自己毕生的真诚与勤奋、智慧与热情，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伟大进程中，几经磨难，造就了自己的人品和杰出的学术。当我们今天来阅读和品味这位老人的精神遗产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领会他的学术精粹，透过这位老人一生的经历，更应该体验到他与时代的搏动、文明的跃进息息相通的人格精神。1996年3月，时已90高寿的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为《魏建功文集》而作的“序文”中，开首和结尾有如下的表述:“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师辈，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语文改革家。不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伟大学者。……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了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品格。”魏建功先生1901年出生于江苏如皋，1919年18岁时进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1921年20岁时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中文系前身），受业于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裕藻诸位名师，并受陈独秀先生推进社会改革思想影响甚深，1923年在“五四”精神的直接感召下，22岁的魏先生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专业研究之余，积极参与创造新文化、创造新中国的社会活动，他对学生社团，例如“戏剧社”的演出、“民间歌谣”的收集等等，尤为热心。1925年中国爆发“五卅运动”，魏建功先生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朋友一起创立“黎明中学”，同年8月，鲁迅因为女师大学潮而被北洋政府免职，魏先生专程到鲁迅宅第拜访，诚邀鲁迅到黎明中学任教，对逆境中的鲁迅给予全力支持。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委托魏建功先生为他的《唐宋传奇集》进行校对。鲁迅在信中特别致谢说:“给我校对过的《太平广记》都收到齐了，这样的热天做这样麻烦的事，实在不胜感谢。……”后来在《唐宋传奇集》的“序例”中又再次点名致谢。1925年1月大学毕业前，业师钱玄同、黎锦熙先生创办《国语周刊》，邀约魏建功参与编辑，一个北大文科的学生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魏建功先生在北大国学门毕业，留任为北京大学教师，开始了他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基本学术基地而进行多层面的学术活动。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建立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委会，魏建功时年27岁，在音韵学研究中始露头角，与蔡元培、钱玄同、黎锦熙、胡适、刘复、周作人、赵元任、林语堂、钱稻孙、马裕藻等学界名人同为该筹委会委员，并被推举为该会常委，负责编审《国语旬刊》，由此而奠定了他此后从事推广“国语”的基础。1935年，34岁的魏建功先生出版《古音系研究》一书，在音韵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后世评价为“从传统音韵学通向近代音韵学的桥梁”。据说，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三门被称为最有特色的概要课程，此即胡适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概要”、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和魏建功先生的“声韵学概要”。抗战爆发，魏先生奔走于西南联大与内地各大学之间，对于处于困厄中的陈独秀先生竭尽全力予以帮助，并在陈先生作古后筹划《独秀文存》的编刊，为保存中国新文化运动巨匠之文萃，功劳至高。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魏建功先生受当时国民政府之委派，任职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与同道何容先生等一起，在被日本军国主义殖民50年之久的台湾全省，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强制取消日语，限制闽南语，推行“国语”，其彪炳业绩，惠泽今日。魏建功先生同时参加取缔日本台北帝国大学，参与创建台湾大学，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首届主任。1948年年底，在华北战场隆隆的炮声中，魏先生以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满腔热情，再次越过台湾海峡，返回北京大学。1949年3月，魏建功先生奉命出任当时刚刚解放尚在恢复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受命任职新华辞书社主任，主编惠泽普世的《新华字典》，同时兼任北大中文系教授。1956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1959年在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支持下，出面组建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设置于中国语言文学系。1962年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魏建功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四届代表。1973年末至1976年秋季，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派，担任“梁效大批判组”顾问。魏建功先生以自己一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光明磊落的胸怀，不倦的努力与奋斗，历经磨难，在自己钟情的学科诸领域内树立了一代风范，创造了不仅属于当时而且也是属于未来的杰出业绩。他的学术属于中国和世界，他的磨难属于时代。魏先生一生撰著有500余万字的著作存于世上，并有篆刻墨宝上百件光耀艺苑。2001年7月，魏建功先生百岁寿辰之时，江苏教育出版社刊出《魏建功文集》五卷，约计250万余字。文集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首届学生，严绍璗的同窗吴永坤先生主其事。此次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编辑20位学术巨匠之“文选”，然永坤学兄不幸已驾鹤西去，绍璗虽为不肖门生，但深感责无旁贷，故简陋上场，邀约学弟张渭毅，努力为之。