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No. 9 ▏《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
主 编：郑光美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定 价：228 RMB
跻身前十的骄傲
依据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2016年的数据，著名的保育类网站Mongabay上对世界各国分布鸟类种数进行了一个排名（上图）。前十名当中，除了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印度而外，其余全是南美国家。当然，这个排名中所参照的数据，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其中列出中国仅有1240种，而实际上2011年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二版已经收录了1371种。而最新关于印尼诸岛的鸟类图鉴则已收录了1417种（不含新几内亚岛部分），该国的实际总数应当接近甚至超过2000种。印度的最新统计也已达到了1263种（Praveen et al. 2016）。当然，随着调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前十名里的南美国家鸟种数也是处在增加过程之中。大体而言，即便具体数字会有调整和变化，这个榜单排序的座次并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动。
地球热带地区示意图，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AD%E5%B8%A6#/media/File:World_map_torrid.png
单纯的数字可能会显得枯燥而不明就里，但看一下上述国家在地球上的分布，也许就豁然开朗了。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其余8个国家全部都在热带地区之内。众所周知，热带雨林有着地球上最高的物种多样性，这些热带国家拥有傲视群雄的鸟种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突显出了中国，这个大部分国土处于温带的国度，也能够跻身生物多样性“强”国的前列。这一点，应是为我们所骄傲，并且该去倍加珍视的。
先行者：郇和 & 祁天锡
年轻时的郇和，图片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Swinhoe#/media/File:Swinhoe_Robert_1836-1877.png
最早尝试回答“中国有多少种鸟”这一问题的是英国驻华外交官罗伯特·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也译作斯温侯）。他年仅27岁的时候，就在伦敦动物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Catalogue of the Birds of China and its Islands），这是关于中国鸟类种数的首份名录，当中收录了454种。1871年，郇和又在同一家期刊上推出了修订版，收录鸟类675种。
郇和之后，对中国鸟类进行较为系统全面整理的工作，当推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1876-1937）等人于1925-27年间陆续完成的《中国鸟类目录试编》（A Tentative List of Chinese Birds），收录了1025种又440亚种。其后，在1931年和1948，又相继出版了修订本，最终收录1028种又440亚种。诚如作者们所言，由于条件所限没法对所涉及的标本进行第一手的研究，因此这份名录更多地是对已有报道的一次整理和罗列。此外，祁天锡先生还是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于1912年在当时的东吴大学创办了我国首个生物学系，并首次引入了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生教育。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0余年，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对于我国近现代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3年的祁天锡，引自Fu 2017
Peters系统与Sibley系统
1949年之后，中国的鸟类学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上图是对历年来对于中国鸟类种数梳理过程的一个大致总结。其中，郑作新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以及赵正阶先生和郑光美先生的在分类系统上基本是大同小异，都把潜鸟目（Gaviiformes）放在了最开始。这是为什么呢？
James Lee Peters，图片引自Wetmore 1957
从1927年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鸟类学家詹姆斯·李·彼得斯（1889 – 1952）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编写一个关于世界已知鸟类的完整名录。该系列的第1卷于1931年问世，而等到最后一卷（第16卷）完成则已是56年（1987）之后的事了。彼得斯独立完成了其中的第1至第7卷，他去世后从1960年出版的第9卷开始，由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鸟类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1904-2005）等接过了这项重任。《Peters世界鸟类名录》（Peters' Check-List of Birds of the World），这套耗时五十余年的皇皇巨著，先后有33位学者参与编撰，首次对世界已知鸟类进行了全面梳理，排除了许多由于同物异名而引起的混乱。也正是这套名录提出了非雀形目从鸵鸟目（Struthioniformes）至鴷形目（Piciformes），雀形目从阔嘴鸟科（Eurylaimidae）至鸦科（Corvidae）的格局，其后也受到包括中国鸟类学家在内的广泛使用。
彼得斯从小就对鸟类非常感兴趣，就读哈佛大学期间，也让他有了机会接触到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MCZ）。他前后一共在MCZ做了15年的志愿服务，直到1921年才在此获得一份工作。1927年，他正式成为助理鸟类馆员，并且开始编写名录，并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
进入20世纪后，分子遗传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1953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发表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为人类解开生命的奥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大门。历史上的鸟类分类都是基于形态学证据，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同一个结构或特征都可能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解读。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及其结构的确立，为依据统一的证据来探讨鸟类分类提供了可能。西伯利（Charles Gald Sibley，1917-1998）等人的工作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剑桥大学城著名的Eagle酒吧，沃森和克里克当年经常出没于此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西伯利利用DNA杂交技术，对鸟类系统发育和亲缘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累计进行了约12000个实验。DNA的双螺旋链在一定温度下，可以解开，并在合适的条件下再次结合。通过将来源不同的两个DNA分子进行杂交，再去测定使这些杂合DNA双链解开所需要的温度。亲缘关系越近的种类，由于DNA越相似，之间的互补性越强结合越紧密，因此测到的温度相对就会越高。
