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关于“文化遗产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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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鲁生，艺术学博士，教授。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系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长期开展民艺与设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现状与发展研究》《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首席专家。出版《民艺学论纲》《民间文化生态调查》《手艺农村》《设计论》《美在乡村》等专著。

关于“文化遗产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思考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艺”具有久远的历史、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与复杂深厚的社会关联性，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体现出现实存续的迫切性，并富有民族文化“源”与“流”的内涵，与传承、涵养民族文化创造力密切相关。在“新文科”建设布局中给予其学科的独立性，改变既往分割、附属的设置格局，有助于进一步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展开符合普遍规律、对接现实需求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关键词：学科；文化；文化遗产学；民间文艺学

“学科”是一个有渊源、有历史、有多重内涵的概念，核心在于以知识分类为基础，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相应的范式、聚合相应的人群开展知识研究和创造并形成相应的学术组织，在教育教学方面形成相应的组织管理机制、培养相关人才。因此，学科有基于知识分类的特定研究对象和内在逻辑，具有突出的专业性；同时，随着各知识领域研究的深化、方法的相互借鉴与成果的相互渗透，不断整合形成新的知识域，并在应用实践领域日益交融，学科也因此具有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在学科发展史上，既有传统的单学科，也有不断产生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新兴学科，具有动态化特征，并由此对以学科为建设发展基础的高等院校的院校设置、专业与课程教学、学术组织建设等产生影响。

从我国当代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历程看，主要经历了从“文科”到“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统称相关学科，再到“新文科”建设发展的过程。2019年以来，教育部提出“新文科”的建设要求，着眼学科交叉和新兴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科生态。整体上看，既是人文社会学科内在知识逻辑演进发展使然，也是社会各领域实践的综合需求推动所致。应该说，“新文科”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其建设并非学科之间简单的叠加与累积，而是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在社会发展、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相统一的整体框架中融合创新，形成新的学科发展空间。因此，新文科建设要有全球视野，并重点突出中国特色；要促进学科交叉，破除壁垒，实现融合；要重问题，重实践，建立跨学科的通识教育模式。

一、“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内涵与建设路径

（一）“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历史的遗存。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源于欧洲，其标志和发端始于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开设的遗产保护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文化遗产”进行界定，将“文化遗产”分为古迹、建筑群和遗址三大类。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传统手工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五部分。该公约确定的五部分仅是基本分类框架下的归纳与阐述，并非是完整且排他的，每个缔约国均可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予以详细界定和划分。因此，“文化遗产”就其存在形态而言，包括“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表述更多是从保护和传承角度的工作概念即从保护范畴进行界定。

在我国，“文化遗产”作为工作概念和学术概念并存。特别是21世纪以来，相关概念和保护意识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各自专业视角对“文化遗产学”进行阐释，如有专家认为：“文化遗产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的核心观点。认为该学科应注重五方面的研究，即文化遗产本体，包括历史、现状和可能的未来；与文化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风貌、人类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生态等；文化遗产事业，包括管理、政策、法规的有关内容；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应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也有专家认为，文化遗产学研究领域应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各类具体文化遗产事项的研究、文化遗产应用性研究三个主要方面。还有学者从学科交叉角度提出：“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较考古学、博物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范围更加宽泛与复杂，它应是一门和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管理、经营、运作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综合的创新性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体，具体内容应包含如文化人类学、宗教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成果。”2011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内在关联性，“文化遗产学”取其广义内涵，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以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是一门研究文化遗产的本体、价值、保护、衍生、管理以及相关的政策等于一体的学科。