然从500余万字中选择近30万字表现先生学术之业绩，万般思索，难解其惑，勉力为之，条分缕析，试图从音韵学研究、文字学研究、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在台湾推行“国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物志（人文学术史研究）和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凡七个组类，选取近30万字，聊为蜻蜓点水，希望能够借此展示其凤毛麟角。“文选”第一组是魏先生的音韵学研究业绩音韵学是魏先生学术生涯中用力最勤、著述最丰和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他发表了论文41篇，有专著8部（其中2部与他人合著，3部生前公开出版，5部生前未公开出版，收入《魏建功文集》），共计400余万字，内容翔实，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汉语语音史、音韵学方法论、上古音、《切韵》系韵书和韵书史、中古音、近代音、国音研究、方音学、中国音韵学史和对音研究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选”仅选录并导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论文三篇：（1）《研究古音系的条件》（节选），（2）《论〈切韵〉系的韵书》（即《〈十韵汇编〉序》），（3）《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序》。力图初步展示魏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卓越的学术创见和鲜明的学术特色。《古音系研究》成书于1934年除夕，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1996年中华书局重排重印此书，2001年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魏建功文集》第一卷。全书分前序、正文、附录和后序四个部分。本书不仅是魏先生的音韵学代表作，也是集中体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音韵学成长历程的高水平代表作。它的问世，奠定了魏先生在音韵学界和中国语言学界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桥川时雄编著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就收了魏先生的条目。本“文选”选录了第五章“研究古音系的条件”以窥斑知豹。在导读本章之前，有必要阐述贯穿于全书各个章节的三个特点，即时代性、独创性和建设性。（1）时代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代表的一班国外学者，将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引进汉语音韵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高氏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陆续发表）以及他的一系列古音学论著，引起了中国音韵学在观念、方法、材料和工具等方面的革命，开启了现代音韵学的新时代。引进、学习、翻译、批评和借鉴高氏的学说和体系，成为那个时期中国音韵学的主要特色。当时国内音韵学界有所谓“旧派”和“新派”，两派学者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不同。此外，还有综合旧派和新派之长的“古今中外派”，以钱玄同为代表。古今中外派既能够不故步自封，大胆地接受现代音韵学新方法，用国际音标具体讨论声韵音值，打破传统音韵学古音、今音、等韵的界限，积极跟外来新学说的潮流接轨；又能够从善求真，不妄信盲从国外学者，立足于中国传统音韵学的既有成果并加以光大，反对把形体、音韵、训诂割裂拆散研究。在对待旧派和新派学术的态度上，钱先生主张“章（太炎）得高（本汉）而益彰，高因章而更高！”钱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职讲授音韵学课程，魏先生是钱先生最得意的入室弟子之一，他秉承和发扬古今中外派融贯古今中西学术的精神，经过十余年的读书、思考、研究和实践，写成这部30余万言的著作，列举按断成说，敢于批评争论，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堪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音韵学乃至语言学领域最富推陈出新、时代气息、战斗精神的”总结性著作。（2）独创性。作者不满足于当时语言文字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不做应声虫，不做和事佬”的学术口号，以“‘古今中外’之说必须成立，一方面有摧拉腐朽之用、一方面有变化神奇之效”的学术魄力和勇气，锐意进取，大胆创新，“于古音之历史与对象，纵横搜讨，论列详明，能将前人贵古贱今重文轻语之积习一扫而空。”这种强烈的学术个性，在本书中表现为观念、方法、材料和结论等方面的独创性。正如“罗常培序”所说：“这是一部能够表现自己的书—做人要有个性，作书也要有个性。凡是根据自己的观念，运用自己的方法，组织自己的材料，而不因袭别人的，无论如何也算得是一部好书。”（3）建设性。本书的宗旨即卷首《开宗明义》（引言与总纲）所指出的：“对于如何担负完成中国语音语言史工作使命的讨论和报告。”为此，作者系统地提出了建立中国语音史和语言史的理论和见解。这就决定了本书具有很高的不同于一般音韵学通论和教材的学术品味，正如“罗常培序”所说：“这是一部能提出问题的书—真正能启发读者兴趣的著作不在乎有很多武断的结论，而贵乎提出一些新颖的问题，并且指出它们的解决方法。所以一部撮举成说毫无识见的书，只可以勉强为初学指示门径，而不能给受过相当训练的人作研究指导。这部书的前五章提出好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举了好些处理问题的实例，最后在第六章胪列出二十个实际问题，供读者们参考，真正聪明的人，一经启发，随便就可以拈出一题去作精邃的研究。”本书前四章讨论了古音系的分期、内容、材料和方法，这也是古音系研究工作的基本内容，如何才能够使古音系研究工作落到实处，还需要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具备优越的研究素质和科学的研究条件，第五章“研究古音系的条件”从三个方面论证和阐发。一论“知难”。古音系研究有“三因两难”，一因去古远，二因缺音标，三因汉字形音义相纠缠。造成两难：即语言系统难明，语言变转难知。由此学者很容易产生困惑，要先知难而后理惑。二论“理惑”，即处理古音系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古音学属于语音学范畴，不仅要探明语音演变的原因，还要探求古音的实况，建立古音系统。为此作者提纲挈领举出了十条原则：（1）审音声韵须兼顾；（2）材料取舍轻重须精确；（3）书音语音须等视；（4）方言凡通语须分别；（5）现象之常变须辨识；（6）引证时代须审察；（7）事实因果须明了；（8）研究方法采用之先后须知缓急；（9）形音义须求贯通；（10）立论解释须为通则。凡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就是研究古音系的困惑所在。三论“持衡”，即要有全局观念，统筹兼顾，方能合理持论，解决问题。古音系研究在“知难”的基础上“理惑”，很容易矫枉过正，持论偏颇过激。因此，作者提出“按部不离大经，开言能恰在行”，这个“大经”，其实就是上一节“理惑”的十条原则。