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二十世紀熹平石經研究鳥瞰(下)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學》第二十三輯，微信版註釋從略。
内容摘要：
二十世紀漢魏石經出土、收藏、傳拓、考證、匯聚、復原和科學考古發掘，轟轟烈烈。其中，學界對漢代熹平石經的發現與發掘、經本之推定、校勘與研究、殘石之匯聚與碑圖復原以及殘石辨僞，均已作出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對此回顧，將有利於今後熹平石經乃至整個七朝石經研究的展開。 |
關 鍵 詞：
熹平石經 、研究綜述 、校勘 、辨僞 |
熹平石經校勘與研究
1、魯詩的校勘與研探
《魯詩》殘石小者多僅數字，然其關涉四家《詩》之異同者亦復不少。1929年7月，羅振玉編成《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一卷《補遺》一卷，旋有王國維學生趙萬里寄贈墨本百餘紙，羅氏揀其明晰者寫定《續編》一卷，其中有《小雅·角弓》《菀柳》殘石，拓本如下：
羅振玉云：首兩行均70字，依行70字計之，第3行（應説第4行）之末當是“行歸于周”之“歸”字，此時僅以《毛詩》字數計算，尚未圖示，故不免有誤。唯其云“第四行與前行‘不’字齊列者，當爲《都人士》‘于周’之‘于’。今與‘不’齊列之字存‘戈’旁，而《都人士》篇無從戈之字，唯有‘我不見兮’、‘我心不説’兩‘我’字，距‘行歸于周’又二十餘字，則四行非《都人士》篇，惜此行僅存半字，不能知爲何篇矣。”此確實揭示出《小雅·魚藻之什》魯、毛之不同。方國瑜讀到羅振玉《集録》文字，頗覺有誤。乃作校記云：
《角弓》《菀柳》《都人士》殘文。據《毛詩》字數，首二行並七十字，第三行（引按，實際應爲第四行）以七十字計之，則末爲“出言有章”之“章”字（羅先生謂“第三行之末當是‘行歸于周’之‘歸’字”，稍誤）；其第四行與第三行“不”字並列者，當是“行歸于周”之“行”字；今殘存戈旁，殊不類。
因爲首二行相距皆70字（章節數“其一”等以一字計，“·”亦占一字），故第3行羅、方仍皆以70字計。羅謂第3行（實際應爲第4行）末是“歸”字，方校閲之認爲應是“章”，羅誤計。但主要問題是與“不”字平行者，依《毛詩》排列應如方説爲“行”，今則僅見“戈”脚，故羅氏詫異。方氏則據陳喬樅所引鄭玄、服虔、孔穎達説，認爲漢代三家詩無《都人士》首章，是逸詩，直到孔所見之《韓詩》尚是如此。故方氏去《都人士》首章排列，與“不”字並列者正是“我”字，此則將殘石“戈”脚落到實處。於是云“戈旁爲我字殘存無疑，此可證漢石經與鄭、服所見《魯詩》合也”。
（羅振玉校讀圖示）（方國瑜校讀圖示）
方文刊於1931年，而羅氏在1930年合編《集録》時，前面“歸”字未改正，“戈”脚則已從馬裕藻説修正，説云：
四明馬君裕藻言，《毛詩正義》謂《韓詩》無首章，石經殆始次章。案馬説是也。《禮記·緇衣》引《都人士》首章，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據《禮記》注，似三家無《都人士》全詩，據《詩正義》，則《韓詩》但無首章。今以此殘字證之，則《魯詩》亦但無首章，非全詩俱亡也。
此條雖有方氏指正，而羅氏已從馬衡兄長馬裕藻有所修正。亦有自己前後補充者，如《唐風·杕杜》《鴇羽》“之督/不佽/黍父/常其□鴇羽”係四拼一殘石，著《集録》初編時，僅對“鴇羽”之“鴇”的異體左從“卂”，引敦煌唐寫本來與石經殘石印證。合編時説仍其舊。其後又獲一“黍/常”殘石，文字與前同，上亦有餘石，遂乃重作考證。
（先獲《鴇羽》殘石）（後獲《鴇羽》殘石）
謂以前曾見《杕杜》《鴇羽》四拼一殘石，復又見此《鴇羽》小石，因其重複，曾疑後見者非，然仔細推勘後謂“此刻書法寬博，與他殘字同；彼（引按，指前獲殘石）則數勢侷促方峭。且此刻‘’字，彼刻作‘黍’，考宋洪氏著録《魏風》殘字‘碩鼠毋食我黍’字正作‘’”，又引近出《小雅·信南山》和《周頌·良耜》之“黍”皆同，故云“今詳校二石，知此爲漢石原刻，彼乃後刻也”。從而又推測後刻殘石之原因云：“漢季當魏晉代嬗，洛陽數被兵，此石必是經兵燹淪失後人爲之補刊。至補刻時代，以書跡驗之，正與今中州所出晉人墓誌同，殆出典午之世。”又《晉書·裴頠傳》謂頠爲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復疑裴氏所補刻。此一推測，對西晉經碑動盪歷史不無參考價值。
羅振玉在一年多時間裏不厭其煩地纂輯十次，主要受制於殘石之難以彙聚，即使合編之後，仍有遺漏。張國淦在復原碑圖時，大多依據羅氏《集録》所收殘石排列。
羅氏《集録》是隨得隨編，雖後得新拓，對前編有所補證，然很難有整體觀。如《初編》收録《韓奕》《篤公劉》“國因以其伯/一□篤公劉于”殘石，拓本如下：
（《初編》著録）（《續編補遺》著録）
就此發現《生民之什》之《公劉》和《蕩之什》之“韓奕”前後相次，揭示了魯、毛篇次又一處錯亂。然其無法確證二篇“《魯詩》在《生民之什》抑在《蕩之什》耳”。及至《續編補遺》，已將“實墉實/□斯原”（見右拓本）一石拼接，云“前編載《大雅》殘石《韓奕》《公劉》二篇相接，此石亦然”，然未有新見。
羅氏《集録》初編又收集到以下一塊殘石（201）：
以上左石爲《瞻卬》《假樂》殘文。羅氏云：“案《毛詩》《假樂》在《生民之什》，《瞻卬》則在《蕩之什》。石經則《瞻卬》在前，與毛不同。此刻第三行‘句·生’，‘句’乃《假樂》四章章六句末一字，‘生’乃‘生民之什’首一字，是以知《魯詩·瞻卬》亦在《生民之什》，下接《假樂》，《假樂》即《生民之什》之末篇也。”此其第一次發現魯、毛篇次不同，印證了趙明誠篇第小異之説，可謂鑿破混沌。之後在《初編補遺》時又得“賊蛑疾靡有”殘石（見上圖右邊拓本），發現《桑柔》《瞻卬》相次，更補充云：“案今《毛詩》篇次《桑柔》之後，《瞻卬》之前尚有《雲漢》《崧高》《蒸民》《韓奕》《江漢》《常武》六篇，據此知《魯詩·桑柔》之後即接《瞻卬》。”由此得熹平《魯詩·大雅》之《桑柔》《瞻卬》《假樂》三篇相次。其《集録四編》又著録“章章/爾酒既”一殘石，拓本如下：
羅氏據此石考定《魯詩》《既醉》《鳧鷖》《民勞》三篇相次。又《集録四編補遺》新增一石（爲清晰完整起見，右附《集存拓本》）：
此石表明，《魯詩》《民勞》之後接以《板》詩。經羅氏前後數次集録，《魯詩·生民之什》所集篇目已漸漸明晰。即前有《既醉》《鳧鷖》《民勞》《板》相接，後有《桑柔》《瞻卬》《假樂》相接。以上拓本載“板”後一行尚有字跡，羅振玉在《四編補遺》時對此有過懸測，云：“末行尚有二殘字，依行次考之，當爲《泂酌》‘民之攸暨’之‘攸暨’。然觀其殘畫殆不爾，殆又魯、毛篇次之殊耶。”《板》後接《泂酌》“民之又暨”，不僅篇次不連，殘文筆勢亦完全不類。及至其合編後，對此有新的認識，云“前五行爲《既醉》《鳧鷖》，後數行則爲《民勞》《板》。案今《毛詩》之次《鳧鷖》之後爲《假樂》《公劉》《泂酌》《卷阿》，以後乃爲《民勞》《板》”。更重要的是，他認“末行二殘字乃‘女興是力’之‘興是’二字”，即《蕩》第二章末句，於是産生一個更大編次問題，魯、毛《大雅》篇什有多少：
