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二十世紀熹平石經研究鳥瞰(上)
内容摘要：
二十世紀漢魏石經出土、收藏、傳拓、考證、匯聚、復原和科學考古發掘，轟轟烈烈。其中，學界對漢代熹平石經的發現與發掘、經本之推定、校勘與研究、殘石之匯聚與碑圖復原以及殘石辨僞，均已作出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對此回顧，將有利於今後熹平石經乃至整個七朝石經研究的展開。 |
關 鍵 詞：
熹平石經 、研究綜述 、校勘 、辨僞 |
將儒家石經研究聚焦於二十世紀，是因這一百年之儒家石經，尤其是漢魏石經出土、收藏、傳拓、考證、匯聚、復原和科學考古發掘之轟轟烈烈，爲熹平石經刊刻以來一千七百年中任何一個世紀所不及。遺憾的是，就當石經殘石已經彙聚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之際，隨着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簡帛文獻相繼成爲顯學，更以近二十年來儒家簡牘文獻之出土面世，引起一股研究熱潮，而本身作爲儒家經典，且標誌着漢魏今古文文本的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殘石，相形之下顯得冷落。
二十世紀七朝石經研究潮流，由二十年代洛陽出土漢魏石經殘石所引起，因而也以漢魏石經研究爲重心，其他各朝之石經研究則受此影響而展開。即就漢魏石經研究而言，可分爲發掘傳拓、分頭考釋、匯集復原、深入研究各個階段，各時段間又有交叉重複。茲先概述其發展脈絡，而後聚焦漢石經之研究成果，具體述説以論文爲重心，必要時亦涉及集拓與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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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經研究與石經學之建立
東漢熹平年間刊刻一字隸書石經，曹魏正始年間又鐫刻三體石經，旋即殘損毁棄、改造他用、輾轉遷徙之命運接踵而至，到初唐魏徵糾聚石經，已十不存一，僅有之遺存經盛唐而中唐，已希如星鳳。即蕭梁所拓摹本，亦僅存十三紙。晚唐板蕩，五代迭更，文物淪喪，星鳳幸而不墜。宋初郭忠恕摹録古文，收入《汗簡》。王文至等又有摹本流傳迭經翻刻。嘉祐間漢魏殘石稍稍出土，好古者争傳，以爲古玩奇物。唯方勺、董逌、趙明誠、婁機等用心考證傳拓，並有文字記録，惜或存或佚，零星不全。迨及南宋洪适將董、趙等成果纂入《隸釋》《隸續》，僅有之殘石文字及形制得以保存。自後五百年中，石經文字除個别書法妙手略予觀摩記録，文人學者尠少問津。
清代學人對石經之關注與研究
清初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石經考》，已辨正史書所載是非，留意校勘漢魏及有唐石經文字，著其異同。唯草創椎輪，難以周全。萬斯同作《漢魏石經考》《唐宋石經考》，詳細梳理史實。杭世駿著《石經考異》，意在匡補顧失；瞿中溶復作《漢石經考異補正》，旨欲糾察杭誤。他如桂馥、張邦伸、李兆洛、徐嵩、劉傳瑩、馮世瀛等各有纂述，然多侷限於文獻之蒐尋考證。唯清初臧琳熟稔《尚書》，在《隸續》卷四《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中析出《尚書·大誥》《文侯之命》《吕刑》三篇，寫入《經義雜記》，可謂鑿破混沌。段玉裁以之考證《尚書》古文，孫星衍更進一步離析《遺字》，徵引《汗簡》《古文四聲韻》文字互證，開啓經文復原與文字正誤雙軌研究之路。翁方綱之《漢石經殘字考》，即專就經文行款復原上用功，先圖示其殘石文字，而後以行世文本校勘其文字異同多寡，留心篇章間空格，著明每行字數。孔廣牧《漢石經殘字證異》則專就文字異同上用力，别白正譌。
開成二年刊刻九經，雖先後有諸儒校正譌謬，玄度復勘字體，當時名儒仍“以爲蕪累甚矣”而“皆不窺之”。經碑雖巋然獨存上千年，明末殘泐損毁，好事者補之而非唐代文本，故錯舛雜陳。顧炎武曾指出石經文字譌誤，乾隆間王朝�作《唐石經考證》，發現顧氏所指之誤，往往係明人所補，對正確認識石經文本之歷史變化有一定啓迪。錢大昕、嚴可均相繼作《唐石經考異》和《唐石經校文》，對石經之磨改、旁注及與宋以後刊本之異同，皆有詳細之描述。魏錫曾作《唐石經圖考》，則專就其各經書寫及其互相連接款式予以描述。
後蜀廣政所鎸石經以注附經，迥異前代。元明以還，不僅殘石希見，即拓本亦難覓，清代學者以是蒐尋遺佚，矜爲奇寶。吴騫從黄丕烈處抄得黄樹穀先世所藏《毛詩鄭箋》一卷，取《釋文》、唐石經、毛氏汲古閣及《七經孟子攷文》等校之，著《考異》二卷。此殘拓可能傳自樹穀祖上明黄汝亨，清初厲鶚曾見之，有詩紀其事，是知流傳頗廣，嚴杰、王昶、馮登府皆有迻録考證。吴氏之後，陳宗彝著《蜀石經殘字》，收有此卷，並有《左傳》一卷，亦是希珍之物。
嘉祐二體石經，清代希見。山陽丁晏於淮安書肆獲得一束，歸而裝裱爲四册，號爲元以前舊拓，遂作記刊行。民國肇建，王秉恩曾有概述與校記，是爲嘉祐石經唯一研究之著。
乾隆末年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刻石，彭元瑞曾校其異同，著《石經考文提要》，由於時間倉促，不無譌誤；而和珅撰《欽定石經考文提要舉正》和《欽定石經改正字樣》二書，立異相駁，争功争寵之意多於學術評判。或云孫星衍亦刊有《清石經補考》十二卷。然此皆是當朝之事，猶玄度《九經字樣》，晁公武《蜀石經考異》之比。
以上是以刊行著作概述之，著而未刊，以稿本存世者尚有：吴騫《唐開成石經考異》稿本二卷，徐養原《孟蜀石經考》一卷，楊繼振《蜀石經春秋經注考異》一卷，查禮《嘉祐石經考》二卷，羅以常《宋太學石經考》一卷，翁方綱《宋開封石經》不分卷等。清代關注石經之學者，大多就己所得考校，著成專書，故或一經，或二經，唯嘉興馮登府獨立完成《石經考補》十二卷，對七朝石經文字均皆用相關文獻校正，雖專精或有不逮他人，而博稽則允稱獨步。
光緒八年（1882），王秉恩在四川遵經書局匯輯顧炎武、杭世駿、翁方綱、孫星衍等十人十部著作爲《石經彙函》，刊佈於世，表明清人對石經之重視。於此前後，陳漢章對錢泳之僞漢石經、唐石經、南宋石經、嘉祐石經都有長短不同的題跋校勘。然陳氏以前之石經研究，除翁方綱究心於碑式行款外，大多以得拓本而校勘文字，揭示與經本異同爲主。真正開啓石經全面研究，是在晚清器物銘刻之重視，古文字學之展開，及光緒十八（1892）年洛陽發現三體石經《尚書·君奭》殘石之後。今見記述殘石發現較早之文字，是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916年王國維著《魏石經考》，有旁記云，羅振玉告此石是山東賈人范維卿以“五千錢”得之洛陽某村路旁茶肆。因欲知其反面是否有字，覆函詢羅氏。羅覆函云：
魏石經乃東估老范（山東濰縣古董商范維卿）即弟所從詢殷墟遺址者，得之洛陽某村路旁小茶肆，面已遭撲擊，范估見其似有字迹，然已僅存筆畫，手撲石背，則確有字迹，乃反轉觀之，即石經也，遂以二千錢購得之。此弟親聞之老范者，則石確是兩面刻也。
羅氏此函作於殘石被發現二十四年之後，云“以二千錢購得之”，至二十年後作《石交録》，更其説云“乃以他石易之”，先言五千錢，復言二千錢，前後不一。1923年王廣慶著《三體石經記》，謂是洛陽白馬寺人劉克明爲村南龍虎灘黄占鰲治印，在黄家牛棚中發現，復記一説乃黄占鰲父在自家厠牏壁上發現。未審孰是。至其發現之年份，更是歧出不一，有光緒二十年、二十一年等，實皆耳食之言，經考證當是光緒十八年（1892）在洛陽龍虎灘發現。無論如何，三體石經《尚書·無逸》殘石之被發現，是晚清學界一件大事，儘管它被王國維作爲研究對象，還在二十多年之後。
漢魏石經學之奠定（1900～1920）
