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司法部首虎卢恩光想到解放军首任军长曾泽生
12月1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这样一条消息，原本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发布“老虎”落马的消息，实在是司空见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到了让人“审美”疲劳！
但卢恩光为什么又走进了我的视野呢？原来是卢恩光的另外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是在中国知网上看到的。中国知网上说，1999年2月10日上午，山东方舟集团、诺亚集团和古阿井阿胶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恩光携带一张1000万元的支票和一封信，赶到北京，带头向有关部门捐出1000万元，倡议企业家关心国防建设，为国家捐建一艘航空母舰。他在《致全国企业界的一封倡议信》中写道，不能认为战争离我们太远，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捐出的这笔钱对我的企业很重要，但国事重于家事，尽管它与实际需求相比，不过杯水车薪而已，但我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称卢恩光共收到1万多封来信，许多人打电话、写信支持他。
真是势易时移，如此爱国的卢恩光，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于自己后面的仕途发展，迎接他的是党纪国法的制裁。
由此，让我想到了自己写的“首任军长传奇”系列图书中的一位军长，他就是从国民党将军到解放军首任军长的曾泽生。曾泽生，曾经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军长，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首任军长。我写曾泽生时，是思考了两年之后才动笔的。我在开头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社会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人。名著《悲惨世界》里有句话说得更到位，大意是：一个人犯罪固然可恶，但制造犯罪环境的制度和人更可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首任军长曾泽生的一生，诠释了两种制度下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空间。
在这里，我不想谈司法部首虎卢恩光，只想把我写的曾泽生的文字，在前线报公众号上再发布一下：
解放军第五十军首任军长曾泽生
文/叶青松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社会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人。名著《悲惨世界》里有句话说得更到位，大意是：一个人犯罪固然可恶，但制造犯罪环境的制度和人更可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首任军长曾泽生的一生，诠释了两种制度下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空间。
二度从军
曾泽生，1902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驿马沟村。1922年12月，弃学从军，考入云南唐继尧所办的军士队。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免考进入云南讲武堂。一年后，曾泽生投奔广州黄埔军校，被黄埔军校录用。1924年底，担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区队长。1925年初，曾泽生按要求加入国民党。
1925年8月，曾泽生调教导师第二团(后改为第二十师六十团)任连长。因看不惯部队的腐败恶习，提出辞去连长之职，重返黄埔军校任学生队区队长。对于辞职之事，曾泽生事后回忆说：“该师师、团军官们只知嫖赌，不问营事，所以坚决辞去(连长一职)。”
1927年9月，曾泽生毕业离开黄埔军校。到北伐军总部工作。1928年3月，曾泽生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五师军官队少校队长。不久，曾泽生不愿同流合污做腐败军人，坚决辞去现职，与潘朔端到上海。考入汽车学校学习机工及驾驶，打算以后从事交通事业。至此。曾泽生第一次离开了国民党军队。
1929年秋，龙云依靠武力统一云南，先是代理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后直接担任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派人到上海、南京等地招揽军事干部。曾泽生、潘朔端等20多人被招收到云南。从此，曾泽生开始在滇军服役，担任滇军连长，不久担任滇军营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龙云决定云南出兵20万，组建国民党第六十军，上前线抗日。曾泽生被任命为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一。五团团长。六十军军长是卢汉，一八四师师长是张冲。1938年4月中旬，第六十军奉命参加台儿庄会战，曾泽生指挥一0五团在一八四师序列内防守台儿庄东制高点禹王山，拼死抵抗日军。翌年，曾泽生指挥部队参加了武汉外围的保卫战和攻打南昌的战斗。