今《毛詩·板》爲《生民》之卒章，《板》八章章八句後有“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十六字，以後爲《蕩之什》。今以《蕩》接《板》，删去“生民之什”十六字，直以《蕩》接《板》，則下行“興是”二字正與前行殘字相齊。是《魯詩》無《板之什》，而《假樂》殘石六句二字下空一字，有“生”字，乃“生民之什”後題。疑《毛詩·蕩之什》爲《魯詩》所無，《魯詩》但有《生民之什》矣。
將羅氏前後編録考定和認識之改變，用毛、魯篇次對照排列如下：
《毛詩·生民之什》：《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泂酌》《卷阿》《民勞》《板》。
《魯詩·生民之什》：《生民》《行葦》《既醉》《鳧鷖》《民勞》《板》《蕩》（原擬《泂酌》）《桑柔》《瞻卬》《假樂》。
羅氏如此編列，不僅《魯詩·生民之什》十篇内容與《毛詩》不同，更牽涉到《魯詩·蕩之什》之名已不可能存在。張國淦依羅説將此數塊殘石排於第11面，而在《板》之後接以《泂酌》《卷阿》，再續以《桑柔》《瞻卬》《假樂》，如此便成爲12篇。當時此種排列僅是一種假設，是否《魯詩》原貌，無可徵信。後許景元、王竹林又公佈一塊編號爲8501之正反殘石，其背面6行15字，分别是：馳/強禦/國斂怨/蜩如唐如/有言顛/其訓。第6行“其訓”二字是《抑》“四方其訓之”一句。經復原，則知《板》《蕩》《抑》三篇相連。許、王因此云：“蓋此魯詩將《蕩之什》的《蕩》《抑》兩篇移入《生民之什》，使《板》《蕩》《抑》三篇相次爲序，這是《魯詩》與《毛詩》篇次的一大差異。由於篇次之變易，則其諸卷之分什當然也會有所變更，蓋《蕩》《抑》兩篇是《蕩之什》一卷中的點題的重要篇章。且無《蕩》《抑》諸篇，焉有《蕩之什》嗎？”是8501殘石文字再次證實了羅振玉當年的推測。
郭沫若在日本看到《集録》和《碑圖》，曾著有校録一篇，收録在《古代銘刻彙考》中。他先從阿維越致《漢熹平石經》中舉出一小塊殘石，拓本如下：
郭沫若考證“既”上一字雖殘，其下部如“田”之半，應是“蕃”字，蕃、繁通用，即《公劉》“既繁既順”殘文。兩字對應《大雅·韓奕》“實畝實藉”和《公劉》“既繁既順”語。此殘石羅振玉《集録》未收，張國淦亦未圖示。然張圖將“實畝實藉”置於第12面末行（第39行），“既繁既順”置於第13面第1行，顯然未能妥帖。馬衡《集存》將殘石文字録成“土/實藉/蕃既順”，已有將殘筆補足之嫌，陳夢家等整理時，仍云“此石在碑圖第十二面第三十八至三十九行，惟蕃既順在第十三面第一行”，當是承襲郭説和碑圖而未之思也。
郭沫若又針對羅振玉因“國因以其伯/一□篤公劉于”殘石而有《韓奕》《公劉》在《生民之什》抑是《蕩之什》之疑惑，乃云：“余案此二篇《魯詩》不得在《生民之什》，知者，以《魯詩·生民之什》後三篇爲《桑柔》《瞻卬》《假樂》，中四篇爲《既醉》《鳧鷖》《民勞》《板》，益以首篇《生民》，已得其八，而左列一石，《板》題章句尚有二殘文可辨。”郭氏所謂左列殘文，即羅氏先疑爲《泂酌》，後疑爲《蕩》者。郭認爲“此二殘文，上字當是右旁從斤之字，不得爲‘興’，下字亦不得爲‘是’也。此二殘文在今《毛詩·大雅》諸篇中無可比附者，蓋魯、毛文字相異之故”。而對張國淦循羅振玉思路，將《生民之什》排成十二篇，亦不以爲然，云“於是《魯詩·生民之什》遂得十二篇而失《蕩什》之名，案此亦絶不爾”，蓋所謂“什”，即以十篇而名。既以十篇而名什，則相連之《韓奕》《公劉》也就不可能同在《生民之什》，殆若兩篇在其什，則成十一篇。張國淦碑圖將《韓奕》《公劉》置於不知名之什（即原編之“第之什”），次於《烝民》詩後，而將“實畝實藉”與“既繁既順”分置於兩面，仍未最後解决問題。
出土殘石上殘筆的認定，和詩篇之接續休戚相關，羅振玉考定很多殘筆原字和《魯詩》篇章之連接與錯轉，極大地展示出沉埋地下一千八百多年前《魯詩》樣貌，其功不可没。然就中仍有不少可以進一步推敲研討之餘地。相對於羅氏，張國淦排列之功多而考訂之功少，然碑圖排列後可以反過來佐助認識文字、篇章考訂中存在之問題。
金德建著《經今古文字考》，專以分别經典今古文字，其有一節專論熹平石經《詩》用今文本問題。按理，熹平石經用《魯詩》文本，自是今文，毋庸置言。金氏所以用力於此，蓋以其認爲漢代《詩經》行用古文本，金氏依次徵引文獻，分析解説，謂“漢代《詩經》從司馬遷所見，四家所傳，直到東漢末年盧植、鄭玄時候，基本上用部份古文的本子”，所以立此章節，用鄭玄《儀禮注》所説今古文、《周易釋文》所説京氏今文《易》及《説文》《顔氏家訓》等互證，來證明熹平石經文字用今文字，亦不無參考價值。
繼金氏之後但却與金著同時刊出的范邦瑾《兩塊未見著録的熹平石經詩殘石的校釋及綴接》，公佈兩塊上海博物館所藏熹平《魯詩》殘石，並對此作綴合復原工作。該文拼接所得圖形，與張國淦《碑圖》基本符合。但范氏當年未能校覈、比勘上世紀八十年代洛陽考古發掘所得殘石，不知新出《大雅·蕩》《抑》殘石文字與張國淦碑圖不符。張氏在復原《大雅·生民之什》時，因未見新出殘石，故對舊有殘石中疑點也無法解釋，復原亦自然非原石面貌。由是近有著文反證上博所藏《魯詩》殘石係僞刻。據筆者對上博所藏殘石字體辨識，其筆畫、筆勢與方若公佈其他僞刻熹平石經基本相同，可以認定爲同一批拓本。
2、《周易》殘石之校勘與研究
熹平大塊《周易》殘石出土，馬衡率先作跋定爲京氏本，錢玄同隨即附和，並論其篇數問題。錢氏要辨别之問題，是因《論衡·正説篇》載宣帝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易》《禮》《尚書》各一篇，《隋志》云秦焚書，《易》失《説卦》三篇，清戴震乃謂《説卦》《序卦》《雜卦》三篇爲孔門所傳述。康有爲更進而指爲劉歆竄入並臆測西漢《周易》原貌是《彖》《象》與卦、爻辭相連。錢氏據新出《周易》殘石《彖》《象》不與卦、爻辭連，且已有《文言》和《説卦》傳，於是駁斥康説，重申戴震觀點云：“西漢初年田何傳《易》時，只有上下經和《彖》《象》《繫辭》《文言》諸傳，西漢中葉（宣帝以後），加入漢人僞作的《説卦》《序卦》《雜卦》傳三篇。”其實熹平石經《周易》殘石之出土，從年代上只能證明康有爲所謂《彖》《象》附經之謬説，無法證明《説卦》三篇確定是西漢經師僞作。錢氏本是疑古先鋒，所以文中亦多偏激之辭。
文素松自得殘石，遂作録文、剪裱本，又作校勘記。然其所作校記相對較簡單，大略多用通行本（所謂“今本”）對校，著其異同而已。其章次之異同，略著於序言中。最後附以拓本，1931年在上海印行之。文氏《殘碑録》出版，劉節或嫌其簡略，遂作《漢熹平石經周易殘字跋》，自謂就今本經文及《釋文》、李鼎祚《集解》、朱震《漢上易傳》等相關文獻重新校録。劉氏作跋時，雖張國淦碑圖已印行，然其還是先從碑陽28行到碑陰25行一一標識其每行字數，現存字數，以及第幾字至第幾字文氏所藏，第幾字至第幾字爲于氏所藏。經其對行款校勘，得到以下信息：