（二）“文化遗产学”“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国际经验

从关联学科看，在欧洲，“文化遗产”的关联学科主要有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其中，欧洲考古学源起并兴盛于19世纪末期，主要地表考察与地层学记录的思想和方法尚不成熟。20世纪中期，随着C14测年发明和C14树轮校正曲线制定等技术出现，欧洲考古事业进入科学规范时代，科学考古学体系得以逐渐建立和完善。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欧洲考古学可以对现存遗迹、遗物进行更精准的研究，考古的时间下限也不断向后推移。欧洲的民俗学始于19世纪初，最初主要以农耕社会农村农民，以及其他一些相对不受现代科技影响的群体为研究对象，目的是追溯保存下来的古老习俗、信仰及其远古渊源。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们积累了大量的口头文学、民间故事、民谣、口述史诗、民间戏剧、谜语、音乐、舞蹈和传统手工艺等资料，建立了一批档案馆、民俗馆、博物馆。20世纪，在欧洲民俗学家仍然专注于存在于农民口头的传说时，美国民俗学家在延续民俗学既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开始关注美洲原住民文化，将其全部习俗和信仰纳入其中，注重田野研究，强调文化多样性。随着民俗学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对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分类，创立了“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将特定故事、民谣、谜语或其他物品的每个已知变体按收集地点和日期进行分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俗学家研究兴趣不再局限于农村社区，而是扩展到城市空间，任何通过保持共有传统而表现出内在凝聚力的群体都被视为“民间”，研究重点也从过去转移到现在，从寻找起源到对当下意义和功能进行研究。在民族学领域，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方国家对外进行殖民扩张，为更好了解与统治殖民地民族，学者便开始对殖民地民族进行系统研究，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并迅速发展。法、美、英与德等国家纷纷建立民族学学会机构，通过田野调查，对殖民地民族展开系统研究，社会现象、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也纳入民族学研究范畴。随着民族学研究的深入拓展，涌现出一大批民族学家，出现了不同学术观点与学术流派，如以美国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为代表的进化学派；以德国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学派；以苏联阿努钦（Anuqin.B.A)为代表的苏维埃学派等。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学通过跨学科融合，研究领域拓展到科学技术主义、公民社会与个人权利、新自由主义等领域。

从学科目录看，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目录中，虽然很难找到对应的可以直接翻译为“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但有内涵相似的学科。在英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中，“文化遗产学”相关学科于2019年前后变化较大。2019年前使用的JACS3.0（The Joint Academic Coding System）学科分类体系中，“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级学科，隶属于“历史与哲学研究”门类，涵盖“文化遗产理论”“遗址管理”“自然文化遗产”“沿海文化遗产管理”“口述历史、文化遗产和谱系”等二级学科。2020年开始使用的HECOS（the Higher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of Subjects）学科分类系统中，则归属于“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门类下设置“历史与考古学”一级学科，其下设立“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址管理”两个二级学科。美国对历史文化遗产极为重视，1966年实施《国家历史遗产保护法》。在美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中，“历史文物保护”作为“跨学科研究”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涵盖了“历史文物保存与保护（广义）”“文化资源管理和政策分析”“历史文物保存与保护（其他）”等二级学科；此外，“视觉与表演艺术”门类下设立了“手工艺、工艺设计，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一级学科。在日本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与文化遗产研究相关主要在“人文科学系统”门类，涵盖“文化人类学”“文艺学”两个一级学科，以及“综合·新领域”门类，涵盖“人间社会学”“人间人文学”两个一级学科。“文化遗产”在日本法律中以“文化财”名称出现，现行《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分为六类：一是在历史上或艺术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建造物、绘画、雕刻、工艺品、典籍、古文书、考古资料、历史资料和有形文化产出物；二是在历史上或艺术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演剧、音乐、工艺技术及其他无形文化所在；三是衣食住等相关的风俗习惯、民俗艺能、民俗技术及依赖和使用它们制成的衣服、器具、家屋与其他物件；四是在历史上或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贝冢、古坟、都城迹、城迹、旧宅及其他遗迹，在艺术上具有高度观赏价值的庭园、桥梁、峡谷、海岸、山岳及其他名胜地，也包括动物、植物、地质矿物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纪念物；五是文化景观；六是传统建造物群。日本高校“文化遗产学科”建设重点不在于学科的隶属关系，而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从“跨学科”到“超学科”的演化走向。1979年，奈良大学成为日本最早设立“文化遗产学科”的高等教育机构，注重“物”的保存修复与展示。1992年日本加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后日本高校文化遗产专业建设进入高潮期，跨学科特征更加突显。2004年，筑波大学创设“世界遗产专业”，开辟了日本文化遗产学的学科新领域。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社会文化自觉，逐渐超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焦点逐渐转移到确立学科特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提出回归地域历史风土文化的文化遗产学“超学科论”，注重整体价值，寻求从“学科间性”知识重组中发现和实现日本独特文化史像与文化论。英、美、日三国文化遗产关联学科的建设工作起步早，学科体系比较成熟，对“文化遗产学”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学科体系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通过学科交叉实现“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

（三）“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可行性

我国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化遗产学”涵括广泛的研究对象。截至2019年7月，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文化遗产57项，自然遗产14项，文化自然混合遗产4项，中国也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截至2019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06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计40项，同样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遗产开发、保护事业还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问题最为关键。尽管我国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作为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学问，“文化遗产学”在学科建设上还比较滞后。这一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工作不断完善，形成了良好的“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环境。早在1930年，国民政府即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文件《古物保存法》。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获批第一批世界遗产；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日”；2010年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近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分别于2017、2018年全面启动编纂和出版工程，进一步对民间文学、民间工艺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深入研究。