1940年9月，日本占领越南河内，并有从越南海防、谅山向滇边靠拢之势。面对日军从越南入侵云南，六十军奉命返回云南。11月。以六十军为基础，在云南昆明成立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卢汉任总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升任一八四师副师长。后任师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曾泽生率一八四师随卢汉进入越南受降。10月10日，曾泽生在越南土伦主持受降。
几多挣扎
1946年4月中旬。奉蒋介石命令，曾泽生率第六十军开赴东北。
第六十军到了东北后，受命部署在中长线，而同样来自云南的九十三军则部署在辽西、热河一带，被分割使用。尤其令曾泽生生气的是，六十军三个师不归他指挥：一八二师摆在沈阳与铁岭到昌阁间，归孙立人指挥：一八四师摆在鞍山到大石桥、营口间，归越公武指挥；暂编第二十一师摆在沈阳至抚顺、营盘问，归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指挥。六十军军部驻新民。能指挥的只有工兵营的一个连。三个师的官兵全摆在铁路沿钱，有的车站防守兵力是一个排，甚至一个班，兵力过于分散，很容易被解放军一个一个吃掉。
1946年5月下旬，解放军突然在辽南实施反击，以优势兵力围攻鞍山、海城等地。驻海城的六十军一八四师告急。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命令新一军调两个师救援，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强调部队连续征战，士兵过度疲劳，拒不执行命令。不得巳，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五五一团被全歼的情况下，率师部和五五二团在海城起义：一八四师五五0团整团在大石桥被解放军俘虏。
一八四师的起义，对曾泽生打击很大。曾泽生的侍从乔景轩后来回忆说：“内战的第一回合，六十军的实力就被搞掉了三分之一，而且又是军的主力。这一沉重打击不能不使他对部队的前途发生了忧虑。”
6月底，杜聿明来到六十军给曾泽生打气：“不要顾虑，中央是相信你的，六十军仍由你指挥，而且尽快重建一八四师。”8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卢汉率云南各界代表团到东北慰问六十军。
后来，一八四师果真重建起来了。再加上解放军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四平、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曾泽生的信心又逐步加强起来，开始对部下说：“还是国民党有力量，美援有作用，六十军有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1947年1月初，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借口辖区有限，兵员征补、给养征购、财政税收都有困难，令六十军开疆拓土。
曾泽生知道这是在排斥六十军，于是据理力争：“六十军调动，要听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梁华盛勃然大怒：“我是副长官。有权指挥六十军。”他还当着曾泽生的面，直接打电话给长官部的杜聿明。1月中旬，杜聿明正式下达命令，六十军调出吉林。曾泽生只好忍辱率六十军军部和军直属部队进驻磐石，一八二师进驻桦甸，暂编二十一师驻海龙，重建的一八四师驻梅河。
2月。在国民党军组织兵力第二次进攻通化时，东北民主联军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于3月初奇袭海龙。进驻海龙不到两个月的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损失一个团的兵力。5月25日，解放军进攻梅河。双方激战五天五夜，梅河整个防线被解放军打乱，重建不到一年的一八四师再次被全歼。
1947年夏季，解放军发起夏季攻势。曾泽生看势头不对，打报告经长官部同意后，下令部队一齐向吉林撤退。撤退途中，暂编二十一师受到解放军的阻击，损失惨重，人员死伤和被俘过半。受两次重创的暂编二十一师，兵力大为削弱。6月底，才到吉林一个月时间的六十军接到命令，要求六十军唯一比较完整的一八二师截击所谓的“溃退的共军”。一八二师(欠五四五团)奉命向双阳出击时，牢记暂编二十一师的教训，不敢贸然进攻，又不敢擅自撤退，只好白天出动，晚上集中，反复在鸭子架、太阳岭一带拖来拖去。
7月中旬，解放军趁夜幕切断了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团部与各营的联系，然后突然发起攻击。五四四团除三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一八二师五四六团二营也在大酱缸被全歼。一八二师师部和残部绕道长春，才逃回到吉林。
六十军到东北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受到三次重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1947年七八月间，滇军的老将领、曾泽生的老上级、时任中共建立的松江省副省长张冲与在海城起义的潘朔端将军写信给曾泽生，劝他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不要追随蒋介石继续打内战，当机立断，在内战前线走反蒋起义道路。
1948年3月8日，在解放军凌厉攻势下，六十军不得不放弃吉林，撤往长春。曾泽生在部署六十军撤走时，私下接受了解放军“不得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用“不能做黄河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暗示五四四团团长胡彦，用集束手榴弹将团弹药库引爆，造成已破坏电站的假象，使小丰满电站保存下来。