二十世紀初葉，晚清學者對石經之興趣，多停留在校勘文字與題寫序跋階段，真正使石經成爲一門學問，作全方位研究者，應推二十世紀初葉王國維《魏石經考》。1916年，王國維爲考察甲金文字形之演變，取《説文》籀文加以研究，形成其西土嬴秦用籀篆的觀念，進而欲考察《説文叙》所謂東土壁中書古文。由於《説文》迭經傳抄，其古文之字畫不免存在譌變，乃取證於光緒十八年所發現三體《君奭》殘石上之古文。王國維所取乃楊守敬所印拓本，而楊本即羅振玉1901年所贈，係丁樹楨原拓。楊守敬得拓本後曾作一跋，對碑制行款略有考述：
此碑以其所存之數，核其所亡之字，每行六十字，每字得漢尺一寸二分有奇。每行六十字，當得七尺二寸。其上下餘石八寸，則所云“長八尺”審矣。碑字横寬一寸一分有奇，以廣四尺計之，則一碑約三十二行，當得二千字。計四十八枚，不及十萬字。以《尚書》今文二十八篇一萬餘字，《春秋左傳》十九萬六千餘字，斷非四十碑所能容。則《伽藍記》《西征記》所謂“表裏書”者，當得其實。而此殘石拓本祗一面有字，此則大可疑者。然碑字絶不似僞作，豈所得石又表裏分破者耶？惜未得目驗之。
楊氏所得拓本爲單面，不審其背面字之有無，故嘗致疑，然其已計算得其碑制行款字數。王國維得楊氏拓本觀摩研探後，於1916年4月20日致函羅振玉，專述自己之發現：
一昨忽得一快事，此日本擬考黄縣丁氏所藏三字石經殘字，取楊星老所印拓本觀之，乃排列其行款，始知每行經文二十字，並三體計之，則六十字。又據此行款以求《隸續》所録殘字，《隸釋》尚未借到，先據馮柳東書推之。亦皆每行六十字，凡《隸續》所存字亦可圖其殘石形狀，惟所存殘石在碑之上或下則不可定耳。《隸續》所載本據蘇望民摹刻之本，字頗有顛倒錯亂，前人皆謂是《左傳》殘字，國朝臧玉林始從其中分出《尚書》，孫淵如復作《考》二卷，此君粗淺，必不佳。今借此書未到。擬作《魏石經考》一篇，並附以圖，惟《春秋》尚有若干字不能知其在何處耳。
此函反映出王國維之研究思路：他原擬考證殘石上文字字形，及取楊守敬拓本觀之，不僅有真切的古文字形，更有一個整體的觀感，於是循楊氏思路而欲排列其行款，用《君奭》原文字數校排，得經文二十字三體六十字。由《君奭》殘石形像感知整塊經碑後，進而欲取《隸續》中《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校覈，即以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合證。因爲《隸續》一時借閲無着，乃依馮登府《魏石經考異》排列，也是三體六十字一行，適相吻合。每行字數一定，則所有字都應該也必須在碑圖的某個位置。於是不僅僅步趨清人在字形上作校勘，而有“擬作《魏石經考》一篇，並附以圖”之設想。
研究一部石經，必須知道它總共刊刻了多少部經典，所刻經典採用或今或古的那家文本，用了多少碑石，書寫刊刻之行款如何，篇題如何題寫，使用何種字體，字形結構如何源自何體，以及其拓本如何産生並流傳，等等。只有將以上要素全部梳理清晰，才能復原石經碑圖。然經數、經本、經碑、行款各項又互相依倚，錯綜復雜。抑不僅此，由於漢魏石經“同立於大學，其時相接，其地又同”，魏晉以後戰亂頻仍，經碑幾經遷徙，故“昔人所記，往往互誤”。欲釐清魏石經歷史，必須連同漢石經一起作考證，所以王氏之《魏石經考》二卷分爲八篇，涉及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八個方面，囊括魏石經所有内容，並兼及漢石經最重要的經數、石數、經本。
王國維認爲：“欲考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必自漢石經始矣。”故其率先考證漢石經經數石數。漢石經經數，有五經、六經、七經之説。具體經目如下：
《洛陽記》：《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
《洛陽伽藍記》：《周易》《尚書》《公羊傳》《禮記》；
《隋志》：《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
《隸釋》所載殘石：《詩》《書》《儀禮》《公羊傳》《論語》；
至於石數，又有以下諸説之不同：《西征記》：40枚；《洛陽記》：46枚；《洛陽伽藍記》：48枚；《北齊書·文宣帝紀》：52枚。王國維以諸家所記碑數與唐石經各經字數互校，再參據宋代漢石經殘石所顯示的空格、校記、題名等覈計，考定漢石經經數當以《隋志》所記七種爲準，石數當以《洛陽記》爲確。但《洛陽記》所載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28碑，南行《儀禮》15碑，東行《論語》3碑，以字數校覈，西行28碑當有《魯詩》和《春秋》，方與七經相應。
魏石經石數，《水經注》謂有48碑，《西征記》謂35碑，《洛陽伽藍記》則僅25碑。所刊經數，文獻記載亦不一。《西征記》《洛陽伽藍記》記有《尚書》《春秋》二部，與《隋志》所載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又一部五卷）、《春秋》三卷相合，然新舊《唐志》多三字石經《左傳古篆》十三卷（《新唐志》作十二卷），則多一部《左傳》。據《隸續》録洛陽蘇望所刊魏石經遺字，確有《左傳·桓七年》9字、《桓十七年》26字，似《唐志》所載爲實。然《左傳》篇幅龐大，即依《水經注》48碑鎸之，亦遠不够盡載。王氏以黄縣丁氏所藏殘石拓本經文每行20字三體60字爲基點，參覈《西征記》《水經注》所云碑之高廣尺寸，仍用唐石經字數計算，冀求得其實際石數經數。又因魏石經《尚書》是古文，關涉到是三十三篇今文《尚書》的古文本抑是梅頤所獻五十八篇《古文尚書》，兩者字數頗有差異。尤其是《隋志》載“梁有三字石經《尚書》十三卷”，適與梅本卷數同，易滋生誤會。王氏曾致函羅振玉云：“唯《尚書》究用何種，殊難斷定，不知先生何以教之。”當王氏書函甫抵京都，羅振玉於27日覆函稱快，第二天王氏已悟徹了這一難題。亟速致函報喜云：
今就殘字觀之，雖不能確定其爲何種，然其中《吕刑》《文侯之命》殘字行數、字數相接，中間無容《書序》之餘地，知此本《書序》與馬、鄭同，仍是别行，可决其非僞孔傳本也。
《尚書》中《文侯之命》次《吕刑》，今梅本《文侯之命》前有《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15字，而從《隸續》析出的《吕刑》篇末“正/中”和“令/民之/咸”數字與《文侯之命》篇首“文侯之命/王若曰/在下唯時/事厥辟粤……”諸殘文相銜接，中間無法容納《書序》15字，故王氏斷定三體石經用篇前無序文的馬鄭本《古文尚書》。《尚書》經本問題解决，石數經數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依唐石經經文字數減去古文篇章和序跋、空格等字數字位，行款以行60字，碑35行計，若全刊《尚書》《春秋》《左傳》三經文字，則須150碑，顯然與實際不符。以《隸續》所載遺字中有《桓公》殘字，計《尚書》《春秋》加《左傳》隱桓二公文字，得133683字，《西征記》之35碑，可容納147000字，所以王國維認爲魏石經所刊應是《西征記》所載35碑。
漢魏石經所刊經本，是二朝石經遺留給後世一份珍貴遺産，然經本關涉今古文和博士師法家法之複雜問題，必須重點研究。王國維曾著《漢魏博士考》，熟稔漢魏博士制度，認爲熹平七經，“除《論語》不在經數，不立博士外，餘皆立於學官之經，博士之所講授者也”。他總結《隸釋》所揭示的經文經本，指出：熹平石經《詩》用《魯詩》，參校齊、韓二家；《公羊傳》用嚴氏本，參校顔氏本；《論語》用某本，兼存盇、毛、包、周諸家異字。推而廣之，《易》《書》《禮》三經校記雖不存，而石經必以一家爲主，並著諸家異同於其後，這是熹平年間刊刻石經的原則和體例。因爲“石經之刊，爲萬世定本，既不能盡刊諸家，又不可專據一家，則用一家之本，而於後復列學官所立諸家之異同，固其所也”。因爲漢代學官所立皆今文而無古文，所以於今古文異同不復措意。但古文經自後漢以還逐漸興盛，最終可與官學雁行抗衡，史載足徵。迨及曹魏，古文經多立於學官，而太學所矗立之石經仍爲今文經本，故古文經之刊立，勢在必行。《尚書》經本所取，王氏嘗窺測其無序而定爲馬鄭本，此固慧眼卓識，及深入思考，更進而指出：“魏學官所立《尚書》爲馬鄭王三家，故但刊三家所注之三十四篇。其逸篇絶無師説，又不立學官，且當時亦未必存，故不復刊。”立足於官學，而後解釋其所以刊《春秋》《左傳》，而不刊同是古文本的逸《禮》，因爲逸《禮》與逸《書》皆未立於學官故也。