我国的文物学、考古学、民俗学、民艺学等与“文化遗产研究”关联学科历史悠久，为“文化遗产学”奠定了学科基础。如“文物”一词，始见于《左传》“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考古”一词，在汉语中也出现较早，如北宋吕大临曾著《考古图》（1092年），当时所谓“考古”是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古物的搜集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有区别。整体上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已经开始意识到古文物的重要性。到宋代，金石学兴盛，经典著作问世，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欧阳修的《集古图》及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到清代，考古范围逐渐由金石拓展到玉器、陶瓷、古文字等方面。伴随科技发展，依靠科技鉴别的科学考古于20世纪由欧洲传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科学规范时代。1935年北平市政府编辑出版《旧都文物略》，成立专门负责研究、修整古代建筑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相对于其他国家多将考古学归属于人类学或艺术史，在当代中国，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国内高校中第一个成立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本科生。截至2018年底，全国高校设立考古、文博、文物保护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科点近百个。

“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冯骥才先生高度关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他在2019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会议”上强调将“民间文化遗产”纳入学术研究范畴，在2020年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以“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体系”为主题作了专题发言，提出科学保护是根本，人才培养是关键，要让“非遗”进入学科领域。近几年，涌现了不少有关文化遗产的学科研究著作，如彭兆荣的《文化遗产学十讲》（2012年）、蔡靖泉的《文化遗产学》（2014年）、麻国庆与朱伟的《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王福州的《文化遗产形态学》（2020年）等。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众多高校都设立了“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机构，集聚了知名学者教授以及热爱文化遗产研究的青年学子，形成了“文化遗产学”良好的学术与人才基础。

（四）“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路径

按照学科范式理论，“文化遗产学”作为一级学科，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包含学科门类设置与调整、一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二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等内容。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修订）》，我国现有13个学科门类、111个一级学科。但在这一目录中，与“文化遗产学”学科相关的研究广泛分布于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8大学科门类下的22个一级学科。建立一个“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置于该目录任何门类都是不恰当的。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确定的“广义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文化遗产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及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多元性，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则是较为合理的。在一级学科“文化遗产学”逐渐完善的基础上，考虑建立“文化遗产学”学科门类，设立中国第15个学科门类，文化遗产学理论、物质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自然文化遗产学等4个一级学科。从根本上说，“文化遗产”概念的推行与具体的文化保护实践相关，文化保护内容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民众生活具有整体性，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交流、融合符合其内在要求。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工作范畴到学科建设是一个深化与互补的过程，根本目的还在于文化的有效传承和长远发展。

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内涵与建设路径

（一）“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基础

民间文艺是民间的、民众的文艺样式，由劳动人民创造，与生产生活有紧密联系，往往在具有现实生产生活功能和物用价值的同时，富有伦理、审美的意义，具有艺术乃至文化的本元属性，如同基础和矿藏，在几千年积淀发展中不断滋养生活并启发其他文化艺术样式的发展。民间文艺具有自发性，往往直接体现艺术的目的和作用，反映人与艺术创造的精神所在，研究其原理、规律及共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民间文艺历史久、门类多、特色鲜明。在学科意义上展开研究，有助于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构的层面上对中国民间文艺、民间文化做出系统深入、理论意义上的研究和建构，对其发生与发展、性质与定位、功能与作用、流布与承传、种类与风格、成就与特点以及与专门艺术家创作的关系等做出理论解读，在人文科学和民族文化的高度认识民间文艺，并由此观照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而且民间文艺是历史形成的，随着社会发展经历冲击和变迁，保护和研究的目的不只是“博物馆”“活化石”意义上的发现和认识，而是在现实的生活流中传续其创造性的生命力，使之作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持续发挥“源”与“流”的作用。在社会文化的转型进程中，“民间文艺学”学科意义上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意义。

（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历史

我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历史主要与“民间文学”和“民艺学”的学科建设相关。其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构始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在启蒙文化氛围中，“民间”的意义受到关注，“歌谣学运动”兴起，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朴素原始的生命力、自由精神以及与现实民间生活紧密交织的自在的生活逻辑不断被认识和发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如钟敬文在《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中指出，中国民间艺术学的兴起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条支流”，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追求相一致，“对于一向被士大夫们所轻蔑、所抛弃的民间艺术，给予注意和探究，正是这新运动中当然的一个剧目”。此后，“民间文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为大学课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八十年代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九十年代调整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和“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下“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等二级学科中包含的分支。“民艺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正式提出，以期从生活整体出发研究民间艺术和民间美术的本质规律，从现象分析、技巧把握上升到理论原理的层次加以研究。在教育实践领域，“民间舞蹈”在音乐与舞蹈学等专业中作为基础课或选修课出现，如北京舞蹈学院1954年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舞系，2003年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民间音乐”在音乐与舞蹈学等专业中作为基础课或选修课出现，如中国音乐学院1964年成立器乐系，2008年更名国乐系，开设传统音乐专业，并招收硕博士研究生；“民间工艺”在美术学、设计学等专业中作为基础课或选修课出现，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50余个专业方向均开设民间文艺相关课程，并招收民艺学研究生。钟敬文、张道一等前辈以强烈的学科意识，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学科体系，开展学术研究，开创和引领了我国民间文艺的学科发展。