为了纠正古音研究的偏颇，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思考和研究的实例，用十四小节的篇幅精辟论证了独到的见解，综合起来，有以下十点。（1）讨论字音的演变不能忽略声母的关键作用，古音研究“只论韵是靠不住的，而必须讲声”。（2）研究上古音不能死守等、呼条件，要以主要元音为先决条件，必须兼顾声母与韵母的结合关系。因为等呼只是等韵时代的等呼，不能推断和解释谐声系统的上古音值。（3）研究古音除了探寻音变的轨迹，还应该注意语根的关系，音义并重，既看到文字的音的方面，又得兼顾义的方面。这个“义”不是“音训”的“义”，而是文字形体中所含谐声字声符（作者叫声母）的“义”。（4）研究古音单凭单个汉字的类析是不够的，还要重视连语的探求。所谓连语，作者指由两个意义相关、相对、相成或相反的字合成的、语音上有一定规律的复音词。戴震、程瑶田称为“转语”，王念孙、王国维归在连绵字。（5）研究古音要重视方言的调查和整理，要先下工夫搞清和解决汉语方音本身的问题后，再做同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如果要做古音与同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必须注意同族语言声韵变化的历史，要做“对等”的研究，即搞清同族语言材料的时代、语音的来源和变迁以及跟汉语词语的音义对应关系。对于古音跟非亲属关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不能取声音上的偶合之例，而必须注意非亲属语言所受汉字的影响和所保存汉字读音的变迁。（6）研究古音引用例证，要重视时代的准确性，不能搞乱了时代界限。（7）研究古音不能只注意《切韵》读音的推测和假设，要重视韵书韵目的衍变，从韵目分合的变迁来论证谐声关系和谐声系统。（8）研究古音要兼通汉字的形音义，不能只做纯粹的字音研究。还要打破汉字形音义的束缚，注重汉语的语音和同族语语根的研究，以语言为中心研治音韵训诂，使得语言中的语音与汉字所表的音义互相贯通。（9）寻找古音演变的条理，确定音变规律，应该同时兼顾不同的原则，不能死守一个原则，因为横向的音变和纵向的音变所适用的原则不同。（10）古音研究要破愚祛妄，懂得音理。本文又是一篇充满鲜明的学术个性的音韵学理论批评之作。作者“纵观古今通塞，尚论群贤得失”，对于群贤的著名论断，能够做到不“尼守陈言”，不“骛效新说”，敢于批评论争，按断是非，被批评的当时的著名学者有：章太炎、马叙伦、胡适、郭沫若、林语堂、高本汉、王静如、徐中舒、方壮猷、马宗霍、潘尊行、曾广源等。作者在严格的学术批评中树立和完善自己的学术见解，体现了“新音韵学的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的特色”。作者提出的一些古音研究的理念和见解，如：等韵时代的等呼不能决定等韵时代以前的字音，不能用等韵的标准决定《切韵》音，再由此上推上古音，上古音不能全部从《切韵》找解释；对待古音与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态度，应该是首先要搞清自家语言的实际，不能“专俟族语（亲属语言）”，要“先理方言，再对族语—换言之，且慢骛外，请先治内！”必须了解亲属语言声韵变化的历史，做到“半斤对八两”—以语言对语言，以字音对字音；古音研究要音义并重，重视音变与语根的关系；研究音韵必须兼通文字训诂，研究文字和语言必须兼通文字音韵等等，至今还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20世纪初，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残卷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引起了国内学者整理和探究《切韵》系韵书的热潮，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切韵》学。1921年，王国维先生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切一》《切二》《切三》）照片手录抄印，公之于世，并首先考证了《切韵》系韵书的源流。此后，中国学者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代表人物有王国维、罗振玉、罗福苌、刘复、姜亮夫、魏建功、罗常培、丁山、董作宾、方国瑜、唐兰、陆志韦等，王国维、魏建功用力最勤。其中1936年出版的《十韵汇编》，是当时所能见到的《切韵》系韵书材料的总结集，可以看作全面反映《切韵》系韵书搜集和整理工作成绩的代表作，至今还有无法替代的重要的学术价值。由刘复、罗常培和魏建功合编，成书的经过如下：刘半农先生留学法国期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了104种敦煌写本，分为三集：上集文学史材料，中集社会史材料，下集语言史材料，定名为《敦煌掇琐》，1925年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刊行。其中下集辑录了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卷（P2011）和一些韵学资料。1932年，刘先生把所集三种唐写本《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两种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敦煌掇琐》本、故宫藏项子京跋本）、唐写本《唐韵》（吴县蒋斧藏）、五代本《切韵》（即P2014、P2015）和古逸丛书本《广韵》等八种韵书排比剪贴，定名为《八韵比》，后来改称《八韵汇编》。1933年秋，魏建功先生提议增加两种韵书，即日本大谷光瑞藏唐写本韵书断片一种和柏林普鲁士学院藏唐写本韵书断片一种，《八韵汇编》就改名为《十韵汇编》。1934年夏，此书写定待印，刘先生去世。于是由罗常培、魏建功整理遗稿，补制凡例，重新抄写各种残本，每页按时代早晚从上往下排列，《广韵》用原书剪贴，排在最下面，便于读者对照排比各韵书韵字，比较异同。编辑工作历时两年半，三易其稿，1935年秋成书，罗常培、魏建功先生分别作序，魏序居卷首，193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魏序又以《论〈切韵〉系的韵书》为题，发表在1936年《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三期上。本《文选》所录《论〈切韵〉系的韵书》（即《〈十韵汇编〉魏序》）是魏先生研究《切韵》学和韵书史的代表作，也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该文把当时新发现的《切韵》系韵书残卷和一部分韵学材料置于中国音韵学史和语音史的大背景之下，详细阐述了韵书的产生、发展和体制演变的历史，考订了《切韵》系韵书的源流、系统及其音变，论述了以下七个问题。（1）先有反切，后有韵书。反切出现在东汉末年，中国儒者用反切注音分析音素的知识受到了梵文传入和佛经翻译的影响。（2）最早的韵书《声类》和《韵集》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宋、齐以来的韵书以“四声”分字。“五声”与“四声”不同，各有意义，不能直接对当。李登、吕静以五声分别字类，大约与声调无关，不一定是以韵和四声分字。（3）魏先生遍检史籍著录、称引中带“音”“声”“韵”字的书名，分类罗列了一百六七十种可能存在的韵书，实在完整存在的韵书不过十来种，中古韵书只有一部《广韵》。（4）魏先生详细介绍和描写了20世纪前三十几年新发现的隋唐以来十一项韵学残缺材料，包括《十韵汇编》纂辑的除《广韵》以外的九种韵书残卷和另两种韵学残卷（即唐写本韵书序二残卷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一种）。