石經之拓本，前人多忽略之。然經碑殘毁之後，拓本爲流傳久遠之媒介。漢魏石經若非蕭梁所傳拓本（爲《隋志》《兩唐志》所載者），則鍾紹京、蘇頲、姚崇、馬懷素、褚無量等皆無從見，此後之郭忠恕、夏竦無法録其古文，句中正亦無法别寫《三字孝經》。故王氏特就其拓本詳考源流，而於鍾紹京所見之十三紙流傳之跡，尤加垂意，認爲《隸續》所載，即鍾氏所見之十三紙，其説云：
余疑其即開元内府之十三紙。何則？《隸續》所録蘇氏刊本，今詳加分析，則《尚書》六段，《春秋》七段，《左傳》一段，共十四段，與開元之十三紙止差一紙，其中當有兩段在一紙上者。且開元十三紙，後周時尚在馬胤孫家，至宋初尚存，郭忠恕見之，句中正亦見之。王文康家之本，當即馬本，蘇氏刊之而遺其跋尾，遂使人昧其所出耳。厥後胡宗愈復據蘇本刊之錦官西樓，洪适於會稽蓬萊閣亦刊數十字。今蘇、胡、洪三刻皆不可見，惟《隸續》所録者尚無恙。
釐清開元十三紙與《隸續》“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之關係，使得臧琳、孫星衍的離析和王國維自己的復原工作更有實際意義。《魏石經經文考》即在考明《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來源之後，承繼臧琳、孫星衍、馮登府等人研究而重新離析、歸整，並將之進一步落實到碑圖上。王氏將所分十四段殘文作了如下的描述：
以上十四段共爲五碑：弟一、弟五、弟八爲一碑，實《春秋·襄公經弟二》；弟十一爲一碑，實《尚書·大誥》；弟三、弟六、弟十爲一碑，實《春秋·宣公經弟四》；弟七、弟九、弟十三爲一碑，實《尚書·吕刑》《文侯之命》；弟十四自爲一碑，實《春秋左氏桓公傳》。《隸續》所録次第陵躐，當係碑斷裂後所拓。而蘇氏重刊時又不免有所錯亂，故致於此。
因爲王氏已認定魏石經是35碑，故可將具體内容大致落實到某一碑圖，這較之清代學者臧、孫、馮等研究，無疑又跨進一大步。儘管具體殘文在第幾碑以及正反面，尚無法考定。
石經殘文在第幾碑及其正反面如何考定，還關係到篇章之篇題如何書寫，佔位多少等，於是王氏又作《魏石經篇題考》一篇。此篇係王國維從其先前發現《隸續》遺字中《文侯之命》和《吕刑》間無法容納書序地位切入，復從熹平石經刊刻今文經而正始石經所鎸是古文經，推想必有“古文”二字，故擬定《尚書》篇題應是：古文尚書文侯之命弟厶厶周書。用同樣方法，從《春秋》桓公和莊公之間所容字數和實際字數，以及熹平石經《春秋》用今文經而正始石經用古文經，推測必有“古文”二字，因而擬定《春秋》篇題是：古文春秋經莊公弟三。
以上六篇爲上卷，從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6個方面考定漢石經經數、經本及魏石經之形態與内容。下卷則考論其文字和書法。
王國維撰《魏石經考》時，僅見丁氏所藏《君奭》殘石，尚存古文36字，除重複得31字。《隸續》所載《石經遺字》有古文251字，除自身重複和與《君奭》殘石重複者得140字，兩者相加有171字。殘石字形真，但字數少，不足以展現魏石經古文之面貌。《隸續》字多，但幾經傳抄，已失其真。故王氏綜合兩者，參以《汗簡》《古文四聲韻》以及殷周古文、《説文》古文、籀文等，一併予以疏證。疏證後認識到，“《隸續》所録雖寫刻多譌，猶足證其與丁氏殘石同一脈絡”。而對魏石經中古文性質，王國維的結論是：“魏石經古文上多同許氏古文，下多同未改字《尚書》，蓋壁中書之支流，而爲梅賾（引按，當作頤）之所竊取者。其於古代文字，則與殷周古文相去頗遠，而去戰國文字較近，亦與《説文》古文同。”説石經古文與《説文》古文、隸古定古文“多同”，言下之意還是有所不同。於是最後作《魏石經書法考》，考定“魏石經殘字之豐中鋭末或豐上鋭下者，乃依傍科斗之名而爲之，前無此也。自此以後所謂古文者，殆專用此體”。亦即郭忠恕之後，句中正、吕大臨直至有清《西清古鑑》等皆承此字體。他説“郭忠恕輩之所集，决非其所自創，而當爲六朝以來相傳之舊體也”，這從字形和歷史上肯定了《汗簡》和《古文四聲韻》等書中古文的真實性，是對乾嘉以還錢大昕、段玉裁等人觀點的否定。
王國維深受西學影響，有極強的系統觀念，在漢魏石經尚未大批出土之前，僅憑一塊110字的殘石，從其文字、行款推想經碑形製，由經碑形製推考經數、石數、經本，更從殘存的篇題隙縫中推考其書式，從文字形體來考定其淵源與流變。《魏石經考》二卷八篇，從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8個方面將魏石經作了全面考證。
從歷史角度考察，漢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六朝以還文獻多有記載而歧出不一，漢石經經本，洪适《隸釋》依據殘石校記略有涉及，而魏石經殘文，雖經臧琳離析，孫星衍推演，却始終不及經本問題。王國維善於綜合前人成果觀點，能將經數、石數參互相證，以《尚書》殘石隙縫不容序文而定魏石經用馬鄭本，更從唐石經字數作爲直接依據，來定魏石經石數。至於拓本、篇題、書法，均是出人意表或發前人所未發，由此形成一個石經研究的基本模式。儘管五六年後新的殘石不斷出土，他原來的計算與推測未必與事實相符，故其在編纂《觀堂集林》時，删去《魏石經經文考》《魏石經篇題考》《魏石經古文考》三篇，蓋以《經文考》中《隸續》殘文排列雖有糾正孫星衍處，仍有不盡合符者；篇題之推測，已與出土殘石《無逸》和《春秋》異樣，故刊落不收。《古文考》之删，似别有考慮。
《魏石經考》二卷八篇二萬字，附圖六幅，不僅專考魏石經，亦兼考漢石經之經數、石數及經本，更將魏石經殘文以碑圖形式進行復原圖示，雖然由於殘石、殘文過於稀少，某些結論和復原圖未免欠缺，但從唐傳十三紙，到北宋翻刻流傳，有清離析考訂，都只是局部而有限的工作，唯有王國維之《魏石經考》面世，真正的漢魏石經之學遂始奠基。近一百年來石經學研究，皆循《魏石經考》所劃定之範圍不斷深入，不斷接近真實。王著刊出翌年，羅振玉將《君奭》殘石拓本影印梓行，流傳始廣。
二十世紀初葉，在王國維《魏石經考》之前有王秉恩《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跋》。丁晏在淮安書肆得二體石經一束，黏綴爲四大册，撰成《北宋篆隸二體石經記》一篇，一時傳爲佳話，何紹基賦詩記其事，丁晏復賡和之，葉名灃又爲之跋。然丁氏之記，雖云“暇日因取諸經覈對，小有異同，足資考證”，而取校異文，多泛泛而談，未曾精細。王秉恩作跋，自述先前匯輯《石經彙函》，僅刊丁晏記文，拓本未嘗寓目。及居滬上，始見劉世珩所藏拓本，“因不揣媕陋，就各經文字，參考群籍，斠其是非”，並論北宋二體石經刊刻與宋初篆學之荒蕪，其於丁晏所獲拓本，不啻爲第一篇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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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熹平石經研究
儘管1892年已發現魏石經殘石，然以片石真僞見疑於學界，且數年之後，敦煌洞開，殘卷驚世；殷墟坼裂，甲骨駭俗。人情學問，趨新若鶩，石經價值，遂少問津。雖有王國維《魏石經考》發表，而侷居一角，傳播有限。及至魏石經《尚書》《春秋》巨碑出土，始轟動一時，爲世所重。由此引發洛陽村民群相發掘，冀藉此發財致富，而魏石經殘石及漢熹平石經殘石、大碑始破土而出。
漢魏石經殘石之發現與發掘