（三）“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路径

“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有助于厘定相关知识谱系，将研究事象提升到原理层面，建构相应的方法论体系，对民间文艺的传承发展发挥支持作用。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推进：

一是在学科门类中明确定位，优化设置。民间文艺不只是民间文学、美术、工艺等横向类别的构成，更是“艺术学”意义上一种纵向的、基础性的存在，在艺术的风格和意味、实际生活的民俗伦理、社会发展的文化心理等方面都有具体而深刻的表现和作用。应当给予“民间文艺学”以独立的、体系化的学科定位，改变割裂、分置于民俗学和文学等具体学科领域的局面，从而更全面充分地把握其本质属性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同时，也要充分把握民间的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改变割裂“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使之从属于不同学科分而治之的局面，从本源出发，把握“在民间，文学和艺术经常是杂糅在一起的”的现实和规律，在“民间文艺学”的意义上进一步展开研究。因此，我们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下，设立“民间文艺学”一级学科，下设“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学”“民间文艺学理论”等３个二级学科，从而给予“民间文艺学”学科定位，推进研究中国民间文艺的历史、规律和特点，求解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实际问题。

二是在学科体系基础，建设“中国民间文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正如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文艺，中国应有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建设“中国民间文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于从本土、本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民间文艺出发，研究把握本质和规律，以相应的概念、范畴、命题等加以阐释，形成系统的理论，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比如，历史上中国的诗论、画论等古典文论，均从中国的文艺现实出发在建构自身范畴、表现独特内涵、贯通美学精神等方面，发挥了深刻作用。“民间文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造和传播，与生产生活紧密交织，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密切相关，与具象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融合依存，做好类型的、历史的、逻辑关系的全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独立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也要善于将外来理论方法中国化、本土化，要加强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鉴，要加强历史、原理、评论及方法等不同层次的系统化研究，做到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建构。

三是密切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服务民间文艺发展。民间文艺的创造和发展具有自发、自娱、即时即地的特点，也格外容易受到社会文化转型发展的影响，学科建设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民间文艺文脉的传续和发展，不是“学院化”而是回归田野和生活。因此，在学术研究上，要注重调查研究，扎根田野进行发掘、收集、记录与整理，时刻跟进把握民间文艺的生态现状，避免空洞和简单化的文本分析。在人才培养上，要有层次、有重点，既要大力培养博士等学术型人才，使中国民间文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后继有人，也要加强民间文艺发展的实践型人才培养，提升全社会传承发展民间文艺的自觉意识和能力素养。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开展新文科建设即在于应对科技与产业变革形成的学科交叉需要，这是社会发展现实催生的学科变革需要。民间文艺学要关注民间文化艺术的现实发展，包括在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并行阶段，如何保持民间文艺的乡土特点，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从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化等，这也是学科学术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三、结语

“新文科”建设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和“民间文艺学”提供了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艺”都具有久远的历史、广泛的内容、复杂深厚的社会关联性，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体现出现实存续的迫切性，并富有民族文化“源”与“流”的内涵，与传承涵养民族文化创造力密切相关。因此，在“新文科”建设布局中给予其学科的独立性，改变既往分割、附属的设置格局，从而进一步构建其完善的学科体系，展开符合学理并对接现实需求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极具必要性。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冠之以“学”，就在于突破现象的、个别的层面，上升到从中国基础和特色出发的理论的、普遍的层面，也是张道一先生所说的“学者，道术也，觉悟所未知也，学其不能也”的层面，避免一己之见、一时之需或以点概全，真正以学术之所求服务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社会发展，生活变迁，人民大众对文化的创造不会中断，关键是对几千年积淀的美与智慧形成自觉认识、推动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艺”的学科建构即在于提升全民族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认识和实践的层次，在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造上少走弯路，有深化，有提升。文化靠积累，积累起来的文化要充分发扬和利用。新时代，文化艺术必将升华和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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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刘淑俏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任雅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