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华庆 | 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六）
理性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反对理性，还得使用理性。
——柯华庆
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
【首发】华庆 | 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
【首发】华庆 | 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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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华庆 | 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五）
作者简介：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投稿合作：f1922273801
公元2015年3月6日我提出党导立宪制理论，当时的定位是“二元宪治”，但每次这么讲时都感觉有点不对劲，困惑持续了七年时间，突然在农历虎年六月初六凌晨三点多有了答案：党导立宪制是四元宪治。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在农村工作八年，但自小学开始，我长期偏爱且接受数学、科学哲学和逻辑学训练，当我转向系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时，经过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我提出了党导立宪制及其党导民主制和共同自由等理论。事实上，党导民主制、党导立宪制和共同自由价值是典型的中华传统哲学思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四元论和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中华传统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在我大脑中嫁接杂交的结果，也是我自大学开始读第一本有点哲学味的著作《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至今长达三十六年持续思考的结晶，期间我在数学、科学哲学、逻辑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穿梭，最终还是回到了哲学。
目 录
第1章 哲学的现状
1.1 哲学的没落
1.2 哲学的重要性
1.3 统一哲学的需要
第2章 中华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
2.1 哲学的基因
2.2 中华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别
2.3 中西哲学传统的表现
2.4 中西哲学的统一
第3章 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3.1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
3.2 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
3.3 区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
3.4 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第4章 现代科学的新认识
4.1 西方近代科学的观念
4.2 现代科学的新认识
4.3 复杂性时代需要生物学思维
4.4 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第5章 四元论：统一的世界哲学
5.1 刺猬哲学、狐狸哲学与老虎哲学
5.2 四元论本体论
5.3 四元论与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的关系
5.4 为什么人们跳不出一元论或二元论？
5.5 四元论视野下的新思维
第6章 重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
6.1 马克思哲学是四元论
6.2 马克思哲学的西方哲学局限
6.3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良哲学
6.4 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与共同自由价值
6.5中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之别
6.6文明嫁接论与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
6.7 毛泽东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6.8 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解释力
第7章 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到人民共和哲学
7.1 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
7.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消灭无产阶级的哲学
7.3 人民共和哲学与人民民主法治
在四元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接上中华传统哲学基因，重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受西方传统哲学的宰制，退回到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泥潭之中。
6.1 马克思哲学是四元论
马克思哲学是四元论，但却常常被表述为二元论，甚至被进一步扁平化为唯物主义一元论。通过正本清源，我们可以获得对马克思哲学的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都有关联，其中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哲学。
康德哲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统一在一个体系之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可以近似说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分别是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传统，康德直到36岁仍然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的追随者，该体系是理性主义和独断主义，然而，康德在中年之后思想发生了巨变，被从“独断主义的昏睡中”唤醒了，唤醒康德的是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和休谟。洛克认为，没有感官经验，理智就一片空白；只有经验才是我们的认识的源泉，而且也是认识的界限。洛克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1]但康德并没有成为经验主义者，而是将两种传统连结在一起。康德最伟大的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最基本的概念是“先天理性判断”，最深刻的命题是“数学命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和“物理学命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认为，自然规律之所以具有合乎规律的秩序，是因为我们的知性能够把现象按照蕴含于其中的准则联系在一起。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规律的制定者。因为康德将人从自然界的观察者提升到了立法者的高度，康德在哲学上的革命不亚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革命。康德哲学被归到二元论阵营，但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两个实体无关的二元论，而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调和论。列宁认为：“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弓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2]
黑格尔哲学在康德哲学基础上起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二元论的突破，不是仅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或者说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进行调和，而是将二者统一在一起。黑格尔哲学针对的就是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强调“哲学的职责”就在于“揭示这种思维与存在的统一”。[3]在黑格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既是对立的更是统一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肯定、否定和否定的否定的逻辑演绎。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相统一实际上是三元论，尽管他的哲学用辩证法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但因为他所理解的历史仅仅是绝对理念的演进，并没有真正的时间维度。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5]马克思通过引进实践和倒置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将人类历史理解为通过生产劳动实践而逐渐产生和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统一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认识到劳动实践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实践：“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产过程”[6]“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7]马克思揭示实践的本体论地位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费尔巴哈哲学将世界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并且将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宗教世界近似于意识世界，世俗近似于物质世界。马克思认为，哲学中的“二重化”世界是社会现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颠倒反映，因此，应当从现实社会自身的“矛盾中去理解”哲学思维中的矛盾，“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应该“在实践中使之革命”，也就是将黑格尔的思维中的抽象的矛盾运动还原为现实社会中的矛盾，通过实践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8]实践是一种关系，也就是人的思维与现实的互动，是三元论的，而现实的实践活动又是有时间维度的，所以，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的三元论拓展为四元论。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强大的二值逻辑思维下，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论中的“对立”消失了，只剩下“一”，所以，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黑格尔哲学被认为从康德的二元论成为了唯心主义一元论，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将黑格尔哲学倒立过来，也是一元论，区别只在于黑格尔哲学是唯心论一元论，马克思哲学是唯物论一元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西方传统哲学的基因，西方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一元论或者说以一元论为荣，所以，西方哲学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都将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一元论。按照西方哲学传统，普列汉诺夫断言：“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本来至少是三元论以上，但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标准，都被归为一元论。“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中的一个阶段。”普列汉诺夫再三强调马克思实现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大大地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实质上一元论的性格”“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谓‘一元论’历史观，我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9]列宁同样指出：“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辞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10]卢卡奇甚至于将二元论历史观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二元论历史观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否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无论是片面强调历史的客观因素的“宿命论”，还是片面强调历史的主观因素的“唯意志论”，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表面的非本质性的区别，它们“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才是彼此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它们则是必须互相补充的对立面，是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它的问题从其自身考虑无法解决的情况在思想上的反映”，换言之，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割裂历史主体与客体之间辩证联系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反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其作用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表现为超历史的本质”。[11]我们知道，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卢卡奇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区分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然而，不管是唯心辩证法还是唯物辩证法，都至少是反二元论的，是三元论，因为辩证法的存在既有对立又有统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物质性的生产实践为基础，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从概念的自我否定或者与历史相脱离的抽象的人出发，来解决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逻辑与历史相分裂的二元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实践总是在历史中发生的，所以也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哲学突破了一般辩证法的三元论特征，是四元论。