3月10日，六十军部队刚刚进驻长春，蒋介石立即给曾泽生发来一封亲笔信，把吉林撤退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意即这次撤退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敦刻尔克撤退一样，是一次成功的撤退)，大加贺勉。接着，蒋介石把长春的新七军和六十军编为第一兵团，晋升曾泽生为防守长春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第一兵团司令为郑洞国。
六十军进驻长春后，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七军矛盾开始加重加深。在长春市，六十军与新七军以中山路为界。路东包括郊区由六十军防守，路西及郊区归新七军防守。新七军装备优良，粮食充足：而六十军刚由吉林逃出，缺衣少粮，狼狈不堪。新七军连以上军官都有吉普车，军、师以上领导有小轿车；而六十军除曾泽生由兵团部拨给两部旧小车外，其余军官什么车也不给。开始，两军的给养大体相同；后来，六十军大米与高粱米各半；再后来，六十军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六十军大多是黄豆。
六十军官兵上下受气，直接导致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向曾泽生发火：“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是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其实，陇耀的责问，也是曾泽生的心里话。曾泽生几度挣扎后，最终在1948年秋下定决心反蒋起义。
当机立断
1948年9月22日，曾泽生正式酝酿率六十军在长春起义。
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已陷入绝境，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已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重重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点上，并切断北宁线，封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境内的活动，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摆在六十军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结果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很明显，只有第三条路才是活路。
曾泽生事后说：“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问题。”最终，他决定走第三条路：率部起义。
10月4日下午，正在紧锣密鼓准备起义的曾泽生，接到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电话，要六十军派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曾泽生想试探一下郑洞国的态度，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八路(指解放军)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郑洞国听了，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
曾泽生心知肚明地在第二天派出一个团去敷衍，配合新七军在八里堡一带出击。在出击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曾泽生的指挥所。
曾泽生问李鸿：“五十六师可以突出去吗?”新七军战斗力最强的师是三十八师，其次是六十一师，最差的是五十六师。曾泽生故意问最差的一个师的情况。
没想到，曾泽生这一问，引出李鸿一肚子牢骚。李鸿立刻数落了一大套：“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
这样一来，曾泽生心里更有底了。10月14日晨，曾泽生派曾被解放军俘虏后返回长春搞策反的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原团长张秉昌、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原副团长李峥先出长春城，去与解放军联络准备起义。此前，与张秉昌、李峥先一同进入长春搞策反的还有原六十军二十一师何尔寿，军部夏绍文、张士勋夫妇。按计划。张秉昌、李峥先出城，预定16甘早上返回。可是，直到16日中午，两人还没有回来。
这一下，曾泽生心里焦急不安起来：张秉昌、李峥先是否与解放军联络上?解放军是否接受起义?如果张秉昌、李峥先被新七军捉去，走漏消息，起义行动将遭受破坏，届时怎么办?
16日中午，曾泽生接到郑洞国的电话，要他马上到兵团部去。在兵团部，郑洞国决定17日出击，18日突围。
曾泽生回到部队后，先是在暂编二十一师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该师率先宣布起义。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按曾泽生命令，立即部署了在长春城内对新七军布防。
晚上8时许，曾泽生到达一八二师，对一八二师的官兵说：“二十一师已经起义，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白肇学师长带头，全师官兵一致说：“起义!”