1、《論語》殘石之發現與認定
方當魏石經巨碑出土，洛陽掀起發掘殘石高潮。1923年5月7日羅振玉致函王國維謂有洛陽之遊，云“弟洛遊專爲訪古，他無所爲，擬廿三啓行，由津浦開徐洛往，月末定返津。此行乃與馬叔平、徐森玉同行，即此可知其無所爲矣”。所謂廿三啓行，是三月廿三，陽曆爲5月8日。然最終臨時有事未能偕往。馬、徐此次洛陽之行，獲得一批熹平石經殘石。同年7月，馬衡於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上刊發《漢熹平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跋》，《堯曰》殘石由兩塊先後出土之小石組成，拼接後形製如下：
馬跋揭示兩點，一是從殘文考定其爲《堯曰》篇文字，文云：“存字四行：第一行存‘繼絶世’三字，第二行存‘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之‘費勞而’三字，第三行存‘斯不亦泰而不驕乎’之‘亦泰而’三字，第四行存‘謂之有司’之‘司’字，‘司’下着一圓點，又其下存半字。《隸釋》所録《堯曰篇》殘字，即在此石之下方。”二是定“司·”下半字爲“凡”字，“凡”下所闕爲“二章”二字。又因殘石《堯曰》篇爲僅《堯曰》和《子張》二章，無第三章“子曰不知命”一章，參據文獻所記《論語》齊、魯、古三家之分章，定殘石爲《張侯論》。從時間上看，馬衡於5月獲得殘石，7月即發表考證文章。此跋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洛陽發掘出漢魏石經殘石後所刊第一篇文字，也是繼王國維《魏石經考》之後第一篇考定石經《論語》爲《張侯論》文章，可以説對推動當時漢石經研究有一定作用。
《國學季刊》同期緊隨馬跋之後者是羅振玉《魏正始石經殘字跋》，故羅氏顯然看到馬跋。六年後，他在《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序》中記述當年未能與馬徐同訪洛陽之事云：“已而予以事不果，乃語徐君：正始石經與魏文《典論》並列，石經既出，《典論》或有出土者，此行幸留意。徐君諾之。既抵洛，郵小石墨本，詢爲《典論》否。閲之，則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也。亟移書請更搜尋，遂得殘石十餘，此漢石經傳世之始。”十年以後，他在《石交録》卷一中又重提此事，且更富感情記之云：“既抵洛，郵寄小石墨本數字，詢是否爲《典論》。予閲之，乃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也，爲之狂喜。”先後重述此事，似乎有意告知當年是自己率先發現熹平石經《論語》殘石。文素松獲讀《集録》後，亦認爲是“吴興徐鴻寶、四明馬氏衡訪古洛陽，以殘石墨本示於上虞羅氏振玉，審之爲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此爲近代發現之始”。《集録》與《石交録》是馬衡《漢石經集存》必需參考書籍，馬或亦明白羅氏記述意圖。在《集存》此石下，仍云“余昔見‘繼絶世’、‘亦泰而’一石，以‘司’字下存‘凡’字之首，斷爲當作‘凡二章’，定石經所刻爲《魯論》。”並回憶自己二進洛陽尋訪過程，仍未及《堯曰》篇殘石發現與羅氏關係。在洛陽之當事人郭玉堂曾記其事曰：“民國十一年（1922年）冬，玉堂初見，未及注意。明年春，故宫博物院院長鄞縣馬衡叔平及徐鴻寶森玉，由北京至洛，見此石有《論語•堯曰篇》‘費勞而’等字，囑以重價購之，謂此後多多益善。玉堂始知爲漢石經也。嗣此，出土者甚多，金石家著録引據亦繁，而馬、徐兩氏則最初鑒定之人也。”馬衡自1934年4月起任故宫博物院院長，則郭記此段文字必寫於此後，前距馬、徐訪洛有十餘年之隔。從郭在洛陽而言，其所接觸發現者自是馬、徐。是否當時已有誰爲最先發現者傳聞，已無可稽考。然今人重新記述此事，提出羅氏著記是暗示其爲漢石經鑒定發現者，而馬、徐之學術涵養何以不能判别人人熟知之《論語》問題。筆者於此蓄疑甚久，嘗臆測認爲：馬、徐隻身赴洛，在田野或某場合與農民、商賈（或者即是郭玉堂）交易，匆倉之際，未必一眼即知，而墨本寄至天津，羅氏沉研其文字，却容易指實。更可進而分析，《堯曰》殘石爲先後出土之二小石拼接者，馬、徐亦先後獲得是事理之常。倘先獲一小石，即刻墨拓郵寄天津，羅氏識别後狂喜見告。而馬、徐定心沉思或有所識，後再獲一石拼接之，更增見識；或得羅函，再獲小石拼接，亦自許新見：此在羅、馬二氏，固皆可自謂發現者。近讀羅振玉佚文一首，證實前所臆測，不無邏輯理路。羅氏於1923年撰寫《漢熹平石經論語殘石跋》云：
熹平石經亡佚已久，宇内所傳，僅黄小松司馬所藏宋拓殘本，爲人間星鳳。吴中錢氏所摹，乃集合宋箸録殘字，集合依託，非其真也。去年冬，洛賈以新出魏石經見示，言大石外，尚有殘字，今（按，疑爲“令”字）爲我訪求，久無以報。已而於春明，以語吴興徐君森玉。徐君言，殘石未能得，然得墨本中，有無古篆而但有隸書者。予疑是《典論》，索觀拓本，徐君檢之不得，乃相約同至洛下，爲訪古之游。及徐君往而予以事不果。逾旬，徐君既歸都門，以所得殘石本見贈，計存字二行，第一行存‘亦泰而’三字，次行存‘司下空一格子’二字，細審之，乃知爲熹平石經《論語·堯曰篇》中殘字，與小松先生所藏宋拓《堯曰篇》殘字正在一章之中，爲之狂喜。書法厚勁寬博，爲黄初《受禪表》之濫觴，與華嶽廟刻不同，殆非中郎手也。此五字外，聞尚有殘石，多至十餘字者，異日以得見爲幸，固不必藏石而後爲可快也，亟書以告徐君，幸再蒐求之。並書紙尾，以記眼福。癸亥四月九日。
癸亥四月九日，爲1923年5月24日。依羅氏自編文集，當編入《松翁近稿》，今檢《近稿》及《松翁未焚稿》皆不收。讀“並書紙尾，以記眼福”，知江氏所引，當録自拓本題跋，而爲《近稿》失收。跋文所記遠較《殘字集録序》和《石交録》爲詳，然亦略有不同。所詳者，記羅氏與徐森玉前後對答之語境脈絡極爲清晰，當非憑空落筆。所不同者，《集録序》似謂徐從洛陽郵寄拓本，此跋則謂歸都門而見贈。唯云所贈《堯曰》殘石拓本爲二行，即今所拼接之左半塊。以“亦泰而”及“司·子”五字殘石，確實令人一時難以辨識爲《論語》抑《典論》，蓋以今存《典論》爲不全本也。羅氏所以能辯識，亦藉黄易所藏《堯曰》篇殘字比拼而得。然其所以釋“·”下一字爲“子”字，以其時熹平殘石甫出一二，不知爲何家之本。比照今本下一章爲“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以“子”起接，故爾。從其5月24日前馳書以告徐氏，圈内學者固當知之。若馬氏得聞羅説，又從殘石中檢得“費勞而”及“繼絶世”（按，“繼”字可辨，“世”字仍靠臆測）半塊，拼接爲一。鑒於羅氏誤以“·”下是“子”字，而馬氏則以位置定爲“凡”字上半，無“不知命”章，復據《論語》齊、魯、古三本異同，定熹平石經用《魯論》，此實一大發現，故自撰一跋刊於7月出版之《國學季刊》，不提羅説。羅雖辨識殘石爲《堯曰》文字，而“子”字實誤判。甚或因此不將此跋收入《松翁近稿》，而作爲“已焚稿”。然其確是首先發現《堯曰》殘石者，故於《集録序》《石交録》中屢屢提及“予閲之，乃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也，爲之狂喜”語，不再云具體文字。無論如何，《堯曰》篇殘石之發現，確定了熹平石經所用《論語》文本，揭開漢石經殘石研究之序幕。
馬跋之後，學界由聚焦於魏石經而拓展關注漢魏石經，光緒至民國間書坊紛紛影印清代黄易、阮元等所藏之宋清勾摹拓本。遠在東瀛之武内義雄，即著長文《漢石經及論語殘字考》。此文依王國維《魏石經考》每行73字之思路，以爲王氏在字數計算上有不確之處，因取清代孫承澤、黄易、阮元及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所載之摹拓本，排列圖示，希冀復原漢石經碑式。
