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优秀通识课程论文佳作展 | 杨依晨：论修昔底德的宗教叙事

【编者按】

为了提升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质量，加强复旦大学本科生写作能力的培养，提升核心课程学生修读过程中对于写作的自觉性，自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开始，核心课程办公室组织学期优秀通识课程论文的评选。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的优秀课程论文评选中，共有45篇优秀课程论文参加评审。最终评选出优秀通识课程论文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和三等奖6名。

本期刊登的一等奖作品是社会科学实验班杨依晨同学在该学期修读第三模块课程“修昔底德战争史”所写的论文。杨依晨同学现已进入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习。

修 昔 底 德 战 争 史

论修昔底德的宗教叙事

杨依晨

任课教师评语：杨依晨《论修昔底德的宗教叙事》是一篇值得力荐的佳作。作者透过修昔底德绵密的战争叙事，对观巨变时代斯巴达与雅典宗教观念之间的错位，洞察雅典人信仰结构的畸变，寻绎帝国信仰的内在困境及其后果。作者读修昔底德，领会其著述精神，阐发其文本义理，历史与当下彼此切换，启人思考，耐人寻味！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任军锋

获奖学生感言：很荣幸能够获得优秀通识课程论文评选的一等奖。《论修昔底德的宗教叙事》这篇论文是我在任军锋老师开设的“修昔底德战争史”课程上的一篇习作。这门课程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背景，涉及了古希腊历史、政治、哲学等方面，使我收获颇多。

我很感谢任军锋老师和助教老师，他们在我的论文写作上给予了很大帮助。答辩过程中，评审老师也给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也很感谢通识教育中心能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的学术能力与写作能力得到提升。这篇论文可能仍有不足之处，我也会在未来不断提升自己。

在通识论文写作方面，尤其是对经典书籍的研究上，我认为广泛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面对一个一开始一无所知的主题，尤其是时代较远、较难理解的经典作品，可以先找一些导读性或综述性文本来读，对书籍的写作背景、作者、学术位置等有一个大致的把握。除了原典以外，我也会阅读一些二手的研究著作。我第一遍读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大脑里只有对战争中重大事件的粗略印象。于是我去读了卡根的相关著作、任军锋老师的《帝国的兴衰》、陈玉聃老师的《人性、战争与正义》辅以理解。出于对亚西比德这一角色的兴趣，我还读了柏拉图的《阿尔喀比亚德》、福特的《统治的热望》等。在大量阅读后，不仅对古希腊社会、人物的行为逻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能产生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回到原典，会感到豁然开朗，注意到第一次阅读忽略的细节，发现其中的联系，这就可以成为论文的起点。再沿着这个起点往下走，在与原典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的互动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此外，也可以主动和任课老师或助教老师探讨，了解到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和前沿研究，也能获得一些灵感。

我认为通识教育在扩宽知识面外，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虽然我来到复旦只有一年半，但有时会发现，我旁听过的通识课、看的与专业无关的杂书、甚至专业课上老师看似离题的话常常在我的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回响，主动的对常规的偏离成了快乐之源。我们可能不得不成为一个“器”，所幸的是我们有很多途径可以将自己填充为一个完满的“人”。也许我们应当像古希腊人学习——我们去看种种事物，不是为了博学，而是获得对自身的认识，然后过一种更好的生活。

——杨依晨

摘要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与雅典对神祇信仰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反差。与斯巴达人的总体虔诚形成对照，雅典人从帝国政治的逻辑出发，摒弃习传宗教，甚至以习传信仰作为合理化其自利行为的借口。对于雅典人来说，传统神祇地位的下坠，是激情与恐惧两种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日趋膨胀的政治激情，雅典公民不断陷入帝国幻想，无法自拔。帝国权势取代习传信仰，进而上升为共同体赖以维系的“新神”。瘟疫带来的死亡恐惧，加速侵蚀雅典人习传宗教的社会根基。西西里远征兵败如山倒，陷入极度恐惧的雅典人从高度的政治自信反转为反常的迷信，最终导致四万远征军全军覆没。作为“新神”的帝国面临的困境在于，它无法有效节制民众对权势的激情，无法消除权势丧失而带来的恐惧，也无法消弭民主制下愈演愈烈且极具破坏力的内讧党争。