6.2 马克思哲学的西方哲学局限
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高峰和对西方古典哲学的超越，但最终也并没有跳出西方哲学传统。改革开放是全面拥抱西方的运动，西方古典和现代哲学大量涌入和被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官方和学界的主导哲学，这种要么一元论要么二元论的哲学传统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障碍。例如，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在中华传统哲学中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关系，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就只能理解为要么是党主要么是民主。又如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也只能被理解为要么德治要么法治，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则不可能被西方哲学传统所接受。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界在“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中二者选一就是典型的西方哲学二元对立思维，其中“权利本位论”本身更是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都是完全西方的。[12]事实上，权利与义务和权力与责任都是共生共存的，只有在关系之中才能理解，也只能在历史的发展中才能逐步完善，“党大或者国大”和“党规大还是国法大”同样如此。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将自身塑造为民主和法治的守护神，按照西方哲学传统，中国就被污蔑为专制和人治的对立面，就像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样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维特根斯坦有言：“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病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来治愈。”[13]一个人只有改变了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才能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和优越性，而要改变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并不是直接以中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来替代，因为强化中西对立正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当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强调“中国特色”，正是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我们只有建构统摄中华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哲学体系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新哲学体系是很简单的，但需要改变思维方式——黑格尔提出的对立统一原则被列宁和毛泽东认为是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新哲学只需要将对立统一论理解为三元论即可。实际上，对立统一论很显然是三元论，只是因为西方非此即彼二值逻辑的魔咒才将对立统一论归为一元论或者调和论。对立统一有三个基本要素：对立双方及其关系。对立双方通过关系形成新的“一”，而非原有的对立双方之一，新的“一”是依赖于原来的对立双方的，所以是三元论，而非一元论。中华传统哲学是关系论，任何事物都置于关系中理解，阴阳、男女、上下、左右、高低、好坏、真假、善恶、美丑、君臣、父子、夫妇、本能与文明、情感与理性、民主与集中、传统与现代、领导与被领导、等等。阴阳合一只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统称，《易经》中的阴阳对待和流行也是三元论。[14]黑格尔的辩证法包含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要理解否定之否定必须知道原来的肯定和否定，黑格尔的历史是思维中的历史没有时间维度，所以也是三元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实践，实践是一种关系。实践涉及主体与客体及其关系、思维与存在及其关系，首先是三元论，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现实的运动，“前见古人，后有来者”，有时间维度，所以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四元论。中华哲学界一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争论不休，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方哲学传统思维制约。“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将自然界看成辩证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有辩证法，所以首先是三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并非没有时间维度，自然界是有历史的，特别是人化的自然界更有历史，只是自然界的变化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不太明显而已，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霍金的发现[15]都充分说明自然界是有时间维度的，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四元论。“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归为现实的吃喝住行、劳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的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实践就要涉及主观与客观及其互动关系、思维与存在及其互动关系，首先也是三元论，且毫无疑问是有时间维度的，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四元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实践，这里的实践是生产劳动实践，而非黑格尔的思维式的脑力实践，所以也是四元论。还有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名，就是“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是对唯物与唯心的突破，虽然失去了马克思哲学关注无产阶级生活境遇的维度，但实践是三元的，辩证法也是三元的，实践的辩证运动只有在时间维度上螺旋式上升，所以也是四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辩证法”不是四种不同的哲学，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侧面的强调，而且这里的强调从表面上看来都是二元论的，唯有从根本上突破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新生。
6.3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良哲学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道路是用马克思的异化和物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条道路是不发达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现实地改变世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至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是否批判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低标准，但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一种成为了无产阶级改良哲学，另一种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但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活，只是批判资本主义，而非颠覆资本主义，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良哲学。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因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也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关系上的物化，也就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即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自己创造的物反过来奴役人。前者可以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物化，后者是社会关系上的物化，这两种物化都是人的异化。在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既接受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又接受了韦伯将物化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的合理化思想，所以卢卡奇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转向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批判，从重点批判现实的生产关系转变为重点批判现实的生产力。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概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压制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多维向度，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将经济利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作为唯一的目标追求，由此人的意义和价值彻底丧失了。哈贝马斯接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提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具理性盲目扩张，导致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提出生活世界应该按照交往理性的方式运行。总而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找错了方向（以早年卢卡奇为例），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是表层性的（以哈贝马斯为例）。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或者边缘人进行辩护，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改良哲学。
6.4 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与共同自由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另一条道路是共产党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始在不发达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陆续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领导最广泛人民的政治权力独大，可以统摄经济和社会，一开始采取计划经济政策，经济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无法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所以经济缺乏活力，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谷。自1978年开始，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下，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领头“龙”。市场经济必然具有物化特征，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相冲突，一方面每个人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尽可能追求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盛行“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的价值观念。实际上，除非回到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在现代社会，部分的物化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理论所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一个物化表达，“共同富裕”事实上就是共同物化。最近官方媒体提出的“脑袋富”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被很多人普遍接受，这表明物化或者异化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看起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价值观。事实和理性证明，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人类长期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在极端物化状态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自由应该都是逐步提高的，所以社会主义中国从现在开始就要接受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物化理论的批判，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时需要特别警惕人的物化和异化，避免人的单向度性，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一开始从事政治法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因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决定政治和社会，所有人都是单向度的“经济人”，要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必须颠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独大，统摄经济社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理论上的重点既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是政治法学批判，而应该是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法学，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解决社会主义如何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路线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通过法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止于至善”——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也就是共产主义。