碑陽二十八行，大率以七十三字上下爲度，碑陰二十五行，以今本經文校之，參差殊甚。其中第二十四行，多至八十字；第十一行，以今本覈之，實僅七十字。因得白氏《文言》一石，知“亢”字爲第十行最末一字，則十一行中缺三字，以是知此行古本必多三字。《説卦》章節亦與今本不同，今本“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爲一章，石經連下；今本“蓋取諸此也”連下，石經止此爲一章；因是可推知《文言》二傳之文句章節，必有與今本不同者矣。
由此可見，石經與今本字句、章節都有差異。劉氏繼而詳細校勘文字，利用上述《釋文》《集解》等之外，更重要者是他用了很多甲骨文和殷周器物文字，如享敦、父乙殘敦、白者君盤、豐兮敦、邾公華鐘、魯侯敦、虢季子敦中字形，漢魏碑刻、南北朝隋唐碑刻，如《漢梁相費汎碑》《成陽令唐扶頌》《漢太尉橋公碑》《劉寬碑》《漢元初三公山碑》《劉修碑》《丁魴碑》《陳球碑》《魏温泉頌》《東魏李仲璇修孔廟碑》《北周竇泰寺碑》《隋陳叔毅修孔廟碑》《唐孔子廟堂碑》等等中字形，來與石經《周易》文字相校覈，以證其是非差異。當然還用了大量經史文獻和小學著作如《説文》《爾雅》《廣雅》《玉篇》《干禄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廣韻》《漢隸字原》等，以佐證其形音義。最後他總結出殘石三個特點：一、石經所刊雖稱今文經本，然其中如《詩》魯氏、《易》京氏，皆於古文爲近。二、石經與各本文字之異同，究其原委，大半爲同聲假借之故，非關文義之不同。三、吾國文字自殷周以來，即偏旁互用，異體雜陳。漢代改篆行隸，作者往往昧於偏旁，詭更正文，鄉壁虚造。劉跋是《周易》殘石出土以來最深入認真全面的一次校勘，不僅用今本，還偶用常熟瞿氏藏北宋本《周易》，其對殘石面貌之揭示無疑也多於他人。
稍後於劉氏者有胡小石，亦對文、于兩氏藏石作校記。胡以殘石卦爻辭與彖、象傳分行，是費氏（王弼用費《易》）外皆如此。其所用校勘文獻，以李鼎祚《集解》爲主，亦兼用經史小學著作，並涉及漢碑如《衡方碑》《冀州從事張表碑》《西嶽華山碑》《吴樺國山碑》等。於其文本，亦從馬衡京氏本説。
羅振玉對石經最爲關心，其叙述大塊《周易》殘石云是縣人張氏所藏，一石表裏數百言。羅氏得拓本在1932年夏，作跋記之已在1936年7月，之前其曾作《記梁丘易》，故在校勘文字時，凡與經本同者，亦不言其爲京本也。
屈萬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一書，既是以往研究之總結，亦是新研究體式之開創。繼《集證》之後，易學大家徐芹庭在《易學闡微》中專辟一章，全面介紹、闡述梁丘《易》與漢石經關係。文分11節，第1節梁丘賀父子與梁丘《易》之傳承，梳理梁丘《易》傳承淵源。第2節梁丘《易》之書及版本，因梁丘《易》亡於永嘉之亂，後人多未能道其體式特點。徐氏舉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和胡薇元《漢易十三家》二書中輯有佚文，自己亦補輯十餘條。今又得熹平《周易》殘石，可供研究梁丘《易》之資。第3節梁丘氏《易》學之淵源，與第一節近同。第4節漢熹平《周易》石經即梁丘氏《易》，歷述自殘石出土伊始，羅振玉、屈萬里相繼定爲梁丘《易》，唯馬衡則謂出京氏《易》。作者用例證，再次證明是梁丘氏《易》而非京氏《易》。第5節漢熹平《周易》石經之鐫刻與毁亡，重述熹平石經刊刻過程。第6節漢熹平《周易》石經之發現與著録，概述1922年洛陽朱疙瘩村發現殘石及屈萬里檢出方若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之經過，馬衡、羅振玉、吴寶煒、文素松、張國淦、方若、屈萬里等著録、研究之文獻。以上爲談梁丘《易》所不可或缺，然前人也多有涉及，可參考之文獻不少。自此以下，表揭出一位專家眼光中的梁丘《易》。
第7節漢熹平《周易》石經之價值。作者先例舉考訂漢《易》，尤其是梁丘《易》之基本或言必要之文獻，首先是陸德明《經典釋文》、晁説之《易詁訓傳》、吕祖謙《古易音訓》、朱震《漢上易傳》《叢説》《卦圖》，以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史徵《周易口訣義》、張惠言《易義别録》等，謂從以上文獻略可窺見梁丘《易》一斑，結合新出一千三百餘字殘石，乃可考見其大概。梁丘《易》之價值可得而言者，有以下幾點：一、可正易家諸本異文之失。如，《繫辭上》“有功而不德”，《釋文》云：“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今梁丘《易》正作“德”。蓋置、德形近易誤，非熹平殘石文字，不足證鄭説之確。二、可考定古易十二篇之真面目。《漢志》載《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自費氏以十翼解説上下經，荀爽、馬融、鄭玄承之，至王弼遂將《彖》《象》《文言》附於上下經，傳習千餘年，世人遂安於所習而莫所知漢《易》原貌。南宋吕祖謙離析《彖》《象》《文言》，釐爲十二篇，以復古本之舊，然亦只是一家之言。非熹平《周易》殘石出土，無以證吕氏離析之確；得殘石《易經》，古易面貌展露無遺。三、可正諸本章目之失。今《繫辭上》據孔穎達云分十二章，而馬融、荀爽、姚信等分十三章，虞翻分十章。徐氏謂：“以熹平《周易》殘石考之，作十二章較洽。唯‘天一地二’一小節，當并於大衍章之中，非章首也。第十章之章首宜以‘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第九章之起首則宜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爲首。‘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宜從虞翻作爲大衍章之結語。”四、可定諸本之錯簡。《繫辭上》“天一地二”及“大衍之數五十”二節，歷來各家文本多錯轉不一，使人莫知所從。徐氏以漢石經梁丘《易》考之，謂其次序宜以“大衍之數五十”爲始至“再扐而後卦”，下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下接“天數五地數五”，直至“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止，此爲漢代《繫辭》之正文。又《説卦傳》“八卦廣象”一章，傳世本次序爲：乾坤震巽坎離艮兑，而據殘石復原後次序爲：乾坤震坎巽艮離兑。徐氏以爲此乃古易真面貌。五、可杜郭京《周易舉正》之妄。唐代郭京《周易舉正》自言得王弼、韓康伯手寫真本，對傳世本經文多所改易，宋儒多有信之者。徐氏援據《周易》殘石文字，例舉十證，以却郭氏之妄改。六、可却先儒之疑。宋蔡元定、蔡沈父子疑《雜卦》次序有誤，因取反對之意改易次序。及《周易》殘石出土，可證《雜卦》原本如此，並未錯簡。