DNA杂交的示意图，引自Prof. Roger Lederer
基于通过DNA杂交技术得到的结果，西伯利及其合作者提出了首个基于生物大分子研究证据的世界现生鸟类分类系统，并推测了不同类群间的亲缘关系。他们也成为了将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引入鸟类分类研究领域的先驱。
新的系统，与传统上的存在着很大不同。比如，Peters中将现生鸟类分为27目164科，Sibley则分为23目141科。Sibley将潜鸟目（GAVIIFORMES）、目（PODICIPEDIFORMES）、鸻形目（CHARADRIIFORMES）、隼形目（FALCONIFORMES）等都并入了鹳形目（CICONIIFORMES，总计29科），还将夜鹰目（CAPRIMULGIFORMES）并入鸮形目（STRIGIFORMES），新立了三趾鹑目（TURNICIFORMES）、戴胜目（UPUPIFORMES）、犀鸟目（BUCEROTIFORMES）等。各目之间排列的顺序也基本不同。
西伯利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的一个颠覆，大家所熟悉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所沿用的便是该分类系统。但通过DNA杂交技术毕竟还只能获取反映亲缘关系远近的间接依据（温度），也存在着取样的代表性、对所获得的系统树未进行可信度检验等问题。随着DNA测序和分析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直接比较DNA碱基对乃至基因组水平上差异的时代已经来临。今天的人们，在综合形态、分子遗传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历史等方面证据的基础上，对于鸟类的发生、演化及分类方面的认识也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前提下，对中国鸟类“家谱”与时俱进的整理和总结也势在必行了。
第三版的亮点
新近问世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共收录了26目109科1445种，较之2011年第二版中的24目101科1371种有明显变化。在目和科一级分类阶元，参照了2015年由西班牙Lynx出版社和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研究室共同推出的《Bird Families of the World》；而在种及种下分类阶元，则主要参考了英国学者 Edward C. Dickinson等编著的《The Howard and Moore Complete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第四版（2013，2014）；从而较为充分地吸收了目前国际主流的分类观点和建议。
自2011年第二版问世至今，从分类上看，计有2个鸟类新种被发现：四川短翅蝗莺（Locustella chengi，详见文末阅读原文）和喜山淡背地鸫（Zoothera salimalii，本公号即将推出介绍新种发现过程的文章），更有多个由亚种提升为种的变动或修订。从分布上看，这期间已知的中国鸟类分布新纪录超过30个，各省级行政区划内的新纪录更是层出不穷。上述变化，都在第三版当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呈现。体量上，第三版的篇幅较之第二版多出了36页。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分类研究和野外调查正在不断深入，相关的认知正在持续积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中国这片热土上鸟类区系的了解和认识依然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存在的不足
由于第三版较之第二版在分类系统上有着很大的变化，而对多数中国读者而言，能接触到《Bird Families of the World》和《The Howard and Moore Complete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第四版这样专著的机会毕竟不多。如果能在前言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上述著作所采用分类系统的来龙去脉，应能给广大读者以更多帮助。“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第三版列出了中国鸟类特有种共计93种，但其中黄腹山雀（Pardaliparus venustulus）和弄岗穗鹛（Stachyris nonggangensis）已经分别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越南境内有发现，因此不应再被视作中国特有鸟种，详见中国特有鸟类知多少（下，雀形目 一）。
某些分布记录存在遗漏，以鸮形目为例，Komar等（2004）指出了黄嘴角鸮（Otus spilocephalus）在湖南舜皇山；赵正阶（2001）记载了雪鸮（Bubo scandiacus）在辽宁本溪、复县和黑山县的记录；黄腿渔鸮（Ketupa flavipes）在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近年一直有稳定记录，任文博等（2014）还报道了在长青保护区内的发现；Lee等（2006）报道了褐渔鸮（K. zeylonensis）在江西九连山的记录；上述记录均未被收录。另外，仅有中国鸟类新纪录在脚注当中标明了出处，而对新发现的省级新纪录，即便在参考文献当中有列出，也没能在正文当中予以标注。
在所列物种顺序上，已将褐头岭雀改称为褐头朱雀（Carpodacus sillemi），但不知为何在排序上却没跟其姐妹种藏雀（C. roborowskii）放在一起（参见褐头岭雀 or 褐头朱雀？）。
编撰一本涉及超过1400种鸟类的庞大名录，错误遗漏在所难免，也完全能够理解。应当向编者们和相关人员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致意！也为中国读者现在也有了一本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鸟类分类著作而感到欣喜，由此，诚意推荐。
参 考 资 料
高玮. 1995. 鸟类分类学. 中台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昂，罗桂环. 2010. 美国哈斯撰《行走中国：祁天锡的科学生涯》评介. 中国科技史杂志，31 (1)：114-118.
任文博等. 2014. 秦岭南麓黄脚渔鸮新分布观察初报. 陕西林业科技，（3）：63-64.
赵正阶. 2001. 中国鸟类志 上卷 非雀形目. 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Fu, L. 2017. Nathaniel Gist Gee’s contribution to biology in modern China. Protein & Cell, 8 (4): 237–239.
Komar, O. et al. 2004. Notes on Elliot’s Pheasant Syrmaticus ellioti, Streak-breasted Scimitar Babbler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and Mountain Scops Owl Otus spilocephalus from Hunan, China. Forktail, 20: 136-138.
Praveen, J. et al. 2016. A checklist of the birds of India. Indian Birds, 11 (5&6): 113-172A.
Wetmore, A. 1957. In Memoriam: James Lee Peters. The Auk, 74: 16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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