武内氏據宋清相傳《論語》殘字，復原第一碑陽面《學而》《爲政》《八佾》《里仁》四篇下截（第45字至67字前後）、第三碑陰面《微子》《子張》《堯曰》三篇下截（第45字至67字前後）之圖，並取其文字與唐石經和傳世何晏本校覈，著其異同，並作考證，以定其所據文本。武内碑圖大致依仿翁方綱摹刻排列，其從《堯曰》篇四行殘文“不亦威而不猛乎”之下，今本尚有“子張曰何謂四惡”等43字，及“子曰不知命”一章27字，計70字。從行數排之，可容此一行，而殘石此行旁有校記文字，無法容納“子曰不知命”一章文字，遂據陸德明《釋文》“魯論無此章”之説，定殘石以《魯論》爲底本。
武内據清儒殘文排定《堯曰》文字，正文與馬衡《堯曰篇殘字跋》幾同，説明相傳宋清諸儒翻刻本基本按照嘉祐出土殘石形製。唯校記及空行有異，蓋當時校記殘石出土很少，而武内又獨重清儒摹刻本文字也。然其於清儒所存校記之考證亦有所取，如“賈諸賈之哉包□□□”條，引敦煌本鄭注作“沽”；“蓋肆乎其肆也□周□□□”條，證“肆”即“徹”；“而在於蕭墻之内盍包毛周無於□”，“毛”非錢泳所謂“毛詩”，而當是傳《論語》之學者等。不僅如此，更由此總結云：“唯此一條（引按，指“盍毛”字）則張侯本與包周本之有異同。”進而云：“以上材料甚爲缺乏，然同一《魯論》中仍有不少出入，定當首肯，從而何晏所謂包周據張侯論作章句，當知其必不墨守張禹本也。”據熹平殘石有限異文資料，推論出東漢經師不墨守師法家法之跡象，值得肯定。由熹平殘石文字推而廣之，武内又比較中日《論語》鈔刻本異同。相對而言，日本《論語》鈔本助詞較多，唐石經則較少。阮元曾以爲是日人所加。楊守敬在日與森立之談話，舉阮説衡論，而森氏以宋版玄應《音義》注文多“也”“之”“乎”“哉”爲據，楊氏始悟阮説之非。武内以爲，經文如此，殆若顔之推所説爲江南、河北本之異，而注文如此，則抄寫者抄雙行小注時未能細覈字數，乃無端加入虚詞。他因此例舉數例，引徵文獻，以證六朝抄本與唐石經本之不同，最後總結云：
要之洪适所録漢石經之《論語》殘字，凡九百七十一字，不足全書十分之一。雖極少之資料，但比較於現行《論語》而攷究時，可能想像現行本改竄之徑路，得判斷其是非之點甚多。現行諸本中，特異之經本爲唐石經與日本傳鈔之舊本，當以此兩種經本之相異點，對照於漢石經殘字而考之，蓋唐石經經唐朝儒者之論定而整理，失其舊面目之點，必然不少。反之，舊抄本有攙入無批判異文之缺點，然其中不見於唐石經之佳處尚存，從而兩種經本相差之點，其中爲古材料在焉，吾人不可以不加攷究也。
此雖就漢石經殘石文字而比較唐石經與日抄本、傳世本文字異同而言之，然對於董理古籍、校勘異同之思想方法頗有啓迪意義。
武内氏文章由江俠庵編譯，收入《先秦經籍考》，於1933年出版。此前數年，羅振玉循王國維之石經研究路數，將所見所收《論語》殘石28石，拼接爲22石，得字191；校記2石，得字27。依碑式行款，一一著録，明其篇題各佔一行，每章首空一格加點；識其每行字數爲74，間有71至78字者；並勾摹殘石字形附後。至1938年，羅氏又將新得殘石補入而重新寫定，計得《論語》殘石40石，併爲29石251字，校記4石22字，較前多出正文9石60字，校記2石5字。十多年後，馬衡總括三十多年辛勤蒐集之殘石拓本，編爲《漢石經集存》，其《論語》部分有殘石文字354字，並録洪适《隸釋》1023字，都凡1377字。新獲殘石亦與羅氏《集録》互有出入。馬衡在《集存·論語説明》中謂校記“張盍/歸厚包/徹·既/乎周”殘石，從羅振玉説，定爲“張”字，謂“以是知後漢博士所授，石經之所刻，確爲魯論也”。此一結論，實已修正其最初《論語堯曰篇殘字跋》中定張侯論之説。
1974年，朱廷獻取《隸釋》所存新出《論語》殘石文字與《釋文》和何晏《集解》本對勘，著其異同，總結出三點：一、漢石經爲張禹二十篇本，該本係合齊、魯二《論》，去《問王》《知道》二篇，名爲張侯論。其與今存《集解》本異文甚多。二、漢石經屢經遷徙，終至盡毁，而適逢何晏《集解》成書，何解博採衆説，經文較石經本通暢，注文亦較拓本完善，故正好取代之。三、陸氏著《釋文》時，尚能見多種古本，故其所揭櫫之異文多與石經相同。
當朱廷獻在校勘《論語》殘石異文之前，同門吕振端已在導師屈萬里教授指導下撰寫碩士論文《漢石經論語殘字集證》。該文遵式導師屈萬里《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體例，分論證、校文及復原碑圖三部分。其可揭櫫者在於：一、據《論語》校記“張盍/歸厚包/徹·既/乎周”殘石，其“張”字存左半“弓”旁，從羅振玉説定爲“張禹”，並在馬衡《集存》基礎上，結合《堯曰》篇章節、殘石尾記之篇數和殘石異文，更明確重申：“漢石經《論語》所據者爲魯本，可斷然無疑也。”二、碑圖文字排列，行數與張國淦碑圖基本相同，唯每行字數位置與張氏有所不同。三、在具體異文校勘中，綜合羅振玉、張國淦、馬衡諸家意見，時而有自己獨特見解。然認識有隨知識之增而不斷改變者，吕氏在二十多年後又專取其異文撰《漢石經論語殘字異文考》，更徵引《史》《漢》和《韓詩外傳》《論衡》《五經文字》《七經孟子考文》，以及中日《論語》異本匯而校勘，以明其異同。是乃補充其碩論中僅校唐石經本説明羨欠之不足也。
2、群相發掘與科學考古
最初漢石經殘石多是私自發掘所得。1923年《堯曰》篇殘石爲羅振玉、馬衡、徐森玉發現認定，與之同時有一批碎石流出。據馬衡記述，其與徐森玉初赴洛陽收集殘石，係通過郭玉堂代爲尋覓。郭字翰臣，鋪號墨景堂，居室號十石經齋，洛陽東北孟津縣平樂鎮劉坡村人。清末民初，專以碑刻誌石之調查、收集、椎拓爲業。洛陽盗墓掘地所得，大多以其爲中介轉手買賣。馬、徐從郭氏手中轉覓熹平殘石，可見都是私人發掘。馬衡云初次赴洛，計獲漢魏石經二百塊，其中含有不少魏石經殘石。1928年編《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初集，有漢石經72石，馬、徐之外，分藏吴寶煒、柯昌泗、陳承修等。之後孫壯與徐森玉編第二集、吴寶煒編第三集、許氏編第四集，前後總計數百塊。
熹平殘石中形製最大、字數最多者當數《周易》，1930年在曾發掘出三體石經《尚書》《春秋》大碑之朱疙瘩村又發現《周易》殘碑一大段，計九百七十餘字。賈人亦以石大轉運不便，剖而爲二，以居奇抬價。後上段存496字，歸文素松；下段存480字，歸于右任。其次是1934年在同地出土之《春秋》殘石，計六百多字，轉手歸李杏村，藏匿遷徙，最後爲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藏。其他如1924年發現之所謂熹平殘石《後記》一石二面，存158字，吴維孝《新出漢魏石經考》著録。至1930年，北平圖書館又從洛陽收得《後記》殘石一段，存一百四十餘字，出土地點亦在朱疙瘩村。可知幾塊巨碑大石多出於該村。
其雖非有意挖掘，而係無意掘得者，如1962年偃師縣佃莊公社東郊大隊社員栗萬卷在刨挖紅薯窖時，得《尚書》校記殘石（6278號）一塊，存字80字。六年後，在同地由社員陳老虎在刨挖桐樹根時，掘得《尚書》殘石（6874號）一塊，存77字。二塊殘石先後交由考古所洛陽工作隊收藏。1984年，同地村民電工韓德朝在取土時發現一兩面有字的《春秋》經殘石。1985年，洛河南地北側原棉專隊村民張松照在挖墓坑時，掘得漢石經及其後記殘石五塊，計《詩經》一石兩面，《儀禮》一石，《公羊傳》一石兩面，《後記》頌碑二石三面。韓、張亦先後將殘石捐獻給偃師縣文管會收藏。以上雖皆係有出土地點、時間、方式明確可稽者，然却皆非科學發掘所得。
洛陽村民各自鉋地掘土，冀獲石經，藉此牟利發財，因有挖坍房屋之事。1928年中研院史語所成立伊始，董作賓在河南，擬考察安陽和洛陽各半月，尋訪兩地人士，探尋甲骨和石經情況。其後史語所因將主要精力傾注於安陽發掘，石經事也就不了了之。北平圖書館自1930年收藏《後記》殘石後，曾有對洛陽進行考古發掘計劃。據1936年10月29日傅斯年、李濟致袁同禮函，云：
守和吾兄左右：前承我兄面示貴館有發掘洛陽漢魏石經之計劃，囑本所加以協助，並云，發掘以石經爲限，故無礙本所將來工作……貴館發掘石經，誠爲盛事，所命協助一端，敢不同聲相應？茲與同人等擬成辦法四項，另紙寄呈。