第8節論梁丘易學之特色。概括而言，梁丘易爲古易之嫡傳，且兼融今古文，其訓詁多用假借字，簡明扼要而歸本於人事。第9節論其影響，作者對漢魏六朝易學史有極深之探研，故將梁丘易與京房、馬融、鄭玄、荀悦、荀爽等九家、王肅、王弼、韓康伯、孔穎達等諸家易學比勘，揭櫫其相同之點，以證明梁丘易對後世之影響。第10節將清人輯佚和出土殘石之梁丘易文字匯集整比，共得四千四百餘字，依古易十二篇形式排列，補足闕文，略予闡釋。
第11節爲熹平《周易》殘石復原圖。作者是易學大家，精研易理，其復原工作在屈萬里碑圖基礎上展開。屈氏以殘石文字爲主，而補以唐石經文字。徐氏知漢石經與唐石經用字不同，故先列出其異同之字，如爻之作肴、眚之作省等50例，凡十二篇唐石經文字中涉及此50字者，在字旁標識“X”，標明此當依漢石經用字。關於碑石每行字數，羅振玉謂每行69字至75字不等。屈萬里則謂每行恒定73字，凡有差異，是今本有衍奪之文。徐芹庭調停二説，謂每碑行書參差不等，每行字數多以73字爲準，間亦有超出或少於73字者。徐氏雖未重新寫定碑圖文字，然依據其所定題詩和後所附校記，儼然已自成一種碑圖。
二十世紀以來，用二進制數學來研究易理者不乏其人，丁超五是前半葉之代表。而陳道生亦從數理校讀研究易學，發表一系列論文。其《漢石經周易非善本論初稿》一文刊於1974年。讀其文，知其因屈萬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一書曾獲中山學術獎，且刊布後影響甚大，而自撰之《重論八卦的起源》《八卦及中國文字起源的新發現》等雖有新發現，却未曾獲得學術資助。因而用數理眼光，審視新出熹平《周易》殘石。認爲漢石經《周易》缺乏數理上的邏輯，其傳人未得到任何象數知識，不如費氏易藴含極深的易理。石經《説卦》之次序很混亂，也是作者未明易理所致。他通過數學對立原理，分析石經《周易》和今本《周易》異同，得出結論：一、漢石經《周易》實非善本，二、今本《易經》尚保有古文的真正次序，寓有易學至高原理。陳氏撰作此文帶有一定情緒，且不明先秦兩漢《易經》文本形成過程和漢代象數學流派異同，以及漢代今古文界畫和熹平石經官辦性質，恪守一隅，非笑大方。
3、春秋公羊傳殘石研究
《隸釋》所載《公羊傳》殘字僅三百七十餘，《春秋》闕如。羅振玉歷年所編，《公羊傳》得四百餘字，《春秋》亦得四百餘字。1934年，仍在洛陽城東之牌樓莊朱疙瘩村出土《春秋》殘石。殘石初出，掘獲者以高價售於金村古董商王道中，消息傳至平津，日人陰告願以4萬元收購，王氏不敢以文物外流而拒之。嗣後程潛、于右任皆有意購置而未洽。1939年，卒以1.5萬元讓與霑化李杏村，時李正任河南省第十區(洛陽)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也。旋以日寇陷洛陽，李氏藏石於熊耳山榛莽間，幸免其難。抗戰勝利，密運抵西安。胡適曾請李培基説項，欲購存北大，李氏隸籍山東利津，故决意捐獻給山東省立圖書館而婉拒之。國民政府遷臺，李氏盡棄身外長物，獨抱殘石赴臺。在臺各機構如臺灣大學、歷史博物館及國外美日考古機構和私人古董商販等皆欲購藏，均未克諧。年復一年，山東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已於1960年過世，李氏捐獻故里宿願無法得償。1964年，李氏年過古稀，乃由立法委員、前河南大學校長王廣慶居間説項，政務委員葉公超贊助，教育部長黄季陸玉成，以有值方式贈與臺灣歷史博物館，成爲該館鎮館之寶。
殘石正面殘存20行，332字，起自僖公十三年至三十三年；背面殘存18行，292字，起自昭公三年至二十一年。都計624字。《春秋》殘石爲近代出土之碩大者，與《周易》二段鼎足而三，故最爲學者所注意。李氏得此瑰寶，首先椎拓贈送給王獻唐。王氏於1942年撰《新出漢熹平春秋石經校記》一文刊於《説文月刊》。王氏博學，其叙經典文本源流清晰，甚可據信。其謂“兩漢《春秋》經傳，本各單行，分經比傳，起於後漢。因凡石經，經皆單刻，傳亦單刻。天水以來，傳世《公羊傳》文殘石可證，此即彼時單刻之經也。”此先定其爲單刻文本，次乃分析《漢志》所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謂《志》凡稱“古”者皆古文書，稱“篇”乃中秘所藏以竹木簡册書者也，而稱“卷”則以縑素書者也。以此衡論，《漢志》所謂古經十二篇，乃《春秋》古文簡書，經十一卷，則指今文縑書。《漢志》經十一卷下有《公羊》《穀梁》二家今文經本，其後併入《公羊傳》《穀梁傳》；劉歆推崇《左傳》，以古文簡書並《左傳》而行，杜預又分經入傳：是以今古文三種經本，分别編入《公羊》《穀梁》《左氏》三傳中。東漢十四博士，有《公羊》而無《穀梁》和《左氏》，故熹平石經刊《公羊傳》，殘石即《公羊傳》之經文也。王氏將殘石取校《三傳》之經文，非唯有異於《左傳》和《穀梁》，抑亦不同於《公羊》。由此更進而别其異同流變云：
《公羊》自胡毋子都，遞傳至眭孟。孟傳嚴彭祖、顔安樂，有嚴、顔之學。西漢只立《公羊》博士，不分嚴、顔，東漢兼立嚴、顔二家。洪氏《隸釋》載《石經公羊校記》，每稱顔氏云云。知用嚴氏本，别以顔本異同校附。嚴、顔同出眭孟，經本分傳，久或有異。顔氏更有泠任之學，有筦冥之學。即顔氏一家，亦未必劃一。石經《公羊》傳文既用嚴本，經必從同。今本經傳出于何邵公，何氏兼采嚴、顔二本。（説見王静安《觀堂集林·書春秋公羊傳解詁後》。）凡石經與今本不合者，皆爲嚴本，而何殆顔本也。其與《左》、《穀》合者，亦皆嚴本，非兼參《左》《穀》也。
文本源流既明，文字異同乃可理解。王氏謂經文之異，類異於字形，不殊於字音，此蓋文由經師口授，弟子聽音而所記各異，求之今讀即或不合，求之古音殆無不合也。其下逐條疏證，精彩紛呈。如“弒”“殺”二字，經傳異文舛亂，難以綜理。段玉裁嘗云：“凡《春秋傳》於弒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云‘弒’者，正其名也。‘弒’者，臣殺君也。……漢《公羊》經傳假‘試’爲‘弒’，斷無有假‘殺’爲‘弒’者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弒’者，皆譌字也。”言之鑿鑿，似無可辯駁。王氏轉從歷史眼光審視之，曰“合形與音，知殺弒一義。初有讀音爲殺者，即用殺；有讀音爲弒者，即用弒。弒猶殺，殺亦猶弒。”針對有人以爲《春秋》正名之書，弒殺當有别。王氏云：
先時此人讀殺，書殺于竹帛。後時他人讀弑，見此竹帛之殺，并讀爲弑。因之《釋文》、字書，殺字亦有弑音。先時此人讀弑，書弑于竹帛。後時他人讀殺，見此竹帛之弑，并讀爲殺。因之《釋文》、字書，弑字復有殺音。其證不勝枚舉。
並云，弒殺初爲一義，東周以後漸起分别，然經書仍舊有互用，秦漢以後始嚴。既别而嚴之後，乃見著録臣殺君者，從而改弒，然改又難盡，致使弒殺歧出。唐立石經，始畫一改竄，至今奉爲圭臬。又云，以後代改定之經傳，律古經傳，以後世弒殺之書法，律古書法，偶有弗合，即紛紛辯難，曲爲辭説。宋元明清諸儒似此者固甚多也。雖未直指段氏之名，其實亦已隱含之矣。回歸《春秋》殘石弒、殺異文，總結之云：