对于这些新材料，作者力图窥瞰韵书体制的演变，钩稽韵书源流的脉络，判断韵书系统的划分，在辨析前贤时彦论断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见解，主要创见有：第一，上虞罗氏印秀水唐兰仿写本《刊谬补缺切韵》（即学界所谓“王二”），是参合陆法言《切韵》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两部韵书的混合本，既非王书，也非陆书。此书的四声韵目次序自成系统，有其自身的价值。第二，隋唐韵书名称相袭相重屡见不一，我们不能因为知道王仁昫有刊谬补缺之作，遇有刊谬补缺的韵书时就认为王仁昫遇缺即补。《刊谬补缺切韵》不止王仁昫一种，唐兰仿写本王韵和《敦煌掇琐》本王韵不同。P2014和P2015是两种五代刻本韵书，也不与那两部王韵相同。第三，日本大谷光瑞所藏唐写本韵书断片不一定是长孙讷言笺注本。第四，德国柏林普鲁士学士院所藏唐写本韵书断片不一定是陆法言原本。第五，“反”“切”两字含义不同，“反”是两字相切之音的名称，“切”有名、动两义，作名词指声母，作动词是拼切之义。反、切初有名、动之别，后改动词作名词，废弃了原有之名，“反”改称“切”，“反切”成为一词。（5）魏先生论证了这些新材料在音韵学史和语音史研究中的价值，指明了研究方向，即利用这些新材料做声韵学史的研究，跟一般做版本目录研究的注意点和侧重点不同，不必找著者的主名和论断韵书之间的关系，应该务其大端，有四点：即由音类的分合情形论证声韵的演变和音值，从韵中收字反切之穿错考定韵类分合的变迁并构拟音值的同异，由谐声系统的分布状况窥测文字音读的变迁，从系统不同的韵书里统计增删文字和考证音读的变迁。这也是韵书系统分类的标准。（6）魏先生提出韵书音类分类的五个标准，即声调标准、音尾标准、韵呼标准、音符标准和反切标准。反切是总标准。（7）魏先生从韵书体制、分韵和韵次的角度透视韵书系统自六朝、唐代到宋代的差异和语音变化，指出《切韵》前韵书和唐代韵书跟陆法言原本的音系有差异，最显著的差异是阳声韵和入声韵的韵次移动，阴声韵没有什么变化。《广韵》的格局虽然经过若干次移动，但这些变化“也许毫无音值改估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兴起了以研究《中原音韵》系统韵书所反映的近代汉语北方话的语音为主要内容的新学科—北音学。《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问题和《中原音韵》跟现代国语的关系问题，构成北音学的重要内容。当时民国教育部已经颁定北平音为国语标准音。这个北平音，指北平音系而言，不包括北平土话的读音。现代北平音的来源是什么？是否来源于《中原音韵》？北平音为什么能够成为现代国语的标准音？北平音系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成为当时北音学和国音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所谓十三辙，指明清以来北方戏曲、曲艺等通俗文学押韵用的十三个韵部。“辙”大致相当于韵部，“合辙”就是押韵。各地流传的十三辙，辙名和次序不一致，北平的十三辙有目无书。1933年张洵如首次编定《北平音系十三辙》，又名《北平同音小字典》，以十三辙为韵目，分十三卷，每卷一辙，汇集普通常用字，凡同音字类聚在一起，用注音字母注音，除注声韵调外，还标识轻声字，加注释义，由魏建功先生参校，1937年中华印书局出版。该书是在魏先生的指导下写成的，对当时的戏曲研究和国语统一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卷首有“黎锦熙序”“罗常培序”（《中州韵和十三辙》）、魏建功的《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序》和“自序”，并在卷首转载魏建功1933年发表的论文《说辙儿》。本“文选”选录的《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序》，是魏先生从事近代音和国音研究的代表作。该文的中心内容是探讨北平音形成的历史过程，下面结合魏先生的相关论文《说辙儿》，把本文的要点总结为六点。（1）今北平本属古幽州地界，魏晋以来才形成一个比较宽泛的“幽州人语系”。936年，幽州和其他十五个州同时被石敬瑭送给了契丹人，第二年契丹人把幽州设析津府作了“南京”，因此成了华夷杂处的大都会，到现在整整一千年了。原来的“幽州人语系”逐渐消灭，变成了另一个新的语言系统，这就是中国语的标准系统，称为“北平语系”。按魏先生的这种说法，北平音作为标准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辽朝。（2）北平自建为都会以来，经辽、金、元、明、清乃至民国，中间除了明太祖和建文帝时期30多年，算到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一共957年，是中国建都历史最久的地方。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五种标准语，即秦语（咸阳、长安）、豫语（洛阳、开封）、宁语（金陵）、杭语（杭州）和北平语（平语）。现代官话分两大支，一支是北平音系的正则官话，另一支是南京音系的蓝青官话，以上五种标准语与这两支官话的关系正表现北平语成长发育的状态，早在一千年前的北平语系，正则官话就有了它的骨架。（3）从五代至北宋，辽国人跟汉人的关系密切，契丹语和汉语并用，契丹人使用着一种汉语，辽代的北平音系统应该是被俘获以及依附的汉人的方言的混合。这些方言的混合，与南京（按即北平）设置以后的都会语言的成立多少有些关系。作者大胆假定这大部分汉人方言的混合就是今天北平语系的雏形。（4）魏先生根据他1936年发表的论文《辽陵石刻哀册文中之入声韵》和白涤洲1931年发表的论文《北音入声演变考》，指出辽国当时（1031—1101）北平汉人的入声字读音已有后来《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现象，他们所作韵文用的入声字系统就已开了《中原音韵》的先河。北平语系至少建设了一千年。现代北平音入声的演变从辽宋时期大体上已成定局。（5）魏先生反对北平音系受外族语言影响的说法，主张北平音系是中国标准语自然演变最晚出的结果。（6）魏先生列表展示《中原音韵》（1324）、《韵略易通》（1442）、《韵略汇通》（1642）、《五方元音》（1655）和现代北平音（1918—1934）的声类、韵类和入声字归属的演变，旨在说明从《中原音韵》到《五方元音》的音变大势，跟现代北平音系的现状大致差不多，去掉时代问题，只是略有出入。北平音系自《中原音韵》演变而来，北平音系十三辙经历了《中原音韵》到《韵略汇通》的建设，是元到明的产物，是按着习惯自然的分配，口耳相传、自然而然发生的。“文选”第二组是魏先生的文字学研究业绩魏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课程中曾教导我们：汉语语言以文字为其载体，文字以其形象和语音释义。先生的音韵学研究，自然地与他对汉字的感悟、理解与把握相关，由此构成先生的文字学研究业绩。魏先生的文字学研究，可从他撰著的《汉字形体变迁史》《文字学概要绪论》《文字类纂》《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选读—〈说文〉》《论六书条例不可迳用于甲骨文字责彦堂》《文字音韵训诂》（讲授提纲），以及关于“字例释疑”的众多论著作为代表。本“文选”在这一层面中选取了三篇文章，具有编选者领悟的某些特殊的意义。其中《读〈帝与天〉》是一篇不长的读书笔记，是著者在阅读刘半农先生的文章后引发的感想，并补充顾颉刚先生的观点。这篇文章的意义其实是提示了三位先生“释字”的基本逻辑，此即把握“上古文献原典文本”、注意“特定时空文化语境”、关注“声韵学相关联系”，成为他们释疑“帝”字本义即系当时人对死后权威的尊称，此字具有神格化的意义。