傅所説擬成辦法四項，有兩項直接關涉石經及其歸屬。一是石經發掘，由北平圖書館主持，史語所派人員作技術協助，不得讓其他機構參與加入。二是出土石經歸北平圖書館所有，石經以外之古物，則歸史語所所有。兩家雖有計劃和協議，最後也未付之實施。
真正在太學村進行的科學發掘，是1973年以後，經多次考古調查，確定太學村西北約三十五米處爲魏晉太學舊址，於是1980年4月在太學村圍墻北面開探發掘，於瓦礫中發現7塊石經殘石，其中3塊有字，而後擴大範圍，開探38.5平方米，共出土石經殘石六百六十多塊，其中有字殘石96塊。熹平殘石非科學發掘者有五百餘塊，多不知具體地層及出土情況。發掘所得雖少，却明確知道每一塊殘石地層坑位。
此次發掘所得，最大者長寬17釐米，最小者長4.2釐米，寬1釐米。殘石可以自相拼接者，如8009號與8071號兩塊，8025與8065號兩塊。有雖不能拼接，却左右或上下相連者，如8002①號與8061號，8018號與8082號等。亦有可與馬衡《集存》所收連綴者，如8027號與《集存》三九九號可綴合，8017號與《集存》三九五號及劉松照《儀禮·士喪》相綴合。有3塊保留陰陽兩面，厚度在16.3-16.5釐米之間，與北平圖書館所藏《後記》殘石相仿佛。
96塊殘石内容涉及《魯詩》《春秋》《儀禮》《論語》四經，尤以《儀禮》爲多。《魯詩》有《南有嘉魚》《節彼南山》《生民》《鴻鴈》《谷風》，《春秋》有襄公，《儀禮》有《昏禮》《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喪服》，《論語》有《八佾》等。更有《魯詩》和《儀禮》之校記。
值得關注者，此次發掘所得22塊有字殘石爲經碑邊緣殘塊，其中屬左右邊緣者15塊，上部邊緣者5塊，下部邊緣者2塊。碑石頂部所留出之寬度在10釐米左右，而下部插入碑座者亦在10釐米左右，與《集存》所録殘石比較，加深了對碑制的認識。由於有邊緣的殘石較多，校覈文字内容，可以推測各碑原載文字之行數頗不一致，亦即各碑寬窄並非一律，這與早年流散村内之石經碑座碑槽長度不一，正可互相印證。由此對張國淦復原碑圖之碑數行數，都將提供進一步思考之空間。
自第一塊《堯曰》殘石之發現，至考古所洛陽工作隊之科學發掘，前後整一個甲子有餘，共計出土過多少殘石文字，一直未有一個精确之數據。此蓋因各家所計殘石字數，不僅有見與未見之石，更有捨殘字而計者，有取殘字而計者，甚者有計入推測之字者，故互有出入。今僅列出羅振玉二次《集録》合訂本數據，雖未能統括所有殘石字數，亦可大致包含。
至於馬衡《集存》謂有八千多字，蓋其囊括洪适《隸釋》所録二千一百多殘字一併作計，若略去仍是六千多字。且馬氏在録文時，往往將殘筆及推測文字一併録出，致殘字數略多於他書，故無法精确計算。羅福頤在《漢熹平石經概説》一文亦有統計，經覈即羅振玉最後合訂本《集録》之數據。
熹平石經經本之推定
熹平石經所刊經數，文獻記載有五經、六經、七經之異説，至其所刊經本，更鮮所論及。北宋趙明誠校覈殘石異同，於《詩》僅言其多與今本《毛詩》不同。南宋洪适《隸釋》迻録熹平殘石文字，始據校記“齊、韓”殘文和《隋志》所載“石經魯詩六卷”，定石經用《魯詩》；又據《公羊》校記“顔氏”，定《公羊傳》用嚴彭祖本。其《尚書》雖存五百餘字，校以傳世孔本，而未指明爲歐陽或大小夏侯本，《易》則不見殘文，更無從言其文本。及至熹平殘石再次出土，學者乃據殘石文字推考其文本。
1、熹平石經《周易》文本推測
北宋嘉祐間出土熹平石經殘石不少，然據《隸釋》所載，竟無《周易》，故熹平《周易》面貌一直隱在謎中。洛陽大塊《周易》《家人》至《歸妹》卦與《文言》《説卦》殘石出土，引起學者探究其所據文本之興趣。1929年，孫壯將此殘石拓本贈與馬衡，衡著一跋，探討其文本歸屬。
馬跋先校每行文字多寡，得整行73字，然碑陽第5、第8、第10行各盈1字，第12行盈2字。碑陰第1行絀2字，第2、第9行各絀1字，第3行絀4字，第5行盈1字，第12行盈2字，第15行盈5字。由此顯示今本與熹平經本文字多寡，不在少數。繼列兩本11條異文，徵引文獻，别其形音義之異同。進而謂後漢《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從2條異文考證石經所據爲京氏本。一是“坎”字。《説卦》“坎者，水也”，石經作“欿”。《釋文》於《坎》卦“習坎”下云：“京、劉作欿”，馬衡謂石經《魯詩》“坎坎伐輪”亦作“欿”，推論石經《周易》之“坎字皆作欿矣”。二是“㓷劊”。《困》卦“于臲卼”，石經作“于㓷劊”。《釋文》出“劓刖”，云：“荀、王肅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貌’，陸同。鄭云‘劓刖當爲倪㐳’。京作‘劓劊’。”京《易》“劊”與石經同，而“劓”則不同。但馬衡輾轉牽合，而謂“此一家果誰氏乎？以此石證之，蓋用京氏本也。陸氏謂坎，‘京、劉作欿’；又劓刖，京作‘劓劊’。此本悉與京氏合，是用京氏本無疑矣。其碑末校記中，當著施孟梁丘之異同，如《詩》《公羊》《論語》之例，又可斷言也”。言之鑿鑿，似爲定論。
其實此結論本有反證。馬衡所列《家人》卦“終吝”之“吝”，石經作“�”，《釋文》於《説卦》“爲吝”下云：“京作遴”。許慎《説文》自稱用孟氏《易》，而在“遴”下引“以往遴”，“吝”下却引作“以往吝”，前後不同。段玉裁謂許氏或引别本，或孟《易》有異文，但至少京氏作“遴”，與石經不同。馬衡却一筆帶過不作深論。由於此文是第一篇討論熹平石經文本文章，又刊發在北大刊物，當時正值古史辨思潮興起的數年中，故響應者不少。
錢玄同從馬衡處見《周易》殘石拓本，並讀到馬跋“坎，京、劉作欿”，疑熹平刻石係用京氏《易》一説，即刻表示“馬先生的意見是狠對的”。從而在《論觀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書》一文中云：“惟熹平石經爲京氏易，除‘劓劊’二字外，尚有一字更爲重要者，即‘坎’字作‘欿’是也。京氏作‘欿’，陸氏《釋文》已明言之，石經適與京符，其爲京《易》更無疑義矣。”顧頡剛雖未直接説是從馬衡之説，然亦云“至於《周易》經傳的本子因京房之學日盛，遂使他的本子成爲定本，新出漢石經可見”，所引證據即馬跋所揭示之二例，故而馬説在二十年代末有一定影響。
1933年，國内學界著名學者爲蔡元培65歲撰文祝壽，馬衡撰《從實驗上窺見漢石經之一斑》以獻。其論《周易》經本爲京氏本，更增前説云：
近出《周易》殘石，表刻《家人》迄《小過》二十六卦，凡二十八行；裏刻《繫辭下》《文言》《説卦》，凡二十一行。《蹇卦》“大蹇朋來”之“朋”作“崩”；《困卦》“于臲卼”作“于劓劊”；《説卦》“坎者水也”之“坎”作“欿”，于《釋文》所舉京本合（崩見《復卦》，欿見《坎卦》）。余前跋此石，定其本爲京氏。又《繫辭下》“洗心”條曰：“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既於四家之中獨舉京氏，而又言石經與之同，是於上舉諸證之外，又得一鐵證矣。
此文補證“洗心”一條，以堅前説。劉節爲熹平石經《周易》巨石作跋，胡小石爲作校字記，亦皆贊同馬衡之説，並在馬衡基礎上，又益石經與京本同字數例，以證其説。張國淦撰《漢石經碑圖》，雖見後記有“梁□施氏”云云，仍從《釋文》異文循馬衡思路云“似係用京本也”。
羅振玉在1929年11月初見《文言》《説卦》殘石時，也已注意到“欿者，水也”文，其作校云：“‘欿者，水也’，今本‘欿’作‘坎’，《習卦》釋文‘習坎’注：‘本亦作欿，京、劉作欿。’石經與京本合。”並未説熹平石經所據爲京本。及至1932年11月獲得“革去故/濟男之/易經梁”殘石，遂云“乃後題‘易經’下有‘梁’字，知《易》用梁邱氏本矣”。嗣後作《記梁邱氏易》一文，更言“嗣觀往歲所出序記殘石，亦有‘易梁’字，又有‘施氏’、‘郎中孫進’及‘攷合異同，各隨家法，是正五經□□’當是‘文字’二字語，益知《易》用梁邱氏本，而參以施氏諸家本也”。因梁丘《易》亡於晉永嘉之亂，故陸德明《釋文》不載其佚文。羅氏校覈殘石與今傳王弼本文字異同32則，遂謂“凡此異同，皆晉以後治《易》家所未及知，幸於殘石中得之，可謂一字千金矣”。羅氏著此文時，時間上可見馬跋，然文中未予提及。