由前經傳異同求之，彼時君殺臣可稱弑，臣弑君可稱殺，殺、弑一事。楚公子比殺其君虔，三傳作弑固可，石經作殺亦可。三傳作弑，古本殆有作殺，後世改使一律者矣。石經作殺，即在熹平時刊定之本，尚未改盡，留在經中者也。
比觀其前後所論，可謂層層鞭辟，委曲人情事理。弒殺特其紛亂難理者，其他亦多能用歷史眼光，以形音義參互求之。是乃疏證殘石異文最爲深切精到者。
王氏爲考釋《春秋》殘石之第一人。之後李氏攜此殘石赴臺，及其有償捐贈給臺灣歷史博物館，趙鐵寒得拓本，撰寫《讀熹平石經殘碑記》，其文則借“記”而追溯闡述熹平石經刊立始末、流傳收藏，最後取殘石文字與《穀梁》《左傳》歧異者，兼參唐石經字形，詳爲疏證。繼趙文之後，吕振端亦作《漢熹平石經春秋殘字考》，吕文依遵屈萬里《集證》體式，分爲概述、校文、《春秋》經部分復原圖。然文章僅刊出概述和校文，内容亦逸出李杏村所藏殘石之外。其後任教新加坡，乃增補著成《漢石經春秋殘石集證》一書。
1981年，歷史博物館乃用王錫範所藏王道中精拓本，剪裱成册，附以釋文，請于右任題辭，館長何浩天作序，並由屈萬里、趙鐵寒題記，印製成一紀念册，是爲最精緻之印刷品。此册印行後，葉程義以趙鐵寒文尚可補苴，再作《漢熹平石經春秋公羊傳殘文考釋》，文前略著“概説”和“作者”，而主要則在對文字之考釋。葉氏著此文，未見王獻唐和吕振端二文，故針對趙文，或是或非，予以補充。其所徵引，亦頗豐贍，新意獨見，亦可參考。每條後附以語譯，俾讀者完整理解。
熹平殘石之匯聚與碑圖復原
1、殘石匯聚與碑圖復原
太學村鄉人家家自爲發掘，散賣與湧入洛陽之學者商賈，商賈復又轉手買賣，故石經殘石散於四方，難以匯聚。1928年，陳承修發起漢魏石經拓本匯聚倡議，後由孫莊和馬衡編輯蕆事，此即《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初集》，之後馬衡、吴寶煒等續有編輯。羅振玉是漢魏石經轉賣、傳拓與研究之中心人物，曾屬意王國維對熹平石經作一完善考訂，不意王氏於1927年自沉，漢石經考訂幻爲泡影，於是自奮而勇爲之，於1929年7月開始編纂《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至1930年6月先後八次編輯，隨即又將前此所編合爲一書，便於查檢，然此後仍有續得，乃再有續編之舉，最後在1938年再合編成二卷。前後十年十多次編集，收録殘石文字達6163言。匯編之價值，不僅在展示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洛陽出土熹平殘石之數量，更重要者，通過羅氏悉心排比校覈，對熹平刻石七經書寫行款形式有一較爲全面而明晰之揭示：
《周易》，分上下經、十翼，爲十二篇。上、下經中，諸卦文蟬聯書之。每卦首畫卦象，當一字，不空格。每篇題佔一行，《文言》《説卦》每章首空一格，復加點識之。行73字，間有69至78字者。
《尚書》，篇題佔一行，行73字，間有70至76字者。
《魯詩》，二《南》，《國風》，大、小《雅》，三《頌》篇題各佔一行。每章末側注章次，曰“其一”、“其二”，兩字當一格，即篇僅一章者，亦側注“其一”字。每篇末章句下空一格，加點。其每什後題亦空一格，接書於章句之下。二《南》至《小雅》行72字，間有70至74字者。《角弓》以後至三《頌》則70字，間有68至74字者。
《儀禮》，每兩章銜接處，於兩字間加點，而不空格。行73字，間有70至76字者。
《春秋》，每易一年，空格，加點。行70字，間有68至74字者。
《公羊傳》，每歲冠以某年，其上空一格，加點。至每事，則於首末兩字間加點而不空格。行73字，間有69至74字者，中有一行至141字。成公八年以後則71字，間有70字者。
《論語》，每篇題各佔一行，每章首空一格，加點。行七十四字，間有71至78字者。
以上雖未必是熹平石經之原式，但却是羅氏比勘今本，在殘石中尋覓揣摩，悉心整理所得，在石經研究史上功不可没。王國維在《魏石經考》中復原魏石經碑圖，對熹平石經碑式有所觸及而未能有一概觀。熹平石經大批出土顯世，羅、王有約，“擬就前籍所記經石之數及石之高廣以求行字之數，寫定碑圖”，故王氏逝世前，已有漢石經《論語》首末未成碑圖二幅。及至羅振玉七經書寫款式甫定，適值張國淦《歷代石經考》殺青付梓，於是張氏毅然承擔起復原漢石經碑圖之重任，起草刊布其復原碑圖之叙例。
熹平經碑距今一千七百餘年，殘毁沉埋，早已形製無存，要恢復圖示其原型，勢所難能。張氏在清儒及羅、王、馬、吴等人已取得之成果基礎上，設計一可行方案。其涉及經文次序者，有諸經次第、一經中篇次、一篇中章次；而涉及碑制者，有每行字數、每碑行數、各經碑數、每碑陰陽面書法，而最爲繁雜者是今古文文本之字形。
關於經文次序。歷來有古文經序例和今文經序例，《漢志》《隋志》所記《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皆古文經序例，唐石經依之。熹平石經如何排列，《西征記》和《洛陽伽藍記》所記互有顛倒。而《洛陽記》記：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28碑，南行《禮記》（即《儀禮》）15碑，東行《論語》3碑。張氏根據王國維考證，西行失記《魯詩》及《春秋》二種，以今文次序排列：西行：《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南行：《儀禮》，東行：《論語》。
關於諸經各自篇次。既是今文經，自當以今文經排列。如《魯詩》，八百年前趙明誠説殘石與《毛詩》篇第不同，嗣後成爲懸案，及殘石出土，經羅振玉排列得知：“《鄭風·山有扶蘇》上非《有女同車》，《小雅·彤弓》之後爲《賓之初筵》，《吉日》之後爲《白駒》，案：又有《贍彼洛矣》之後爲《湛露》。《大雅·旱麓》之後爲《靈臺》，《鳧鷖》之後爲《民勞》，《韓奕》之後爲《公劉》，《桑柔》之後爲《瞻邛》《假樂》，又《卷阿》在《文王》之前。”等等。此僅就已有殘字者言之，其未有殘石者，只能暫依《毛詩》次序。《尚書》依今文本，合《舜典》於《堯典》，合《益稷》於《皋繇謨》，《盤庚》三篇合一，合《康王之誥》於《顧命》等。《周易》既用今文本，則與今傳王弼本不同，當是《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説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儀禮》因有“鄉飲酒第十”殘石出土，知用大戴本，與今鄭注之劉向本不同，其序次爲：《冠禮》第一、《昬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春秋》，今本《春秋公羊》以傳附經，係後人合併重分。漢代官學《春秋》《公羊》當如《漢志》所記十二公爲十一卷，殆以閔公文少而附於《莊公》。《論語》從尾題已知用《魯論》，則爲二十篇。