关键词 修昔底德 宗教叙事 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

修昔底德通常被视为一位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因为他在战争叙事中尽可能排除了希罗多德等前辈史家笔下常见的、具有神性意义的解释框架。他以科学的方式解释神谕，以怀疑的态度对待神对人事的影响，以世俗范式描述政治和战争，着眼于人的行为和本性。修昔底德力图传达“过去事件的真相”[1]，尽可能保证材料的精确性。但这并不妨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着深沉意蕴的宗教叙事。修昔底德实际上无法摆脱宗教道德，因为古希腊多神教渗透进社会与政治中，体现在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私人和公共活动的方方面面。修昔底德如实记录宗教在城邦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开战前祭神、将战利品奉献给神、城邦之间签订条约向神宣誓、宗教节日与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停止军事行动等。对古希腊而言，宗教维持了城邦内部团结与城邦之间的和平，保证了道德与法律的稳定运作。然而，在战争这一非常状态下，受到激情与恐惧的裹挟，宗教纽带不断遭到削弱，尤其是在雅典，习传宗教迅速式微，对帝国权势的信仰成为雅典人的“新神”。但这种新宗教却在实践中是不稳定的、脆弱的，帝国权势一旦遭遇挫折，习传宗教便以非理性的迷信形式复归，最终却成为推动雅典走向溃败的关键力量。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的宗教叙事，意图并不在于探问人类事务背后的超验动力，而是透过人对宗教的态度，揭露战争中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与道德的失位，进而揭示民主与宗教之间的张力。

一、斯巴达与雅典：神的在场与缺席

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两大主角之一，在修昔底德笔下，斯巴达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虔诚，严格遵循战争期间的宗教仪式，有时对与神有关的事物过于谨慎，甚至完全不按政治现实行事。

对具体人物的描述上，修昔底德多次写到斯巴达领导者如阿基达马斯、阿基斯、伯拉西达、斯提尼拉伊达在讲话中祈求神或在战争前举行献祭仪式。[2]而修昔底德并没有提及雅典的领导者，诸如伯里克利、克里昂、亚西比德、德谟斯提尼、福密俄、拉马卡斯等任何与宗教相关的行为。甚至亚西比德不受世俗礼俗束缚，已经将个人的荣誉凌驾于神的权威之上。唯一的例外是尼西阿斯，在战局已处于不利的情境下，尼西阿斯仍迷信预言家对月食的解释，拒绝及时从西西里撤军，导致了远征军的全军覆没。有关尼西阿斯的行为动机与士兵的遵从，本文将在第三部分进行集中分析。

面对神谕与自然异象，斯巴达也表现出更多的虔诚和谨慎。战争前，斯巴达人得到德尔斐神谕的祝福后才考虑开战，而雅典人并未主动寻求神谕，也并不在意预言了自己的失败的神谕。斯巴达人相信地震是一种有神圣意义的迹象，将战争前的大地震视为先前屠杀祈祷的希洛人的惩罚，战争时也多次因地震或宗教顾忌改变军事行动。他们不愿意在多利亚人神圣的卡尼阿斯月和有不利于行军的征兆时进军，而同样是多利亚人的阿尔戈斯人在卡尼阿斯月并没有这样的顾忌。

诚然，斯巴达也并非是完全的虔诚者，暗中利用或公然背弃宗教原则的做法同样存在。战争前，斯巴达曾命令雅典驱逐“被女神诅咒的人”，宣称是表示对神的尊敬，实则想降低伯里克利在民众中的声望。此外，斯巴达违背了对神的誓言进攻普拉提亚，并对城中坚持抵抗者进行残酷屠杀。但与雅典相较，斯巴达更有宗教顾忌，如阿基达马斯在开战前向诸神祈祷道歉、战胜后为赫拉女神修筑石庙。斯巴达人甚至因此认为阿基达马斯战争中自己遭遇到的痛苦是因违反和约咎由自取，并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其他灾祸“深感不安”。[3] 

如果说斯巴达人至少尚且存在形式上的虔诚，战争的另一主角雅典人则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多次在演讲中抹去神的影子，或只是将神作为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借口。如以麦加拉人耕种圣地为借口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以亵渎神明为由驱逐提洛人，等等。而雅典政治逻辑最彻底的暴露，当属对密提林与弥罗斯的处置。