1944年，屈萬里從國民黨元老張溥泉處獲漢熹平石經《周易》一殘石拓本，正反兩面，正面爲經文，存28字，反面爲校勘記，存24字（其中“四童”2字殘泐，漫漶不清）。碑式文字如下：
上列反面文字亦關涉到熹平石經《周易》所據文本問題。屈萬里先列叙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藏，亦爲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續補》所著録之“易經梁”殘石，指出羅氏曾推測爲梁邱氏本，唯無其他佐證，學者未之信。而馬衡著跋之後，“錢玄同、顧頡剛、胡適之皆和之”，馬衡復又在《從實驗上窺見漢石經之一斑》更舉例證以加強其説。屈氏得新殘石之證，遂就馬氏所列四證逐條駁之：
一、坎，陸氏《釋文》謂京本作“欿”，而《説文》引《易》作“欿”，許慎用孟喜《易》，是先於京房之孟喜《易》已作“欿”，非京氏特點。且《詩·伐檀》“坎坎”字，漢石經亦作“欿”。
二、朋，石經《蹇卦》九五爻辭“大蹇朋來”之“朋”作“崩”，京氏《易·復卦》卦辭“朋來無咎”之“朋”作“崩”，兩者非同一文句之異文。
三、漢石經《困卦》上六爻辭“劓劊”，虞翻、王弼諸本皆作“臲卼”，而《釋文》所謂京作“劓劊”者，乃九五爻辭“劓刖”之異文，二者非同一事。
四、“洗”字作“先”，《釋文》既著“京氏”，又著“石經”與之同，適足以證明石經非京氏本，否則毋庸復舉。
屈氏以爲以上四證，皆非石經爲京氏本究極之證，相反，他提出二證，《艮卦》初六爻辭“不拯其隨”，京氏作“承”，而石經作“抍”；《釋文》於《説卦傳》“爲吝”下云“京作遴”，今出土石經却作“”，是皆漢石經《周易》非京氏本之證。於是他據新見殘石文字云：
今此石反面之校記，寥寥二十四字中，“孟施京氏”語凡三見（其首行施京兩字上雖殘缺，然可斷其必孟字無疑），乃有京氏而無梁丘。後漢《周易》之立於學官者，既僅施孟梁丘京四家，校記中既已出施孟京三家，則其主本必梁丘氏本，斷然無疑。復證以山東圖書館藏石，其校記開首爲“易經梁”三字，知其語當爲“《易經》梁丘氏本”之意，又必無疑也。
屈氏此文寫於1945年3月5日，而刊出已在1947年3月。然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有《漢石經易用梁丘本證》一文，未署作年。自謂“余曩著《從實驗上窺見漢石經之一斑》一文……其關於經本者，……至《易》之爲京氏，則以《易》之殘石異文多與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之京氏合（見余所著《漢石經周易殘字跋》），亦爲假定之説，較《論語》之爲《張侯論》，證據尤爲薄弱。前爲蔡孑民作紀念論文時，論及本經，以《易》之殘字發見不多，捨此又别無他説，姑取此以備吾一説，不敢謂之定本也。今直接證據發見，而前説果被推翻，於此益見考證之難也”。馬衡所謂直接證據，即屈萬里所考《周易校記》殘石，謂“校記雖僅二十餘字，而兩見孟、施、京氏字，是可證《易》用梁丘，正可糾正前此之誤”。讀此似覺馬衡見新獲殘石而糾正前説。此文未著撰作年月，文中云“1942年李涵初（培基）以拓本見寄，久而未至。今年春，復寄一本來，而媵以他經小凷二紙……其一爲《易》上經《蒙》至《比》卦及《易·校記》，存五十四字”。李培基（字涵初）曾任國民政府銓叙部部長、考試院秘書長，1942年1月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馬衡謂1942年李以拓本見寄，應是李在省政府主席任上所得之拓本。1942年適值河南發生大饑荒，李在任瞞報，國民政府於10月派張繼（溥泉）和張厲生赴河南視察調查，張溥泉很可能在與李培基交談時獲得《周易》校記殘石，而於1944年轉贈屈萬里。以此年月推之，似馬衡撰文在屈萬里之前。然從馬衡此文後重申其原舉四例異文與京本同，不得謂毫無根據，則又似針對屈萬里文章之批評而發。若然，則馬文似在見到屈文之後而作。屈氏1961年著《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又增四事以堅其説，云：
今所見殘字較多，更有四事，可證漢石經周易非京氏本。《小畜》上九“尚德載”，吕氏《古易音訓》引晁氏云：“德，子夏作得；京、虞翻同。”而漢石經殘字《象傳》云：“德積載也。”明漢石經德不作得。一也。《豫》六三“盱豫悔”，盱，《釋文》云：“京作汙。”而漢石經殘字《象傳》云：“㽳豫有悔。”是漢石經作㽳不作汙。二也。《繫辭上》“可與酬酢”，《釋文》云：“酢，京作醋。”而漢石經殘字作酢不作醋。三也。《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怠，《釋文》云：“京作冶。”而漢石經殘字作怠不作冶。四也。
徐芹庭繼屈萬里之後，撰《梁丘易與漢熹平周易石經》，承屈説而又補證四事：
《革》九五“大人虎變”，熹平石經“變”作“辯”，而京作“辨”，《古易音訓》引晁氏云：“變，京作辨，不同。”而漢石經“變”皆作“辯”，其不同又一也。《蹇》卦，漢石經“蹇”皆“寋”，《釋文》云：“兑宫四世卦。”此引京氏易也，而不載京之異文，則京亦作“蹇”也。此其不同者又二也。《家人》九三“婦子嘻嘻，終吝”，吝，漢石經作“”。朱震《漢上易傳》引京房《易》，不載吝。京作遴，以此推之或當作遴，不然則作吝。此其不同者又三也。豐，漢石經作“豊”，《釋文》云：“坎宫五世卦。”此京氏之説也，而不云京氏作“豐”，是京氏亦作“豐”。此其不同者又四也。
徐氏所舉四例，雖猶如默證，然結合屈氏所舉，亦有參考價值。無論如何，熹平石經《周易》所據文本，經馬衡、羅振玉、屈萬里、徐芹庭反復論證，其爲梁丘氏本已斷然無可懷疑。
2、《尚書》文本推測
《隸釋》所載《尚書》殘石10篇547字，與今存孔傳本相校，石經多10字，少21字，不同者55字，借用者8字，通用者11字，更有文句有無及前後錯亂者。雖有異同，因無相關文字，無法確定其爲何家文本，唯皮錫瑞曾於《今文尚書考證》中屢屢言及漢石經用夏侯本。洛陽所出《尚書》殘石，有校記2石二十餘字，仍無法推知其所本。
1924年，洛陽出土記述石經之殘石2塊。先存北京教育部某氏，後歸北平圖書館收藏。吴維孝稱之爲“石經表叙”，以其“叙”之殘字中有“小夏侯□□”，遂謂“今是刻石稱郎中孫（人名）進尚書小夏侯，則石經《尚書》爲小夏侯氏學，將無疑義”。張國淦著《歷代石經考》，尚云：“新出石經有校記，《魯詩》校記有齊韓言……《易》《書》《禮》未見，僅《後記》有《易》梁施氏、《尚書》小夏侯字，未知以何家本爲主，亦無從得諸家異同之説，未敢以臆推斷也。”及起草《碑圖叙例》，雖傾向吴説云“似係用小夏侯本”，而言下猶有疑惑。1930年北平圖書館入藏此石經殘石，定名爲“漢熹平石經後記”。同年陳子怡在《女師大學術季刊》上刊《漢熹平石經後記真僞考》，辨其爲僞石，並將拓本同時刊出，由此盡爲學界所知。從時間與地域衡論，錢玄同應看到《後記》拓本並陳文，然在爲方國瑜點校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作序時，對此石置之不理，而直接分析《漢志》所載大小夏侯《經》皆爲二十九篇，且其《章句》和《解詁》卷數與《經》同。唯歐陽氏《經》爲三十二卷，而《章句》則爲三十一卷。王引之、陳壽祺雖各有解釋，錢玄同皆以爲非。錢氏據新出《書序》殘石，梳理歐陽、大小夏侯卷次之不同云：
《漢志》叙大小夏侯《經》《章句》及《解詁》皆二十九卷，必是如此。《漢石經》分《盤庚》爲三，則三十一；又加《書序》，則三十二。歐陽《經》的卷數適與《漢石經》相同，故疑《漢石經》所用是歐陽經。至於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因不爲《書序》作訓之故。