[16]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全面阐释了共同自由价值观，只不过没有概括为“共同自由”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7]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由哲学，与自由主义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在共同体关系中考虑自由，而自由主义是从个人主义角度看待自由，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比自由主义自由观更加强调实质自由。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在父母保护养育和社会国家的帮助下慢慢具有自由能力的，当一个人长大后也应该为共同体的自由发展做出贡献。两位美国法律经济学家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中揭示，没有税收，政府就无法保护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消极自由实际上是全体人民纳税保护的，是共同体内的个人自由。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守夜人”政府和消极自由只不过是为有资本、有智力者追求自身利益且不想承担社会义务的人找的借口和理论。既然消极自由是由共同体所保护的，在共同体内实现每个人的积极自由也是正当的，应当建立一个既有消极自由又有积极自由的共同体关系，使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能够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这种共同体还可以从家庭扩展到全人类。[18]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而且体现出了远比《资本论》更丰富的思想，是唯一一部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的作品。在我看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卢卡奇和古尔德主要根据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建构了社会存在本体论[19]或者社会本体论[20]，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关系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社会本体论首先意味着对社会实在本质的研究，社会实在如同自然实在一样具有客观性，自然实在是物与物及其因果关系的统一体，社会实在是不同人或者不同群体及其关系的统一体；其次意味着一种社会化的本体论，社会不是单个人的集合，而是人与人及其关系的统一体，个人应该在关系中得到规定，“关系中的个人”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也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人的本质在现实意义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简言之，人的本质是关系，社会实在也是关系实在，同时“个人处于关系之中”，每个个体都不能脱离关系而存在，而且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历史地变化的，是不断进步完善的。正如古尔德所总结的：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由自由个人的活动构成的共同体概念，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他或她自己活动的可能性，并且根据共同的期望和目标认识到彼此相互联系并互相提高彼此的个性。[21]古尔德区分了三种社会实在，分别阐释了它们的特征：前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表现为人的依赖性、具体的特殊的内在关系、不平等的关系和共同体；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抽象的普遍的外在关系、形式平等的关系和个性和外在的社会性；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主要表现为自由的社会个性、具体的普遍的内在关系、具体平等的关系和公共个性。[22]我们认为，用“共同体”概括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太妥当，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共同”决定的，而是主奴、主仆、主次关系；资本主义时期，表面上人与人之间是独立的、自由的，实际上人已经物化、异化，用“社会性”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实在则偷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用“公共个性”表达共产主义社会实在不太简练，而且也没有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认为，更加妥当的表达应该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实在是依赖体，资本主义的社会实在是异化体，社会主义的社会实在是互赖体或共同自由体，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实在是自由体或者共同体。[23]
中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任何涉及人和社会的哲学来说，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因为价值观是一个人或者组织的指路明灯，是人或者组织奋斗的方向，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奋斗是因为人不满足于活着，而需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所有人和所有组织都有价值追求，有些价值是相同的，但有些价值是不同的。因为中华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庸或者和谐，[24]中华传统哲学是人事哲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遵循不偏不倚的中庸原则，可以说中庸是中华传统哲学的价值论。中国人追求包括自由和平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价值，但都强调适度。《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是一种理性价值，通俗的说就是恰到好处。[25]相反，西方传统哲学是物事哲学，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哲学，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为了自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美国人亨利的说法“不自由，毋宁死”就是其典型表达。马克思哲学是自由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同自由哲学，共同自由是建立在共同富裕物质基础上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性的反映，但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共同自由都需要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按照中庸原则来逐步实现，而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要么自由要么死亡”的极端方式。现实的人类历史是自由意识的扩大和自由支配财产的运动，任何人类社会的进步都首先是意识上的，然后才转为现实的实现。自由意识从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扩大到所有人，而自由首先需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解决基本生存之后不同的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可能不同，不管是最基本的生存还是更高的追求，都需要人与人之间分工合作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做基础，由此形成现实的互相依存的共同自由体。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现实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过程逐步完善有差别的、有序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朝向最终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
6.5 中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之别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逐渐开花结果。中华传统哲学和中国革命的各种现实条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自毛泽东思想提出来之后，中华马克思主义就一直存在，但无“中华马克思主义”之名。“中华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后提出来的，是“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凝练表达。中华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因为中华传统哲学的基因支撑，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根（砧木），马克思主义是嫁接到中华传统哲学上的干（接穗），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中华传统哲学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因相融合，形成了新的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新干），在新干上再长出新枝，然后开花结果，既具有中华传统哲学的基因又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因。马克思是德国人，又主要在英国生活，他的思想是近代西欧思想的融合和集大成者，马克思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只是西欧的，然后传播到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成为超越国家和时代的普遍性理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发源于中国，是从中国新民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是从实践到理论，[26]是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总结出来的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性理论，是普遍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也将是超越国家和时代的。
“中华”的涵义是“处于正中的文化之华”，是一种文化哲学概念。“中华马克思主义”比“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更强，因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马克思主义是吸收中华文明和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而形成的，可以是超越国界和时代的理论。而“中国”是国家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像说“德国马克思主义”或者“俄国马克思主义”一样，能否成为世界性的理论需要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7]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从理论到实践，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种实践有101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是指毛泽东思想。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普遍意义，也只是教导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有“马克思主义越南化”或者“马克思主义日本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结果，指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不同说法，邓小平理论曾经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时代性，而非普遍性，“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也是强调时代性，尽管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更长，但能否用于二十二世纪仍是个疑问。
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四元论，然而，迄今为止，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都仍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转圈，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一元论，或者困守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唯物主义”的二元论框架之中。