魏先生则又由此而引出了“帝”即是“天”的释义。这一“释义”对理解中国思想史（包括当今继承历史精神遗产）具有根本意义的提示价值，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可以说成为“释字”的一种范本。魏建功先生作为文字学家，当然十分关心汉字形体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的趋势，其中令学界乃至万民关心的则是汉字形体简化的大事，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大问题和老问题。魏先生继承他的业师钱玄同先生的见解，主张“汉字简化论”，1952年2月起，他出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委员，兼汉字整理组副主任。本“文选”选入的《汉字简化的历史意义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历史基础》一文，从精神意义和学术表述诸层面中表达了魏先生主张汉字形体简化的本质性思考。这一思考实质上包含两个层面。此即第一，按照世界文字发展的规律，简化是一个基本精神，汉字形体发展就是它的简化过程，其实质是在谋求记录语言方法的简化。魏先生在这里强调的“汉字形体简化”是“世界各种文字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他认为汉字的形体发展也在这样的普遍性规律之中。依据魏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的长文中的阐述，他认为“概括古今（汉）文字，可分五目，实为四体”，此即篆体（含“古文字目”及“大小篆目”）、隶体（含“隶书及真书目”）、草体（含“草书及行书目”）、楷体（含楷体简体目）。依据汉字字体的这一发展轨迹，任何一个汉字的笔画都是从繁复向简便演变，所以汉字简化不过是循此规律的发展。第二，魏先生强调汉字形体变化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约定俗成”，就是继承千百年来经过人民大众实践应用的所谓“俗字”—人民大众自己常用的字体，使其从“不合法”取得合法化的资格。这就是阐明了汉字形体简化不是主张者的随意行为，而恰恰是遵循文字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重视人民智慧的成果。无论汉字简化中有什么样的主张，具体运作中有什么样的复杂的个案处理，魏先生阐述的两个本质性思考，无疑构成为前瞻汉字形体变化的历史基础，它展现了魏先生作为一位在近代人文学术中成长起来的文字学家的理性精神。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一直把魏建功先生誉为“字典之父”，这是由于他主编的《新华字典》已经成为全世界印数最多（1998年统计约3.4亿册），受众面最为广泛（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从国内到国外）的汉字释义工具书而获得的美誉。《新华字典》多次修订，一版再版，但先生高风亮节，始终未取过一分钱的稿费。魏先生关于汉字工具书的编纂，在选词（字）、释义、注音、体例等多个层面有过系统丰厚的论说，大约有70余万字的论著。本“文选”选择了1972年魏先生就《新华字典》的修订写给当时北大中文系相关负责人曹先擢先生的两封信。当时北大依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组织专门小组修订《新华字典》，魏先生因为受当时最高层之命，调往“林彪专案组”从事“辨认林彪笔记潦草字体”的工作而中途退出，但他时刻关注《字典》的修订，惦念之心见于信中的字里行间。通读全信，有两个层面可谓感知最深。一是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魏先生对“修正”中的《新华字典》的诸多方面不甚满意，对修改中的缺憾提出了体系性的批评。这些批评基于先生的文字学修养，他从文字学的立场上，对于《新华字典》的编纂，从选字、释义、注音一直到字、到词、到词组的三级释义体系的组成方式，做了相当详尽和示范性的阐述。这些阐释虽然是对修订中的《新华字典》的建言，但事实上，它是对汉字字典的编纂学理论做了既是基础性的又是理论性的表述，无疑构成为字典学的基本内容。二是透过这两封信的纸背，可以感知先生高扬的学术人道精神。他明确地反复表述，字典应该以适应群众需要和群众能运用为原则，所以他明确地不赞成“形式上注意了思想性，实质上滋长了随意性”的意识形态倾向；也不赞成“在汉语史上把现代和古代分得过死”的学术关门主义。它无声地表述了一个杰出的人文学者心中包蕴着对广大的国民和群众的挚爱。“文选”第三组是魏先生的文学研究业绩大凡语言学家都很关注文学的研讨，但他们对文学的关怀与文学研究家的着重点未必相同。魏建功先生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表现了对文学很大的兴趣，像《中国纯文学的形态与中国语言文学》《从“说”到“唱”》《关于戏文》《谈“文”翻“白”》《谈何容易“文”翻“白”》《元代搬演南宋戏文的唱念声腔》《快嘴李翠莲话本中的“快语”》《略论〈西游记〉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工具的成就》《释张协状元戏文中诨砌谈论》《关于〈南戏拾遗〉的一封信》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关于文学精到的思考。本“文选”选择了《〈邶风·静女〉的讨论》和《论文学体制所以演变之原则》两篇论文，读者可以感受魏先生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透过具体个案研究表达的文学主张。《〈邶风·静女〉的讨论》一文，是魏先生为阐释对《诗经》的理解给他的师兄顾颉刚先生的信。信一开头就直言：“要解决古书中问题，我想最好用两条办法自然可以表示得清清楚楚：第一，各人依自己的见解加以标点；第二，各人依自己的见解译成今言。……凡古书中之所以有难解的地方，不外今言古语的差异，这标点和对译便是惟一无二的上法。”这里提示的则是魏先生自己的经验，此即文学研究是以真正读懂文本为论理阐述之本。此信先从《伐檀》说起，讲到学界对“不素餐兮”的阐释竟然南北项背，他举例有人把此句解释为：“君子啊，是不白食其禄的”，他自己则与胡适之先生的见解一致，魏先生此句今译成：“唉—那些混账王八蛋，无菜不下饭”。研究者只要展示个人读出的今言，对文本的阐释就跃然于纸上。据此，《静女》的解释也是如此，古今文意对译，了然于目。魏先生在这里主张的便是读懂文学文本便是文学研究的入门起始。回想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先生反复教导的是“要弄懂人文这门学问，根本的就是要会念文章、多念文章”。初听起来以为是老先生的过时之论，但在自己的一生实践中，现在可以说的，这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基。眼下的学术界，躁动嚣张氛围甚浓。此时重温先辈教导的文学文本的入门途径，是何等的亲切。一个人如果要想讲谈古代文学，当然必有言谈所本的文学文本；手拿文本就应该以真正读懂为开口的条件。何以判断你真正读懂，魏先生说，请你先做了标点和对译这门功课，然后再论坛纵横也不迟。其实，一百年学术史上的北大中文系，因为有了与魏建功先生及其同道的诸位先生这样的文本主义，它的辉煌才能坚持到今日！《论文学体制所以演变之原则》一文，展现的是语言学家观察文学史的发生和发展的新视野，魏先生提出了文学体制所以演变之基础的三原则：第一，文学随语言而变之原则，即语言变，文学亦随而变；第二，语言变而文字不变，文学随语言变，而复随文字不变，即文学随文字而不变之原则；第三，文字与语言日趋合一，则文学之为文字所牵制而不得随语言变者复归其始，即文学随语言文字而同变之原则。