成功镇压密提林暴动后，雅典人在群情激愤中决定处死全部密提林人，却在第二天又因“这个决议太残忍、太过分了”而重新表决。尽管看似出自情感上的怜悯，但公民大会上，赞成屠城的克里昂与反对屠城的戴奥多都斯都立足雅典的帝国利益说服雅典，前者是为了防止后患和节省后续财政支出，后者是为拉拢能帮助雅典控制盟邦的阶级和以名义上“正义的决策”威慑敌人。决定密提林人命运的辩论丝毫没有提及神，雅典虽然最终改变了屠杀密提林人的残酷决定，但绝非出于宗教或道德，而是赤裸裸的利益考量。

在密提林辩论时，宗教道德衰微的雅典人尚且因偶然的利益异见，避免了不义行为，对弥罗斯的屠杀则完全展现了道德消解后的残酷面目，神的下坠在弥罗斯辩论达到顶峰。在弥罗斯人虔诚地表达神将庇佑他们正义的行为时，雅典人却认为“只有具备相应的武力为后盾才能有公正可言”、“强者为其所能为，而弱者步步迁就”是处理人类事务的普遍自然法则。[4]因此，雅典的“正当要求和所作所为没有逾越人类对神明的信仰”。[5]雅典人重新定义了“正义”的内涵，将神作为提升自利行为合法性的外交工具，破坏了宗教在城邦间作为共同道德的作用，将城邦利益置于道德之上，城邦间处于微妙平衡中的和平遭到破坏，各城邦都露出了自利的真实面目。神的独立性与神圣性被破坏，神被拉到了人间。

修昔底德对弥罗斯屠杀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也没有指出做出屠杀决定的究竟是何人。普鲁塔克则在《平行列传·亚西比德传》中指出亚西比德是主谋。修昔底德没有让亚西比德作一番像先前镇压密提林暴动后的演说，来论证屠杀的合理性，可能一是因为雅典内部不再有异议，二是因为亚西比德不是第二个克里昂。如今，被利益包裹、抛弃宗教道德、处于狂热状态的不是亚西比德，而是整个雅典。雅典帝国的意志是每个雅典个人意志的总和，发烧的城邦和激情充盈的个人，同构为完整的统一体。

与斯巴达谨慎保守的古风精神不同，雅典自由开放的理性精神，使希腊传统的神话体系和节制保守的理念已不适应迈向世俗化的雅典，战争时的雅典需要重新构建一套更“现代”的神话体系，塑造雅典独特的“新神”——伟大光荣的雅典帝国。

二、帝国作为雅典人的“新神”

希腊宗教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不同城邦、不同社会各有其保护神，其神系的具体结构也各不相同。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与崇拜更多是以城邦为基础进行的。它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质，是一种社会生活、集体生活的形式。[6]

这种弥散在社会中、具有公共性，而非追求私人体验的宗教形式为同样具有公共性的“新宗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即城邦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战争初期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没有提及任何与神有关的内容，甚至故意回避了过去战争中的英雄与美德，而将其叙事集中于当下的战争。它始于对传统葬礼习俗的批判，着重歌颂雅典的城邦制度、个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上升至为城邦而战、为城邦而死的爱国主义精神。伯里克利称：“前面已经给予他们最高的颂扬。因为我颂扬了这个城邦，而为这个城邦增光添彩的，正是他们及其同志的英勇行为。”[7]因此，个人与城邦的命运是同构的，城邦的伟大彰显个人的荣誉。通过个人的牺牲换取城邦的光荣，是最崇高的追求。宗教与传统不再成为联结公民团结的纽带，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城邦本身。这一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像是宣告着一个特别的新时期的到来，引导了雅典人对神的忽视、对传统的蔑视和爱欲的膨胀。习传宗教的审慎与平衡的正义观被伯里克利演讲中对荣誉的狂热爱欲所取代，城邦替代其守护神成了新的“宗教”本身。