關於一篇中章次。羅振玉在《集録》中已揭示：《魯詩·式微》二章，第一第二章章次互倒；《黄鳥》三章，《魯詩》“中行”在“鍼虎”後；《都人士》無首章。《儀禮·鄉飲酒》之記文，與今本多寡懸殊。《尚書·毋逸》，據《隸釋》“祖甲”三十八字在“中宗”之上。《論語·堯曰》無最後“子曰不知命”一章。
關於碑制行款。文本確定後，便是如何安排書寫，即按何種行款復原。前據羅振玉《集録》考定，各經每行字數，甚至一經前後每行字數亦不相同，而大致在73字上下，多者達78字，少者僅68字。如殘石文字上下有餘石者，表明該字爲一行之最上或最末之字，即以之爲基準，如其上下有跨行殘石文字連接，即可證石經文本與傳世文本文字之多寡。如無餘石之殘石文字，只能暫按羅振玉排定之字數排列，以冀續得有可依據之殘石文字來修正。
關於行數碑數。王國維在《魏石經考》中曾約略定漢石經每碑35行。張氏用新出殘石校覈，每有扞格，無法安排。受羅福頤“石經碑兩旁餘石，例寬建初尺五分，已見殘石可證”説啓發，即以兩旁有餘石者定其行數，餘石在左者爲碑面之末行（按，原作“首行”，誤，今正），在右者爲碑面之首行（按，原作“末行”，誤，今正）。即此找出二十餘塊或左或右或左右皆有餘石之殘石，以定其碑之行數。其他未有餘石爲定點者，只能按前後行字平均計算。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仍有好多不可解之餘石現象。字數行數大致有定，經碑碑數方始能言。王國維曾謂《洛陽記》所言46碑爲漢石經確數。張氏基於以上所説餘石計算之，《魯詩》每面約32至34行，應是十八面九碑；《尚書》每面約26至31行，應是十面五碑；《周易》每面約37至39行，應是八面四碑；《儀禮》每面約27至35行，應是卅面十五碑；《春秋》每面約27至38行，應是六面三碑；《公羊傳》每面約36至39行，應是十二面六碑；《論語》每面約36至47行，應是六面三碑。
關於經碑陰陽面書法。《西征記》和《洛陽伽藍記》皆言“表裏隸書”，然出土殘石表裏皆存字者僅《魯詩》二碑、《周易》一碑、《春秋》一碑，《公羊傳》二碑，共六碑，其他皆只單面文字。經研考，經碑陽面自右向左書寫，陰面自左向右書寫，每經自爲起訖，各經不相連續。
以上看似複雜，尚可總結前人成果，得其契入之方案，而最爲繁複無定者是文字。諸經文字與其所用何家文本緊密相連。東漢立十四博士，《詩》有魯、齊、韓三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禮》有大小戴二家，《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春秋公羊傳》有嚴、顔二家。截止張氏撰碑圖時，已可確定《詩》用《魯詩》，《禮》用大戴，《公羊》用嚴彭祖，《論語》用《魯論》。至於《尚書》用歐陽還是大小夏侯，《易》用梁丘還是京氏，尚無定説。張氏傾向於小夏侯《尚書》和京氏《易》。於是他首先在所有出土殘石中剔除他認爲之僞石，取其文字與傳世本對校；摘出石經用字，取證於段玉裁、顧廣圻、馮登府、李富孫、吴大澂之説及漢碑字形，將殘石字形在本經中推衍運用。如《詩·葛屨》“維是褊心”，出土殘石《魯詩》“維”作“惟”，張氏云：“新出《魯詩》亦作惟。此經凡‘惟’字具當作‘惟’。《尚書》‘惟’作‘維’，《論語》作‘惟’，又作‘唯’。”共計摘出殘石用字259個（包含《隸釋》殘石異文），又遵從臧琳意見，將張參《五經文字》所列“上《説文》，下石經”中之84例石經文字摘出，更將經史注疏或後人輯録之明言誰家之文及雖未明言而僅言“今文”者，一併運用到相應經文中，並用符號加以識别。凡新出石經殘字，旁加“。”；《隸釋》殘字旁加“◎”；諸家引用今文旁加“·”，俾其所改可以按覆。各經標題書寫格式及章節空格加點與否之例，悉從羅振玉所示。
張著還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按照其本原意圖，欲將碑圖所涉殘石拼接後照原拓影印，分别注明某面某行，俾與碑圖互相對照。後作輟相間，竟未抵其成，留下一段遺憾。二是碑圖既成，正反面行字位置隨之而定，就所定之碑石，四十八碑中有三十八碑皆有新出殘字，由此對《隋書·經籍志》《封氏聞見記》所載後魏神武帝將石經徙鄴一事應重新省思。
張氏碑圖復原之前提，多得《隸釋》所記，清儒所考，尤其是殘石出土後王國維、羅振玉、馬衡等學者精研成果之助，然縱觀此一浩繁舉措，亦足見其工程之大，用功之深。屈萬里曾謂張著碑圖“理繁治劇，厥功甚偉”，信然。儘管張撰碑圖遺留不少矛盾與遺憾，後人亦多有修正改易，然大多不得不在其碑圖基礎上進行細研深討。故張撰碑圖既是二十世紀前三十年漢石經集大成之著，也是一部石經學上里程碑式著作。張著付梓行世二十年後，由馬衡積三十年收藏之富而撰著，陳夢家、陳公柔主持整理的《漢石經集存》面世。《集存》在每塊殘石釋文下仍一一標注張著碑圖位置，雖偶有改易，而大體遵行，後附所有拓本。此從某一角度而言，正是張氏欲做而未及完成之工作，其價值可見一斑。至屈萬里著《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謂張氏《尚書》碑圖或26行，或40行，差異太大，經研究調整爲每碑37至39行，全書占四碑八面，修正張説。與屈氏相反，許景元在考證洛陽新出熹平《尚書》殘石時，看到《尚書》校記甚多，推算《堯典》《舜典》校記占9至10行，《皋陶謨》《益稷》校記占十三四行，而復原後校記左邊已近邊緣，肯定容不下夏、商、周二十多篇校記。許氏此時該未見屈氏“四碑八面”之説，而對張國淦“五碑十面”説提出質疑，以爲可能會更多。凡此矛盾和異説，都爲後人留下了研究空間。
2、碑式行款尺寸與字體
熹平石經刊成後，樹於太學，四方學子競相摹寫，而未關注其形製。世傳言石經碑制者，最早見於《後漢書》。李賢《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楊佺期《洛陽記》載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出土東漢之尺，一尺在23釐米至24.5釐米之間。則一丈許當在230釐米至245釐米左右，廣四尺在92釐米至98釐米左右。即以楊佺期兩晉時出土銅骨尺長度計之，亦不足245釐米與92釐米。然以實物毁棄，無從驗證。王國維著《魏石經考·漢石經經數石數考》，以朱説爲準，參以傳世宋拓本行款字數，謂縱得七十餘字者，横當得三十餘字，並推定每碑35行左右。馬衡據石經字體大小尺寸，謂每碑容39行至40行，後張國淦、屈萬里定每碑行數，亦皆未能與高廣尺寸及行間距離相互關聯考慮者也。後日人塚田康信定碑石尺寸爲高約300釐米，寬約120釐米。不知其所據。1981年，許景元以新出熹平《尚書》殘石爲基點，考定《尚書》第一面碑文爲35行，從而云：
