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从徽州深山走出的著名社会学家
编者按
10月30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办“吴景超与中国社会学——纪念吴景超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以视频会议形式设歙县等会场，回顾研讨吴景超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对后世的影响；12月4日，歙县将再次召开纪念吴景超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传承发扬吴景超先生的教育思想、都市社会学研究成果和炽热的家国情怀，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新时代的“新安山居图”。
1954年，吴景超（左）与弟弟吴永禧（右）合影
吴景超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卒于1968年5月7日，歙南岔口人，是我国著名都市社会学第一人，与闻一多、罗隆基号称“清华三才子”。本文作者之一吴葆乐系吴景超眷属，最近在吴景超故里收集了一些珍贵资料，缀辑成文，以纪念吴景超先生诞辰120周年。
求学与执教
吴景超出生于歙南岔口徽商世家，父亲吴瀚云，晚清贡生，经营“吴心记茶庄”，家境富裕，热心社会公益，修桥筑路，捐资兴学。吴景超姐妹兄弟五女三男共八人，他排行老四，身为长子。
徽商贾而好儒。光绪三十二年（1906），岔口举人张元锦依靠茶税创办了双溪师范（后更名大洲公学）。蒙学重所读，浅者为《三字经》《千字文》，深者为《论语》《孟子》。吴景超早年就有古文功底，十四岁到南京金陵中学就读，成绩优秀。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苦读八年，1923年夏赴美留学于美国社会学研究中心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以青年才俊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聘任清华大学教授，次年任校务长。抗战时期，曾供职行政院经济部。1943年春，与经济学家晏阳初赴美国讲学。抗战胜利后，回国担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重回清华大学任教，组织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专业撤销，遂去中央财经学院执教，次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
调查与研究
青年时代，吴景超对自己的治学方向便充满激情。在《暑期期间内我们对家乡的贡献》一文中，他表示回乡组织“少年学会”主要在于研究学术，注重调查社会为改良账本。他关注地方农业、工商业、物产、乡间风俗及教育生存状况等，曾专程到屯溪采访茶业富商族叔吴荣寿和族辈吴汉尘、吴佩行，对茶叶经营过程和创业徽州乙种农业学堂进行调研。十九岁时，撰写了《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文稿，后登载于清华大学“癸亥级刊”，成为清末民初考察农村研究农村的学术资料，为纂修民国《歙县志》提供了相关资料。
在留美预备班，他对同学闻一多说过“人生最完满、最快乐的生活，只是诚心悦意地加入社会去活动，使我所居的社会因为有我，可以向真美善的仙乡再进一步。”足见，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调查研究之重视。在芝加哥大学时，吴景超致力于都市社会学研究。首先实地考察“唐人街”，解剖麻雀，以小见大，阐述华人在美国都市的生存境遇，撰写了《唐人街——公生与同化》一文，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身在异国他乡，他对家国怀着炽热的赤子情怀，1926年，他发表硕士论文《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这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分析中国移民同美国主流社会的关系而形成的论文。回国后又专门研究社会都市与工业化问题，并出版第一部著作《都市社会学》，作为中国“发展都市，实业救国”的教材，同时还撰著了《社会的生物基础》一书，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理论。根据人口密度与职业两个标准，他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四种，认为中国属于第四种国家，出路在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改良生产技术，实行公平分配、节制人口，并提倡用机械化生产方法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然后汇集成《第四种国家出路》一书，分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第四种国家面临许多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实业不发达。他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让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他似乎预见到当今“中国城镇化之路”，对人口问题和土地政策的判断理论，或深或浅地预示过发展趋势。
爱国之情怀
怀着“读书救国”的愿望，吴景超进清华苦读八年，出国留美五年。他不是“留而不归”，而是急于回国，将“绝技”带回清华，全身心投入教育兴国之路。他一方面调研社会现状，培养社会学人才，同时帮助政府察纳雅言，发展工商业，以利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推行“城镇化”，让富余劳动力进城，有利实现机械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人民生活，使国家富强。
当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生后，北平很多进步学生被捕入狱，吴景超以清华大学校务长身份，代表清华营救团去同国民政府交涉，营救学生出狱。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处于败落，蒋介石让人捎信给吴景超，希望他随同撤走去南方，胡适先生还特地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一路同行到南京，他不但毫不动摇，而且反过来动员胡适先生留下。他的老朋友、学者傅斯年、梅贻琦等都来动员他去美国执教，均被拒绝，他要在北平迎接解放。他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变迁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给国家一个机会。”他动员同事学者留下来，是想给国家做点贡献。
吴景超教育培养自己子女与眷属，都坚持从国家利益着想，实现科学兴国强国。他资助外甥周孝谦于清华毕业后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原子核物理，回国后到东吴大学、苏州大学执教，后来任副校长。其子吴清俊读高中时便加入地下党，被保送哈工大，立志为国防建设培养人才，后在解放军郑州炮兵学院任教授。女儿吴清可于哈工大学毕业，从事锅炉设计及研究核电站建设，到大三线成都工作，后来任国家环保安全可靠性技术中心研究员，成可靠性专家。其外甥许恩诰，1948年毕业于休宁中学，后去上海找工作，吴景超委托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务长的弟弟吴承禧，通过地下党组织去解放区，后被安排到当地地下党组织里刻写钢版，油印宣传材料，上海解放前夕，印发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宣传材料。上海解放后，许恩诰投考华东军区军事干部学校，毕业后到福建前线工作。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吴景超又鼓励侄儿吴宝贤发挥文艺特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这些，都反映吴景超思想进步，处处为祖国着想。