西西里远征前的赫尔墨斯神像事件是习传宗教与帝国“新神”的一次交汇，但它更多地被认为是政治事件而非宗教事件，本质上反映了雅典人对“新神”的维护。一夜之间雅典城内几乎所有的赫尔墨斯神像都被毁坏了。赫尔墨斯是旅行之神，这一大规模的渎神事件被认为是对西西里远征的警告。而且，赫尔墨斯是众神的使者，将死去的亡灵送到冥界，破坏赫尔墨斯神像象征了破坏了人与神沟通的渠道[8]，正如格罗特的描述“整座城邦给人的感觉像是无神的城邦”[9]，整座城邦因神像的破坏而显得不虔诚。

但是，让雅典人真正感到恐惧的不是不虔诚的城邦。他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恐慌情绪，而是“认为这是阴谋者之所为，这些人想要举事，推翻民主政体。”[10]渎神事件的政治内涵超越了其宗教内涵，城邦作为新的信仰，民主政体成为雅典人的意识形态教条，推翻民主政体就是对雅典“新神”的否定。

安多基德斯在其演说辞《论秘仪》中承认，破坏神像是其政治党社所为，雅典人也普遍认可了这个调查结果。雅典政治党社是某种秘密社团，成员多为贵族，绝大多数党社都倾向于寡头政体。[11]从作案者动机的角度来看，破坏神像的目的也并非是以神的噩兆的方式吓退迷信的雅典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在神像破坏事件前早已产生了诸多关于远征的不祥征兆：祭祀全部反对这次行动；十二神明的祭坛上有一个人用石头把自己打成重伤；德尔斐的帕拉斯雕像被渡鸦啄成碎片；奉神谕招来的女祭司名字有“宁静”之意，暗示此时期不可轻举妄动；占星家因为恐惧陷入疯狂，烧掉自己的房屋等等。但这些具有宗教意义的事件都没有吓退雅典人远征的计划，雅典人也是将神像遭破坏直接解读为政治阴谋。因此，作案者的真正目的可能是为了以大规模破坏性行动引发笼罩全城邦的恐慌气氛，暗示反对力量的强大，以迫使雅典公民忌惮于内部矛盾而放弃远征。

在这一事件过程中，习传宗教，即对诸神的敬畏与崇拜，仅仅是作为一种秩序的象征，不包含任何神圣内涵。雅典人更在意的、愤怒的不是神像被破坏后城邦的不虔诚，而是作为“新神”的城邦引以为豪的秩序——民主制度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此后由神像案牵扯出的埃琉西斯宗教秘仪案，以及对渎神者大规模的控告与搜查，同样并非是表面上的“宗教迫害”，而仍然是政治激情在“新神”的伟大制度可能被推翻的恐惧下形成的狂热表现。

三、自信与迷信之间的悖谬

但是，爱国主义所塑造的“新神”是脆弱的，在战争第二年就被瘟疫所摧残。对瘟疫的恐惧，塑造了雅典人对宗教与道德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人们朝不虑夕，对所有的法律，神圣的和世俗的，均持轻蔑的态度”[12]“人们不害怕神的和人类的法律……人们看不见不论敬畏还是不敬畏神明，都一样是死，所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区别。”[13]瘟疫带来了死亡的恐惧，加速了宗教信仰的腐蚀，露出了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已被扭曲的人性。宗教道德是可以因外界环境变化被轻易抛弃的东西，其底色是人性。

另一方面，雅典人面对瘟疫所带来的无力与无助，又尝试为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寻找熟悉的宗教性解释来获取安全感。于是雅典人回忆起古老的神谕和战争前斯巴达人的神谕，认为灾难是早就被预言的。修昔底德通过分析神谕中“瘟疫”与“饥馑”字眼的争辩告诉我们，其实雅典人只是根据目前实际情况牵强附会、解释神谕，而并非是真正的虔诚，神谕是作为淡化恐惧的工具。

极具随机性的恐惧会瓦解民众对“新神”的信仰，体现了“新神”的脆弱。好在，当时的雅典还有伯里克利这位帝国宗教的神明。伯里克利强调城邦的利益会影响个人命运，以近乎傲慢的方式夸耀雅典的实力，与国葬演说相比，更直白地承认了帝国的不正义性与维持它的必要性。演说的结果就是“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接受了他的提议，不再派使节到拉刻代蒙人那里去，比以前更热心于政治；但是，在私人方面，他们处境悲哀。”[14]