魏先生认为，此三原则者……文学史之所由生也。语言学家所感知的文学问题，其本质是揭示语言文字不仅与文学密切相关。而且是作为基础而存在。这样的文化视角则又常常被文学研究者所忽略。然而从20世纪世界文化史的全景观察，一百多年来文学的演进与流派的演绎，却真的常常与语言学的思潮的兴起与调式密切连接在一起。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魏建功先生的文学观，本质上不仅是很基础的，而且也是很前卫的。“文选”第四组是魏先生民俗学研究的业绩19世纪后期起始，东亚主要国家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传统学术为之一变，学者们不再仅仅以“大学堂”“国学院”的学问为唯一，有些学者摆脱经学的道学的束缚而把民间文化纳入研究范围，是学术近代转型的标志之一。魏建功先生从在北大读书时代开始，就开始关注经学之外的文化存在，例如他参加北大实验戏剧社，男扮女装出演自己喜欢的戏剧，又在歌谣研究会从事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在成为北大教师后，又进行现在称为田野考古的文化社会调研。魏建功先生对民俗学的兴趣和所作的努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业绩，多少表明他在20世纪初青年时代开始，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庙堂知识分子，而是个在学术上有着激情的追求的人。魏建功先生在民俗学领域中论著甚丰，例如《歌曲之辞语及调谱》《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变物的情歌》《“耘青草”歌谣的传说》《杞梁姓名的递变与哭崩之城的递变》《姜女庙之朝鲜人记录》《歌谣采集十五年的回顾》《〈歌谣〉四十年》《〈歌谣〉发刊四十年周年纪念》等。本“文选”选择《收录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和《吴歌声韵类》两篇论文作为范文，从中可以体味出魏建功先生从事民俗学研究，目的可能有三：一是他十分强调中国文学除文人文学之外，还存在着许多熟语、各地老百姓自己的文学，歌谣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二是他以民间歌谣为材料，研讨民间歌谣对提升文人文学的价值；三是以民间歌谣作为推进音韵学、文字学等学术研究的有价值的材料。在魏先生民俗学研究的业绩中有一个层面是不能忽略的，此即1927年至1928年，魏先生在朝鲜所作的许多相关调研和实地现场记录，主要的文章有《侨韩琐谈》《榛子店养闲的》《鲜史拾零》等。本书因为篇幅所限，未能录入，实在是件憾事。这一部分有两方面的记录，应该是极为珍贵的。一是魏先生对朝鲜的民风琐事、特别是“活着的民心”作了有文化价值的观察和记录，对朝鲜历史和文化的认识极有价值；二是对清乾隆年间朝鲜人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依据魏先生实地感受作了相当深刻的读评。此本《热河日记》就是被称为《燕行录》的一种。近十余年来，国内东亚研究中有若干篇关于《燕行录》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若以我们读到的论说与魏建功先生70余年前的同类研究比较，当代研究中眼光的呆滞，真是无可名状。以我的经验可以断言，当代的博士和博士后一定没有人阅读过他们的先师魏建功先生的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说，使人唏嘘万状！“文选”第五组是魏先生在台湾推行“国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业绩作为音韵学和文字学家，魏先生终生主张“一个统一的民族必须使用统一的语言”，从学生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国语运动”。1925年，24岁的魏建功先生就以“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为标题，抨击高坐堂皇、舞文弄墨的国学家对注音字母的攻击，魏先生在文中指出汉字只有有了注音的符号，才可能有统一的发音，而注音字母正是出于经学中的小学，正是出于太炎先生所定的纽文和韵文。先生在这篇檄文中满怀激情地说：“咱们的国语运动，就好比唐僧取经，没有磨难显不出法力，不受磨难修不深道行。……咱们只希望同志们个个身体刚强，武艺精练，都来做十万八千众齐天大圣，一心保佑师傅—国语—平安到那极乐世界！”通读魏先生的论著，他把“国语”英译为“NationalLanguage”。年轻的魏建功先生对于统一祖国语言是何等的激情! 他一生中彪炳千古的贡献与推行“国语”的伟业之一，则是1945年我国收复了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后，他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大声疾呼：“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他在台湾创办《国语日报》，建立“国语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论说，终于使在当时71%左右使用日语的台湾地区把“国语”变为主流语言，为我国未来的大统一创造了基础性人文条件。台湾广大同胞今日大多与祖国大陆同胞语言交流没有障碍，魏建功先生之功绩当永远铭记！但是，今天不要说广大民众，就是我国学术界能够明白这件对祖国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千古大事者，能有几人！2004年我们的师兄、北大中文系1955届学生、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语文学家鲁国尧先生在台湾地区对“国语运动”进行了考察，其考察报告《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一文已经在同年《语文研究》第四期刊出，堪称凤毛麟角。希冀欲明白台湾地区发展史的诸位，务必阅读此文，并可以把它作为理解魏建功先生在台湾推行“国语”的理论和实践的导论。魏先生有关这一层面的成文的论说，大约有40余万字，其中如《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国语运动纲领》《国语的四大涵义》《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谈注音符号的教学方法》《中国语文教育精神和训练方法的演变—〈国语说话教材及教法〉序》等等，都是魏建功先生为使刚刚光复的台湾地区民众能够尽快摆脱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奴役在语言说话层面回归祖国而贡献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语言学界不能忘却的历史遗产。本“文选”选收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和《“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从中透露出魏先生主政台湾“书同文，言同音”的深邃理论思考和最终的目标，以及切实的行动步骤。