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不该一再陷入悲剧性选择中｜疫症日记

最近这段时间来，我想所有中国人都突然陷入一种极端的环境中，漫天的疫情之下，新春的祥和快乐早已荡然无存，这也可能是大多数人记忆中，最不一样的春节。

而疫情所暴露的一切，无论是天灾带来的死难，还是那些显而易见、令人发指的人祸，以及极端状况下，不间断发生的人道灾难，都在不间断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开始时，我每天在阅读大量的新闻报道，网络上来自武汉或者湖北网友的求助帖、自述贴，相信许多人也是如此。

然后心理学科普贴开始出现，告诉我们，这是“替代性创伤”，我们在这时候应该告别、远离这样的灾难信息。

我尝试了两天，这期间我错过了一些新闻，比如《在人间》的那篇凄惨自述，比如许多医院直接面向全国网友的物资求助……但后来，一一地，我都补上了，这是我们避无可避的悲剧信息，就像这是我们逃无可逃的真实世界一样。

心理学的建议固然是好的，但我想，让我们避免“替代性创伤”的建议，或许适用于正常的社会环境，在这极端的时刻，这根本不是替代性的创伤，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经历的直接创伤。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面对和思考，是什么让我们到了这一步？

我也必须尝试在憋闷在家的日子里，尝试书写记录下来。

由于信息实在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许多案例也有类似之处，我只能选择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作为案例，聊一聊我的思考。

今天想聊一个相当剧场化的案例，几乎等于一个“电车难题”的现实翻版。

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都在困惑，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具体令人伤心的个体悲剧，就发生在武汉人或者湖北人身上，令人心碎。

官方媒体的微博下，也满是“武汉加油”“湖北加油”的留言，但当真实面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时，这样的“加油”往往又变成了隔绝、排斥、声讨。

前几天，一架从日本回上海的客机，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9个武汉乘客被其他上海乘客排斥，拒绝这些武汉人上飞机，当这件事被一名武汉网友上传到微博，本意是希望网友支援时，几乎迎来了全网的死亡诅咒。

这位武汉网友的声明是：ta是正常旅行；自己也被航班证实没有发烧等感染现象；旅行前武汉并没有封城，众人怎么能因为她的户籍（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剥夺ta坐上回程航班的资格？

在这样的理由基础上，保护ta的权利是正常的人道选择，有充分的道德基础，这是我们赖以维系人类文明的基石。

然而上海乘客也有自己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的是极端的怀疑：

我怎么知道你是正常旅行，而不是像那个吃退烧药去法国的武汉女生，还要发朋友圈炫耀？我怎么知道你是在武汉封城前出来、而不是在宣布封城后偷偷出来的？何况由于信息瞒报、疫情扩散，武汉封城都是后来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你之前没有感染、现在过没过潜伏期？就算你没问题，其他武汉乘客呢（有人爆料确实有武汉乘客发烧）？何况你们还要落地上海，万一有感染源怎么办？那危害的极有可能是更大的群体……

在这“极端危急”的状况下，基于这样的怀疑，似乎也有其道德基础，那就是更大部分人的利益——尽管这一道德基础是相对脆弱的，本身就包含了重大的道德损伤，势必会引起事后道德的责难。

网友痛斥的理由大致也和其他大多数乘客一样（当然，你确实没法解释他们对这位武汉乘客所有恶毒的死亡诅咒，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完全的遵纪守法、看上去毫无恶意的人）。

把这一趟飞机视为一场隐喻的话，它像极了一个“电车难题”的真实案例，《蝙蝠侠：黑暗骑士》、《雪国列车》、《三体：黑暗森林》这些流行的电影小说里都有不同的思维实验变体。我这代人，似乎是第一次在真实生活中目睹它的直接发生，我们的上一代人可能见过更多。

所幸这趟航班，远远没有到达电影和小说那样需要结束个体生命的更极端程度。

这是最让我和身边朋友惊讶的地方。也许真的，这就是大部分人面对极端危机时的真实反应？永远不要高估人性的善良，因为当面对真实的极端测试时，大部分人都过不了这关。

于是不可避免的，相当多人在面对这次测试时，做出的就是一个在正常环境下，并不人道的选择。

但你可以去指责那些同样可能遭遇疫情的其他乘客“很邪恶”吗？

好像也很难，因为在极端的怀疑中，面对很有可能到来的更大灾祸，如果全飞机上海乘客被感染怎么办？如果上海也被大量感染怎么办？

——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因为我们遭遇了一场最难的选择，就是一场没有正确答案的悲剧性选择。

我想，那些咒骂在外地的武汉人的网友心里应该也清楚，这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武汉人和湖北人。在他们的城市里，暂停了公共交通，到处有无法得到救治的轻症患者，重症患者生死未卜，许多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危险中昼夜工作、缺乏医疗物资，市民处于长久的惊惶、悲痛与无力中。

而在湖北以外的湖北人、武汉人，则大量地遭遇身份信息泄漏、被骚扰诅咒、无法住酒店、在工作城市也遭遇各种歧视……也因此，《人物》杂志的一篇文章担忧，这次疫情过后，非常担心武汉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

这就是目前我们遇到的现实。而我举例的航班，只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诸多极端状况的一例，它只是在这其中爆发得更集中，冲突更剧场化。

在人类历史中，我们遭遇过很多极端状况，面对过许多没有正确答案的十字路，经历过很多悲剧性的处境，但设若是纯粹的天灾，我们可能只能感受来自上帝的荒诞，那似乎超越了人能思考的极限。

但历史上，我们更害怕的是人祸带来的伦理困境——就是一切本不至于如此，本不必去激发社会整体性的“恶意”，去举国实验人性之恶的边界。

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善的人类制度，制度性奖赏善行和利他从而利己，制约而不是根本上改变人性之恶，本意就在于此。

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但你仍然不得不去一再重复地去假设历史：如果疫情可以及时通报、而不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如果没有多方都说自己无权公布疫情的制度之困？如果8名最早公布疫情的医生不会被“训诫”，而是让信息自由流通起来？如果新闻媒体可以在一开始就自由报道，让公众知情，且不必担心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湖北省两会面子的重要性，不会高于公众人身安全的考量？如果当地政府官员、卫生部门有基本的担当？……

任何一个“如果”，如果提早发生了，武汉市民也不至于信心满满地去四万家庭的年夜饭，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良好地运行着，后来武汉绝不至于突然封城，各大医院不至于人满为患，许多家庭不至于支离破碎，武汉人、湖北人也不会在外地遭遇极端的猜测，外地人也不至于暴露出这样合理（但包含巨大道德责难）的恶意，不至于让全国人、乃至全世界面对这样的极端处境。

前些天，在家里看完了HBO的《切尔诺贝利》，里面的苏联核物理学家就面对了一场悲剧性的选择，当只有人可以去清除受核污染的水箱、被核污染的楼顶，而如若不清理，则是整个大陆遭受核污染与核辐射时，这些人就只能被牺牲掉。而最后一集在法庭上的审判，则告诉我们，一切都本不至于如此。

我们所有人所希望的“善的系统”，不是在造成巨大的人祸后，又可以举全国之力去解决它，这真的真的不是优势。

善的系统，是尽量不制造人祸，尽量不制造极端的道德困境，尽量不制造一架必须丢弃无辜受害者的飞机，尽量不让人去面对悲剧性的选择。

希望这一次后，我们能够学会。

（疫症中的日记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