坎坷的人生
吴景超一生波折坎坷。作为著名学者，他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现象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埋头苦干，编写了大量著作出版，为的是在社会学领域做出成就。
他为人正直。风头正健时，被胡适先生劝进南京国民政府，说是要把“专门学识贡献于国家”。胡适先生本意让他为国做诤臣，做政府诤友，莫做“伴食”的官员。1935年底，他离开清华园改行去行政院供职，担任行政院经济部秘书，本可以为平台，推行其经济政策，但目睹政府日益腐败，他非常失望，为浪费了光阴而痛心疾首。1943年，他借机与晏阳初去美国讲学，疏脱是非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国担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视察了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五省灾情及合理救济部署工作，行程五千公里，根据调查实录整理出《劫后灾黎》一书，还同安徽省救济总署署长歙县溪头人叶元龙在合肥、芜湖设难民疏送站，修复无为县江堤缺口、江河缺口，对苏北解放区灾民捐钱捐粮。1947年，利用视察安徽机会，顺道返回歙县岔口，对徽州一带战后地方疫情作考察，发觉血吸虫病严重流行，遂将联合会善后救济总署赠送的一所按部队50张床位标准配置的野战医院的装备、药品，拨给了徽州，为地方政府创建“徽州医院”奠定了基础。
在南京任职期间，本可以帮助政府察纳雅言，但事与愿违，上级翁之灏性格怪异，特别在抗战时期，两人经常发生龃龉，难以处事，不得不离职回清华任教。时值经济危机，物价飞涨。发行“金圆券”失策，蒋介石聘请他出山“挽救时局”，被他断言拒绝。后在清华大学成立“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著名的《新路》周刊，宗旨是聚集学者对当时的经济问题进行交流，辩驳、抨击当局经济政策，后因遭当局严厉警告，而被迫停刊。
北京和平解放后，为适应形势发展，五十多岁的他开始学习俄文，两年后能阅读俄文书刊，研究马列主义和国际学术动态。1957年，他写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速度问题》《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积累与消费》。1962年初，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受政协委派到安徽视察调研歙县灾后经济发展情况，顺道在三阳与五姐妹团聚。回京后写了《搞活区域经济》，提交全国政协讨论。
今年，歙县岔口镇及相关部门加大对吴景超先生故居和墓地的修缮保护力度，组织力量挖掘整理先生的人物事迹、历史故事，编写成乡村文化教材，使其成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黄立辉/摄）
1968年，吴景超先生因肝癌去世，终年67岁。中国人民大学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后火化，骨灰由他女儿吴清可护送回乡，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吴景超十四岁从歙县岔口出门，到成为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在波折坎坷中走完自己的一生。1980年10月17日，他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学者的评价
吴景超进清华读书就认识胡适，美国留学回国任清华教授。校长胡适办《独立评论》时，最为器重就是年轻有才华的吴景超，还有陈之迈等人。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胡适先生最赞赏吴景超的言论。1935年5月17日，在《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号出版晚餐会上，胡适说：“我想把他们拉进《独立评论》社来，组成一个《独立评论》编辑部。”当年年底，抗日运动高涨。次年初，胡适写信给吴景超说，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在校长的器重劝说之下，他离开清华园去南京政府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又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重庆，先后兼任政府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资管理局秘书，设法挽救国家经济。我国法学家、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评价说：“研究我们国家的问题，从实践中提出他们解决的办法，老一辈科学家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老一辈留下来的遗产，包括吴景超的遗产，值得我们我们大家老一辈学习。”
社会活动学家费孝通先生是吴景超的学生，费孝通评价他在学术上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从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去找问题，把当时能找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再对这问题发表意见。
难忘的记忆
1968年春节刚过，家住歙县三阳的吴景超五妹吴祝征突然接到吴清可从北京拍来的电报，说父亲患肝癌，需要她去护理。在那里，吴祝征与大哥有三个月接触，见他非常乐观，宽宏大量，对自己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毫无怨言。经常讲些趣事，宽慰大家。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政协招待宴会上，他与毛主席同桌共席，谈到“人口学说”一事，他提出国家经济建设与消费，需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胎为好，有条件可生三胎。主席讲“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还风趣地问：“你信仰哪家马？”（指马克思、马尔萨斯和马寅初）。还有一事，1951年他的同学翁之灏从香港去法国转道回国的日子里，他帮助翁之灏如何适应新的时代，从1951年5月19日开始帮助修改“检查书”。父亲就是这样关心他的学生，到5月7日那天，病重到说话都很困难时，还最后一次为当年入狱学生证明了清白，当天晚上，他就离别了我们。
1962年1月，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吴景超视察安徽，在歙县三阳坑与五姐妹合影（前排：右一为大姐吴玉音，左一为三姐吴纪凤，左二为二姐吴玉珂；后排：左为五妹吴祝征，右为六妹吴五凤）。
吴景超性格宽宏大量，生活简朴。1958年，胞弟吴承禧因病去世，妻子无工作，四个侄男女尚未成人，需要他提供生活费用，他尽量提供。当时他自己降级减薪，只靠妻子龚业雅工资来支撑家庭。家里除了大量书籍，没有值钱东西，只有一台“红灯”牌台式收音机，还给了五妹吴祝征带回三阳。逢年过节，他都要寄钱给家乡的几个姐妹。他生前还想为家乡学校做点贡献，由于自己只有微薄积蓄，遂嘱女儿给岔口小学购置一台大钟。安葬骨灰之时，女儿按父亲生前嘱咐做了，实现了他生前愿望，以告慰他含笑于九泉。
来源：吴葆乐 陈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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