現從新出的經文來推算，直行經文每十字爲23.5釐米，正合東漢的“建初尺”一尺整，横排經文每十字約24.3釐米，折合一尺有餘。面寬三十五行，加上兩側邊寬，共約88釐米，合“建初尺”的三尺七寸，碑文長度（按七十五字計算）約176釐米，折合七尺四寸，長寬爲二比一，恰好是竪行倍於横排，這與《水經注·穀水》記載“石長八尺，廣四尺”大致相合。又《洛陽記·朱超石與兄書》：“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這裏所説的碑高一丈，應該還要加上碑首空額、碑底留空的尺寸和碑座的高度，這樣才與記載的相符。
此從獨立一碑而言，自成款式。然許氏又云其所見碑座有十四方。其長度（即碑身之寬度）狹者92釐米，寬者137釐米，寬狹相差45釐米，預示各碑之寬狹不相一致，則每碑行數亦有一定差異。范邦瑾曾就上海博物館所藏幾方大塊《周易》殘石，以論證熹平石經原碑尺寸及刻字行數。碑石之寬度，范謂《周易·繫辭》原石無界格，行與行間距一般不到0.5釐米。兩側邊緣部分餘石寬達1.5-1.8釐米，推知原碑寬度當爲94釐米。“正合建初尺四尺，與《洛陽記》載‘廣四尺’完全相符”。碑石之長度，范謂每行刻字73至74字，實測兩石，每10字約爲23.5釐米，74字當爲174釐米；碑頂11-12釐米，則碑身露出部分高約196釐米。加碑座35釐米，總高231釐米。“合建初尺九尺八寸強，與《洛陽記》載‘碑高一丈許’亦相近”。范邦瑾以《周易》碑石寬94釐米、長196釐米與許景元《尚書》碑石寬88釐米、長176釐米相較，以爲許景元所謂與《水經注》記載“石長八尺，廣四尺”相合，實則《水經注》所計乃魏石經而非漢石經。他認定熹平石經之碑石長與寬當依《洛陽記》“碑高一丈許，廣四尺”爲準，每碑在35至38行左右，而懷疑許景元所展示之碑座中有曹丕《典論》等其他碑石之碑趺混入其中。
按，范文所論之《周易》殘石中混有方若僞刻殘石在，方若僞刻即依據張國淦復原之碑圖定製，故原石實際行數未必就是38行。由此審思許景元所展示之十四方碑座，其100釐米者一，117釐米者四，119釐米者一，137釐米者一，計七方，而曹丕《典論》僅三碑，雖可容有他碑雜側其間，究無實物可證。料想東漢採石，亦未必能長寬劃一，寬狹差别，亦在所容許，故原碑之寬度，尚須進一步探究。但施安昌據馬衡所捐三體石經《尚書》《春秋》大碑測量，總高180釐米，横寬98釐米，加上天墬周邊和碑趺，當在2.4米，寬1.2米。他認爲“三體石經是仿照漢石經建的，所以漢石經碑石大小應與此相同或相近”。
至於字體，石經爲一字隸書，此無疑義。亦謂之八分。八分之名，相傳出於王次仲，然次仲爲秦人，爲漢人？在章帝時，抑靈帝時？衆説紛紜；八分之體，二篆八隸，抑取勢八字，亦莫衷一是。施安昌通過對漢石經殘石文字仔細測量，謂漢石經文字以漢尺度量，正好在八分左右，施又謂漢代碑刻和摩崖，字形小則寸半，大則三四寸以上，而石經適值八分，别具一格，遂引《唐六典》“八分，謂石經碑碣所用”爲據，證所謂八分，即漢石經文字。更以此爲基點，梳理漢隸演變痕跡，贊同啓功之説，謂漢魏之際，書體嬗變，新體下筆之頓勢、收筆之波折漸漸失去，形成一種新俗體、新隸書，亦即真書之雛形。“既有了新隸字，於是舊隸字必須給予異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區别，所以稱之爲八分”。此依據漢石經字形分寸大小立説，當是一種很有參考價值的見解。
熹平殘石辨僞
隨着三體石經、熹平石經相繼出土，商賈、學者及研究機構争相收購，殘石身價驟然上升，僞刻隨之産生，流入市場，真僞混雜，於是有人著文辨别。
伴隨熹平殘石之出土，有一塊記載刻石事宜之殘石，1924年出土，吴維孝收録，並介紹云：“石係斜斷，截作三角，表裏鐫刻，隸書。甲子秋，雒陽出土。石出爲兩段，竝合施氈，得表叙殘字各一石。今存北京教育部某氏家。”吴氏定其名爲“表叙”，“與五經博士”一面存74字，“郎中孫進”一面存84字。1930年，北平圖書館又從洛陽收得一塊《後記》殘石，原石寬尺餘，長二尺許，兩面有文，一面有“張鉉、周達、尹弘”等名，一面有“孟郁”等名，共存一百四十餘字。北平圖書館獲購後刊登廣告，謂洗刷後即摹拓，以廉價餉世，因而傳播甚廣，學者多據之考説熹平石經。唯陳子怡於其拓本甫傳之際，即在《女師大學術季刊》上刊發《熹平石經後記真僞考》，翌年又有《漢熹平石經後記真僞考内的自行更正》之補證。開首言“北平圖書館近自洛陽運來漢石一枚，定名《漢熹平石經後記》，石兩面刻字；字之大小，各與俗所云《石經序》者相等。”
殘碑兩面刻字。陳文先將殘石文字與《後漢書·儒林傳》《吕強傳》相校覈，如謂“□字摩滅，解落靈脱□……章言考覆紛紜家殊……猾吏以人事相陰陽，或競……留心稽古汲汲以觀校序文……雜與光禄勳劉寬五官中郎將堂谿□……”，與《後漢書·吕強傳》“諸博士試甲乙科，争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云云文義相符；又反面如“□三雍……濟濟乎藝，孜孜匪惐，令聞不已，厲化萬□……”此與《儒林傳》“初建三雍……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合。由此認定此乃《水經注》載陸機所言《太學贊碑》内容。然若是《太學贊碑》，當亦是大碑，而殘石正反兩面皆八行短作，且正面字大，背面字小，此疑點之一。從作文紀事體式而言，其先後皆有一定次序，殘石却顛倒錯亂，不符常規，此疑點之二。從文字考之，其云“經本各一通”，“本”非漢時所用之辭，此疑點之三。從“《論語》即韶所校定”，陳謂漢代五經，不數《論語》，邊韶是著作東觀，而非校書東觀。此疑點之四。從碑石位置考慮，漢時立於太學門外，《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謝承《後漢書》。袁宏《後漢紀》解云“立石太學門外（之前）”，至晉時始移至開陽門外講堂前。殘石“列置講堂”云云，殆是後世位置，此疑點之五。殘石稱“巡欲鑿石正書，立於太學”，雖史稱李巡“清忠，不争威權”，然其文墨之事未必擅長，此疑點之六。殘石云“隆暑炎赤，非倉卒所成，可須秋涼收……”，陳謂石經始鎸於熹平四年，至光和七年而成，“豈秋涼後可竟其業耶”？此疑點之七。凡此云云，皆足見其僞而已。又加此石厚僅營造尺五寸五分，未免過薄，難以支撑高八尺寬四尺之大碑。陳氏所揭疑點，有足可辯者，如李巡雖宦官，却曾注《爾雅》，於文墨未必不擅長。陳氏於翌年刊出《漢熹平石經後記真僞考内的自行更正》，撤銷其所説漢代無“本”之説，舉劉向較讎，“一人持本”爲證。然其他所致疑者，足以引起我們致思深慮。馬衡於1931年撰《從實驗上窺見漢石經之一斑》，應見陳氏之文，而仍將《後記》殘石所載張玹、周達、尹弘、孫進、傅彌、陳懿等列入“校理人名表”，表明其仍信其爲真。