在伯里克利这样的“奥林匹亚山神”[15]、民主制的代言人的领导下，雅典尚且可以恢复政治激情，甚至将城邦的信仰转换为帝国的信仰。但伯里克利故后，雅典新宗教的神明永久缺席。当权柄兜兜转转，交至尼西阿斯这样以虔诚闻名的传统贵族手中时，面对恐惧的雅典人抛弃了“新神”，以宗教迷信的方式回归对旧神的狂热。

在西西里远征战局已处于不利、不得不撤军的夜晚出现了月食，担任雅典主帅的尼西阿斯和其他人员都认为这是一种凶兆，神明预告会出现重大的灾难。因此，尼西阿斯选择听从预言家的话，多等27天再撤军，最终导致全军覆灭。值得注意的是，撤军延误并非是由尼西阿斯个人决策风格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大多数雅典人对此满腹疑惑，要求将军们等一等。”[16]如果雅典人足够世俗化，为什么会在面对生死抉择时，放弃理性和个人利益不逃跑，而是听从神？卡根认为，雅典人因此联想到赫尔墨斯神像损毁案被忽视的宗教性警示，那时城邦狂热的政治激情只将其作为政治事件来对待。鉴于西西里远征目前的不幸，现在不该无视不祥征兆。[17]在西西里的战役接连失败，战局完全处于被动，连雅典最强大的海军也败于叙拉古之下后，雅典士兵意识到带着帝国扩张野心的远征已经注定是一场巨大的失败，对帝国的共同幻想已经无法成为联结人心的纽带，于是神圣性逐渐消解的神在恐惧之下又一次成为精神寄托。如今，身陷极度恐惧的雅典人，又转向他们久违的旧神信仰，这与其说是雅典人依然虔信旧神信仰，还不如说旧神是雅典人在变化无常的命运面前希望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民主帝国的激情与恐惧

激情与恐惧的相互作用导致了雅典传统诸神的下坠。从伯里克利国葬演说中产生对伟大城邦的激情，到瘟疫中表现出的极度恐惧；从远征前夕雅典人激情的膨胀，到赫尔墨斯神像案的警示与西西里失败后士兵们的恐惧，可以说，激情与恐惧交替支配着雅典人。如果说瘟疫是在社会失序条件下宗教的道德约束瓦解，人性扭曲，而尼西阿斯危急关头拒绝撤军，折射的却是远征失败边缘的过度迷信，失去理性。两者看似处于两个极端，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人性在战争下所受的摧残，在荣誉、利益和恐惧之下的复杂变化。

由此可见，以帝国为信仰的“新神”是脆弱的，因为信仰完全依赖于帝国发展的政治现实。在帝国事业蒸蒸日上时，激情支配着雅典人，认为命运是可控的；而当帝国走向衰弱，恐惧支配了雅典人，认为命运不再受人力控制时，传统的宗教又成为精神寄托并作为解释未知命运的方式，最终以宗教迷信的形式呈现。

伯里克利最初构想的“新神”类似于古罗马将领利用宗教使公民服从于共和国，为了政治体“公共之善”而要求公民自我牺牲的宗教。马基雅维利指出宗教的工具性体现在使人们超越个人私利，实现公共美德。这与伯里克利在瘟疫后的演讲中如下宣称是一致的：“城邦整体兴盛，公民个人遭殃，比城邦整体遭殃，公民个人兴盛，对公民更有益处。”[18]但他的构想在他死后并未实现。激情缺乏节制，雅典的党争破坏了内部的团结，雅典不再是统一的整体。不同党派的领导者一边利用民众的激情以实现自身利益，一边又迎合民众使得激情更加膨胀，社会愈发分裂。此时习传宗教在灾难的冲击下已经式微，无法继续维持城邦内部的团结，而与“新宗教”相伴的政治激情在党争背景之下只会带来更大破坏。伯里克利温和帝国主义政策已转换成强硬路线，使原本就已发烧的雅典无法做出理智的抉择：向西西里远征中投入过多人力物力、战争中召回亚西比德并判处死刑、迷信月食而延误撤军，一步一步将雅典推向崩溃的深渊。而福里尼卡斯为了个人利益甚至可以抛弃城邦利益之举，更是彰显了“公共之善”在雅典只能徒托空言。

在战争条件下，以帝国作为信仰，目标更明确、更具扩张性、更能展现献身精神，能够释放民众的激情，而在雅典民主制下，这种激情更容易失控。与对帝国权势追求相比，习传宗教虽然也具有形成一致认同、紧密团结的共同体的作用，但是它更温和、注重节制和正义、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城邦秩序。