6.6 文明嫁接论与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了有效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退化为西方传统哲学，要为之接上中华传统哲学之根。中华传统哲学是二元统一论，二元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阴中有阳和阳中有阴，也就是说二元之间有关系，中国人津津乐道于关系的原因就在此，中华传统哲学也可以被称为关系哲学或者关系本位的哲学。在四元论中关系是一元，如果仅仅抽象地讨论关系，那么关系哲学是一元论，如果将关系放在具体的二元实体中来讨论，就既需要研究二元实体，也需要研究关系的性质，就是三元论。中华传统哲学的奠基在《易经》之中，最典型的表达是《易传·系辞》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梁漱溟认为，《易经》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这个话都是观察变化而说的，不是看着呆静的宇宙而是看宇宙的变化流行。所谓变化就是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阴阳等字样，都是表示相对待两意味或两势力”。[28]当代周易专家廖名春也表达了与梁漱溟同样的观点：“《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华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至少是哲学指导的角色”“阴阳对待、流行和时中，应是《周易》最为典型的思想”，他认为，“阴阳对待”不能简单地看做“对立”，更包括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思想，《周易》是“变经”，就是讲运动、变化规律的，用《易传》的话来说，就是“流行”。[29]廖名春和梁漱溟都认为阴阳相对待而变化或流行是《周易》的基本思想，与梁漱溟所不同的是，廖名春还提出《周易》有“时中”思想。“时中”包含“时”和“中”，“中”不但含有不偏不倚，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的思想，也含有主张秩序的思想，甚至还包含有“正统”论的倾向。《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其“卦时”；一卦六爻，每一爻都其“爻时”，强调“时”，就是主张随时变化，与时俱进。[30]从《周易》的“时中”特征来看，中华传统哲学已经注意到“时间”。阴阳对待与流行是三元论，“时中”又加上了历史维度，这样看来，中华传统哲学已经有四元论的雏形，只不过不是同时表达的。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三生万物”可知老子哲学是三元论。孔子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仁的内涵不同，但都在交往中实现。郑玄注“人相偶谓仁”，若人不与人相偶则仁不成。阮元在《论仁篇》中说：“春秋时，孔门所谓之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礼义忠恕之谓也。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现。”《中庸》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因此，“仁”至少有三重内涵：一人不成仁；仁是行为；仁不仅仅是心。[31]雅思贝尔斯的概括是：“人的本性称作‘仁’。仁是人性与道德的统合体。‘仁’字从‘人’从‘二’，表示人的本质即在人际交往中展现。”[32]可以说，仁是一者与另一者在道德实践上的联系，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实践，不同于康德的自我道德实践，是三元论。[33]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四元论，中华传统哲学有四元论的雏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传统哲学的相同点是辩证法（阴阳流行）和历史，不同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立，而中华传统哲学强调统一。中华传统哲学重视“对待”和“中”，“对待”就是对立双方相互依存，“中”是不偏不倚，适中。马克思哲学是革命哲学，强调对立，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所以马克思哲学试图突破西方传统哲学，但仍然是西方哲学。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后，更需要考虑统一，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接上中华传统哲学之根，形成具有中华民族基因的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华传统哲学为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嫁接在根上的干，枝是各种对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发展，土壤、养料和水是中华现代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外部环境是全球化。
“嫁接”是植物学术语，指人们有目的地将一株植物上的枝条或芽等组织，接到另一株带有根系的植物上，使这个枝条或芽接受它的营养，成长发育成一株独立生长的植物。通常将这个枝或芽叫做接穗，带原根承受接穗的植株叫做砧木。通常来说，砧木主要执行吸收水分、无机营养和储存营养物质的功能，使接穗植物的特性仍然保持不变，但砧木可以增强植物适应环境的能力，同时可以保存植物优良品种的性状。嫁接也可以培育植物新品种，称为嫁接杂交。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首次肯定了嫁接杂交能产生新品种，达尔文认为，嫁接杂交是通过从两个不同物种的细胞组织之结合而产生新品种的过程。[34]米丘林在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进化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嫁接杂交理论，米丘林认为，植物通过嫁接杂交可以改变遗传性的基本原理，是因为通过新陈代谢，即砧木和接穗物质交换，被教养者被迫接受同化了和自身遗传性不同的教养者的物质，也就是被教养者同化了教养者的可塑性物质或受了它的影响而产生了遗传性的改变。米丘林学说认为要达到“嫁接杂交”和一般嫁接不同，首先要大量摘除被教养者的枝叶，强迫其同化接受教养者的养分而供应自己生长发育的需要，如这些养分也参加了生殖细胞的形成过程，便可遗传到后代中去；其次，被教养者在个体发育上是发育阶段年轻的，在系统发育上是栽培品种（因为发育阶段年青或栽培品易接受教养而改变遗传性），而教养者则必须是年老的和野生种（因为它们的遗传性是稳定的）；再次，要以杂种作被教养者，因为杂种遗传性还不稳定，易接受教养而动摇自己的遗传性。[35]人们通常仅仅将通过精子卵子细胞受精的有性杂交作为产生新品种的过程，而嫁接杂交是无性杂交，因此不被认可。但是，嫁接成活的植株是新的整体获得了植物学界的共识，以至于美国植物学家H·J·Webber创造Stion（砧穗）一词来表达嫁接植株。[36]植物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嫁接成活的植株，接穗和砧木结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统一的输导系统，由接穗发育成的枝叶和砧木的根系进行营养交换。因为这个嫁接植株是由两个不同的个体组成，砧木的根不但有吸收、输送水分和矿物质的功能，还能合成有机酸和氨基酸，而接穗的叶子是有机营养物质合成的主要器官，两者不是机械的结合，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砧木和接穗各自具有为生存所必须的特定功能，而且还能相互影响彼此的功能，不仅对个别代谢产物的合成有明显作用，有的还能影响繁殖器官，并表现于种子后代。嫁接植株的品质与砧木接穗的亲缘远近、年龄大小和发育阶段的老幼、树体高矮等都有直接的关系。[37]嫁接后的植株与砧木和接穗的关系是连续的，从只是保存接穗的优良品种、主要表现砧木的特征到形成新品种不等。
不同哲学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常态，哪一种哲学或文明将处于主导地位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然而，至今为止，人们对不同哲学或文明融合的理解是表面的。一种是环境改变论，以环境或者国情不同来为自身的选择进行辩护，著名的“南橘北枳”说就是其中一种。《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有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淮南的橘树移植之所以到淮河以北就变为枳树，是因为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了变异。由环境改变论可以得出任何哲学或者文明到新的国家都是不同的，由此就会有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化或者马克思主义美国化。在哲学上，环境改变论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有解释力，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因为任何思想、理论、哲学或文明都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另一种长期在中国思想界盛行的是体用论或者本末论，“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就是其中的著名说法。中体西用要求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本，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为用；西体中用要求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本，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为用。或者说，中体西用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本和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末，而西体中用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本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末。无论是体用论还是本末论都是价值哲学或规范哲学，而非实证哲学，只是不同类群体偏好的价值选择而已。第三种是以人或者人所形成的组织作为主体来思考对对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哲学或者文明的吸收。例如“鞋子合脚论”和“衣服合体论”都是从主体角度来思考的，前者为自信提供理由，后者既为自信也为他信提供理论依据。“中体全用论”是最全面的主体性思考，中体全用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将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理论、哲学、文明和科学技术等作为可以学习借鉴利用的工具。[38]文明嫁接论实际是中体全用论的深化和发展。
人类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自然选择没有目的性，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尽管人类的产生是无目的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人类是有自主意识的动物，人类本身的进一步进化至少部分是有目的的过程，而且通过人工选择大大加速了进化的历程。如果我们理解了适应器本身以及激活它们的环境输入，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同样地，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进化而来的社会心理的适应器以及能够激活这些适应器的环境输入，我们同样有能力按照所希望的目标来改造社会行为，我们对进化而来的机制认识得越多，我们改变行为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积极的努力来改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近代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大大加速了人类的进步，以半导体技术为中心的信息革命则使得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39]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不能停留在自然选择上，人类有意识地利用植物的嫁接原理将不同的哲学或者文明进行嫁接也是可能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哲学嫁接或者文明嫁接。群体或者国家是由人组织而成的，每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会进行主动的选择，选择读哪位哲学家的著作和读多少都是有目的性的，有的人只读一个门派的，有的人读很多不同门派的；有的人只读一个专业的，有的人的阅读是跨专业的。一个人接受新的哲学就相当于接穗，原有哲学就是砧木，新的哲学与原有哲学之间有一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砧木与接穗之间的关系形态或者教养者与被教养者之间的关系形态在不同群体中是连续的，有的人的砧木完全拒斥接穗，嫁接不能成活，仍然保留砧木的生长；有的人的砧木被接穗完全替代，脱胎换骨，像变了一个人，表现为接穗的特征；绝大多数人的砧木与接穗是相互影响，形成为新的整体，既部分保留原来的哲学砧木又吸收了新的哲学接穗，只不过不同的人的比例有别。不同思想或理论或哲学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实际上是嫁接的过程，有的嫁接失败了，有的嫁接成功了，嫁接成功的前提是砧木和接穗之间有亲和力，在成功的嫁接植株中表现出砧木与接穗的有机结合，不同文明之间的结合形态是不同的，有的文明之间是完全冲突的，有的文明在嫁接后几乎完全被新的文明所替代，有的文明则砧木接穗有机结合新生成为更加强大的新文明。
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大量被引进中国，不少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哲学，其思维表现为西方哲学思维，符合一般嫁接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直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在残酷的革命实践中进行检验，经过激烈竞争，作为教养者的中华传统哲学与作为被教养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嫁接杂交成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王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只做一般嫁接，作为接穗或者被教养者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嫁接后的教条主义形态，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中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教养者的中华传统哲学和作为被教养者的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被教养者，还不太稳定，如果以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的标志，以1919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的起点，也仅仅只有71年，相对于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年青的，所以容易接受教养而动摇自己的遗传性，从而与中华传统哲学的遗传性进行杂交形成新的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姓中华，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使得嫁接产生新品种，应该大量摘除被教养者的枝叶，被教养者的枝叶越多越会影响新品种的产生而导致被教养者的广泛传播。当前，为了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枝叶都被研究和传播，可谓枝繁叶茂，严重影响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
6.7 毛泽东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哲学嫁接。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哲学基础，而且对一般西方哲学有所了解，特别是对美国实效主义比较熟悉，实效主义作为试图突破西方二元论的哲学，在毛泽东哲学中扎根，并使其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首先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次说过：我的学习，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进学校学资本主义，后来客观形势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24岁才知道马克思，直到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的信中才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此时毛泽东已经27岁。[40]按照现在的中西马哲学分类，毛泽东先后学习和接受了中华传统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西方哲学又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通常认为毛泽东哲学或者毛泽东思想具有双重文化性格，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41]