于是，一八二师继暂编二十一师之后向新七军开始布防。同时，曾泽生向两个师下达命令：撤销郑洞国今晚开始突围行动的命令。
接着。曾泽生回到军部，要通了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平的电话：“李师长吗?有事情通知你：今晚10时，你带着三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
五十二师是国民党的交警部队。是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后，杜聿明拨来监视六十军的。师长李嵩平拒绝曾泽生过问五十二师的内部情况。
放下电话，曾泽生立即安排人员布置扣押李嵩平。结果，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平和三个团长一下车，就被扣押起来。并被命令把副职全部调到军部来开会。
五十二师的团级所有副职到达军部后，明白了真相，纷纷表示“服从指挥，拥护起义”。
此时，已是17日凌晨1点钟左右，曾泽生给郑洞国和李鸿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劝他们起义。天亮后，曾泽生派人将信送给郑洞国和李鸿。
10月17日上午，曾泽生根据张秉昌、李峥先带回长春的“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同意”的意见，部署起义部队移交防地。当天晚上8时许，防地移交开始。18日天亮时，六十军全部撤出长春，开往九台县休整。在六十军把防地交给解放军后，新七军面前突然出现了解放军，无奈之下，郑洞国和李鸿也只好率部起义。
新生萌芽
曾泽生率部起义后，按照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起义军的方针，认认真真地去改造自己和起义部队。曾泽生对起义干部和战士提出：“我们目前要经得起三个考验：第一，部队与个人是否真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的改造：第二，改造后是否切切实实地遵行人民解放军的传统，保持拥政爱民、守纪负责、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第三，进入战场是否能忍苦耐劳，并坚决执行命令，在战斗激烈的场合下，是否能不惜牺牲地去为实现人民与革命的利益与敌人生死搏斗。”
当起义部队改造完成后，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授权新华社通电全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今日宣布：改编曾泽生将军率领起义的前国民党第六十军及所辖暂二十一师及暂五十二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及步兵一四八师、一四九师、一五0师，并任命曾泽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叶长庚为副军长，徐文烈为政治委员，王振乾为政治部主任。”新华社的电文中，还宣布了师一级正、副师长和政委的任命名单。
1949年11月，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首任军长的曾泽生，奉命率部参加鄂川战役。11月6日，五十军在曾泽生、徐文烈指挥下。急行军60公里，一举攻入恩施县城，歼国民党军二二三师警卫营，恩施宣告解放。解放恩施城时，原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秘书黄涛正好在恩施城内。黄涛的《解放恩施目睹记》，很好地记录了五十军在恩施的军纪情况。当然，黄涛不知道这支部队就是五十军，只知道是解放军。
黄涛在《解放恩施目睹记》中说：“恩施解放的第一天，我住家的南门一号这幢房子里就住进了几十个解放军，他们穿一样的土布军装，系一样的腰带，背一样的炒米磨粉干粮袋。他们之间官兵平等，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天，我还分不清他们谁是班长、排长、连长和指导员。这些解放军对老百姓说话和气，待人谦逊，极有礼貌。这些解放军纪律非常严明，在他们驻扎的临时营房门口，并没有门卫站哨，但个个都自觉严守军纪，不出大门半步。他们有时需要购买香烟、火柴之类的东西，都是请我出去代买。记得有一天，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屋后面的晒楼上牵绳子，晒衣服，他把绳子的一头拴在一个栽有菊花的花钵上。不料，刮了一阵大风，衣服飘动之力，把那个花钵带倒，掉在地上摔破了。事后，这个解放军战士找到我，主动要求赔钱，我告诉他花钵的主人已经到四川去了，你要赔，也没有人代他收钱。后来，又有好几位解放军来找我，一定要我带那个晒衣服的战士上街买了一个新花钵回来，重新把菊花栽好才了事。”
1950年5月，曾泽生率第五十军回师东北。兵团领导考虑到曾泽生的身体状况，特别关照曾泽生在五龙背休养所休养。
10月，曾泽生率由第五十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后，曾泽生率志愿军第五十军于1951年4月撤离朝鲜回国。
回国后，曾泽生看到全国人民纷纷为抗美援朝捐款，便向总政治部提出，将昆明住房两所、铺面一间及北京的住房呈交政府作为捐献。总政治部批复：“你在昆明的房子已呈交当地政府，北京的房子留作你的家属居住之用，不必捐献。”
1951年7月，曾泽生再次率志愿军第五十军入朝作战。由于身体原因，曾泽生于1952年底提前回国，志愿军第五十军部队直到1955年4月才回国。
1955年10月，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1968年9月，曾泽生辞去五十军军长一职。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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