1946年2月初，魏建功先生到达台湾，即在台湾电台发表讲演，表述“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文选”选录的《“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一文，是魏先生对自己在电台的讲演做的进一步的解释性阐述，他就“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的基本主题，做了层层深入的解析，提出推行汉语为“国语”，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指出语言文字是“（民族）共同表意的标识”，“文化进步而组织健全的国家，没有不是确用一个标准声音系统做国语的”，“我们要仔仔细细地坦坦白白地再把敌人（日本人）搅乱过的语言组织方式，一一在全台湾返本还原起来！”他说，我们采用共同的标识是表现中华民族联合的一致，这也是“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的自由！”文中充溢着先生的爱国热情。由此深入，魏先生从语言学层面上解释了什么是汉语的“国语”，他界定为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它的沿革就包含了很多的民族兴衰的回忆，魏先生认为，北平话是经过一千多年培养，二三百年应用，几十年政府提倡的声音系统，当然应该切实推行。先生由此进入从声韵学的学理层面阐释台湾地区的人究竟应该怎样学习“国语”。关于这个层面的研讨，还可以参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的《国音标准汇编》。本文可以看作魏建功先生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的纲领性表述。本“文选”又选入的《“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一文，旨在使读者诸君理解，魏先生推行的“国语运动”有一个依托的重要的基地—大学。本文是他为台湾大学的“国语”课程所作的设置，请务必注意，它不仅仅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或者文科的“国语”设置，而且是魏先生为台湾大学全校一年级设计的“国语”课程，是进入台湾大学的台湾优秀知识青年必须要接受的祖国语言教育。魏先生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把大学作为国家民族语文复兴的基地，是大学应该承受的历史之重！特别有意思的是，作为全校大学生这一必修课程的阅读文本，魏先生开列了赵元任、罗常培、叶绍钧、老舍、曹禺、丁西林、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落华生、胡适、冰心、巴金、朱自清诸位的作品。这就是说，在我国政府收回台湾主权后，魏建功先生首次以台大全体学生必读的方式，把20世纪上半叶祖国新文化中优秀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以整体的而不是零星分散的方式送给台湾社会，培育台湾年轻的一代。严绍璗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多次访问台湾，与老先生们交谈，不少先生说到他们知道大陆的近代作家都是从当时的“国语读本”上学得的。魏建功先生出任台湾大学首届校务委员兼任中文系主任，在台湾推广祖国新文化新文学功劳至大矣！“文选”第六组是魏先生的人文学术史研究业绩魏建功先生作为钟情于人文学术的先辈，在自我学术研究中，十分留意于学术史的状态，这无疑是人文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和精神状态。一个学者如果忽略了对于学术史的理解和把握，就像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的那样，研究者的精神便会陷入要么狂妄、要么自卑的失常状态中。魏先生对学术史的把握大都是以学者个案的方式表现。他写过不少师友的传记、回忆录、纪念文等等，构成鲜活的学术史线索。本“文选”收录了《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和《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四篇学者叙说，叙事朴实而感情真挚，使我们感知作者生活在以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学界耆宿中的诸种状态，他们彼此默契而勤勉，各有独特的秉性而又开诚磊落，他们共同组成了特定时空中中国学术史的一个层面，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术，如果缺漏了这样的层面，不就显得残缺了吗？“文选”第七组是魏先生关于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的业绩自1919年进入北大英文预科，魏建功先生开始了他60余年的大学生活，从留存的由他筹计的许多语言文学“教学提案”与“教学大纲”来看，例如从本“文选”录入的1925年魏先生还是学生的时候撰写的《致中文系教授会书》，到本“文选”未录入的1959年他为新设立的“古典文献专业”设计的《五年课程计划书》，他的一生对于在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中如何造就相应的学术人才，可以说殚精竭虑，思索有加。今天来复习这些提案和大纲，猛然间觉得我们现在天天在讲的教育改革，不是我们的先辈们已经想过不少的么！《致中文系教授会书》是魏先生24岁毕业前夕写给他的老师们关于中文系究竟应该怎么办的建言。魏先生说，他致书的目的是因为“这两年来，国文系在社会上的地位很显得责任的重大。在这样重大责任之下，最易招人猜忌。我们惟有切切实实把组织整理完密起来，教他们知道（国文系）不是他们所想象得到的那样简陋或纷杂”。魏先生描述的当年国文系面对的形势，好像就在我们的眼前。他提出学生究竟希望上些什么课程，他说：“学生听讲的要求是要知道每科学问的门径，及其本身价值的批评，……三四年级专修科目宜注意课外读书报告，作为单位之若干分加以考虑，从今年起就试行起来。如此，我敢说能令进国文系的学生知道他自己的责任，……自然国文系的成绩就有进步。”魏先生还说：“师生隔阂这件事实是北京—尤其是北大—方面的最大弱点。我们处处不能不受政治环境影响，有些教人不能不留神……。”听着魏先生这样说，好像他就在我们中间一样！魏先生为中文系教授建言，全系设立语言文字学讲座、纯文学讲座、国学讲座三大讲座，下设十个分讲座。据说，中文系教授会议接受了魏先生方案的基本内容，并于当年秋季开学时对课程进行了调整。这正是一件极具“北大性格”的佳话—一个学生竟然能从办系宗旨到教学课程理念提出一套方案，一个教授会议竟然能从善如流接受学生的大部分建言而重新布置全系的教学，只有北京大学才能有这样如诗如梦般的学术氛围—这就是“北大神圣”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阅读20世纪北大先哲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产的根本之点。魏建功先生，中国新文化中培育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一般人看起来远离火热生活的声韵文字学的领域中，也永远是和中国大众在一起的。中国人文学者的真善美与假丑恶不是以学术领域来区分的，而是以学者自己的心来显现的。读者诸君若能屏息静气、慢慢读来，从录入本“文选”的片羽吉光中，也一定会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学术智慧，一定会触摸到他在相关领域中举步行走的踪迹，或许，我们还真的能由此而入径，受到魏先生学术智慧的沐浴与他永远向上磊落光明的人品的熏陶。严绍璗 张渭毅2010年9月于北京大学