毛泽东哲学主要是对革命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具有理论哲学的特征，也就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著作有《矛盾论》和《实践论》。《矛盾论》是真正的辩证法，是四元论。毛泽东成年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辩证法，也继承了中华传统哲学的精髓，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对立统一”，“二元”加上“统一”的“一”就是三元。毛泽东不是抽象地理解辩证法，而是具体地运用辩证法，他引用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批判教条主义，特别提出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运用辩证法而非思维中的辩证法，一定是历史的，有时间维度，是四元论。《实践论》是实践认识论和实践方法论，也是四元论。毛泽东的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总结的实践观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现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主观和客观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构成三元，实践一定是历史的，所以有时间维度。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他长期革命实践的总结和提炼，是实践哲学，是四元论。
毛泽东哲学还是中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代表性著作是《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理论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经验，就是新中国的主要纲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矛盾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明确指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并主张在处理敌我矛盾时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自1937年开始，毛泽东哲学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并且自1949年至1956年，成功指导了新中国的实践。虽然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1957年开始的反右扩大化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哲学中的中华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分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将自西汉以来外儒内法和礼法并重的儒法合一置于对立面。毛泽东之所以晚年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主要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原因，但也与他最初所嫁接的接穗有关。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的世界观转变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42]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成为了主导的哲学，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
邓小平哲学是对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错误的纠正和超越，初步回答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哲学是对毛泽东哲学的应用，不是理论哲学，是应用哲学和经济哲学，[43]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邓小平对经济的思考是与社会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哲学是对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毛泽东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有两条，一是“三个有利于”目标：“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关于计划和市场仅仅是手段的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本质，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着眼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追求与各种具体实现手段的关系，是四元论。
习近平时代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制度定型的问题，也就是在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基础上总结政治和经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初步确立制度框架，是毛泽东哲学的应用和毛泽东哲学及其邓小平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制度哲学或者法治哲学，是中华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也可以说是政治法学，因为习近平将法治放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之中进行思考。习近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了“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44]的结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理论的新范式，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范式，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新法系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开端，还将随着法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关系哲学和实践哲学，是四元论。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预示着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成为引领世界的指导思想。如果说毛泽东哲学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与中华传统哲学嫁接奠定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新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哲学的使命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制度形态，并将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广到全世界，引领世界的未来，造福于人类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6.8 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解释力
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四元论，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不可能退化到一元论、二元论，但有可能退化到三元论，也就是不考虑时间维度，没有历史视角。尽管分析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应该有历史视角才完整，但并非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么做。我们可以用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和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首先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如果仅仅抽象地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是关系一元论，例如有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决定政治，这就是一元论。如果说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那么就需要研究经济如何决定政治，政治又在何种条件下对经济产生反作用，这就是具体研究政治、经济及其关系，是三元论。如果我们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放在历史视野中来看，那么就是四元论。具体研究政治、经济及其关系，我们就要先看是哪种政治、哪种经济，然后再看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一直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他在对中世纪历史的研究中发现政治就是经济，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决定政治对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就在于资本家控制经济和政治，所以他不自觉地就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政治权力大于任何其他权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摄一切，毫无疑问也决定经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就明确指出：“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45]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仍然可以解释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却是非常明确的，可以说列宁认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观点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46]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选择计划经济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英明决策；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做出的决定；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后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选择；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同样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是首位的，否则中国人民对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有信心。
再分析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关系。领导是一种互动关系，没有追随者，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领导者，领导就是“有人追随”。[47]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如果将“领导”理解为“决定”，那么就是一元论思维；如果在具体环境下来谈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例如党对军队应该绝对领导，党对经济、教育、学术就不能绝对领导，党对资本主义地区的领导又需要进行研究，那么就是三元论；如果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其合理性，那么就是四元论。西方的党争民主制也有党与民的关系，仅仅将投票作为民主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一元论思维，如果还考虑执政党干得不好会下台，那么是二元论思维，将四元的政治领导扁平化为一元或者二元降低了政治的品质。
最后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路线。民主与集中是一种关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我们可以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放到时间维度上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两个准则《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的同时存在。按照法律上的基本原则，新法出现后就应该废弃旧法，2016年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实施后就应该废除1980年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但现在是新法和旧法并存。如果从实践和时间角度来考虑问题，就可以理解两者同时存在的意义。民主与集中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一者弱化都不是民主集中制，但不同时代二者的重要性有别。十年动乱结束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是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所以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点在于如何发扬民主，所以有“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原则，特别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党的领导地位被大大弱化，党内自由主义和山头主义等盛行，新形势下民主集中制需要突出集中问题，因而特别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领导核心的地位：“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事实上，任何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知道了来龙去脉的时间维度上才能得到理解和妥善解决。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深刻指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但历史学家不能抽象地思索人类，因为任何人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在时间历史中的，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历史的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一往无前，不可逆转。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48]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理解现在，由古才能知今，由今也能不同程度地推断古。“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49]由此可知，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类也必定是历史的。四元论的强大解释力即在于此。
