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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对话”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一个开明父亲的教育经
梁启超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五子梁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的成长离不开父亲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
梁启超与子女的沟通主要凭借书信，他一生所写家书有近百万字。写给孩子们的每一封信，都传递着他的体温，透着坦诚、平和、真挚和暖意。种种人生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
解玺璋与梁启超“结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二学生。近年来，他因写作《梁启超传》、整理《梁启超家书》，与梁启超进行了穿越时空的多年“对话”。
近日，解玺璋再度“对话”梁启超，讲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背后的故事。
解玺璋：任公先生，梁氏家风与家教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种情形的确使人羡慕，也引起许多年轻父母对先生教子之道的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在治家教子方面的心得和体会？
梁启超：作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女都能为国家、为社会尽一分自己的力量，我自然感到欣慰，喜欢得了不得，得意得了不得。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包括院士之类的名头，都不必太在意。说到教育子女，本没有什么奥妙，不过是把做人的本份告诉他们，求知识固然重要，做人则更为重要，所谓家教，就是教育子女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不逐时流的新人。
梁启超：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梁家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了自己家门本色。这是从我的祖父梁维清那里传下来的。他以农耕为业，又肆志于学，过着“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贫寒生活，养成了勤俭、朴素、务实、好学的风气，并以此约束、教训后辈子孙。他还是心学大师陈白沙的信奉者，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忠、孝、节、义”看得很重，故常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我从小与祖父一起睡，睡前常听他讲故事，都是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村里北帝庙藏有二十四忠臣和二十四孝子的画像，每逢元宵灯节都拿出展示，他总是带着子孙到庙里参观，给我们讲这些忠臣孝子的故事。我一生以爱国、救国为立身之本，最初就来自祖父的教诲和熏陶。
梁启超：我并不轻视子女的学业，我甚至很强调他们要术业有专攻。但做人是第一位的，求学是第二位的，斯固然矣。求学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做人。不过，我们既要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是立身的根本。我的几个孩子，思成、思永、思忠、思庄，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再到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乃至成家以后的生计问题，我都亲力亲为，尽量帮助他们做出妥善安排，绝不敢掉以轻心，就是希望他们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使他们有一点做人的资本。至于学习成绩的优劣得失，倒不必斤斤计较。我对自己的孩子还是有把握的，他们都会自己用功，所缺只是方法和遇到挫折时的心理准备。故我在此时最放心不下的，是他们因灰心而气馁。因此，要讲一点不贪图虚名，不急于求成的道理给他们。一次考试不及格，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筑得越厚越好，将来计算总成绩，是不看区区一时一事的。
梁启超：啊哈！这是我尚为青年时所作，故有些自许的成分在，此后著文常自署“少年中国之少年”。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国家的强弱盛衰，青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青年人能否尽到这份责任，关键在于有没有远大的志向。范仲淹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故有后来的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恰如朱子所言，立志如下种子，未有播荑稗之种，而能收获粮食的。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祖父的教诲，父亲的教诲，都强调立志之重要。父亲常说：“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故我很小就立下远大志向，我家对面山上，有座凌云塔，我曾为此作过一联，上联为“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就体现了那时我的心思。
梁启超：我的祖父把这份遗产留给了我，我自然不能辜负他老人家。但是，我也不能原封不动转手交给我的儿女们。因为时代变了，我们不能不跟着变。我反对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我也不认为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我相信，旧的道德学术风俗可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我也愿意去探讨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由此还引出社会之义务，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我就是这样告诫孩子们的。
父亲梁启超写给子女们的书信
梁启超：我读书的兴趣是多样的，而且经常变幻，别人看着眼花缭乱，我自己还是很受用的。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读书也是这样，先要觉得有趣，产生兴趣，才能读下去。我对东南大学的学生说：“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适合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趣味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而读书的趣味从哪里来？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可走。第一是无所为而为，为读书而读书，为趣味而读书；第二是持之以恒，不要轻言放弃；第三是务要深入钻研，才能引起兴味，如嚼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第四是找朋友切磋，互相刺激，互相启发，往往可以使趣味越来越浓厚。总之，读书的趣味总要自己慢慢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如佛典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梁启超：我年轻时也曾有过激烈反传统的举动，对孔子孔教时有微词，黄遵宪先生曾提醒我要慎之又慎，就是看到传统文化对于凝聚国民心理意义重大。他认为，养成国民，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我是多年后才明白先生教诲的深意，特别是欧战结束之后在欧洲考察一年，让我重新认识许多问题，其中就有对文化传统的再认识。我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其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这两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如何解决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先圣很早就给予过我们暗示。
解玺璋：您在家信中，曾对为官者有一些警示之语，您认为为官者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与操守？
梁启超：这些警语本是说给女婿周希哲的，他当时想在外交部谋个职务。按照我的本心，是不希望他做官的。当年我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于七十七天前去世，便借此机会宣布退出政界，专事教育，如果希哲能向此方面助我一臂之力，是我最感到欣慰的。希哲还是去做他的外交官了，我一直提醒他，虽然做官，不要忘了自己寒士家风出身，不要坏了自己家门本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要不至冻馁，何妨过一种寒素风味的生活。为官者如果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非常难得了，我喜欢希哲这个孩子，原因也在于此。
梁启超：算来应该是曾文正公吧。我很敬佩他的道德学问，常常读他的书，用以自省。我平生最欣赏他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多少有点贡献。
梁启超：简而言之，为官者一要勤，二要俭，三要正，四要和，以此四者，困知勉行，可以为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