“严绍璗文集”各卷目录

国际中国学研究

养天地之正气 法古今之完人

会通学科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我和国际中国学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日本学者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问题

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

日本对《尚书》的研究情况

日本学者关于《诗经》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一些见解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二）

《赵氏孤儿》与18世纪欧洲戏剧文学

关于汉学的问答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日本中国学中从经学研究向中国哲学研究演进的轨迹

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

中国学术界对Sinology 研究应有的反思

日本中国学中“道学的史学”的没落与“东洋史学”兴起的考察

日本中国学中中国文学近代性研究的形成

中国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三十年

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

比较文学研究

我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历程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

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空间

确立关于表述“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

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的体验

文化的本体论性质与马克思的文化论序说

日本短歌歌型形成序说

日本《竹取物语》的发生成研究

日本平安文坛上的中国文化

论五山汉文学

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日本文化研究

日本的发现

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

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

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儒学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战前篇）

日本现代化肇始期的文化冲突

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

日本中国学中一个特殊课题—满学

战后60 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的考察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

我对日本学研究的思考

汉字在东亚文明共同体中的价值

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政治框架与本质特征的研讨

东亚文明与琉球文明研究的若干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资材的劫夺

日本近代前期天皇的儒学修养

日本“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

严绍璗教授荣获日本第23 届“山片蟠桃奖”文化研究国际奖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汉籍的外传与文明的对话

在皇宫书陵部访“国宝”

在国会图书馆访“国宝”

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访“国宝”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访“国宝”

在东洋文库访“国宝”

在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访“国宝”

在金泽文库访“国宝”

在静嘉堂文库访“国宝”

在杏雨书屋访“国宝”

在天理图书馆访“国宝”

在尊经阁文库访“国宝”

在御茶之水图书馆访“国宝”

在真福寺访“国宝”

在石山寺访“国宝”

在东福寺访“国宝”

在日光轮王寺天海藏访“国宝”

读书序录

他序文

序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

序王勇著《中日关系史考》

序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跋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多边文化研究》第一卷“卷头语”

序《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序张哲俊著《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

序李岩著《中韩文学关系史论》

序刘元满著《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序张玉安、陈岗龙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多边文化研究》第二卷“卷头语”

序钱婉约著《内藤湖南研究》

序刘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序王琢著《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

序张哲俊著《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序张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

序张哲俊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序《东方研究2004—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专辑》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

序王益鸣著《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

《多边文化研究》第三卷“卷头语”

序李强著《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序王顺洪著《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序隽雪艳著《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序牟学苑著《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序郭勇著《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

序潘钧著《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序涂晓华著《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

序张冰著《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

序聂友军著《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

序王广生著《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

序张西艳著《〈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

自序文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前言

《中国文学在日本》前言

《日本中国学史》代序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序论

“21 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出版总序

“北京大学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总序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出版总序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自序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自序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

《日本中国学史稿》前言

《魏建功文选》前言

人物纪、访谈录

好人阴法鲁先生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乐黛云先生纪事

贾植芳先生的比较文学观

中西进教授的学问

我的老师们

我的生命的驿站

为人民读好书、写好书—严绍璗先生访谈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国际中国学研究

978-7-301-32465-3

108元

比较文学研究

978-7-301-32221-5

108元

日本文化研究

978-7-301-32531-5

108元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978-7-301-32487-5

138元

读书序录

978-7-301-32215-4

108元

微信号 : pupwa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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