中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既是实践本体论，也是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和实践方法论。社会历史实践都是辩证的，所以实践是基本的和首位的，辩证法是第二位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中华传统哲学主要关注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根本特征是对关系实在的重视。通常人们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三者的功能不同，儒是入世的、释是出世的、道是避世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入世的，但现实中不可能每个人入世成功，出世和避世就为入世不成功提供了退路，从而使每个人找到了归宿，缓解了社会矛盾，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儒家入世哲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其精髓在《大学》之中。《大学》是一部以“德治”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哲学，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最高纲领，阐明了儒家通过修己以安人，实现内圣外王的道路。古代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大学》来立身处世，至少能够用来修身和齐家，但《大学》立言之目的是培养执政者，特别是以培养古代最高执政者——天子作为最高目标。《大学》分为三条基本原则和八个基本步骤。三条基本原则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大学》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善良的品德，但入世以后被利欲所掩盖，因而需要经过教育，重新发扬“明德”，然后推己及人以革新民心，共同达到道德完善的境界。八个具体步骤分别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三条基本原则的方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修身是根本，前四条是修身的前提，后三项是修身的目的。《大学》中的修己安人实践是一种“伦理—政治”实践，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伦理—政治”实践传统有别。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哲学主要体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伦理学着眼于个人通过理性的实践达到德性的实现和完善，政治学着眼于从政治制度上为德性的实现和人的完善提供条件。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从一开始都强调德性，然而德性与政治的关系不同，中国传统中伦理和政治是一体的，将个人德性的完善作为政治的基石，奠定了内圣外王的“德治”传统，而西方传统将伦理与政治分开，政治是个人德性实现的条件，奠定了“法治”传统。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重视自然科学，近代经过培根和伽利略的倡导，形成了“科学—技术”实践哲学，这个实践传统是中华哲学所缺乏的。马克思哲学根源于西方哲学又超越于西方哲学，继承了“伦理—政治”实践哲学传统和“科学—技术”实践哲学传统，以“劳动”实践作为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用“社会”取代“伦理”和“政治”，开创性地提出了“劳动—社会”实践哲学。[50]无论是儒家的伦理政治实践哲学还是亚里士多德模式的“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和培根的“科学—技术”实践哲学实际上都是精英实践的哲学，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将民主革命之后的底层人民的实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51]中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实践哲学和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建构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但是普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法治理论。中华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列宁所强调的实践是认知实践和革命实践，马克思被恩格斯称为科学家和革命家，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还包括道德实践，道德实践在《共产党宣言》中体现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2]真正重视道德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这是中华传统哲学赋予给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时期，共产党人都应该是道德人。
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德性政治，不同于资本主义私利政治，是对资本主义私利政治的否定，社会主义德性政治也不同于古代中国封建主义德性政治，可以看作是对封建主义德性政治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德性政治与封建主义德性政治的形式有相似之处，但内容有别，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所要求的政治道德不同于封建主义所要求的政治道德。西方哲学主要关注物事，是外在性的，中华哲学主要关注人事，是内在性的。法治的特性是外在性，德治的特性是内在性。仅仅说“道德”不足以区分儒家之道德与道家之道德，韩愈在《原道》对儒家道德有一个精辟的总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德者得也”，“德”通“得”。孟子的话揭示出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区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性上》）正是因为儒家道德的内在性，中华哲学多是谈心性的、谈境界的，即使是“理”和“知”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和“知”，无法外在性理解。毛泽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括了共产党员的道德要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问题，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第一次针对共产党员个体创造性地形成了独特和完整的党性修养学说，是从思想上培养合格共产党员的优秀教科书。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心学”：“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3]新时代，习近平的论断“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体现了道德实践在自我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征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准则是除《中国共产党章程》之外最重要的党规，一共有三个，可见道德自律在党规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宗旨是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分为八条具体道德规范，四条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另外四条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所以党员领导干部需要遵守八条。党员必须遵守的分别为：第一条 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第二条 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第三条 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第四条 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党员领导干部另外必须遵守的四条分别是：第五条 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第六条 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第七条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第八条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由此看出，党员新君子与儒家君子的道德规范内容区别非常大。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华马克思主义的提升，是中华新文明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已经七十多年。中华马克思主义既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既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在先、实践在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德性民主政治，是对资本主义私利政治的否定，因此必須基于“向善論”的人性论；社会主义德性民主政治也不同于古代中国封建主义德性政治，可以看作是对封建主义德性政治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德性政治与封建主义德性政治的形式有相似之处，但内容有别，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所要求的政治道德不同于封建主义所要求的政治道德。西方传统哲学、中华传统哲学和传统马克思哲学都不能个别单独解释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都需要新的哲学支撑，四元论的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政治和法治提供了基础。
第7章 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到人民共和哲学
如果说传统马克思哲学主要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为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7.1 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
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关涉人事的，中华哲学本质上也是历史哲学、通变哲学，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中国人著述是“究天人之间，通古今之变”。当中华人民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生活水深火热之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哲学与中国辩证法和中国人民的追求不谋而合，中华民族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再自然不过的，更何况苏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然而，自从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时，就不再是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形式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政治学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划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被称为“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指导思想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五四宪法被认为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宪法，五四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宪法是七五宪法。七五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是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1957年出现反右扩大化，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分别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的指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1982年通过的八二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八二宪法的总纲第一条一直延续到现在，仅仅在2018年修宪时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八二宪法可以得出三个定位：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按照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如何解决这个不一致呢？宪法序言中明确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到底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否真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体现了中华传统哲学的精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即对无产阶级民主，对资产阶级专政，正如“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民主，对反动派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政权提出来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等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不同，1949年，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外延广得多。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改革开放后明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现行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人民”概念，但可以将宪法中的统一战线概念所包含的群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作为人民的外延，这也远远比“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要广泛得多。无论从八二宪法整体上看，还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来看，中国显然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到底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更一般的理论问题是：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比人民民主专政更高级的国家形态吗？我们的观点是，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都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人民民主法治。[54]