錢氏從石經《盤庚》一分爲三入手，佐以習歐陽《尚書》之楊彪引《盤庚序》，證歐陽本有序，皆與《漢志》卷次相合來梳理，認定石經爲歐陽本，有其合理性。故馬衡在稍後所撰《從實驗上窺見漢石經之一斑》文，雖亦整理北平圖書館所藏《後記》甲乙碑人名，並製爲校理人名表，於“尚書小夏侯”數字不加理會，論及石經《尚書》文本，舉錢説爲是。至其彙聚殘石編《集存》，仍持錢氏觀點。
羅振玉在獲睹《後記》拓本，並收入《集録》後，寫下《記小夏侯尚書》一文，謂《後記》殘石存“易施氏，郎中孫進；尚書小夏侯，郎中□□”字樣，“以是知石經《尚書》乃用小夏侯本”。羅氏簡略叙述漢代《尚書》傳授，而云“故至熹平刻石仍用小夏侯本”。然後比勘出土《尚書》殘石與傳世本文字異同八則，《隸釋》所録《尚書》殘石與傳世本文字異同四十九則，云：“小夏侯、歐陽學説久絶于晉永嘉之亂，今于熹平石經竟得窺見一斑。且前人治《尚書》者，采石經異字，知爲大、小夏侯，歐陽遺説，而不能確知爲小夏侯，則又于今日所見序記知之。古刻片文隻字裨益至宏，豈不重可寶哉。”羅氏所謂前人，當指陳壽祺、陳喬樅父子等，文章並未提出確鑿證據，推理過程與其《記梁丘氏易》相近。後余祥森撰《漢石經彙考》時儘管未見羅説，猶云：“予以吴、張二氏之説，較有根據，然亦不能十分斷定也，以參加者楊賜父子與張馴皆習歐陽《尚書》也。”片言之間，仍猶疑不定。
與余文相先後，陳夢家在西南聯大時撰《尚書通論》講義，認爲《隸釋》所録《盤庚》殘字“建乃家般□既”之間僅空一格，以示《盤庚》中、下兩篇之分别，可證漢石經並未將《盤庚》分爲三篇，仍是合爲一卷，與歐陽本三十一卷不符。且“石經的《尚書》没有《康王之誥序》，所以必不是歐陽經本，亦不是鄭注本。東漢時，大小夏侯和歐陽的《尚書》都是三十三篇。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石經《尚書》至少是夏侯氏的”。及至其整理馬衡《集存》，知馬衡左袒錢玄同説，然在《通論》增訂本中仍未改變以往觀點。
有鑒於《尚書》文本紛亂，出土石經殘字僅八百字許，整理未能到位，持論亦各相異，屈萬里於上世紀60年代初撰《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冀能徹底解决從碑式行款到文本所據問題。屈氏仍從漢代今文《尚書》三家篇卷分析入手。錢玄同謂《隸釋》所録《盤庚》中下篇中空格是分篇標誌，屈氏否定之，以爲此僅是區隔段落而非分篇，漢石經《尚書》仍爲二十九篇。既爲二十九篇，則三十一卷之歐陽本自在排除之例。歐陽本之分三十一篇，亦非錢氏所説是《盤庚》分爲三篇，而是其《泰誓》分爲三篇（此從皮錫瑞説）。其次，出土《尚書》殘石有“酒誥第十六”篇題，而《尚書·盤庚》《泰誓》皆在《酒誥》前。無論歐陽本將《盤庚》或《泰誓》分爲三篇，其《酒誥》都將順此成爲“第十八”，與殘石《酒誥》第十六相左。再次，屈氏援據1924年出土之石經表叙殘石中“尚書小夏侯”文句，而從吴維孝説，定漢石經《尚書》爲小夏侯本。屈氏書1963年在臺灣發行，時值大陸學術沉寂之時，故只有屈氏學生朱廷獻在1973年和1987年分别撰《由漢石經殘字看伏生所傳尚書》《漢石經今文尚書考》二文，重複乃師觀點。
正當屈氏撰著《尚書殘字集證》時，河南洛陽城南郊太學遺址附近徵集到兩方熹平殘石，一編號爲6278，一編號爲6874。前者1962年冬在偃師縣佃莊公社東大郊大隊第十生産隊社員栗萬卷屋後西北地出土，後者1974年發現於村南社員陳老虎牛欄墻角，據言是1968年社員刨地時出土。由於時值文革，無人重視，故直至1981年始有許景元撰文刊布於《考古學報》。兩塊殘石文字近三百字，是20世紀20年代以還出土《尚書》文字最多一次。尤其重要者是，6278殘石陰面爲《舜典》《皋陶謨》《益稷》校記。校記共16行，其中有9行涉及漢石經《尚書》文本，録如下：
第4行：皋陶大小
第7行：震敬六德大
第8行：斯食大小夏
第9行：根食大夏侯言口
第10行：粉米大夏侯言粉
第12行：是好敖虐是作大夏
第13行：時乃工大小夏侯言
第14行：於予擊石大夏侯無
第15行：簫韶九成小夏侯
以上九例，言“大夏侯”者三，“大夏”者一，由前者推衍，後者當亦是“大夏侯”。言“大小夏侯”者一，“大小夏”者一，“大小”者一，由前者推衍，後二者當亦是“大小夏侯”。言“小夏侯”者一。言“大”者一，此例有可能爲“大夏侯”，亦有可能爲“大小夏侯”。許景元據此而云：“足見《尚書》石經絶不是夏侯氏本，當然是歐陽氏經本，這是確實無疑的事實。”
許文傳到臺灣，周鳳五率先作進一步研究。周氏根據殘石校記，做出一個簡略的復原圖，並對内容文字進行考證，揭示殘石“光”字作“横”，從出土文獻來證明戴震“光被四表”古本有作“横被四表”考證之正確。然其最重要的是表示對《尚書》文本之傾向。周鳳五爲屈氏學生，看到6278殘石校記多處“大小夏侯”後，對乃師二十多年前之觀點又有重新思考：
今本《盤庚》分爲上中下三篇，漢石經則一逕接寫，而於中、下兩篇之前各空一格，加圓點以爲標識。翼鵬師因此主張漢石經《盤庚》不分篇，且以殘石有“酒誥第十六”字樣，推測其爲二十九篇之小夏侯本。然漢代三家今文《尚書》，就篇數分合言之，雖有二十九篇（大小夏侯）與三十二篇（歐陽）之别，而篇目實同爲二十九，故所謂“酒誥第十六”者，蓋三家皆然，不足以證其必屬小夏侯本。
事實確如周氏所説，《隸釋》所載《盤庚》中下篇之間僅是加點，並未另起一行立標題，故不能作爲《盤庚》分篇標誌。若三家皆同，則實際經文皆二十九篇，推而論之，《酒誥》皆在第十六，不足以證明其爲小夏侯本。餘下佐證屈氏觀點者，只有殘石表叙“尚書小夏侯”一句，周氏以爲證據未免單薄。但周氏既已否定石經《盤庚》三篇之間加點不屬於分篇，却又認爲有分篇之作用，較之大小夏侯二家《盤庚》不分篇接連而寫，則其空格加點又有分篇之作用，“據此，則熹平石經《尚書》既有書序一卷，又分《盤庚》爲三篇，則其爲三十二篇的本子，應該可以定論了”。此猶似將《盤庚》分段不分篇作了巧妙的解釋，看似有矛盾，却藴含啓迪意義。
後於周氏數年，周之好友邱德修發表《漢熹平石經的新發現及其價值》上、下兩篇長文，繼周鳳五之後對屈氏觀點予以否定，云：“由此可見《熹平石經·尚書》並非採自大、小夏侯氏經本，而是完全根據歐陽氏經本的事實，透過新出土《尚書》殘石《校記》及經文的印證，可以完全得到證實。據此事實，則可證屈翼鵬先生主張‘《漢石經·尚書》所據者爲小夏侯本’的説法恐怕不能成立了。”周係屈氏弟子，故行文委婉，邱之言辭相對質直。繼周、邱之後，屈氏另一弟子程元敏撰文捍衛師説，指6278號殘石爲僞刻。他從殘石文字鈔寫今本《尚書》文字，用唐以後本誤改《尚書》經文，僞作者不曉《尚書》今古文字異同，録訓詁字、譌誤字乃至妄改經文以示異於今本《尚書》，誤用漢、清人説以致誤校《尚書》經文、甚至顛倒經文校語次序，摭拾尋常通用字以校經字、杜譔校記，殘石行書字數與整碑不合等七項，以證其僞，而云：“既證確6278號《漢石經》殘石字經文及校記皆後代僞作，則許、邱二先生所依持之最有力證據——所謂校記中之‘大夏（侯）’、‘大夏侯言’、‘大夏侯無’、‘大小夏侯言’、‘小夏侯’諸語，一切仍歸於零，即公元1978年此殘石公開於世之前。”程文所舉七項，不無商榷餘地。殘石出土情況比較明確，作僞可能性較小。鑒於《尚書》五碑、四碑之争和其校記排列方式尚須進一步探討，故《尚書》文本之最後確定還需深入研究。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學》第二十三輯，微信版註釋從略。
作者簡介：
虞萬里，1956年生，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近年相關論文有《董逌所記石經及其〈魯詩〉異文》（《文獻》2015年第3期）、《〈尚書•無逸〉篇今古文異同與錯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趙明誠所記〈漢石經遺字〉之價值》（《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等。
审 核：韩冰雪
美 编：罗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