即當陳氏撰文辨證《後記》殘石之僞時，洛陽又新出一塊《尚書》殘碑。殘石表裏刻字，表面12行，前《大誥》7行246字，中空一行，爲《康誥》篇題，後刻《康誥》4行89字。裏面11行，爲《洛誥》240字。表裏都計575字。殘石甫出傳至北京，吴承仕即撰《新出僞熹平石經尚書殘碑疏證》，以證其僞。吴氏認爲，宋代洪适《隸釋》所載，《盤庚》字數最多，才百七十二字，而《多方》僅五字。今新出殘石，大多一二字，至多不足三十字。此石竟有六百字至多，且文句相承有三十字以上者，爲宋以來所未見。此見雖有其理據，然大塊《周易》殘石出土，其文字遠多於此，以此推之亦不無可能。但吴氏復又從文字異文比例及今古文文字上考訂辨證之。其比較《隸釋》所載《尚書》殘石與傳世《孔傳》本文字異同如下：
吴氏以此統計，漢石經殘字平均六七字中，必有一字與孔傳本相異。若以此推算，所出《大誥》《康誥》《洛誥》殘石575字，當有84字有異文，然今經吴氏校覈，僅有異文6字，懸殊太大。雖説異文多少，不能以比例求之，但總體不應相差過多。何以如此判斷？吴氏云：
孔傳古文，梅氏所獻爲隸古定本，訖范寧而改爲今文集注，已非隸古之舊。陸元朗所謂“宋齊舊本，徐李所音，所有古字，今亦無幾者”，是也。唐天寶閒，衛包又悉改爲今字，則更非陸氏所見之舊，其去隸古定本益遠矣。今謂三家之傳，乃下與衛包改字之本相應，有是理乎？
此確爲一極有理據之事實判斷。他進而又列出殘石與孔傳本的六組異文：嗚呼——於戲；殪——壹；丕——不；享——亨；監——鑒；士——土；惇——敦。就此六組異文觀之，常見異文“於戲”外，皆是點畫稍異之字。即如《隸釋》中憸民——散民；無侮老成人——毋翕侮成人等悉皆無有，未免無法取信於人。
再從行款審視，就《隸釋》所録殘文及漢人所述，至大小夏侯、歐陽三家經文不僅與古文本大異，即三家内部亦互有歧出。今殘石有《大誥》《康誥》《洛誥》三篇，其殘石文句字數竟與孔傳本無大差異，亦非事理之常態。最後他以傳世文獻與前儒經説中之今古文用字與文義來甄别其僞。如：殘石《大誥》“允蠢鰥寡”，鰥寡是常用詞，《無逸》有“惠鮮鰥寡”，《隸釋》所見《無逸》殘石“鰥”作“矜”，似漢代今文作“矜”，以此推之，《大誥》此處應作“允蠢矜寡”；殘石《康誥》“宅心知訓”，江聲云“今文‘宅’皆作‘度’”，《隸釋》録《立政》篇殘字“宅心”亦作“度”，今同孔傳本作“宅”，是不知古今文之不同也。
經吴承仕疏證，此石係僞刻應確鑿無疑。故羅振玉合訂定本《集録》和馬衡《集存》皆不收。屈萬里撰《集證》，亦棄置不予圖示。其録文隨吴承仕文同時刊於《國學叢編》外，不再有人論及。
漢石經僞刻之最大宗者，當數方若之藏石。方若字藥雨，1933、1934年著《舊雨樓漢石經殘字記》《續記》《再續記》，徵引者不多，其藏石與拓本流傳亦不廣。抗戰勝利後之1946年，教育部令中央圖書館接收僞政府内政部長陳群之澤存書庫，檢尋所藏，發現一部剪裱本石經殘字拓本，書名題“舊雨樓藏漢石經”，共計四册。内容遍及七經，字數約在一萬二千許。嗣後拓本作爲善本隨中央圖書館遷運至臺。1961年，屈萬里撰著《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開列著録漢石經《周易》之著作，列有“方若《舊雨樓藏漢石經》，七卷，集拓本”一種，並云：“《漢石經集存》最後出，除方氏藏石爲馬氏所未見外；其他諸書中之資料，馬氏書中已盡收之。故欲覘漢石經《周易》殘字者，但備有方、馬兩氏之書，即不必更置他本矣。”故其著碑圖，亦將方氏藏石文字圖示之。翌年，撰《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已從河北博物院畫刊上查得1935年8月出版之院刊上刊載方若所藏拓本，心知其僞，云：“至於舊雨樓本漢石經殘字，予於撰《周易殘字集證》時曾疑之，而無以確證其僞；今已知其實爲贋鼎。”屈氏何以撰寫《尚書殘字集證》時會發現其僞刻？殆以張國淦復原《尚書》碑圖爲五碑十面，其每碑行數有26行與41行之差異。屈氏調整爲37至39行，經此整比，舊雨樓殘石之行款呈顯一石而在兩碑上，蓋方氏殘石即仿張氏碑圖而製作者也。數年後，屈氏撰《舊雨樓藏漢石經殘字辨僞》，專文揭其僞跡。
僞跡之一是字體不合。自洪适以還，遍觀深研漢石經者，咸知石經各經字體不同，非蔡邕一人所書。洪氏曾言：“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説、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别有趙䧕、劉弓几、張文蘇、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羅振玉亦云：“今目驗諸經殘字，果筆跡各異。”然觀方氏所藏殘石，其筆跡完全出於一手，與原石筆跡相左。僞跡之二是《尚書》碑數不合。張國淦復原《尚書》碑圖爲五碑十面，舊雨樓殘石復原後與張氏碑圖行款一致，而屈氏認爲漢石經《尚書》應是四碑八面，故指方氏殘石爲僞刻。僞跡之三是殘石部位不合。此係由前一點引申而顯現者。
由五碑十面改易爲四碑八面，方氏殘石就會出現一塊殘石文字分顯在兩碑上。僞跡之四是錯改經文。張國淦碑圖中丕、享、格、鰥等字，舊雨樓殘石改易爲不、亨、假、矜。屈氏認爲此等移易，改猶未改。筆者以爲，聯繫前述吴承仕辨《尚書》僞石所指出之異文組，可以推測，舊雨樓殘石係吸取吴承仕指出之今文文本字形而作僞。鑒於方氏精於鑑别，是一位有鑑賞能力的收藏家，故屈氏推測，舊雨樓殘石是方氏精心設計之僞刻，若係轉賣，以方氏之鑑别能力，不可能被蒙騙。同時又指出，《河北博物院畫刊》上所刊登者多小塊殘石，其大塊石經之刻，很可能已在抗戰期間。依屈氏之推想，方氏在張國淦碑圖行世後，不斷在依仿碑圖作僞，此一推想可從下面一組數據對比中得到點滴啓示。屈文將攜至臺灣之剪裱本字數統計後列於文中，後羅福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亦開列僞石七經字數，茲排列對照如下：
屈氏所計爲約數，羅氏似已精確計算其字數。其中《書》《儀禮》《春秋》三經所計相去不遠，是剪裱本與羅福頤所見拓本（或剪裱本）相同。而《易》《魯詩》《公羊傳》《論語》四經，羅氏所見遠多於屈氏所計，羅家收藏石經拓本之富，舉世公認，是否方氏在剪裱本之後又有造作，今尚未能確知。筆者從天津博物館及其他單位收集，已有二十多面，散在公私藏家篋中當亦有之，容繼續蒐訪，俾作一完善之考證。
屈氏之後，撰文辨正僞石者，即是其弟子程元敏對洛陽新發現的6278號《尚書》校記殘石。然此石之發現亦有其發掘來源，就中細節尚待進一步研究。綜而言之，一百年來，熹平殘石出土不少，僞刻更多，羅振玉、馬衡在彙集時已有辨正，而散在民間之傳拓本亦真僞雜糅，其中有真而被指爲僞，亦有僞而轉認爲真者，石經辨僞工作尚有待深入。
作者簡介：
虞萬里，1956年生，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近年相關論文有《董逌所記石經及其〈魯詩〉異文》（《文獻》2015年第3期）、《〈尚書•無逸〉篇今古文異同與錯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趙明誠所記〈漢石經遺字〉之價值》（《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等。
美 编：罗欣宇