7.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消灭无产阶级的哲学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他的哲学的性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55]。因为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的哲学一开始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6]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是为了成为无产阶级，而是为了消灭无产阶级：“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57]“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说的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实现是消灭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说的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将马克思哲学实现，就不可能消灭无产阶级自身。马克思哲学是消灭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无产阶级，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产阶级，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追求的价值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自由，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然而，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使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话语，在实践中也因此而留下了不少历史教训。
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至少是无产阶级改变自身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坚持无产阶级哲学是合理的，但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无产阶级哲学，则是典型教条主义的表现，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而非被压迫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哲学，是人民共和哲学。只有突破教条主义，才能理解邓小平的命题“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58]“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成为无产阶级”是自相矛盾的命题，邓小平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的观点是对这个观点的有力矫正。在教条主义的逻辑下，中国曾经出现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用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的荒唐观点和实践。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摒弃了这样的说法，但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导致自由主义哲学在中国泛滥的原因——至今为止，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给能够自圆其说的自由主义逻辑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些教条主义者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哲学，将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作为判断标准，不拥有生产资料就是无产阶级，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就是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确实是取得财产的手段之一，但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为资产阶级的最终标准。一个人通过在大企业当CEO、写畅销书或者炒股、甚至于接受赠与都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但他们并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当然，这并不否定在国家层面上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判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指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等方面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表面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实质上它是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指生产资料被个人或者少数人所有、占有、支配和收益，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富裕或自由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是保证绝大多数人富裕和自由（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经济制度。马克思确实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公有制。[59]国有制或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由全体国民共同所有，尽管不是个体私有，但最终利益应该为人民所享有。这里的关键是对所有权概念的理解。所有权是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公有或国有是指全体人民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最终处分权，但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有的是落实到子孙后代身上，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是为了从经济上保障全体人民摆脱贫困、摆脱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简言之，是让所有人不再是无产阶级。
当前，所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不讲最基本的逻辑，牵强附会，自相矛盾，将马克思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都归到“中国特色”中。制度和道路可以是中国特色，但理论都是普遍的，历史上没有只适用于一个主体的理论，理论上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无法讲道理”“讲不出道理”或“不讲道理”甚至于“自相矛盾”的代名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价值和制度本来是比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更加优越的制度，但“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被一些人通过“中国特色”消解得只剩下空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已经变成了很多人复古的旗帜，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百多年的奋斗与牺牲将被视为毫无意义，最终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这样的特色理论只会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欢欣鼓舞，但为信仰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有识之士所忧虑，因为资本主义民主再怎么腐朽也比封建专制社会进步几乎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共识。[60] 如果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为普遍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当性提供支撑，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正当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也就没有正当性，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是“共产党”，而非“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经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否则中国的任何政党也可以成为领导党和执政党。
7.3 人民共和哲学与人民民主法治
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来的，但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普遍的哲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是人民共和，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无产阶级哲学，而应该是人民共和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共和”概念存在歧义，不同理论家的“共和”含义不同。从普遍意义上我们接受佩蒂特对共和主义的界定：共和主义是将人民看作委托人，将国家看作受托人。国家本身不能支配其公民，而是为公民提供保护，以防止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基于私人权力的支配。共和国是一个必须促进公共善、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的国家。[61]然而，我们认为，佩蒂特所设想的共和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种理想，也不可能真正在当今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中实现，更重要的是不能逐步朝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迈进。我们所说的人民共和政治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实践和价值来阐发的——人民共和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能够和睦相处。人民共和政治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特有的政治，而是普遍性政体，对于多民族多元价值的大国，例如美国，尤其具有普遍性。
人民共和毫无疑问首先是民主制，因为“人民”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人民民主不是自由竞争选举式民主，而需要有一个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政治力量的政党来平衡、融合和引导。这个政党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因而必须是德性的。德性是这个政党和其党员的首要标准，因而在党员与公民之间道德要求不同，在一般党员、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高级领导干部之间的德性要求也应该有别。前提是这些道德上的差别都是自我选择的，但自我选择之后就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促使其实实在在做到，而不能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政党的成员是由各区域各行各业各层次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一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又能够将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意愿反映到政党的最高层，最高层的决策不仅仅是各个阶层意愿的简单反映，还能够凝聚并提升其意愿，因而必须是民主的。人民共和是德性民主政治，通过这一机制可以使得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多民族的群体实现共存和进步。如果将人民共和政治称为党导民主制，是金字塔式的、融合性的和引导性的民主政治。[62]自由民主政治则可以称为党争民主制，是一种平面的、分裂的和迎合的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是一种利益政治，德性仅仅是人们的自我选择和自我约束，政治人物与普通公民之间并无德性上的区别，仅仅通过选票来选择领导人和决定简单多数的利益诉求。党争民主制在社会价值或者利益是橄榄型结构时可以马马虎虎运行，但在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多头大中间小的社会或者多中心社会只会导致冲突和分裂。[63]2016年和2020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例证。
人民共和政治必须是法治的，是人民民主法治。为了保证党导民主长期有效运行，必须进行法治规范，形成人民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法治对党、人民和国内外敌人都采取法治方式。党员是自愿申请加入的，所以可以有更高要求的规范从法治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党内法规；人民之间也有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调节；在社会主义国家，地主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大量存在，只要没有在行动上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只需要通过思想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对于任何在行动上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内外敌人可以依据刑法、国家安全法和反国家分裂法等来剥夺罪犯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民主权利，从而也就实现了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时的“专政”。事实上，自从八二宪法实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这么做的，近两年来对香港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人民民主法治的典范。[64]