雅典“新神”的问题在于无法有效控制民众的激情与恐惧，也无法解决民主制本身带来的问题，如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和党派之间的冲突，反而被其支配。雅典在塑造政治和宗教关系上无疑是失败的，但以帝国作为崇信对象本身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在于它能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共同意识，例如西西里远征后的雅典依然能够在多个同盟国叛乱的情况下坚持十年之久，支撑民众的仍然是一种对城邦和帝国的情感，但此时的这种情感并非当初的扩张性的，而是自保性的。对于日益走向世俗化、社会矛盾日趋突出的雅典来说，这种以帝国为核心的“新宗教”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习传宗教所仰仗的崇拜仪式与生活方式并不足以为战争提供足够的激情支撑，无法消弭社会诸多矛盾。

职是之故，一种更理想的“宗教”需要既具有习传宗教节制、审慎的美德，又能满足社会需求，即一种理性的“公民宗教”。也许正是基于雅典帝国失败的前车之鉴，之后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美利坚帝国，都将宗教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强调社会成员对整个共同体的道德责任，以实现“公共之善”，或是将宗教充分制度化，通过政教分离发挥宗教真正的影响力,以此缓解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进而充分利用宗教以发挥政治效用。这些，当然是后话……。

通过比较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宗教情感，我们不难发现，雅典更多地将神作为合理化其自利行为的外交工具，他们重新定义了虔诚的内涵。宗教神圣性的式微源自激情与恐惧的交替推涨，不断高涨的政治激情催生出民众脑海中的帝国幻象，进而取代习传宗教，成为维护共同体团结的“新宗教”，而恐惧在促使公民脱离习传宗教的道德束缚的同时，制造出新的政治激情。雅典人“宗教”内涵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神在人间的隐退、人与城邦的崛起。当膨胀的政治激情完全支配雅典人后，习传宗教中的节制、道德和审慎，被一并抛弃。然而，雅典人这种新的帝国信仰更多依赖于政治权势的起落，而在民主制下，这种帝国激情很容易走向失控。当帝国的幻象破灭，无法再成为公民的精神支柱和团结的纽带，雅典人对帝国这一“新神”丧失的恐惧，使习传宗教于危难时刻又以极度迷信的面目出现，最终使帝国远征军在西西里全军覆没。

往事可追，来者可鉴，汲取雅典人的教训，推动宗教与民主制的相辅相成，将宗教更加有效地融入政治制度，无疑是后世立法家所致力的一项宏图伟业。

引文注释

注[1]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2.4.

注[2] 阿基达马斯(2.71.2,2.74.2)、阿基斯(5.54,5.55)、伯拉西达(4.87.3,4.116.2,5.10.2)、斯提尼拉伊达(1.86.5) 转引自Rahe, Paul. Religion, Politics, and Piety[J].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2017.

注[3] “深感不安”原文用词表达了一种宗教上的顾虑（因渎神而不安）见注释.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7.18.2.

注[4]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89.

注[5]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105.1.

注[6] 黄洋.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47(006):90-98.

注[7]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42.2.

注[8] Deacy, Susan. Famous Athens, Divine Polis: The Religious System at Athens[J]. A Companion to Greek Religion, Oxford, 2007: 221-235.

注[9] 格罗特. 希腊历史．第7卷[M]．168-169. 转引自卡根. 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85.

注[10]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27.3.

注[11] 卡根. 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96-197.

注[12]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52.3.

注[13]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53.4.

注[14]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65.2.

注[15] 普鲁塔克,席代岳. 希腊罗马名人传[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323.

注[16]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7.50.4.

注[17] 卡根. 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11.

注[18]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60.2.

参考文献

[1] 修昔底德,何元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韦尔南.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 三联书店, 2001.

[3] Rahe, Paul. Religion, Politics, and Piety[J].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2017.普鲁塔克,席代岳. 希腊罗马名人传[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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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提丰等. 阿提卡演说家合辑[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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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军锋. “神佑美利坚”——“公民宗教”在美国. 现代政治与道德[M]. 上海三联书店, 2006：58-93.

排版：刘天琦

审核：沈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