人民民主法治要求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人民民主的实现要求德性的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使得人民民主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具有不同的法治模式。人民民主法治要求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相统一。[65]党的关系涉及内部关系和对外领导关系，党的对外领导与党的对内治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规范党的对外领导的法规即党导法规，规范党的对内治理的法规即党内法规。党导法规既是保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规则，也是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规则，党导法规使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有规可循，是党行使领导权的法律依据，同时党导法规也是党制定政策的规范依据，党的政策以党导法规为制定依据，引导着国家法律变革。党内法规是党的内部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障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和唯一执政就具有了正当性。国家法律是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律化，党导法规则是连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楼梯”。在人民民主法治体系中，共产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依法治国是依据国家法律治国，依规治党是依据党内法规治党，依规领导是依据党导法规领导。依规领导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66]
人民民主法治需要上升到宪治层面，就是党导立宪制。党导立宪制是社会主义宪治，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宪制也不同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党导立宪制理论曾经在二元论框架下被错误地理解为“二元宪治”。[67]在四元论框架下看，党导立宪制是四元宪治。党导立宪制是对党导民主制的立宪规范，党导民主制包括党内民主、党导民主和人民民主，相对应的法律规范是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党员既要遵守国家法律，同时也要遵守党内法规，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不仅仅要遵守党内法规，还需要遵守党导法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和各个民主党派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导立宪制之下的法治与民主都具有时间维度，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自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行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体制就是党导立宪制，只不过一开始是以隐规则形式出现，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纳入到宪法条文之中，与原来仅仅在序言中以陈述的方式表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从隐规则的党导立宪制进入到显规则的党导立宪制。将来有可能通过修宪在宪法的条文中加入具体明确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组织的关系和基本规范，如此就可以成为明规则的党导立宪制，这才是真正的党导立宪制。在真正的党导立宪制在宪法中的出现后，仍然可以根据所关注的重点的转变而对宪法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时代变革。
人民共和政治通过自我革命方式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68]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革命性，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与自我革命的不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通过揭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说明了自我革命的常态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69]同时，“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70]也就是矛盾的特殊性。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革命时期有矛盾，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同样也有矛盾，不同时期的矛盾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71]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就是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广泛性：“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72]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73]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就是自我革命。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74]改革是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必由之路，是发展与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通过发展与解放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75]邓小平同志1985年更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76]邓小平的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进行修补，而是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77]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使自我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明确提出自我革命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78]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首要的是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共产党之所以必须自我革命是由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有机统一体。领导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领导党本质使得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和唯一执政，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执政党既是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又是不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才能保证领导党本色。《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始至终是革命党，首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革旧政权的命，然后是自我革命，直至消灭自身，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就成为执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是领导党是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无产阶级、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与一般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不同，是由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无论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中还是取得政权后继续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过程中，共产党都是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的。共产党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在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后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因为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党，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可以长期执政和唯一执政，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79]
总之，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类解放为价值、以实践为实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最低标准，但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一种是通过制度改良的方式，是改良哲学；另一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为目标，是革命哲学。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分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改良哲学或者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共和哲学。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将作为无产阶级改良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排除在外，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哲学。革命哲学可以表现为两种方式：以革资产阶级命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共产党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可以称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可以称为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提倡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人民共和哲学。
总之，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人类解放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充分的表达。马克思不满足于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并没有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无产阶级革命是要进一步追求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但无产阶级革命追求实质上的自由平等之时不能完全否定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因为没有形式上的基本自由和基本平等就会导致极权主义，侵犯部分人的自由，倒退为不如比资本主义文明更低的文明形态，这是一百多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教训。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人类解放是政治解放的超越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的政权，是长期独立存在的国家形态。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上，只能在形式的自由平等和实质的自由平等之间寻求平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朝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迈进。然而，因为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和著述都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哲学不自觉地退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哲学，并没有接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消灭无产阶级。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上，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地位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自由、平等与无产阶级专政哲学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理论上试图通过“中国特色”所隐藏或者消解，但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退化，因为她已经不能满足理论不能自相矛盾的最低要求。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提出逻辑上自洽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我革命式的人民民主法治来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可以说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
农历虎年九月十六日定稿
● 柯华庆：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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